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两个重要流派，但是目前国内缺乏对其方法论的比较与深入研究。段义孚与哈格斯特朗分别是两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其学说对地理学和其他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论文依循“代表人物—学派特征—方法论”的分析思路，分析两位巨擘的学术经历与理论主张，挖掘哈格斯特朗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段义孚思想的行为表征，比较并阐明两个学派的方法论异同。其相同点在于：两个学派均诞生于对计量革命“理性经济人”的批判，强调人的行为、情感与地方空间的关系，在哲学基础、认识论、研究方法、实践场景等方面具有兼容互补性；家园是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也是两位学者和两个学派的共同关怀。二者的差别主要在方法上，行为地理学承袭并扩展了定量方法，人文主义地理学主要是定性方法。未来地理学各流派之间应该加强理论对话与方法论比较，这是学术创新并产生知识外溢的重要路径。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使信息传播与社会交往跨越了地理距离的障碍，极大地扩展了空间要素流动与交互的广度与深度，个体在虚实混合空间中的行为与移动呈现新的模式，引发关于更广阔的赛博移动性的研究。论文对海法大学人文地理学教授Aharon Kellerman基于地理社会视角的赛博移动性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Kellerman基于个体行为时空框架与网络空间的地理维度，从个体“社会人”和“化身人”的双重视角讨论个体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的空间移动模式与行为机制，并参与时空行为模式、虚拟社区、虚拟活动空间等领域的研究。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有助于国内学者加深对信息时代个体时空行为模式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解，推进个体行为机制、城市社会空间重构以及网络空间的地理学研究。

罗纳德·约翰斯顿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人文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史家。在硕果累累的一生中，他对人文地理学科作出了特别的贡献，表现于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地理学思想史和计量方法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出版地理学经典《地理学与地理学家》《选举地理》《人文地理学辞典》等重要著作、教材40余部。此外，约翰斯顿注重培育健康的学术文化，发表了大量书评，长期担任著名学科期刊编辑。

数字技术与大数据正改变着城市社会与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成为人文地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为了探讨数字数据背景下城市社会地理的最新国际热点，论文从爱尔兰梅努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地理学教授Rob Kitchin关于数字生活与数据驱动的智慧城市主义研究出发，梳理其主要贡献并借以西方视角为城市社会地理学寻求启示和中国化方向。首先，对社会地理学前沿代表人物Rob Kitchin的学术生命历程、研究内容及其与时代发展的关系进行路径分析和网络分析。其次，阐述他在数字生活与智慧城市上的学术观点、理论方法和实践应用。尤其是，解读慢速计算思想并探索智慧城市生活的前沿话题，包括数据认识论、工具算法的人本化以及城市技术与社会生活的互动等内容。最后，总结并批判地指出数据融合、数据共享开发、数字鸿沟与包容等亟待讨论的问题，提出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地理学与城市规划的发展见解以及同期研究的中国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感”在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凸显，由此产生了以人对地方的经验和情感为研究主题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情与景交叠产生“地方”，“地方”的塑造过程也是个体成长以及人类文化演变的过程。探究类似段义孚这样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如何书写地方在方法论层面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段义孚的“自我”视角出发，对其地方经验进行重新发掘和再现，聚焦地方经验与个体思想形成、生活实践及情感变化的关系，重点剖析其书写艺术，以把握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和方法要领。段义孚主要通过“5个结合”形成了别具风格的书写艺术：地理学与哲学结合、二元价值辩证结合、经验与实验结合、语言表达与文化比照结合、旁征博引与自我叙事结合。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揭示了“情”与“景”之间关联互动的复杂生动，以及地方与自我处于不断交织且共同生成的过程之中的实质。

张相文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先驱。在时局动荡的清末民初时期,他将家国情怀与学术追求相结合,在不断转换的身份之中谋求地学报国。其地理学家的主要身份与革命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实业家等多重身份交织在一起。他是“中国地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的前身)的主要创建者和组织者,是中国第一本地理学学术期刊《地学杂志》的主要创办者。他明确提出“秦岭—淮河”南北地理分界线,创编较为完整的地理学教材,积极投身洪水治理、田野考察为主的地理实践,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迅速发展。论文通过广泛的资料比对重新归纳提炼了张相文的学术思想、主要活动及其现实意义。包容与专业精神、卓越的组织领导力、积极投身实践与治理、长期的坚守是他能够获得开创性成就的主要原因,也非常值得现今地理学者及团体发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