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是政府对区域发展的方向、目标、速度、格局和路径进行调控的政策手段。本文探讨了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保障作用,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近中期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当前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应重点服务于：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构建一体化的现代交通网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五大方面;并基于长远和全局视角,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宏观区域政策,包括：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与政策、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机制与政策、区域协同创新机制与政策、区域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与政策和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这些政策旨在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既是一项国家重大战略,又是一个复杂的长期博弈过程,需要遵循科学理论,尊重科学规律,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实现共同繁荣昌盛、共享蓝天白云、共担发展风险、共建世界都会的战略目标。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了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科学理论基础与科学规律。认为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应以协同论、博弈论、耗散结构理论和突变论作为科学理论基础,其中协同论为核心理论。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过程是一个博弈、协同、突变、再博弈、再协同、再突变的非线性螺旋式上升过程,每一次博弈—协同—突变过程,都将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推向更高级协同阶段,并呈现出阶段性规律。具体包括协助阶段、协作阶段、协调阶段、协合阶段、协同阶段、协振阶段、一体化阶段和同城化阶段共8大阶段。进一步分析认为,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真正内涵是推动城市群实现规划协同、交通协同、产业协同、城乡协同、市场协同、科技协同、金融协同、信息协同、生态协同和环境协同,建设协同发展共同体。本文成果旨在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科学基础和理论依据。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和经济增长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对于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0-2010年各区(县)和2000-2014年各城市的人口、GDP数据,运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重心分析等方法探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①在总量规模上,京津冀地区整体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较高,但各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②在空间分布上,从地理集中度来看,京津冀地区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北部低、中南部高的分布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经济地理集中度高于人口地理集中度,河北多数城市人口地理集中度高于经济地理集中度;从重心来看,京津冀地区整体的人口与经济重心都向东北方向移动,且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人口重心,2个重心偏离距离不断加大,此外各城市的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分离。最后,提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政策调控是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主要手段,采用系统分析方法评估和预测政策实施效果是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然而,当前政策制定存在目标指向性不具体、调控力度不明确、协同作用机制不清晰等问题,既阻碍了政策的有效落实,更无法开展政策实施效果分析和决策优化。其根本症结在于缺少能够量化具体的政策目标并精确指导区域管理对策的政策参数。本文提出了面向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 SD)模拟的区域调控政策参数化路径。通过细化政策指标、量化政策参数和区间化调控范围等方法,将政策调控转变为系统变量形式,代入到政策交互作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中,实现对政策调控效果的模拟。本文以区域人口规模调控政策为切入点,选择京津冀地区为案例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面向系统动力学模拟的政策参数化方案很好地重现了区域人口规模政策调控过程,能有效提高调控政策实施的精确性和可操作度,并为区域调控政策的配置和优化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支撑。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基于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打破行政区划,在更大区域尺度上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区域整体发展目标。因此,从优化空间规划体系的高度,开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类型区划和类型区管理,实现分区施策的精细化管治极为重要。本文首先立足于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利用空间属性双聚类的方法将京津冀划分为中部核心功能引领区、东部沿海重点发展区、南部门户功能拓展区、西部和北部生态涵养保护区等四大区域;然后以区县为最小分析单元,从现状开发强度、用地增量预测和生态保护责任等三大维度构建类型划分指标体系,并利用三维空间坐标划分方法将京津冀划分为五大类型区,即：城镇优化发展区、城镇重点拓展区、现代农业发展区、适度建设发展区和严格生态保护区;最后,在空间管治视角下提出京津冀区域分区管治与区域协同管理的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具有最强竞争力的支撑平台之一,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水安全保障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本文主要以2000-2014年数据为基础,采用泰尔系数、变异系数、曲线分析和空间分级分类分析等方法,揭示了京津冀城市群水资源与用水变化的时空特征。结果显示：①绝大多数城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显著减少,干旱化的长期趋势明显,而且北部、西部城市减少幅度更大;②京津冀城市群水资源极度短缺,空间不均衡性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而且中部和南部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更低,缺水更甚;③绝大多数城市用水总量零增长或缓慢负增长,用水结构以工农业用水比重下降为主要特征,各类用水的空间不均衡性保持相对稳定;④用水效率普遍快速提升,空间分布差异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总体趋势。基于此,建议京津冀城市群实施“以水量城”的城镇化政策和“以水定产”的产业政策,完善水生态补偿政策,落实水资源管理红线政策,实现水资源约束下各城市间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

创业风险投资是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协同创新进程中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创业风险投资的时空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和计量分析模型揭示京津冀城市群创业风险投资时空分布的影响机制。主要结论为：京津冀城市群的创业风险投资网络在总额方面具有一定的周期波动性,其时空分布的不均衡性缓慢降低,创业风险投资的三中心(北京、天津和唐山)对周边城市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创业风险投资在城市间的流动呈现出一定的网络性,但是发育缓慢,具有很强的向心性;创业风险投资对创业项目不同阶段的投资从偏重创业后期逐步趋向各阶段均衡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创业风险投资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作用;金融环境、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对创新创业成果的转化和资金吸引能力较弱。

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从缩小京津冀三地间创新水平差距和推动跨地区、跨主体的创新协作两个视角构建了协同创新指数,对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评价。测度结果为：2010-2014年期间,京津冀整体的创新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但不同地区间、不同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水平仍然较低。从综合创新水平来看,北京在创新的投入、产出和环境方面都遥遥领先,天津在创新投入和产业创新产出方面进步很快,河北在产业创新产出方面也有较快增长,但创新环境进步缓慢。从主体间协同创新水平来看,企业的主体地位较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识创新产出丰富但产业化程度较低。从区域间的协同创新水平来看,北京技术转移在全国范围内呈现“跳跃式”扩散特征,但对津冀主要产业的创新带动贡献不大。最后,提出了促进创新要素特别是人才要素的流动、构建官产学研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模式、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等政策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地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之一,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是近年来地理研究的重点领域。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县域为单元,利用PM2.5、NO₂遥感反演等数据,设计资源投入—经济效益—环境影响复合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县域单元生态效率评价模型,并利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对生态效率进行了评价,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与空间关联模式进行了检验与分析。结果显示：①资源投入、经济效益与环境影响格局存在明显时空分异,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唐三市及周边部分县区;②2006、2010、2014年3个时期京津冀城市群县域单元生态效率均值分别为0.324、0.305、0.347,总体水平较低,并呈现先下降后改善态势,区位、自然本底条件是导致生态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③全局Moran's I指数分别为0.2539、0.3007、0.3088,表明县域单元生态效率存在空间正向集聚趋势;④县域单元生态效率正向集聚程度越来越显著,邻域单元生态效率差距则有所缩减。

利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第一手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开发区居住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开发区居住人口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外来人口已成为开发区后期居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开发区的住房类型构成呈现多样化特点,政策和住房户型原因是影响住宅分化的重要因素;开发区在收入和社会阶层方面存在居住分化现象,具体表现为高收入和低社会阶层两级分化的空间隔离;作为新兴的郊区社区,开发区居民维权意识强烈,但社区联系较弱;上班通勤距离仍是影响居民居住地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改善居住环境、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也是极重要的因素。最后,从居民、开发商、地方政府、企业、母城及周边区域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角度探讨了开发区居住空间的形成机制。当前,国内开发区大多面临从“产业功能地域”向综合型的“城市化功能地域”转型,但开发区既是“产业集聚区”又被作为“卧城”的复杂状况,也带来其居住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的复杂性。研究成果对于丰富城市居住空间理论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当代人文地理学的跨学科特点出发,以2000年以来美国科学情报机构156个SSCI人文地理学期刊的10万余篇论文为基础数据,通过文献计量法从期刊的分类、发文总量、高引用率、世界一流学术机构和明星学者的分布、热门期刊和关键词等方面深入分析当前中国人文地理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结果显示：①21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在国际学术界的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不容争议的事实,中国人文地理学者在国际SSCI期刊的发文总量、高引用率、世界一流机构和明星学者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世界排名第6)。②当前,中西方人文地理的学科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人文地理学有着很强的“发展主义”和“实证主义”属性,发文期刊多以规划与发展、遥感、景观等领域为主;而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社会学偏向非常明显,社会公平、制度和文化嵌入性是西方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在经济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等主流期刊中占主导地位。③最后,文章呼吁中国人文地理学应加强在创新研究、社会网络、区域治理、社会正义等方面的理论创新以及与西方理论学派的对话。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与新古典工业区位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论将工人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和抽象劳动力不同,劳工地理学将工人视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主体,研究工人如何按照自身的意愿创造有助于自身生存和再生产的空间。这种劳工认识论的转变在国际经济地理学界产生了极大和持续的反响,促使劳工地理学发展成为具有独特概念体系的经济地理子学科。本文梳理了近20年西方劳工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围绕工人能动性的概念、表现形式、形成机制以及它与空间、尺度、地方、全球生产网络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最后基于劳工地理学前沿问题的分析,认为中国劳工地理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特色工会体制下工人能动性的构成、经济地理影响与形成的地域条件,并探索有助于社会升级的制度安排。开展劳工地理研究有助于拓展经济地理学的劳动力研究范畴,对认识中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时期面临的劳资矛盾和探索共享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高速发展,地理相关大数据使得传统的空间分析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平面空间分析方法在分析网络空间点要素空间过程、揭示其空间分布时的弊端日益凸显,由此对探索网络约束点要素特定的分析方法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本文定义了网络约束的思想,详细阐述了网络约束点格局分析方法体系,并分别从网络约束点格局的理论和应用出发,梳理了网络约束点格局分析的一阶方法、二阶方法及其他方法上的研究进展,总结了网络约束点格局分析在交通安全领域、犯罪学领域和其他城市点要素中的典型应用,最后在方法与应用层面,讨论近年重要的研究动向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为满足当前城市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需要,西方女性时空行为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展,研究主题覆盖行为特征、社会公平、可持续性等方面。中国城市女性在转型期同样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城市空间的性别不平等正在深刻地影响女性的日常行为与生活质量。本文系统梳理了近50年来西方女性时空行为研究成果,介绍了女性通勤行为、非工作活动等传统议题和家庭关系、联合行为、可达性等新问题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女性时空行为研究的理论解释。西方女性时空行为研究早期关注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女性出行行为,对就业可达性、通勤和非工作活动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大量研究。近年来,西方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研究重点转向家庭关系、家庭联合行为与时空可达性等新主题,指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社会排斥与空间不平等。为理解女性时空行为模式的形成机制,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角度进行探讨,提出了地租与工资理论、劳动力市场隔离理论、家庭责任假说、女性的自我认知与社会文化、家庭资源分配说、时空固定性制约等解释理论。这些研究为中国城市女性时空行为研究提供了借鉴。针对中国女性面临的城市社会转型的独特背景,其时空行为受制度、家庭和自身的多重制约,提出了中国城市女性时空行为研究的框架和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湖北省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103个县区的60岁及以上人口的自评健康数据,以老年健康率为地区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测度指标,分析了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空间分异显著,老年健康率的高值县区主要是地级市的市辖区,次高值县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域,低值县区则广布于省域边缘。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性,但随着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集聚程度呈下降态势。武汉城区及其周边为HH类型县区集聚区,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则是LL类型县区集聚区。总体上看,湖北省老年健康率的热点区域一直稳定地保持在武汉及其邻近县区,冷点区域也较为稳定地集中于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地区。除历史因素外,地区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境因素以及老年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的县际差异是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空间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结果对于促进老年人口健康的区际公平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从健康地理跨学科的视角入手,以广州市典型郊区的102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并选择10个城区街道的927个样本作为参照组进行对比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式快速郊区化背景下,郊区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探讨居民城市建成环境、健身行为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基于WHO-5反映心理健康量表的评分,郊区样本心理健康状况平均分值只有8.411分,远低于城区样本的平均12.788分,郊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相对于城区居民,郊区居民健身活动受长距离的通勤及不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的时空约束更为明显,健身活动频率更低、时间更短、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住宅附近。这种差异除了受个人经济社会属性、邻里社区融入等因素影响外,还明显受到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弥补过度市场化逐利下造成的城市公共性缺失,维护社会空间公平,完善中国式郊区化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体系,改善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郊区规划及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本文尝试利用大量微观空间数据从供需角度评价北京公共交通影响下的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及其空间效率和供需匹配情况,分别采用比例法与最短时间距离法测算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运用定序变量相关法与因子空间叠置法分析公共设施可达性的供需匹配程度。结果表明：北京居住小区公共设施总体可达性水平较高。其中,4环以内各类公共设施可达性水平最高,居住小区到公共设施的平均时间20分钟内的小区占比高达90%以上;5-6环可达性水平最差,平均时间20分钟内的小区占比在50%以下。高需求高可达性街道比重相对较高,而高需求低可达性街道主要分布于5-6环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在公共设施中,小学可达性最好,而医院和购物中心则更强调空间效率。针对识别出的公共设施的高需求低可达性街道,应从出行方式、公共交通线路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采取对策,化解公共设施的供需矛盾问题。

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加强其定居意愿特征分析对制定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中国40个主要城市的宜居城市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特征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分异明显,呈现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自然环境舒适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城市安全性”的递减特征;②中国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等4个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但二者关系并不完全呈简单的线性特征。③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住房价格感知和地理区位等参照变量,以及年龄、性别和职业等个体与家庭属性也是影响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

环境污染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严重危害居民的健康状况。已有关于环境污染与健康研究主要包括宏观区域层面的环境污染与健康指标的相关关系研究;基于居民日常交通出行的空气污染暴露与健康效应的研究;以及关注社会经济属性,重点探讨黑人、儿童、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所承受的环境负面影响,即环境公正和健康不平等研究。本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基于时空行为、环境公正等学科前沿议题,为研究环境污染与健康之间的复杂性提供多样化的理论视角以及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同时提出,需要将个体时空行为、环境污染与健康相关联,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基于居民时空行为轨迹的环境污染暴露与健康影响机理,挖掘不同社会、空间背景下的环境公正与健康不平等的内在关系,为发展更为公平、有效的城市与交通规划措施以及环境健康政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文化健康是衡量区域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准则。本文以云南省生态城镇建设区——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基于生态—文化耦合系统可持续性视角构建生态文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和信息熵开展县域尺度定量评价,并通过分析各县市自然、文化健康组合状况,开展相应的管控发展战略分区。研究结果表明：大理州生态文化健康水平呈现西部高于东部、北部优于南部的整体特征,云龙县生态文化健康水平为全州最高,祥云县最低。根据各县市的生态文化健康因子组合特征将12个县市分为四类发展战略区,即生态文化协同保护区、生态文化均衡发展区、生态恢复优先区、文化建设优先区。本文提出的生态文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对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干旱脆弱性及人类对干旱的适应机理分析是干旱及半干旱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西北地区乡村人地系统可持续性研究的新视角。本文运用Turner脆弱性分析框架,将其改进应用到黄土高原乡村农户的干旱脆弱性及其适应领域,选取榆中县和长武县气象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应用主成分分析、综合指数法、差异性分析和鲁棒性分析等方法分别对指标权重、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及其差异性与脆弱性指数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与检验,并从适应能力、适应策略和适应模式三个层面揭示适应机理。主要结论为：①中连川乡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大于洪家镇,且不同村落间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差异显著;②农户干旱适应机理为暴露—敏感性影响农户收入,农户生计系统是适应干旱暴露扰动的决定因子,农户类型、生计方式、土地利用、灌溉设施和政策扶持的差异性产生不同的适应模式和适应效果;③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排名出现频率较高且排名变化范围较小,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表明农户干旱脆弱性计算结果具有稳健性。

城市群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已有文献较少从形态单中心—多中心视角研究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和影响因素,而且通常采用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测度城市群空间结构,导致测量误差。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采用基于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并运用联合国数据对结果进行佐证。以已有文献采用客观标准界定的13个城市群为样本,使用规模-位序法则测度城市群的形态单中心—多中心程度,探究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980年代以来大多数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呈现多中心化趋势;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规模的增加是导致城市群空间结构多中心化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对于空间结构偏多中心的城市群,应强化城市间的交通联系和政策一体化,获取更大的发展红利;对于个别处于单中心化阶段的城市群,政策导向则避免过早地多中心化。

人口空间化是实现人口统计数据与其他环境资源空间数据融合分析的有效途径。本文选取夜间灯光数据、道路网数据、水域分布数据、建成区数据、数字高程模型和地形坡度数据作为影响珠江三角洲人口分布的变量因子,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对珠江三角洲2010年人口数据进行了30 m格网空间化,并将模拟结果与三个公开数据集作精度对比,最后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变量因子重要性分析珠江三角洲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本文模拟整体精度达到82.32%,均优于WorldPop数据集以及中国公里网格人口数据集,接近GPW数据集,而且在人口密度中等区域模拟精度最高;通过对变量因子重要性进行度量,发现夜间灯光强度是珠江三角洲人口分布的最重要指示性指标,到水域的距离、到建成区的距离和路网密度对珠江三角洲人口分布均具有重要作用。利用随机森林模型结合多源信息能够实现高空间分辨率的人口空间化,可为精细化城市管理提供重要数据源,也可为相关政策决策制定提供支持。

婚姻是人口再生产必要的社会关系,维系着社会的安定和谐,而离婚的空间特征是社会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5-2014年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离婚率变化为数据源,结合传统数理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探究其空间依赖性与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①2005-2014年间地区间离婚差异不断缩小,离婚水平空间分布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异态势;②地区间离婚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是由地理邻近和网络社会空间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地区间离婚现象的高低分异与特定地理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等因素有关;③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及家庭规模的增加对离婚起到显著的影响;失业率的增加及城乡收入的加大对离婚起到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全球化、性别比的增加、家庭负担对离婚的影响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共同探索国际经济治理新机制的一个平台。与此同时,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走到“十字路口”,逆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如何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已成为世界性挑战。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和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将引领新型全球化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就是包容性全球化。本文在简要剖析经济全球扩张的历程及其机制并揭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的实践活动,提出了包容性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包括国家应发挥好“调节者”的角色、解决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文化多元性。尽管这些内涵还不足以精确地定量刻画包容性全球化,但可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借鉴的方向,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理论思考的方向。

自“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各地政府大力推进中欧国际班列运输,试图改变传统的对外贸易运输体系,强化提升新欧亚大陆桥运输作用。然而,设施联通、运输价格、货源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等问题仍然是制约中欧班列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在分析“中欧班列”运营现状及存在问题基础上,提出实现其高频率常态运营的“轴-辐”运输组织模式。通过构建高、中、低三种运价方案,利用距离—经济成本分析法划分“中欧班列”主要出境口岸的经济腹地范围;并综合考虑各城市的铁路技术指标、集疏运能力和货源—成本等因素,从全国尺度识别出“中欧班列”组织的枢纽城市。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本文基于社区发现法、拓扑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明确其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5个组团,其核心节点分别是中国、美国、德—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俄罗斯、印度—阿联酋。②“一带一路”沿线可以识别出3个主组团及2个次组团,其中,亚欧大组团以中国为核心、俄罗斯为次核心,南亚—西亚组团以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为核心。③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大部分沿线国家仍被中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核心节点所吸引,且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联系较强;中东欧国家主要被德—荷—法—英等西欧国家核心节点所吸引,是“一带一路”低渗透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被吸纳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澳—南非组团,但与“一带一路”贸易联系还需加强。

城市道路结构是影响城市商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研究二者之间的关联对于商业布局和道路规划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本文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例,运用空间句法模型计算道路结构指标,采用GIS核密度法计算2014年商业兴趣点(C-POI)密度以分析商业集聚的空间结构,通过双变量相关分析道路结构变量与商业集聚程度的关联关系。结果显示：①道路结构指标中,与商业集聚关联最强的是道路全局集成度。在各商业类型中,与道路结构相关程度最大的是金融保险服务集聚。②道路连接值和全局集成度值分别与商业POI密度呈显著正相关,呈现“高—高”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总深度值与商业POI密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呈现“高—低”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商业POI密度随控制值升高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③商业集聚分布呈现为“核心—过渡区—边缘区”的多核心多层次结构,“高—高”集聚与“高—低”集聚模式集中分布于“核心”及其附近的“过渡区”。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以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为引领,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明确京津冀城市群等级结构及其空间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156个区县为研究对象,从经济中心性、交通中心性、信息中心性、人口中心性4个角度,利用4种空间聚类方法进行5个等级的聚类分析,并基于克氏中心地理论对京津冀城市群等级划分结果进行空间结构分析。结果显示,自组织特征映射神经网络算法(SOM)较适合京津冀城市群的等级划分;京津冀城市群正从以北京城区为单核心的圈层空间结构向3条带型空间结构转变,其中京津都市发展走廊发育成熟,沿海都市发展带也初具规模,而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京石都市发展带正在孕育。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基于1985-2015年全国省际人口迁移矩阵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整体特征以及每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作用。研究结论为：①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密度经历了1985-2000年的缓慢下降、2000-2015年持续上升的过程,与西北、西南和中部主要人口迁出地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性迁移成为发展主流密切相关。②人口迁移网络的内向中心势明显大于外向中心势,说明人口迁入地相对集中,人口迁出地相对分散。③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可分为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西南人口联动区、西北人口联动区5个子群。其中,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是群内和群间联系最紧密的区域;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是全国人口累计迁移量最高的区域;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内部联系较强,对外仅与西北人口联动区联系较强。④基于中心性分析以及核心—边缘结构划分,各省(市、区)对于人口迁移网络的贡献意义不同,广东、北京具有全局控制意义,江苏、陕西、四川、浙江基本处于核心节点序列,上海、天津、内蒙古、福建核心作用逐渐增强,河南、湖北、河北、新疆核心作用出现下降,全国人口迁移路径总体向北偏移。

降低洪灾社会脆弱度是缓解洪灾社会影响,建立洪水韧性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敏感性、适应性和暴露度3个方面构建微观尺度下的洪灾社会脆弱度评价指标体系,以安康市4个滨河村庄为例,运用基于熵权的综合指数法评价农户的洪灾社会脆弱度,并通过BP神经网络分析厘清评价指标与社会脆弱度之间的重要性关系,识别出洪灾社会脆弱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作为降低农户洪灾社会脆弱度的实践依据。研究表明：①案例村调研样本中近一半的农户处于高社会脆弱度等级,由此推算,研究区有715个农户具有较高的洪灾社会脆弱度;②受访者健康状况、防汛信息渠道、避灾疏散方式、建筑质量、是否有病残人口、家庭收入多样性、5岁以下幼儿比重和60岁以上老年人比重是农户社会脆弱度的主要影响因素;③基于农户视角的洪灾社会脆弱度评价能准确地识别出脆弱度较高的农户,其结果在降低洪灾社会脆弱度方面更具有现实意义。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情境下的主客交往方式愈发多元和复杂。现阶段旅游地主客交往的研究较多关注当地居民,而从游客视角深入研究旅游动机、主客交往意愿和旅游体验的相互影响机制较少。本文选取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清山为案例地,以实地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主客交往意愿角度切入,构建了观光型旅游地游客视角的MCE(动机—交往意愿—体验质量)模型,并运用多群组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恒等性检验。结果表明：①三清山游客的旅游动机可以划分为体验生活、刺激/冒险、放松/逃避和社交/求知4种类型,主客交往意愿则划分为适度交往和密切交往2种维度;②体验生活、放松/逃避和社交/求知动机对适度交往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刺激/冒险、放松/逃避动机和社交/求知动机对密切交往意愿存在显著影响;③密切交往意愿比适度交往意愿更能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质量;④分别对三清山男女样本进行多群组分析,因素恒等性检验显示模型具有跨样本的稳定性。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对现代城市雨洪管理提出了新要求。本文运用情景分析法研究中国城市典型低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技术设施的成本效益。分别以80%与95%降雨场次控制率对应的场次降雨为情景,以30年为服务期计算技术设施的雨水管理效益。研究发现：北方城市的建安成本与维护费用均值高于南方城市,同时受区域降雨量差异的影响,南方城市LID技术设施的雨水处理效益普遍高于北方。而北方城市之间效益差异亦较大,其中京津冀地区及西北地区的城市雨水处理效益尤低。不同技术设施之间差异表现为：原地入渗设施的雨水处理成本在6~188元/m3之间,显著高于具有汇流功能的设施。对降水较少的北方城市建议采用成本低、效果好的下沉式绿地结合雨水湿地的方式;对雨量大、雨强高的南方城市建议采用生物滞留设施结合调节塘的方式,可增大调蓄能力达到降雨场次控制率的要求,同时能够净化地面径流、增强雨水下渗。

古洪水研究是近几十年来全球变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难点。本文利用赣北黄茅潭的湖泊沉积,建立了小冰期以来全球变暖背景下的区域洪水记录。采用²¹⁰Pb和¹³⁷Cs方法厘定了地层年代,基于粒度与元素地球化学指标的对比分析,揭示了器测记录(1950年)以来指标记录的特点与区域日降水超过50 mm天数的关系,认为黄茅潭HMT-01孔粒度(包括粗粉砂+砂/粘土比值、平均粒径)和Zr/Rb、Ti/Rb、Zr/Fe比值可作为洪水指标记录,共识别出1950-2010年期间记载的13次洪水事件中的11次。基于这些指标记录及指标特点,共识别1769-1950年间由历史文献记录的31次洪水事件中的23次,识别率达74.2%。研究表明：①湖泊沉积中Zr/Rb、Ti/Rb、Zr/Fe比值和粒度参数(平均粒径、粗粉砂+砂/粘土)作为洪水指标,对洪水事件沉积有较好的指示作用,且Zr/Rb比值对洪水事件的检出率较高;②黄茅潭流域洪水发生频率暖期高于冷期;③年代际尺度上,1820s-1840s,1860s-1870s为19世纪冷期黄茅潭洪水高频期,这两个阶段对应东亚夏季风偏强,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较多;20世纪赣北黄茅潭洪水基本随1920s-1940s,1980s-1990s两个变暖阶段而高频出现,与长江中下游大洪水演变特点基本一致。研究结果为利用湖泊沉积记录反演过去的洪水变化,延长洪水序列、认识洪水规律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全球跨境与本土并购活动日益频繁,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各类要素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是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乃至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动力。企业并购逐渐成为经济地理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利用经典区位分析、企业组织及空间扩张、产业地理集聚、全球生产网络(GPNs)等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企业自身组织与空间结构演化、企业间及地方多维临近性等角度,广泛探讨了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的时空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等议题。主要研究结论为：①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均呈现“核心—边缘”结构,而企业所在区域和行业属性,企业间地理、组织、认知临近性,地方间经济社会联系等是其重要影响因素。②企业并购投资的空间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增长及其空间扩张、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力就业、地方商业与制度环境、区域差异与区域一体化等方面。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经济地理学领域企业并购研究的不足和方向,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区域韧性在中国已成为新兴研究热点,然而国内学者依然将韧性研究局限于均衡论的认识论范畴内。本文首先通过回顾国际最新研究动态从认识论层面辨析均衡论和演化论这两种韧性认知视角的本质区别,由此介绍西方经济韧性的演化论转向。然后从宏观和微观角度阐述演化论视角下区域韧性的形成机制,介绍相关定量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系统的西方最新有关研究经济韧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未来研究应该在演化论视角基础上强化演化经济地理、创新地理(区域知识网络)和区域韧性这三个研究分支的联系,还应该加强产业历史演化过程的案例研究,并利用专利数据等开放数据源构建产业空间基础数据库。

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政治地理思想和实践,对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中国从先秦至晚清的相关文献中涉及政治地理的内容进行梳理,归纳为地利(定都、设镇)、地政(治地、安民)、地缘(安边、攘夷)三大主题,对各主题的要点进行了整理,进而探讨了这些思想与西方政治地理学相关概念的关联,并期望未来中国政治地理学对于本国的传统思想给予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