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贫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位目标，厘清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理与成效，可为乡村扶贫开发提供新视角、新路径。论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探究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机理，并集成多源数据与多元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作用路径与影响的异质性进行了系统性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存在直接与间接双重路径。三维贫困标准下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对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减缓边际效应为67.5%，且减贫效应稳健。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群体差异，因贫困群体的贫困程度、受教育水平与贫困类型不同而呈分异特征，对深度贫困群体和低受教育水平贫困群体的减贫效应相对较小，对收入贫困、就业贫困、健康贫困与生活贫困均具减缓效应。需要科学识别农村普惠金融与贫困群体/地区的耦合过程，实现普惠金融的差异化供给及其与农村教育的深入关联以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深度、广度与可持续性。

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战略方向,也是中国应对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论文通过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主要进展、问题,对新形势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战略再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进入“创新经济”发展阶段,平台建设、人才集聚与政策配套持续强化,多样化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模式不断涌现,但是在成果质量、资源配置、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现实挑战。在继续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有的基础上,未来应从“创新资源的获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资源的协同与再分配”等方面持续进行战略优化与调整。

虚拟旅游流一定程度上表征了游客需求的地理指向,是分析中国旅游业空间发展格局、推动国内大循环格局形成的重要突破点。论文利用2016—2020年百度指数搜索数据,基于虚拟旅游流流向视角,构建虚拟旅游吸引力与出游潜力指标,结合空间分析工具剖析其空间分布状况;通过虚拟旅游优势度与关联性分析各节点的作用与地位,系统考察虚拟旅游流网络结构的空间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 从虚拟旅游流空间结构来看,北京、上海及云南为中心地区,三地向外辐射,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云贵川渝地区为核心的虚拟空间结构。② 从虚拟旅游流的极化与扩散效应来看,长三角地区扩散效应显著,而京津冀及其以南地区和云贵川渝地区极化效应显著。其中,京津冀及其以南地区由双核结构转为单核结构;云贵川渝地区内外部联系不断增强,形成了多核心、多层级的强区域内循环结构。③ 基于虚拟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分析发现,区域内部循环流动是促进区域内外部旅游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④ 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及时空邻近性等是影响虚拟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变的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时代,依托互联网平台构建的虚拟空间对实体地理空间的影响不断加剧。论文基于2016—2020年中国网络游戏项目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式重力模型等探究网络游戏产业的城市合作网络结构及其多维邻近性机制,以揭示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空间组织的影响,为探索新时期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提供参考。研究发现：① 数字技术的发展强化了网络游戏产业的分散化和集聚趋势,外部网络在网络游戏项目运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小城市对跨地域合作网络更为依赖;② 城市间基于网络游戏产业价值链分工合作的联系比较稀疏,合作网络呈现不均衡的“菱形”格局,网络层级基本遵循中国现有的城市体系,核心节点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地方行政中心在合作网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城市产业规模、对外连通性、人力资本等对网络游戏产业合作网络的构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下地理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作用不显著。

伴随着中国海洋经济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在内外部扰动下增强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韧性成为了发展海洋经济的必然途径与重要保障。论文从海洋经济网络结构视角开展韧性研究,运用涉海A股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信息构建海洋经济网络,分别从层级性、匹配性和传输性3个维度对2010、2015、2020年海洋经济网络结构韧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 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网络层级性提升,区域绝对极化与相对均衡化并存;② 匹配性由同配性转变为异配性,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联系增强;③ 传输性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但具有提升之势;④ 层级性、异配性与传输性的增强提升了海洋经济网络的凝聚性、创新性与开放性,使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网络结构韧性得到增强。研究旨在丰富经济地理学韧性研究以及为海洋经济安全发展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参考依据,以期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探究东北地区相关产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对促进区域经济及产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借助天眼查软件获取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2009、2014、2019年3个时间节点的A股、新三板上市企业数据,利用马尔科夫链、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而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与探究。研究发现：① 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增长速度放缓;东北地区各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均实现等级跨越式发展,达到高水平的产业则平稳发展。② 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中部“极区”、南部“S型极带”现象加强,集聚特征减弱,省域空间分异逐渐增强;各类产业发展水平空间重心南移,扩散与集聚效应并存。③ 各影响因素发挥作用不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格局演变。

鉴于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城市规模分布形态的规模差异性和城市规模分布演化与城市增长模式之间的关联,论文基于1953—2010年中国6次人口普查数据,选择了全部城市(包含地级市市区和县级市)和地级市(地级市市区)2种样本组,对中国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的形态特征、演变趋势及其与Gibrat定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主体符合Zipf定律的线性分布,但两端即小城市和超大城市因规模不足而偏离线性分布,这一现象也得到全球各国证据的支持;从演化角度来看,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在早期逐渐分散化并偏离Zipf定律,但从2000年开始转而向符合Zipf定律的方向回归,其中大城市率先在1990年就开始了转向,与这一阶段城市人口随机增长表现出耦合性,从而验证了Zipf定律和Gibrat定律的逻辑一致性。该发现对于促进中国城市规模分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行政中心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文采用空间分析、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级以上行政中心迁移的基本特征、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迁移特征方面,行政级别越高,迁移距离相对越远,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后,以华北地区最为频繁,西部地区迁移距离普遍比其他地区更远;在迁移效应方面,新行政中心周边人口、经济和建设用地增速都明显快于原行政中心,行政中心迁移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在影响因素方面,主要受资源环境条件制约、旧城规划改造推动、新区开发建设引导、行政体制改革和城市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行政中心迁移通常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始自行为革命,行为地理学逐渐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不断扩展自身的理论框架和实践外延,反思并重新认识自身的意义,成为了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入,世界越来越向着多样化、个体性、动态化发展,人们的空间行为决策、选择的差异与个性越来越明显,空间与行为的交互越来越强,为行为地理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论文通过梳理行为地理学的学科基础,提出行为地理学的学科定位与内涵外延,并指出行为地理学已经呈现出面向动态人地关系、面向个体生活质量及面向社会可持续发展3个前沿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论文对行为地理学面临的方法论、研究方法与跨学科的挑战进行讨论,并展望行为地理学的未来发展,以期为中国行为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提供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为探究数据要素在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过程中的实际价值增值过程,论文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演变规律,构建了包含数据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依托DDF-Luenberger指数及其分解模型,测度2006—2018年间中国沿海1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及各项要素的生产率变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① 整个研究期内中国沿海各地区数据要素化水平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但区域间数字鸿沟问题依旧不容忽视。② DDF-Luenberger指数测度结果显示,2006年以来沿海各地区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正向变动,且阶段性特征明显。③ 单项要素绩效测度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层面：仅仅拥有数据资源只是具备了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潜在可能,全要素数据生产率变动依旧更多地依赖于数字技术变动;劳动要素层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劳动力技能的提升表现出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研究期内沿海各地区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均呈上升态势;资本要素层面：全要素资本生产率变动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及空间差异化特征;资源要素层面：沿海省市全要素资源生产率大体上实现了正向变动且阶段性特征明显。

城乡转型是一个多领域、多层次的综合过程。科学认知城乡转型的概念内涵,系统探讨城乡转型的格局、过程和机理,对于解决新时代突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城乡转型理论认知的基础上,论文综合解析了中国省域城乡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并基于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剖析了城乡转型的格局,探讨了不同类型城乡转型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及其对策。结果表明：① 城乡转型是城市地域系统演化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外在表征是这2个过程耦合协调的状态;② 2000—2018年,各省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快速上升,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向中级协调的转变,但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显著低于东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③ 2000—2018年,全国城乡转型整体上实现了由低水平城乡统筹向中等水平城乡融合的转变,在空间上呈现出中西部地区城乡转型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特征;④ 全国城乡发展可划分为高水平城乡融合区、中等水平城乡融合区、低水平城乡融合Ⅰ区和低水平城乡融合Ⅱ区4种类型,各类型区城乡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机制、补齐短板等措施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实。

企业空间扩张对企业效率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09—2018年北京市制造业上市企业及其子公司微观数据,通过子公司空间分布变化分析了企业空间扩张模式,并分析了扩张带来的企业总部与子公司之间距离的变化,进一步采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总部与子公司之间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的变化对不同扩张模式的制造业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在样本期内,北京市制造业上市企业扩张规模较大,空间扩张模式由等级扩散转变为等级扩散与接触扩散相结合,且以接触扩散为主;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呈上升趋势,经济距离先下降后上升。其中,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倾向于等级扩散,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国有企业倾向于接触扩散。② 对以接触扩散为主要扩张模式的企业来说,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与企业效率负相关,而以等级扩散为主要扩张模式的企业效率受地理距离影响不显著。③ 无论企业扩张模式如何,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经济距离均与企业效率正相关。因此,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企业应选择不同的扩张策略。

无人机正处于技术快速突破与应用快速增长的重要时期,将成为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低空智联网是无人机产业发展的基石,是在低空空域实现“人—机—物”三元融合万物智能互联的重要基础设施。低空智联网体系架构就是依托天空地海网络基础设施,实现传统互联网络向万物智能互联网络演进,形成适合低空业务数字化、智能化运营的实体网络空间,可为无人机产业发展提供一个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运营环境,对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资本跨区域流动逐渐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异地投资是资本流动的微观体现,探讨企业异地投资特征对于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论文以1998—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异地投资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中国异地投资网络,从全国和东中西3大地区角度分析异地投资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国和3大地区异地投资网络节点中心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5大城市群地区;异地投资网络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层级结构、空间集聚性、路径依赖等特征;投资净流入和净流出城市仍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但投资活动存在向中部和西部发展的趋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环境等均对全国和东中西3大地区呈现差异化的影响。

COVID-19疫情对于休闲业造成重大影响。论文基于移动定位数据,利用核密度空间分析法、非参数检验方法,定量解析COVID-19疫情对北京市三环路以内休闲区域在清明节和劳动节人口热力影响。研究指出： ① COVID-19疫情对于北京市节日休闲区域人群热力影响显著,研究选取的3类休闲区域人群热力在2020年清明节、“五一”劳动节分别较2019年同期下降54.2%、53.0%。其中：风景名胜、购物服务、酒店住宿人群热力在清明节分别下降53.6%、57.5%、52.9%,在劳动节分别下降48.5%、52.0%、55.6%。② 风景名胜细分行业中不同类型区域人群热力受影响程度存在差异。3类细分行业区域清明节、劳动节降幅大体呈：寺庙教堂(41.7%、50.3%)<公园广场(53.1%、47.1%)<景区景点(61.1%、51.2%)。Wilcoxon秩和检验表明,寺庙教堂人群热力逐小时变化波动更小,总体呈现出观光游览<日常休闲<宗教信仰的行为需求差异。③ 北京市三环路以内休闲区域人群热力受COVID-19疫情影响程度与未受突发事件影响时休闲区域人群热力、休闲区域面积分别呈显著负、正相关性,其原因可归结为休闲人群风险感知与疫情防控的空间环境因素。研究可为评估COVID-19疫情对于中国大城市休闲业态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创新驱动发展”是中国的重要发展战略,论文利用中国知识产权局记录的城际技术转移专利条目数据,从关联度和复杂度入手,借助Gephi、ArcGIS、Stata等工具,探索中国城市的专利技术引入模式。论文以城市引入技术的平均关联度、平均复杂度为标尺,划分出“高关联度—高复杂度”“低关联度—高复杂度”“低关联度—低复杂度”“高关联度—低复杂度”4种模式。进一步地,不同的技术引入模式之间隐含着演化机制,论文根据城市发展水平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以低关联度为主导的开拓学习阶段、关联度逐渐提升的强化学习阶段、多元化引进陌生领域技术的跳跃学习阶段。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关联度的提升和复杂度的降低,都有利于城市引入该种专利技术,且关联度的提升将促进城市对复杂技术的吸收,并通过分组回归验证了城市技术引入模式的演化机制。

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升级、协同发展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对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提出更高要求。论文基于2000—2013年京津冀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全部制造业总体格局相对稳定,高值区集聚于京津唐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区域联动发展势头明显;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日趋集中于少数区县,且与周边区县空间自相关程度整体弱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县邻近扩张与疏散转移发展交替出现。区域联动发展促进各地制造业均衡增长,缩小了区域制造业发展差距。②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呈现出明显专业化地域分工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日益向中心城市城区外围及中南部县区集中扩散;资本密集型产业集聚于环渤海西岸产业带,京津冀外围地区产业产值大幅度增加;技术密集型产业扎堆于京津高科技产业带。③ 3类制造业的关键驱动因素有所差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投资和交通可达性影响;资本密集型产业对本地市场规模和投资依赖性强,受交通可达性影响弱;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受制于交通可达性与工资水平。3类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地方财政支出作用影响。研究可为城市群先进制造业产业空间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生活圈建设是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关键内容之一,生活圈内服务设施配置是做好生活圈规划的首要基础,居民生活圈与服务设施的空间匹配关系也是地理学“人地关系”在城市社区尺度的重要体现。学术界对生活圈与服务设施的匹配关系已有研究,但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数据,该类数据存在样本量少、地域覆盖范围小等不足。论文将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和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等大数据,以北京为例,测定居民生活圈范围和服务设施可达性,并分析两者间的空间匹配关系及其地域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居民生活圈呈现多中心结构,其半径由市中心和新城中心至非中心地区递增;服务设施可达性则呈现圈层结构,其水平则由市中心至郊区递减。② 设施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半径的匹配关系整体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即综合设施可达性水平越高则居民生活圈半径越小。③ 空间匹配模式呈现明显地理分异特征,在中心城区、新城中心,服务设施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半径以“高—低”空间匹配关系为主,但中心城区和新城的边缘地区则以“低—低”“低—高”空间匹配关系为主。④ 不同类型设施之间也存在差异,文体和休闲设施的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范围的空间匹配度显著偏低。研究结论可为完善生活圈理论研究提供新实证案例,并可为生活圈空间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进入关键转折期,人口收缩现象在区域尺度上呈现快速蔓延趋势。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论文从多时期演变视角对1990—2015年县市尺度人口收缩区进行识别,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然后,在人口收缩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划分出不同的成因类型,并进一步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主要结果如下：① 人口收缩区存在不同的演变路径,约24%的县市为波动收缩,约13%的县市为持续收缩,约5%的县市为近期增长转收缩。② 波动收缩型分布较为广泛,包括长江中游地区、川黔渝地区、甘肃、陕西、江苏北部、福建西部等,持续收缩型主要集中在川黔渝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近期增长转收缩型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河南和新疆。③ 人口收缩的成因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滞后驱动型占比最高,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集中;经济放缓和自然增长低双驱动型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自然增长低驱动型占比较低,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论文认为需要重视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现象,并根据不同区域人口收缩演变趋势及成因的差异,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建设出现新转向的背景下,论文基于现状和相关规划完成后的陆路综合交通网络,解析了中国城市网络通达性的演化趋势及其对国土空间结构演进的影响,重点回应了“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建设和国土开发均衡性2个问题。结果显示,已有规划的完成能够大幅提高中国城市网络的通达性水平,在最短旅行时间上基本可以支撑“全国123出行交通圈”的建设;通过促进轴—辐组织模式和空间级联秩序发育,已有规划能够引导国土开发结构朝多中心、网络化方向演进,为区域间的协调和均衡发展提供交通基础;未来应从支撑与引导、整合与衔接、效率与公平等方面持续优化交通服务的供给结构,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服务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能力。

论文首先从人地关系视角分析了乡村问题的背景及乡村振兴的内容逻辑,提出乡村衰退是人地关系调整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结果,乡村振兴最终目的就是调整人地关系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生产要素价值变化。对乡村振兴地理研究的评述发现,多数关注其战略内容的实施,而对乡村人口重要载体的乡村聚落重视不够。事实上,乡村聚落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密切,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场所,是乡村人地关系调整的核心和关键抓手,在乡村振兴中起关键作用。而已有的乡村聚落地理研究多聚焦空间变化,并且重实证轻机理,尤其是与乡村振兴相关联的聚落演变机理研究尚无成果问世。最后,基于乡村聚落在乡村振兴中关键作用,提出从人地关系协调出发,加强乡村聚落演变理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变化趋势、乡村聚落专业化转型、乡村聚落整治优化及乡村聚落风貌景观等5个方面的研究。

社区生活圈从居民日常活动及行为视角考察城市社区,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相关学科的研究前沿,也是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中国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伴随着流动性和信息化的不断深入,社区生活圈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社区活动和居民时空行为日益多样化、社区空间的功能与意义日益丰富化,亟需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创新与实践引导。时间地理学是理解人与环境关系的社会—技术—生态综合方法,为早期基于时空行为与生活空间的社区生活圈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新时间地理学重视家庭及其他组织企划的交互与时空组合,可为社区生活圈内个体—家庭—社区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研究、时空行为的社会文化制约与多情境分析及模拟提供重要支撑。论文基于新时间地理学方法,从理论、方法和实证3个维度提出社区生活圈的新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具体包括构建社区生活圈的时空行为理论,揭示社区生活圈的时空间结构;创新社区生活圈的时空行为分析和模拟方法;从社区生活圈时空行为优化、社区交往生活圈、社区安全生活圈等方面创新中国城市规划与管理等研究内容。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6大经济走廊之一,而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环节。研究中巴贸易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其贸易潜力,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论文从中巴贸易发展态势、商品结构、空间格局等方面揭示中巴贸易关系,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中巴贸易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探析其发展潜力,以期为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 中巴贸易发展迅速,中对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中国主要出口机械及电气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进口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等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② 中国各省份与巴基斯坦的贸易合作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沿海省份与巴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各省份除新疆外与巴基斯坦贸易额均较小。③ 中国多数省份对巴贸易商品结构发生显著变动,其中,新疆、山东等进出口商品结构多元的省份的变动相对较小。④ 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对中巴贸易拉动较强;海运距离对中巴贸易规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领土接壤为中巴组织边境贸易提供了良好条件;铁路和水运口岸的建设对中巴贸易具有积极影响。⑤ 中国各省份与巴基斯坦均有较大贸易潜力,内蒙古、云南、广西、陕西等省份的合作潜力更明显。

论文在中国《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基础上,根据2012年以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中国气候公报,综合评估了环渤海经济区、长江经济带、华南经济圈和东北经济区的近期气候变化特征。主要结论有：① 1961—2018年,环渤海经济区、长江经济带、华南经济圈和东北经济区的平均气温上升趋势分别达0.35 ℃/10 a、0.20 ℃/10 a、0.20 ℃/10 a和0.33 ℃/10 a;尽管在1998—2014年间这些区域均出现了增暖趋缓特征,但除东北经济区外,环渤海经济区、长江经济带和华南经济圈均在2014年之后突破了其前最暖年的年均气温记录。② 1961—2018年各经济区(圈、带)的降水趋势变化虽均低于1 mm/10 a,但其间年际和年代际波动显著;2012—2018年降水虽总体偏多,但时空差异较大,其中东北经济区2013年和长江经济带2016年降水为1961年以来最多,而辽宁2014年降水却为1961年以来最少。③ 2014—2018年,各经济区(圈、带)最高气温超历史极值或极端阈值(发生概率≤10%的分位值)的极端高温事件频发,同时环渤海和东北经济区的区域性跨季连旱和极端特大暴雨等事件的发生频率增多,长江经济带暴雨日数偏多,华南经济区受台风影响呈加重态势;长江经济带和东北经济区在增暖同时也出现了多次大范围的极端低温事件。

探析中国碳排放强度非均衡性及其演变的驱动力可以为中国制定科学合理、公平高效的区域减排方案提供科学依据。论文基于Theil指数,测算了中国2005—2015年省级尺度化石能源燃烧碳排放强度的非均衡程度;从地理区域、经济部门、能源种类和影响因素等视角解析了碳排放强度非均衡性及其变化的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总体上逐年降低,但其在省级尺度上的非均衡性不断增强。从地理区域来看,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非均衡性主要来源于东北、东、中、西4大区域内部,且东部和西部地区内部不断扩大的碳强度差异日益成为中国碳排放强度非均衡性增强的重要原因。工业和煤炭分别是碳排放强度非均衡的主要经济部门来源和能源种类来源,也是加剧碳排放强度非均衡性的关键动力。就影响因素而言,各省区技术水平的差距主导了碳排放强度的省际差异及其增长。研究结果可以为中国区域减排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地方是很重要的地理学概念。中外学界对地方的研究有丰富积累。围绕地方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探索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对中国地理学尤为重要。“重建地方”旨在打破学科界限,重新发现学术研究的“地方”,并将学术与生活、思想与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反思和重建生活中的“地方”。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主要聚焦于流动性的大尺度城市空间与稳定性的小尺度社区空间。通过运用开放的街景地图、3D-VQGIS等新GIS工具和方法,整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将定量与定性结合,丰富了地方性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使人文地理与GIS结合有新的方法论与可操作的手段。以地方为主题,人文地理与GIS的结合还将重塑这2个子学科,进而促进地理学发展。未来应该大力探索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实现学科内的交融互动,并将其应用于解释尺度交错的现实问题,进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重建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