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领域是政治地理学的核心概念,领土陷阱是政治地理学的经典理论之一。论文系统整理了关于领土陷阱的成果文献,在此基础上梳理了领土陷阱理论的源起、发展及其研究议题进展,并对其借鉴意义进行了评述。John Agnew提出的领土陷阱理论基于3个地理假设：领土—国家—主权的“三位一体”、国内—国外的“二分法”、国家是社会的容器。领土陷阱驳斥了既有的国家中心主义领土观,强调重视领土主权之外的多种实效主权形式,如域外治权、分级主权、社会主权等。领土陷阱如今被广泛应用于全球治理、非传统安全、跨境移民、跨境资源保护、跨境水政治等多方面的议题,并随着时代发展展示出其强大的解释力。论文认为,领土陷阱相关研究的主张,如领土是主权的工具、要从领土主权和实效主权的复杂互动中理解领土问题、从中心和边缘的双向视角理解领土问题、从理性和历史情感中审视领土问题等,对于中国当下有效解决领土问题、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交通韧性是指在极端条件下交通系统能够通过自身抵抗、减缓以及吸收的方式维持其系统基本功能和结构的能力，或者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和成本内恢复原始平衡或者新平衡状态的能力。受全球增温、海平面上升以及快速城市化的影响，极端事件的风险日益增加，从而导致城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运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衡量极端事件下城市交通韧性强度(包括不同极端天气事件强度对其强度的影响)，如何监测其时空分布特征和演变趋势，以及多长时间交通运输系统能够恢复正常状态?针对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监测方法，尤其是缺乏气候变化对交通韧性影响的时空动态变化监测。因此，如何精准识别极端事件下城市交通韧性的状态，提升自然灾害交通防治水平亟待解决。而随着大数据挖掘技术和时空预测深度学习方法的发展，为重建城市交通韧性强度时空数据集，进而揭示历史极端事件影响下城市交通韧性强度时空演变特征、变化趋势以及影响机制提供了可能。论文对国内外近50年来交通韧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概括，结合国内外交通韧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已有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评述；并指出了气候变暖情况下交通韧性研究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旨在为今后开展交通韧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开展新形势下中国不同类型地区人口集疏变化研究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论文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基于2000—202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以及城市群、原连片特困区和边境区等不同类型地区的人口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2020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人口比值仍约为94∶6。目前中国分县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2010—2020年超过一半的县域人口负增长。② 2000—2020年城市群人口增长1.53亿人，2020年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接近90%，是承载中国人口的主体区域。2010—2020年，19个城市群中珠三角和长三角人口增长最为显著，而哈长和辽中南城市群人口负增长。③ 原连片特困地区在2000—2020年人口持续减少，20年间人口减少了1100万人以上。新疆南疆三地州和西藏区2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增长明显，2010—2020年人口增幅超过15%。④ 边境地区县域2000—2020年人口基本保持稳定，但2010—2020年人口集聚度和人口密度略微下降。其中，东北和北部边境地区人口下降明显，2010—2020年减幅均超过了15%。新时期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和国防安全建设要参考区域人口增减的现实情况，对不同类型地区要统筹谋划、分类施策。

20世纪90年代起，从西方医学地理学中发展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健康地理学。在这一新学科框架下，地理学研究的重心逐步从关注疾病与诊疗服务向关注广泛意义上的健康与福祉拓展，一大批关于地方与疗愈过程的研究在过去的30年间迅速兴起并在地理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力。而这些关于疗愈的研究拥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点，即W. M. Gesler在1992年提出的“疗愈景观”这一概念，并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步发展出一套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框架，成为当之无愧的健康地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疗愈景观相关研究在中国的地理学研究中鲜少提及。论文从本体论(即疗愈景观中的景观指什么)与认识论(即如何理解景观的疗愈性)两个方面对1990年代以来疗愈景观的理论发展过程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疗愈景观概念借鉴了新文化地理学的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理论。后期受到地理学关系转向的影响，逐步发展成为健康地理学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关系视角下的疗愈景观研究受到非表征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移动转向等理论的深刻影响，逐步发展出了疗愈组合、赋能场所、疗愈移动、疗愈任务景观等分支理论。最后，文章总结了当前疗愈景观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新时期疗愈景观框架下的中国健康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植被夏季生长峰值期和峰值是植被极为重要的物候和生长指标，对年生产力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论文利用2001—2020年MODIS EVI数据和双Logistic四参数模型，识别北半球中高纬度植被生长峰值期与EVI峰值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过去20年间，植被生长峰值期主要发生在6—8月，并随着纬度的升高呈先提前后推迟趋势，但如果忽略70°N以北地区的少部分陆地，植被峰值期随着纬度升高呈提前趋势。植被EVI峰值主要介于0.2~0.6之间，整体上高纬度的值低于低纬度。② 区域平均植被生长峰值期呈不显著提前趋势(0.12 d/a，p>0.05)。在空间上呈提前趋势(60.3%)的像元占比大于呈推迟趋势(39.7%)的占比。EVI峰值以0.01/10 a(p<0.01)的速率呈显著增加趋势。在空间上，研究区74.5%地区的植被EVI峰值呈增加趋势。③ 2001—2020年间，春夏季气温、降水量和云覆盖对植被生长峰值期(EVI峰值)的影响最广泛，其中气温对植被生长峰值期和EVI峰值的影响最强，在高纬度地区对两者产生不对称作用，在低纬度地区气温的升高可能通过干旱等事件将降低EVI峰值。而降水量和云覆盖对峰值期和EVI峰值的影响在空间分布上相对复杂，空间异质性强。研究结果可为阐明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植被物候和生长变化规律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特征，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过程和预测提供数据支撑。

提高陆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是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最为经济、绿色的途径之一。土壤颗粒态有机碳与矿物结合态有机碳作为重要的土壤有机碳组分，是精细诊断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变化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气候变暖改变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同时对植物和微生物源有机碳输入产生影响，但关于土壤有机碳组分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有统一结论。论文系统介绍了土壤颗粒态和矿物结合态有机质分组框架；阐述两种组分形成、转化和稳定过程；梳理目前学术界关于土壤颗粒态有机碳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讨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目前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制定土壤有机碳管理措施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博弈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将是地缘破碎带的多发区域,面临巨大的地缘风险。论文通过追溯地缘破碎带概念的起源,梳理地缘破碎带的相关研究进展,提出未来中国地缘破碎带的研究方向。20世纪初,地缘破碎带的概念被学者从地质学引入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用以分析和解释地理环境对冲突的影响;地缘破碎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阐释其基本特征,分析地缘破碎带的分布与演化,探索地缘破碎带的整合路径等内容,研究方法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剧变时期和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未来中国地缘破碎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① 以构建地缘破碎带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结合地理大数据等分析方法,加强地缘破碎带的可视化、量化和模拟研究;② 加强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破碎带的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识别和评估地缘破碎带面临的地缘风险;③ 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探索地缘破碎带的整合路径。

近年来频发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其灾害过程往往源自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给区域安全和风险防范带来诸多挑战。论文结合文献计量，在系统梳理复合极端事件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复合极端事件的概念内涵、类型特征和主要驱动因素，并归纳了复合事件时空关联分析和危险性评估的主要方法。结果表明：① 近年来研究的事件类型丰富多样，不同时空关联、不同要素组合类型事件的研究不断涌现；② 研究内容体系日益完善，概念特征、关联关系、成因机制和危险性评估的研究持续推进；③ 研究技术手段不断发展，以Copula为核心的联合概率统计建模实现由二维向多维、由静态向动态发展，以耦合水文水动力学模型和海洋模式为代表的数值模拟精细度不断提高。但在部分重难点问题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包括时间继发型和空间异地型复合事件复杂时空关联结构的诊断建模，天气系统、大尺度环流因子和人类活动多因素对复合事件综合影响的研究，复合事件危险性情景及多维联合概率分析等。此外，未来亟需探究气候变化下复合事件边缘分布和关联结构的非平稳变化及其对复合事件风险的影响。

基于欧洲城市研究提出的城市生命周期理论，把城市空间演化过程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4个阶段，得到后续实证研究的支持和广泛应用。然而，这一理论因对人口数量之外的其他城市要素，以及城市演化特征、演化阶段和演化顺序的异质性考虑不足而遭到批判和质疑。尽管对这一理论已有不少修订、补充和完善，但仍存在若干突破和发展的空间，未来要纳入新城市现象以拓展理论的普适性；细化城市类型以归纳演变多样性；考虑人口结构要素来增强城市空间分析的深刻性；以及整合多个城市系统提高城市空间演化理论的综合性。

全球变暖背景下增温导致区域气候要素变化组合与气候风险类型复杂多样。南亚—东南亚因其热带季风气候特征而受到更多关注。探索南亚—东南亚温度和降水量变化规律，对评估其对区域人类活动(如活跃火发生发展)的影响意义重大。论文基于1980—2018年全球气候要素数据集CHELSA V2.1(30″×30″)，采用线性拟合、Mann-Kendall检验等数理统计方法，从整体变化趋势、区域差异特性等方面揭示了南亚—东南亚温度和降水量的时空特征与演变趋势。主要结论有：① 近40年南亚—东南亚降水量呈显著增加趋势，降水量变化趋势于2005年发生突变。② 南亚—东南亚降水量变化呈增加趋势区占近2/3。南亚与东南亚雨季降水量变化显著性相近，但东南亚旱季降水量变化的显著性较南亚更突出。③ 近40年南亚—东南亚温度呈显著上升趋势，月际升温较均衡。④ 南亚—东南亚温度变化呈上升趋势区占到99.13%。东南亚雨季温度变化较南亚更显著；南亚旱季温度上升显著性大于雨季，而东南亚则相反。⑤ 南亚—东南亚近40年气候变化表现出暖湿化发展特征，且东南亚温度与降水量变化的显著性与幅度均要高于南亚。

对青藏高原东部若尔盖盆地内外实地考察,在玛曲瓶颈段黄河二级阶地前沿陡坎,发现了含有古深湖相和古河床河漫滩相地层序列的典型沉积剖面。通过沉积物粒度特征分析和光释光(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OSL)测年,研究结果表明：① 剖面下部淡蓝灰色古深湖相沉积层为深水厌氧环境下形成的湖相沉积物,而覆盖其上的杂色卵石层夹淡黄橙色透镜状沙层则是古河床河漫滩相沉积物,指示了强动力流水作用过程。这2组地层的不整合接触关系,是黄河切开若尔盖湖盆导致古湖水外泄的直接证据。② 剖面古深湖相沉积层顶部和古滨浅湖相沉积层底部的OSL测年结果表明,古黄河在37 ka BP切开若尔盖湖盆,导致湖水外泄,35 ka BP湖水变浅消失,黄河沟通了若尔盖盆地水系。③ 晚更新世东昆仑大断裂强烈的新构造运动和37 ka 温暖湿润气候的综合影响使得尚处于玛曲断陷谷地草原的古黄河源溯源侵蚀加剧,由西向东在玛曲城南瓶颈段切开了若尔盖古湖盆,导致古湖水外泄,从而沟通了若尔盖湖盆的水系,使之成为黄河源。该研究结果对于深入理解青藏高原东北部河湖水系演变及黄河水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探讨华为手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后发赶超过程中的建构与重构,对于明晰发展中国家领先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价值捕捉及演进趋势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城市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视角,通过建立城市网络与价值链体系之间的映射关系,以“实体清单”正式生效日期为节点,系统整理断供前后华为手机供应商数据,借助总部—分支、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揭示研发型(高端价值捕捉)、生产型(中端价值捕捉)和代工型(低端价值捕捉)城市网络的空间分布、网络结构和社群结构。结果表明：① 华为手机的生产组织模式具有典型“全球研发+国内生产/代工”特征,断供后高端价值供应商退出明显,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替代趋势明显。② 断供后,深圳、上海和北京在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显著增强,在高、中、低端价值生产环节均占据核心地位,在研发型城市网络中尤为显著。③ 断供后,美国高端价值供应商所在城市的影响力大幅降低,以存储芯片和摄像头芯片为主的日韩供应商所在城市的影响力提升明显。④ 断供后,高、中、低端价值生产环节的网络集聚效应均有不同程度提升,推动华为价值链更加区域化。⑤ 断供前后,研发型城市社群变化最大;生产型城市社群数量规模适中,社区之间有明显的等级差异;代工型城市社群数量规模最小,社区内联系稀疏。“全球化布局”和“国产化替代”的组合战略是当前华为手机破解“卡脖子”问题的可行路径,也为后发国家高技术企业实现赶超提供经验借鉴。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商业和贸易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联系在一起，各国更加倾向于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多极经济力量体系崛起，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不断升级，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于地缘经济研究的兴趣。但当前地缘经济研究仍缺乏清晰的理论和概念界定以及完整的质性分析框架，难以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地缘经济理论支撑。基于此，论文对西方地缘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① 西方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可以划分为理论萌芽和理论初创两个阶段；② 形成了地缘战略学派、经济地理学派、批判地理学派三大理论学派；③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分别基于“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并相互纠缠；④ 主要实证研究议题涵盖了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地缘经济话语与想象等方面。最后，论文指出地缘经济是一种现实存在，而地缘经济学作为其对应的理论总结，是基于资本逻辑的政治地理学，关注地缘政治空间经济。它与地缘政治学辩证统一，既是一种外交政策实践，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基于已有研究和中国面临时代背景的耦合性，论文认为未来可以从地缘经济韧性、不同尺度下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问题、小国与第三国地缘经济实践、城市区域主义视角下的地缘经济、地缘经济话语与实践关系研究等5个方面展开研究。研究有助于准确、全面理解地缘经济，把握西方地缘经济学发展动态，更好地引导国内地缘经济学发展，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和平崛起。

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CMIP)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建以来迅速发展，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模拟和未来预估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数据支持。论文系统回顾了CMIP1到CMIP6的发展历程，包含理论框架、未来情景构建、国际参与情况等方面。在此基础上，论文全面总结了CMIP模式对全球及中国区域气温、降水及其他变量的模拟能力，并重点比较了CMIP3、CMIP5和CMIP6模式的历史试验模拟结果。随CMIP的不断发展，模式在物理参数化方案、空间分辨率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其模拟能力也随之不断改善。但模式对区域尺度气候特征的模拟能力仍然有限，尤其是对于中小尺度降水变化特征的模拟，并且不同模式的模拟能力存在很大差异。最后，论文针对以上问题展望了CMIP模式的可能发展方向。

产业布局的区位关联是区域产业空间结构及其空间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论文通过构建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企业数据库,并采用核密度分析与协同区位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空间格局及其区位关联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 广深莞三地是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空间的重要集聚区,半导体设计环节是珠三角地区进入半导体产业链的普遍选择。② 广州尽管在设计、材料和分立器件制造方面形成了专业化集群,但其仅有分立器件制造环节与设计和封测环节形成了区位协同关系;而深圳则以设计设备两大专业化集群为支撑形成了与其他所有环节的区位协同,总体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半导体全产业链。③ 广州在分立器件制造环节的专业化优势属于半导体产业链建设过程中的过渡状态,而深圳在全产业链建设方面的优势则建立在大量数字技术企业在本地的高度集聚,通过半导体设计环节与其他环节建立了共同的知识、技术和人才基础。研究旨在为珠三角进一步优化半导体产业链布局提供决策依据,以提升区域半导体产业竞争力。

论文运用文献调研法与归纳推理法重点梳理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的类型、特征与发展趋向，并开展网络化建模的新探索，旨在归纳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热点。综述表明，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涵盖状态、过程和响应3个基本面，状态层面的结构研究揭示了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特征与要素间作用机理，并形成了“层次式”“综合交互式”“平衡式”“协同式”“点轴网络式”“开放空间式”6种基本结构类型，但仍需引入新的结构建模思想拓宽这一方向的研究路径。论文探索性地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六边形循环网络结构，阐明社会—生态系统是由双链嵌套循环运转的网络结构，系统性地回答了“社会—生态系统由哪些要素构成、要素之间呈现怎样的关联特征，最终形成的系统结构运行原理如何”3个基本问题。六边形循环网络遵循“点—线—网格—网络”的建模过程以及要素流组网嵌套循环原理，启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协调好社会与生态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面对人地关系问题更加综合化、复杂化以及不确定性增强等趋势，论文认为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研究未来应在理论、方法和应用3个方面突破，理论上增强多学科理论融合与支撑，方法上增强多类型建模互鉴与创新，应用上增强多领域服务拓展与推广。

城市收缩是中国当前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一个新现象,给传统基于“增长情景模拟”的区域—城市规划范式和发展认知论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如何构建城市收缩“中国化”理论分析框架也由此成为学术界和规划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话题。据此,论文围绕如下几个问题展开分析：① 系统梳理城市收缩概念的由来、城市收缩与城市增长、城镇化,以及与本土化、国际化的关系认知,指出城市收缩与城市增长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2个方向互异的过程产物,也是一个嵌入全球化而根植于本土化的结果产物,研究中应避免“就收缩城市论收缩”;② 辨析与界定城市收缩与收缩城市的概念内涵,指出当前收缩城市识别标准的不统一,源于城市收缩与收缩城市概念混淆、概念重现象描述而忽视要素—效应的发展关联;③ 从研究范围、研究时段、界定标准和研究背景与区情差异性等方面对城市收缩内涵的“中国化”进行了初探,提出以城市建成区为研究范围、以10年为考察期、以综合取代单一人口指标构建收缩城市识别标准与方法体系,立足区域关联剖析、预测与响应收缩城市等内容与形式来落实“中国化”城市收缩内涵; ④ 基于产权区域、场势理论、区域关联与区域差异性构建中国语境收缩城市研究框架与实践路径。研究结果以期抛砖引玉唤起国内广大地理学者对城市收缩研究的“中国化”进行深入探讨,为世界城市收缩研究提供“中国经验”。

随着近年地理媒介逐渐兴起,城市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中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技术物品与符号表征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地理学中早先存在的“虚拟/实体”二元论亟需理论革新。作为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与地理学研究的“传播转向”的产物,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发展蕴含突破二元论的张力。论文梳理了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主要议题和研究框架,以期促进国内地理学与媒介传播学者的学术对话,扩展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建立在后现代和后人类思潮影响下的动态关系性媒介与空间观之上,以纹理(texture)、移动性、物质性和具身性为核心概念。既有议题主要聚焦于数字媒介与后人类媒介空间性,数字媒介表征和算法逻辑支配下的混合空间政治,以及移动媒介带来的混合空间体验。论文借用“第三空间”概念,将其作为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超越原有二元论的潜在方向,并认为物质性和具身性构成了媒介与空间的本体论联结之处,促进国内跨学科的“媒介—空间”理论建构,为媒介城市发展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论文基于全球238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1988—2018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变,并引入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构建粮食贸易的引力模型以解析其影响因素,以期揭示全球粮食贸易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球粮食贸易规模在波动中呈快速上升态势,贸易增速年际波动较大;贸易商品结构不断多元化,但仍以小麦、玉米和大麦为主。②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局部核心节点存在极化现象,但整体贸易网络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在国家尺度,粮食贸易网络结构由“东西轴线”转向“多点放射”,逐渐从极化转向多元;其中,粮食出口网络核心节点不断增加,但区域粮食出口网络仍受几个核心国家主导;进口网络的集中特征逐渐弱化且更加均衡。③ 土地资源禀赋、农业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的核心驱动因素,价格差异水平、语言邻近性、空间物理距离、社会治理水平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有一定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该研究能丰富贸易地理相关研究,提升对全球粮食贸易的科学认知,并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与可持续发展各目标存在紧密联系。论文基于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WEF nexus)系统相关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等最新研究成果，根据研究对象的时空尺度，考虑系统物质、能量、信息交换，重新解析了WEF nexus系统的定义与组成、内部相互作用过程、输入与输出、影响因素；阐明了气候变化对水、能源、粮食3个子系统及其纽带关系，以及不同类别人类活动对WEF nexus系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一步分析了水、能源、粮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性，以“研究主题—学科理论—技术方法—实践应用”为主线，提出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WEF nexus系统研究框架及其3个核心研究内容：WEF nexus系统内部纽带关系和总体状态评估、系统变化的驱动因素识别和系统的外部性影响分析。最后，针对WEF nexus系统跨学科分析的需求，基于纽带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不足的现状、系统时空边界的多样性特点，剖析了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的具体思路；提出了基于纽带关系的综合性分析指标与计算方法的研究设想；指出了多尺度研究成果耦合应用的必要性和方式。研究可为WEF nexus系统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为全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分析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鉴。

张相文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先驱。在时局动荡的清末民初时期,他将家国情怀与学术追求相结合,在不断转换的身份之中谋求地学报国。其地理学家的主要身份与革命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实业家等多重身份交织在一起。他是“中国地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的前身)的主要创建者和组织者,是中国第一本地理学学术期刊《地学杂志》的主要创办者。他明确提出“秦岭—淮河”南北地理分界线,创编较为完整的地理学教材,积极投身洪水治理、田野考察为主的地理实践,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迅速发展。论文通过广泛的资料比对重新归纳提炼了张相文的学术思想、主要活动及其现实意义。包容与专业精神、卓越的组织领导力、积极投身实践与治理、长期的坚守是他能够获得开创性成就的主要原因,也非常值得现今地理学者及团体发展借鉴。

多灾种风险评估是制定综合风险防范战略的基础工作之一，而目前尚缺乏一套通用的多灾种风险评估方法。论文选取全球减少灾害风险评估报告、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报告、世界风险管理指数报告、世界风险指数和世界自然灾害风险地图集等5份国际权威风险评估报告，从评估目的、评估内容、模型方法、评估结果等方面对比分析可知：① 5份报告评估目的各有侧重，其中4份评估报告构建了动态风险评估机制，能够实现评估报告的定期更新发布；② 以风险要素的综合为表征的多灾种风险评估方法易于推广应用，但需要进一步提升指标可用性，并且采取更直观、易于理解的风险表征方式；③ 5份报告评估结果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风险水平略高于全球水平，是全球灾害风险防范的重点；④ 综合来看，5份报告各有自身的优缺点，未来可以结合“多灾种叠加损失”“灾害链损失”等概念丰富多灾种风险评估的模型方法、指标体系与结果表征。

长江流域2022年夏季遭遇了罕见的持续性高温事件，给流域各省生活、生产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科学解析该次高温过程成因对于提升高温过程预测预警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NCEP/NCAR逐日再分析资料和长江流域699个站点逐日温度资料，研究了2022年夏季长江流域高温过程的环流特征及成因。结果表明：① 2022年长江流域的夏季高温过程为1961年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持续时间最久、综合强度指数排名第一的高温事件。② 长江流域上空对流层中高层受相当正压结构的异常反气旋环流控制，是此次高温过程发生的局地环流成因。南亚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相向运动，且在长江流域上空重叠，是导致2022年高温发生的大尺度环流成因。在高压控制下，长江流域上空的下沉运动及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均明显偏强，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共同导致高温极端性强。③ 欧洲西部经贝加尔湖向东频散的Rossby波能量，使得欧亚地区中高纬自西向东维持两脊一槽波列分布，北半球中高纬度表现出稳定的三波型，整个副热带地区为能量辐合区，助力副高维持偏强，同时有助于长江流域上空反气旋的持续，是异常环流长时间维持的原因。

人口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规律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数据精度和质量的提升，基于公里网格统计单元宏观分析该问题已具可行性。论文以公里网格为统计单元，结合WorldPop数据集和SRTMGL1数据集，分析了2000—2020年间中国人口数量在地形因子(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特征，比较了不同人口空间化数据集、DEM数据源以及网格大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人口数量分布呈现强烈且持续小幅增强的低地形指向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分布半数平衡点在2000年分别为95.6 m、50.7 m和3.01°，到2020年下降至77.0 m、46.8 m和2.88°。② 相对土地面积分布，人口数量分布呈现范围稳定且强度持续小幅增大的低地形优势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主体优势分布上界分别较稳定地位于520 m、137 m和6.84°附近，人口主体优势率分别上升了0.011、0.026和0.038。③ 除DEM数据源差异对人口数量的起伏度分布和坡度分布有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项数据差异并未产生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宏观理解中国人口分布与地形的关系提供新的基础参考。

自2011年中欧班列开行以来,随着其国内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可以发现,中欧班列相关文献数量年均增长约70%,但发表在影响力较高期刊的文献占比还相对较低。从地理视角看,中国学者对中欧班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一是测算班列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范围,二是分析班列开行地区间的竞争博弈,三是优化班列运输网络的空间布局,四是分析班列的区域影响及其差异性。目前存在的短板主要包括：理论研究尚未紧跟实践,对整体改革的研究仍较缺乏,研究地域有待拓展等。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快推进理论构建,多出系统性、针对性对策建议,在更大空间尺度内深耕细作。

认知登陆台风的特征规律并分析其致灾危险性，对于科学提高台风灾害风险防范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基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和中国台风网资料，对1949―2021年登陆海南省的台风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基于频率、强度和路径三要素开展海南省各市县台风危险性评估。结果表明：73年来海南省年均登陆台风约2.3个，登陆频次总体呈下降趋势；年内台风登陆时间集中在7―10月，其中8月和9月登陆台风数量约占全年的48%。台风登陆点主要集中在海南省东部沿海市县，以文昌市和万宁市居多；台风过境高频次地区主要位于海南省中部沿“东南―西北”呈带状分布。海南省台风危险性等级空间格局与台风过境频次相似，整体上沿海市县台风危险性高于内陆市县，东方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和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处于台风高危险性等级。研究结果可为海南省台风防灾减灾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和依据。

古镇类旅游地的商业同质化是该类旅游目的地同质化的主要表现，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旅游地的经济发展，但也影响到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导致了目的地商业经营的无序局面。论文以大理古城为例，通过编程获取大理古城内部的街景图像数据，并利用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等技术识别出街景图像中的店铺标牌文字信息。在此基础上构建指标模型，对案例地商业同质化进行测度，探讨了古镇旅游地商业同质化的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论如下：① 大理古城总体商业同质化的空间分布呈现核心—外围特征。商品经营型店铺在旅游核心区的商业同质化程度高，表现出街道分布的特点；而服务经营型店铺在旅游外围区的商业同质化程度高，表现出街区分布的特点。② 旅游资源分布、规划调控、区位条件和资本介入是导致商业同质化的主要因素，竞争和聚集是形成商业同质化的2种主导机制。③ 利用计算机视觉与机器学习等技术提取街景图像中的店铺标牌文字信息，将同类型店铺的重复数量和集聚水平作为指标构建模型并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能够实现对古镇旅游地商业同质化的空间测度。该研究的数据处理方法与模型构建方法可丰富利用街景图像进行的社会景观研究，相关结论可为古镇旅游地的管理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城市公园绿地(UPGS)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UPGS可达性可促进城市宜居、提高居民福祉。进入新时代,在建设“生态文明”和“人民城市”的背景下,关注中国大城市UPGS可达性的公平性问题意义重大。论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从供给、需求2个方面综合测度可达性,从局部、整体角度评估了UPGS可达性的空间特征,并进一步探究了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以此探讨社会公平性。研究发现： ① 区域型、全市型和综合型UPGS可达性空间分布优于社区型UPGS可达性空间分布;② UPGS的总体可达性在中心城区呈现“核心—边缘”逐渐递减的空间形态,UPGS数量多、密度大的区域的社区具有更高的可达性水平; ③ UPGS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条件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房价较高的社区,居民的UPGS可达性也较高,UPGS可达性反映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明显。建议未来应重视更加精细化的UPGS布局优化和调控,不同区域和社会群体需求采取选择性策略,落实精准施策。论文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应用大数据和新技术优化指标数据源,采用UPGS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游憩设施和安全条件等指标精细化测度公园品质,并考虑了多种交通模式、实时路况以及不同年龄群体的选择偏好等因素,综合测度可达性,创新了研究方法;从城市经济结构视角出发,从房价入手探讨UPGS的公平性问题,拓展了已有分析框架,为中国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布局和空间资源配置提供了支撑。

汽车制造业百年一遇的大变革带动中国兴起“造车热”，重塑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格局。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采用区位商指标比较2013年和2021年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新能源和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特点，评估中国城市汽车、电子、电气三大产业共同集聚情况；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研究影响中国汽车制造业区位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汽车制造业企业整体上趋向产业历史基础较好的城市集聚，产业布局具备延续和变化双重特征。② 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并存，一方面，传统汽车制造业集聚的城市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仍具有潜力；另一方面，深圳等传统汽车制造业薄弱的城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突破。③ 在2021年，中国只有上海市、合肥市、苏州市等11个城市实现汽车、电子、电气三大制造业共同集聚，重庆市等汽车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并未在电子和电气制造业领域取得专业化优势。④ 制造业多样化指数、制造业知识复杂性、常住人口数量、汽车制造业区位商有助于汽车制造业企业集聚。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趋向外资工业企业集聚的城市，偏离电子制造业企业集聚的城市。电子和电气制造业区位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产业区位论，并为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和政府产业布局规划提供依据。

全球气候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的双重影响使人类社会面临的极端高温风险日益加剧，给城市人口健康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科学评估城市热环境下人口暴露风险已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论文基于ECOSTRESS地表温度数据和手机信令数据，以西安市为例，在城市地表温度和人口时空变化分析基础上，构建城市人口暴露风险评价模型，揭示精细化时空尺度上的人口暴露风险时空格局及其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西安市夏季一天内的地表温度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昼夜地表温度差异较大，白天平均温度为35.5 ℃，夜间平均温度为21.5 ℃，白天地表温度空间分布相比夜间具有更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且日内所有时刻均存在不同强度的城市热岛效应，热岛分布的变化表现出从聚集状态向离散状态再过渡至聚集状态的特征。② 西安市人口分布呈单中心结构，73.6%的人口都分布在三环以内，且沿中轴线集中的现象显著，昼夜人口形成了“白天向心、夜间离心”的分布特征。③ 人口暴露的中、高与极高风险区主要呈散点式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且86.6%的极高风险区位于三环以内，而无风险和低风险区主要集中连片分布在城市外围。④ 导致昼夜人口暴露风险差异的不同主导类型面积占比依次为温度主导型(37.9%)>共同主导型(31.5%)>人口主导型(30.6%)。研究可为城市人口暴露风险区域的识别及制定针对性的适应性策略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