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科学知识发展对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聚焦区域科学知识多样化的内生动力，而关于外部联系作用的讨论较为稀缺且存在争议。论文将外部联系纳入关联度—复杂度框架，基于CNKI高被引论文数据，系统探究外部联系对区域科学知识多样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科学知识产出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空间特征，主要集聚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而新科学知识进入主要集中在一般地级市，两者存在空间错位。② 中国城市科学知识基础以“高潜力高质量”和“低潜力低质量”类型为主导；城市论文合著网络呈等级层次结构，具有优先连接和地理邻近的双重特征。③ 外部联系显著促进区域科学知识多样化，其中外部联系份额促进了复杂多样化而阻碍了相关多样化，外部联系地理多样性促进相关多样化但阻碍复杂多样化。④ 外部联系的影响在区域网络位置、知识基础维度上呈现出异质性特征。网络核心区域科学知识多样化发展得益于外部联系地理多样性提升，网络边缘区域则得益于外部联系份额增加；外部联系地理多样性对于“高潜力高质量”区域的正向影响大于外部联系份额，其对于“低潜力低质量”区域的正向影响小于外部联系份额。研究结果可为中国不同地区通过优化外部联系提升科学知识创新能力提供政策启示。

城市经济网络逐步从单极集聚向多中心协同转型，区域间的产业分工格局随之动态调整。揭示城市网络结构变迁下优势产业重叠度时空演变与驱动机制，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2012、2015、2017年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使用城市间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城市经济网络，结合有向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方法量化城市网络地位，通过超网络方法测度优势产业重叠度，探究了城市经济网络下优势产业重叠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城市网络地位对优势产业重叠度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高中心性城市与高控制力城市主要分布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如省会城市及直辖市。核心城市地位持续提升，低中心性城市之间的互联性增强，形成了以少数核心城市为主导，多层级城市联动参与的分化型网络结构。② 优势产业重叠度在时间上逐步趋同，空间上呈现“整体趋同、局部分化”的特征，集聚效应持续增强且区域差异显著。③ 城市有向网络地位差异的扩大显著抑制城市间的优势产业重叠度及全产业结构相似度，但在不同区位的城市和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中存在异质性，且存在非线性关系。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是地区形象的代表与名片。论文选取全国208个优秀旅游城市2003—2022年旅游发展的相关数据，在对旅游经济韧性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经济韧性均值整体上大于0；LISA时间路径分析显示，东部部分优秀旅游城市旅游经济韧性空间动态性强，中西部较弱；经济发达地区时间路径弯曲度较高，内陆或后发地区时间路径弯曲度较低；LISA时空跃迁中，73.08%的优秀旅游城市处于自身或邻域跃迁状态，反映出旅游经济韧性具有显著动态演化特征；障碍度模型分析表明，高等院校在校人数、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宽带接入用户数是影响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经济韧性的主要障碍因素；不同区域旅游经济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为提升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经济韧性提供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是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依托，对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论文基于2011—2022年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区位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的倒数、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探究其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时序动态、空间格局、集聚特征及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2011—2022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企业数量由3.64万家增加至40.21万家，增长约10.05倍，专业化集聚水平持续上升，多样化集聚水平波动增加。② 核密度在空间分布上由“一省单核心或双核心”向“一省多核心”转变，下游形成连片的发展态势，中上游呈现零散分布的高值集聚区。数字经济产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区域差异显著，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③ 数字经济产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分化效应。专业化集聚表现出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多样化集聚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抑制效果，且在上、中、下游及各细分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此，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布局、区域协同合作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推动数字经济产业与绿色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生态福利绩效是评估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的综合指标，提高黄河流域生态福利绩效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论文在重构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EBM模型对黄河流域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定量测度，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刻画了2005—2022年黄河流域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最后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解析了黄河流域生态福利绩效组态机制。研究发现：① 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生态福利绩效总体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但区域差异显著，呈现多级分化趋势与复杂演化特征；② 黄河流域生态福利绩效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阶梯状分布格局，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有所增强，空间非均衡性特征与空间集聚特征显著；③ 组态机制方面，黄河流域生态福利绩效可归纳为单一主导型、双元交互型、多元协同型三种驱动机制和数字—科技缺失型、科技—环规缺失型两种限制机制。研究成果可为推进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协同提升提供科学参考。

乡村发展正处于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模式转型的关键阶段，城乡逆流人口已成为破解乡村创新发展长期处于“洼地”困境的新兴关键主体。论文基于“投入—支撑—产出”的乡村创新效率分析框架，运用调节效应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等方法，以典型城乡人口逆流地区湖北省骆驼坳镇为例，分析其2018—2020年镇域内27个行政村城乡逆流人口与乡村创新效率的空间格局演化，并探究城乡逆流人口对乡村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骆驼坳镇各村创新效率与城乡逆流人口分布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且二者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性。② 城乡逆流人口对乡村创新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对创新投入维度的带动效应最为突出，空间上呈现“双核心、梯度递减”的分布特征。③ 城乡逆流人口对乡村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多重因素调节并存在区域异质性，产业结构、农业合作社及夜间灯光数量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低海拔、高道路网密度地区更利于创新要素流动与应用，强化逆流人口的创新驱动效能。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乡村创新效率内生提升路径的认识，同时为构建可持续的乡村人才吸纳留任机制提供理论支撑。

大都市郊区生态型乡村虽可借助中心城区外溢效应和生态景观资源优势推动发展，却因虹吸效应和生态刚性约束而面临空心化、生态价值转化受限等发展瓶颈。论文以“2023年湖北省生态村”茶园村为例，运用嵌入性理论，分析大都市郊区生态型乡村空间转型特征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① 从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制度嵌入和文化嵌入4个维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能够为分析社会系统和能动主体互动下乡村空间转型的内在机制奠定研究基础。② 乡村空间转型的显著特征体现为物质空间有序扩展、经济空间功能复合、社会空间多元开放、文化空间丰富共创。③ 从乡村空间转型机制来看，村庄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社会关系连接强度、政策制度介入强度、村民文化思想水平等多维嵌入性要素深度影响乡村空间转型进程。弱关系嵌入下起始探索阶段的村庄物质空间现代化与经济空间、思想观念传统化共存，强制度嵌入下发展滞缓阶段的乡村空间升级受限，多元嵌入协同下结构重组阶段的乡村空间转型取得一定成效。开展大都市郊区生态型乡村空间转型特征与机制研究，有助于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是一个多主体参与和互动的空间。伴随城乡融合进程，其传统生产空间正经历显著的功能转型。促进多主体参与及深度合作成为驱动农业文化遗产地空间更新的关键。论文整合组织嵌入理论和社会连带理论，构建农业文化遗产地空间更新分析框架，通过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小米生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实践，解析合作社带动遗产地内外主体合作的过程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 合作社首先通过目标匹配、行动协同、持续投入等动员方式促使主体初步合作，推动遗产地空间功能转型；(2) 依托政治、利益、情感、责任等连带机制，合作社联结多元主体深度合作，强化其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地治理的效能；(3) 组织嵌入和社会连带共同推动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物质、经济、社会、旅游空间的渐进更新，遗产地空间的地方性进入多主体共创阶段。研究结果有助于将合作社这类集体经济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助力农业文化遗产地高质量发展。

科学评估城市人类发展水平对于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框架基础上，引入低碳发展与社会公平两个维度，构建了融合空间效应的空间人类发展指数(spatial human development index，SHDI)。论文采用贝叶斯空间因子分析方法，对2010—2020年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SHDI进行测算，并运用泰尔指数及其两阶段嵌套分解法，解析各城市SHDI的空间格局与差异来源。研究发现：① SHDI与联合国HDI在总体趋势上保持一致，但在指标权重与城市排序上存在明显差别，SHDI显著增强了对城市发展空间依赖性与异质性的识别能力，特别是提升了对中低发展水平城市的识别精度；② 各城市SHDI呈现出“先收敛、后扩大”的阶段性分化特征，省内市间差异仍是当前区域不平衡的主要来源。研究拓展了人类发展水平测度的多维性与空间分析路径，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提供了理论支持与量化工具。

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是政府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既有关于产业园区布局的研究大多从远距离的全球生产网络或本土行政边界内的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探讨，对区域一体化中网络外部性的影响关注不足。借用规模是网络外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论文基于网络外部性借用规模视角，从借用功能、借用绩效两大层面构建区(县)尺度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布局的分析框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范围进行实证。论文首先根据产业细分方向识别企业类型与产业园区类型，再对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进行评估，最后对不同类型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提出布局优化策略与政策建议。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以广州市和深圳市为双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② 珠三角地区在“医药产业功能”“医疗金融服务”“医药人才资源”和“医疗设施服务”的借用功能，“经济发展水平”和“医药创新合作”的借用绩效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核心区域更容易受到借用规模的影响，部分边缘区县显示出较大发展潜力；③ 依据产业园区的分类，对“医药制造主导型”“医疗服务主导型”“医疗器械主导型”“医药综合型”4类园区按优先建议、一般建议、相对不建议、不建议4种分级提出了布局优化策略和政策建议。研究将借用规模纳入产业园区布局的考量框架，能更全面评估产业园区的发展潜力，可为国内其他高新产业园区的布局提供方法参考。

当今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促使富集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资源型地区，将技术创新作为区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但既有研究缺乏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时空演化的比较。论文以兼顾石油产业和风电产业的吉林西部为例，从产业链分工角度，分析两类能源产业技术创新产出、集聚格局以及空间联系特征，探究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化路径及其差异。研究发现：① 石油产业技术创新活动集中在上游勘探开采环节，创新密度呈递减趋势，空间集聚呈现出原油产区的“单核”极化。其中，技术合作占比呈倒“U”型，合作重心呈“域内—域外”交替变化，域内合作围绕石油资源密集的宁江区展开，域外合作从东北三省逐步向南拓展。② 风电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突破单一产业链环节，创新密度持续增长，集聚格局向风能分布区“多核”演变。其中，技术合作以域外联系为主并稳步增强，域外合作主要涉及东北地区的长春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地区，域内联系中松原市和白城市的竞争关系始终强于合作。③ 石油与风电产业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化路径受多要素共同作用，且表现不同。石油产业倾向于“内生型驱动”，而风电产业为“外源支撑型驱动”。基于研究结论，论文就吉林西部地区两类产业技术创新提出了差异化指导建议，以期为该类资源型地区能源产业绿色转型提供参考和借鉴。

当下传统村落保护实践依托的理论基础对物质景观保护具有重要价值，但未能充分把握传统村落的多维属性特征，引致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中浮现矛盾冲突，而作为拼装体的地方理论可为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新视角。基于此，论文在厘清传统村落保护的不同研究取向之上，援引该理论构建传统村落保护分析框架，以安徽省徽州区呈坎村为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表明传统村落作为乡村聚落、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的多重拼装体，由物质成分、表达成分以及领域化形式等异质要素互动所生成。在此过程中，地方的垂直联系与水平联系同等重要，特别是村落本身的地理环境、区位条件、历史文化等构成的存在性对于透视传统村落生成过程仍具有意义。传统村落保护是一种对特定时期点状历史的保护，注重村落的物质景观和视觉样貌，而相对忽视“看不见的景观”的重构与传承。文章有效扩充了地方拼装体理论在农村地区的案例研究，论证该理论解析传统村落不同时空异质要素持续生成机制的洞察力，有助于深化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阐释，凸显传统村落保护实践的关系性、整体性与动态性。

地方归属感及其影响因素是城市地理学与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地方归属感具有空间尺度特征，现有研究虽揭示了不同尺度归属感的差异，但对社区与城市尺度归属感形成机制的比较研究仍显不足。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建立对居住社区和城市的归属感不仅是其社会融合的重要心理表征，也是其真正融入目的地城市的标志。然而，他们在大城市中常面临居住与迁居的挑战，难以在心理上构建起对居住社区和城市的归属感。因此，从居住迁移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对于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上海市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不同户籍群体居住迁移对社区归属感和城市归属感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居民对城市归属感评价高于社区，流动人口的社区和城市归属感均低于本地居民；② 住房产权、居住区位变化和迁居原因对社区和城市归属感均有影响且存在显著差异，持续租赁会降低城市归属感，外地迁入与高社区归属感相关，因便利性迁居不一定有利于社区归属感；③ 社区和城市归属感受居住迁移影响因户籍群体而异，本地居民呈现出“正向累积”特征，而流动人口则需要“补偿性”因素获得归属感。

当前，全球金融科技创新已成为各国金融竞争的核心领域。论文基于Orbis全球知识产权数据库，对1962—2022年间的全球金融科技创新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比较了中国与传统金融强国在技术知识能力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1962—2022年间，全球金融科技专利数量规模与知识多样性显著提升，“电子信息技术”“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5大技术领域的融合程度持续深化。② 在金融科技的技术知识运用方面，传统金融国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而中国则在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领域表现出较强的技术积累，但在金融服务领域的运用能力仍有待提升。在技术知识组合方面，中国与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知识组合能力最强，尤其在生物识别技术与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的组合创新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③ 传统金融国家间在技术知识运用与组合能力构成上具有高度相似性，而中国与这些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基于研究结论，中国未来在重点突破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同时，还应通过深化国际合作实现共性技术难题的协同攻关。

开发区作为产业集聚的核心载体，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其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往往面临产业同质化和盲目竞争等挑战，而积极响应开发区构建共生互补产业体系的政策目标、推动开发区良性互动发展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论文以长三角地区97个国家级开发区为研究对象，基于技术互动理论，综合技术互补与竞争指数、社会网络分析和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等方法，分析了1985—2021年开发区技术互动的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国家级开发区的技术互动经历了低位波动期、消长分异期和同步增长期三个阶段，并呈现出由竞争和互补并行到以技术互补为主的动态演化过程。②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技术互动趋势大致相同，但后者技术互动的强度更高。③ 开发区的技术互动网络逐步成熟，技术互补网络呈现“多核心—多层次—广覆盖”的“菱形”结构，社团之间联系日益紧密，而技术竞争网络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④ 开发区技术互动初期受所在城市的行政区隔和城市行政等级的影响较大；中期跨区域合作逐渐兴起，城市行政等级差异的影响增加；后期则更多由开发区本身的地理邻近性和主导产业结构相似性驱动，反映了开发区技术互动由行政导向下依赖城市联系转向市场导向下自发驱动的变化。研究拓展了技术互动理论的知识边界，深化了开发区协同发展的研究进展，并提供了来自技术要素这一底层架构的知识贡献。

探索如何针对不同类型城镇化的发展特征实施差异化策略，是实现中国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理论与现实问题。论文从人口的户籍地和现住地情况以及城乡划分中关于“城镇”的规定出发，基于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细分了海峡西岸城市群人口城镇化的在地、就地、就近、异地、户口未定5种城镇化类型，综合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各人口城镇化类型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空间分布上，各城镇化类型呈现整体提升或梯度扩散的宏观格局。其中，在地、就地城镇化在时段内整体水平显著提升。就近、异地、户口未定城镇化则呈现梯度扩散分布，各自形成了地级市中心为核心梯度扩散、沿海向腹地梯度递减以及沿海集聚而腹地分散的梯度格局。② 时空变动上，各类型城镇化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整体聚集特征稳中有变。在地城镇化“高—高”集聚区由潮汕扩展为潮汕—上饶双核；就地城镇化“高—高”集聚区向西部迁移；就近、异地及户口未定城镇化“低—低”集聚区在闽赣交界形成带状分布，而“高—高”则在沿海聚集。③ 影响机制上，自然条件奠定初期格局；在历史路径下形成的簇团社会文化网络促进了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同时，政府决策一方面通过开放性政策和户籍制度、行政区划调整和城乡划分直接影响城镇化，另一方面通过调控经济社会和空间因素产生间接影响。

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中国城镇人口收缩城市数量持续增多，给城镇建设用地资源配置带来挑战。论文基于多源人口与用地数据，以东北地区为例，建构了“层级约束+多情景模拟”的预测方法，对2020—2035年间城镇人口变化进行预测，并结合“静态协调”和“动态适应”视角识别建设用地发展风险，提出用地配置优化思路。研究发现：① 城镇人口预测揭示未来东北地区城镇人口将持续下降，收缩城市数量增多与收缩程度加深，空间格局呈现显著的“核心增长—外围收缩”特征，资源型与老工业城市收缩尤为严峻；② 城镇人口转变呈现多样类型，用地配置转型压力分化，以“收缩加深型”和“陷入收缩型”为主，并呈现显著省际差异；③ 东北地区呈现“静态规模冗余”为主与“动态适配不足”为主的人地关系特征，地级市建设用地冗余普遍，多数城市基期用地配置模式仍以扩张为主；④ 建设用地配置深层矛盾凸显，30个收缩城市存在差异化的用地配置风险，以高风险城市为主，形成“土地—资产衰退循环”，亟需探索“用地减量”中的“价值路径”。通过建构“人口预测—用地风险”的系统性逻辑框架，研究创新了人口预测方法，系统诊断用地风险，为指导收缩城市建设用地配置优化进行了有益探索。

探究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和转型发展的创新路径与模式，是乡村地理学研究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核心议题。论文借助共生理论的分析框架，以江苏省宿迁市耿车镇转型实践为例，探究多利益主体间建立和维系共生关系、共同推动乡村转型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认为：① 中央、地方政府和以乡村精英为代表的地方行动者构成了乡村转型共生系统最基本的共生单元。其中，中央政府负责战略制定，地方政府负责政策探索，乡村精英和村民通过自下而上的创业成为推动转型的主体力量。② 乡村转型实质上内嵌于“宏观—中介—内生”等多尺度联结的共生环境中。国家战略转向和电商经济的发展组成了乡村转型的宏观外部环境；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和网商间的抱团合作氛围塑造了乡村转型的内生环境；地方政府是介于国家与乡村两个尺度间的中介主体，发挥着协调各方利益、推动资源整合的作用。③ 在耿车转型实践中，共生单元在利益诉求、资源整合与能力建设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在多尺度共生环境的交织作用下逐渐形成“互利、互补、互助”等共生模式来弥合差异、促进共生效应。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实施居民迁建工程是全面推动黄河滩区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论文基于人地关系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定量分析方法，并结合实地调研、文本分析方法，对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驱动力空间特征与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滩区居民迁建驱动力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和等级分化特征，其中迁建动力较高的区域均集聚在滩区的中部，而迁建阻力较高的区域则主要位于滩区的东部；② 滩区居民迁建倾向整体以中、高水平为主，并呈现“以郑州为中心、向滩区东西两侧分别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县域间差异显著；③ 二维平面映射分析显示，滩区尚有53.85%的研究单元居民迁建动力与阻力呈“双低”发展状态，而这种低水平的发展状态进一步加剧了潜在驱动力因子的隐蔽性，使其难以被及时有效地识别，从而给后续居民迁建工程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④ 滩区居民迁建驱动力空间特征是多种影响因子相互演进、共同作用的结果，收入水平、地理区位、政策扶持力度、个体因素是主要驱动力因子。研究结果可为黄河滩区后续居民迁建政策的差异化制定与精准实施以及迁建风险评估提供科学参考。

乡村生活空间重构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深刻内涵所在，对其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旅游绅士化为切入点，基于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构建“乡村生活空间场域架构—转换机制解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室韦村为例，系统性解析旅游绅士进程中乡村生活空间重构及其机制。研究表明：① 室韦村的旅游绅士化具有鲜明的时空阶段性，经历了旅游绅士化萌芽阶段、旅游绅士化初级阶段和旅游绅士化发展阶段，由原始场域转换为旅游场域；② 乡村生活空间即为一个场域，根据居民日常行为活动衍生出居住、消费、就业以及社交等4个子场域，以此架构乡村生活空间重构的四元分析框架并剖析其重构特征；③ 乡村生活空间场域充满了不同行动主体间的较量与博弈，场域内“权力—资本—惯习”相互作用，以此解构室韦村生活空间场域的转换机制。研究旨在从理论方面深化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既是场域理论在地理学领域的尝试与探索，也为乡村生活空间重构以及厘清背后复杂问题与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析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