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耕地非粮化现象日趋严峻，全面把握耕地非粮化演变规律及其形成机制，对于加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和测度方法丰富多样，但测算结果却存在显著差异。论文采用荟萃分析方法对207篇有效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2000—2021年中国耕地非粮化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非粮作物面积占比法、复种指数法和秋粮面积法的使用频次较高、范围广泛，在全国、区域及省际尺度上具有可比性，可作为耕地非粮化测度方法的优选。② 研究期内中国耕地非粮化率总体稳定在30.0%左右，并呈小幅度波动下降；九大农业区中，东北平原区、黄淮海平原区和黄土高原区耕地非粮化率低于30.0%且相对稳定，华南区耕地非粮化率高于50.0%且涨幅较大，其他地区处于30.0%~50.0%区间且基本上增长了10.0%~20.0%，北方粮食作物种植制度区的耕地非粮化率和增幅均低于南方地区；从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到主销区的耕地非粮化率和增幅均逐渐提升，省际层面的耕地非粮化呈现集聚式递增和阶段性分化的动态过程。③ 中国耕地非粮化受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活动和政策技术等多重因素影响，通过共性和差异性因子的基础性、双向性、推动性和调控性等作用，形成耕地非粮化的本底、催化、增强和阻滞等驱动效应。论文支持和补充了已有研究的观点，为深入开展耕地非粮化影响效应分析提供了数据参考，也为科学推进耕地非粮化治理提出了优化对策。

培育并引导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论文将新质生产力纳入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后，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东北地区23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表明：① 新质生产力对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显著，且这种效应表现出地域差异性、发展阶段差异性和结构异质性特征；② 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等多重渠道，为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明显；③ 新质生产力对邻近区域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在学理上厘清新质生产力与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关联，从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视角丰富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评估框架，还有助于在实践层面指导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为协调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任务提供了政策依据。

揭示黄河流域城市蔓延对碳排放影响的异质性，为协调流域城镇化与低碳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对实现“双碳”目标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长时序夜间灯光和LandScan人口数据对城市蔓延程度进行测度，并结合2004—2021年黄河流域9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黄河流域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及空间效应，并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对其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黄河流域碳排放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形态，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碳排放总量虽逐年增长，但增速逐渐放缓。② 城市蔓延不仅显著增加本地碳排放，而且会拉动邻近城市的碳排放。③ 城市蔓延扩大工业企业数量及其规模、延长居民通勤距离、增加家庭能源消费等，进而使得碳排放增加。④ 时间异质性上，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呈增加趋势，且存在均一化—差异化—均一化的动态演变特征；空间异质性上，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以正相关为主，影响系数呈“中游高、上下游低”的分布特征。从空间演变上看，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整体呈逐渐增加态势。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异格局，其影响强度随时间演变和空间区位而变化。建议结合城市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空间发展规划，避免城市无序蔓延，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提高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城乡居民福祉公平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论文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410个县域作为样本，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法、MGWR模型等方法，测度生态功能区建设10年来(2010—2020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时空格局变化轨迹，聚焦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差异演进，识别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结果表明：① 10年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总体均实现倍增，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较2010年二者与全国相比差值分别拉大近两倍。10年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总体收入增长率与全国保持基本一致，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快于城镇。② 10年间城乡收入差距总体由3.43降至2.58且缩小幅度大于全国水平，到2020年与全国水平基本保持同步，趋向共同富裕。胡焕庸线东部、西部城乡收入差距均呈缩小态势，胡焕庸线东部城乡收入差距低于全国，而胡焕庸线西部则高于全国；秦岭—淮河线以南和以北城乡收入差距均呈缩小态势，南方城乡收入差距高于全国，北方则始终与全国水平保持同步。③ 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空间差异总体逐渐缩小但仍存在较大差异。八大生态类型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内部差异均呈缩小态势；23个生态功能区间城乡收入差距的极差呈缩小态势。④ 老龄化率、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均居民储蓄额、NDVI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均具有促进作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就业率、PM_2.5浓度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均具有抑制作用。不同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研究为生态功能区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区域共同富裕提供认识基础和决策参考。

企业区位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基于注册地址判断企业(总部)地理位置和所属地区的主流做法使得大量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和结论失真。论文基于真实总部和注册地址分别开展北京市2023年A股上市公司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部与注册地址跨市分离和市内跨区分离的公司数量较多，总部地大多比注册地更加发达，因为前者主要受经济类因子影响，后者容易被欠发达地区的低税率等政策所吸引；② 基于注册地址判断北京市及其各区的上市公司结果存在明显误差，区级误差程度显著高于市级误差程度，样本误差程度显著高于数量误差程度，其中朝阳区的误差最严重；③ 与实际情况相比，使用注册地址研究北京市上市公司的空间相关性出现相反结果，集聚程度被显著低估，空间分布形态、走向和圆心发生明显偏移，而影响因素分析中的自变量系数及其他参数也误差明显，不少数值甚至正负相反。因此，研究认为有关实证研究的数据和结论存疑，特别是与企业地理位置直接相关的区位理论研究。

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脆弱性约束着农牧业发展，汲取地方农牧业活动史蕴含的地方性知识，形成自适应的本土化发展模式，并日益受到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重视。选取兼具区位与历史文化特殊性的青藏高原东缘地域农牧业作为案例，采用知识情境溯源—案例分析—系统阐释的逻辑，分析实地访谈数据，剖析地方性知识隐喻的人地关系及其可持续发展经验。结果表明：① 构建农牧区“知识—行为”可持续分析框架，剖析青藏高原农牧业地方性知识，发现农牧业生产方式受藏传佛教规范、自然产量受历史经验约束、牧民家庭生产行为受民间信仰影响等构成了青藏高原人地关系隐喻农牧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分别通过草(土)地资源利用规范、生产目标调适和农户组织行为多重作用于高寒地区人(草)地系统。② 拉格日案例所表征的地方农牧业本土经验表明，地方的生态认知、家文化与邻里互助在外来知识推动下趋向整合；地方性知识向着有普遍意义的局地命运共同体知识迁移，其外化的农牧民生产利用、经营组织、技术与制度运用等行为，呈现出具有弱可持续性特征的农牧业发展路径。③ 情境作用、知识流变、行为外化的链式关系及其反馈作用，分别体现在人地协调要求、知识赋能、能动性激活，共同作用于青藏高原农牧地域可持续发展。适合青藏高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其规划实践亟待系统挖掘地方性知识并将其科学转译，应用于青藏高原国土空间治理。

伴随轨道交通站域由交通过境功能向城市服务功能转型，关注其建成环境与空间活力关系具有较强现实意义。论文以广州中心四区地铁站为例，基于细分站域单元明确空间活力分布特征，依托拓展“节点—场所”理论优化建成环境变量体系，采用极限梯度提升模型(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XGBoost)与SHAP解释模型测度建成环境变量对站域空间活力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站域空间活力水平整体呈低活力围绕高活力的空间分布，高活力站域单元呈组团式散点分布且多集中在站点核心圈层。② 场所维度变量影响多强于联系维度与节点维度。消费类POI密度对站域空间活力影响最为明显，且与多变量间存在显著交互效应。③ 站点缓冲区内，各建成环境变量对站域空间活力影响异质性明显，多数站域单元建成环境对站域空间活力的维系作用有限。研究旨在为提升站域空间活力及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和建议。

北京地名受到历史时期政治因素、经济风貌、自然风物等的影响，形成了种类丰富且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北京老城是地名文化资源的高度集聚区，论文首先结合北京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具有代表性的交通类地名为例，选取1949、1965、1990、2005及2024年5个关键时点，对地名进行统计，明确了数量变化。其次，运用GIS核密度估计法，对1949、1965、1990、2024年4个时点的地名核密度进行可视化展示，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城市更新进程中北京老城地名文化景观的变化；进一步通过对地名主要用字的归纳和分类，选择经济风貌类、生活元素类、政治军事类、美好寓意类、宗教信仰类5类地名的核密度演变进行展示与分析。结果显示：北京老城交通地名文化景观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为理解不同历史时期北京城市的布局和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不同类别的地名文化景观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格局及演变规律各具特色，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城市发展的动态过程，还揭示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重变迁。通过系统梳理北京老城交通类地名的时空演变轨迹，不仅为揭示城市历史空间形态演变规律提供了微观视角，同时构建了地名文化景观与城市发展互动的解析框架，凸显了地名文化景观作为“活态城市档案”在文化遗产传承和空间治理中的双重价值。

中国海外园区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探究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一区多园”开发模式驱动机理与效益水平，有助于揭示贸易型海外园区具体运作机制，为未来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论文首先识别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对中匈双边贸易的贡献水平，同时构建园区“一区多园”模式框架，梳理“多园”间及“多园”与周边区域联动耦合机制，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园区近年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评价分析。研究发现：① 2017—2023年园区贸易额占中匈贸易总额比重的波动性显著，中匈贸易商品结构较为集中；② “一区多园”模式下，中资产品进入园区后，物流园将货物分拨至匈牙利乃至欧洲各国，商品交易展示中心则以商展响应欧洲商民需求反馈，推动形成中国品牌溢出效应，“多园”间分别以商贸驱动、物流分拨与服务保障环节互动耦合；③ 2017—2023年园区综合效益与规模效益逐年波动明显，技术效益则普遍较高。据此，论文提出调整投入产出结构，规避经济、地缘政治风险，提高数据安全水平等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研究结论对完善海外园区“一区多园”类型研究以及“一区多园”模式推广应用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推进同邻国的跨境铁路设施互联互通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邻国的地缘战略却导致跨境铁路合作屡遭挫折。已有研究多以同一理论框架解释不同国家的地缘战略，不利于明晰跨境铁路在不同国家呈现差异化状态的原因。论文根据国家政权特征，提出一个对冲理论、双层博弈论和地缘破碎带理论并列的多元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案例分析分类探究邻国地缘战略对跨境铁路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基于对冲理论，邻国在安全威胁与经济利益间的权衡影响跨境铁路建设。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维持中立对冲，老挝加强与中国的积极对冲以缓解越南影响，中哈铁路和中老铁路顺利通车。中越铁路则受越南“竹式外交”的影响，反复摇摆，进展曲折。② 基于双层博弈论，政治精英在国内、国际两个层级的博弈影响跨境铁路建设。尽管中国积极地推进合作，中吉乌铁路、中巴铁路、中尼铁路和中泰铁路均受到受援国国内政权更迭频繁和外部大国干预的影响，进展缓慢。③ 基于地缘破碎带理论，邻国的不统一且不稳定状态导致跨境铁路项目被搁置。随着缅甸的破碎化态势加剧，中缅铁路缅甸段建设处于停滞状态。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对积极和中立对冲的国家应加大援助力度并引导中立对冲的国家向积极对冲转变，对消极对冲的国家在加强“软联通”过程中应防范其战略回摆；适用双层博弈论分析的国家，建议加强其国内深耕以谋求共识并做好防控地缘风险的准备；适用地缘破碎带理论分析的国家，应优先“以经济稳政治”来谋共识并适时采取安保措施保障跨境铁路安全。研究结果可为推动中国与邻国的跨境铁路合作提供经验参考。

跨流域调水工程是缓解区域水资源短缺、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一过程也改变了受水区生态系统的碳汇效益，因此合理制定碳生态补偿标准对于实现区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能值理论和InVEST模型，选取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受水区济南市为研究对象，结合2005—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水资源数据及碳密度数据，定量分析跨流域调水对受水区碳储价值的影响，并提出碳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跨流域调水背景下绘制受水区的能量系统图，计算得济南市2020年能值/货币比率为8.57×10¹¹ seJ/＄，基于能值理论得南水北调工程实施下济南市碳储能值价值增加0.174亿元；② 基于CA-Markov和InVEST模型对济南市自然增长情景和调水情景下的碳储量变化进行模拟和核算，结合碳固持价值、通货膨胀率和市场贴现率，计算得济南市得益于南水北调工程的碳储价值为1.04亿元；③ 建议南水北调实施下受水区济南市的碳生态补偿标准为0.174亿元至1.04亿元之间。跨流域调水受水区碳生态补偿核算方法的研究有助于推动生态补偿多样化实现，促进水源区和受水区生态经济的协同可持续发展。

降水中氢、氧稳定同位素是识别区域降水过程的高效示踪剂，分析大气降水稳定同位素的变化有助于量化气候变化对区域降水过程的影响。因此，论文基于2019—2024年季风边缘区6个站点的767个降水事件数据，以渭河源区为例，分析了降水同位素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季风期降水同位素富集，非季风期贫化；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的变化特征。局地大气水线表明，该区降水同位素整体受云下蒸发作用显著，但渭南受季风干扰更为强烈。② 渭北季风期降水δ¹⁸O受降水量效应主导，非季风期转为温度效应，而渭南的温度与降水量效应均不显著；季风期对流活动与降水δ¹⁸O相关性比非季风期更强，累积时间从3~6 d缩短至1~2 d；海拔梯度变化率为-0.0043‰/m~-0.0048‰/m，体现出显著的高度效应。③ 季风期主要受东南季风和西风共同影响，而非季风期则以西风带水汽为主(59.74%)；渭南更易受到东南季风(24.59%)及青藏高原水汽(31.56%)的影响，且植被覆盖度和归一化植被指数高于渭北，更有利于局地水汽再循环。研究为理解季风边缘区的降水机制及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管理提供参考价值。

地形地貌是内、外地质营力综合作用的结果，确定流域地貌的形态特征、地貌过程有助于理解流域地貌发育的分异规律以及环境变化特点。论文以西藏那曲流域为研究区，通过计算研究区地形起伏度、坡度坡向，判断其地貌类型与地貌特征；利用面积—高程积分值(hypsometric integral，HI)、河流纵剖面拟合函数、Hack剖面、标准河流坡降指标(SL/K)等多维地貌参数，确定那曲流域地貌演化阶段，分析其演化过程与构造指示意义。结果表明：① 那曲流域地貌类型以高海拔丘陵、高海拔平原为主，空间上呈西低东高、中部低四周高的特点；② 研究区HI介于0.07~0.61之间，河流纵剖面拟合函数35.29%为指数函数、64.71%为对数函数，结合那曲流域地形地势、构造及青藏高原地貌演化的整体特征，确定那曲流域整体处于地貌演化的壮年阶段；③ 研究区河段整体较为缓和，流域Hack剖面多呈上凸下凹的形态，说明河流整体处于构造抬升状态。岩性变化、断裂及构造活动强度均会影响地形与地貌指标特征，下游的断裂活动强度大于上游，正处于构造活动相对较强的阶段。研究可为理解青藏高原环境变化提供重要参考。

数字经济是新型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优质发展的新生动力，探索其投资网络格局和机制，对于加快数字要素流动和精准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采用股权穿透方法获取企查查数据平台2000—2020年中国334个城市152万多条企业投资数据，进而运用加权中心度、优势流、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等方法从“节点—路径—社群”多层次分析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投资网络的演变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 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显著，数字经济各行业投资存在高—高、低—低集聚现象，偏远地区存在网络边缘化困境；(2) 数字经济投资路径呈现多极化，且各行业路径不断重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领头羊”效应明显；(3) 数字经济产业投资网络呈现社群化和区域化特征，网络拓展蔓延态势明显，具有爆发式增长特点；(4) 各变量作用效果因时因地而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信息化、城市化等水平相近巩固了数字经济投资网络联系，而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水平差异则强化了这一关系。

知识创新活动的发生及其在地域上的集聚，显著影响产业和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科学论证旅游知识创新网络的演化机理并揭示其对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特征，可为缩小区域旅游发展差距、破解发展障碍提供理论支持和战略导向。基于此，论文以网络资本理论为指导，在构建旅游知识创新网络影响旅游经济的理论框架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旅游知识创新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① 中国城市旅游知识创新网络密度和关联性逐渐增强，“东密西疏”的地理空间格局保持稳定，且节点的度数和中介中心性呈多中心分散化分布态势。② 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波动上升，中西部地区后发增长优势明显；同时，旅游经济发展格局呈突出的地理集中趋势，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③ 城市旅游知识创新网络中心性的提高显著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网络外部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研究旨在探索城市在旅游知识创新网络的中心性地位及其创新溢出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以期为实现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创新型企业选址研究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论文采用2019—2021年的高新技术企业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分析了北京市创新型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MGWR模型探讨了场所性因素与流动性因素的影响作用与尺度效应。研究表明：① 创新型企业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双环式与园区集聚的特征，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布的极化与集聚程度均较高；② 创新型企业选址的关键共性因素为产业基础与非正式网络，其余因素的作用强度因企业创新能力异质性而有所区别；③ 场所性因素多属于全局变量，流动性因素多属于局部变量，二者对两类企业选址作用的尺度效应与空间异质性存在差异；④ 不同类型创新型企业选址受地理集聚效应与网络集聚效应的耦合驱动。因此，应重视“场所+流动”的综合因素，根据创新型企业类型差异化施策。

粤港澳三地共同制定的跨境标准是新时期大湾区制度衔接一体化的重要体现，但现有研究对跨境标准网络的关注尚显薄弱，其网络结构与邻近性机制差异亟待考察。论文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执行标准，采用社会网络和多元二次指派模型(multiple regression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MRQAP)探讨现阶段湾区跨境标准合作的网络特征，考察多维邻近性对跨境标准合作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标准呈现以港澳—广佛深为主的“小世界”网络，参与机构兼具正式性与多元性特征，以行政部门和行业协会牵头为主。总体而言，湾区标准衔接尚处于以民生领域为主的初期阶段，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领域标准衔接仍待完善。② 由正式性网络构成的政策邻近与非正式网络构成的社会邻近变量对跨境标准合作起到“去边界化”作用，反映了跨境区域创新系统从硬设施联通到软制度衔接的阶段性演进动力。研究从跨境标准合作的视角拓展了知识创新网络的跨境案例，实证上深化跨境区域创新系统的多维邻近性理论。

金属矿产资源是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物质支撑。探究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演化，对于理解全球金属矿产生产、流通和消费格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运用中心性、网络密度、全局集聚系数、全局效率和视差滤波等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全球金属矿产贸易格局时空演化，剖析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拓扑结构，识别各国在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变化，为全面认知全球金属矿产贸易连通性、促进金属矿产贸易合作、维护全球金属矿产供应稳定提供有益参考。研究发现：① 全球金属矿产贸易中铁、铜、锌、钼和锰等矿产类型长期占据较高比重，总贸易规模呈现出波动中上升态势，局部区域贸易格局正在经历明显的空间重构。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层级特征和空间不均衡态势逐渐显现，形成金属矿产贸易大国和贸易活跃地区相互联动并辐射带动其他区域的贸易格局。② 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规模呈扩张趋势，网络的复杂化和稠密化态势明显，网络连通性和传输效率随网络扩张而显著提升。但部分国家可能会面临金属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应对冲击的稳健性仍有待提升。③ 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骨干结构特征明显，部分关键节点和优势连边在网络中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以中国为核心的轴辐式骨干结构较为稳定，以欧洲和美洲国家为主体的骨干网络逐渐凸显并具有复杂化拓扑特征。④ 中国是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的绝对核心，但进口和出口规模相差悬殊；德国和南非分别具有重要的全球金属矿产进口和出口影响力；澳大利亚、巴西和智利的出口规模以及日本和韩国的进口规模位居全球前列；荷兰、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国发挥着重要的贸易枢纽作用。部分国家在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中的位置有所调整，意大利的整体影响力和枢纽功能均显著下降，美国的金属矿产进口规模和印度的金属矿产出口规模分别略有降低，秘鲁逐渐跻身金属矿产出口核心国行列。最后，论文从提高金属矿产自给率和利用效率、优化金属矿产对外贸易合作格局、增强金属矿产贸易风险抵御能力及提升金属矿产供应端控制能力4个维度，提出促进金属矿产对外贸易合作、保障金属矿产供应安全的政策启示。

碳减排背景下的可再生能源需求是促成世界各国风电兴起的关键因素，开展相关实证可为风电政策优化提供决策依据。论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和联合国Comtrade数据，以空间分析呈现中国风电产品出口格局，以面板数据模型揭示目的国碳排放强度对中国风电出口的影响，并从省份、目的国等维度检验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中国风电出口核心区，高收入国家是主要出口市场，相较于总量，出口市场增量格局更为分散；② 目的国碳排放强度越高，从中国进口风电产品越少，且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研究时段多数国家位于曲线右侧，碳排放强度降低引致从中国进口风电产品增加；③ 创新能力强的省份，能够将更多风电产品出口至高碳排放强度国家；④ 收入水平高、市场规模大、工业能力强的国家，风电产业与中国存在竞争，碳排放强度降低时从中国进口风电产品相对较少；⑤ 风力资源禀赋高的国家，推动碳减排时倾向于进口中国风电产品。研究启示：降碳产生的市场效应和竞争效应同时存在，两种效应的博弈很大程度上决定目的国从中国进口风电的态势，厘清目的国降碳进程和风电供需特征是优化风电贸易政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