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在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对城市空间形态形成冲击。深入理解其对城市多中心化的影响，对制定城市空间规划政策至关重要。论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6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采用多周期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多中心化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政策溢出的距离衰减边界、城市异质性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的多中心发展进程存在抑制作用；② 在地理矩阵、经济矩阵、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三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多中心化均表现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地理矩阵下影响最为显著；③ 智慧城市建设的边际溢出效应呈现试点城市—省域—城市群近距离衰减的圈层结构，且随距离增加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趋势，在200~400 km距离带最为突出，超过600 km则不再显著；④ 异质性分析发现，从经济地带、城市等级和主导产业划分来看，政策溢出效应在西部地区城市、较高等级城市与第三产业主导城市中正向显著；⑤ 市场分割水平和政府治理水平能够在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多中心化之间发挥有效调节作用。

2008年以来，随着土地开发逻辑从“商品化”向“资产化”发展，中国的城市更新模式逐步向金融化转型。既有研究聚焦土地金融化，从融资视角阐明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土地抵押与举债建设推动城市更新。论文从投资视角，以住房资产化为概念框架，探讨金融化背景下的城市积累模式。以广州为案例，基于多尺度分析，研究发现：在城市尺度，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资本化效应提高土地与住房价值，地方政府通过规划叙事塑造市场预期，为房地产开发创造更大的增值与积累空间。在家庭尺度，住房资产化强化了中产家庭的财富观念与投资动机。土地与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激励中产家庭基于对城市前景的乐观预期而购房投资，期望通过房产增值分享城市发展的经济红利。房价上涨所释放的财富效应进一步推动购房热潮，并反过来维系土地出让与财政收入。由此，金融化的城市更新模式反映了城市增长机器与家庭投资逻辑的相互耦合，共同构建了以资产增值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路径。最后，论文延伸探讨在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的背景下，如何重构资产化逻辑，以实现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推进。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理解老旧小区居民的住房决策机制对提升老旧小区改造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价值。论文基于2023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体检社会调查中重庆市中心九城区的数据样本，构建改造意愿—迁居意愿双模型分析框架，运用随机森林算法结合可解释模型，系统探究两类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关联效应。研究发现：① 老旧小区居民展现显著的留守改善行为偏好；区位、房屋属性是影响住房决策的首要因素，改造与迁居意愿在城市空间中形成截然不同的分布格局，且在10 km处出现关键空间阈值。② 住房特征方面，楼层、产权、房屋质量、居住时长及社区环境对改造与迁居意愿表现出差异化且复杂的影响模式。③ 个体特征方面，18~24岁群体改造意愿最强，而老年人迁居倾向最保守；高收入、高学历居民在两类决策上均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显示出更强的决策灵活性。此外，改造与迁居意愿之间呈现明显的替代效应。研究为城市更新政策的精准化与差异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并有助于实现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更新目标。

低效用地识别与评价研究是存量土地盘活再利用的前提。现有研究关注低效用地的综合评价，缺乏多维度特征的交互分析，忽视了具有协同效应的高价值地块的挖掘。此外，现有低效用地识别模型通常采用线性加权评价方法，对地块属性特征和低效利用程度的非线性关系考量不足。因此，论文以地块作为研究尺度，提出了一个“双维度—交互式”低效用地识别与评估框架。具体地，运用BP神经网络识别地块内部开发强度，运用熵权法评估地块外部区位条件，进而分析内部开发强度与外部区位条件的交互作用，识别具有协同效应的“低开发强度—良好区位条件”的高价值地块，并以北京市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BP神经网络模型能够更好地顾及地块内部属性特征与低效利用程度的非线性关系。通过将“低开发强度—良好区位条件”地块与北京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中的城市更新街区对比分析，发现大部分重度/较重度低效—优越/良好区位的地块分布在城市更新重点街区，吻合度较高。此外，重点街区以外也存在少量较重度/重度低效—优越/良好区位的地块，主要分布在海淀区羊坊店街道、清河街道，丰台区卢沟桥街道、南苑街道，朝阳区劲松街道、十八里店地区。研究成果可为城市更新街区的精细化治理和动态完善提供参考。

在城市化步入增存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优化提升土地利用功能，盘活存量低效空间，对城市生态宜居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当前有关城市存量低效空间的研究大多关注社会、经济、建成环境等维度，从功能角度精细化定量识别城市低效空间还有待深入研究。为此，论文从土地利用多功能视角出发，集成统计、调查、遥感、POI等多源数据，以及系统论、空间治理理论、GIS空间分析等理论和方法，诠释城市存量低效空间形成机理，建构城市存量低效空间精准识别方法及治理优化路径，并以西安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西安市存量空间效能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逐渐降低；② 生产—生活短板功能为影响西安市建成区存量建设空间效能的主要障碍功能；③ 双重功能提升区包含的乡镇数量最多，三重功能提升区次之，单项功能提升区最少。城市总体层面的结构功能完善与提升是全面提升城市低效空间效能的首要任务；未来，西安市应坚持规划引领与分区优化原则，注重提升短板功能，全面优化城市存量低效空间，进而推动国土空间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研究为西安市以及其他超特大城市存量低效空间优化提升提供理论、方法、实证参考。

作为高密度城市微更新的重要载体，口袋公园通过盘活闲置存量用地有效促进绿地资源共享、增进民生福祉、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在规模化战略发展新阶段，明晰城市口袋公园空间布局的影响机制对其科学选址与布局优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沈阳市口袋公园样本位置数据与多源地理大数据，集成重复随机采样—验证模型、多种机器学习及其可解释性方法，结合关键因素重要性排序、非线性作用关系、交互效应揭示口袋公园布局的复杂机制，以期提供数据驱动的循证参考。基于最优算法模型结果表明：① 重复随机采样—验证模型能有效缓解负样本随机抽样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机性偏差，增强了机器学习结果的可信度。② 建成环境因素与口袋公园布局存在复杂关联机制。与GDP等社会经济因素相比，绿地、公交站点距离等空间环境要素对空间布局的影响更为显著。住房价格呈弱负向边际影响，土地利用混合度的影响不显著。周围公园绿地服务重叠面积与其他因素存在显著交互效应。③ 各影响因素在阈值区间内的差异化响应机制(正向/负向/不规则)，为口袋公园的精准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拓展了口袋公园规划选址的内涵与解释效力，也为理解高密度城市建成环境与微绿地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