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规模性返贫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武陵山区恩施州为研究区，提出脱贫地区4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资源驱动型、产业推动型、文旅联动型及企业带动型。依据可持续生计理论和风险—适应脆弱性分析框架，构建乡村旅游地农户返贫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有效识别差异化发展模式下乡村旅游地农户返贫风险，并提出阻断路径。结果表明：① 案例地农户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返贫风险较高，人力资本和生计适应力返贫风险较低，总体上呈一般水平，即具有一定返贫风险。② 不同发展模式的案例村，返贫风险各维度间内部差异明显。资源驱动型和企业带动型返贫风险高于文旅联动型和产业推动型，资源驱动型乡村生计背景和自然资本风险较高，企业带动型乡村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风险最高，返贫风险两极分化明显。③ 提出差异化返贫阻断路径，针对4种模式，分别应注重提升人力资本、增强社会资本、盘活自然资本及均衡物质资本等策略。同时，充分发挥资源、产业和企业优势，扩大返贫风险人群防治范围，尤其关注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研究旨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已脱贫地区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主观幸福感是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表征，探究旅游地“幸福拐点”的形成机理可为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论文基于社会表征理论与唤醒激活理论，分别选取处于旅游发展期(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恩和村)和巩固期(额尔古纳市室韦村)的两个相似村落开展同时性横断设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考察价值观与旅游感知价值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组态路径。研究发现：① 居民主观幸福感受感知价值与价值观的共同影响，其既源于外在旅游影响刺激，也受居民内在社会表征系统调节；② 旅游发展期和巩固期居民主观幸福感前因条件存在差异，感知价值驱动因素由“经济+传统文化生活”向“经济+外向社会关系”转变，水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作用在经营大户中有所减弱；③ “幸福拐点”的产生源于第I阶段居民“物质+独立自我”的价值追求对主观幸福感作用有所减弱，而第II阶段“非物质+互依自我”的价值追求未被充分唤醒和支撑。研究认为打造文化价值共振核、拓展价值共创圈、提升旅游价值功能和遵循现代化价值转型规律是乡村旅游治理中超越“幸福拐点”的有效途径。

地方性是民族村寨发展旅游的根本所在。论文立足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重构及其强弱水平的影响因素，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及多要素路径关系出发，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索由物质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与功能、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企业运营与生产、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组成的民族村寨地方性强弱影响的前因条件构型。研究表明：① 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与其前因条件之间具有复杂机制效应，单一条件变量均无法构成影响地方性水平的充要条件，需要通过条件组态发挥作用；② 影响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水平的因素组合路径共8条，总体一致性为0.900，总体覆盖率为0.890，居民、社区、企业及游客共同构成的组合产生了原始覆盖度和一致性最高的路径；③ 从路径类型看，影响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过程及其强弱的8条组态路径呈现出4种类型，分别是传统氛围驱动型、主客互动驱动型、旅游生产驱动型、价值共创驱动型，它们共同在地方性重构的历时态和共时态机制下解释了各条件要素组合如何影响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重构的过程与效应。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地方性研究的内容，可为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特质的深度挖掘和旅游地的可持续实践提供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