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化转向时代，高专业性、高附加值的高端金融服务能力已成为城市参与区域资本配置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然而现有研究大都在静态分析框架下对城市金融服务能力进行测度，缺乏基于城市间实际金融联系的动态网络视角以及对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的关注。论文突破传统网络构建方法，基于上市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过程中上市企业与相关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APS)企业之间的金融服务关系，将首发募集资金计入权重构建1993—2023年多阶段中国城市高端金融服务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进行测度评价，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解析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金融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等级与“东密西疏”空间格局，区域网络格局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耦合。② 中国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呈现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极化格局随时间推移不断凸显。③ 基于“投入—需求—制度”分析框架的实证结果揭示了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的核心形成机制：金融业人才储量通过增加城市人力资本提升高端服务供给质量，城市创新能力主要通过科创企业上市拉动高端金融服务需求发挥作用；城市行政等级则通过制度赋能促进要素集聚与创新生态建设，间接推动了能力提升。研究构建的动态加权网络方法突破了传统频次统计的局限，更加科学全面地揭示了中国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的空间格局，同时为理解其形成机制提供了坚实的实证依据。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作为中国区域发展中的“问题区域”，随着自身比较优势的降低，异地投资逐渐成为加速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推动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式。论文基于2001—2022年中国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数据，在分析异地投资规模、投资距离及投资领域特征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异地投资网络演变特征，并从推力与拉力角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规模逐渐增加，且存在较为明显的“本地偏好”，近年呈现“两极收缩、中间扩张”的特征。②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是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的主体，还是被投资的重要领域，其中被投资的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由批发和零售业向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变化。③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网络复杂程度和投资活动强度持续提升，但空间结构整体较为分散。研究期内最大联系极化现象减弱，网络结构性调整态势较为明显。④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网络组团化态势显著，新增节点更多通过跨组团协作融入网络，企业异地投资网络逐渐由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向平衡发展状态转变。⑤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各阶段要素影响强度差异明显。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活力水平及投资双方的地理距离始终是主要影响因素。

知识复杂性是衡量区域创新质量、预测经济增长潜力的核心变量，但现有研究对其在镇(街)等微观尺度下的时空异质性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不足。论文基于1990—2022年珠三角镇(街)尺度的发明专利数据测度知识复杂性指数(knowledge complexity index，KCI)，结合空间自相关及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知识复杂性的时空动态演化规律。结果表明：① 知识领域总体呈现“ICT主导—多元协同”的演化特征，生物医药与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领域形成突破性布局；② 知识复杂性的空间格局遵循“核心集聚—边缘滞后”的梯度分异规律，由早期散点式逐步演化为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为核心区域的多中心网络结构；③ 知识结构驱动效应存在显著时空异质性，相关多样性通过技术关联持续强化知识复杂性的正向效应，而非相关多样性呈现先促进后分化的阶段性演变规律，在初期对珠三角地区知识复杂化具有普遍促进作用，后期仅在广佛核心区发挥正向作用；④ 创新要素的空间配置对知识复杂性分异有关键作用。地方政府需兼顾梯度适配策略，核心区应强化技术关联网络，外围区需优先培育集群的专业化优势。研究可为珠三角地区破解低端锁定、重塑高质量创新格局、构建空间协同机制等提供科学参考。

在科技革命重塑区域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南京都市圈作为长三角辐射中西部的重要枢纽，其创新一体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作用。论文基于2000—2023年高新技术企业投资、人员连锁任职和区县专利转移数据，构建南京都市圈县域多维创新网络，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及QAP回归方法，系统探究其网络结构演化、空间效应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创新网络呈现以南京为核心的空间辐射格局，增长极的虹吸—涓滴效应由“虹吸—极化”转向“涓滴—协同”发展，技术流动由虹吸转为涓滴主导，资金流动持续外溢，人才虹吸强度降低。② 地级市毗邻区县划分为屏蔽、渗透、接触、过滤、融合5类边界效应，南京—马鞍山、芜湖—宣城形成技术流融合效应，常州—宣城、南京—扬州呈现人才流融合；南京—镇江、南京—滁州部分边界因行政梯度差呈现资金流过滤效应，具体表现为南京向句容市、南谯区、来安县的高强度创新扩散。③ 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水平对不同时期多维创新联系呈现差异化影响，劳动力收入差异与创新联系呈负相关，财政科技投入、开发园区、高校数量显著促进创新联系，地理、技术和制度邻近性促进创新要素流动。研究基于县域多维创新网络的视角揭示了南京都市圈创新网络结构演化的复杂机制，可为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理论分析固碳服务的空间流转路径，构建碳补偿主体与客体一一对应的补偿机制，可为优化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碳补偿政策提供理论参考与科学支撑。论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以2000—2022年为研究期，综合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及土地利用结构等方面的标准显性比较优势进行聚类分析，识别碳补偿区与受偿区，再结合断裂点模型与场强模型揭示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固碳服务的空间转移路径，并依据各城市的碳汇贡献计算碳补偿金额。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呈持续上升的变化趋势，碳吸收则呈下降趋势。在空间分布上，二者呈现相反格局，碳排放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而碳吸收则表现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② 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固碳服务流主要呈“西南—东北”向流转，流转近邻性偏好明显，其中宣城是最稳定且最大的固碳服务输出区，与其相邻的南京则为最大的输入区，2022年南京碳补偿支付金额达4103.65万元。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碳赤字规模不断扩大，碳收支存在明显的空间错配现象，因此，构建跨区域的碳补偿机制是实现“双碳”目标的现实需求。

伴随区域人口流动方式和城镇化空间演变，内陆地区县域单元成为近年来人口就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论文通过创建县内流动倾向比指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协调影响力评价方法，探究2010—2020年中部地区县域单元的人口就近流动偏向演化特征及其与县域多维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① 中部地区县域人口流动呈现异地主导、就近提速的格局特征，不同省份因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出现县域人口流动选择的演化分异，而县与县级市的人口就近流动偏向差距微弱，凸显县城在吸纳人口就近流动中的基础作用；② 人口就近流动偏向与县域人口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良好，与社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改善最为明显，而经济子系统对总耦合度的阻滞作用开始显现，协调影响力从社会服务系统主导失衡状态向经济发展滞后主导失衡状态过渡；③ 县域类型分异及其多维耦合关系演变是本地滞留力与外地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和公共服务改善强化本地滞留力，驱动人口就近流动与社会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但产业要素供给相对滞后导致生产型拉力缺位，加上外地吸引力持续作用，形成经济子系统的制约效应和外生型城镇化风险。研究结果深化了对人口流动方式演变和县域城镇化路径机制的认识，可以为推进健康可持续的就近城镇化提供参考依据。

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绿色增长适配是集中连片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已有研究多聚焦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单系统的影响，缺乏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绿色增长适配关系的实证分析。论文基于2014—2022年武陵山片区71个县域单元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系统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绿色增长适配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非平稳性。结果显示：① 研究期内，武陵山片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适配水平呈现稳步增长的演化态势，适配类型由2014年的较不适配跃升至2022年的中度适配。② 武陵山片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绿色增长适配水平的空间整合性较强且局部空间结构较为稳定，存在转移惰性和路径锁定，重庆分片区和贵州分片区的局部空间结构波动性较强。③ 武陵山片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适配主要受经济基础、政府支持、教育水平与信息化水平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各因素的影响强度和方向具有显著的时空非平稳性；受地形条件的约束，交通通达性对片区省际交界地带的影响较小。研究结果可为武陵山片区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共同富裕目标提供理论支撑。

服务业专业村发展潜力大，亟需加强对其分布规律的分类比较与理论分析。论文基于“两个自然”理论视角，运用空间分析和优化多变量分层地理探测器方法，细分产业类型，对中国服务业专业村分布进行探究，发现休闲旅游专业村与电子商务专业村在分布格局、特征与成因上“大同小异”，服务业专业村分布具有共性规律。具体而言：① 在分布格局上，服务业专业村高密度聚集在京津、苏南、浙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其中休闲旅游专业村呈“双核”分布，电子商务专业村呈“单核”分布且分布范围和重心更偏东南；② 在分布特征上，服务业专业村主要位于“两个自然”要素优势区即地形平缓、气候暖湿、中小河流沿线、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区位优越的区域，休闲旅游专业村所需的要素“门槛”整体低于电子商务专业村；③ 在分布成因上，服务业专业村分布是“两个自然”要素共同影响和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第二自然”要素尤其是镇村关系这一区位要素发挥主导作用和增效作用，人口和经济要素也有较强影响。研究有助于拓展“两个自然”理论的应用范围，深化对服务业专业村分布类型差异和影响因素的认识。

在快速城镇化与旅游开发进程中，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作为社会与空间系统长期互动的产物，正遭遇严重破坏，呈现多维异质化问题。论文以湖南省板梁村为研究对象，运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构建“社会—空间”关联互构分析框架，探究社会形态向空间秩序的转化机制，以及空间对社会形态再生产的反作用，揭示深层逻辑并提出修复路径。研究结果显示：① 从社会形态“社会阶层—关系网络—经济结构”层次，解析空间形态“建筑单体—街巷空间—整体空间”的演化机理：社会阶层需求塑造建筑单体形态，形态差异又强化阶层区隔；社会关系主导街巷布局，街巷尺度重塑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决定整体空间演化方向，空间形态反作用于经济调整。② 从“社会塑造空间”与“空间反馈社会”双维度，搭建板梁村空间形态修复路径。研究丰富了“社会—空间”互构视角与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内在逻辑，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规划与保护提供了新视角。

在乡村振兴与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数字技术已融入民族旅游村寨发展。论文基于个体化理论视角，聚焦村民自下而上的数字实践如何驱动村寨空间重构。以贵州肇兴侗寨为典型案例，通过深入的生命史访谈、实地观察与多主体半结构化访谈，探究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L女士为代表的村民运用数字工具开展文化展演、创业推广与社区联结的个体化实践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为村民提供了在地发展的新路径，使其能主动结合数字工具与本土文化。这深刻改变了村寨空间：物质空间功能复合化，如传统染坊兼具生产与直播功能，蓝草田等生产景观因数字媒介的应用转化为旅游打卡点；社会空间权力结构变化，掌握数字技能的群体话语权提升，决策更侧重技能，线上社群补充了传统互助网络；文化空间发生符号再生产，村民通过视觉化叙事将地方知识转化为可传播内容，在满足外部需求的同时，也提升了村寨妇女等内部群体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自觉。物质、社会、文化空间的重构通过个体实践紧密交织、循环促进。研究揭示了村民个体化数字实践驱动村寨空间系统性重构的机制，为民族旅游村寨在数字时代平衡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在南海渔业资源衰减与海洋治理趋严的背景下，传统渔业生计面临挑战，促使潭门等渔镇寻求向旅游经济转型，而南海渔民文化遗产成为关键文化资本。论文以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为案例，采用“权威性遗产话语”概念，基于长期实地调研，探讨南海渔民文化遗产在国家叙事、地方转型与产业逻辑交织下的塑造过程以及旅游化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南海渔民文化遗产由国家话语主导，在“国家—地方”互动中经由多主体实践塑造而成。权威性遗产话语为该文化遗产赋予国家权益叙事的文化政治资本，而地方则利用该资本开发旅游产品，这既是国家话语的地方化实践，也是地方对国家话语的策略性运用。然而，参与机制缺失、休闲渔业政策滞后等问题，仍制约地方文化表达的深度、创新潜能的发挥以及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论文在“国家话语塑造—地方转译—产业化实践”的机制逻辑下，构建了“景观—符号—记忆”分析框架，系统揭示地方群体如何借助权威性遗产话语推动“看、吃、住、玩”等业态的发展，从而阐明南海渔民文化遗产旅游化的具体路径与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南海渔民文化遗产旅游化不仅有助于维系渔民的南海文化认同，也是缓解海洋治理与渔民生计矛盾的现实选择。为此，呼吁完善休闲渔业政策体系和居民参与机制，以促进南海渔民文化活态传承与渔镇可持续转型发展。

华北是中国经济和人口最多的地区，但由于地处季风区和干旱区过渡带，生态环境脆弱。该地区盛夏旱涝事件频发，对水资源管理、农业生产和城市运行构成重大挑战。论文基于ERA5逐月再分析资料和中国气象局提供的逐日降水资料，利用水汽收支方程和湿静力能(moist static energy，MSE)收支方程，探究了华北盛夏多雨年水汽路径和收支情况及其动力和热力效应的相对贡献。结果表明：华北盛夏多雨年降水异常偏多主要由异常上升运动密切相关的动力过程主导，该过程贡献占比高达88%；相比之下，热力过程的贡献相对较小，约占12%，该过程主要受异常水汽输送控制。具体而言，约67%来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向北水汽输送，约20%来自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向东水汽输送，导致华北盛夏水汽辐合，降水异常偏多。湿静力能收支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异常风对气候态湿焓的水平平流和气候态垂直运动对异常MSE的垂直对流共同作用，构成了华北异常上升运动的主要驱动力。渤海地区异常反气旋西侧的偏南风有效地将暖湿空气带入华北，同时气候态上升运动将低层高湿焓的空气向高层输送，这两个物理过程均引起MSE增加，为维持能量平衡，产生上升运动，导致华北盛夏降水异常偏多。总体而言，华北盛夏降水异常由大尺度动力过程主导，而热力过程则为降水发生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条件。研究结论有助于构建更精准的风险评估与预测预警体系，为减轻洪涝灾害损失、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农业新质生产力正成为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动力，但其内涵机制、空间格局与现实约束仍缺乏系统性梳理。论文从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与产业体系三个维度切入，系统解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的作用逻辑。随后，基于熵权-TOPSIS方法对2022年中国省域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识别出其“东强西弱、沿海集聚”的总体格局，并揭示了区域差异背后的结构性根源。进一步的困境分析表明，关键技术自主性不足、劳动力结构错配、绿色转型滞后与农业空间布局不合理构成4类核心瓶颈，且相互交织、层层嵌套，形成制约整体提升的系统性耦合困境。在此基础上，论文结合典型案例，归纳出科技创新驱动、高素质人才引领、绿色转型导向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4类实践路径，为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实践参考。因此，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强化区域匹配、促进要素协同，是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后续持续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论文利用文献荟萃分析，系统梳理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后续发展模式，分类分区归纳安置区后续持续发展措施。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发展模式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居住生活型、生活保障型、综合发展型6类，主要集中于原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各类安置区在政策支持、社区治理、就业创业帮扶、科教支撑、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实施针对性措施，以提高居民生计资本，优化生计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研究旨在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贯彻乡村振兴战略、防止规模性返贫、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针对演化经济地理学对路径交替演化规律与复杂度动态作用关注不足的问题，论文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系统梳理了2002—2020年上海制造业出口产品演化特征，揭示其路径依赖与突破的动态机制，以揭示产业升级机理。研究发现：① 在出口总额上，上海制造业出口额2002—2020年间经历了先增后降的波动变化，随后呈现出稳定的发展态势。② 在出口结构上，上海在化工、塑料橡胶、贱金属制品和机械设备4大领域持续占有全国比较优势。传统轻工业产品的出口优势逐渐减弱，精密仪器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逐渐成为新的竞争优势领域，上海市制造业正逐步走向高端化与智能化。③ 演化路径上，上海市制造业的演化路径整体呈现路径依赖特征。产品关联度与复杂度在推动产业升级的作用方式上存在差异，产品关联度更多促进了“从0到1”的突破，强调在创造新优势方面的关键作用；而复杂度则倾向于“从1到N”的维持，巩固已有优势、推动产业向更高层次提升。④ 在复杂度演变方面，早期上升趋势明显，近年来保持稳定态势。2016年后复杂度贡献由在位产品转向退出产品，说明产业结构进行深刻调整，但新进入产品复杂度较低，不利于发挥可持续的路径创造效应，亟需寻求新的适宜产业进行路径突破。研究结果在理论上深化了对路径交替演化机制的认识，在实践上为超大城市识别产业突破方向提供了决策依据。

在推动城乡融合与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厘清城市空间结构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政策意义和理论价值。论文基于2003—2020年中国288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从多角度检验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① 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显著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② 多中心空间结构通过要素、产业和市场三重机制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一是打破城乡要素配置壁垒，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促进涉农产业多样化发展，提升农户生计能力，三是增强核心城市经济辐射能力，提升乡村地区市场潜能。③ 异质性分析表明，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在人口规模较小、行政等级较低、地形起伏较大、非资源型城市、中心间距较远地区和沿海城市中更为显著，这说明地理条件、行政资源分布和区位特征对多中心空间结构效应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建议推动城市多中心发展，优化要素流动环境，培育多元产业体系，增强城市对乡村的带动能力，并因地制宜制定空间发展策略，以更有效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与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中美政治风险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的全球化进程。论文以绿地投资为切入点，结合社会网络分析与全球价值链异质性视角，系统评估了中美政治风险对中国ICT产业全球资本配置与全球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中美政治风险通过“脱钩与制裁”“限制与导向”“竞争对手培育”三重机制，弱化中国ICT产业的吸资能力和在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地位，尤其在总部研发与销售服务环节影响显著。同时，美国主导的战略重构加快了印度、阿联酋、越南等新兴国家的网络地位跃升，加剧了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论文强调中美政治风险已从外部干扰转变为重构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变量，并提出通过自主创新、区域协同等路径增强中国ICT产业的韧性与适应性。研究有助于理解地缘政治背景下产业全球化的新机制，并为中国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探究流空间视角下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理论逻辑、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能够为推动城市土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流空间”影响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理论逻辑，论文以2005—2023年苏皖鲁豫区域为例，采用遗传算法投影追踪模型、基尼系数、XGBoost-SHAP模型等方法，考察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是在各类要素跨域流动的驱动下，围绕投入规模优化、空间结构重构与效益协同提升三大维度，实现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最大化；② 苏皖鲁豫区域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呈现波动上升的时序演变特征和“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区域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总体差异呈先升后降的变化态势，省域间非均衡发展是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规模维度中各生产要素投入是结构差异的主要来源；④ 经济流、城镇化水平、技术流是影响苏皖鲁豫区域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主导因子，其与经济社会因素的协同作用强化了对效率提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论可为苏皖鲁豫区域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土地是经济活动的载体和低碳治理的空间单元，研究土地利用转型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可为探索经济增长与低碳治理的协同发展模式提供科学依据。论文基于2000—2022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土地利用转型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并分析其异质性和空间溢出边界。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土地利用转型呈上升趋势，呈现南北差异和“核心—边缘”分异格局，核心区的转型较为强烈；碳排放强度演变为中等水平为主导，高和较高碳排放强度城市由“分散点状”分布演变为贯穿皖北、苏北、苏南至浙东南的“7”字型带状集聚。② 土地利用转型能降低本地的碳排放强度，但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加剧邻近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导致区域整体碳排放强度上升；溢出效应在140 km内显著为正，且随着距离的增加呈“N”型波动。③ 核心区、非中心区和大型城市的土地利用转型加剧本地的碳排放强度，而中心区和中小型城市则呈现抑制作用；核心区和中小型城市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的负外部性影响较为突出。④ 土地利用转型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碳排放强度。长三角地区应健全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因地施策推进土地低碳转型。

产业链韧性是产业链应对内外部压力的抵抗与恢复能力，在全球产业链风险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提升产业链韧性已成为保障产业链安全稳定的重要途径。论文以东北地区34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与方差分解法，实证分析了2013—2022年间其产业链韧性的动态演进、空间差异及内在结构。结果表明：① 10年间，东北地区城市产业链韧性持续上升，由2013年的0.199上升至2022年的0.240，年均增长率为2.10%。不同城市产业链韧性的绝对差异逐渐增大，多极分化的特征愈加明显，并随时间推移存在等级固化的趋势。② 东北地区城市产业链韧性呈现出“核心稳定、梯度扩散”的空间分布特征，产业链韧性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于哈长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在此基础上形成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4大核心增长极，并进一步呈现出以4大核心增长极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阶梯状分布格局。③ 东北地区城市产业链韧性的空间差异不断增大。超变密度是其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贡献率为54.30%。④ 产业链引领力与产业链抵抗力差异构成东北地区城市产业链韧性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而增大产业链恢复力差异对缩小总体差异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产业链基础差异贡献率显著下降，而产业链可持续性差异贡献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总体差异的变化方向。研究结果可为促进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经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