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乡村转型背景下,如何留住这份“乡愁”显得尤为重要。论文以湖南岳阳张谷英村和通道皇都村为例,从景观基因修补和文化基因修复的视角,探讨自组织和他组织模式下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演变路径和空间特征。研究显示：① 自组织模式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机制较为灵活,实效性强,但短期稳定性差;他组织模式下的转型机制短期稳定性较强,但缺乏一定的实效性。② 自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由内生力量自下而上推动,“双修”理念下沉发展较好,创新与适应能力强,但“双修”效果缺乏一定的规范性和整体性;他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由外部力量自上而下推动,“双修”效果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秩序性,整体呈环状格局,但内生力量较弱,理念下沉较差,主动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低。③ 自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即文化基因修复为先,景观基因修补在后,整体呈波状起伏路径;他组织模式下的发展逻辑与自组织相反,整体呈阶梯式路径。④ 自组织模式在传统村落未来发展中能够稳固延续;他组织模式下,虽短期内可以延续,但随着内外主体的强弱转化,最终将被自组织模式取代。

乡村发展现实困境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论文总结了1949年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发展的演进态势与时代特征,基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功能体系,剖析了二者的互动机制,探讨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与典型模式,并进行了研究展望。结论如下：①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破解当前乡村发展困境、推进乡村振兴的突破口,本质是新时期为适应城乡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再调整,二者均具迫切性、交融性与攻坚性的时代特征。1949年以来农村土地制度与乡村发展总体耦合联动、互促互馈。② 新时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多功能价值,通过补短板促进乡村重构与乡村多功能发展,发挥制度联动、城乡融合与经济转型的乘数效应,助推乡村振兴,并带动城乡地域系统功能优化。③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沿整合要素、重组结构、优化功能的路径,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乡村地域功能演变与乡村振兴。④ 未来需发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制度联动作用,同时重视改革的政策性摩擦,深化乡村振兴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正反馈,并权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举措与乡村发展的适应性问题。

对于多数农村地区而言,贫困是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摆脱对农业的过度依赖和单一生产功能,乡村多功能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日渐受到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多功能路径有助于减少贫困发生率,并提高农村社区和家庭面对生存压力的能力。论文立足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在阐释乡村多功能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基于多功能视角剖析贫困村域乡村发展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总结提炼其创新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贫困村域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结果表明：① 在内外部驱动力的作用下,海南省什寒村实现了从弱势的贫困农村向产品多样化的多功能乡村转变;② 乡村农业生产、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态保育及文化传承等多项功能的协调发展,对于提高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增强乡村弹性具有积极意义;③ 驱动乡村多功能演化的因素包含政策支持、市场需求、自然本底、资金技术、行为主体和文化特质等多个方面;④ 针对贫困村域乡村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从宏观层面提供乡村振兴外援力、从中观层面促进乡村振兴交互力、从微观层面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力,通过总体谋划、各个击破以实现乡村振兴。最后从多功能视角,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