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金融科技创新已成为各国金融竞争的核心领域。论文基于Orbis全球知识产权数据库，对1962—2022年间的全球金融科技创新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比较了中国与传统金融强国在技术知识能力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1962—2022年间，全球金融科技专利数量规模与知识多样性显著提升，“电子信息技术”“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5大技术领域的融合程度持续深化。② 在金融科技的技术知识运用方面，传统金融国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而中国则在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领域表现出较强的技术积累，但在金融服务领域的运用能力仍有待提升。在技术知识组合方面，中国与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知识组合能力最强，尤其在生物识别技术与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的组合创新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③ 传统金融国家间在技术知识运用与组合能力构成上具有高度相似性，而中国与这些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基于研究结论，中国未来在重点突破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同时，还应通过深化国际合作实现共性技术难题的协同攻关。

开发区作为产业集聚的核心载体，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其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往往面临产业同质化和盲目竞争等挑战，而积极响应开发区构建共生互补产业体系的政策目标、推动开发区良性互动发展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论文以长三角地区97个国家级开发区为研究对象，基于技术互动理论，综合技术互补与竞争指数、社会网络分析和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等方法，分析了1985—2021年开发区技术互动的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国家级开发区的技术互动经历了低位波动期、消长分异期和同步增长期三个阶段，并呈现出由竞争和互补并行到以技术互补为主的动态演化过程。②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技术互动趋势大致相同，但后者技术互动的强度更高。③ 开发区的技术互动网络逐步成熟，技术互补网络呈现“多核心—多层次—广覆盖”的“菱形”结构，社团之间联系日益紧密，而技术竞争网络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④ 开发区技术互动初期受所在城市的行政区隔和城市行政等级的影响较大；中期跨区域合作逐渐兴起，城市行政等级差异的影响增加；后期则更多由开发区本身的地理邻近性和主导产业结构相似性驱动，反映了开发区技术互动由行政导向下依赖城市联系转向市场导向下自发驱动的变化。研究拓展了技术互动理论的知识边界，深化了开发区协同发展的研究进展，并提供了来自技术要素这一底层架构的知识贡献。

探索如何针对不同类型城镇化的发展特征实施差异化策略，是实现中国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理论与现实问题。论文从人口的户籍地和现住地情况以及城乡划分中关于“城镇”的规定出发，基于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细分了海峡西岸城市群人口城镇化的在地、就地、就近、异地、户口未定5种城镇化类型，综合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各人口城镇化类型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空间分布上，各城镇化类型呈现整体提升或梯度扩散的宏观格局。其中，在地、就地城镇化在时段内整体水平显著提升。就近、异地、户口未定城镇化则呈现梯度扩散分布，各自形成了地级市中心为核心梯度扩散、沿海向腹地梯度递减以及沿海集聚而腹地分散的梯度格局。② 时空变动上，各类型城镇化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整体聚集特征稳中有变。在地城镇化“高—高”集聚区由潮汕扩展为潮汕—上饶双核；就地城镇化“高—高”集聚区向西部迁移；就近、异地及户口未定城镇化“低—低”集聚区在闽赣交界形成带状分布，而“高—高”则在沿海聚集。③ 影响机制上，自然条件奠定初期格局；在历史路径下形成的簇团社会文化网络促进了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同时，政府决策一方面通过开放性政策和户籍制度、行政区划调整和城乡划分直接影响城镇化，另一方面通过调控经济社会和空间因素产生间接影响。

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中国城镇人口收缩城市数量持续增多，给城镇建设用地资源配置带来挑战。论文基于多源人口与用地数据，以东北地区为例，建构了“层级约束+多情景模拟”的预测方法，对2020—2035年间城镇人口变化进行预测，并结合“静态协调”和“动态适应”视角识别建设用地发展风险，提出用地配置优化思路。研究发现：① 城镇人口预测揭示未来东北地区城镇人口将持续下降，收缩城市数量增多与收缩程度加深，空间格局呈现显著的“核心增长—外围收缩”特征，资源型与老工业城市收缩尤为严峻；② 城镇人口转变呈现多样类型，用地配置转型压力分化，以“收缩加深型”和“陷入收缩型”为主，并呈现显著省际差异；③ 东北地区呈现“静态规模冗余”为主与“动态适配不足”为主的人地关系特征，地级市建设用地冗余普遍，多数城市基期用地配置模式仍以扩张为主；④ 建设用地配置深层矛盾凸显，30个收缩城市存在差异化的用地配置风险，以高风险城市为主，形成“土地—资产衰退循环”，亟需探索“用地减量”中的“价值路径”。通过建构“人口预测—用地风险”的系统性逻辑框架，研究创新了人口预测方法，系统诊断用地风险，为指导收缩城市建设用地配置优化进行了有益探索。

探究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和转型发展的创新路径与模式，是乡村地理学研究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核心议题。论文借助共生理论的分析框架，以江苏省宿迁市耿车镇转型实践为例，探究多利益主体间建立和维系共生关系、共同推动乡村转型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认为：① 中央、地方政府和以乡村精英为代表的地方行动者构成了乡村转型共生系统最基本的共生单元。其中，中央政府负责战略制定，地方政府负责政策探索，乡村精英和村民通过自下而上的创业成为推动转型的主体力量。② 乡村转型实质上内嵌于“宏观—中介—内生”等多尺度联结的共生环境中。国家战略转向和电商经济的发展组成了乡村转型的宏观外部环境；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和网商间的抱团合作氛围塑造了乡村转型的内生环境；地方政府是介于国家与乡村两个尺度间的中介主体，发挥着协调各方利益、推动资源整合的作用。③ 在耿车转型实践中，共生单元在利益诉求、资源整合与能力建设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在多尺度共生环境的交织作用下逐渐形成“互利、互补、互助”等共生模式来弥合差异、促进共生效应。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实施居民迁建工程是全面推动黄河滩区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论文基于人地关系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定量分析方法，并结合实地调研、文本分析方法，对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驱动力空间特征与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滩区居民迁建驱动力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和等级分化特征，其中迁建动力较高的区域均集聚在滩区的中部，而迁建阻力较高的区域则主要位于滩区的东部；② 滩区居民迁建倾向整体以中、高水平为主，并呈现“以郑州为中心、向滩区东西两侧分别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县域间差异显著；③ 二维平面映射分析显示，滩区尚有53.85%的研究单元居民迁建动力与阻力呈“双低”发展状态，而这种低水平的发展状态进一步加剧了潜在驱动力因子的隐蔽性，使其难以被及时有效地识别，从而给后续居民迁建工程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④ 滩区居民迁建驱动力空间特征是多种影响因子相互演进、共同作用的结果，收入水平、地理区位、政策扶持力度、个体因素是主要驱动力因子。研究结果可为黄河滩区后续居民迁建政策的差异化制定与精准实施以及迁建风险评估提供科学参考。

乡村生活空间重构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深刻内涵所在，对其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旅游绅士化为切入点，基于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构建“乡村生活空间场域架构—转换机制解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室韦村为例，系统性解析旅游绅士进程中乡村生活空间重构及其机制。研究表明：① 室韦村的旅游绅士化具有鲜明的时空阶段性，经历了旅游绅士化萌芽阶段、旅游绅士化初级阶段和旅游绅士化发展阶段，由原始场域转换为旅游场域；② 乡村生活空间即为一个场域，根据居民日常行为活动衍生出居住、消费、就业以及社交等4个子场域，以此架构乡村生活空间重构的四元分析框架并剖析其重构特征；③ 乡村生活空间场域充满了不同行动主体间的较量与博弈，场域内“权力—资本—惯习”相互作用，以此解构室韦村生活空间场域的转换机制。研究旨在从理论方面深化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既是场域理论在地理学领域的尝试与探索，也为乡村生活空间重构以及厘清背后复杂问题与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析思路。

提升人类福祉的同时降低环境压力，是湖区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论文构建并计算了环鄱阳湖区福祉环境强度指数，采用Dagum基尼系数、LMDI因素分解等方法，分析了2007—2022年环鄱阳湖区福祉环境强度的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效应。结果表明：① 2007—2022年，环鄱阳湖区呈现出综合福祉持续提升与环境污染逐步缓解的协同发展态势，其福祉环境强度指数显著降低。滨湖区与环湖外围区的福祉环境强度也趋于降低，但滨湖区福祉环境强度高于环湖外围区。② 环鄱阳湖区福祉环境强度的空间差异先缩小后扩大，其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流域间差异大于流域内差异。缩小滨湖区、环湖外围区内部以及流域间差异是缩小环鄱阳湖区福祉环境强度空间差异的关键所在。③ 技术效应和集约化效应是环鄱阳湖区、滨湖区和环湖外围区福祉环境强度下降的主要驱动力，其对滨湖区福祉环境强度的促降作用大于环湖外围区。人口集聚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福祉转化效应则抑制环鄱阳湖区福祉环境强度下降。研究结果可为促进中国大湖区域人类福祉可持续提升提供决策依据，为制定差异化的湖区绿色转型策略提供参考。

迁居研究是理解城市社会空间转型、机制以及检验城市政策社会空间效应的重要途径。论文在回顾迁居城市宏观汇总分析与微观非汇总研究基础上，以安庆市为例，基于3367份迁居调查，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法,以社区为单元建立居民迁居网络，展开社区与迁居互动关系及其时空特征、演进与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社区是结构因素影响微观迁居行为的“媒介”，结构因素通过不同类型社区对居民迁居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表现为居民迁居网络存在结构性“过渡”社区。随时间推进，结构性“过渡”社区的类型从单位制社区转换到大型批发市场周边社区，再到保障性安居工程社区、老旧社区、环境风险周边社区、拆迁安置社区、城中村社区。上述社区是外来人口进城的“落脚”社区和城市居民迁往其他社区的“跳板”。② 微观迁居行为促进了社区属性变迁与社区共同体演进，表现为迁居联系紧密社区从原单位制社区内部向邻近社区间、环境风险周边社区间转换。社区共同体从社区边界内部“脱域”，走向邻近社区和城市。③ “结构—社区—行为”共同作用以及三者不同时段的作用差异，促进了社区与迁居互动及其形成的居民迁居网络时空演进。研究为理解社区变迁与实现社区善治提供重要借鉴。

缩小不同老年群体间的健康差距是推进健康老龄化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环节。论文基于广东省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提供的124个县区的60岁及以上人口的自评健康数据，以自评健康为“健康”的占比测度地区老年人健康水平，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比分析广东省流动老年人和本地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2010—2020年间广东省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呈上升趋势，流动老年人和本地老年人健康水平空间分异均显著，健康高值区集聚于珠三角区域，健康低值区分布于省域边缘；② 广东省流动老年人健康水平显著高于本地老年人健康水平，并且这种健康优势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③ 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健康服务设施主要影响本地老年人健康水平，而流动老年人健康水平则更多受到贫困剥夺程度、绿量和水体覆盖率、环境污染指标PM_2.5、流动人口比重和家庭户规模因素的影响。该结果对促进健康老龄化背景下的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耕地是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核心保障，其数量与空间格局将直接影响作物产出效率。非洲虽然土地面积广阔，但可耕地资源有限，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准确识别耕地分布及其空间特征，揭示其与粮食单产之间的关系，是制定区域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政策的重要基础。然而现有土地利用产品在非洲地区精度受限，难以满足大尺度耕地监测的需求。近年来，物候参数通过描述植被生长的时间动态特征为准确提取耕地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为更好地理解非洲耕地变化及其对粮食单产的影响，论文利用GLASS-LAI产品，基于物候参数法提取了非洲2010年和2020年耕地数据，结合土地利用信息与粮食单产数据，分析耕地破碎度及周边地类结构对粮食单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基于物候参数法提取的耕地结果表现良好，混淆矩阵总体精度大于0.9；② 2010—2020年间，非洲多数国家耕地破碎度上升，西非等区域破碎化与单产的负相关关系显著；③ 耕地周边建设用地和水体占比对粮食单产影响显著，高于其他地类；④ 除破碎度、建设用地占比外，经济发展水平和气候因子也是影响粮食单产的重要因素，不同区域对各类因素的响应存在显著差异。研究揭示了非洲耕地景观格局与粮食单产之间的关联机制，为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粮食安全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灾害韧性建设已成为应对洪水灾害威胁的关键战略选择和创新性治理路径。论文基于四川省洪灾威胁区54个村落和685份农户调研数据，从抵抗力、恢复力和适应力三维度构建灾害韧性框架，基于平原、丘陵和山区三大地域类型，利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村落—农户”双尺度灾害韧性进行评价，并揭示其尺度关联特征。结果表明：① 村落尺度灾害韧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且主要分布于山区和丘陵；子维度表现为抵抗力最高，其次是恢复力与适应力。② 农户尺度灾害韧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各地域间无显著空间分布差异；子维度表现为抵抗力最高，其次为适应力和恢复力。③ 村落与农户双重尺度下灾害韧性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其中农户尺度的灾害韧性水平差异更为明显。在不同尺度和地域的韧性对应关系中，中等灾害韧性水平的关联性更强，平原地区的尺度关联性尤为显著。④ 尺度间存在关联效应。村落尺度的应急反应力、政援可达度、村庄凝聚力对农户灾害韧性的影响最大，且此规律在不同地形条件下高度一致。农户尺度的集体协作、人力资源与防灾意识是影响村落韧性的首要因素，且不同地形区主导因素存在地域分异特征，表现为平原重视集体协作、丘陵强调转型能力、山区依赖人力资源。研究结果可为制定差异化的区域防灾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对提升多尺度协同治理效能、构建韧性乡村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钾长石单颗粒高温后红外释光(pIRIR)测年技术最近被应用于青藏高原冰川沉积测年，发现仍存在一定的挑战和问题，其可靠性仍需进一步检验。论文选择中国第四纪冰川测年研究工作较为详尽的地点——天山乌鲁木齐河源地区，探索冰水沉积钾长石单颗粒测年的可行性。在红五月桥附近一个冰水透镜体中采集了2个样品，尝试了单颗粒石英光释光和钾长石后红外释光测试。结果表明，石英单颗粒释光信号弱，无法获得有效年代。剂量恢复实验表明，钾长石pIRIR₁₁₀、pIRIR₁₇₀适用于该区域样品测年。使用归一化中位数绝对偏差(nMAD)法剔除部分离散信号，并利用中心年龄模型(central age model，CAM)计算的IR₁₁₀校正后的年龄与pIRIR₁₇₀年龄相近。两个样品的pIRIR₁₇₀年龄分别为21.9±2.4 ka和22.1±2.4 ka，两者误差范围内一致，且与上望峰冰碛其他年龄结果相吻合。研究验证了钾长石释光测年应用于冰水沉积中的可行性，为山地冰川沉积测年提供了参考。

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关系经济地理学(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REG)与演化经济地理学(r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EEG)呈现融合趋势，共同热议的主题是区域新兴产业的形成与演化机制。论文以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与实证分析，研究战略耦合动态演化对区域新兴产业形成及演化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①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可通过对国外政府和外资企业的“双重依附式耦合”快速移植新兴产业，但高度依赖外部主体引发可持续性风险；② 外部冲击触发“去耦合”为政府能动性干预提供窗口期，政府能动性能够推动耦合模式从依附式向功能耦合升级，实现价值链跃迁与产业分叉；③ 产业转移形成的区位机会窗口与地方的区位条件、地方诉求相匹配有利于区域新兴产业的形成；④ 周边地区的精细化文化和创业氛围能够影响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能动性，进而推动新兴产业的形成。研究丰富了区域新兴产业演化的分析框架，深化了战略耦合影响区域新兴产业演化的影响机制，对于地方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应对外部冲击、推动耦合模式升级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农业产业链韧性建设对夯实“三农”压舱石、建设农业强国至关重要。论文基于2011—2022年中国中部80个地级区域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度农业产业链韧性，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和地理探测器等探究其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间维度上，中部农业产业链韧性整体不断增强，南方片区韧性略高于北方片区；② 空间维度上，中部农业产业链韧性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韧性区域由湖南湖北向秦岭—淮河线扩展，Dagum基尼系数分析验证其南北片区的不均衡性；③ 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发现，物流配送能力、经济发展与消费能力等是中部农业产业链韧性时空分异的关键影响因子，农业技术研发水平与农业劳动力数量等交互作用能显著影响韧性发展，驱动强度正从传统要素依赖向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转变。基于此，研究提出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农村物流配送等基础建设、推进区域间农业社会化服务等产业链协作、完善涉农政策与风险防控体系等政策建议促进中部地区农业产业链韧性发展。

边境地区是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已有研究较少深入探讨其对外贸易的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作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边境省份，云南省是连接东南亚的重要大通道，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论文基于2003—2022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从年份—产品—市场多视角考察云南省对外贸易的时空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 贸易市场方面，以缅甸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在贸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沙特阿拉伯等资源型国家是主要进口市场；② 贸易产品方面，出口结构呈现绿色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进口产品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以及金属矿产品占比超过一半；③ 贸易产品—市场方面，云南省对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从沙特阿拉伯等资源型国家大量进口矿产品，从热带国家进口较多植物品；④ 云南省出口格局受到本地产业基础和产业政策以及贸易国制度环境的积极影响，并被贸易国地理距离、政治距离以及产品供给能力所限制，进口规模与本地产业基础和产业政策以及贸易国的制度环境、对外开放度、产品供给能力显著正相关，与地理距离和政治距离负相关，不同类型产品和市场贸易的主要影响因子存在差异。研究为优化以云南省为代表的边境地区的对外贸易结构提供政策建议。

基于线上数据揭示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热点，但目前对县域间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的研究很少。论文基于在线预订大数据，利用复杂网络、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等方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县域间旅游流网络的“整体—基元—节点”多维结构特征与影响机制。结果发现：① 该网络呈现稀疏性、无标度性和小世界性，县域间旅游流联系以省域内联系为主，跨省联系弱。② 该网络含有7个3节点基元，各基元均形成环状结构，游客旅行模式呈现出“全连接三元组”等7种模式。③ 县域节点中心性差异大，马太效应明显，旅游流集聚和扩散功能相耦合，综合功能强的县域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以及中西部省会城市或重点旅游城市，而中介功能强的县域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和云南。④ 该网络形成受到网络内生结构、节点属性和外生网络等变量影响，由内生动力、正向推力和负向阻力共同驱动，其中互惠性提供内生动力，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和旅游资源禀赋发挥正向推力，距省会距离、消费价格、人口密度以及县域间空间距离和文化距离产生负向阻力。研究有助于深化县域间旅游流空间结构的理论研究成果。

近年来抖音短视频的蓬勃发展，已成为提升旅游景区品牌知名度与客流量转化的重要途径。基于其销售力研究景区网络影响力及其影响因素，对完善景区数字化评估体系和推动景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景区抖音门票销售额为测度指标，运用位序—规模、核密度、类型划分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中国5A级景区网络影响力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从位序—规模特征来看，高位序景区数量占比仅为10.45%，但其影响力位于前列且在京津冀、长江中下游等区域集聚；中等位序景区数量最多，占比71.29%，但其内部层级不分明；低位序景区影响力差异大。② 从整体空间分异特征看，中高、中等、中低等级的景区数量多，而高等级和低等级景区数量较少；空间集聚上呈现出“一主核高密聚集、双副核次密分布、多个低密核心散布”的分布特征。③ 从各子系统空间分异特征看，销售总额与各子系统之间高等级景区分布展现出显著的趋同性，主要优势区域聚焦于长三角、川渝和中原等区域。④ 从与传统指标对比分析来看，迈点品牌指数(Meadin Brand Index，MBI)与抖音门票销售额测度的景区网络影响力均展现“中部聚集、首尾稀疏”的特征，且高等级景区分布区域相似性较高。然而，品牌网络影响力视角下高等与低等级景区数量较少，说明分布相较而言均衡且稳定。此外，根据抖音门票销售总额和MBI这两大指标将景区划分为五大类别，为景区营销优化、政策资源配置及游客决策提速提供实践指导。⑤ 从影响因素看，游客接待人数、收藏量、粉丝量等具有重要解释力；获赞数、话题量、作品数等解释力一般；而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解释力最低。

探究产业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是推动冰雪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论文以北京冬奥会举办地之一的崇礼为典型冰雪旅游案例地，基于核心主导业态、延伸联动业态和支撑辅助业态，构建了系统化的冰雪旅游地业态体系，选取2005、2010、2015、2022、2023年的POI数据，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分析了冰雪旅游地业态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5—2023年，崇礼冰雪旅游地业态POI数量不断增长，尤其自冬奥强驱阶段(2015—2022年)起，在筹办冬奥会推动下，各业态的POI数量远超起步探索阶段(1996—2002年)和规模扩张阶段(2003—2014年)，其中核心主导业态增长最显著，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2023年至今)呈现平稳发展，显现出集中在东南部各乡镇内部，北部稀疏、南部稠密的特征。② 崇礼业态呈集聚型空间分布状态，在研究阶段内，经历了“一区多点”到“双区双带”的演变，集聚程度不断增强。在空间扩散上，业态分布中心总体位于红旗营乡和西湾子镇的交界地带，标准差椭圆呈现明显的东北—西南方向特征，空间分布变化较为显著；在空间关联上，业态具有明显的正相关空间关联性，业态聚类特征突出，从局部上看，低—低集聚大幅减少，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类型逐渐增加，业态发展水平提升较多。③ 冰雪旅游地业态时空演化主要受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企业的协同发展、交通线路、海拔、坡度、冰雪运动与冬奥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且行政中心与冰雪政策对崇礼在冬奥强驱阶段业态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并逐步转向以旅游类企业为主要带动力。

促进长征沿线文化系统与旅游系统的时空适配，有助于推动长征沿线文化和旅游生产要素在时空维度上的有序流动与优化配置，对于推进长征沿线文化和旅游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优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的15个省份为研究样本，构建长征沿线文化—旅游系统评价体系，综合运用适配性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核密度估计、障碍度模型及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剖析2013—2022年长征沿线文化系统与旅游系统时空适配驱动文旅融合发展的演变特征与机理。研究发现：① 长征沿线文化—旅游系统的适配水平与融合水平在时空维度呈现高度趋同的演变态势。随着长征沿线文旅系统的动态调适及协同优化，区域内文旅融合水平呈现显著的持续深化，印证了系统适配性对文旅深度融合的关键驱动作用。② 由障碍因子分析可知，长征沿线文化—旅游系统在适配过程中面临的阻碍因素呈现显著差异化特征。驱动因子分析则表明，人才储备与财政支持是塑造文旅系统适配格局的主导驱动力量，而产业结构优化与创新潜力挖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共同推动着文旅系统的动态适配与协同发展。③ 长征沿线文化—旅游系统适配驱动文旅融合发展呈现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演化过程，遵循“外部驱动—内部响应—动态调适—融合深化”的逻辑机理，即外部驱动因素率先打破系统原有平衡，触发内部响应机制，通过资源整合、要素重组等动态调适路径，推动系统结构优化与功能升级，最终实现文旅融合由初级协同向深度融合的阶梯式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