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城乡经济均衡发展的桥梁。论文基于新质生产力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分析2011—2021年中国273个地级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及其演变格局，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2011年来，中国地级市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呈稳步增长趋势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新质生产力各构成要素呈现“点状+面状集聚”空间格局；②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 中介效应检验证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④ 空间计量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在缩小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具有缩小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效果。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对优化区域布局具有重要作用，未来应将城乡统筹发展目标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相结合，着力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中的积极影响。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研究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对推动农产品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12—2022年淘宝、京东的农产品电商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的发展趋势、空间分布格局，并结合地级市宏观数据，使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探索其驱动因素与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产品电商产业空间分布格局与中国人文、自然地理格局高度吻合，呈现出区域集聚特点。② 产业发展方向呈现出“东北—南(略偏东)”的分布态势，形成了中心向外围梯度扩散的多核心圈层式结构，产业演进和布局表现出对既定发展路径的依赖性，呈现出不均衡的空间分布。③ 各类因素对于农产品电商产业的驱动存在明显空间分异性，产业结构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市场潜力因素的驱动作用存在从东向西递减、从北向南递减和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递减的趋势，政府支持因素大致呈现由东向西增高的趋势，基础设施因素的驱动作用则是呈现由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各地区应把做好市场对接、稳定产销关系作为发展农产品电商的首要任务；应进一步发挥政策引导的积极作用，为西部电商发展提供更多正外部性投入；应进一步加强农产品集聚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产业时不同地区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精准施策，避免资源浪费。

发展认知障碍照护是中国从“老有所养”到“老有善养”的必然要求。论文基于多种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中国认知障碍照护发展的时空格局、跃迁演化及分区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2010—2022年中国认知障碍照护发展经历了波动增长、持续增长和增速放缓三个阶段，机构数量和密度的核密度曲线形态均由多峰极化逐渐向钟型均衡转变；② 在局部空间结构与依赖方向上，东部部分地区和成渝地区的波动性较强、其余地区相对稳定，存在明显的转移惰性与路径锁定特征；③ 从驱动因子来看，公共文化发展和社会经济基础是影响认知障碍照护机构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且生活环境基础因子与二者的交互影响力也最强；④ 中国认知障碍照护发展潜力区呈现圈点状特征，兼有沿海城市群的圈层式和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孤岛式分布样貌，而中低潜力区则展现出连片状分布特征；⑤ 中国认知障碍照护可归纳为优势发展区、协调发展区、资源培育区和重点关注区等4种发展类型区。在实践中要结合地区实际需求与发展潜力，从追求粗放式规模增长向集约式供需协调转变，强调因地制宜的顶层设计。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是考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前瞻性指标，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从流出地视角探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与落户地选择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 当前存量农业转移人口整体的落户意愿偏低；从意向落户城镇层级看，县域城镇(主要是县城)最具吸引力，随后依次是省会及直辖市、地级市；从意向落户空间区位看，呈现以就地、就近落户为主，异地落户为辅的结构特征，二者结合发现近距离县城是农业转移人口最理想的落户地。(2) 家庭特征及与家庭密切相关的流动特征是影响落户意愿和落户地选择的共同因素；城镇住房、回家次数是影响落户决策全过程的关键因素；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对是否落户城镇至关重要，而距县城距离、村庄居住环境在落户地选择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研究结果有益于深化和拓展对既往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决策规律的认识，并对攻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难点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政策含义。

患者跨市流动反映了医疗资源的供需关系，揭示其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有利于区域医疗卫生系统的优化。论文采用近50万条患者线上评价数据构建了长江经济带跨市就医网络，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与指数随机图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跨市就医网络形成了“单核多心”的供给分布格局，需求规模分布呈现出“由西向东”的衰减格局，供需关联呈现出多个“单中心聚集”结构；② 长江经济带城际医疗服务空间组织模式呈现出“一般城市—省会城市—上海”的三层树状结构，但部分城市有所突破；③ 地理、制度、文化和社会邻近性的提升会促进城际患者流动规模。论文提出了一套分析城际医疗服务空间组织结构的方法，构建了患者流动邻近性分析框架，所揭示的长江经济带跨市就医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可为长江经济带医疗资源区域布局优化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撑。

构建非本地创新网络对于持续提升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网络信息熵，采用Fisher最优分割法将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非本地创新网络的发展阶段划分为萌芽期(1994—2000年)、成长期(2001—2009年)和成熟期(2010—2020年)，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指数随机图模型(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ERGM)以及比较静态分析法探究各阶段的演化机制。研究表明：① 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非本地创新网络现已发展至成熟期，网络内冗余信息增多；② 网络结构呈现出多中心、跨地域的发展趋势，部分城市实现了从网络边缘层向网络核心层的跃迁，“核心—边缘”结构弱化，北京、成都等区域外城市成为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非本地创新网络的核心城市，为长三角的生物医药产业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补充；③ 伴随网络复杂程度的提升，网络结构内生的传递效应、基于创新能力的马太效应以及多维邻近性对非本地创新网络演化的驱动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过程。现阶段主导该网络演化的关键动力是基于信任关系的社会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研究认为，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未来应警惕信任关系主导下的创新合作带来的锁定效应，同时应通过消除制度性壁垒扩大合作对象搜索范围。

随着异地就医现象的日益普遍，从区域层面探讨优质医疗资源的可达性具有明显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考虑到高速铁路在城际客运交通中地位日益突出，论文以长三角地区为实证，采用累积机会法和分层两步移动搜索法(H2SFCA)分别分析了公路运输和考虑高铁的陆路运输两种交通情景下基于累积机会法和H2SFCA的区域优质医疗资源可达性，进而探讨高铁对可达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可达性总体表现出东高西低的规律。随时间阈值增加，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可达性“中心—外围”格局凸显，环太湖区域因位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三市合围区成为可达性高值中心。② 高铁缩短了出行时间，提高了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平均累积机会可达性；同时三甲医院服务人群数量增加，医疗服务供需比相应减小，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基于H2SFCA的平均可达性降低。京沪、宁安、合杭高铁沿线研究单元的可达性在高铁影响下提升显著，综合考虑公路与高铁的陆路运输模式下可达性高值呈现“高铁指向性”。③ 累积机会法仅考虑医疗资源数量，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在不同时间阈值均表现为可达性高值中心；H2SFCA综合考虑医院供给需求情况与居民就医选择，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基于H2SFCA的可达性显著低于基于累积机会法的可达性，在时间阈值2 h和3 h时呈“低谷”现象。上海市、合肥市、杭州市优质医疗资源供给相对不足，应持续推进分级诊疗，优化转诊机制，减轻高层次医疗机构就诊压力。

文化遗产地是由大量的古代建筑、民风民俗、礼仪传统、身份认同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符号与象征所构建起来的综合性空间。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全长7.8 km，并不是一条线，而是囊括了多主体，不断进行意义建构、符号想象、叙事传播的多维动态空间，是城市功能的高度聚集地。论文引鉴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理论，通过实地调研、案例对比分析、社会语义网络分析等方法，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个层面审视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地的空间生产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由政府主导下的社会要素与力量驱动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实践，对北京中轴线遗产空间和旅游空间进行重新塑造，形成了当前中轴线空间的重要社会化结构。这一进程不仅关乎物理空间的修复与更新，更涉及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然而此过程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遗产保护与管理体制过于复杂、中轴线整体价值阐释创新不足、旅游空间与遗产空间的比例失衡等问题。因此，应当妥善处理权力、利益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在遗产保护和管理上，进一步简化管理体制，建立更加高效的多部门协调机制；遗产价值阐释上，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增强遗产的触达率和吸引力；公众参与上，进一步优化旅游路线设计，拓展旅游空间，并通过丰富社区活动、教育项目和志愿服务等丰富遗产空间，增强民众对遗产地的文化认同。

为剖析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机制，探索提高居民幸福感的多元路径，论文基于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虹霓村回收的220份有效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旅游影响感知的视角，结合主客互动的中介作用和地方依恋的调节作用，探讨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机制及提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均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影响方向相反；主客互动在积极、消极影响感知与主观幸福感的两个路径中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地方依恋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高水平的积极影响感知和地方依恋同时发生是居民获得主观幸福感最具解释力的充分条件。研究结果为揭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机制、提升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参考。

城市活力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与强劲动能。作为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作用下的特殊地区，边境城市的城市活力易受到复杂地缘形势、国内开放政策及自身发展条件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论文构建了基于经济活力、社会活力及文化活力的城市活力评价体系，对2013、2015、2019及2022年云南边境县域的城市活力进行了测度，探究其空间分异格局，并借助地理探测器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① 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强活力集中在滇东南地区，西部发展缓慢，政策扶持和疫情冲击对当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② 空间集聚效应显著，相邻区域空间的关联合作不断增强，随时间不断发生演变；③ 旅游发展、对外贸易是影响城市活力的关键因素，各因子的协同作用在不同年份显著变化。论文将城市活力理论扩展至边境城市，结合边境地缘特点构建评估框架，研究结果为边境地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北方的重要生态屏障。在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驱动下，21世纪以来内蒙古植被动态过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植被变化位置、程度、是否发生突变，及其不同驱动因子的贡献尚缺乏系统的定量研究。论文选取6种遥感植被指数，利用Theil-Sen趋势、Mann-Kendall检验和季节趋势断点检测方法对2000—2022年内蒙古植被变绿和褐变的时空格局进行监测；并利用改进后的残差趋势法、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定量分析了自然和人为因素的贡献。结果表明：① 2000—2022年内蒙古29.62%~36.96%的区域出现了植被变绿现象，仅有0.36%~0.51%的区域发生褐变；正突变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地区的草地(35.9%)和东部地区的森林(25.7%)，42.7%的负突变发生在赤峰市、呼伦贝尔市西部等草地地区。② 气候变化主导了研究区88.8%的植被变绿和62.8%的植被褐变，5.8%的变绿和14.8%的褐变受到土地利用主导，二者对植被变绿区域作用均以正向为主，对褐变区域则产生负向影响。③ 对于植被变绿和褐变区域，温度直接效应、土壤湿度、人口密度和土地利用强度对大部分区域产生主导作用，在空间分布上各因子直接和间接效应表现出较大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可为内蒙古地区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指导。

气候变暖背景下暴雨—山洪灾害风险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论文以广东省马贵河流域为研究区，探讨下垫面变化对暴雨—山洪灾害危险性的影响。首先，构建区域化暴雨—山洪数值模型，模拟极端降雨情景下的山洪灾害淹没特征；然后，通过多源遥感数据解译人类建设活动、河道工程活动和自然因素变化的特征，并设置不同下垫面变化情景；最后，基于暴雨—山洪灾害危险性结果与下垫面特征变化关系分析下垫面变化对山洪灾害的定量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内人类建设活动对山洪灾害危险性变化的影响显著高于自然变化因素，尤其河道拓宽为主的河道工程活动对暴雨—山洪灾害的防治效果显著。具体表现在，当河道工程活动面积增加5.72%时，暴雨—山洪灾害的高危险区和中危险区面积分别减少11.53%和7.99%；归一化植被指数增加0.39(从0.19增至0.58)，这两个危险性等级分区面积分别减少1.96%和1.07%。研究结果可为流域尺度内防灾减灾工程和区域规划布局提供参考，以期降低区域内暴雨—山洪灾害风险。

历史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LUCC)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领域。自古以来，灌溉一直是中国土地集约化利用的重要方式，始终贯穿中国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脉络，但史料中灌溉耕地面积直接记载极为匮乏，导致对历史时期中国灌溉耕地规模变化过程的科学认识尚不清晰。论文选取中国灌溉历史悠久的河南省安阳市北部为案例研究区，基于历史文献、清代以来地方志和统计年鉴等多种资料，获取灌溉规模确数和概数、水渠长度和数量记载，通过指标量化和数据融合，形成了一套千年尺度区域灌溉耕地规模变化过程重建方法，阐明了战国至今(公元前423—2015年)研究区的灌溉耕地规模变化特征。结果显示：① 战国至今，研究区的灌溉耕地面积呈波动上升趋势，由约10万亩增至91万亩，其中1949年前增幅仅4万亩，之后至今增幅约77万亩；② 东汉末年、唐前期和北宋中期等是1949年前灌溉耕地波动变化的高峰期，灌溉耕地面积最高可达42万亩；十六国时期、唐中期和民国后期等是1949年前灌溉耕地规模变化的低谷期，灌溉耕地面积缩减至10万亩。论文重建结果与中国历史社会兴衰变化和其他地区农田水利工程兴废阶段的可比性，与气候变化和森林破坏之间的对应性，共同说明了重建结果的可靠性。

创业持续性研究对于诊断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识别空间失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1989—2022年长时间序列城市尺度的创业数据，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探究了中国261个城市创业率的持续时间跨度、强度及时空演化特征。通过构建区域的制度性、历史性、结构性和先天性因素四维度分析框架，采用空间杜宾误差模型，探讨了长期以来持续影响中国城市创业率的因素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观测期内中国城市创业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并且存在4个明显的持续时间段，每个持续时段的时间跨度为8~15年；② 1989年以来，中国城市创业持续性呈减弱趋势，其中2008—2013年的创业持续性最强，超过一半(54.02%)城市的创业率等级保持不变；③ 中国创业持续性现象主要发生在低创业水平的城市；④ 长期正向作用于城市创业率的因素包括城市行政等级、创业文化、历史重大基础设施和沿海性，而历史人口密度和地形起伏度是长期抑制地区创业水平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推移，知识储备量和国有企业数量占比的作用效果由正转负。研究结论为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随着技术领域的竞争日益加剧，城市迫切需要提升技术研发的韧性水平，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冲击。论文基于2001—2016年中国城市创新指数及相关数据，借助经济韧性测度模型评估城市技术韧性水平，分析了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技术韧性水平在研究时段内呈现持续提升的趋势，2011年后中国城市技术韧性指数为正值且增速较快。② 中国高韧性城市经历了从地域性集中向相对均衡转变的过程，长三角地区发展为中国城市技术韧性高—高类型集聚的典型地区。③ 除教育人力资本外，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对中国城市技术韧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分组回归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教育人力资本对技术韧性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中、西部地区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是促进技术韧性增强的有效途径。④ 形成机制分析表明，技术韧性是在复杂的潜在风险和多元影响因素网络中不断适应和动态演化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中国城市更好地应对科技变革和经济波动，为中国城市在全球化竞争中实现长期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数字经济已成为当前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化影响下的价值链空间重塑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论文基于中国网络游戏业2010—2022年生产服务时空数据，从数字创意价值链视角分析了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网络的空间格局，并使用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网络的“金字塔”型层级结构和“强三角+弱菱形”的空间结构基本成型，核心联系与中小城市嵌入同步强化，跨城市网络呈现路径依赖和等级吸附特征；② 不同价值链环节的产业网络空间格局存在异质性，其中生产—运营网络逐渐形成“三角+菱形”网络结构，运营—出版网络演变为以京津冀为核心的“放射状”结构；③ 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网络主要受到行政等级、新经济、制度邻近、社会邻近以及传递效应的影响，网络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影响因素均存在差异。研究为准确分析数字化时代下的城市网络特征与影响因素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也为合理布局数字创意产业、促进价值链协同互动与升级提供参考。

发展旅游业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途径，亦是夯实长江经济带共同富裕根基的先锋力量。论文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区域，构建旅游业发展影响民生福祉的理论框架，在测度旅游业发展与民生福祉水平的基础上，检验旅游业对民生福祉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与民生福祉均呈逐年增长态势，旅游业发展空间极化现象严重，民生福祉空间极化趋于收敛；② 旅游业发展与民生福祉空间分异特征和演变趋势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整体呈“自东向西”逐级扩散，表现为“西南—东北”方向逐渐递增的趋势；③ 旅游业是增进民生福祉的有效途径，旅游业发展的正向直接效应表现为“物质福祉>文化福祉>社会福祉”，而对生态福祉则具有负向效应；④ 旅游业发展与民生福祉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旅游业发展对民生福祉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呈现倒“U”型特征，且其影响具有显著区域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优化旅游业空间布局、制定差异化民生福祉提升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为推动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参考。

城际铁路属于一定区域内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对促进城市群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制订城际铁路建设规划中，在确定线路网规模和布局的基础上，还需初步划分各条线路的建设阶段。由于各条城际铁路在城市群轨道网络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同，科学规划其建设次序，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时空布局，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效益。论文基于预测的“人口—经济”远期分布，计算城际铁路的空间交互可达性，构建城际铁路连接价值模型，并提出“逐轮比选—动态递进”的城际铁路建设次序评估方法。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案例，对中长期发展规划中的城际铁路线路进行评估排序。分析结果呈现了价值较高的关键线路和部分价值增量不大的普通线路，总体上较好地印证了大湾区城市群近期建设项目安排，但也存在一些差异。该连接价值模型可以为规划方案的编制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已全面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流动人口已成为当今城乡治理的焦点群体。论文基于2000—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省际迁移流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滤波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eigenvector spatial filtering Poisson pseudo-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ESF PPML)重力模型，探究中国省际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的时空变异性。研究发现：① 2000—2020年，中国老年迁移人口的规模持续增长，主要迁入目的地基本保持稳定。② 老年人口迁移格局稳中有变：大量老年人口从东北、华中、西南、西北地区迁往华北、华东、华南地区；但至2015—2020年，西南、西北地区老年人口的外流现象出现逆转趋势。此外，老年人口迁移网络密度先降后升，迁移来源地日渐分散，而迁入目的地持续集中化，主要迁移流随时间推移更频繁地出现于毗邻省份间。③ 传统重力变量(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地区生活成本、自然环境舒适性、健康服务设施、资源枯竭程度、社会网络因素共同作用于老年人口宏观迁移格局。④ 20年间，地区生活成本对老年人口迁移的阻碍作用逐渐弱化，而社会网络因素对老年人口迁移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强；健康服务设施对老年人口迁移的影响较弱且存在波动，自然环境舒适性仅显著影响老年人口迁出规模。研究结论将为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实证依据。

郊区化进程中，大型居住区的居民消费生活在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背景下出现新特征。论文基于空间行为视角，构建“社会群体—消费场所—消费行为”的多维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大型居住区消费居民群体、行为与空间之间的内在关系。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探讨北京市望京地区居民消费时空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① 以望京为代表的大型居住区居民消费既表现出教育文化娱乐类比重高的群体性特征，也呈现出个人基础消费型、自我发展消费型、家庭发展消费型和休闲健康消费型4类差异化消费需求；② 在居住和商业功能完善的望京地区，市级购物中心失去中心性的特征仍在持续，居民社会性的消费需求与空间性的场所认知评价共同推动了不同等级消费场所的差异化消费行为选择；③ 大型居住区居民消费行为呈现时间“就地化”和空间“近宅化”的消费模式，居民的职住、城市和虚拟消费空间分别呈现均衡性、区分性以及便捷性的服务功能特点；④ 居民的工作通勤时长、居住时长和年龄对职住消费空间的行为有较强解释力，月收入和职业类型相关的影响因素对城市消费空间的行为有较强影响。研究通过揭示大型居住区居民消费时空行为机制，为郊区化背景下的城市商业空间布局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