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论文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及其投资关联企业数据，系统分析“十三五”末期至“十四五”末期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关联企业发展态势、空间格局演化以及区域分工协作格局。研究发现：“十四五”时期，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仍然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在疫情后期经济复苏阶段表现突出。从行业角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关联企业重点向制造、研发、商务金融等关键领域集中，在空间上也进一步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主要城市群及部分重点省会城市集聚，形成了以5大城市群为核心的总体格局。空间距离和等级距离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扩张有约束作用，但空间距离的约束更强，且内部不同产业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关联企业空间布局的因素的角度，全行业普遍倾向布局于核心企业与关联企业密集区，且偏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城市，但具体产业类型的空间布局偏好存在一定差异。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合理优化并评价资源型生态脆弱区的土地资源配置，是实现其经济、社会和生态协同发展的关键。论文以典型的资源型生态脆弱区鲁南经济圈为例，采用多目标优化模型和熵权TOPSIS法确定2030年土地利用数量优化方案；通过PLUS模型预测优化后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利用SBM模型测度多期生态效率以定量评价用地优化结果的可靠性。结果表明：① 耕地红线刚性约束下，预测期研究区耕地面积虽有下降，但总量保持在安全线以上，建设用地、林地、草地和水域面积有所增加，实现用地总量与结构的优化；② 优化后零散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沂山—蒙山—尼山一带坡度较大的耕地转为林草地，南四湖湿地生态空间扩展，山地和城郊附近的未利用地得到有序开发，空间格局更加合理；③ 优化后由于生态用地增加，各区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均得到提升，区域整体生态效率由2020年的0.29提升至2030年优化后的0.33，且区域内差距进一步缩小。研究发现，兼顾土地经济—社会—生态功能的多目标优化能有效配置该类地区的土地资源，推动其生态转型，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旅游小微企业面临数字化转型与韧性提升的双重挑战。论文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区双廊村和丽江市文林村为案例，采用fsQCA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数字素养—创新活力—企业韧性”的复杂中介模型，揭示数字素养对乡村旅游小微企业创新与韧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识别出5种驱动高创新活力的数字素养组态，形成“感知—捕捉—转变”的链式传导机制，呈现多元等效路径；② 创新活力在数字素养与韧性之间发挥复杂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素养组态呈现出“创新促进韧性”与“创新削弱韧性”的差异化结果；③ 数字素养各维度具有动态互补性，其中数字生存能力是实现创新与韧性协同的关键枢纽，其缺失易引发二者的错位与冲突。研究为数字素养赋能企业韧性提供了理论框架，为乡村旅游小微企业优化数字素养配置、实现创新与韧性协同发展提供差异化路径指引。

公共绿地作为城市环境的核心要素，其活力是衡量城市环境服务效能与居民福祉的关键指标。论文以南京市主城区93个公共绿地为实证案例，整合了百度慧眼人口位置、街景图像、POI、路网及社交媒体照片等多源异构数据，综合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及四象限分析法，从全局与局部双重视角，创新构建基于主客观环境交互的公共绿地活力分析框架，对南京公共绿地活力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归因进行多尺度分析。结果发现：① 南京公共绿地活力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整体表现为中东部高活力集聚、外围低活力扩散的梯度格局；② 全局层面，用户对服务设施的偏好和绿视率偏好是解释绿地活力的核心驱动因子，且各因子间存在显著的耦合效应；③ 局部层面，绿地活力影响机制呈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其中服务设施、装饰物、功能混合度等因子的空间变异性高，而功能密度、基础设施等因子的影响则相对稳定；④ 交通可达性、功能配置、街道景观与用户视觉偏好四类关键因子的差异化协同是优化城市公共绿地活力的有效策略。研究构建的理论框架实现了“多尺度诊断—空间分异识别—精准调控”的分析策略，为决策者提供了包含活力热点识别、短板诊断和干预优先级评估的科学工具，支持制定基于空间异质性的精准规划策略。

交通事故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安全问题，是城市交通系统“人—车—道路—环境”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有研究聚焦于建成环境对交通事故的影响，对出行者的主观感知安全及其与道路网络特征之间的交互作用关注较少。论文以武汉市主城区的道路段为研究对象，应用街景影像和机器学习方法评估路段感知安全，并通过构建四向分解模型量化解析感知安全视角下道路网络特征影响交通事故的直接效应、交互效应、间接效应及中介交互效应。结果表明：① 感知安全与交通事故之间显著正相关，揭示了“感知偏差”的存在。② 道路网络拓扑特征与几何特征能够通过显著的直接效应和以感知安全为中介要素的间接效应影响交通事故。中介中心性、平均测地距离、绕行率和路段长度还能通过与感知安全的交互效应以及中介交互效应对交通事故产生影响，界面贴线率能够与感知安全产生交互效应从而影响交通事故。③ 在道路网络特征影响交通事故的4类效应中，直接效应起主导作用，而与感知安全相关的效应占比较少，即感知安全仅能影响总效应的强度，而不改变其方向。研究结果揭示了感知安全视角下道路网络特征对交通事故的复杂作用机制，可为制定主客观结合的城市道路安全设计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在全球减贫与中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背景下，山区农村因地理环境和居民个人因素导致的交通相关社会排斥，正成为相对贫困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论文以贵州省黄平县为研究区域，基于2019年的农户调查数据，构建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交通劣势测度框架，并运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分析山区农村交通劣势与相对贫困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身体残疾和机动车缺失是导致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二者分别通过削弱劳动能力与限制空间流动性，加剧个体社会参与障碍；② 不同群体受交通劣势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男性、劳动年龄群体及小学学历群体的相对贫困更易受到残疾和交通工具缺乏的影响，反映出生产就业活动对交通的高依赖性；③ 初中及以上学历群体的相对贫困受主观健康、交通支出、出行安全等多元因素制约，体现教育水平提升后对多维发展需求的变化；④ 高频次县域出行与相对贫困呈负相关，表明主动融入区域经济网络能有效减少相对贫困风险。研究表明，交通劣势衍生的社会排斥和流动性障碍是当前山区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诱因。研究拓展了交通减贫的微观视角，证实了交通相关社会排斥在相对贫困形成中的作用，为精准识别贫困群体与制定差异化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黔中屯堡文化是具有唯一性的地域文化现象。论文以贵州省安顺市37个屯堡传统村落及其省级以上非遗项目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因子贡献度模型、核密度估计法进行村落非遗活态性评估，并进一步识别村落非遗活态性类型与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 屯堡传统村落非遗活态性整体水平欠佳，各维度内部活态性极化现象明显。② 单项非遗安顺地戏的活态性和稳定性均最高，研究区内具备表演类非遗活态性优势的村落数量最多。③ 屯堡传统村落非遗活态性类型分为6类：优势联动型、特色集聚型、潜力激活型、提升带动型、修复完善型、失调整改型。高密度核心区位于平坝区与西秀区交界处。④ 总体上，西秀区屯堡传统村落非遗活态性的平均水平高于平坝区。研究结果符合现实状况，可为屯堡传统村落非遗的活态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在老龄化社会加速推进背景下，老年旅居行为日益受到关注，其地理流动及居留意愿将重塑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及公共资源供需关系，对目的地城市社会治理带来挑战。论文以三亚市为案例，基于2016—2020年老年人口优待证数据与2021年老年旅居人口问卷调查数据，运用O-D矩阵分析老年旅居地理流时空特征，通过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居留意愿影响机制，最终提出差异化治理策略。研究发现：① 三亚老年旅居人口呈现“东北主导—节点蔓延—全国扩张—疫情收缩”演变特征，迁移呈季节性潮汐效应，且以65~75岁年龄段为主；② 三亚老年旅居人口表现出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及家庭可支配收入，通常有伴侣并患有慢性病，家庭化迁移、常住型迁移的定居概率较高，住房面积大于65 m²与邻近医院能够显著提升居留意愿；③ 基于时间节律、居留意愿与居住偏好，老年旅居群体被划分为4种类型：循环型长居、循环型非长居、常住型长居、常住型非长居，提出对聚集性迁移建立联合管理机制、周期性调度基础设施服务及圈层化治理老年旅居社区服务体系的策略。研究通过融合宏观流动性图谱分析与微观行为解析的多尺度研究方法，拓展了老年旅居迁移的理论框架，同时为构建老年旅居导向的弹性城市治理模式提供了决策支持。

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城市居民出行和社会经济活动运转。保障城市内部人口流动的稳健性对建设韧性城市至关重要。现有研究多聚焦常态流动模式和静态基础设施，对外部扰动下人口流动变化的空间机理认知不足。论文从空间行为与灾害风险的交叉视角构建“天气—环境—行为”理论框架，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台风“贝碧嘉”期间上海市人口流动时空特征，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探析天气条件、交通环境、建成环境及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台风期间上海人口流动受到严重冲击，有明显“下降—恢复”过程和灾后反弹现象，与天气过程、管控措施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② 流动模式呈圈层分异，中心城区和远郊地区的波动性和受影响程度严重，近郊地区相对稳定，中心城区和外围地区分别表现出渐进型和敏感型响应模式。③ 流动韧性的驱动机制存在空间非平稳性，中心城区主要受降雨时长和出行距离影响，近郊地区主要受出行强度和用地混合度影响，远郊地区则受到交通设施、用地功能、公共服务水平等多类因素的综合作用，社会经济因素在外围地区有显著的缓解作用。研究提出疏解主城过密人口、明确新城主导功能、增加外围就业岗位、完善薄弱地区基础设施的政策建议，旨在为城市规划、交通管理和应急响应提供依据，促进城市安全韧性与可持续发展。

在金融化转向时代，高专业性、高附加值的高端金融服务能力已成为城市参与区域资本配置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然而现有研究大都在静态分析框架下对城市金融服务能力进行测度，缺乏基于城市间实际金融联系的动态网络视角以及对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的关注。论文突破传统网络构建方法，基于上市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过程中上市企业与相关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APS)企业之间的金融服务关系，将首发募集资金计入权重构建1993—2023年多阶段中国城市高端金融服务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进行测度评价，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解析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金融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等级与“东密西疏”空间格局，区域网络格局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耦合。② 中国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呈现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极化格局随时间推移不断凸显。③ 基于“投入—需求—制度”分析框架的实证结果揭示了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的核心形成机制：金融业人才储量通过增加城市人力资本提升高端服务供给质量，城市创新能力主要通过科创企业上市拉动高端金融服务需求发挥作用；城市行政等级则通过制度赋能促进要素集聚与创新生态建设，间接推动了能力提升。研究构建的动态加权网络方法突破了传统频次统计的局限，更加科学全面地揭示了中国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的空间格局，同时为理解其形成机制提供了坚实的实证依据。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作为中国区域发展中的“问题区域”，随着自身比较优势的降低，异地投资逐渐成为加速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推动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式。论文基于2001—2022年中国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数据，在分析异地投资规模、投资距离及投资领域特征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异地投资网络演变特征，并从推力与拉力角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规模逐渐增加，且存在较为明显的“本地偏好”，近年呈现“两极收缩、中间扩张”的特征。②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是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的主体，还是被投资的重要领域，其中被投资的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由批发和零售业向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变化。③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网络复杂程度和投资活动强度持续提升，但空间结构整体较为分散。研究期内最大联系极化现象减弱，网络结构性调整态势较为明显。④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网络组团化态势显著，新增节点更多通过跨组团协作融入网络，企业异地投资网络逐渐由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向平衡发展状态转变。⑤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各阶段要素影响强度差异明显。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活力水平及投资双方的地理距离始终是主要影响因素。

知识复杂性是衡量区域创新质量、预测经济增长潜力的核心变量，但现有研究对其在镇(街)等微观尺度下的时空异质性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不足。论文基于1990—2022年珠三角镇(街)尺度的发明专利数据测度知识复杂性指数(knowledge complexity index，KCI)，结合空间自相关及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知识复杂性的时空动态演化规律。结果表明：① 知识领域总体呈现“ICT主导—多元协同”的演化特征，生物医药与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领域形成突破性布局；② 知识复杂性的空间格局遵循“核心集聚—边缘滞后”的梯度分异规律，由早期散点式逐步演化为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为核心区域的多中心网络结构；③ 知识结构驱动效应存在显著时空异质性，相关多样性通过技术关联持续强化知识复杂性的正向效应，而非相关多样性呈现先促进后分化的阶段性演变规律，在初期对珠三角地区知识复杂化具有普遍促进作用，后期仅在广佛核心区发挥正向作用；④ 创新要素的空间配置对知识复杂性分异有关键作用。地方政府需兼顾梯度适配策略，核心区应强化技术关联网络，外围区需优先培育集群的专业化优势。研究可为珠三角地区破解低端锁定、重塑高质量创新格局、构建空间协同机制等提供科学参考。

在科技革命重塑区域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南京都市圈作为长三角辐射中西部的重要枢纽，其创新一体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作用。论文基于2000—2023年高新技术企业投资、人员连锁任职和区县专利转移数据，构建南京都市圈县域多维创新网络，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及QAP回归方法，系统探究其网络结构演化、空间效应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创新网络呈现以南京为核心的空间辐射格局，增长极的虹吸—涓滴效应由“虹吸—极化”转向“涓滴—协同”发展，技术流动由虹吸转为涓滴主导，资金流动持续外溢，人才虹吸强度降低。② 地级市毗邻区县划分为屏蔽、渗透、接触、过滤、融合5类边界效应，南京—马鞍山、芜湖—宣城形成技术流融合效应，常州—宣城、南京—扬州呈现人才流融合；南京—镇江、南京—滁州部分边界因行政梯度差呈现资金流过滤效应，具体表现为南京向句容市、南谯区、来安县的高强度创新扩散。③ 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水平对不同时期多维创新联系呈现差异化影响，劳动力收入差异与创新联系呈负相关，财政科技投入、开发园区、高校数量显著促进创新联系，地理、技术和制度邻近性促进创新要素流动。研究基于县域多维创新网络的视角揭示了南京都市圈创新网络结构演化的复杂机制，可为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理论分析固碳服务的空间流转路径，构建碳补偿主体与客体一一对应的补偿机制，可为优化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碳补偿政策提供理论参考与科学支撑。论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以2000—2022年为研究期，综合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及土地利用结构等方面的标准显性比较优势进行聚类分析，识别碳补偿区与受偿区，再结合断裂点模型与场强模型揭示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固碳服务的空间转移路径，并依据各城市的碳汇贡献计算碳补偿金额。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呈持续上升的变化趋势，碳吸收则呈下降趋势。在空间分布上，二者呈现相反格局，碳排放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而碳吸收则表现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② 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固碳服务流主要呈“西南—东北”向流转，流转近邻性偏好明显，其中宣城是最稳定且最大的固碳服务输出区，与其相邻的南京则为最大的输入区，2022年南京碳补偿支付金额达4103.65万元。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碳赤字规模不断扩大，碳收支存在明显的空间错配现象，因此，构建跨区域的碳补偿机制是实现“双碳”目标的现实需求。

伴随区域人口流动方式和城镇化空间演变，内陆地区县域单元成为近年来人口就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论文通过创建县内流动倾向比指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协调影响力评价方法，探究2010—2020年中部地区县域单元的人口就近流动偏向演化特征及其与县域多维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① 中部地区县域人口流动呈现异地主导、就近提速的格局特征，不同省份因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出现县域人口流动选择的演化分异，而县与县级市的人口就近流动偏向差距微弱，凸显县城在吸纳人口就近流动中的基础作用；② 人口就近流动偏向与县域人口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良好，与社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改善最为明显，而经济子系统对总耦合度的阻滞作用开始显现，协调影响力从社会服务系统主导失衡状态向经济发展滞后主导失衡状态过渡；③ 县域类型分异及其多维耦合关系演变是本地滞留力与外地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和公共服务改善强化本地滞留力，驱动人口就近流动与社会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但产业要素供给相对滞后导致生产型拉力缺位，加上外地吸引力持续作用，形成经济子系统的制约效应和外生型城镇化风险。研究结果深化了对人口流动方式演变和县域城镇化路径机制的认识，可以为推进健康可持续的就近城镇化提供参考依据。

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绿色增长适配是集中连片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已有研究多聚焦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单系统的影响，缺乏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绿色增长适配关系的实证分析。论文基于2014—2022年武陵山片区71个县域单元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系统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绿色增长适配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非平稳性。结果显示：① 研究期内，武陵山片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适配水平呈现稳步增长的演化态势，适配类型由2014年的较不适配跃升至2022年的中度适配。② 武陵山片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绿色增长适配水平的空间整合性较强且局部空间结构较为稳定，存在转移惰性和路径锁定，重庆分片区和贵州分片区的局部空间结构波动性较强。③ 武陵山片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适配主要受经济基础、政府支持、教育水平与信息化水平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各因素的影响强度和方向具有显著的时空非平稳性；受地形条件的约束，交通通达性对片区省际交界地带的影响较小。研究结果可为武陵山片区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共同富裕目标提供理论支撑。

服务业专业村发展潜力大，亟需加强对其分布规律的分类比较与理论分析。论文基于“两个自然”理论视角，运用空间分析和优化多变量分层地理探测器方法，细分产业类型，对中国服务业专业村分布进行探究，发现休闲旅游专业村与电子商务专业村在分布格局、特征与成因上“大同小异”，服务业专业村分布具有共性规律。具体而言：① 在分布格局上，服务业专业村高密度聚集在京津、苏南、浙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其中休闲旅游专业村呈“双核”分布，电子商务专业村呈“单核”分布且分布范围和重心更偏东南；② 在分布特征上，服务业专业村主要位于“两个自然”要素优势区即地形平缓、气候暖湿、中小河流沿线、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区位优越的区域，休闲旅游专业村所需的要素“门槛”整体低于电子商务专业村；③ 在分布成因上，服务业专业村分布是“两个自然”要素共同影响和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第二自然”要素尤其是镇村关系这一区位要素发挥主导作用和增效作用，人口和经济要素也有较强影响。研究有助于拓展“两个自然”理论的应用范围，深化对服务业专业村分布类型差异和影响因素的认识。

在快速城镇化与旅游开发进程中，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作为社会与空间系统长期互动的产物，正遭遇严重破坏，呈现多维异质化问题。论文以湖南省板梁村为研究对象，运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构建“社会—空间”关联互构分析框架，探究社会形态向空间秩序的转化机制，以及空间对社会形态再生产的反作用，揭示深层逻辑并提出修复路径。研究结果显示：① 从社会形态“社会阶层—关系网络—经济结构”层次，解析空间形态“建筑单体—街巷空间—整体空间”的演化机理：社会阶层需求塑造建筑单体形态，形态差异又强化阶层区隔；社会关系主导街巷布局，街巷尺度重塑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决定整体空间演化方向，空间形态反作用于经济调整。② 从“社会塑造空间”与“空间反馈社会”双维度，搭建板梁村空间形态修复路径。研究丰富了“社会—空间”互构视角与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内在逻辑，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规划与保护提供了新视角。

在乡村振兴与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数字技术已融入民族旅游村寨发展。论文基于个体化理论视角，聚焦村民自下而上的数字实践如何驱动村寨空间重构。以贵州肇兴侗寨为典型案例，通过深入的生命史访谈、实地观察与多主体半结构化访谈，探究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L女士为代表的村民运用数字工具开展文化展演、创业推广与社区联结的个体化实践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为村民提供了在地发展的新路径，使其能主动结合数字工具与本土文化。这深刻改变了村寨空间：物质空间功能复合化，如传统染坊兼具生产与直播功能，蓝草田等生产景观因数字媒介的应用转化为旅游打卡点；社会空间权力结构变化，掌握数字技能的群体话语权提升，决策更侧重技能，线上社群补充了传统互助网络；文化空间发生符号再生产，村民通过视觉化叙事将地方知识转化为可传播内容，在满足外部需求的同时，也提升了村寨妇女等内部群体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自觉。物质、社会、文化空间的重构通过个体实践紧密交织、循环促进。研究揭示了村民个体化数字实践驱动村寨空间系统性重构的机制，为民族旅游村寨在数字时代平衡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在南海渔业资源衰减与海洋治理趋严的背景下，传统渔业生计面临挑战，促使潭门等渔镇寻求向旅游经济转型，而南海渔民文化遗产成为关键文化资本。论文以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为案例，采用“权威性遗产话语”概念，基于长期实地调研，探讨南海渔民文化遗产在国家叙事、地方转型与产业逻辑交织下的塑造过程以及旅游化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南海渔民文化遗产由国家话语主导，在“国家—地方”互动中经由多主体实践塑造而成。权威性遗产话语为该文化遗产赋予国家权益叙事的文化政治资本，而地方则利用该资本开发旅游产品，这既是国家话语的地方化实践，也是地方对国家话语的策略性运用。然而，参与机制缺失、休闲渔业政策滞后等问题，仍制约地方文化表达的深度、创新潜能的发挥以及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论文在“国家话语塑造—地方转译—产业化实践”的机制逻辑下，构建了“景观—符号—记忆”分析框架，系统揭示地方群体如何借助权威性遗产话语推动“看、吃、住、玩”等业态的发展，从而阐明南海渔民文化遗产旅游化的具体路径与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南海渔民文化遗产旅游化不仅有助于维系渔民的南海文化认同，也是缓解海洋治理与渔民生计矛盾的现实选择。为此，呼吁完善休闲渔业政策体系和居民参与机制，以促进南海渔民文化活态传承与渔镇可持续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