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是旅游研究与旅游实践中的核心概念，但已有研究对旅游地研究趋势、重点方向及理论基础的分析尚不够明晰。为此，论文基于Textometrica软件运用系统性文献综述与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对国内1998—2024年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反思。研究发现：① 旅游地研究可分为4个阶段，其研究主题的丰度和深度均在不断深化，共现网络图也随着时间序列而呈现集中趋势，其中旅游形象、目的地居民、乡村旅游等是关注度较高的主题。② 旅游地研究的元主题包含23个类别，主要可分为旅游地形象、营销与品牌，旅游者感知态度与行为，乡村旅游地主客感知与文化，旅游地格局、过程与机制，遗产旅游地治理与居民生计5个层面。③ 旅游地研究主要在旅游管理范式与旅游地理范式下展开，与之相关的生命周期、全球地方化理论与社会建构等理论在理解旅游地复杂性方面不够充分，而社会物质理论对网络、异质行动者与关系效应的强调，为认知旅游地再生产的整体性与动态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旅游地研究谱系，深化对旅游地概念化的理论探索。

中国耕地非粮化现象日趋严峻，全面把握耕地非粮化演变规律及其形成机制，对于加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和测度方法丰富多样，但测算结果却存在显著差异。论文采用荟萃分析方法对207篇有效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2000—2021年中国耕地非粮化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非粮作物面积占比法、复种指数法和秋粮面积法的使用频次较高、范围广泛，在全国、区域及省际尺度上具有可比性，可作为耕地非粮化测度方法的优选。② 研究期内中国耕地非粮化率总体稳定在30.0%左右，并呈小幅度波动下降；九大农业区中，东北平原区、黄淮海平原区和黄土高原区耕地非粮化率低于30.0%且相对稳定，华南区耕地非粮化率高于50.0%且涨幅较大，其他地区处于30.0%~50.0%区间且基本上增长了10.0%~20.0%，北方粮食作物种植制度区的耕地非粮化率和增幅均低于南方地区；从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到主销区的耕地非粮化率和增幅均逐渐提升，省际层面的耕地非粮化呈现集聚式递增和阶段性分化的动态过程。③ 中国耕地非粮化受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活动和政策技术等多重因素影响，通过共性和差异性因子的基础性、双向性、推动性和调控性等作用，形成耕地非粮化的本底、催化、增强和阻滞等驱动效应。论文支持和补充了已有研究的观点，为深入开展耕地非粮化影响效应分析提供了数据参考，也为科学推进耕地非粮化治理提出了优化对策。

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孕育了新农人创作群体，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论文以抖音平台为例，通过核密度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探究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分析影响新农人创作者集聚与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研究表明：① 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的分布整体呈现“一主两副”的空间格局，广州为创作者数量多且质量优的主核心，茂名、潮汕分别为创作者高集聚与高质量的副核心；② 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的分布存在空间依赖性，其差异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创作者数量呈“中多东少西过渡”的态势分布，质量方面则存在过渡区与次冷点区明显、冷热区交替的分布现象；③ 基础设施、创新要素、政策支持、产业规模、经济发展、农业规模以及人力资源等要素协同作用，得出全要素双优模式、环境要素促增模式和技术要素提质模式等3种组态机制，成为影响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空间分异的关键。研究探讨了新农人创作者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为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以及乡村网红人才培育提供参考。

探究产业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是推动冰雪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论文以北京冬奥会举办地之一的崇礼为典型冰雪旅游案例地，基于核心主导业态、延伸联动业态和支撑辅助业态，构建了系统化的冰雪旅游地业态体系，选取2005、2010、2015、2022、2023年的POI数据，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分析了冰雪旅游地业态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5—2023年，崇礼冰雪旅游地业态POI数量不断增长，尤其自冬奥强驱阶段(2015—2022年)起，在筹办冬奥会推动下，各业态的POI数量远超起步探索阶段(1996—2002年)和规模扩张阶段(2003—2014年)，其中核心主导业态增长最显著，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2023年至今)呈现平稳发展，显现出集中在东南部各乡镇内部，北部稀疏、南部稠密的特征。② 崇礼业态呈集聚型空间分布状态，在研究阶段内，经历了“一区多点”到“双区双带”的演变，集聚程度不断增强。在空间扩散上，业态分布中心总体位于红旗营乡和西湾子镇的交界地带，标准差椭圆呈现明显的东北—西南方向特征，空间分布变化较为显著；在空间关联上，业态具有明显的正相关空间关联性，业态聚类特征突出，从局部上看，低—低集聚大幅减少，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类型逐渐增加，业态发展水平提升较多。③ 冰雪旅游地业态时空演化主要受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企业的协同发展、交通线路、海拔、坡度、冰雪运动与冬奥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且行政中心与冰雪政策对崇礼在冬奥强驱阶段业态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并逐步转向以旅游类企业为主要带动力。

揭示黄河流域城市蔓延对碳排放影响的异质性，为协调流域城镇化与低碳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对实现“双碳”目标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长时序夜间灯光和LandScan人口数据对城市蔓延程度进行测度，并结合2004—2021年黄河流域9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黄河流域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及空间效应，并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对其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黄河流域碳排放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形态，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碳排放总量虽逐年增长，但增速逐渐放缓。② 城市蔓延不仅显著增加本地碳排放，而且会拉动邻近城市的碳排放。③ 城市蔓延扩大工业企业数量及其规模、延长居民通勤距离、增加家庭能源消费等，进而使得碳排放增加。④ 时间异质性上，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呈增加趋势，且存在均一化—差异化—均一化的动态演变特征；空间异质性上，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以正相关为主，影响系数呈“中游高、上下游低”的分布特征。从空间演变上看，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整体呈逐渐增加态势。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异格局，其影响强度随时间演变和空间区位而变化。建议结合城市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空间发展规划，避免城市无序蔓延，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培育并引导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论文将新质生产力纳入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后，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东北地区23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表明：① 新质生产力对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显著，且这种效应表现出地域差异性、发展阶段差异性和结构异质性特征；② 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等多重渠道，为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明显；③ 新质生产力对邻近区域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在学理上厘清新质生产力与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关联，从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视角丰富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评估框架，还有助于在实践层面指导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为协调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任务提供了政策依据。

推进同邻国的跨境铁路设施互联互通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邻国的地缘战略却导致跨境铁路合作屡遭挫折。已有研究多以同一理论框架解释不同国家的地缘战略，不利于明晰跨境铁路在不同国家呈现差异化状态的原因。论文根据国家政权特征，提出一个对冲理论、双层博弈论和地缘破碎带理论并列的多元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案例分析分类探究邻国地缘战略对跨境铁路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基于对冲理论，邻国在安全威胁与经济利益间的权衡影响跨境铁路建设。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维持中立对冲，老挝加强与中国的积极对冲以缓解越南影响，中哈铁路和中老铁路顺利通车。中越铁路则受越南“竹式外交”的影响，反复摇摆，进展曲折。② 基于双层博弈论，政治精英在国内、国际两个层级的博弈影响跨境铁路建设。尽管中国积极地推进合作，中吉乌铁路、中巴铁路、中尼铁路和中泰铁路均受到受援国国内政权更迭频繁和外部大国干预的影响，进展缓慢。③ 基于地缘破碎带理论，邻国的不统一且不稳定状态导致跨境铁路项目被搁置。随着缅甸的破碎化态势加剧，中缅铁路缅甸段建设处于停滞状态。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对积极和中立对冲的国家应加大援助力度并引导中立对冲的国家向积极对冲转变，对消极对冲的国家在加强“软联通”过程中应防范其战略回摆；适用双层博弈论分析的国家，建议加强其国内深耕以谋求共识并做好防控地缘风险的准备；适用地缘破碎带理论分析的国家，应优先“以经济稳政治”来谋共识并适时采取安保措施保障跨境铁路安全。研究结果可为推动中国与邻国的跨境铁路合作提供经验参考。

提高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城乡居民福祉公平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论文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410个县域作为样本，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法、MGWR模型等方法，测度生态功能区建设10年来(2010—2020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时空格局变化轨迹，聚焦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差异演进，识别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结果表明：① 10年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总体均实现倍增，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较2010年二者与全国相比差值分别拉大近两倍。10年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总体收入增长率与全国保持基本一致，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快于城镇。② 10年间城乡收入差距总体由3.43降至2.58且缩小幅度大于全国水平，到2020年与全国水平基本保持同步，趋向共同富裕。胡焕庸线东部、西部城乡收入差距均呈缩小态势，胡焕庸线东部城乡收入差距低于全国，而胡焕庸线西部则高于全国；秦岭—淮河线以南和以北城乡收入差距均呈缩小态势，南方城乡收入差距高于全国，北方则始终与全国水平保持同步。③ 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空间差异总体逐渐缩小但仍存在较大差异。八大生态类型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内部差异均呈缩小态势；23个生态功能区间城乡收入差距的极差呈缩小态势。④ 老龄化率、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均居民储蓄额、NDVI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均具有促进作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就业率、PM_2.5浓度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均具有抑制作用。不同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研究为生态功能区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区域共同富裕提供认识基础和决策参考。

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脆弱性约束着农牧业发展，汲取地方农牧业活动史蕴含的地方性知识，形成自适应的本土化发展模式，并日益受到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重视。选取兼具区位与历史文化特殊性的青藏高原东缘地域农牧业作为案例，采用知识情境溯源—案例分析—系统阐释的逻辑，分析实地访谈数据，剖析地方性知识隐喻的人地关系及其可持续发展经验。结果表明：① 构建农牧区“知识—行为”可持续分析框架，剖析青藏高原农牧业地方性知识，发现农牧业生产方式受藏传佛教规范、自然产量受历史经验约束、牧民家庭生产行为受民间信仰影响等构成了青藏高原人地关系隐喻农牧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分别通过草(土)地资源利用规范、生产目标调适和农户组织行为多重作用于高寒地区人(草)地系统。② 拉格日案例所表征的地方农牧业本土经验表明，地方的生态认知、家文化与邻里互助在外来知识推动下趋向整合；地方性知识向着有普遍意义的局地命运共同体知识迁移，其外化的农牧民生产利用、经营组织、技术与制度运用等行为，呈现出具有弱可持续性特征的农牧业发展路径。③ 情境作用、知识流变、行为外化的链式关系及其反馈作用，分别体现在人地协调要求、知识赋能、能动性激活，共同作用于青藏高原农牧地域可持续发展。适合青藏高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其规划实践亟待系统挖掘地方性知识并将其科学转译，应用于青藏高原国土空间治理。

中国海外园区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探究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一区多园”开发模式驱动机理与效益水平，有助于揭示贸易型海外园区具体运作机制，为未来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论文首先识别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对中匈双边贸易的贡献水平，同时构建园区“一区多园”模式框架，梳理“多园”间及“多园”与周边区域联动耦合机制，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园区近年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评价分析。研究发现：① 2017—2023年园区贸易额占中匈贸易总额比重的波动性显著，中匈贸易商品结构较为集中；② “一区多园”模式下，中资产品进入园区后，物流园将货物分拨至匈牙利乃至欧洲各国，商品交易展示中心则以商展响应欧洲商民需求反馈，推动形成中国品牌溢出效应，“多园”间分别以商贸驱动、物流分拨与服务保障环节互动耦合；③ 2017—2023年园区综合效益与规模效益逐年波动明显，技术效益则普遍较高。据此，论文提出调整投入产出结构，规避经济、地缘政治风险，提高数据安全水平等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研究结论对完善海外园区“一区多园”类型研究以及“一区多园”模式推广应用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两个重要流派，但是目前国内缺乏对其方法论的比较与深入研究。段义孚与哈格斯特朗分别是两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其学说对地理学和其他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论文依循“代表人物—学派特征—方法论”的分析思路，分析两位巨擘的学术经历与理论主张，挖掘哈格斯特朗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段义孚思想的行为表征，比较并阐明两个学派的方法论异同。其相同点在于：两个学派均诞生于对计量革命“理性经济人”的批判，强调人的行为、情感与地方空间的关系，在哲学基础、认识论、研究方法、实践场景等方面具有兼容互补性；家园是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也是两位学者和两个学派的共同关怀。二者的差别主要在方法上，行为地理学承袭并扩展了定量方法，人文主义地理学主要是定性方法。未来地理学各流派之间应该加强理论对话与方法论比较，这是学术创新并产生知识外溢的重要路径。

促进长征沿线文化系统与旅游系统的时空适配，有助于推动长征沿线文化和旅游生产要素在时空维度上的有序流动与优化配置，对于推进长征沿线文化和旅游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优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的15个省份为研究样本，构建长征沿线文化—旅游系统评价体系，综合运用适配性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核密度估计、障碍度模型及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剖析2013—2022年长征沿线文化系统与旅游系统时空适配驱动文旅融合发展的演变特征与机理。研究发现：① 长征沿线文化—旅游系统的适配水平与融合水平在时空维度呈现高度趋同的演变态势。随着长征沿线文旅系统的动态调适及协同优化，区域内文旅融合水平呈现显著的持续深化，印证了系统适配性对文旅深度融合的关键驱动作用。② 由障碍因子分析可知，长征沿线文化—旅游系统在适配过程中面临的阻碍因素呈现显著差异化特征。驱动因子分析则表明，人才储备与财政支持是塑造文旅系统适配格局的主导驱动力量，而产业结构优化与创新潜力挖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共同推动着文旅系统的动态适配与协同发展。③ 长征沿线文化—旅游系统适配驱动文旅融合发展呈现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演化过程，遵循“外部驱动—内部响应—动态调适—融合深化”的逻辑机理，即外部驱动因素率先打破系统原有平衡，触发内部响应机制，通过资源整合、要素重组等动态调适路径，推动系统结构优化与功能升级，最终实现文旅融合由初级协同向深度融合的阶梯式跃迁。

数字媒介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人地关系，媒介通过特定叙事与故事场景吸引人们前往目的地揽胜。一些传统村落凭借数字媒介的裂变式传播成为“网红打卡地”。但更多的传统村落因缺乏日常空间表达的话语权而处于边缘地位，其如何凭借数字媒介获取现代认同的问题有待研究。论文以贵州台盘村为例，基于数字媒介的视角，从表征演变、关系建构、地方实践和权力博弈4个方面分析多元主体如何呈现和形塑台盘村这一传统村落。研究发现传统村落的空间表征以媒介事件为节点，呈现阶段性的演变过程；数字与现实关系的建构达成了意义的共识；个体远程与在地的实践塑造了具有地方性的符号表征；权力博弈形成了数字资本运作与地方性维持之间的张力，使地方朝向更长久的发展。研究拓展了媒介地理学的应用场景，透视传统村落地方营造的过程，结果可为数字媒介时代传统村落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随着数字技术在环境活动领域的渗透，凭借游戏化架构激励日常环境友好行为的数字平台开始出现，这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媒介现象。论文基于“数字转向”下人文地理学的Nature 2.0研究视角，以蚂蚁森林为案例，采用平台功能遍历、深度访谈与日记记录相结合的混合质性研究方法，对平台游戏化架构的逻辑与功能、使用者平台实践的时空过程及其构建的“人—技术—环境”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蚂蚁森林试图通过游戏化的技术架构，以自然环境保护激励日常空间中的环境友好行为；使用者将平台实践嵌入时空活动的间隙，促成了蚂蚁森林与日常生活的融合。然而，这一过程构建的“人—技术—环境”关系却呈现“连接”与“断裂”并存的特点：一方面，平台实践建立起了使用者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心理连接；另一方面，平台实践在日常时空活动习惯、节奏与日常因素权衡基础上的顺势而为以及游戏化架构的内在矛盾性，将使用者与日常空间环境友好行为分割开。通过对蚂蚁森林案例的探讨，本研究拓展了“数字转向”下人文地理学的Nature 2.0研究内容，凸显出采用“人—技术—环境”相结合的关系性视角来理解这类现象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体现了人文地理学注重分析时空活动过程的思路在解读环境媒介议题上的独特优势，同时也启示学界、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审慎看待其现实环境意义。

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中国城镇人口收缩城市数量持续增多，给城镇建设用地资源配置带来挑战。论文基于多源人口与用地数据，以东北地区为例，建构了“层级约束+多情景模拟”的预测方法，对2020—2035年间城镇人口变化进行预测，并结合“静态协调”和“动态适应”视角识别建设用地发展风险，提出用地配置优化思路。研究发现：① 城镇人口预测揭示未来东北地区城镇人口将持续下降，收缩城市数量增多与收缩程度加深，空间格局呈现显著的“核心增长—外围收缩”特征，资源型与老工业城市收缩尤为严峻；② 城镇人口转变呈现多样类型，用地配置转型压力分化，以“收缩加深型”和“陷入收缩型”为主，并呈现显著省际差异；③ 东北地区呈现“静态规模冗余”为主与“动态适配不足”为主的人地关系特征，地级市建设用地冗余普遍，多数城市基期用地配置模式仍以扩张为主；④ 建设用地配置深层矛盾凸显，30个收缩城市存在差异化的用地配置风险，以高风险城市为主，形成“土地—资产衰退循环”，亟需探索“用地减量”中的“价值路径”。通过建构“人口预测—用地风险”的系统性逻辑框架，研究创新了人口预测方法，系统诊断用地风险，为指导收缩城市建设用地配置优化进行了有益探索。

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是中国推进文化强国战略和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领域，在新媒体时代，各类媒体的介入持续深化博物馆空间的媒介化进程。河南博物院是新媒体时代博物馆建设的典型代表，为特定情境下的空间媒介化探索提供了鲜活样本。论文着眼于媒介视角下的空间研究，从空间具身化、空间平台化和空间中介化三个层面构建媒介地理学视角下的空间媒介化分析框架，探索与解构河南博物院的空间媒介化实践过程与发展脉络。研究表明：河南博物院通过场景设计与各类技术媒介丰富了大众的具身体验，转换了大众对博物馆空间的感知模式；以丰富的互动活动和各类网络官媒打造优质的地方平台与虚拟平台，重组了大众与博物馆空间的互动关系；凭借古今艺术融合与世界文化交流重构了博物馆空间的时空框架，成为“超时序叙事”与“跨地域互联”的核心场域。空间媒介化是技术渗透与空间反馈的持续过程，河南博物院的空间媒介化历程验证了研究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呼吁学界提高对博物馆这一主体的研究关注，同时加强对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空间情境下的空间媒介化探索，这对进一步推进媒介地理学与中国文旅实践需求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轨道交通站域由交通过境功能向城市服务功能转型，关注其建成环境与空间活力关系具有较强现实意义。论文以广州中心四区地铁站为例，基于细分站域单元明确空间活力分布特征，依托拓展“节点—场所”理论优化建成环境变量体系，采用极限梯度提升模型(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XGBoost)与SHAP解释模型测度建成环境变量对站域空间活力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站域空间活力水平整体呈低活力围绕高活力的空间分布，高活力站域单元呈组团式散点分布且多集中在站点核心圈层。② 场所维度变量影响多强于联系维度与节点维度。消费类POI密度对站域空间活力影响最为明显，且与多变量间存在显著交互效应。③ 站点缓冲区内，各建成环境变量对站域空间活力影响异质性明显，多数站域单元建成环境对站域空间活力的维系作用有限。研究旨在为提升站域空间活力及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和建议。

降水中氢、氧稳定同位素是识别区域降水过程的高效示踪剂，分析大气降水稳定同位素的变化有助于量化气候变化对区域降水过程的影响。因此，论文基于2019—2024年季风边缘区6个站点的767个降水事件数据，以渭河源区为例，分析了降水同位素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季风期降水同位素富集，非季风期贫化；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的变化特征。局地大气水线表明，该区降水同位素整体受云下蒸发作用显著，但渭南受季风干扰更为强烈。② 渭北季风期降水δ¹⁸O受降水量效应主导，非季风期转为温度效应，而渭南的温度与降水量效应均不显著；季风期对流活动与降水δ¹⁸O相关性比非季风期更强，累积时间从3~6 d缩短至1~2 d；海拔梯度变化率为-0.0043‰/m~-0.0048‰/m，体现出显著的高度效应。③ 季风期主要受东南季风和西风共同影响，而非季风期则以西风带水汽为主(59.74%)；渭南更易受到东南季风(24.59%)及青藏高原水汽(31.56%)的影响，且植被覆盖度和归一化植被指数高于渭北，更有利于局地水汽再循环。研究为理解季风边缘区的降水机制及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管理提供参考价值。

2008年以来，随着土地开发逻辑从“商品化”向“资产化”发展，中国的城市更新模式逐步向金融化转型。既有研究聚焦土地金融化，从融资视角阐明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土地抵押与举债建设推动城市更新。论文从投资视角，以住房资产化为概念框架，探讨金融化背景下的城市积累模式。以广州为案例，基于多尺度分析，研究发现：在城市尺度，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资本化效应提高土地与住房价值，地方政府通过规划叙事塑造市场预期，为房地产开发创造更大的增值与积累空间。在家庭尺度，住房资产化强化了中产家庭的财富观念与投资动机。土地与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激励中产家庭基于对城市前景的乐观预期而购房投资，期望通过房产增值分享城市发展的经济红利。房价上涨所释放的财富效应进一步推动购房热潮，并反过来维系土地出让与财政收入。由此，金融化的城市更新模式反映了城市增长机器与家庭投资逻辑的相互耦合，共同构建了以资产增值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路径。最后，论文延伸探讨在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的背景下，如何重构资产化逻辑，以实现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推进。

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关系经济地理学(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REG)与演化经济地理学(r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EEG)呈现融合趋势，共同热议的主题是区域新兴产业的形成与演化机制。论文以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与实证分析，研究战略耦合动态演化对区域新兴产业形成及演化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①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可通过对国外政府和外资企业的“双重依附式耦合”快速移植新兴产业，但高度依赖外部主体引发可持续性风险；② 外部冲击触发“去耦合”为政府能动性干预提供窗口期，政府能动性能够推动耦合模式从依附式向功能耦合升级，实现价值链跃迁与产业分叉；③ 产业转移形成的区位机会窗口与地方的区位条件、地方诉求相匹配有利于区域新兴产业的形成；④ 周边地区的精细化文化和创业氛围能够影响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能动性，进而推动新兴产业的形成。研究丰富了区域新兴产业演化的分析框架，深化了战略耦合影响区域新兴产业演化的影响机制，对于地方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应对外部冲击、推动耦合模式升级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投入—产出表作为量化经济体内部部门关联及区域间物质流动的核心工具，对于研究区域间经贸联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关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在系统梳理了投入—产出表基本结构、发展历程及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总结了其在经济分析、产业优化布局、政策评估优化、区域经济联系与资源流动分析、区域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归纳了投入—产出表编制的一般流程和常用方法，并解析了现有方法存在的不足，进而对投入—产出表编制进行了展望，指出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进一步研发投入—产出模型提供参考。

全球化、气候变化、人口流动和技术变革为乡村系统的转型升级带来多重挑战，从韧性视角探寻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机制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外研究从“主体+空间+系统”视角建立起了乡村韧性的基础框架，成为国内从社会学、管理学、地理学等视角探索乡村韧性作用过程的启蒙，并为国内不同乡村地域系统寻找适应性转型路径提供科学借鉴。以此为基础，研究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系统与乡村韧性的关联，以此为框架探讨中国未来乡村韧性研究应遵循的范式。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系统和乡村韧性具有目标一致性、机制互补性和路径协同性，未来可遵循“基线评估—扰动识别—转型路径—效果反馈”的研究范式来深入探索乡村韧性的多维格局和动态性运作机制，并实现多方法、跨尺度、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进而厘清中国化乡村韧性提升路径，也为全球制定乡村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全球气候变化对中亚干旱区影响显著，正重塑其水循环格局，区域水资源系统的脆弱性日益凸显。论文系统梳理已有研究的多源观测数据与模型模拟成果，从气候变化、冰川和积雪变化及水资源变化三个维度，揭示中亚地区水资源的时空分异规律，并系统评估数据与方法的不确定性对水资源评估的制约效应。梳理发现：① 气候变化方面，1901年以来中亚地区呈现暖湿化特征，表现为持续增温趋势(其中1960—2011年间年均温升速率达0.3~0.4 ℃/10 a)和降水量增长(0.66~1.93 mm/10 a)，年降水量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1901—2013年间，极端高温事件频率增幅较北半球同纬度地区高30%。多模式预估显示，到2100年区域温升幅度将达2~6 ℃，降水变率(-3.34~4.63 mm/10 a)呈现冬季湿润化、夏季干旱化的季节分异特征。② 冰冻圈对气候变化响应明显。天山山脉冰川面积退缩速率达0.53%/a~3.01%/a，质量损失呈现西南—东北递增梯度。中亚地区积雪覆盖率存在时空差异，整体上积雪范围和持续期呈显著下降趋势。③ 水资源变化方面，冰川覆盖率高的流域径流在短期呈增加趋势，但部分冰川径流已出现下降的转折信号。长期预估显示，至2100年天山地区径流量减少幅度最高可达36%。人类活动叠加气候强迫进一步放大了水资源压力。尽管数据融合、分布式水文模型及降尺度等技术取得进展，但高海拔观测不足、数据分辨率不一致、模型对非线性过程刻画有限以及冰冻圈—水文耦合机制认知不完善，仍限制了系统性理解与精确预测。因此，加强构建跨境水文气象监测网络、开发多尺度数据同化系统，有利于提升该地区的水资源监测和调控能力，促进气候变化情景下的水资源评估研究，支撑可持续水资源管理，以提升中亚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水安全的能力。

乡村生活空间重构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深刻内涵所在，对其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旅游绅士化为切入点，基于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构建“乡村生活空间场域架构—转换机制解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室韦村为例，系统性解析旅游绅士进程中乡村生活空间重构及其机制。研究表明：① 室韦村的旅游绅士化具有鲜明的时空阶段性，经历了旅游绅士化萌芽阶段、旅游绅士化初级阶段和旅游绅士化发展阶段，由原始场域转换为旅游场域；② 乡村生活空间即为一个场域，根据居民日常行为活动衍生出居住、消费、就业以及社交等4个子场域，以此架构乡村生活空间重构的四元分析框架并剖析其重构特征；③ 乡村生活空间场域充满了不同行动主体间的较量与博弈，场域内“权力—资本—惯习”相互作用，以此解构室韦村生活空间场域的转换机制。研究旨在从理论方面深化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既是场域理论在地理学领域的尝试与探索，也为乡村生活空间重构以及厘清背后复杂问题与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析思路。

在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治理面临着复杂的挑战。传统的治理模式依赖于行政主导与地方化管理，而新流动性的出现则突破了物理空间的界限，推动资本、人员、信息与技术等流动要素的跨界整合，形成了动态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网络。这一变化使得传统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治理需求，亟须探索适应性的治理策略。因此，研究尝试引入“空间善治”理念，在明晰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空间善治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围绕空间善治的目标、对象、主体、尺度和方式等5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空间善治体系框架，并基于此进一步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强调了目标定位、对象识别、主体协同、尺度转换与方式转型的重要性。通过超越流动性与地方性的二元对立，研究丰富了乡村旅游地空间治理的理论视角，并为乡村旅游地多元治理模式的实践探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