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既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更是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文旅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是破解传统文旅发展困境和增强文旅产业韧性的重要着力点。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构建数字文旅研究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内涵辨析—研究进展—热点议题”为逻辑主线，从概念辨析、发展脉络、研究热点、研究评述和展望等方面系统归纳和总结了数字文旅研究成果。梳理结果表明：① 学者们从数字技术视角、文旅消费视角和文旅产业化视角界定了数字文旅基本概念，数字文旅对文旅高质量发展和文旅消费体验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② 数字文旅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即萌芽探索阶段、初步发展阶段、爆发增长阶段，学术研究和产业实践保持了紧密联系；③ 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刻影响了数字文旅研究内容，基于“主体—客体—媒介”归纳了数字文旅研究成果；④ 数字文旅研究呈现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数理统计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和案例研究法是数字文旅研究的主要方法；⑤ 研究区域聚焦于中观和微观尺度，既涉及具体的区域，也涉及具体的文化遗产地或旅游景点。最后从强化理论研究、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区域和创新研究方法几个方面对未来数字文旅研究进行了展望。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文旅研究理论体系，促进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和贯彻数字中国战略。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已经成为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和促进区域空间优化重组等的重要抓手。其中，撤县(市)设区作为1997年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行政区划相关研究中广受关注的热点话题。论文从撤县(市)设区的演进脉络、发生逻辑、评估方法和多重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撤县(市)设区数量经历了先波动增加后急速减少，又快速增加再逐步减少的变化过程，整体呈现“M”型，其中2000—2002年和2014—2016年是撤县(市)设区调整的高峰期；国家政策倾向提供了撤县(市)设区的必要条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推动撤县(市)设区的直接动力，最终能否实现撤县(市)设区是多元主体博弈后的结果；撤县(市)设区的研究方法日趋多元，但相关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相对薄弱，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已有研究关于撤县(市)设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结论不尽一致，而关于生态效益的影响相对较统一，即撤县(市)设区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综上，论文认为未来亟须加强行政区划设置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深入揭示撤县(市)设区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正负效应；强化撤县(市)设区的驱动机理分析并探究撤县(市)设区触发条件，为提高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国家行政区划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参考。
21世纪以来，全球区域不平衡发展现象不断加剧，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形成严峻挑战。区域不平衡是经济地理学的经典命题，其概念与研究框架不断被更新，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是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然而现有研究对区域不平衡研究的系统认知不足。基于此，论文梳理了国外区域不平衡研究发展历程和视角转向，通过国外趋势与国内外对比分析，提出区域不平衡研究方向展望。研究发现：① 区域不平衡研究经历了早期萌芽阶段(19世纪末以前)、单一视角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二元视角阶段(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和动态视角阶段(21世纪以来)4个阶段，研究视角从趋同、趋异转向动态开放；② 随着区域融入全球化程度日益上升，区域不平衡研究发生了由经济不平衡转向多维度不平衡、从静态均衡到外生冲击、由地方化到“全球—地方”互动的视角转变，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③ 当前区域不平衡研究范式变化趋势体现为衡量方法的改进、与现代经济地理学流派的融合和对尺度效应的关注；④ 未来区域不平衡研究亟需融合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索区域不平衡的内外因素协同作用、动态演化趋势和周期效应、多尺度力量交互和多元主体互馈机制等问题。
场景理论为深化文旅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论文将“场景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总结了文旅场景的研究价值，阐述了文旅场景理论内涵与理论逻辑，展望了文旅场景研究方向。研究发现：① 文旅场景的研究价值体现在将文旅产业置于同一个动态完整的系统，形成的差异化场景有利于实施非均质化的文旅融合发展策略。② 文旅场景理论内涵包括4个部分：具象的物质是文旅场景存在的重要基础，文旅场景蕴含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内涵，文化价值观是文旅场景的核心组成部分，文旅场景的构建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动力引擎。③ 文旅场景的理论逻辑由“地方原生性”—“符号感知性”—“价值表达性”三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形成。④ 文旅场景未来研究应关注文旅场景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文旅场景的文化价值表达方式、文旅场景的模式识别与运行机制以及文旅场景的数字技术应用。研究可为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场景应用参考。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论文以浙江省五四村为案例地，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① 五四村的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包括初步探索、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合三个阶段。村委会等本土力量持续发挥关键作用，文旅企业等社会力量的作用逐渐增强，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逐渐加深。②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由以乡村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为融合基础，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融合支撑，以多元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和本土力量为融合主体，以乡村文旅资源、产品、业态、要素、市场和价值深度融合为融合内容构成的动态循环机制驱动形成。③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系统的高水平循环发展，是融合支撑对融合主体、融合主体对融合内容的作用和反作用机制均释放较强效应的结果。研究结果为乡村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
城市活力是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直接影响着居民福祉、企业发展和城市竞争力。论文从城市有机生命体视角，借鉴“活力三角”概念模型，从生长代谢、多样性和流动性三个关键维度筛选指标，整合兴趣点、社交平台、夜间灯光、百度指数、人口迁徙、企业数据库、环境监测、土地利用、人口普查、统计年鉴等多元数据，设计了包含人口、经济、社会、政府、环境和对外联系6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2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活力水平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活力的空间分布不均衡，高活力城市在长三角地区最为集聚，其次是城市群地区和省会城市，东北地区的低活力城市分布最广泛，华北平原城市普遍属于中低活力水平；城市活力得分遵循幂律分布，即仅有少数城市处于高活力状态，大部分城市活力水平较低；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普遍越有活力；城市活力6个维度的发展具有协同效应，其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差异性和集聚性；根据不同维度的得分，全国城市可分为整体高活力型、整体中高活力型、整体中低活力型、政府活力导向型、环境活力导向型。研究结果是对城市活力研究框架的有益补充，可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活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以布莱恩·哈利为代表的学者开启地图“知识—权力”议题以来，相关研究日渐丰富，相较于从原始地图及编绘者视角入手的研究，对于从地图传播过程中广义地图使用者(读者)视角的考察较少。论文以一张号称“1910年”由“德国”绘制的青岛城市规划地图为案例，借助地理配准、图纸内容对比分析等手段，尝试解译地图表征背后隐藏的规划史实。结果表明：地图使用者通过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地图复制和重组等参与行为，造成了地图表征失真，并通过权威教科书的广泛传播形成了颠覆原图认知的全新规划“史实”。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地图使用者在参与过程中作为特定社会阶层潜在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地图表征之间的关联。希冀从地图使用者视角来完善布莱恩·哈利的地图权力相关议题，并以城市规划地图这一特定地图类型丰富地图(学)史的案例研究。
近年来，机器学习模型因其优越的预测性能和灵活性，被广泛引入时空出行行为建模与预测研究中，但其基础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尚未明晰。论文通过回顾2010—2022年相关领域发表的重要文献，梳理了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对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范式的影响，总结了当前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影响时空出行选择行为建模效果的潜在因素和作用机理，展望了未来研究中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将机器学习算法有效应用于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不仅需要与决策场景相契合的模型架构和决策机理支撑，还应克服诸多机器学习过程及方法的固有缺陷，并充分考虑外部研究条件对时空选择行为模拟和预测效果的影响。现有的机器学习模型已能够契合大多数出行选择决策场景，多元化、高效率的机器学习算法必将有力推动出行选择行为研究的发展。有限的可解释性仍然是学者们难以广泛信任基于机器学习的时空出行选择行为模型的根本原因。面对大数据时代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充分融合机器学习算法和经典决策理论及模型各自的优势，同时提升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的模拟精度和模型可解释性是重要发展趋势。
空间是地理学基础概念，是地理学经典思维传统。随着信息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对空间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流空间概念应运而生，成为理解新时期全球化、世界城市和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变革的新视角。论文梳理和分析了流空间概念的提出、内涵演化及其在地理学领域中的拓展，通过全球、国家、城市和个体4个不同地理尺度的应用案例，展示了流空间对理解现实世界问题的独特解释力。流空间突破了过去地点空间的局限，强调了各种“流”在城市体系和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中的重要性，深化了对空间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对于新时期现代地理学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推动地理科学的跨学科整合。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等地区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物流发展质量和效率，对于推动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覆盖区30个城市单元为研究区，基于长时间序列统计数据，应用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西部陆海新通道主通道建成后各城市铁路、高速公路物流量，利用改进引力模型模拟未来通道能力条件下各城市间物流联系量，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开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成前后铁路、高速公路物流网络结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①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有助于缩短核心覆盖区城市间铁路和高速公路距离，提高各城市的货运总量；②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成后，防城港、昆明等面向东南亚的海港、陆港城市与重庆及各省会城市间的物流联系得以较大程度强化，并促进各类货物流向一般地级市，物流网络格局呈现层级化和一体化发展的特点；③ 无论是距离缩减效应、货运量变化还是物流网络结构变化，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对铁路物流网络的影响均强于高速公路物流网络。通过对比新道建设前后陆路物流网络格局变化，可为优化通道布局、升级物流网络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建设具有韧性的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网络，是推进区域安全和高效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科学认识灾害风险在城市网络中的传导机制并评估网络韧性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论文立足于城市网络的基本概念，首先提出了包含设施网络和功能网络的复合城市网络模型，探讨多层网络之间的物理关联、功能关联和地理关联关系；其次，从结构和功能、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解析复合城市网络韧性的内涵；再次，从传导路径、传导过程和传导影响三个视角揭示灾害风险在复合城市网络中的多维度传导机制，建立了灾害风险和网络韧性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提出“复合城市网络模型建立、网络中的风险传导模拟、指标体系构建及韧性评估”三个步骤的复合城市网络韧性评估框架，并以洪涝灾害下武汉都市圈“公路—人流”复合城市网络韧性评估案例来验证框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成果可为考虑灾害风险传导的城市网络韧性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一种新探索。
新质生产力是作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先进生产力，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理解其内涵与现状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论文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实践要求出发，借鉴“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探究2008—2021年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与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及四大区域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区域内差异有所缩小；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东北地区较低”的分布格局；不同行政等级、不同人口规模、不同人均GDP水平的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局部空间关系变化不大，稳定热点地区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东部、中部地区的自主创新、人才资源水平高于西部、东北地区，而东部地区的数字技术、新兴产业发展明显优于其他地区。论文通过考察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在时空上的格局演化，可为其优化布局与加快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极端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频发，全球粮食供应链风险愈发凸显，提升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成为保障全球粮食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根本途径。论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通过构建多维度供应链网络韧性测度指标，对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韧性演化特征及节点抗干扰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水稻和玉米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较高，其次是小麦全球供应链，大豆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最低；② 4种粮食产品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类型均为韧性网络，具有快速恢复和适应能力，且韧性水平均有所提高，但其提升水平存在差异，从高到低依次为大豆、水稻、小麦、玉米；③ 在4种粮食产品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中国的抗干扰水平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美国，且小麦和玉米抗干扰水平有待提升。研究结果对于明晰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水平及韧性演化特征、提升中国在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中地位及抗干扰性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
探究城市形态对热环境的影响是实现可持续城市规划和改善热环境的关键。论文以典型的高密度城区——天津市南开区作为研究区，借助建筑和遥感影像数据，量化社区尺度的城市形态和夏季地表温度，并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K-means聚类方法的集成应用，探究城市形态对地表温度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并对其进行聚类分区。结果表明：① 天津南开区夏季地表温度呈展现“北高南低”分布及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形成“高—高”与“低—低”聚集模式。②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拟合和解释城市形态与地表温度关系方面显著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③ 城市形态指标对夏季地表温度的影响存在多尺度空间异质性，其影响力依据平均大小顺序可排列为：建筑密度>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容积率>建筑体积密度。其中，建筑密度和建筑体积密度促进地表温度的升高，而归一化植被指数和容积率则对其起到显著的降温效应。④ 基于城市形态指标对夏季地表温度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进行聚类，可将研究区划分为三个显著不同的区域，并制定差异化的规划策略。研究结果可为社区热环境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K-means聚类方法的有效集成，为城市热环境研究和相关领域提供新视角和方法学框架。
准确把握城市内部人口动态变化规律，有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社会空间结构。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尺度的人口总量及分布变化，对于城内迁居导致的人口动态变化过程缺乏关注，其测度方法、特征规律等尚待探讨。论文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以武汉市为例展开实证分析，构建人口动态变化的“规模—方向—动静”三维测度指标体系，运用聚类分析方法，解析城内迁居带来的街区尺度人口动态变化特征，探究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及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心城区到近郊区的人口动态变化具有“高活跃→中活跃→非活跃”的规模特征、“出入大致平衡→严重失衡”的方向特征以及“静态为主→动态为主”的动静特征；② 武汉都市发展区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共有5类，其中高活跃增长动态型和高活跃流失弱动态型主要穿插分布于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组团的核心区，中活跃微流失弱动态型主要分布在上述两类的外围，低活跃微增长强动态型与低活跃平衡动态型分布于中心城区边缘和近郊区组团外围；③ 武汉都市发展区内部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具有“中心—外围”嵌套结构，中心城区与近郊区之间人口动态变化的空间分异主要与区位、居住环境品质有关，中心城区内部、近郊区组团内部的空间分异则主要与产业发育及类型有关。研究拓展了人口迁移和人口变化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为优化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精细化制定居住空间供给政策等提供了参考依据。
全球变暖背景下区域水热条件发生明显改变，导致极端水文气象事件频发，特别是复合型极端事件日益增多，严重威胁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长江流域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极端灾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受全球变暖影响，近年来也经历了更严重的干旱—热浪复合事件(compound drought and heatwave events，CDHEs)，严重制约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此，论文以长江流域为例，基于长期历史观测资料和CMIP6模式预估数据，采用强度指数(compound drought and heatwave magnitude index，CDHMI)识别长江流域CDHEs，并探讨CDHEs时空演变规律及未来趋势。结果表明：① 历史时期，CDHEs频次和持续时间在1993年后均呈增加趋势。轻度等级的CDHEs发生频次最高，7月的频次和持续时间均为最高，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中下游、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等地区。② 23种CMIP6模式中INM-CM4-8、ACCESS-ESM1-5、NESM3、NorESM2-LM和INM-CM5-0是偏差校正后最适合长江流域的5种模式。③ 未来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是CDHEs频次和持续时间的高值区，5种模式中NorESM2-LM的年均频次和持续时间最高；多模式集合结果表明，不同情景在近期的差异较小，远期差异明显；SSP1-2.6、SSP2-4.5和SSP5-8.5三种情景下轻度等级CDHEs的年均频次均为最高，轻度、中度、重度和极端4种等级事件在SSP5-8.5达到峰值。研究结果可为长江流域缓解未来的气候变化风险提供科学支持。
创新网络与区域经济韧性是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探究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21年合作创新专利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经济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刻画了长三角城市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及经济韧性时空演化特征，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数字技术创新合作联系程度日益提高，且逐渐演化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和凝聚子群结构。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均呈现逐年稳步上升态势，但空间差异逐渐增大。② 长三角城市数字技术创新网络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中介中心度则对经济韧性产生负面影响，稳健性检验也表明该结论成立。③ 相较于中心城市，边缘城市的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对其经济韧性提升影响更大，且中介中心度更加显著，这一效应与核心城市差异较大。研究结果对于厘清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和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探索提升区域经济韧性的路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国西藏阿里地区海拔高、山岳连绵、峡谷交错，严酷的地理环境成为开展军事活动的限制性因素。1841—1842年，这里曾发生西藏抗击查谟入侵的战争，与当前中印两国边界争议息息相关。论文借助多学科的研究路径和军事地理分析框架，分析军事地理格局与过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战役的时空机制与结构机制。研究认为，清代后期，西藏阿里地区的军事地理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东提、楚舒勒和什布奇山口三处位置，由后方的交通要道变为军事前沿，其军事地理价值凸显。战争初期，查谟军队通过秘密集结、隐蔽意图，快速通过各险要隘口，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藏军被迫以空间换取时间，在多玉重创查谟军队，进而收复全部失地。但由于藏军的主要作战基地均位于廓尔喀(尼泊尔)方向，从前藏、后藏出击的藏军在到达列城时，已经远离自己的作战基地超过2000 km。从时间和距离因素上分析，都难以长期支撑其作战行动。因此，当藏军的攻势超过“顶点”时，“核心—边缘”结构发生转化，藏军由优势转为劣势，不得不从拉达克撤退。论文通过军事地理分析，揭示了军事地理环境与战争间的关系，提出了准备和实施战争的关键区域，对于当前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缩效应作为城市收缩的“因”与“果”而同时存在，是深入揭示城市收缩形成背景、作用机理与科学制定治理策略的前提和基础。针对当前学术界尚未就城市收缩效应形成一个体系化的概念认知与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围绕城市收缩效应的概念内涵及其中国逻辑展开了理论探讨，并就中国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展开效应诊断。研究表明：① 城市收缩效应是指在城市收缩这一特定语境下，城市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相关发展要素在城市与区域、与周边城市及乡村空间关联耦合作用下“再区位”所带来的区域关系、城市内部运行效率和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发展变化的结果反馈，具有综合性和多维表征性、尺度与维度的正负效应之分、路径传导性和发展语境关联性特征；依据关联主体，可将城市收缩效应研究内容划分为区域关系、城市内部运行效率和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发展变化三个维度。② 中国化城市收缩效应研究宜强调解析城市收缩效应生成逻辑的中国化，响应收缩效应治理目标的区域统筹发展观以及响应收缩效应治理手段的以人为本和差别化路径设计。③ 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所带来的收缩效应有正有负，但整体表征出弊大于利；单纯将城市收缩看成是一个人口外流现象并强调单方面的收缩效应显然是不合理的，至于说收缩促进了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与集约化发展在目前看来尚缺乏相应的依据与事实支撑，其反而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城对乡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促使城乡关系向低水平均衡方向发展。研究结果是对现有城市收缩研究的扩容及其中国化思考，可为中国收缩城市治理与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已成为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研究其生产供应关系对于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3年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核心企业—供应商数据，论文采用帕累托分析、k-核分析等方法，从生产供应联系、生产供应网络、生产供应组团三大维度探究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生产供应关系的空间演化特征。结果显示：① 企业联系数量和强度递增，700~1800 km是全国尺度上智能制造装备企业生产供应联系的普遍距离。城际生产供应联系格局由双核心放射形、三角形演变为弓箭形，城际生产供应联系的优势流存在相似与差异。企业间强生产供应联系逐渐从市内转向城际，外向性城市的数量快速增长。② 10余年间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城际生产供应网络的结构日益紧密和复杂。2015年后基于城际生产供应网络的城市等级体系由“金字塔”迈向扁平化。③ 中国智能制造装备生产供应组团的数量由21个增至29个。长三角生产供应组团始终保持领先，珠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生产供应组团稳步发展，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生产供应组团地位显著提升。组团内部的节点关联格局可分为单中心、一核多副、两核多副、多中心和低水平均衡5种，10余年间各生产供应组团内的节点关联格局产生时空异质分化。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作为提供知识和技术服务的产业，被视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KIBS的空间分布与知识扩散过程，以及在促进产业融合、区域创新、经济转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推动了KIBS在国家及区域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等地理学领域的应用研究。然而，在当前全球化新形势和经济地理学新研究范式下，学术界对KIBS与经济地理学各研究范式的融合、KIBS对新信息技术革命及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KIBS对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产业升级与区域转型、全球—地方生产网络、多尺度创新空间重构等的影响机制等研究相对不足。针对上述问题，论文梳理了国内外KIBS在地理学领域的关键研究文献，概括KIBS的时空分布特征，利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 6.2.R6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总结KIBS的研究热点内容与研究动态趋势。结合全球化新形势及中国经济地理的现实问题，提出未来KIBS地理学研究应关注全球化新趋势下KIBS与区域发展转型、KIBS与新质生产力及国际—区域科创中心、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KIBS与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研究、KIBS与多尺度创新空间耦合研究的展望。
乡村地区的螺旋式衰落逐渐成为全球乡村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乡村发展模式的选择。论文系统梳理回顾了乡村发展模式的演替过程，认为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根植于地方又面向外部，能够实现“上下联动、内外共生”，更符合新时代乡村发展内涵，展示出较强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为当下乡村发展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构建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的实证框架，重点总结了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在主体与网络层面的主要实证研究，指出现有研究仍无法解决特定现实命题和理论命题上的操作性问题，缺少系统性行动框架指引；因此未来可从多学科视角展开乡村新内生发展的行动框架及评价研究，探索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差异化转型路径及机制，以便更好地指导乡村地理学者推进乡村新内生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人”是乡村生产发展的主体，从人口演变视角揭示黄河流域乡村空心化的地域类型及其驱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和XGBoost模型，分析黄河流域县域乡村空心化的地域类型、时空差异及其形成机制，提出不同地区乡村振兴路径。研究发现：① 黄河流域乡村空心化可划分为空废型、衰败型、衰退型、衰弱型、增长型等5种地域类型，其中，衰败型增长幅度最大，由2000—2010年的16%增长到2010—2020年的39%；衰弱型的降幅最大，由29%下降到12%。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乡村空心化地域类型正向变化最大的为中游的衰败型(增幅为43个百分点)，负向变化最大的为下游的衰弱型(降幅为34个百分点)。② 乡村空心化地域类型的时空差异显著，且空间集聚特征逐渐显现，增长型和衰弱型空间分布范围不断萎缩，衰败型空间分布呈扩张态势，衰弱型和衰败型逐渐向黄河上游集聚。③ 从黄河流域整体看，不同阶段乡村空心化地域类型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不同，但县域城镇化、地形等因素一直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上游地区受县域城镇化的影响一直较大，对中游地区影响较大的因素由2000—2010年的县域城镇化演变为2010—2020年的农业现代化，县域城镇化、地形对下游地区的作用更大。④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自然环境、人文经济的空间差异大，乡村空心化地域类型的流域差异显著，各地区乡村振兴路径务必要结合地方特色，创新发展模式，加快形成城乡融合、工农互促的良性格局，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研究结果可为黄河流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节奏分析(rhythmanalysis)作为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已受到广泛关注，在中国学术界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论文系统地梳理了节奏分析的概念与理论内涵，系统回顾了国外地理学界在主体、地方和移动三个维度的节奏研究，展现了节奏分析在理解人类活动与地理空间相互作用中的独特视角。进一步探讨了节奏分析研究的两种理论视角：地方性的时间(a localized time)和时间化的地方(a temporalized place)，阐释了它们在研究重点上的差异与联系。最后，节奏分析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研究视角，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国时代背景下的生活节奏、文化节奏与生态节奏等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节奏分析理论的本土化和时代化将为中国人文地理实践的理论创新提供科学指导，对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乡村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数字乡村”已成为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论文在对数字乡村的文献成果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乡村的定义和内涵，对国内外的研究前沿进行述评，并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进行对比。梳理发现：① 国内以规范研究为主，着眼解决乡村发展的现实问题，促进政策优化。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手段，研究关注点集中在如何利用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以及数字乡村发展引致的乡村重构等方面。② 国外以经验研究为主，更倾向解释微观社会现象。通过探讨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等具体现象，展现数字化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面向，着重探讨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及其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未来中国地理学视角下数字乡村的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以下方面：人地关系视角下数字乡村概念的再认知、多空间尺度视角下城乡“数字鸿沟”的量化测度、微观主体视角下的数字乡村发展以及基于地理学综合效应研究范式的“数字乡村建设”正负外部性揭示。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强度加剧背景下，中国丘陵山区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战略实施核心区和交通干线、水利枢纽工程的重点布局区，已成为山洪灾害孕灾环境最复杂、致灾效应最显著、承灾体暴露度最高的区域。然而，现有研究针对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新情势下山洪灾害防控理论技术体系框架仍缺乏系统性梳理与总结。论文从中国山洪灾害空间发育特点与国家防治政策的重大部署理念出发，对比国际研究成果，全面梳理了山洪灾害水沙过程与理论、防治技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实践成果，解析了气候变化对山洪灾害的影响与灾害风险的未来变化态势，提出了气候变化下中国山洪灾害防治的五大科学挑战，并从水沙过程机理研究、预报预警技术、综合防控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五点针对性防范对策与建议，以期持续加强中国山洪灾害的基础理论与防治原理研究，推动山洪灾害综合防御能力与体系的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化，全面提升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的新质生产力与城镇社区、工程建设的韧性水平。
作为可持续的低碳出行模式，城市积极交通出行在实现“双碳”目标和“健康中国”战略过程中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积极交通出行如何影响居民健康状况，受到地理和规划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有关其影响心理健康与福祉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鉴于此，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期刊文献，系统总结了城市积极交通出行影响居民心理健康与福祉的作用效应。结果表明，大部分研究证实了积极交通出行对心理健康与福祉的正面影响，但也强调不同人群和空间之间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此外，论文归纳出积极交通出行影响心理健康与福祉的5种主要路径，包括：① 内在特征的直接作用；② 生理功能的中介作用；③ 物理环境的调节作用；④ 社会环境的中介作用；⑤ 心理状态对积极出行的反馈作用。研究结果为通过规划手段和政策措施促进积极交通出行、推动中国健康城市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启示。
精细波浪数据是研究岛礁珊瑚分布和地形地貌结构的基础。目前，珊瑚礁体内部及更小尺度上开展的长时间序列精细化波浪模拟研究还很缺乏，不足以获取岛礁区域精细化的波浪特征。论文以中国南海西沙群岛的永乐环礁为研究区，基于SWAN模型自嵌套波浪模拟和16 m分辨率地形数据，开展2017—2021年永乐环礁高分辨率精细化岛礁波浪模拟，并基于地貌、方位和岛礁分析了研究区有效波高、浪向、波浪能流密度等的精细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模型模拟波浪与实测波浪Pearson相关系数为0.95，显著性水平P<0.01；永乐环礁5年平均有效波高和能流密度随月份呈现“U”型变化趋势，NE向的平均浪向频率为20%；深潟湖和礁坡的5年平均以及最大有效波高和能流密度最高；平均能流密度呈现南部暗礁最高、西南部次之、北部和西部最低的规律；自外海传播进潟湖的波浪，各方位上礁坡到礁坪的能流密度衰减高于30%，岛礁南部衰减最多达72.7%。研究可为珊瑚分布规律探讨、珊瑚礁保护与恢复和海岸工程建设等提供方法和理论支撑。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已有研究仍缺乏对城乡融合发展参与主体的探讨。近些年，日本学界与政界提出“田园回归”理念，关注人的主体性，提倡以城市乡村化为前提的城乡融合发展主体多元化，并以此尝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论文首先介绍了田园回归的提出背景及概念内涵。随后，从主体视角出发，通过对日本相关政策、时代背景、重大历史事件及社会舆论等内容的梳理，分析了田园回归理念下日本城乡融合发展的多元主体变迁过程，总结出“定居人口→移居人口→交流人口→关系人口”的变迁路径，表明参与日本城乡融合发展事业的相关社会群体范围在不断扩大。此外，田园回归理念还践行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观，注重社会主体价值的实现，为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医疗服务韧性体现了地区面对风险冲击时的医疗应对能力，研究城市医疗服务韧性水平的时空分异与驱动力能够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论文以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融合韧性理念，构建了城市医疗服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2011—2021年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的时空分布特征与驱动力。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水平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空间分布上总体表现为沿海高、内陆低的格局，区域差异有减弱的趋势，个别城市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局部极化现象；② 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的格局，期间表现出了较强的抵抗韧性和调整适应能力；③ 根据动力要素组合差异划分出4种医疗服务韧性驱动模式，即医疗资源主导型、经费主导型、环境依赖型和科研依赖型；④ 医疗服务韧性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服务韧性呈负相关关系，市政环卫能力和互联网普及率对医疗服务韧性具有正向影响。论文分析了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的驱动力模式，能够为不同类型地区医疗服务建设及韧性提升提供现实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