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旅游者的乡村依恋之情，形成正面口碑和重游意愿，是旅游型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论文以情感凝聚理论为视角，基于3个实验探讨旅游者与乡村居民之间的情感凝聚对其乡村依恋的影响，以及地方温暖感知的中介机制和旅游者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 旅游者感知与乡村居民间的情感凝聚有助于提升其乡村依恋水平，旅游者感知的乡村温暖属性是这一效应的关键心理机制。② 旅游者的自我构念类型会调节情感凝聚对其乡村温暖感知和乡村依恋的效应。具体而言，在高情感凝聚下，依赖型(vs. 独立型)自我构念的旅游者感知到更高的乡村温暖，进而形成更高水平的乡村依恋。不同于以往研究认为地方依恋是情感凝聚的前因，研究发现，在中国乡村旅游情境下情感凝聚可以是旅游者乡村依恋的前因。理论上，研究拓展了对情感凝聚和地方依恋之间因果关系的认识，说明二者之间依情境可以互为因果；实践上，研究启示乡村目的地借助旅游者与乡村居民间短暂的情感凝聚，提升旅游者的乡村依恋水平。

以抖音为代表的现代新媒体技术工具为“新农人”参与乡村文旅和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手段，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新农人”的空间分布特征，对“新农人”主播的文旅转化潜力也缺乏合理客观的评判。论文以蝉妈妈网站的抖音“新农人”主播数据为研究基础，从指向度、认可度和传播度3个方面综合测度“新农人”主播的乡村文旅转化潜力；并运用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新农人”主播的数量规模、粉丝量、主营产品等基本特征，及其文旅转化潜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新农人”主播的文旅带动模式，从空间维度揭示了“新农人”主播及其文旅转化潜力的区域差异，以期为更好地发挥“新农人”主播的文旅带动能力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① “新农人”主播呈现明显的南多北少、男多女少的特征，主播规模与文旅转化潜力的空间布局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河南、山东2个主播大省的文旅转化潜力十分有限。② 以川渝为中心的西南片区，在“新农人”主播的数量规模、直播带货与文旅转化潜力等方面都具有较突出的优势。③ 普通新媒体用户中具备文旅转化潜力的主播数不足40%；“乡村守护人”尽管规模有限，但带来了显著的文旅转化潜力。④ 乡村文旅转化潜力的优势特征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西南片区的“新农人”主播具有较强的文旅宣传理念，其短视频对文旅内容的指向度更高；而东南片区的文旅视频在认可度和传播度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文旅视频的内容质量更胜一筹。⑤ 不同身份的“新农人”主播，在创作动机、叙事方式及叙事内容方面均存在差异，其文旅的带动模式可以划分为基层干部—直接带动型、乡村守护人—间接带动型、普通自媒体用户—潜力带动型。总体来看，抖音“新农人”主播以个体创作为特色，在突破东中西部差异，促进中西部与东部并重发展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显著的南北方差异和有限的文旅转化潜力，仍需要进一步关注。

乡村旅游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是提高乡村居民收入、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从微观视角分析乡村旅游示范县创建背景下农牧户参与旅游适应性效果，能够为乡村旅游示范县建设提供决策支撑。论文以内蒙古五原县和伊金霍洛旗为案例地，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乡村旅游示范县效果评估体系，在乡村旅游示范县创建背景下，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乡村旅游地农牧户参与旅游适应性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并进一步将案例地分为景区景点依托型和生态休闲农业型2类，农牧户分为旅游专营型、旅游参与型和纯农牧户3类，对2类乡村旅游地、3类农牧户参与旅游适应性的效果进行对比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乡村旅游示范县创建过程中，农牧户参与旅游适应性的总体效果达到了“良好”水平；② 将案例地分为景区景点依托型和生态休闲农业型后发现，前者农牧户参与旅游的适应性高于后者，即景区景点依托型>生态休闲农业型；③ 将农牧户进行分类后发现，旅游专营型参与旅游的适应性最高，旅游参与型次之且与旅游专营型差距很小，纯农牧户最低且与旅游专营型、旅游参与型差距较大，即旅游专营型>旅游参与型>纯农牧户。论文将乡村旅游地农牧户作为政策利益主体纳入效果评估体系中，拓展了绩效评估的理论模型和参与旅游适应性的研究视角，并可为乡村旅游示范县的发展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