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和科技创新是新时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论文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模型系统研究2010年和2020年间中国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非平稳格局。研究发现：① 人力资本与城市创新的地理分布存在高度的空间耦合特征，集中分布在东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强省会城市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且在研究期内二者的空间分布特征变化较小。② 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边际影响下降。人口规模、收入水平、金融环境、环境状况、对外贸易等因素也对城市创新产生一定的影响。③ 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平稳关系，2010年人力资本对创新的边际影响热点区集中在东部三大城市群，但在2020年退化为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④ 收入水平与对外贸易变量在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体现出空间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将为新时代推动创新驱动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因地制宜制定引才创新政策提供借鉴。

作为高质量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支撑，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不仅为减碳、零碳和负碳的实现提供技术路径，还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发挥着推进作用。论文采用中国城市层面的绿色低碳发明专利授权量时空数据，运用空间分析、Dagum基尼系数、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揭示了2002—2020年中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时空格局、空间分异、多维机制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无论是专利授权量还是城市参与度，化石能源降碳技术一直主导着中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发展。② 中国城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以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核心的沿海集中分布态势；中国城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异程度减弱，全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非均衡发展受东、中、西地区间分异的影响最大。③ 中国城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在减碳领域蓬勃发展，非资源型城市的创新发展状况良好，以减碳Ⅰ型的东部非资源型城市最为典型。④ 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减碳、零碳、负碳三大降碳类型城市层面，人才储备、经费投入、FDI、经济规模、空气质量和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都是提升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变量，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本地和周边城市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中国高质量实现“双碳”目标和助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理论基础。

企业是区域创新的主体，厘清高新技术企业区位特征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分布规律，是制定区域创新政策、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前提。论文基于2010年和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数据，刻画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不同规模城市的空间集聚特征，并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模型，揭示了城市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间的关联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总体呈现向大城市集聚的分布特征，东部地区以超特大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的区域性集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表现为省会城市的极化分布；② 城市规模通过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影响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市场潜力越大、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优势越明显，但这种优势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降低。除此之外，城市规模对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正向影响还会因地区而异，东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受市场力量的影响更大，而政府力量则对中西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揭示城市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关联机制提供理论补充，为优化城市产业布局与区域创新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并为促进城市规模经济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大量研究探讨了贸易部门扩张的就业效应，但对收缩城市就业乘数的研究相对缺乏。论文使用2003—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统计数据，以贸易部门衰退的城市为研究对象，计算其就业乘数及差异性。研究表明：① 收缩城市就业乘数小于扩张城市；② 收缩城市就业乘数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呈现倒“U”型变化特征，当城市人口规模为101万~125万时，就业乘数达到最大，意味着此类收缩城市就业流失速度最快；③ 与主流经济韧性文献结论不同的是，收缩城市的生产复杂度越高或者在收缩过程中复杂度提升，就业流失越快；④ 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使得距其较近的城市具有对岗位流失更高的抵御能力，当距离中心城市达到201~300 km时，就业乘数最高。同时，东部地区收缩城市就业乘数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小。研究结论可为收缩城市研究提供统一的分析机制和规划依据，同时对收缩城市长期内生衰退过程中的就业动态演变分析丰富了经济韧性研究。

科学认识经济转型换挡期文化与旅游产业效率的异速增长关系，对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与旅游强国意义重大。论文构建文化与旅游产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异速增长关系视阈，采用Super-EBM模型、异速增长关系模型和随机森林回归算法等方法，剖析2011—2021年中国省域文化与旅游产业效率的异速增长关系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文化与旅游产业效率在2011—2019年均呈现波动提升态势，但其后有所下降，分别形成东部引领与中部凸起的空间格局；其中文化产业效率均值更大、波动更小。② 纵向异速增长标度系数呈现“下降—上升”波动变化，形成了文化产业效率增长强型异速关系。横向异速增长在前后阶段均以负异速类型为主，文化产业效率增长强型与文旅产业效率有所收缩省域分别集中分布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③ 文化与旅游产业效率异速增长受内外源因素共同驱动，其中内源因素贡献率得到提升，尤其是资源禀赋与劳动供给；外源因素中的政府调控在前后期都维持高贡献率，交通设施贡献率得到大幅提升。内外源因素对异速增长存在非线性效应，基本在波动后趋向平稳。研究可为理解文旅系统内在逻辑与演化差异、促进文旅提质增效与深度融合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撑。

产业协同集聚是产业发展到高级化阶段的产物，空间属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而现有研究中较少关注到突破行政边界的空间要素检验问题。针对这一不足，论文以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微观企业位置信息，引入DO指数、双变量映射、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构建“识别筛选—水平测度—因素分析”的综合方法体系，以期实现产业协同集聚现象的量化与可视化，并得到地形、距离、交通和政策4个空间要素在城市内部的作用程度和内在机制。结果表明：① 经过识别筛选，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关联—空间互动”二维体系中位于第一象限，即产业关联强且空间互动度高，适合做进一步研究；② 水平测度结果中，呈现较高水平的协同集聚主要分布于城市中心地区，在外围区域呈现小规模的组团分布，在城市内部出现了小幅度的“蛙跳”现象；③ 影响要素探测中，交通要素的影响力为0.2450，发挥着主导作用；距离要素次之，为0.1372；地形与政策要素较弱，分别仅为0.0541和0.0955。同时，任意两个要素的交互影响都强于单一因子的作用，交通与距离要素之间的影响力为0.2828，交互作用最显著，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也反映了北京市产业向外疏解的阶段性成果。论文实现了产业协同集聚研究由宏观地区视角向企业微观视角的转变，也为政策实施提供了定量化、科学化的依据。

尼泊尔是中国在南亚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深入解析尼泊尔对外贸易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对强化中尼合作、打造中尼印经济走廊、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01—2022年尼泊尔对外贸易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及面板回归模型对尼泊尔的贸易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1—2022年尼泊尔对外贸易规模呈波动上升态势，总体经历了低速增长期、恢复发展期、波动发展期三个阶段。② 2009—2022年，尼泊尔进口商品结构均衡且稳定，以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导；而出口商品结构较单一，以资源密集的初级产品为主导。③ 从时空格局看，尼泊尔对外贸易高度依赖邻国印度，其贸易伙伴较为集中且主要为周边邻国和世界贸易大国；其进口格局由“周边集聚”向“南北均衡”转变，出口格局则由印度“单核心”转向印度—美国“双核心”。④ 从贸易流看，尼泊尔—印度是核心贸易流，除个别商品外，尼泊尔的主要进出口商品均主要流向和来自印度；其从重点进口国家的进口贸易流各有侧重但商品结构较为稳定，对重点出口国家的出口贸易流始终以纺织原料和产品为主。⑤ 从影响因素看，语言、组织、地理、政治倾向和贸易政策构成了多维邻近性体系的主导因素，而其他影响由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政治稳定水平所驱动。

在快速城镇化与活态遗产旅游开发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作为传承民族地域文化的独特地理单元，村落地域空间系统空心化态势日渐显著，呈现出共性与个性兼具的多维空间异化。基于此，论文以湖南省湘西侗族坪坦村为例，运用指标构建、质性研究及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IAD)框架，构建了“空心化现状量化评估—空心化空间异变剖析—空心化形成机制探究”的研究框架，探讨了坪坦村空心化的现状表征、空间异变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 从空心化量化结果来看，坪坦村空心化呈现出传统建筑外观保护尚好、但人口空心化和建筑空心化问题依旧显著的特异性；同时，新村、商业街与传统村落的空心化程度存在微观地域分异特征。② 从空心化具体特征来看，坪坦村人口空间呈现出就业非农化和流动保守化的趋势，建筑空间表现为宏观层面的空间肌理破碎化和微观层面的住宅建筑低能化，文化空间则面临表征脱域化与传承断层化的挑战。③ 从空心化形成机制来看，坪坦村空心化是在宏观社会环境与微观局限空间共同催化以及外源性主体与内生性主体联合驱动下，呈现出村落地域空间系统异化的复杂演变过程。研究旨在探索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心化特征与形成机制的一般规律，以期为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在同类型微观地域空间的有效落地提供科学依据，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活态存续。

乡村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全球性的重要议题，通过挖掘乡村地方性来推进乡村地区发展是解决该问题的可行路径。由于政府管理体制的国际差异，中国乡村的地方性呈现出别样的景象。基层政府作为重要的权力主体，在乡村地方性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需要给予更多的学术关注。论文以河南省郏县姚庄乡为例，将文化地理学中的地方视角与社会学中的“结构—行动”范式相结合，旨在探讨基层政府主导下中国乡村地方性的呈现方式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案例地的乡村地方性根植于其独特的自然资源、区位特征以及饮食文化习惯，展现出与城市截然不同的景观风貌；② 案例地的乡村地方性是在基层政府主导下形成的，是权力主体基于特定权力关系对区域本性的不同维度进行选择的结果，也是“权力关系、行动主体、区域本性”三者不断互动的过程；③ 围绕基层政府形成的权力关系，是乡村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结构要素，也是推动地方性形成的主导性力量。研究回应了Allan Pred的地方理论，构建了基层政府主导下中国乡村地方性的分析框架，强调基层政府在乡村“结构—行动—地方”的互动关系中及其地方性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节庆旅游强化了民族节庆的现代性建构。论文从现代性视角切入，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思路，采用田野调研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剖析了土家女儿会的文化重构过程、特征与逻辑。研究表明：① 土家女儿会在旅游驱动下的文化重构模式具有典型的现代性实践特征，可分为依托原生地的在地型、依托城市的异地型和流动型三种模式，不同模式的恩施女儿会的文化重构过程与特征也具有典型的异质性；② 民族节庆的三种文化重构模式经过现代行动者的利益赋予、吸纳联盟、行动动员等一系列过程，呈现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的重构过程；③ 在地型、流动型和异地型三种文化重构模式也分别形成了以“祛”失范的生活延续、以“循”主体性的传统回归、以“趋”浪漫化的个性呈现的现代性实践特征；④ 在时空分离、脱域和知识反思在内的现代性动力下，民族节庆的物理空间、节庆规则、节庆功能与意义等得到更新与重塑，且乡村与城市不同维度的文化重构逻辑存在差异。研究可为理解现代性与文化重构、传统与现代等关系，以及破解现代性语境下传统文化传承等难题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

长久以来，囿于自然—社会的二元对立思想，水一直被认为是具有单一自然属性的一种资源，而忽略了水与社会之间多元动态复杂的互构关系，特别是对水嵌套的权力政治关系尚未明晰。论文借鉴政治生态学的思想，以有“三江汇流、湾区之源”之称的佛山江根村为案例地，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试图展演水—社会领域视角下乡村—水的关系变化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① 水不仅是村民生产生活所需，也是超越乡村社区尺度的政治水，还是协调保护与发展的生态水与旅游水；② 乡村—水关系的动态演变背后主要围绕信仰凝聚下村民主动领域化—政府主导下村民被动去领域化—政府和资本共同驱动下村民“被动的自主”再领域化这一逻辑来呈现；③ 乡村—水的关系的演变实际上是水所承载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主体—空间—权力—资源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剖析了嵌入城市的乡村水治理过程中不同主体的领域化策略，丰富了水—社会领域的研究情境；实践层面有利于促进提出更为公平合理的水治理、水补偿方案。

职住关系的空间异质性受建成环境的影响。为更加深入地理解建成环境及其交互作用对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论文以合肥为例，基于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及地理空间大数据，在分析城市职住空间分布格局的基础上，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及其交互作用对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合肥老城区人口向城市新区疏散，形成以老城区为中心、城市新区为次中心的居住多中心格局；② 高密度就业空间向城市新区扩展，老城区就业中心持续强化，形成老城—政务—高新就业中心聚集区，而滨湖新区由于其就业中心的“反磁力”不足，未能形成相抗衡的新“磁极”，合肥就业多中心格局尚不健全；③ POI密度、公交站点密度和距市中心的距离是影响职住空间关系最主要因素，建成环境因子之间对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研究结果可为从城市建成环境层面优化职住空间关系提供借鉴。

耕地细碎化是制约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景观细碎化或权属细碎化，无法全面评估细碎化现象。为构建科学的耕地细碎化测度模型，系统评估案例区的耕地细碎化特征，论文选取贵州省剑河县白都村和七星关区大地村为研究区，基于无人机遥感影像与GIS技术，结合农户问卷调查，获取耕地的权属和空间信息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算耕地细碎化程度。结果表明：① 选取的地块数、地块面积、地块形状指数、地块间距离、耕作距离等5个指标涵盖了地块空间形态和权属信息，相较于Simmons指数和Januszewski指数，更利于精确测定耕地细碎化程度。② 贵州山区耕地细碎化程度高，表现为地块小、形状不规整，农户经营地块多且破碎零散、不便耕作。③ 不同区域的耕地细碎化主导特征及程度差异显著，白都村关键主导特征为地块数与平均耕作距离，大地村为地块数与地块形状指数；白都村下白都寨细碎化程度高于上白都寨，大地村皂角寨细碎化程度高于其他6个自然寨。改进的测度模型可体现细碎化特征的区域差异，有助于因地制宜治理耕地细碎化。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极端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频发，全球粮食供应链风险愈发凸显，提升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成为保障全球粮食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根本途径。论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通过构建多维度供应链网络韧性测度指标，对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韧性演化特征及节点抗干扰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水稻和玉米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较高，其次是小麦全球供应链，大豆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最低；② 4种粮食产品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类型均为韧性网络，具有快速恢复和适应能力，且韧性水平均有所提高，但其提升水平存在差异，从高到低依次为大豆、水稻、小麦、玉米；③ 在4种粮食产品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中国的抗干扰水平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美国，且小麦和玉米抗干扰水平有待提升。研究结果对于明晰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水平及韧性演化特征、提升中国在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中地位及抗干扰性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

村镇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支撑，在单村发展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构建服务于乡村组团发展的村镇体系识别路径，并探索不同发展团的振兴途径，有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论文构建“乡村发展极—乡村发展团”的村镇体系识别路径，利用天津市静海区18个镇的379个村庄的多源数据，探析村镇空间关联网络特征，而后基于村镇体系识别路径划分乡村发展团，最后提出不同发展团的乡村振兴途径。主要研究结论为：① 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以及人居环境不同维度下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各异，综合发展水平的局部集聚特征明显，其网络密度呈现出由东北向西南方向递减的分布格局；② 根据资源特征，将村庄划分为多资源主导型(P-C-A)、双资源主导型(P-C、P-A、C-A)、单资源主导型(P、C、A)和无主导资源型(p-c-a)4类8种，静海区的单资源主导型和无主导资源型村庄占多数；③ 按照村镇体系识别路径，依次识别中心村、特色村、乡村发展团，进一步根据主导资源评价结果，识别乡村发展子团；④ 基于村镇体系优化格局探析乡村发展团的特征，提出分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组团发展路径。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重要增长极之一，但在城市群核心区增长的同时非核心区出现了较严重的收缩现象。传统识别方法限于人口指标，容易造成一刀切。论文基于人口、经济、用地三个维度，借助多维标度降维与聚类算法，识别长江中游城市群收缩格局，分析其特征。经过与采用单一人口指标的方法比较，该方法能有效识别“潜在收缩”，并更精细描述区域收缩特征与状态。基于该方法研究发现：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呈现三种类型的收缩状态，分别为人口收缩主导型、用地收缩主导型以及人口、经济、用地全面收缩型；② 空间上呈现“核心城市内部的局部收缩”“外围城镇成片收缩”及“边缘城镇点状增长”的特征；③ 产业快速转型、高等级城市虹吸效应、少数民族政策、地区发展战略选择分别是形成以上空间格局的重要原因；④ 在城市需求减少、城镇化成本提高的推力与国家强化县域经济发展的拉力下，人口和资源部分回流可能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新趋势；⑤ 新趋势下，区域中心城市要正视土地城镇化后劲不足问题，避免过度扩张，防止形成虚假城市化和债务问题；县城或将成为承载人口回流的主要载体，需引导资源向县城倾斜，依靠县域经济接纳城市一部分过剩产能与劳动力。研究提出的技术路线能够进一步增强收缩城市识别的准确性；应用该方法识别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收缩格局能够帮助更好认知该地区城镇化特征。

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致性，探讨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的耦合协调特征与影响因素对“双碳”目标实现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13—2021年湖南省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和ArcGIS技术揭示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耦合协调态势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湖南省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且随着时间演变持续向好，逐步向高级协调阶段发展。省内四大区域耦合协调度基本呈现了与湖南省整体较为一致的态势。② 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呈现以长沙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表现为东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北部地区大于南部地区；但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大于东部和北部地区。③ 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的耦合协调关系受到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绿色研发投入、数字化基础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其中绿色研发投入和金融发展规模的解释力度大于其他因素，是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并为因地制宜地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互联网和数字平台驱动了创意产业跨区域网络关系的建立，这种虚拟网络关系的形成深刻改变了城市的资源获取能力并进一步影响着地方创意产业的发展。论文基于中国网络游戏产业数据，探讨城市在产业跨区域网络中的嵌入对地方网络游戏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数字化驱动游戏产业分散化生产的同时也加剧了现有游戏产业中心的主导优势。网络游戏产业合作网络的主要节点以东部沿海城市为主，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下，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也开始崛起并逐步嵌入到由核心城市主导的跨区域网络中。② 跨区域网络嵌入显著促进了地方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即核心城市控制着网络中创意资源的流动、匹配和组合，其他城市依旧能够通过大量的外部合作以及加强与优势节点的连接而提高自身获取资源的能力。③ 地方游戏产业发展的空间依赖性较低，虚拟集聚型网络关系的溢出效应比地理邻近的溢出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高度数字化背景下创意产业空间组织的理解，在厘清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空间结构和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为地方政府优化游戏产业布局提供参考。

全球变暖背景下，北半球夏季陆地昼夜复合高温频发，天尺度连续性降水减少，短历时、强降水致灾强度增加，昼夜降水组合关系正在改变。与年代、季节尺度相比，黄土高原夏季昼夜尺度降水时空变化规律尚不明晰。论文基于1970—2020年逐日降水数据，辅以经验正交分解、趋势分析等气候诊断方法，对黄土高原夏季(6—8月)4种昼夜降水类型(昼晴夜雨、昼伏夜雨、昼夜连雨和昼雨夜晴)降水量、天数和强度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黄土高原夏季和夜雨雨量显著增加，并未改变夏季和夜雨“东南多、西北少”的空间分布格局；② 受降水量波动与降水日数下降的影响，黄土高原昼晴夜雨、昼夜连雨、昼雨夜晴的降雨强度呈现显著增加趋势，而昼伏夜雨降雨强度在20世纪90年代后维持稳定；③ 宁夏中部干旱带、河套平原东部、山西北部、汾渭平原—伊洛河平原，是昼晴夜雨变化的敏感区；昼伏夜雨变化敏感区为：土石山区、黄土高原西南高海拔地区。黄土高原东南部河谷平原区，是昼夜连雨、昼雨夜晴变化的敏感区。研究结果启示：夏季白天和昼夜连雨降水强度增加，正在改变黄土高原昼夜极端降水态势，未来需要加强夏季昼夜极端降水变化机理研究，为构建区域综合风险防范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建设具有韧性的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网络，是推进区域安全和高效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科学认识灾害风险在城市网络中的传导机制并评估网络韧性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论文立足于城市网络的基本概念，首先提出了包含设施网络和功能网络的复合城市网络模型，探讨多层网络之间的物理关联、功能关联和地理关联关系；其次，从结构和功能、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解析复合城市网络韧性的内涵；再次，从传导路径、传导过程和传导影响三个视角揭示灾害风险在复合城市网络中的多维度传导机制，建立了灾害风险和网络韧性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提出“复合城市网络模型建立、网络中的风险传导模拟、指标体系构建及韧性评估”三个步骤的复合城市网络韧性评估框架，并以洪涝灾害下武汉都市圈“公路—人流”复合城市网络韧性评估案例来验证框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成果可为考虑灾害风险传导的城市网络韧性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一种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