以人口流动为表征的空间相互作用是热点议题，然而关于其影响因素的非线性机制尚未被充分揭示。论文利用2018年腾讯迁徙大数据，以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改进重力模型，分析距离衰减系数的非线性特征。研究发现：① 城际联系的距离衰减系数呈非线性，偏依赖图曲线存在2个“平台区”(距离衰减系数接近于0)和2个“衰减区”(距离衰减系数约为2.8)，将直线距离替换为路网距离，2018年数据替换为其他年份数据后，结果仍然稳健； ② 与基准模型相比，航空、铁路及公路交通下的距离衰减系数非线性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春运期间的距离衰减系数基本保持一致。建议根据城际联系距离衰减规律布局都市圈和城市群，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

城市是区域人口、产业等要素集聚的主要空间载体，系统揭示黄河流域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对于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黄河流域2007—2019年城市建设用地数据，论文运用信息熵模型分析了黄河流域城市建设用地结构的时空演化特征，并用随机森林模型探讨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7—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5.34%，但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信息熵不断降低，经历了“高位无序—相对稳定—低位有序”的变化过程；② 黄河上、中、下游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增速依次加大，年均增速分别达到3.91%、5.06%、6.22%；中游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信息熵下降最多，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降幅相近；③ 黄河流域各类建设用地主要配置在省会及经济发达城市；黄河流域城市用地结构信息熵存在空间异质性，省会城市及经济发达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信息熵存在降低趋势，而欠发达城市的信息熵逐步增大；④ 城市用地规模和城市人口规模对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演化的作用最强，产业结构升级和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强度次之，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支持力度的作用较小，上中下游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异质性；⑤ 城市用地规模、城市人口规模、财政支出规模与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信息熵呈正向变动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信息熵呈负向变动关系，政策支持力度则与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信息熵呈现出“倒U”型关系。

为揭示中国特大城市住房市场中，不同购房群体在住房价格空间特征上的差异，论文对购房人群的户籍归属地进行划分，以“本地—外来”的视角分别刻画了长沙本地与外来(长沙户籍与非长沙户籍)2类购房者房价格局的时空演进。采取动态空间滞后特征模型(STAR-Hedonic)分析了区位、景观、邻里等因素对2类购房者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长沙外来购房者房价梯度下降更快，空间更平滑。② 长沙房价空间一江两岸双中心的总体格局逐步成型。传统CBD五一广场对城市房价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对本地人房价梯度和价格弹性程度维持较高水平，副中心梅溪湖新城对外来人群房价的影响因子的提升幅度更大。③ 外来购房者对住宅品质和邻近配套有更高的支付倾向。④ 楼市的繁荣期和调控期，周边交易价格对2类购房者的影响程度不同。论文从功能需求、主观因素、政策区别和经济动机4个方面探究了2类购房者房价空间分异的成因。在“房住不炒”背景下，关注不同人群房价空间演进和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有助于特大城市房地产市场“精准调控”的实施。

随着中国城镇的快速发展以及市民环境意识的提高，由邻避设施引发的矛盾日益增多。合理规划邻避设施，是促进环境正义、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课题。论文从“规划云平台”获取广州主城区邻避设施的地理信息数据，通过Python语句编码收集广州主城区小区平均房价数据，运用克里金插值法分析邻避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邻避设施与周边住宅价格的关系。研究发现，广州主城区邻避设施的布局与低收入住宅区的分布在空间上具有一致性，邻避设施主要分布在房价较低的住宅区周边；邻避设施对周边小区房价的影响与邻避设施的类型和所在区位相关，城市边缘区的邻避设施对房价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城市中心良好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污名化类的邻避设施对房价的影响程度明显小于污染类、风险聚集类和心理不悦类邻避设施。本研究对有关城市邻避设施的科学规划布点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是海南自贸港建设亟待研究和突破的“靶点”。论文通过测算2011—2020年海南自贸港18市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利用Dagum基尼系数与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刻画效率的时空异质性，并借助随机森林模型揭示其驱动机理,创新性地从时空视角挖掘海南自贸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分异机制。研究发现：① 海南自贸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时空非平衡性明显，时序上阶段性显著，空间上呈西高东低、高值聚集、中部“洼地”的分布特征，西北部市县与中部市县各自逐步形成高值、低值聚集区；② 总体及沿海市县梯度分化特征逐步加强，而非沿海市县内部差距则逐步缩小，沿海区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空间分异是总体分异的主要来源；③ 政府干预是效率分化的主导因素，含金融集聚度在内的影响因素对效率均呈非线性影响且作用趋势与阈值各异，各因素的边际产出能力及各市县对要素的吸收与应用能力的动态差异是时空异质性的主要来源。研究结论可为优化海南自贸港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行，城市内迁居行为日趋频繁。洞悉不同年龄段居民迁居内在驱动力，能为城市居住环境规划与建设改善提供依据。论文利用2019年与2021年武汉市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以生命周期理论为研究视角，识别武汉市四环内不同年龄段居民交通小区迁居强度，并提出建成环境因子特性与迁居强度关系模型，探讨居民生活圈内各建成环境因子对多年龄段居民迁居影响的特性差异。研究发现：① 不同年龄居民的迁入与迁出强度在不同城市区位上存在分异，19~39岁居民相较于40岁以上居民迁居更频繁；总体呈现内环线的交通小区迁入与迁出强度表征偏高，且均大于外环线的交通小区。② 公共服务设施、交通便利度和居住环境维度内相关指标是影响居民迁居决策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同年龄段居民居住需求不同，部分变量因子在不同年龄段下特性分异明显。考虑到各年龄段居民迁居强度及因子特性不一，相关规划决策需采取差异化的建成环境改善措施，科学引导不同年龄居民迁居，优化城市人口分布。

城市地理与城乡规划一直关注城市活力与建成环境的关系。论文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通过采集百度热力图、建筑矢量数据、路网数据、兴趣点数据等多源空间大数据，应用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探究建设强度、功能性质和交通可达性3个维度的建成环境要素对城市活力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并对比工作日白天与夜间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① 容积率对城市活力塑造的相对重要性最高，其次是休闲设施密度与公交密度，且白天与夜间的差异不显著。合理的开发建设强度、集聚的休闲与办公设施、公交导向交通发展，更有助于塑造充满活力的城市。② 各建成环境要素与城市活力之间均存在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且部分建成环境要素白天与夜间的差异较明显。研究结论可为精细化的建成环境规划与治理以促进城市活力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老年人的日常活动水平与身心健康密切相关，且受到多种邻里目的地空间的复杂干预。但目前研究较少关注到老年人的活动机会特征和以邻里目的地为中心的建成环境范围。论文结合“城市人”理论，从老年人的生存、接触和社交等需求出发，以大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老年人对日常活动感知和参与数量的问卷调查数据，并选取商业服务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教育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作为老年人潜在接触的邻里目的地，借助聚类分析、线性回归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活动机会类型及其建成环境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老年日常活动机会可分为旁观型、目标型和活跃型3类；商业服务设施对活动感知、休闲娱乐设施对活动参与有显著影响；医院的环境适宜性对旁观型老年人、商场的空间区位条件对活跃型老年人分别存在较大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精细化地建设老龄友好城市提供新思路。

古镇类旅游地的商业同质化是该类旅游目的地同质化的主要表现，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旅游地的经济发展，但也影响到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导致了目的地商业经营的无序局面。论文以大理古城为例，通过编程获取大理古城内部的街景图像数据，并利用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等技术识别出街景图像中的店铺标牌文字信息。在此基础上构建指标模型，对案例地商业同质化进行测度，探讨了古镇旅游地商业同质化的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论如下：① 大理古城总体商业同质化的空间分布呈现核心—外围特征。商品经营型店铺在旅游核心区的商业同质化程度高，表现出街道分布的特点；而服务经营型店铺在旅游外围区的商业同质化程度高，表现出街区分布的特点。② 旅游资源分布、规划调控、区位条件和资本介入是导致商业同质化的主要因素，竞争和聚集是形成商业同质化的2种主导机制。③ 利用计算机视觉与机器学习等技术提取街景图像中的店铺标牌文字信息，将同类型店铺的重复数量和集聚水平作为指标构建模型并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能够实现对古镇旅游地商业同质化的空间测度。该研究的数据处理方法与模型构建方法可丰富利用街景图像进行的社会景观研究，相关结论可为古镇旅游地的管理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设施农用地是农副产品重要的空间载体。在土地利用转型视角下，区域耕地、非农建设用地规模对设施农用地规模的作用机制及其空间效应尚不明确。论文基于第二、三次全国土地利用调查数据(简称为“二调”和“三调”)，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等方法，系统分析泰安市设施农用地的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二调至三调期间，泰安市设施农用地规模总量相对稳定，但净变化剧烈，耕地、非农建设用地分别是设施农用地主要的转入来源、退出去向；② 泰安市设施农用地呈现出从县城中心向外围推移的规律性，远城区集聚趋势不断加强；③ 二调时期，耕地规模促进设施农用地扩张，而三调时期，耕地规模抑制设施农用地增长，并且在远离县城的乡镇表现更为显著；④ 二调、三调时期非农建设用地均稳定促进设施农用地扩张，这一作用在空间上普遍存在。研究结论可为耕地“非粮化”“非农化”治理以及设施农用地的空间布局调整提供理论支撑。

21世纪以来，小城镇已成为东非快速城市化的重点区域。论文对坦桑尼亚、乌干达2个东非典型国家的城市进行了等级划分与数量统计，确定以10万人以下的城镇、小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7个自然环境变量与6个社会经济变量，结合城市数据，构建最大熵模型。利用模型得到的平均生境适宜性指数(HSI)判别小城镇形成适宜度、划分潜力区，并与人口密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 距区域性主要交通干线距离、距全国性主要交通干线距离、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与距大城市距离对两国城镇、小城市的贡献率均较高；不同国家不同规模城市有其特有的高贡献率变量。② 随城市规模增大，交通干线贡献率下降，自然环境变量贡献率上升。③ 坦桑尼亚北部HSI值整体高于南部，HSI高值区城镇呈团块状，小城市呈条带状。乌干达全境HSI较低，HSI高值区城镇以坎帕拉为起点呈放射网状，小城市为碎片状。两国HSI高值区基本位于路网、河流湖泊附近。④ 坦桑尼亚人口密度普遍小于乌干达，潜力区总面积则大于乌干达。潜力区与人口密度关系主要分为3种：比周边人口密度大，为历史悠久、经济实力强、靠近大中城市地区；与周边人口密度相近，为快速发展中的地区；比周边人口密度小，为区位条件优越地区。研究结果填补了资料稀缺的东非地区小城镇研究不足，可为东非国家未来城市建设及中方与东非的投资合作提供建议。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近60 a江淮流域梅雨特征量及梅雨期分级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还不明晰。论文采用江淮流域1961—2020年239个气象站逐日降水、气温和NCEP/NCAR再分析资料识别梅雨过程，研究梅雨入出梅日期等特征量及梅雨期不同量级的雨日数等指标的时空特征，计算城市化对梅雨期强降水的贡献。结果表明：Ⅰ区(江南区)平均入出梅最早，Ⅱ区(长江中下游区)次之，Ⅲ区(江淮区)入出梅最晚，梅雨期长度依次为30、30和24 d，入出梅日和梅雨期长度趋势性均不明显。Ⅰ区平均梅雨雨强最大(367.6 mm)，Ⅱ区次之(298.4 mm)，Ⅲ区最小(253.5 mm)；Ⅱ区梅雨雨强显著增加、平均梅雨强度指数最大，最易发生暴力梅，Ⅲ区梅雨强度指数变化最剧烈。江淮流域梅雨量Ⅰ、Ⅱ区中部较大，Ⅰ区雨日数最多，Ⅱ区次之，Ⅲ区最少。梅雨期小雨日数最多、降水发生率最高，中雨、大雨和暴雨依次减少。绝大多数站点小雨、中雨日数趋势性不明显，Ⅱ区中东部大雨、暴雨日数显著增加。绝大多数站点大雨、暴雨降水发生率趋势性不明显，Ⅱ区较多站点小雨、中雨发生率显著下降是其东部梅雨期降水发生率显著减少的原因。暴雨量占梅雨量比例最大、降水贡献率也最大，大雨、中雨和小雨依次减小。Ⅰ、Ⅱ区东部站点大雨、暴雨量显著增加是该区梅雨量显著增加的原因。绝大部分站点的不同量级降水贡献率趋势性不明显，只有Ⅱ区中东部17个站点小雨、中雨贡献率显著降低。城市化加剧了强降水指标上升，城市化对R95P和R99P的贡献率分别为10.59%和17.39%。研究结果可为江淮流域梅雨期暴雨洪涝事件预警、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调度提供参考。

识别降雪异常空间模态，明晰降雪异常的影响因素，对理解中国南北过渡带气候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论文基于1970—2020年逐日气象数据，辅以湿球温度动态阈值法、经验正交分解法等气候诊断方法，对秦岭南北冷季(11月—次年5月)降雪异常空间模态进行识别，探讨了不同主导模态与海气异常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① 秦岭南北冷季降雪异常存在2个主导模态。第1模态为“全区一致型”，降雪异常偏强区分布于关中平原、秦岭山地、汉江谷地和大巴山区东段；第2模态为“山地主导下降型”，反映山地降雪异常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② 在时间变化上，第1模态以年际波动为主，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空间模态多处于负相位，即全区一致降雪偏少；第2模态以年代转折为主，近期空间模态多处于正相位，即山地降雪异常偏少；③ 在影响因素上，第1模态降雪异常与1月中高纬度500 hPa欧亚遥相关波列相关，第2模态降雪异常与冬季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密切相关。研究将降雪异常格局与环流异常机制组合研究，可为理解中国南北过渡带降雪异常预警信号提供理论基础。

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与可持续发展各目标存在紧密联系。论文基于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WEF nexus)系统相关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等最新研究成果，根据研究对象的时空尺度，考虑系统物质、能量、信息交换，重新解析了WEF nexus系统的定义与组成、内部相互作用过程、输入与输出、影响因素；阐明了气候变化对水、能源、粮食3个子系统及其纽带关系，以及不同类别人类活动对WEF nexus系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一步分析了水、能源、粮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性，以“研究主题—学科理论—技术方法—实践应用”为主线，提出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WEF nexus系统研究框架及其3个核心研究内容：WEF nexus系统内部纽带关系和总体状态评估、系统变化的驱动因素识别和系统的外部性影响分析。最后，针对WEF nexus系统跨学科分析的需求，基于纽带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不足的现状、系统时空边界的多样性特点，剖析了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的具体思路；提出了基于纽带关系的综合性分析指标与计算方法的研究设想；指出了多尺度研究成果耦合应用的必要性和方式。研究可为WEF nexus系统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为全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分析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鉴。

暴雨山洪灾害预警是中小流域山洪灾害防控体系的薄弱环节，也是决定山洪灾害防控成败的关键。论文围绕山洪灾害预警的核心问题，从中国山洪灾害区域差异特征、山洪灾害预警技术方法、山洪灾害概率预警现状3个方面进行了综述。中国山洪灾害分布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因此有必要根据山洪灾害的区域差异发展有针对性的预警方法。以临界雨量为指标的雨量预警是目前中国中小流域暴雨山洪灾害预警的主要技术手段，但常规方法仅给出一个(组)确定的临界雨量阈值，导致预警结果存在突出的不确定性问题。概率预警可以定量评估诸多不确定性，给出山洪灾害概率预警结果，因此具备很好的理论优势与潜在应用价值。论文展望了山洪灾害概率预警未来的研究重点与方向：① 充分挖掘暴雨洪水样本信息，开展山洪灾害概率预警基础方法与技术集成研究；② 加强非平稳性条件下的临界雨量阈值估算与山洪灾害概率预警研究；③ 综合考虑预警阈值发生概率及其致灾概率，优化“多级预警、多级响应”技术方法，推进山洪灾害综合预警业务系统建设与应用。

多灾种风险评估是制定综合风险防范战略的基础工作之一，而目前尚缺乏一套通用的多灾种风险评估方法。论文选取全球减少灾害风险评估报告、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报告、世界风险管理指数报告、世界风险指数和世界自然灾害风险地图集等5份国际权威风险评估报告，从评估目的、评估内容、模型方法、评估结果等方面对比分析可知：① 5份报告评估目的各有侧重，其中4份评估报告构建了动态风险评估机制，能够实现评估报告的定期更新发布；② 以风险要素的综合为表征的多灾种风险评估方法易于推广应用，但需要进一步提升指标可用性，并且采取更直观、易于理解的风险表征方式；③ 5份报告评估结果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风险水平略高于全球水平，是全球灾害风险防范的重点；④ 综合来看，5份报告各有自身的优缺点，未来可以结合“多灾种叠加损失”“灾害链损失”等概念丰富多灾种风险评估的模型方法、指标体系与结果表征。

地方粮食储备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市场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加强青藏高原粮食储备，对巩固国防和国家安全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提出基于需求法的粮食储备规模测算方法，并结合青藏高原储粮自然条件和粮食生产消费特征，通过修订地方粮食储备人均口粮消费参数和供应时间参数，测算分析了青藏高原区域粮食储备规模，并采用道路网络分析法，进一步探讨区域粮食储备库基础设施节点空间选址。研究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区域粮食储备总规模约为81.51万t，相当于全年粮食消费总量的24.04%，储消比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17%~18%的最低粮食储备安全水平；区域粮食生产、消费和储备不平衡，且空间差异较大，仅27.19%的县可以实现粮食产消储平衡，大部分县市存在一定的粮食缺口；全区同时满足消费和储备的粮食缺口约181.73万t，其中农区、牧区及半农半牧区粮食缺口分别为124.43万t、33.16万t和24.14万t；综合考虑交通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协作条件和行政区划因素等，青藏高原粮食储备库节点空间布局体系由西宁和拉萨2个一级节点、15个二级节点以及114个三级节点构成；青藏高原实际地方粮食储备规模比理论值低26.39%，须进一步夯实地方粮食储备规模，确保区域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长治久安。研究结果可为西藏和青海粮食储备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公路可达性对西藏自治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公路建设对沿线景观生态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研究和规划实践的关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二者关系进行全局和局域的多尺度权衡，但相关研究尚不足。论文基于乡镇尺度，使用西藏自治区2010—2020年的公路数据，从全局和局域两个维度交互审视公路可达性改善和景观破碎度变化的空间关系。研究表明：① 2010—2020年西藏自治区公路总里程增加了近1倍，乡镇尺度的公路可达性显著提升；② 公路网的建设加剧了景观破碎化，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空间分异性明显；③ 公路全局可达性每增加1%，沿路景观破碎度增加0.20%，而局域可达性每增加1%，则对应景观破碎度增加0.16%，可达性改善及景观破碎在空间分布上的相关性不高。研究结果对西藏自治区在未来公路规划建设中进一步促进交通可达性与交通景观生态影响的综合权衡具有启示意义。

青海省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少数民族重要的聚居区，研究该省医疗资源配置的空间公平与效率，并为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基于人口和医疗资源数据，运用成本栅格法评价了青海省区/县尺度的医疗可达性，结合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医疗经费投入等数据，分别采用基尼系数和数据包络分析评价了青海省医疗资源配置的空间公平和效率。结果表明：青海省卫生技术人员数、医疗机构数、医疗机构床位数与医疗经费投入的基尼系数均小于0.3，公平性良好；而医疗可达性的基尼系数为0.6546，地区差异性明显。人均医疗资源的空间公平性优于空间可达性。数据包络分析结果表明，青海省有18个区/县的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为1，实现了医疗资源的最优配置，未实现的区/县中有7个属于规模效率递减的类型，需增加投入。论文建立的医疗资源空间公平和效率评价方法，可服务于青海省医疗资源的空间布局规划，为促进医疗服务均等化提供科学依据。

从居民主观感知视角的宜居性评价及影响因素解析是精准提升农牧区宜居水平、增进农牧民福祉的科学前提，对青藏高原农牧区人地关系可持续调控具有重要价值。论文构建包含基础设施、环卫设施、社会服务、政策支持4个一级指标及12个二级指标的青藏高原农牧民宜居性感知指标体系，基于877户农牧民家庭问卷调查刻画宜居性感知特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从主体需求侧和客体供给侧定量测度宜居性感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青海省农牧民对宜居性基本满意，且牧民家庭满意度高于农民家庭，各要素满意度呈政策支持、环卫设施、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依次递减。② 青藏高原农牧民宜居性感知受交通出行、公共服务与家庭特征等主客体因素综合影响。家庭健康状况和民族属性主体因素对宜居性感知呈显著影响。交通出行和公共服务两大客体因素均显著正向影响宜居性感知，且交通出行通过中介变量公共服务间接影响宜居性感知。③ 公共服务和交通出行对农牧民家庭宜居性感知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民家庭主要受饮用水供应设施、快递物流服务和基础教育服务影响，牧民家庭则对快递物流服务、生活污水处置设施、基础医疗服务、饮用水供应设施、通讯设施配置更敏感。研究结果可为精准优化农牧民宜居性感知体验、整治提升高原农牧区人居环境品质提供科学依据。

开展青藏高原少数民族聚居区家庭能源转型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升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田野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调查了青海省8个市(地州)的 1188户家庭能源消费行为，从地区清洁能源普及率与家庭能源清洁化程度两方面辨识了青海省城乡地区与青东河湟谷地区、环湖及柴达木盆地区与青南高原牧区三大分区的家庭能源转型效应特征，并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家庭能源清洁化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研究区城乡家庭清洁能源普及率存在显著差异，约有50%的城镇地区家庭主要使用现代清洁能源，而农村地区家庭能源消费亟待转型。② 三大分区之间的家庭能源活动存在一定差异，其中，青东河湟谷地区和环湖及柴达木盆地区的现代清洁能源普及率基本达到100%，而青南高原牧区的能源转型有待加快。③ 从照明、炊事与取暖3类用途来看，研究区内约有77.3%的家庭在3个方面主要使用清洁能源，而均没有使用现代清洁能源的家庭占比不超过5%。④ 家庭人口特征、区位特征、认知水平、气候条件以及民族群体特征等方面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家庭能源清洁化程度。推动研究区家庭能源转型应关注家庭的区域差异，重视家庭成员认知与行为的引导，同时加强对少数民族家庭能源清洁化的重视与支持。

居民生活垃圾排放是高寒生态功能区内自然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威胁，但现行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的收转运体系薄弱且难以适应城乡聚落分散性及当地居民产污特性，亟待基于时空路径优化与弹性调适形成高寒生态功能区零胁迫、均等化、低成本收转运体系。论文以藏东南高原边缘森林生态功能区内米林县为例，在居民逐日生活垃圾的产生量调查及收转运规模估算基础上，采用改进蚁群算法仿真模拟收转运体系的最优时空路径与弹性管理模式。结果表明：① 米林县城镇居民、农民和牧民的生活垃圾日产量依次为1.60、0.48、0.25 kg/(人·d)，现行“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体系在高寒生态功能区呈现低治理效率、高经济成本与高环境风险特点；② 改进蚁群算法可有效优化生活垃圾收转运路径，结合居民生活垃圾产生量进行收转运周期的动态调整，将显著提升高寒生态功能区收转运体系的运输效率并降低综合成本，时空优化后米林县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的总运输里程较优化前进一步减少28.53%、经济成本降低10.45%；③ 在最优时空路径下以就地分类、峰值响应、周期调节、风险管控为重点，强化高寒生态功能区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的弹性调适及风险应对。研究结果明晰了县域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的时空优化及适应性管理方案，可为生态功能区内人居环境质量整治与环境风险防范提供参考。

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随着人类在高原等特殊地理条件下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逐渐从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协调。以城镇化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以生态资产价值量衡量的生态系统服务，如何在高原地区协调互促，愈加成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核心。论文以西藏自治区为研究区，基于2000—2020年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综合水平测度，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等方法，探讨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多尺度空间关联特征，判断两者的耦合协调类型及时空演变模式。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间西藏全域城镇化呈现局部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年际变化的总体趋势为缓慢上升；而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更加分散，区际差异较大，但总体水平保持稳定。② 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关系，城镇化综合指数高的地区，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水平相对偏低。③ 以2010年为拐点，西藏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交互关系具有先扩张再收缩的变化特征。目前协调发展类型和基本协调类型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出现失调衰退的情况。④ 耦合协调关系演变在空间上体现为，以拉萨及其周边地区的单中心主导逐步转向包含其他地市区县的多中心分布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拉萨市耦合协调发展过程的空间溢出效应。论文从空间视角完善了高原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耦合协调研究，可为合理引导人地关系协调健康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景观美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体现，对于人类健康和福祉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也是基于自然旅游开展国家公园建设的前置条件。景观美学评价是国内外学术研究中公认的难题，目前尽管诸如国家公园等一些景观规划和决策都是在区域范围内进行的，国内研究仍缺乏关于区域尺度的景观美学价值评价。论文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从景观的自然性、多样性和独特性3个维度，尝试从区域尺度评估西藏自然景观美学价值。结果显示：西藏自然景观美学价值处于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等级的面积占比分别为12.2%、20.2%、32.4%、21.4%和13.8%。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总体上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高值区集中分布于藏东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和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珠峰区域以及藏北羌塘高原区域；低值区除集中分布于那曲—阿里高原高寒荒漠草原和干旱荒漠以外，还广泛分散分布于中部的东部地区。多样性、自然性和独特性对西藏自然景观美学价值的影响程度逐次降低。西藏4个国家公园备选地中，雅鲁藏布大峡谷自然景观美学价值最高，冈仁波齐和羌塘相对较低。研究结果可为大尺度空间景观价值评估以及青藏高原国家公园建设、景观规划管理与生态保护提供有益参考。

了解青藏高原草原火灾时空分布以及火灾成因对于维护高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功能、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灾害风险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以青海省为研究区，基于历史火灾资料记录和2002—2020年的MODIS火烧迹地产品MCD64A1，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等对草原火灾时空分布规律以及发生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① 青海省草原火灾呈现东多西少的格局，且泽库县、贵南县、河南县是发生草原火灾次数最多的3个县；草地类型和人类活动与草原火灾的空间分布相关性最为显著，且草地类型起主导作用，而人类活动是重要的诱发因素，即道路和居民点1 km范围内的高寒草甸是草原火灾的高发区。② 随着野外火源的增多，2002—2020年遥感和统计调查的青海省草原火灾频次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平均过火面积在逐步减小，说明灭火能力在不断提升；草原火灾发生的频次在季节上具有明显的双峰型特征，即深秋和冬末火灾频次最多，春季次之，夏季则比较鲜见。③ 高压线碰火、放牧取暖和燃放鞭炮是诱发青海省草原火灾的主要人为因素。研究结果可为摸清青海省草原火灾的底数和分析高原草原火灾的社会、生态影响，制定区域内有效的草原火灾预防管理体系提供一定的支持。

湖泊作为陆地水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碳收支有着重要作用。理解湖泊水—气界面CO₂交换通量(F(CO₂))及影响因素是探讨湖泊碳收支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为探究青藏高原湖泊水—气界面碳收支及其影响因素，课题组于2021年7月23日、8月8日、8月28日、9月25日、9月26日8:00~17:00采用静态箱法对更尕海湖泊水深10、20、30、80和150 cm水—气界面F(CO₂)开展连续、定点监测，初步探讨了该湖泊水—气界面CO₂交换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更尕海水—气界面F(CO₂)变化介于-19.44~22.29 mg·m^-2·h^-1之间，平均值为-2.89 mg·m^-2·h^-1，因此，更尕海为大气CO₂的汇。特别是在12:00~14:00之间，湖泊“汇”的功能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可能主要与强烈的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带来的水体pH值较高有关。此外，湖泊内水—气界面F(CO₂)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水深30 cm处水—气界面F(CO₂)平均值为正值，呈现出CO₂释放状态；其余4个监测点水—气界面F(CO₂)平均值均为负值，呈现出CO₂吸收状态。这主要与水深30 cm监测点周围生长有大量黄苔，可能抑制了其他浮游植物、水生植物的繁殖有关。青藏高原湖泊水—气界面F(CO₂)存在明显的时间和空间差异，未来评估其碳源汇潜力时应综合考虑湖泊内部和不同时间湖泊碳收支通量，以提高评估的准确性。

汽车制造业百年一遇的大变革带动中国兴起“造车热”，重塑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格局。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采用区位商指标比较2013年和2021年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新能源和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特点，评估中国城市汽车、电子、电气三大产业共同集聚情况；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研究影响中国汽车制造业区位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汽车制造业企业整体上趋向产业历史基础较好的城市集聚，产业布局具备延续和变化双重特征。② 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并存，一方面，传统汽车制造业集聚的城市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仍具有潜力；另一方面，深圳等传统汽车制造业薄弱的城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突破。③ 在2021年，中国只有上海市、合肥市、苏州市等11个城市实现汽车、电子、电气三大制造业共同集聚，重庆市等汽车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并未在电子和电气制造业领域取得专业化优势。④ 制造业多样化指数、制造业知识复杂性、常住人口数量、汽车制造业区位商有助于汽车制造业企业集聚。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趋向外资工业企业集聚的城市，偏离电子制造业企业集聚的城市。电子和电气制造业区位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产业区位论，并为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和政府产业布局规划提供依据。

城市群的形成发育过程中，存在城市间国际贸易的“竞合博弈”现象，具体表现为城市群国际贸易增长呈爬升形态。论文为探究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增长的时空演化及发展规律，首先通过对城市群国际贸易增长爬升规律进行基本原理分析并构建数理模型得出城市群国际贸易增长的几何表达式，其次运用CRITIC综合赋权法计算得出2010—2019年城市群整体及内部各城市的国际贸易增长综合水平，构建了城市群国际贸易的竞合强度和门槛模型，最后通过卡方拟合优度检验对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增长爬升规律进行拟合验证。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群内各城市国际贸易增长的变化过程遵循爬升规律，国际贸易增长具有空间上的不均衡性，城市群整体的国际贸易增长区位特征主要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形态。② 中国城市群内各城市国际贸易发展存在竞合门槛的限制，不同城市群的竞合强度突破竞合门槛的时间存在差异，国家级城市群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竞争优势更为明显，而区域级和地区级城市群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竞争力相对较弱。③ 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增长爬升曲线得到了实践验证，各城市群间的拟合曲线相似性较大，拟合效果良好，城市群国际贸易增长变化规律与爬升函数模型基本一致。国际贸易增长发展规律的研究可为促进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及区域贸易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人口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规律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数据精度和质量的提升，基于公里网格统计单元宏观分析该问题已具可行性。论文以公里网格为统计单元，结合WorldPop数据集和SRTMGL1数据集，分析了2000—2020年间中国人口数量在地形因子(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特征，比较了不同人口空间化数据集、DEM数据源以及网格大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人口数量分布呈现强烈且持续小幅增强的低地形指向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分布半数平衡点在2000年分别为95.6 m、50.7 m和3.01°，到2020年下降至77.0 m、46.8 m和2.88°。② 相对土地面积分布，人口数量分布呈现范围稳定且强度持续小幅增大的低地形优势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主体优势分布上界分别较稳定地位于520 m、137 m和6.84°附近，人口主体优势率分别上升了0.011、0.026和0.038。③ 除DEM数据源差异对人口数量的起伏度分布和坡度分布有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项数据差异并未产生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宏观理解中国人口分布与地形的关系提供新的基础参考。

精准识别土地城市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对推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论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本地—邻地”研究视角，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土地城市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土地城市化对本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邻地的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了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② 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会弱化土地城市化对邻地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间的吸收能力差距越小，土地城市化对邻地生态环境质量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越小。③ 土地城市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在时间维度上，长期的负向影响效果大于短期；在空间维度上，中西部地区的负向影响效果大于东部地区。因此，应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扩张，更新盘活城市中闲置或者低效利用的存量土地，进一步提高土地市场化水平，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政府等多元主体在环境治理领域的作用，建立健全的生态环境治理长效机制，以改善土地城市化推进过程的生态环境质量。

时空间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关注城市空间利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是女性主义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对构建性别友好型城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郊区就业岗位和生活设施不足的情况下，郊区女性的日常活动面临更强的时空制约。论文基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从活动地点的空间分布、数量、时间分配3个维度刻画郊区居民的工作日活动空间多维特征与性别差异，分析郊区社区建成环境对男性和女性活动空间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① 男性与女性的活动地点数量基本相似，但相较于男性，女性在工作日以家内活动为主导、活动空间范围更小且不同地点用时均衡度更低；② 社区内活动设施、公共交通可达性、主观社区环境评价与女性居民工作日活动空间的相关性更显著。论文提出，性别友好的城市规划需要关注不同群体的行为模式，重视公共交通与生活设施配套，提升居民的社区环境感知。

随着人类基础设施活动越来越频繁，有关基础设施对人地关系和人类社会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引发了人文地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广泛讨论。论文系统地讨论了女性主义基础设施地理学的研究脉络及其核心议题。首先，对地理学中有关基础设施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地理学对基础设施的研究呈现出“社会文化转向”的趋势，强调了基础设施在其功能属性之外，同时也兼具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属性。其次，从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出发，强调了以性别为代表的社会核心—边缘视角在基础设施研究中的“社会文化转向”的重要价值，指出女性主义可以为分析基础设施的空间效应提供兼具微观与宏观的绝佳视角。再次，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异质性对于其利用基础设施改造和利用环境的不同影响和路径，从基础设施生产端的性别差异以及基础设施使用端的性别差异等两个不同场域勾勒出基于性别视角的基础设施研究的主要内容。基于上述文献，论文最后搭建了一个女性主义基础设施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框架以及分析思路。论文所提出的女性主义基础设施地理研究的核心框架也可为其他广泛关注女性主义话题的学者提供在更大、更宽和更广范围内进行跨学科对话的机会。

北京通州区的城市副中心建设在完成重塑空间格局的同时，还承担着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责任。论文采用合成控制法，使用2002—2020年的面板数据，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等5个维度识别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对迁入地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副中心建设提升了通州区的产出效率、促进了节能减排，但降低了医疗服务供给水平；对产业结构提升、利用外资、提高居民收入和增加教育服务供给没有显著影响。这种异质性结果表明，从不同维度观察高质量发展比单纯评估经济总量更全面。针对高质量发展不同维度的变化特点，可采取以下针对性的措施：① 将基础设施、人口迁移、产业规划和公共服务进行匹配，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② 尽快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为副中心产业升级提供支持；③ 充分发挥副中心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为其他地区对外开放树立标杆。

行政区划调整作为空间治理的制度支撑，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对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论文基于2013—2021年中国27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区界重组这一特殊的行政区划调整方式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以城市形态多中心为中介变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区界重组不仅有利于促进本地城市的均衡发展，而且对邻近地区的均衡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在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城市空间形态优化是驱动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路径。区界重组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形态多中心水平从而减少区域发展的不平等。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城市的区界重组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的区界重组对区域均衡发展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区界重组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未来应根据不同城市的发展条件，审慎开展行政区划调整，因地制宜地推进以区界重组为导向的城市多中心建设，从而促进城市空间优化和区域均衡发展。

高质量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是夯实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基础的重要抓手。论文运用缓冲区分析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探究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在空间分布上，上海是专精特新企业集聚的主要地区，其次是省会城市和沿江沿海城市；行业构成整体上呈“非均衡”态势，机械设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行业占比较高，但不同区域有差异。② 在集聚特征上，圈层差异和尺度效应明显。省域内，各省市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全域上，整体呈“一极多核”的空间分布格局。上海是专精特新企业主要集聚区，省会城市及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为专精特新企业次级集聚区。③ 自然地理、政府、市场及社会四大维度因素对专精特新企业的空间分布影响具有尺度效应。土地开发程度作用尺度较小，是局部变量，对不同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差异较大；高程、政商关系、市场化程度、企业数量、对外开放程度、物流水平、创新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尺度较大，是全局变量，且除市场化程度、企业数量对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其余因素对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的布局优化提供支撑，为专精特新政策制定与产业规划提供参考。

以联网收费系统为核心的高速公路新基建工程，推动了高速公路智慧化发展，也为交通流的时空表征提供了更高精度的数字底图。论文基于联网收费系统记录的交通流大数据，利用大数据挖掘、地理空间分析等方法，多尺度、多类型刻画广东省高速公路交通流时空分布格局，并通过岭回归方法探索影响交通流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高速公路机动车小型化、轻量化特征显著。高速公路旅客出行对小汽车的依赖性较强，巴士公共交通的出行分担率不高；货运结构中以轻型货车占据主导。空间分布上看，广东省高速公路交通流呈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交通流密集路段集中在珠三角城市群，以广州环城高速、广州绕城高速为核心“双环”，沿主要国家级高速公路向外围呈放射状扩散。② 广东省高速公路交通流随时间变化呈“驼峰曲线”，其“双高峰”分布在上午9:00和下午17:00。小汽车对时间变化的敏感度最高；轻型至重型3类货车，载货规模越大，日内车流量越为平稳，对时间的敏感性及变化响应最弱。③ 岭回归结果显示，广东省高速公路交通流主要受机动车保有量、社会消费水平和服务业发展等影响。研究有助于拓展高速公路数字化新基建系统在地理学领域的应用，对于深化交通空间活动规律认知、丰富空间运输联系理论等具有一定意义。

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对促进辽宁发展、东北振兴、东北亚区域合作均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论文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06—2020年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改进引力模型探讨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联系结构及引力格局，结合威尔逊模型对城市高质量辐射范围测算。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同时呈现“以大连为高地，黄海翼、渤海翼两大低谷连绵区”的空间分布格局。② 各维度指标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协调发展、深化改革和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动能转换和共享发展呈大连一核引领的空间分异，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呈渤海翼领先发展的空间分异，开放发展和深化改革呈黄海翼领先发展空间分异特征。③ 空间联系网络结构复杂，但仍需进一步创新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辽西北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升城市空间联系等级。④ 辽宁沿海经济带呈现出对外辐射型、对外依赖型、辐射依赖相当型3类城市空间联系结构；并将经济带划分为“一核引领、两翼协同、多点支撑”的引力格局；大连是唯一的对外辐射型城市，空间辐射范围也呈对外扩张趋势。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深化和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金融企业不断完善全球战略布局。金融企业通过在全球设立分支机构，为其他行业的全球扩张提供了金融支撑，推动了国际业务往来与资本流动，建构起了城际联系网络。论文以中国金融企业全球布局的时空演化为切入点，基于城市网络的分析方法，探究1979—2019年中国金融企业链接全球城市的网络塑造过程。研究发现：① 中国金融企业全球扩张的阶段性和区域性明显；② 随着全球分支机构数量和扩张范围的增加，扩张由主要世界城市延伸到全球范围的中小城市，亚太地区、离岸金融中心、欧美主要金融中心等成为网络中重要节点；③ 城际联系主要是通过金融企业“总部—分支机构”式、“总部—区域中心—分支机构”式和收购式扩张等3类扩张模式塑造而成。最后，探讨了国家经济战略与地缘关系、企业性质差异、节点城市或国家的特点等对企业扩张路径和城际联系形成的影响，为金融企业全球扩张及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建设提供了科学参考。

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文娱体验逐渐成为衡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实际需求的重要指标。科学认知文娱体验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和尺度效应，是提高消费者文娱体验质量和促进文化娱乐业优化布局的迫切需求。论文基于美团评论数据和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以西安市酒吧为例，将体验分为物理体验和情感体验，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探究不同尺度上文娱体验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和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西安市高体验水平的酒吧主要分布在莲湖区和碑林区；雁塔区的酒吧分布数量多，但其体验水平较低。② 商户属性、交通条件、商业环境和区位优势共同影响文娱体验的空间分布，但在不同尺度上，其影响强度和作用范围具有差异性。③ 市域尺度上，消费单价对城市北部地区物理体验和情感体验的负向影响最显著；格网尺度上，店铺评分、评论人数和到酒店的距离对城市西南地区物理体验和情感体验的正向影响最强。④ 文娱体验的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评论人数、到商业区的距离以及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对体验的作用尺度较小。研究结果可为城市文化娱乐业空间布局优化和消费者决策提供参考。

非粮化耕地是耕地补充来源和用途管控的重点区域，科学识别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并对其进行分区调控是落实新时期耕地保护目标的重要基石。论文以成都平原为研究区，遵循“内涵界定—潜力识别—分区调控”的研究思路，基于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系统解析，统筹资源环境适宜性和社会经济约束性构建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评价体系，明晰非粮化耕地理论和现实整治潜力阈值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借助两维图论聚类算法构建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分区并提出调控策略。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非粮化耕地理论整治潜力面积为2461.14 km²，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性；② 研究区非粮化耕地现实整治潜力约束系数对不同县(市、区)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性，规划管控约束、耕作条件约束、经济支撑约束和社会意愿约束下的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分别为2348.31、1347.89、1676.52和1292.74 km²；③ 按照“约束类型+时序引导”的规则可划分5类整治潜力分区，不同分区之间的约束类型组合与整治时序安排可为差异化调控策略提供依据。研究结果可为成都平原强化耕地“非粮化”治理和保障耕地“进出平衡”制度实施提供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