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变化是当前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领域。本文根据近20 年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文献，对中国过去2000 年极端气候事件变化特征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已有认识表明：① 在1500-1900 年和220-580年等气候寒冷期，中国不但多次出现过较1950 年以后所出现的极端冷冬更为显著的寒冷事件，而且其间的相对温暖时段也出现过日最高气温超过20 世纪极端记录的炎夏。② 在中国东部季风区，在公元301-400、751-800、1051-1150、1501-1550 和1601-1650 年极端干旱多发；101-150、251-300、951-1000、1701-1750、1801-1850 和1901-1950 年极端大涝多发；1551-1600 年则是极端干旱与大涝并发最为频繁的时段。7-8 世纪、12-14 世纪和15 世纪后期-17 世纪中期多发极端连旱；10-11 世纪及17 世纪中期以后，多发极端连涝。华北、江淮和江南3 个地区的极端干旱和大涝事件多发时段存在差异；此外，历史极端连旱事件如“崇祯大旱”和“丁戊奇荒”等也得到辨识。③ 在西北干旱区，极端干旱主要集中发生在1471-1520 年、1581-1650 年、1711-1760 年、1811-1860 年和1921-1970 年等5个时段，其中18 世纪10 年代可能是过去千年极端干旱最严重的年代。④ 在西南地区，虽然21 世纪初旱灾频发，但与2006年川渝特大干旱相仿的事件在史上也曾多次发生过。

第四纪风成红土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与北方的黄土同为反映第四纪古环境的重要载体。基于洞庭湖周边地区10 处剖面122 个红土样品的粒度分析，对该区红土沉积特征及其反映的环境意义进行探讨。结果显示：①样品均以粉砂（4~63 μm）为优势粒级，其次为粘粒（<4 μm），砂含量很少，并富集“风尘基本粒级”（10~50 μm），含量达33.23%~42.23%，粒度特征与典型的黄土、下蜀黄土、加积型红土样品相似，显著不同于湘潭洪冲积红土，也区别于本区砂岩风化壳红土，表明洞庭湖西、南、东缘丘陵岗地存在风成堆积成因的中亚热带风成加积型红土。② 黄棕色土、网纹黄棕色土、均质红土、网纹红土等4 类样品的粘粒含量由高到低的排序是网纹红土 >均质红土 >网纹黄棕色土>黄棕色土；粉砂含量由高到低的排序正好相反。结合粒度参数推测，黄棕色土发育时期，沉积作用增强，粒度变粗，分选性较好；网纹红土发育时期，沉积作用较弱，风化成壤作用强，细颗粒含量增多，分选性相对较差。这可能反映了洞庭湖地区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冬季风加强，风化减弱的气候变化过程。③ 沿冬季风主导风向（偏北风），洞庭湖周边地区红土的M_φ、Md值（φ值）自北向南增大（变细），风成组分（10~63 μm）百分含量随之减少，<2 μm组分百分含量自北向南略有增加。这种趋势提供了组成该地区加积型红土的粉尘由偏北向南传输的风成证据和母质风化程度向南增强的环境信息。

参考已出版的全国各级各类比例尺的地貌类型图的分类方案及图例表达，探讨了中国1：100 万数字地貌的等级分类方法，采用基于形态、成因、物质和年龄等地貌要素，综合反映地貌特征的等级分类指标和分类体系，初步构建了中国多个国家基本比例尺（即1：400 万、1：100 万、1：50 万、1：25 万、1：5 万）数字地貌等级分类方法，发展了由连续分布的多边形图斑反映形态成因类型，以及由离散的点、线和面图斑共同反映形态结构类型的数字地貌类型数据组织方式，构建了多尺度数字地貌类型的编码方法。该研究可为发展多尺度地貌类型图的编制提供方法基础，也可为当前正在进行的地理国情监测工程的大比例尺地貌类型信息普查提供分类规范和技术支持。

以往研究沉积物粒度分布规律时，主要局限于砂质沉积物，至多涉及细砾，对于卵砾、卵石、漂石等粗大砾石沉积物的粒度分布规律很少涉及。以张家界山地河流甘溪现代砾石沉积物为研究对象，样品的颗粒粒径介于23~663 mm，分析了河床、心滩和河岸沉积物样品的累积频率分布曲线。结果表明，这些河流砾石沉积物具有较好的统计规律和空间变化趋势，其分布特征可以用累积频率曲线来表达，一般呈现出清晰的两段式或三段式分布特征，是对不同水位洪水动力的响应。粒度参数反映出这些砾石沉积物具有较好的分选性和球度。河道砾石的中值粒径沿程变小，反映了河流水动力沿程变小的规律。岩壁崩塌的砂岩块体短期难以受到流水的充分改造，使河流沉积物的峰态呈现多样化；漂石及卵石缝隙间拦截了低水位洪水所携带的部分较细砾石，引起河道砾石沉积物呈现负偏。该项研究对于山地河流巨大碎屑沉积物的定量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基于DEM的地形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地貌学研究中，但当前研究以定性或半定量居多，利用各类参数对大面积区域的量化分析研究较少。本文以黄土高原为研究区，利用GIS 及DEM地形分析方法，将坡度小于15°的正地貌提取出来，然后利用坡度与起伏度结合分析得到黄土塬顶面，两者相减得到黄土塬坡面，最终提取黄土塬1106 个；选取黄土塬核心区的106 个样本，分别计算坡面平均坡度、顶面长短轴比、沟壑密度、顶面与底面比、地面裂度5 个指标，然后对其分别进行等级划分，计算5 个指标的几何平均值，作为评价研究区黄土塬相对年龄的指标；对组合指标（I）进行分析后，将其划分为3 级，分别为早期（I<1.74）、中期（1.74≤I<2.12）和晚期（I≥2.12）。研究结果显示，在黄土塬的不同发育阶段，各个形态指标整体上存在差异，各子类型内部也存在发育先后不一致的情况。在对黄土塬各子类型计算发育阶段指数之后发现，从黄土塬、黄土残塬到黄土梁塬，I值逐渐增大。形态指标的有序变化与前人研究所得的黄土地貌发育过程十分一致。

分辨率会直接影响基于栅格数字高程模型（DEM）的数字地形分析结果，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选择适宜的DEM分辨率。目前采取的基本方法，基于某种地形信息定量刻画尺度效应曲线，从而确定DEM适宜分辨率，但对于采用不同地形信息时所产生的影响尚缺乏研究。本文针对该方法中通常采用的坡度、剖面曲率、水平曲率等3 种地形信息，每种地形信息提取时，分别使用两种不同的常用算法，在3 个不同地形特征的研究区中，逐一计算其在不同分辨率下的局部方差均值，以刻画尺度效应曲线，确定相应的DEM适宜分辨率，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采用剖面曲率或水平曲率所得适宜分辨率结果基本相同，但采用坡度所得出的适宜分辨率结果则有明显差别，后者所得的适宜分辨率更粗；② 采用不同地形信息时，越是在平缓地形为主的研究区，所得的适宜分辨率结果越相近，在复合地形特征的研究区所得到的适宜分辨率区间均明显较宽；③ 地形属性计算时所用的算法对适宜分辨率结果的影响不明显。

基于流域完整性、地形的相似性，将整个海河流域分为9 个分区，分析了各分区产沙模数的尺度效应。结果表明，在双对数坐标系上，产沙模数与流域面积的关系呈现出3 种类型：① 线性负相关，即产沙模数随流域面积的增大而减小；② 无显著相关，即产沙模数随流域面积的增大基本保持不变；③ 线性正相关，即产沙模数随流域面积的增大而增大。从地形、分区的位置以及土地利用状况方面对所有分区产沙模数的尺度效应进行分析，并对1000 km²标准面积下产沙模数进行校正。基于校正后的数据，利用ArcGIS 的Kriging 空间插值法，绘制了校正后的产沙模数图。校正结果显示，流域侵蚀模数的空间分布总体表现为自西向东逐渐减小的趋势，这与流域地形的总体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流域西部以山地为主，因而侵蚀强度大，产沙模数高；东部以平原为主，是泥沙的淤积区域，因而产沙模数低。最后，对图中产沙模数的高值区域，从气候、植被和侵蚀作用力3 个方面进行了成因分析。

为了定量区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松花江流域不同区段径流量变化的影响程度，应用线性趋势分析、累积距平等方法，对流域内4 个不同区段1955-2010 年径流量序列进行分析，揭示了径流量在各区段呈现不同的规律。其中江桥以上、江桥—大赉和哈尔滨—佳木斯3 个区段各存在3 个突变点以及被其分割的4 个变化阶段，而大赉—哈尔滨区段只有一个突变点。应用累积量斜率变化率比较方法，在不考虑蒸散的情况下，定量估算了不同阶段降水和人类活动对径流量的影响程度，并探讨了主要人类活动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基准期（T₁）相比，人类活动对径流量的变化起着主导作用，其中江桥以上、江桥—大赉和哈尔滨—佳木斯3 个区段人类活动对径流量变化的影响程度在T₂、T₃、T₄（1998-2010 年）3 个阶段分别为75%、95%和80%；而降水的影响程度分别为25%、5%和20%；大赉—哈尔滨区段T₂时期降水和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程度分别为25%和75%；主要与不同区段人口变动和水利工程修建这两项人类活动相关。

石漠化是与北方荒漠化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并列的中国三大土地退化问题之一。根据石漠化领域内的相关研究，系统总结了石漠化空间格局及动态过程研究、石漠化发展演化的机理研究等方面的进展与不足，提出构建基于中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的石漠化时序轨迹新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长时间序列的石漠化过程分析，从时间和空间上定量、定位追踪石漠化的发展演化过程，不仅可以查明石漠化的发生地点及程度，还可以分析其发生和演化机理。将石漠化格局、过程与成因定量分析相结合，可以从更长的时间段内，更加精确地研究石漠化的时空变化规律，全面系统地揭示石漠化演化机制。

土壤侵蚀产沙模型是开展水土保持研究的重要工具。土壤侵蚀物理模型除能够模拟和预测土壤侵蚀沉积的空间分布外，其可移植性功能较强，因此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青睐，但大多数物理模型运行时需要的参数较多，因而限制了模型应用和推广。本文介绍了比利时鲁汶大学研发的分布式土壤侵蚀模型WaTEM/SEDEM（Waterand Tillage Erosion Model and Sediment Delivery Model）模型，分别从WaTEM/SEDEM 模型的产生、结构、国内外应用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在已有的应用研究基础上，总结了该模型的优缺点，展望其应用前景。

以中原经济区县级行政单元为网络节点，利用重力模型测算1996 年、2010 年231 个节点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分别取各个节点对外联系强度第1 位、前5 位、前10 位的连接建立经济联系网络，运用GIS 工具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网络的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 中原经济区经济联系网络发育不平衡，节点度分布呈明显的右倾“斜长尾分布”特征，少数节点掌握着绝对的“网络权力”，郑州市为整个网络的首位核心，洛阳市、邯郸市为副中心；网络中部、北部节点间连通情况相对较好，而东、南两个方向上节点连通能力亟需提升。② 核心、边缘节点网络权力差距进一步扩大，2010 年节点度值基尼系数和集中度指数比1996 年均有明显提高，边缘区节点连通能力不足且进一步弱化，不利于中原经济区同毗邻地区的互动发展。③ 网络呈现多重轴—辐结构，郑州市为一级枢纽，洛阳市、邯郸市、漯河市等为二级枢纽；中原经济区正在建设的“十”字形发展轴和“米”字形发展带，有助于巩固一、二级枢纽间的经济联系，并使整个经济区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④ 网络中的“掮客”节点主要位于中原城市群板块中，因此中原城市群发展对提高网络整体连通能力有很大作用。

研究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对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演化机制和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中国2352 个县域单元1982、1990、2000 和2010 年的人均GDP数据，采用空间关联技术和变差函数分析了近30 年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化特点并探讨了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和增长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1982 年以来，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增加，空间依赖程度增强；东部和华北北部地区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呈异质性，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分随时间推移不断降低；中国东南—西北向经济发展的均质性相对较好，空间差异较小；历史基础、经济区位、资源禀赋和区域发展政策等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2006 年以来，房地产业成为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主要行业之一。对这一时期中国35 个重点城市的房地产外资区位进行分析，发现房地产外资集中的地区仍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但同时表现出向长江沿岸地区及东北地区的核心城市等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面板Tobit 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内资企业的竞争是导致房地产外资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内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迫使房地产外资放弃利润率最高的最优区位，转而寻求利润率较低、而市场需求较大的次优区位。各重点城市间土地市场化程度差异的迅速缩小使得房地产外资能够自由选择区位，为房地产外资的这一空间转移策略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京津冀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河北省出现环绕京津地区的贫困带引起了学界与公众的普遍关注。目前国内贫困县的设定往往以经济指标为唯一度量标准，本文在经济维度基础上增加社会维度（代表人类贫困）和自然维度（代表自然贫困）两方面评价指标，构建县域贫困度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北省136 个县的贫困状况分别进行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三维评估，并基于SOFM网络将全省县域贫困度划分为五级，与河北省现有各类贫困县分布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基于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多维度评估的聚类分析得到的高贫困度县域均与现有贫困县有很好的对应，与河北省贫困县分布现状基本吻合；由于经济—社会—自然的多维度贫困度评估综合考虑了贫困现状及其潜在可能性，评估更加全面和深入。基于自然维度的潜在贫困度对多维贫困度的影响分析表明：环京津地区的贫困现状比较严重、且潜在贫困程度高，应积极依托京津，承接产业转移。而在冀中南地区，尽管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但潜在贫困程度较低，因其较易脱贫而容易被忽视；同时，还存在大量非贫困县转化为贫困县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贫困问题的关注，分类扶贫、防治结合、区域联动，促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社会财富同步增长。

物流企业指从事物流活动的经济组织，对支撑流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系统的高效运转具有战略意义。在评述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选择中国1855 家A级物流企业为样本，从宏观区域、省级政区和城市等多层尺度，刻画和分析中国物流企业的布局特征，包括总体格局、空间集聚、覆盖水平等，并从多种角度考察了物流企业布局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物流企业分布呈现明显差异，沿海地区多于内陆且形成“2：1”比例关系，东部明显多于中西部且呈现“5：2：1”比例关系，省际之间呈现“南多北少”的格局，东南沿海省份尤其江浙两省集聚；物流企业的城市非均衡布局更突出，形成集聚和稀疏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产业集群、对外开放与国际贸易、交通区位、物流规划与政策等方面的差异是促使物流企业布局形成分异的重要因素。本文可为中国物流企业的布局优化和物流活动组织提供一定参考。

本文从城市体系和城市内部两个尺度上总结交通网络与城市结构之间的关联。通过中美两国城市的实证案例,从交通网络和交通流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城市体系结构和城市内部结构研究的理论框架。其中城市的有序性是其共同理论的出发点,包括城市规模体系和城市内部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有序性,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居行的空间分布模式。可采用交通网络位置决定区位优劣,从而影响城市兴衰(城际尺度)、地价高低、人口疏密(市域尺度)和出行模式等加以理论解释。城市体系分布的有序性、城市内部结构的规律性、城市间以及城市内交通网络的拓扑特征,共同影响了微观层面个体的时空间移动以及群体层面的交通流分布,从而为链接微观与宏观两个尺度的地理环境影响奠定了基础。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空间格局,是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与城市网络的空间格局等方面,对国家尺度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现状特征、演变过程及形成机理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并据此得出：当前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研究虽较多,但仍需深化和完善;基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安全的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研究较少,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而城市体系空间格局优化理论与合理性评价研究较为缺乏,系统模拟与优化模式研究则更为薄弱。因此,未来应在深化和完善现有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强化中国城市体系的生态安全格局、资源环境格局、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空间耦合研究,加强中国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优化理论、合理性评价方法、系统模拟方法、优化模式及优化对策研究,并形成综合集成体系。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重视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学术界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鲜见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尤其是评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本文以北京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构建了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分析了不同社会属性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度了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制度因素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拥有本地户口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外地户口居民;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的增加都能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迁居能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然而频繁迁居和更换工作却会降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地理研究的核心重点之一。近年来,城市住宅价格快速增长,一方面导致城市空间结构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和问题,另一方面住宅价格也可敏锐地反映出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因此,本文从住宅价格的角度对北京市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探讨。利用北京市2005年和2012年二手房市场住宅的空间数据,通过GIS空间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Hedonic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住宅价格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住宅价格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问题。北京市住宅价格存在蔓延式增长、空间差异明显及空间自相关性高等特点,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区位条件、交通便利度、周围环境、基础设施、物业等级等。基于住宅价格得出北京市空间结构的主要特征为：①已形成了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格局。除市中心外,还有亚奥地区、万柳—香山地区、中关村地区、复兴门地区、CBD等次中心,空间扩张仍呈现“摊大饼”的发展模式;②社会空间分异现象有所缓解,但仍存在明显的居住隔离。金融街、月坛等街道是房价高值集聚区,易形成“富人区”,而南六环尤其是房山则易形成“穷人区”;③交通条件和周围硬件环境等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结构有一定的调整作用,但调整的效果并不理想。

本文应用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5、2009、2013年3期分区县、分行业产值数据,采用结合GIS的偏离份额模型,分析北京市2004-2008年、2008-2012年和2004-2012年3个时段中心城与新城间产业空间演化情况,并预测2012-2020年产业空间演化趋势。研究发现：①北京工业向新城扩散明显,尤其是向顺义、通州、亦庄和房山,呈弧形向东向南扩展;②商业、生产性服务业虽出现向城市发展新区新城转移趋势,但在中心城区集聚状况没有明显改变,在市域内呈圈层式分布,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呈轴向扩展;③房地产业扩散明显,朝阳、通州、大兴发展突出,总体呈环状扩展;③公共服务业向新城扩展显著,但高质量的教育、卫生、文化资源仍集聚于中心城区。从总体上看,北京产业空间演化以工业外溢为主,房地产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也有显著扩散,但生产性服务业和商业扩散并不明显。

企业空间动态从微观视角研究区域产业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本文以西方经济地理学哲学基础和方法论转换为背景,梳理了企业空间动态研究的4个理论框架,即新古典框架、行为框架、制度框架和演化框架,探讨了不同框架下企业空间动态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研究在理论、数据和方法上的问题,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与国外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相比,中国的企业进入、退出和迁移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学领域,人文-经济地理学虽在企业迁移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企业进入与退出研究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借鉴西方理论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转型背景,开展本土化的研究。

利用1960-2010年中国1840个台站年降水量数据,采用经验正交函数(EOF)和旋转经验正交函数分解方法(REOF)对降水进行分区,并对各区降水的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多站点资料结合REOF方法实现的降水分区与中国降水实际区域分异特征比较符合,并与中国气候区划相一致。中国各区降水变化特征分析表明,东部各区降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发生雨带的南北移动过程,其中夏季雨带的移动主要受东亚夏季风和大气环流年代际变化的影响。西北地区降水以1985/1986年为突变年,西北西部地区降水由前期偏少转为偏多,主要与来自阿拉伯海和里海异常偏多的水汽输送有关;西北东部地区降水由前期偏多转为偏少,主要与季风的年代际减弱有关。东北地区降水在80年代初由前期接近正常转为偏多,90年代末降水由前期偏多转为偏少,主要与季风和西北太平洋水汽输送的年代际变化相关。西南部各区降水阶段性变化明显,2000年以前西南东北部地区降水与西部地区基本呈反向变化,主要受青藏高原地形、东亚季风和副热带高压等因素的影响,降水阶段性变化明显、成因复杂。

在地形复杂的川渝地区,利用72个气象站点的实测降水数据对TRMM( Tropical Rainfall Measurement Mission) 卫星降水数据的精度分别在年、季和月尺度上进行验证,并进一步分析了高程和坡度对月尺度验证结果的影响,同时借助主成分分析法,对比了高程与坡度对TRMM 3B43降水数据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TRMM 3B43估算的年降水量在川渝地区平均偏高5.38%,其中西部高原区估算结果比中东部地区相对精确。TRMM 3B43与气象站点的季尺度降水数据拟合优度较高,但各季拟合优度之间存在差异,其中春季降水的拟合优度高于其余季节。而TRMM 3B43的月数据与站点实测降水数据拟合优度R²=0.7615,相关系数R=0.87,表明两者之间相关性显著,数据精度较高;就单个站点而言,大部分站点相关系数较高,误差较小,但叙永站相关系数相对较低,小金、雅安、雷波、盐源以及攀枝花站点数据误差相对较大。高程对数据精度的影响较坡度大,且呈现三次非线性回归的变化特征,随着高程的升高,R呈现增大的变化趋势,|Bias(%)|则呈现出增大—减小—增大的变化趋势;坡度对降水数据精度的影响相对较小且变化规律也较复杂,整体上随坡度变化,TRMM 3B43数据精度受到明显的影响。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全球变暖加剧,中国冰川普遍发生了退缩,对局地人民生活、生存环境及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位于西北干旱区的博格达峰地区尤为突出。本文首先采用趋势分析、突变检验和小波变换等方法对研究区周边气温、降水进行研究,同时应用Landsat 1-4、5、7MSS、TM/ETM+影像分析1972-2013年博格达峰区冰川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系统探讨冰川变化与该区气候变化之间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1960-2013年研究区气温、降水变化倾向分别为0.19^oC/10 a和12.4 mm/10 a;年平均气温在1990年前后存在显著突变,年降水量在1985年前后存在突变。气温主要表现为8~10 a的周期,降水周期性较差。目前处于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期;②1972-2013年冰川面积减少46.71 ± 1.32 km²,年均退缩率为0.66% ± 0.02%,冰川退缩趋势明显。其中1972-1990年,冰川年均退缩率为0.44% ± 0.03%;近20年来冰川退缩加剧,年均退缩率达到0.78% ± 0.09%;③通过分形理论对研究区冰川空间结构特征分析表明,预计未来冰川消融率将趋于稳定,但仍处于较高状态;④对比中国西部各地区冰川的变化,发现该地区冰川退缩和其他区域退缩速率相吻合;⑤1990年之前博格达峰地区冰川变化受温度和降水共同控制,1990年之后冰川退缩主要由气温上升引起。

螺髻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是确切存在第四纪古冰川遗迹的典型山地之一,该区冰川地貌演化对于研究环境变化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螺髻山东坡清水沟保存两套古冰川槽谷,分别为上槽谷和下槽谷,其中下槽谷保存完整,而上槽谷在3450~3600 m的阴坡部分出现缺失。采用野外地貌调查与模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冰川槽谷地貌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清水沟槽谷的抛物线模型中,|A|值在1.3101~15.2064 之间变动,B 值变化于0.9695~3.2965 之间,且随着海拔由高到低,都存在着先变小后变大的规律,A、B值同时反映出在海拔3450~3600 m处冰川槽谷的演化不符合常态。分析认为岩性差异和河流溯源侵蚀是影响上槽谷形态的主要原因。对保存在清水沟上下槽谷内的高、低侧碛进行ESR年代测定,结果显示:高侧碛形成于58-84 ka BP左右的末次冰期早期,对应深海氧同位素4 阶段(MIS4);低侧碛形成于13-17 ka BP,属于于全球末次冰盛期晚期的产物。两次冰川作用分别塑造出两套冰川槽谷,即在末次冰期早期冰川作用形成上槽谷,末次冰期晚期形成下槽谷。

科学揭示土地非农化与乡村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的必然需求。本文选取了平原农区典型县域山东省禹城市和桓台县作为研究区,通过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县域土地非农化与乡村系统演化特征,剖析了县域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县域经济由低级向高级阶段演进,土地非农化的规模与比重呈现增长态势,乡村系统整体处于正向演化态势,禹城市和桓台县E指数分别由0.295和0.197增至0.798与0.700。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是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土地非农化比重的增加会带来乡村一些要素的剧烈变化,其中,乡村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对土地非农化过程的敏感性较强。构建乡村人口转移与农地规模经营的保障机制,规范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增强县域辐射能力,是平原农区土地非农化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调控重点。

大豆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兼油料作物之一,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对大豆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全球气候变化给大豆生产带来了一定影响,其中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本文以2010年中国耕地空间分布遥感监测数据为基础,在1961-2010年的长时间序列气象数据、土壤数据等数据基础上,采用GAEZ模型,综合考虑光、温、水、CO₂浓度、病虫害、农业气候限制、土壤、地形等因素,估算了中国大豆生产潜力,进而分析了近50年来气候变化导致的中国大豆生产潜力的时空格局特征。研究表明：①中国大豆生产潜力呈现由南向北、由西向东增加的趋势。东北平原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淮海平原区是大豆高产区。②近50年来,中国大豆适宜种植面积持续增加,而大豆平均生产潜力却持续下降,大豆生产潜力总量先降后增。③中国大豆生产潜力的变化区域差异明显。东北平原区大豆生产潜力总量居全国第一,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淮海平原区分别居第二、三位。本文揭示了近50年来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大豆生产潜力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对合理安排大豆种植布局,高效利用气候和土地资源,实现大豆稳产高产具有指导意义。

以亚热带典型红壤性水稻土为研究对象,利用干筛法研究长期单施化肥和化肥配施有机肥对耕作层和犁底层土壤团聚体组成及其全氮储量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5 mm的块状结构是土壤团聚体的主要组分,其含量比例高达65.7%~83.4%;同时,该级团聚体中全氮储量占土壤总储量的比例亦高达63.1%~82.7%,是土壤全氮储量的主要载体。随土层加深,块状结构体比例增加,其他粒级团聚体含量降低。除<0.25 mm粒级外,团聚体中全氮含量随其粒径减小而增大,而全氮储量则呈降低趋势。施肥特别是化肥配施有机肥后同土层0.25~5 mm大团聚体含量显著增加。团聚体稳定性增强,2~5、0.5~2、0.25~0.5 mm团聚体及土壤中全氮含量和储量显著增加(P<0.05),新增氮储量主要向大团聚体,特别是2~5 mm团聚体中富集。施肥对团聚体组成及其全氮含量的影响随土层加深而减弱。与单施化肥相比较,化肥配施有机肥显著提升犁底层和全层土壤全氮储量(P<0.05),是更好的施肥模式,可在亚热带红壤性水稻土分布区推广应用。

本文评述了中国干旱区恢复生态学研究的历程和特点,系统分析了其研究前沿和未来发展趋势。国家重大需求推动了干旱区恢复生态学研究,植被建设是生态恢复的主要方法和手段;植被分布的地带性规律、土壤生境的恢复、生态水文互馈机理、植物水分关系、生物土壤结皮、基于模型的预测模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地学与生物学的学科交叉融合为干旱区恢复生态学理论创新和生态恢复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协调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之间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在景区建设初期对旅游开发可能造成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估有利于防范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促进旅游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对甘肃省阿万仓湿地生态风险源与风险受体的分析,构建了阿万仓湿地旅游开发的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和风险评估指数法对其旅游开发已经或可能造成的生态风险进行分级,并针对不同风险等级提出管理对策.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开发对阿万仓湿地产生的负面影响中,对当地文化的冲击、植被覆盖率降低、水体污染是最需要重视的问题.

声景是文化景观的重要构成,在塑造地域文化个性、培育地方身份认知、确立居民地方感知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和独特优势.随着声景理念的不断推广,基于地理学视角对声景时空特征、空间意义和社会文化关联等方面的研究,不仅拓展和深化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而且促进了地理学与声景学跨学科研究的融合发展.本文在对声景概念进行简单介绍的基础上,从声景的时空分异特征、声景与地方感知、声景与居民福祉、声景的社会文化关联、声景的地理实践应用、特殊音乐声景的地理学研究等6 个方面,对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声景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并以此构建了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逻辑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特点和差异.国内文化地理学以音乐现象为主要基点,并逐渐扩展到音乐之外的其他声音类型;国外学者在音乐地理学之外,相对系统地采纳了声景学的理念和方法,拓展了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研究结果对拓展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实现基于声景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用户贡献内容(UGC)已逐渐成为旅游行为与感知研究的重要数据源.区别于通常利用搜索引擎关键词数量描述网络关注度的方法,本文引入电子社区层次结构为权重因子,建立了基于社区UGC的旅游关注度模型,能够灵活调节模型表达的重点,优化计算结果.针对著名旅游电子社区Tripadvisor 的研究发现,国外社区用户对中国旅游的关注呈现3 个典型特征:①旅游关注集中在“长城、泰山、黄山、九寨沟、张家界”等少数旅游吸引物,和“北京、香港、上海、桂林”少量目的地城市;大量吸引物和目的地关注度较低,呈现“长尾现象”与极化特征.②吸引物与目的地城市的关注空间具有明显耦合性,关注度较高的吸引物多邻近或隶属于关注度较高的城市,如桂林阳朔、北京长城、成都都江堰和九寨沟、杭州西湖等.③旅游关注空间整体呈现出由高到低的“东—中—西”格局,与中国区域经济的“东—中—西”梯度格局基本耦合;北京、香港、广州、深圳、上海、成都等关注中心也与区域经济中心一致.旅游资源禀赋、电子口碑传播模式、地理区位、经济水平和关注者国家的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状况、地理区位等是影响旅游者关注度及其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旅游关注度模型旨在解决互联网用户对区域旅游关注的定量计算问题,为基于互联网UGC的旅游地理学研究提供新思路.

随着人们闲暇时间和收入的增长,休闲旅游不断发展,而城市休闲商业街区(RBD)作为城市旅游的重要游憩空间,受到普遍关注.城市RBD是传统商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对于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经济转型、城市形象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知网检索到的与RBD相关的246 篇文献为基础,以论文年发表数量和增长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首先分析国内RBD研究进程,将其分为起步发展、快速发展、巩固发展3 个阶段,从研究主题、使用方法、研究层次等角度对每个阶段特征进行分析.其次,分析文献内容,对RBD的相关研究方向进行划分,共分为12 大类,并从RBD的相关概念与定义、RBD的特征功能与分类、形成机制与过程、空间结构与布局、RBD发展对城市的影响、RBD的旅游形象与游客体验感知、RBD的开发与规划7 个方面对国内RBD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最后对RBD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其中,概念定义的统一、深化案例研究、细化研究方向、提炼理论层次、应用定量化研究方法、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等都是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的环节,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和重点进行展望.

自然灾害风险分析方法的选择,决定了风险分析所需资料的详细程度、风险模型的使用情况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是风险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直接关系到风险分析的成败。风险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有相对值方法和绝对值方法两大类。风险相对值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其方法可归纳为概率统计法、期望损失法和情景模拟法3类。基于风险概率的分析方法比较适用于具备较长时间统计资料的宏观空间尺度研究;基于期望损失的分析方法实际应用中较易操作,多用于中观空间尺度的研究;基于情景模拟的分析方法结果精度较高,较适合于微观空间尺度的研究。风险绝对值分析方法中,生命风险最受重视,但基于历史资料的生命风险分析方法还不够成熟,其数学模型的生命风险分析方法还有待检验,基于情景模拟的生命风险分析方法可能是未来发展方向。相对而言,经济风险分析方法比较成熟,而生态环境风险定量分析的有效方法尚需进一步探索。在风险绝对值表达的定量研究方面,今后应重视情景模拟和土地利用的作用。不论是哪种风险表达方式,分析方法的选用都要基于风险机制、考虑研究尺度、运用现代技术,以提高分析方法的实用性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频发的重大自然灾害事件,表明一种灾害引发一系列次生灾害的灾害链现象使得灾情通过累积放大效应而大大超过单一灾种灾情,深入研究灾害链灾情累积放大过程是有效防范巨灾风险的前提.首先,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研究中不同视角下对灾害链现象的理解,认为灾害链一般性概念中应当包含孕灾环境、致灾因子链、承灾体以及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复杂相互作用关系,只有从地理学的综合性角度出发,才能正确而完整的理解灾害链过程灾情累积放大机制.其次,按研究思路的差异,综述了当前研究灾害链灾情累积放大过程的5 类方法,包括经验地学统计方法、概率模型、复杂网络模型、灾害模拟以及多学科理论方法.从描述灾害链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复合作用的角度出发,分别讨论了它们在刻画灾害链灾情放大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选取了影响较大、灾害引发关系典型的地震灾害链与台风灾害链,从灾种维度综述上述几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概况及进展.最后,提出综合多种方法发展与完善灾害链灾情累积放大效应过程的动态模拟是灾害链的研究趋势,其中关键在于模拟灾害链系统各要素的时间与空间上的耦合,研究思路从“静态—描述—解释”向“动态—过程—模拟”的转变是理解灾害链、灾害系统复杂性的重要途径.

社会脆弱性作为脆弱性的维度之一,是脆弱性与可持续性科学研究领域的新兴热点问题。在分析对国内外社会脆弱性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概念内涵、分析框架与评价方法3方面对社会脆弱性研究进行了评述。目前学者们对社会脆弱性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体系与内涵特征;系统性的社会脆弱性分析框架尚未形成,现有成果多是在脆弱性框架基础上的延伸和拓展,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社会—生态视角和综合视角开展研究;多元化的评价方法在社会脆弱性的应用研究中仍较少见,已有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尚不完善。未来,应进一步拓展社会脆弱性研究内容,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逐步统一社会脆弱性概念和分析框架,深化社会脆弱性的理论研究;加强社会脆弱性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的完善,促进多元化评价方法的应用;加强社会脆弱性减缓与调控对策研究,整合社会脆弱性与适应性框架,为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社会脆弱性作为脆弱性的维度之一,是脆弱性与可持续性科学研究领域的新兴热点问题.在分析对国内外社会脆弱性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概念内涵、分析框架与评价方法3 方面对社会脆弱性研究进行了评述.目前学者们对社会脆弱性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体系与内涵特征;系统性的社会脆弱性分析框架尚未形成,现有成果多是在脆弱性框架基础上的延伸和拓展,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社会—生态视角和综合视角开展研究;多元化的评价方法在社会脆弱性的应用研究中仍较少见,已有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尚不完善.未来,应进一步拓展社会脆弱性研究内容,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逐步统一社会脆弱性概念和分析框架,深化社会脆弱性的理论研究;加强社会脆弱性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的完善,促进多元化评价方法的应用;加强社会脆弱性减缓与调控对策研究,整合社会脆弱性与适应性框架,为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化是全球发展的趋势,而城市化进程对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全面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碳排放研究的起源与发展、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对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和评述.从中看出:国内外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城市化和碳排放的关系、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宏观及微观因素,以及城市化对碳排放的作用机理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量分析为主,除基础的IPAT模型、STIRPAT模型之外,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指数分解、结构分解、多指标面板数据聚类分析等方法也广泛应用.总体而言,城市化进程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涉及诸多因素,目前的研究已逐渐深入、研究方法也多有创新,但仍需丰富研究视角、完善研究体系,更好地为城市化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为低碳城市发展奠定基础.

城市化是全球发展的趋势,而城市化进程对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全面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碳排放研究的起源与发展、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对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和评述。从中看出：国内外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城市化和碳排放的关系、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宏观及微观因素,以及城市化对碳排放的作用机理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量分析为主,除基础的IPAT模型、STIRPAT模型之外,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指数分解、结构分解、多指标面板数据聚类分析等方法也广泛应用。总体而言,城市化进程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涉及诸多因素,目前的研究已逐渐深入、研究方法也多有创新,但仍需丰富研究视角、完善研究体系,更好地为城市化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为低碳城市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