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陆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是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最为经济、绿色的途径之一。土壤颗粒态有机碳与矿物结合态有机碳作为重要的土壤有机碳组分，是精细诊断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变化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气候变暖改变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同时对植物和微生物源有机碳输入产生影响，但关于土壤有机碳组分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有统一结论。论文系统介绍了土壤颗粒态和矿物结合态有机质分组框架；阐述两种组分形成、转化和稳定过程；梳理目前学术界关于土壤颗粒态有机碳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讨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目前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制定土壤有机碳管理措施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商业和贸易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联系在一起，各国更加倾向于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多极经济力量体系崛起，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不断升级，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于地缘经济研究的兴趣。但当前地缘经济研究仍缺乏清晰的理论和概念界定以及完整的质性分析框架，难以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地缘经济理论支撑。基于此，论文对西方地缘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① 西方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可以划分为理论萌芽和理论初创两个阶段；② 形成了地缘战略学派、经济地理学派、批判地理学派三大理论学派；③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分别基于“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并相互纠缠；④ 主要实证研究议题涵盖了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地缘经济话语与想象等方面。最后，论文指出地缘经济是一种现实存在，而地缘经济学作为其对应的理论总结，是基于资本逻辑的政治地理学，关注地缘政治空间经济。它与地缘政治学辩证统一，既是一种外交政策实践，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基于已有研究和中国面临时代背景的耦合性，论文认为未来可以从地缘经济韧性、不同尺度下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问题、小国与第三国地缘经济实践、城市区域主义视角下的地缘经济、地缘经济话语与实践关系研究等5个方面展开研究。研究有助于准确、全面理解地缘经济，把握西方地缘经济学发展动态，更好地引导国内地缘经济学发展，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和平崛起。

人口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规律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数据精度和质量的提升，基于公里网格统计单元宏观分析该问题已具可行性。论文以公里网格为统计单元，结合WorldPop数据集和SRTMGL1数据集，分析了2000—2020年间中国人口数量在地形因子(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特征，比较了不同人口空间化数据集、DEM数据源以及网格大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人口数量分布呈现强烈且持续小幅增强的低地形指向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分布半数平衡点在2000年分别为95.6 m、50.7 m和3.01°，到2020年下降至77.0 m、46.8 m和2.88°。② 相对土地面积分布，人口数量分布呈现范围稳定且强度持续小幅增大的低地形优势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主体优势分布上界分别较稳定地位于520 m、137 m和6.84°附近，人口主体优势率分别上升了0.011、0.026和0.038。③ 除DEM数据源差异对人口数量的起伏度分布和坡度分布有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项数据差异并未产生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宏观理解中国人口分布与地形的关系提供新的基础参考。

汽车制造业百年一遇的大变革带动中国兴起“造车热”，重塑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格局。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采用区位商指标比较2013年和2021年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新能源和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特点，评估中国城市汽车、电子、电气三大产业共同集聚情况；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研究影响中国汽车制造业区位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汽车制造业企业整体上趋向产业历史基础较好的城市集聚，产业布局具备延续和变化双重特征。② 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并存，一方面，传统汽车制造业集聚的城市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仍具有潜力；另一方面，深圳等传统汽车制造业薄弱的城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突破。③ 在2021年，中国只有上海市、合肥市、苏州市等11个城市实现汽车、电子、电气三大制造业共同集聚，重庆市等汽车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并未在电子和电气制造业领域取得专业化优势。④ 制造业多样化指数、制造业知识复杂性、常住人口数量、汽车制造业区位商有助于汽车制造业企业集聚。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趋向外资工业企业集聚的城市，偏离电子制造业企业集聚的城市。电子和电气制造业区位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产业区位论，并为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和政府产业布局规划提供依据。

高质量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是夯实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基础的重要抓手。论文运用缓冲区分析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探究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在空间分布上，上海是专精特新企业集聚的主要地区，其次是省会城市和沿江沿海城市；行业构成整体上呈“非均衡”态势，机械设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行业占比较高，但不同区域有差异。② 在集聚特征上，圈层差异和尺度效应明显。省域内，各省市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全域上，整体呈“一极多核”的空间分布格局。上海是专精特新企业主要集聚区，省会城市及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为专精特新企业次级集聚区。③ 自然地理、政府、市场及社会四大维度因素对专精特新企业的空间分布影响具有尺度效应。土地开发程度作用尺度较小，是局部变量，对不同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差异较大；高程、政商关系、市场化程度、企业数量、对外开放程度、物流水平、创新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尺度较大，是全局变量，且除市场化程度、企业数量对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其余因素对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的布局优化提供支撑，为专精特新政策制定与产业规划提供参考。

北极日益加剧的气候与环境变化对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系列影响。从第三产业视角认识北极变化的影响，能为北极/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参考。论文通过文献综述，系统梳理了北极变化对第三产业典型行业的影响途径与效果。结果发现，以气温升高、降水增加、冰层消融、冻土退化为代表的各北极变化均以多种途径广泛影响着第三产业，并对大部分行业要素产生了利害并存的影响。这些影响为相关研究和中国提供了多项启示。未来研究需要：① 填补影响途径的认知冷点，综合北极变化的致利与致害效应；② 探究北极变化的间接和级联影响；③ 融合多源数据。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对北极规则制定的参与度，改善“冰上丝绸之路”的运输设施和运输保障，丰富北极旅游产品并创造贸易增长条件，进而把握北极第三产业变化的机遇。

数字经济是促进新时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论文基于中国280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依托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且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深化数字经济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地理科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自然和人文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灾害地理学则主要聚焦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孕灾环境与发生过程，为制定科学的防灾减灾对策提供支撑。随着灾害地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研究队伍力量的逐渐壮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21年在地理科学(D01)首次设立了“环境地理与灾害地理”二级申请代码(D0104)。基于此，论文归纳了灾害地理的内涵及特点，总结并分析了两年来灾害地理相关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概况，并结合关键词对灾害地理包括的11个研究方向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灾害地理申请代码的设立优化了该学科的申请与资助渠道，其申请量获得了显著提升。② 灾害地理表现出聚集特征，其中的科学问题属性契合“需求牵引、突破瓶颈”，但属性相对单一；研究力量集中分布在华北地区，科研群体则以中国科学院为主。③ 灾害地理主要关注气候变化及其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相关灾害事件，灾害类型相对单一，其关键词库需及时更新和优化；学科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较为丰富。④ 灾害地理细分研究方向的覆盖内容获得初步明晰，且申请量主要集中在 “灾害风险分析与管理”方向。总之，灾害地理应丰富科学问题属性，强化拓展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在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科研队伍的基础上，提高研究方向与申请项目的匹配度，进而促进灾害地理的学科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季节是全球和区域人类农业生产活动遵循的重要气候年内变化规律。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地表气温明显升高，与地表气温相关联的季节起讫和持续时间等参数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首先，论文总结了目前广泛应用的三大类季节定义方式，包括从行星角度出发的固定长度季节定义法、气温的绝对和相对阈值季节定义法、区域地理因素和天气平均态转变的季节定义法；其次，回顾了当前利用不同动态指标定义季节主要获得的历史时期冷季缩短、暖季变长的时空规律，以及气候变暖背景下自然变率和外强迫对季节长度变化原因的解释；最后，从季节定义方法的应用领域和空间上通用性角度评述了各个方法的优缺点，并从数据偏差影响、通用指数发展、气候变暖背景下变化机理三方面对未来进行了展望。研究结果明确了季节划分方式间的差别、季节变化特征及原因，不仅有利于指导农业生产，也可以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可靠科学信息。

现代人类活动对地球表层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在不断变化，人地圈环境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正面临严峻挑战。人地系统耦合研究是破解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途径，然而目前对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因此，梳理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研究进展对于促进人地系统科学发展，支持人地系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乡村人地系统耦合是乡村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综合过程，形成了“过程—机理—格局—效应—调控”的理论范式。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乡村自然社会要素耦合过程格局、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反馈、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驱动效应、全球化与农业贸易的远程作用、政策管理与工程治理的调控响应5个方面，研究方法主要涉及耦合评价模型和耦合机理模型。针对多尺度乡村人地系统耦合互馈和传导机制的研究不足以及数据模型匮乏，未来研究应当注重探测结构转型和尺度延伸下的乡村人地系统耦合过程与格局，探析要素流动和效应传导下的乡村人地系统耦合机理，探寻数据驱动和模型集成下的乡村人地系统模拟和决策方法，探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乡村人地系统协调路径。

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研究常以创设情境的方式调查旅游地客源变化的影响要素，结合尺度概念可丰富客源演化的实况情境。为了增强忠诚度概念在时空尺度上的有效性，论文以淄博为例，通过访谈法、文本分析法梳理“进淄赶烤”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借用尺度概念演绎分析游客、本地居民在流量来之前、之中、之后3个时间段上对淄博烧烤的忠诚度。研究发现：① 尺度视角下的忠诚度分析能够从地方承载的产业结构、政策治理、文化符号等维度综合地分析多主体忠诚态度、行为发生的原因与可能性，通过多时段分析展现旅游目的地忠诚度发生的实况情境；② 通过梳理“流量”所涉及的尺度实践，在案例中探索淄博地方政府、各级媒体借助“流量”将淄博烧烤升尺度为淄博市的文化标签，游客、本地居民将共同认同的人性之“善”降尺度为淄博市域内的多维消费体验；③ 在政策方面，建议地方政府每年以节事的形式维持品牌热度，但需让游客感受到无阶层、无标准化、无约束的节事狂欢特点，节事期间可叠加大学生、相关企业、地市事业单位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增强游客进淄的可能性。论文结合尺度与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的概念搭建学术分析框架，为“网红”现象冲击下旅游客源的可持续性问题提供建议。

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对促进辽宁发展、东北振兴、东北亚区域合作均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论文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06—2020年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改进引力模型探讨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联系结构及引力格局，结合威尔逊模型对城市高质量辐射范围测算。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同时呈现“以大连为高地，黄海翼、渤海翼两大低谷连绵区”的空间分布格局。② 各维度指标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协调发展、深化改革和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动能转换和共享发展呈大连一核引领的空间分异，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呈渤海翼领先发展的空间分异，开放发展和深化改革呈黄海翼领先发展空间分异特征。③ 空间联系网络结构复杂，但仍需进一步创新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辽西北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升城市空间联系等级。④ 辽宁沿海经济带呈现出对外辐射型、对外依赖型、辐射依赖相当型3类城市空间联系结构；并将经济带划分为“一核引领、两翼协同、多点支撑”的引力格局；大连是唯一的对外辐射型城市，空间辐射范围也呈对外扩张趋势。

解析经济活动和环境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是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途径。环境经济地理应运而生，主要研究环境要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经济活动对自然条件的选择、适应与改造。论文首先梳理环境经济地理学科演进，构建经济循环视角下的研究框架，发现其经历了从关注外生发展时的成本外化与外部治理，逐渐转变为成本内化，将自然资源考虑为资本的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历程。论文对1996—2023年国内外经济—环境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总结出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经历起步期、建构期、腾飞期等重要阶段。结合全球价值链和物料流通理论，论文分析出环境经济地理议题对后发区域“绿色化”转向、生产部门网络重构、演化经济地理需求侧以及全球—地方互动的关注，并提出未来研究为解决生态环境治理，绿色创新与产业转型，能源、韧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贡献。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大规模流失引发乡村人地关系失衡，加剧了村庄空心化问题。科学测度乡村空心化、提出以乡村振兴为导向的空心村整治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黑龙江省拜泉县为例，基于人口转移率测度了乡村空心化水平，运用熵权TOPSIS法评价了村庄发展潜力水平，将二者结合识别了村庄发展类型，提出差异化的空心村整治策略。研究结果显示：① 拜泉县乡村空心化水平均值为0.6529，空心化程度明显。乡镇层面的空心化处于中度和高度水平，村庄以高度和重度空心化为主。农村人口流失主要归因于城乡建设不均衡、农村就业机会少、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等。② 村庄发展潜力均值为0.2279，整体水平偏低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县城周边、沿主要交通干线以及主要河流的村庄发展潜力水平普遍高于偏远地区的村庄。产业兴旺(0.5026)水平显著高于乡风文明(0.2703)、生态宜居(0.1472)，治理有效(0.0317)、生活富裕(0.0482)水平较低，成为村庄发展潜力的短板。③ 拜泉县村庄类型划分为Ⅰ类——高潜力低空心化、Ⅱ类——高潜力高空心化、Ⅲ类——低潜力低空心化、Ⅳ类——低潜力高空心化4类，整体以Ⅱ类——高潜力高空心化为主，且县域南部村庄发展状态好于北部地区。未来村庄发展应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重心向Ⅰ类、Ⅱ类以及南部村镇转移，并完善宅基地、生态用地、耕地等相关制度体系，促进村庄内部结构调整；培育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探索特色产业规划与升级道路；构建“中心镇—中心村—农民社区—村庄”的新型村镇体系，加强城乡互动，促进要素聚集、资源共享；同时加大环境整治，增强社会保障，吸引人才回归，实现空心化治理与县域乡村振兴。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乡村面临整合有限资源实现产业转型发展的现实难题。论文从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转变的视角出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概念内涵与驱动力进行阐释，并以广西为例，根据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典型模式进行划分，基于此构建乡村产业重构的保障机制。结论如下：① 乡村产业重构可理解为基于当地发展条件与外部市场环境，整合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通过产业培育、调整、升级与转型，优化空间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体系，以实现乡村产业内部良性均衡发展与对外产生输出价值的过程，具有主体多元化与业态多样化的特征。② 在产业重构的具体实践中，乡村地域系统的外源驱动力与内生发展力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相关的各要素耦合协调。③ 乡村产业重构包括农业种养专业化模式、传统文化产业化模式、乡村旅游驱动型模式、工业制造业集聚型模式与商贸物流服务型模式等5种典型模式。④ 政策方面应重点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引导关键生产要素向乡村地区集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布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动摇。通过综合施策，以期为乡村产业重构实践提供机制保障，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全球化发展极大地扩展了个体对空间和社会资源的接触与占用，网络空间在与现实空间的互动融合中获得地理学维度和社会学维度的解释，概念内涵从技术转向空间、社会和媒介。新技术带来新问题，地理学家讨论了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对个体活动、城市空间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然而，网络空间仍然缺乏地理学概念和地理特性的研究，成为网络空间地理学发展的阻碍。论文聚焦于网络空间在社会地理领域的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识别不同时期国内外学者在网络空间地理学领域中的研究热点，梳理网络空间发展脉络及其社会空间属性建构过程，并基于虚实混合空间的视角，从行次衰减、媒介空间和虚拟表征等方面总结网络空间的社会地理研究进展，以期更好地理解与研究网络空间中的地理现象和社会问题，推动网络空间地理学发展。

非粮化耕地是耕地补充来源和用途管控的重点区域，科学识别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并对其进行分区调控是落实新时期耕地保护目标的重要基石。论文以成都平原为研究区，遵循“内涵界定—潜力识别—分区调控”的研究思路，基于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系统解析，统筹资源环境适宜性和社会经济约束性构建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评价体系，明晰非粮化耕地理论和现实整治潜力阈值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借助两维图论聚类算法构建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分区并提出调控策略。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非粮化耕地理论整治潜力面积为2461.14 km²，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性；② 研究区非粮化耕地现实整治潜力约束系数对不同县(市、区)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性，规划管控约束、耕作条件约束、经济支撑约束和社会意愿约束下的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分别为2348.31、1347.89、1676.52和1292.74 km²；③ 按照“约束类型+时序引导”的规则可划分5类整治潜力分区，不同分区之间的约束类型组合与整治时序安排可为差异化调控策略提供依据。研究结果可为成都平原强化耕地“非粮化”治理和保障耕地“进出平衡”制度实施提供科学支撑。

乡村性既是乡村宏大叙事的认识论，也是引领乡村发展实践的方法论，旅游要素的注入使得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具有区别于普通乡村的特性。论文基于传统乡村、快速城市化到城乡融合的乡村发展历程，从乡村区域功能、政治经济学、乡村整体建构等视角回顾了国内外乡村性相关研究。基于“要素构成—基本属性—重要特征”的概念分析逻辑，对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进行解析，论文提出：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是旅游影响乡村重构过程中“人—地”关系的地方意义所在，从需求主体角度体现为旅游者对乡村的认知与情感，从乡村发展角度体现为多元主体在特定乡村地域空间情境下持续开展的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的结果表征，具有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及景观等基本属性和空间维度的地域性、时间维度的动态性、价值维度的体验性等主要特征，需置于“我者”与“他者”、城市性与乡村性、现代性与传统性、商业性与真实性的关系中加以理解。论文构建了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概念分析框架，从研究内容和方法层面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展望。

随着人类基础设施活动越来越频繁，有关基础设施对人地关系和人类社会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引发了人文地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广泛讨论。论文系统地讨论了女性主义基础设施地理学的研究脉络及其核心议题。首先，对地理学中有关基础设施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地理学对基础设施的研究呈现出“社会文化转向”的趋势，强调了基础设施在其功能属性之外，同时也兼具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属性。其次，从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出发，强调了以性别为代表的社会核心—边缘视角在基础设施研究中的“社会文化转向”的重要价值，指出女性主义可以为分析基础设施的空间效应提供兼具微观与宏观的绝佳视角。再次，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异质性对于其利用基础设施改造和利用环境的不同影响和路径，从基础设施生产端的性别差异以及基础设施使用端的性别差异等两个不同场域勾勒出基于性别视角的基础设施研究的主要内容。基于上述文献，论文最后搭建了一个女性主义基础设施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框架以及分析思路。论文所提出的女性主义基础设施地理研究的核心框架也可为其他广泛关注女性主义话题的学者提供在更大、更宽和更广范围内进行跨学科对话的机会。

快速城镇化引发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与居住环境的变化，对居民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建设绿色空间促进居民接触自然环境并缓解心理压力已成为重要的健康干预措施。现有关于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大多采用横断面设计，难以识别两者的因果关系，且缺乏探讨绿色空间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健康效应的差异性。论文以武汉东湖绿道为例，基于2016年和2019年跟踪调查的1020份东湖绿道周边居民的问卷数据，在控制邻里环境特征的基础上，运用自然实验方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空间干预与居民心理健康变化的因果关系，并结合分层分析方法揭示绿色空间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心理健康的因果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① 绿色空间干预显著促进了实验组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② 绿色空间干预对心理健康的因果效应在不同性别和教育程度的群体中无显著差异，而在不同职业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绿色空间干预仅显著提升了未就业群体、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而言，大型绿色空间的建设显著改善了周边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尤其对于未就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等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促进作用更显著。绿色空间干预对于改善居民心理健康、缓解由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造成的心理健康受益不均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时代背景下，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为儿童提供了新的成长空间。研究通过WoS(Web of Science)SSCI合集、Google Scholar等学术检索平台收集ICT与儿童地理学相关英文文献共89篇，并对ICT的研究内涵进行梳理总结。从技术层面，归纳了ICT在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技术变迁及在儿童地理学中的研究应用。同时通过构建宏观的“全球化—地方化”、中观的“家空间—学习空间—公共空间”、微观的“个人身份构建”的综述主体框架，以地理视角解读ICT与儿童群体的相关研究。最后打破以往儿童研究中物理性的独立、封闭的二元代际分界，介绍“真实—虚拟”、“私人—公共”的新争论，以新视角拓宽研究思路。指出如何引导未成年人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地融入数字化背景，富有创造力地使用数字化工具，健康地看待自身与技术的关系，将成为中国语境下新的儿童研究重点，并呼吁学界和社会各方应对于数字时代的儿童发展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