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面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先进生产力”时代内涵而赋予的“中国式”理论阐释，也是落实新时期中国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抉择的“中国方案”，战略意义凸显。论文立足学科思维，围绕新时期新质生产力的地学思维与空间逻辑展开了理论阐释与逻辑思辨，针对国家“五大安全”导向下的中国东北新质生产力实践路径与响应策略进行了思考。研究表明：① 新质生产力蕴含马克思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本义属性，是推动城市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实际演化中遵循“时代演化观”“人地协调观”“地域分异观”及“产业表征观”的地学思维。② 新质生产力表征出从“工具属性(技术手段)”到服务落实“城市—区域功能(发展目标)”的本质内涵。其中产业是最核心的推进载体，空间上具象化为“破”问题→“构”空间→“建”新业态的因地制宜推进逻辑。③ 东北实践中立足新质生产力如何服务落实国家“五大安全”导向和区情本底约束，遵循“破”问题→“构”空间→“建”新业态的空间逻辑，从区域整体到城市类型层面提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布局的具体思路与策略。最后认为不是所有城市都适合无差别式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结合地方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以产业为载体去推进。研究将地学的“时代演化观、人地协调观、地域分异观和产业表征观”融入并衔接经济学视角的新质生产力“先进性”内涵阐释，可望为其空间落实与具象化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助力东北振兴与高质量发展。

实现人工智能区域协同创新，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08—2023年间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构建了城市间专利技术的创新合作网络。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量化分析了网络的演化特征，并应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ERGM)，结合城市节点属性、地理和行政关系邻近性，分析了知识溢出对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网络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网络由单极结构向多极均衡结构演化，核心城市持续主导知识溢出路径；知识溢出始终对创新合作网络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随着网络合作关系的稳固，城市间知识溢出的直接效应有所减弱，但其依然是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网络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随着城市专利合作的节点和关系数量增加，网络更倾向于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和“闭合三角形”结构；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知识溢出效应与网络结构呈现时空异质性，长江上中游地区知识溢出效应在2016年后显著增强，下游地区的知识溢出效应逐渐减弱并消失，网络结构上形成上游“核心—边缘”、中游混合模式、下游多中心的差异化格局。

培育新兴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有必要深入理解区域新产业路径与机制。论文选取开发区这一新产业衍生的基本单元为研究对象，建立外部联系、内生过程与新产业路径的分析框架。通过借助区位商、标准差椭圆和产业关联分析对开发区企业工商注册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结合实地调研获取的质性材料，探究了江苏省开发区产业演化的路径与动力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区产业演化经历了全球化冲击下的局部地区路径植入、多尺度链接下的全域路径植入以及内生创新下的路径多元化发展三个阶段。随着开发区发展阶段的变化，外部联系的效果从早期的路径塑造转为后期的路径触发，内生过程的重点从早期的吸收学习变为后期的重组创新，两者的协同演化与互动构成了开发区新产业路径发展的核心动力机制。研究结论在开发区尺度上揭示了中国产业追赶与升级的内在逻辑，丰富了演化经济地理学对新兴国家产业演化路径及机制的认识，为新时期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启示。

城市医疗资源时空配置失衡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关键挑战，精准识别就医可达性的动态变化及其公平性影响对优化资源配置至关重要。针对现有研究在多模式交通时空协同效应量化与多时段动态公平性评估方面的不足，论文构建了融合CRITIC (criteria importance through intercriteria correlation)赋权法、改进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2SFCA)和时段基尼系数的综合评估框架。以昆明主城区为例，融合多时段实时交通数据，测算了驾车与以地铁为主的公共交通模式下的就医可达性，并利用多模式可达性差距指标(multi-mode accessibility Gap，MAG)量化了两种模式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① 就医可达性空间格局呈“中心辐射式衰减”(驾车)与“轨道依赖断裂”(公共交通)特征；② 时间阈值缩短显著加剧资源空间集聚，时段基尼系数最高达0.968，公平性欠缺问题严峻；③ MAG分析揭示核心区与边缘区均存在交通模式互补失效。研究提出的评估框架，为理解医疗资源时空公平性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同类城市的资源配置优化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山地占中国国土面积2/3以上，其复杂的地理环境对灾害应急救援构成严峻挑战。为解决山区应急救援网络响应效率低、应急救援中心(emergency rescue center，ERC)服务覆盖缺失的问题，亟需构建兼顾冗余性与效率的应急救援网络。论文以北京西部山区及周边乡镇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多目标优化模型，旨在协同优化最大响应时间、人口加权平均响应时间与最大备援响应时间，并引入每个乡镇至少被两个ERC覆盖的冗余约束，同时结合设施容量与服务差异控制要求，应用NSGA-II (non-dominated sorting genetic algorithm II)算法求解最优网络布局。运用该模型，对研究区内应急救援网络现状与在不同位置增设ERC情景下的网络性能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增设斋堂镇(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ERC的方案在改善应急救援网络结构与服务均衡性方面表现突出；增设东花园镇(位于河北省怀来县)ERC的方案在各评价维度上的改善效果相对有限；而增设三坡镇(位于河北省涞水县)ERC的方案在压缩最大响应时间和提升系统鲁棒性底线方面具有更显著优势。研究为山区应急救援网络的优化配置提供了可扩展的模型与方法框架，对提升山区乡镇应急救援体系的韧性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论文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及其投资关联企业数据，系统分析“十三五”末期至“十四五”末期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关联企业发展态势、空间格局演化以及区域分工协作格局。研究发现：“十四五”时期，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仍然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在疫情后期经济复苏阶段表现突出。从行业角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关联企业重点向制造、研发、商务金融等关键领域集中，在空间上也进一步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主要城市群及部分重点省会城市集聚，形成了以5大城市群为核心的总体格局。空间距离和等级距离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扩张有约束作用，但空间距离的约束更强，且内部不同产业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关联企业空间布局的因素的角度，全行业普遍倾向布局于核心企业与关联企业密集区，且偏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城市，但具体产业类型的空间布局偏好存在一定差异。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合理优化并评价资源型生态脆弱区的土地资源配置，是实现其经济、社会和生态协同发展的关键。论文以典型的资源型生态脆弱区鲁南经济圈为例，采用多目标优化模型和熵权TOPSIS法确定2030年土地利用数量优化方案；通过PLUS模型预测优化后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利用SBM模型测度多期生态效率以定量评价用地优化结果的可靠性。结果表明：① 耕地红线刚性约束下，预测期研究区耕地面积虽有下降，但总量保持在安全线以上，建设用地、林地、草地和水域面积有所增加，实现用地总量与结构的优化；② 优化后零散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沂山—蒙山—尼山一带坡度较大的耕地转为林草地，南四湖湿地生态空间扩展，山地和城郊附近的未利用地得到有序开发，空间格局更加合理；③ 优化后由于生态用地增加，各区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均得到提升，区域整体生态效率由2020年的0.29提升至2030年优化后的0.33，且区域内差距进一步缩小。研究发现，兼顾土地经济—社会—生态功能的多目标优化能有效配置该类地区的土地资源，推动其生态转型，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旅游小微企业面临数字化转型与韧性提升的双重挑战。论文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区双廊村和丽江市文林村为案例，采用fsQCA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数字素养—创新活力—企业韧性”的复杂中介模型，揭示数字素养对乡村旅游小微企业创新与韧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识别出5种驱动高创新活力的数字素养组态，形成“感知—捕捉—转变”的链式传导机制，呈现多元等效路径；② 创新活力在数字素养与韧性之间发挥复杂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素养组态呈现出“创新促进韧性”与“创新削弱韧性”的差异化结果；③ 数字素养各维度具有动态互补性，其中数字生存能力是实现创新与韧性协同的关键枢纽，其缺失易引发二者的错位与冲突。研究为数字素养赋能企业韧性提供了理论框架，为乡村旅游小微企业优化数字素养配置、实现创新与韧性协同发展提供差异化路径指引。

公共绿地作为城市环境的核心要素，其活力是衡量城市环境服务效能与居民福祉的关键指标。论文以南京市主城区93个公共绿地为实证案例，整合了百度慧眼人口位置、街景图像、POI、路网及社交媒体照片等多源异构数据，综合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及四象限分析法，从全局与局部双重视角，创新构建基于主客观环境交互的公共绿地活力分析框架，对南京公共绿地活力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归因进行多尺度分析。结果发现：① 南京公共绿地活力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整体表现为中东部高活力集聚、外围低活力扩散的梯度格局；② 全局层面，用户对服务设施的偏好和绿视率偏好是解释绿地活力的核心驱动因子，且各因子间存在显著的耦合效应；③ 局部层面，绿地活力影响机制呈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其中服务设施、装饰物、功能混合度等因子的空间变异性高，而功能密度、基础设施等因子的影响则相对稳定；④ 交通可达性、功能配置、街道景观与用户视觉偏好四类关键因子的差异化协同是优化城市公共绿地活力的有效策略。研究构建的理论框架实现了“多尺度诊断—空间分异识别—精准调控”的分析策略，为决策者提供了包含活力热点识别、短板诊断和干预优先级评估的科学工具，支持制定基于空间异质性的精准规划策略。

交通事故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安全问题，是城市交通系统“人—车—道路—环境”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有研究聚焦于建成环境对交通事故的影响，对出行者的主观感知安全及其与道路网络特征之间的交互作用关注较少。论文以武汉市主城区的道路段为研究对象，应用街景影像和机器学习方法评估路段感知安全，并通过构建四向分解模型量化解析感知安全视角下道路网络特征影响交通事故的直接效应、交互效应、间接效应及中介交互效应。结果表明：① 感知安全与交通事故之间显著正相关，揭示了“感知偏差”的存在。② 道路网络拓扑特征与几何特征能够通过显著的直接效应和以感知安全为中介要素的间接效应影响交通事故。中介中心性、平均测地距离、绕行率和路段长度还能通过与感知安全的交互效应以及中介交互效应对交通事故产生影响，界面贴线率能够与感知安全产生交互效应从而影响交通事故。③ 在道路网络特征影响交通事故的4类效应中，直接效应起主导作用，而与感知安全相关的效应占比较少，即感知安全仅能影响总效应的强度，而不改变其方向。研究结果揭示了感知安全视角下道路网络特征对交通事故的复杂作用机制，可为制定主客观结合的城市道路安全设计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在全球减贫与中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背景下，山区农村因地理环境和居民个人因素导致的交通相关社会排斥，正成为相对贫困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论文以贵州省黄平县为研究区域，基于2019年的农户调查数据，构建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交通劣势测度框架，并运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分析山区农村交通劣势与相对贫困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身体残疾和机动车缺失是导致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二者分别通过削弱劳动能力与限制空间流动性，加剧个体社会参与障碍；② 不同群体受交通劣势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男性、劳动年龄群体及小学学历群体的相对贫困更易受到残疾和交通工具缺乏的影响，反映出生产就业活动对交通的高依赖性；③ 初中及以上学历群体的相对贫困受主观健康、交通支出、出行安全等多元因素制约，体现教育水平提升后对多维发展需求的变化；④ 高频次县域出行与相对贫困呈负相关，表明主动融入区域经济网络能有效减少相对贫困风险。研究表明，交通劣势衍生的社会排斥和流动性障碍是当前山区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诱因。研究拓展了交通减贫的微观视角，证实了交通相关社会排斥在相对贫困形成中的作用，为精准识别贫困群体与制定差异化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黔中屯堡文化是具有唯一性的地域文化现象。论文以贵州省安顺市37个屯堡传统村落及其省级以上非遗项目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因子贡献度模型、核密度估计法进行村落非遗活态性评估，并进一步识别村落非遗活态性类型与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 屯堡传统村落非遗活态性整体水平欠佳，各维度内部活态性极化现象明显。② 单项非遗安顺地戏的活态性和稳定性均最高，研究区内具备表演类非遗活态性优势的村落数量最多。③ 屯堡传统村落非遗活态性类型分为6类：优势联动型、特色集聚型、潜力激活型、提升带动型、修复完善型、失调整改型。高密度核心区位于平坝区与西秀区交界处。④ 总体上，西秀区屯堡传统村落非遗活态性的平均水平高于平坝区。研究结果符合现实状况，可为屯堡传统村落非遗的活态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在老龄化社会加速推进背景下，老年旅居行为日益受到关注，其地理流动及居留意愿将重塑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及公共资源供需关系，对目的地城市社会治理带来挑战。论文以三亚市为案例，基于2016—2020年老年人口优待证数据与2021年老年旅居人口问卷调查数据，运用O-D矩阵分析老年旅居地理流时空特征，通过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居留意愿影响机制，最终提出差异化治理策略。研究发现：① 三亚老年旅居人口呈现“东北主导—节点蔓延—全国扩张—疫情收缩”演变特征，迁移呈季节性潮汐效应，且以65~75岁年龄段为主；② 三亚老年旅居人口表现出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及家庭可支配收入，通常有伴侣并患有慢性病，家庭化迁移、常住型迁移的定居概率较高，住房面积大于65 m²与邻近医院能够显著提升居留意愿；③ 基于时间节律、居留意愿与居住偏好，老年旅居群体被划分为4种类型：循环型长居、循环型非长居、常住型长居、常住型非长居，提出对聚集性迁移建立联合管理机制、周期性调度基础设施服务及圈层化治理老年旅居社区服务体系的策略。研究通过融合宏观流动性图谱分析与微观行为解析的多尺度研究方法，拓展了老年旅居迁移的理论框架，同时为构建老年旅居导向的弹性城市治理模式提供了决策支持。

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城市居民出行和社会经济活动运转。保障城市内部人口流动的稳健性对建设韧性城市至关重要。现有研究多聚焦常态流动模式和静态基础设施，对外部扰动下人口流动变化的空间机理认知不足。论文从空间行为与灾害风险的交叉视角构建“天气—环境—行为”理论框架，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台风“贝碧嘉”期间上海市人口流动时空特征，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探析天气条件、交通环境、建成环境及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台风期间上海人口流动受到严重冲击，有明显“下降—恢复”过程和灾后反弹现象，与天气过程、管控措施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② 流动模式呈圈层分异，中心城区和远郊地区的波动性和受影响程度严重，近郊地区相对稳定，中心城区和外围地区分别表现出渐进型和敏感型响应模式。③ 流动韧性的驱动机制存在空间非平稳性，中心城区主要受降雨时长和出行距离影响，近郊地区主要受出行强度和用地混合度影响，远郊地区则受到交通设施、用地功能、公共服务水平等多类因素的综合作用，社会经济因素在外围地区有显著的缓解作用。研究提出疏解主城过密人口、明确新城主导功能、增加外围就业岗位、完善薄弱地区基础设施的政策建议，旨在为城市规划、交通管理和应急响应提供依据，促进城市安全韧性与可持续发展。

在金融化转向时代，高专业性、高附加值的高端金融服务能力已成为城市参与区域资本配置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然而现有研究大都在静态分析框架下对城市金融服务能力进行测度，缺乏基于城市间实际金融联系的动态网络视角以及对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的关注。论文突破传统网络构建方法，基于上市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过程中上市企业与相关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APS)企业之间的金融服务关系，将首发募集资金计入权重构建1993—2023年多阶段中国城市高端金融服务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进行测度评价，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解析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金融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等级与“东密西疏”空间格局，区域网络格局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耦合。② 中国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呈现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极化格局随时间推移不断凸显。③ 基于“投入—需求—制度”分析框架的实证结果揭示了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的核心形成机制：金融业人才储量通过增加城市人力资本提升高端服务供给质量，城市创新能力主要通过科创企业上市拉动高端金融服务需求发挥作用；城市行政等级则通过制度赋能促进要素集聚与创新生态建设，间接推动了能力提升。研究构建的动态加权网络方法突破了传统频次统计的局限，更加科学全面地揭示了中国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的空间格局，同时为理解其形成机制提供了坚实的实证依据。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作为中国区域发展中的“问题区域”，随着自身比较优势的降低，异地投资逐渐成为加速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推动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式。论文基于2001—2022年中国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数据，在分析异地投资规模、投资距离及投资领域特征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异地投资网络演变特征，并从推力与拉力角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规模逐渐增加，且存在较为明显的“本地偏好”，近年呈现“两极收缩、中间扩张”的特征。②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是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的主体，还是被投资的重要领域，其中被投资的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由批发和零售业向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变化。③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网络复杂程度和投资活动强度持续提升，但空间结构整体较为分散。研究期内最大联系极化现象减弱，网络结构性调整态势较为明显。④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网络组团化态势显著，新增节点更多通过跨组团协作融入网络，企业异地投资网络逐渐由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向平衡发展状态转变。⑤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各阶段要素影响强度差异明显。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活力水平及投资双方的地理距离始终是主要影响因素。

知识复杂性是衡量区域创新质量、预测经济增长潜力的核心变量，但现有研究对其在镇(街)等微观尺度下的时空异质性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不足。论文基于1990—2022年珠三角镇(街)尺度的发明专利数据测度知识复杂性指数(knowledge complexity index，KCI)，结合空间自相关及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知识复杂性的时空动态演化规律。结果表明：① 知识领域总体呈现“ICT主导—多元协同”的演化特征，生物医药与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领域形成突破性布局；② 知识复杂性的空间格局遵循“核心集聚—边缘滞后”的梯度分异规律，由早期散点式逐步演化为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为核心区域的多中心网络结构；③ 知识结构驱动效应存在显著时空异质性，相关多样性通过技术关联持续强化知识复杂性的正向效应，而非相关多样性呈现先促进后分化的阶段性演变规律，在初期对珠三角地区知识复杂化具有普遍促进作用，后期仅在广佛核心区发挥正向作用；④ 创新要素的空间配置对知识复杂性分异有关键作用。地方政府需兼顾梯度适配策略，核心区应强化技术关联网络，外围区需优先培育集群的专业化优势。研究可为珠三角地区破解低端锁定、重塑高质量创新格局、构建空间协同机制等提供科学参考。

在科技革命重塑区域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南京都市圈作为长三角辐射中西部的重要枢纽，其创新一体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作用。论文基于2000—2023年高新技术企业投资、人员连锁任职和区县专利转移数据，构建南京都市圈县域多维创新网络，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及QAP回归方法，系统探究其网络结构演化、空间效应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创新网络呈现以南京为核心的空间辐射格局，增长极的虹吸—涓滴效应由“虹吸—极化”转向“涓滴—协同”发展，技术流动由虹吸转为涓滴主导，资金流动持续外溢，人才虹吸强度降低。② 地级市毗邻区县划分为屏蔽、渗透、接触、过滤、融合5类边界效应，南京—马鞍山、芜湖—宣城形成技术流融合效应，常州—宣城、南京—扬州呈现人才流融合；南京—镇江、南京—滁州部分边界因行政梯度差呈现资金流过滤效应，具体表现为南京向句容市、南谯区、来安县的高强度创新扩散。③ 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水平对不同时期多维创新联系呈现差异化影响，劳动力收入差异与创新联系呈负相关，财政科技投入、开发园区、高校数量显著促进创新联系，地理、技术和制度邻近性促进创新要素流动。研究基于县域多维创新网络的视角揭示了南京都市圈创新网络结构演化的复杂机制，可为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理论分析固碳服务的空间流转路径，构建碳补偿主体与客体一一对应的补偿机制，可为优化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碳补偿政策提供理论参考与科学支撑。论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以2000—2022年为研究期，综合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及土地利用结构等方面的标准显性比较优势进行聚类分析，识别碳补偿区与受偿区，再结合断裂点模型与场强模型揭示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固碳服务的空间转移路径，并依据各城市的碳汇贡献计算碳补偿金额。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呈持续上升的变化趋势，碳吸收则呈下降趋势。在空间分布上，二者呈现相反格局，碳排放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而碳吸收则表现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② 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固碳服务流主要呈“西南—东北”向流转，流转近邻性偏好明显，其中宣城是最稳定且最大的固碳服务输出区，与其相邻的南京则为最大的输入区，2022年南京碳补偿支付金额达4103.65万元。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碳赤字规模不断扩大，碳收支存在明显的空间错配现象，因此，构建跨区域的碳补偿机制是实现“双碳”目标的现实需求。

伴随区域人口流动方式和城镇化空间演变，内陆地区县域单元成为近年来人口就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论文通过创建县内流动倾向比指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协调影响力评价方法，探究2010—2020年中部地区县域单元的人口就近流动偏向演化特征及其与县域多维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① 中部地区县域人口流动呈现异地主导、就近提速的格局特征，不同省份因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出现县域人口流动选择的演化分异，而县与县级市的人口就近流动偏向差距微弱，凸显县城在吸纳人口就近流动中的基础作用；② 人口就近流动偏向与县域人口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良好，与社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改善最为明显，而经济子系统对总耦合度的阻滞作用开始显现，协调影响力从社会服务系统主导失衡状态向经济发展滞后主导失衡状态过渡；③ 县域类型分异及其多维耦合关系演变是本地滞留力与外地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和公共服务改善强化本地滞留力，驱动人口就近流动与社会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但产业要素供给相对滞后导致生产型拉力缺位，加上外地吸引力持续作用，形成经济子系统的制约效应和外生型城镇化风险。研究结果深化了对人口流动方式演变和县域城镇化路径机制的认识，可以为推进健康可持续的就近城镇化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