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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6 , Vol. 45 >Issue 2: 424 - 436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6.02.014

研究论文

数字经济时代城市新零售空间重构的实证——以天津市书店的文化消费空间为例

  • 王睿 ,
  • 周雯珮 ,
  • 张赫 , * ,
  • 柯玲虹 ,
  • 金雨扬 ,
  • 贺晶
展开
  •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 300072
* 张赫(1982—)，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低碳城市规划、智慧城市。E-mail:

王睿(1985—)，女，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低碳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效益。E-mail:

收稿日期: 2025-04-15

  修回日期: 2025-11-24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2-11

基金资助

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19ZLZXZF00320)

收起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new retail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n empirical study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spaces in Tianjin

  • WANG Rui ,
  • ZHOU Wenpei ,
  • ZHANG He , * ,
  • KE Linghong ,
  • JIN Yuyang ,
  • HE Jing
Expand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4-15

  Revised date: 2025-11-24

  Online published: 2026-02-11

Suppor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ic Research in Tianjin(19ZLZXZF00320)

Fold

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传统零售加速向新零售转型，新技术颠覆性改变了文化信息的传播获取途径，深刻改变了城市的文化消费空间结构。与物流驱动下实体商品零售空间发生重构不同，文化消费空间演化的规律和本质有待探讨。论文以书店为典例，运用核密度分析、最邻近指数、地理探测器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分析2012—2022年天津市书店空间的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演变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书店空间呈现“先中心聚集—后外围扩散”的空间演化趋势，2016年为转变拐点；② 新型书店的发展倾向于技术扩散假说，上述“聚集—扩散”现象首先在中心城区显现，郊区滞后；③ 书店空间重构的本质在于零售功能的转变，由零售功能转向体验功能，在选址上体现为学校对书店布局的影响逐年减弱，反之，商业中心的影响逐年增强；④ 路网和地价对书店的影响呈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初期选址遵守传统零售布局模式，后渐摆脱对传统优势区位的依赖。研究验证了不同新零售业态的差异化空间演变趋势，为新零售选址布局、业态关联组织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数字经济; 新零售; 文化消费空间; 书店; 空间布局演变; 影响因素

本文引用格式

王睿 , 周雯珮 , 张赫 , 柯玲虹 , 金雨扬 , 贺晶 . 数字经济时代城市新零售空间重构的实证——以天津市书店的文化消费空间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6 , 45(2) : 424 -436 . DOI: 10.18306/dlkxjz.2026.02.014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raditional retail is accelerating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new retail. New technologies have dramatically changed the ways in which cultural information is disseminated and accessed, profoundly altering the structural space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in urban areas. Unlike the restructuring of physical retail spaces driven by logistics, the patterns and essence of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spaces require further exploration. Using bookstores as a typical case, we applied methods including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nearest neighbor index (NNI), Geodetector, and 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GWR). We examined the spatial evolution patterns of bookstores and their driving mechanisms in Tianjin over a decade from 2012 to 2022.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Bookstores had undergone a dynamic process of change characterized by "initial concentration at the center, followed by outer diffusion", with 2016 as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 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etail" bookstores wasmore inclined towards the innovation diffusion hypothesis. The aforementioned "concentration-diffusion" phenomenon first emerged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while it lagged in the suburb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commercial environment of the central urban area wasmore sensitive to market changes, and the rapid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had further accel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3) The essence of bookstore spatial restructuring l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commercial functions—from purely retail-oriented to experience-centric hybrid models. Such functional changehad reshaped locational logics, evidenced by the progressive decline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patial couplingand the rising dominance of commercial agglomerationsin bookstore distribution patterns. 4) 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factors and land price levels on bookstores showed a trend of initially increasing and then decreasing. In the early stages, bookstore location followed traditional retail layout patterns, and as technology permeated, the reliance on traditional advantageous locations gradually diminished. This research verified the differentiated spatial evolution trends of various new retail formats,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location planning and optimization of format-relate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in new retail.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new retail; cultural consumption space; bookstores;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和逐渐渗透，城市生产方式、消费者行为均发生了巨大变革[1]。消费者逐渐脱离了传统零售业态的时空制约，消费行为呈现出数字化、体验化趋势。在数字经济发展、消费偏好改变等多因素驱动下，零售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2-3]，零售业的组织分工、商品资源分配形式和传导路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城市零售空间也随之重组、重构[4-5]。城市零售经历从传统实体零售时代到电子商务时代(2000年)，再到移动支付时代(2010年)，最后到新零售时代(2017年)的发展全过程[6]。新零售是依托信息技术、以物流为支撑、融合线上线下全渠道、以需求数据指导供给的零售模式[6-7]，是一种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数据驱动的泛零售形态[6]，它改变单一的物品零售模式，催生出多元的零售形态和物种，转变为商品、服务、内容等多元组合式零售，重构“人货场”关系，实现消费需求精准匹配和响应[8-9]。新零售业态正在逐步成为零售业发展的新增长点，它加速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推动城市空间的重构。
根据品途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等多家研究机构分别发布的《2018年中国零售新物种五十强》《2024年中国新零售“百强榜”》等榜单，现有的新零售空间可主要分为科技体验类(小米之家)、生鲜商超类(盒马鲜生)、社区便利类(便利蜂)、餐饮零售类(美团外卖)、家居生活类(全屋优品)和文化休闲娱乐类(钟书阁)[1]。其中，基于居民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餐饮零售、生鲜商超和社区便利类新零售为规划、地理学科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大量研究聚焦于分析新零售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演化特征趋势[1,10-14]、新零售的区位选址偏好以及与传统零售的差异[3,15-17]、新零售业态布局的影响机制[18-20]以及新零售线上线下规划布局措施等[21-22]。
对于餐饮零售类，晏龙旭[11]发现了外卖店铺逐渐远离城市中心、向地块内部渗透的“均质化”和“再聚集”的空间演化特征；钟雨妮等[14]认为新零售业态促进实体空间发生转变。对于生鲜商超类，张赫等[23]分析了生鲜零售的线下空间去中介化特征；钱欣彤等[24]分析了生鲜果蔬的线上配送服务对传统实体空间分异有加强作用。对于社区便利，原榕等[15]以便利店为例，发现新零售的发展对城市区位选择产生差异化需求，其中交通因素对传统零售影响更强，而新零售则对地价因素更为敏感。以上研究均证实了城市传统零售空间正在发生转变和重构，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新零售空间，其发展和演化的趋势呈现明显的差异性。
与较完善的外卖、生鲜类社区零售研究相比，已有研究对文化休闲类新零售的关注略显不足。然而，文化消费零售是最早受到信息技术冲击且受影响程度最大的，新技术颠覆性地改变了文化信息传播的途径和效率，信息类商品如图书、影像等资源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瞬时获取或通过线上平台购买，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文化信息类实体零售空间(如书店、影院等)，也深刻改变了城市的文化消费空间结构[25-26]。同时，文化消费空间的转型也映射着新零售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当城市由“生产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居民消费取向从“商品”向“体验”转变、当数字技术消解掉空间“商品陈列”的功能后[19,27]，零售实体空间的价值意义何在；该怎样完成空间功能的更新和迭代；新的功能布局、业态之间的关联该如何组织值得进一步思考[28]。
目前，研究分别从全国、市域尺度上分析书店[25-26,29-30]、影院[31]、咖啡店[32]等文化消费空间的演化趋势和空间分布影响机制。汪明峰等[25]分析了网上购物对不同规模书店的影响效应，认为网上购物为传统消费的补充形式。李少琦等[26]分析了近20年全国新型书店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人口、交通、经济发展水平为新型书店区位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甘依霖等[30]认为城市文化消费空间正向多元化复合式消费空间转型。总的来说，相关研究较少，空间分析有待深入，影响因素分析多以单一时间截面为主验证相关关系，而尚未厘清驱动因素和影响作用趋势。
综上所述，目前城乡规划、地理学科已对新零售的空间格局、演变趋势、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展开了诸多研究，但对推动新零售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还有待探讨。Anderson等[33]提出创新扩散假说和效率假说,认为地区发展水平影响电子商务空间布局；部分学者[2,25]认为，网上购物对实体消费空间存在替代、补充、中立等作用，网上购物可能会减少消费者外出消费的频率和出行距离，从而间接影响新消费空间的选址布局。总的来说，消费空间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数字技术也并非以单一模式作用于消费空间：对于实体商品零售空间(如生鲜、便利店)，其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原因是物流配送模式的兴起改变了原有的商品获取模式，部分空间被替代，部分压缩为“仓储”功能[23]，空间从需求端逐渐转向供给端，选址不再局限于传统中心地理论中的市场，而是嵌入城市物流网络。不同于实体商品的影响作用路径，承载文化类虚拟信息资源的消费空间转型的原因在于空间功能的转变，一是零售功能的消亡，二是体验式消费模式的兴起让空间本身成为消费内容，这样的业态转型可能会重新定义新空间的选址偏好，在此背景下，该类消费空间是否还会倾向于传统零售业态布局，其区位选址呈现何种新特征值得深入探讨。
基于此，本文选取书店作为文化消费新零售空间典型代表，采用核密度、最邻近指数等方法分析2012—2022年数字经济发展10年来，文化消费空间的演化特征和趋势；通过地理探测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等方法探究历年来书店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揭示空间演变的影响机制。本文试图多维度地理解空间功能的转变如何映射到选址和空间分布格局上，为新零售选址、功能布局、业态关联组织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研究区域

城市文化消费空间包括影剧院、音乐厅、书店、文化创意产品商店等，是以文化产品及服务消费为核心功能的实体场所。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和样本数量，本文选取在数字经济浪潮下发生深刻变革的书店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以天津市为研究区域，研究范围为涵盖15个行政区和1个滨海新区的全市域范围。天津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北方超大城市，近年来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技术落位大力推动文化产业转型，自2018年起持续推进《天津市实体书店扶持资金管理办法》等政策助力实体书店发展和转型，目前全市已发展了包括言几又、西西弗、钟书阁等新零售书店在内的千余家实体书店。

1.2 数据来源

基于时间跨度的数据可获得性，本研究涵盖2012—2022年10年时间跨度范围，选取2012、2014、2016、2018、2020、2022年共6个时间截面的书店POI数据。通过高德地图官方开放API在研究范围内爬取并筛选出书店兴趣点，筛选方式为：搜索含“书店”“书咖”“书吧”“图书”关键词的商业店铺名称，经数据清洗，共得6年累计数据3071条。
本研究通过安居客网站(https://tj.fang.anjuke.com/)和中国地价监测网(https://www.landvalue.com.cn/)获取天津市地价水平。由于人口数据较难获取历年的准确数据，本文使用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第七次人口普查两个时间截面数据。通过高德地图获取历年商业中心、学校等POI数据。使用来自OpenStreetMap的历年天津市路网数据。通过大众点评网爬取2022年的书店网络评分数据。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用于计算每个输出栅格像元邻域内的目标要素的密度，通过判定密度值的高低可以得到目标要素的空间集聚特征[3]。本研究运用核密度分析刻画实体书店在不同时间截面的空间密度特征和分布趋势。借助ArcGIS 10.2平台实现对实体书店的核密度值的计算。

1.3.2 最邻近指数(NNI)

最邻近指数(nearst neighbor index，NNI)用以表示目标要素的平均观测距离与预期平均距离之间的比率[26]。在本文中，最邻近指数用于衡量各年书店空间分布的聚集离散程度，其公式为：
N N I = D o ¯ / D E ¯
式中： D o ¯表示每个实体书店与其最近点之间观测的平均距离； D E ¯为随机模式下的预期平均距离。当最邻近指数小于1时，则表现为聚集，指数越小代表聚集程度越高；若指数等于1，则表现为随机；若指数大于1，表现趋向于扩散[26]。

1.3.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探测空间分异性及定量解释其驱动因子的方法，主要包括因子探测、风险探测、交互探测、生态探测4个探测器[34]。本文运用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2012—2022年实体书店布局的驱动因子及其影响作用大小，主要利用因子探测器，探测不同因子对书店空间分布的影响大小，用q值衡量。q值介于0~1之间，q值越大，说明影响因子对书店分布的解释力越强，反之则越弱[35]。q值计算公式为：
q = 1 - ∑ h = 1 L N h σ h 2 N σ 2 = 1 - S S W S S T
S S W = ∑ h = 1 L N h σ h 2 ,           S S T = N σ 2
式中：h表示影响因子的分层，即分类或分区；Nh、N分别为层h、全区的单元数； σ h 2、σ2分别为层h、全区Y值的方差；SSW、SST分别为层内方差之和、全区总方差。

1.3.4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

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是一种考虑地理位置变化因素的空间分析方法，其回归系数考虑到空间局部特征，可以较清晰地反映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29]。相较于传统GWR，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允许每个自变量使用不同带宽，克服了GWR模型中各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尺度一致的缺陷，比最小二乘法、GWR模型更接近于实际[36-37]。本文以实体书店密度为因变量，使用MGWR模型探究各自变量影响作用的空间异质性。MGWR模型的计算公式如下：
y i = β b w 0 u i , v i + ∑ j = 1 k β b w j u i , v i x i j + ε i
式中： y i为第i个样本点的因变量观测值； x i j为第i个样本点的第j个解释变量；(ui, vi)为第i个样本点的空间坐标； β b w 0 u i , v i为随空间位置变化的截距项；β b w j(ui, vi)为第j个解释变量在位置(ui, vi)处的回归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2 文化消费空间的空间布局演化特征

2.1 “重创—持续低迷—转型复苏”的发展历程

全国的书店发展历经了两个关键时间节点：一是2000年前后，当当网和亚马逊等网上书店的兴起对实体书店造成重大打击，至2012年全国近5成实体书店倒闭；二是至2014年前后，国家对文化消费行业的政策支持和市场的自我革新转型促使实体书店重返市场，以先锋书店、西西弗等新零售书店为首，书店经济开始回暖[38]。
聚焦到天津市，其书店的发展历程与全国的发展趋势基本吻合，具体而言，可总结为“重创—持续低迷—转型复苏”三个发展阶段(图1)：2000—2006年，实体书店遭受线上书店重创，书店增长率急速下降；2006—2014年，实体书店持续低迷；2014年开始，传统书店开始探寻转型之路，逐渐从单一零售功能转变为集体验、消费、网红打卡一体的多业态新零售书店，文化消费经济开始逆转，与此同时，新零售的选址和空间布局也发生了深刻变革。
图1 2000—2022年天津市书店数量变化情况

Fig.1 Changes of the number of bookstores in Tianjin City during 2000-2022

2.2 “先中心聚集—后外围扩散”的空间演化趋势

2012—2022年间，书店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先中心聚集—后外围扩散”的逐年演变趋势(图2)：2012年书店以中心城区为核心、近郊小范围扩散、远郊多组团分布；至2016年，城市中心的核心结构得到加强，呈现绝对单中心结构；2016年后，开始向外围扩散，2022年形成城市中心为核心，近郊大范围连绵成片，远郊多组团分布的空间分布结构。
图2 书店空间分布的演变过程

Fig.2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ookstores

具体来说，从天津市市中心(本研究选取和平区滨江道核心商业街为市中心)向外每3 km做缓冲区分析。可知书店整体呈典型的“中心—外围”分布模式(图3a)，主要集聚在距市中心6 km范围内。对比多年情况可知(图3b)，2012—2016年，中心圈层的书店占比逐渐增多，书店逐渐向市中心聚集；2016年后，中心圈层的书店数量占比逐步降低，呈现出向外围圈层扩散的趋势。
图3 书店空间的圈层结构演变

Fig.3 Evolution of the zonal spatial structure of bookstores

天津市域可分为“市内六区、环城四区、远郊五区、滨海新区”共三个圈层和一个新区，探究历年各圈层的书店数量发现，与前文所得演变规律吻合，市内六区的书店演变趋势与远郊五区恰好相反(图3c)：整体呈现先向市中心聚集，再向外围远郊扩散的态势，2016年为趋势转变的拐点。该空间演变趋势与前文所提的书店发展历程相对应，这也是书店的商业模式转型在地理分布上的直观反映。如前文所述，天津市书店发展经历了重创(2000—2006年)—持续低迷(2006—2014年)—转型复苏(2014—2022年)三大阶段，在持续低迷阶段，实体书店持续萎缩，外围零散分布的书店逐渐消亡，占据优势区位的书店得以存活，在空间分布上体现为逐渐向市中心聚集；2014年后，书店开始转型，陡增大批新型书店，而由于新型书店不再以“零售”为主要目的且对资金成本较为谨慎，其选址开始倾向外围郊区，在空间上呈现向外围扩散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商业功能的转变，选址才随之改变，因此空间演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也是书店在2014年前后开始转型，而空间演变的拐点为2016年的原因。总的来说，2012年以来，随着时间推移，书店先呈现出传统零售业的选址布局倾向，向城市中心聚集；后逐渐呈现出新零售业的布局特征，开始向城市外围扩散。

2.3 新型书店发展更倾向技术扩散假说

最邻近指数能够更直观的反映书店空间分布的聚集离散程度。运用最近邻分析发现上述“聚集—扩散”现象首先在中心城区显现，郊区这一现象发生滞后。如图4所示，天津市中心城区(市内六区)和天津市域各年的最邻近指数整体上均呈现聚集形态(NNI<1)。同时，两个研究范围的指数均表现为统一的“先减小后增大”，即“先聚集后扩散”的趋势。但发生转变的拐点时间不同，中心城区为2016年(NNI=0.60)，而整个市域在2020年(NNI=0.28)后才开始转变。这表明中心城区的文化消费空间更早开始转型，映射在空间上，即为选址更早发生变化。传统零售转向新零售的过程最先在中心城区响应，书店类文化消费新零售空间发展更倾向技术扩散假说[12]，即中心城区的数字技术和新零售的发展先起步且较成熟，而外围区域的发展相对滞后。
图4 中心城区与天津市区平均最近邻指数(NNI)

Fig.4 Nearest neighbor index (NNI) of the central urban area and municipal area of Tianjin

3 区位选择因素的影响程度演变

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文化消费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在综合已有关于新零售区位选择[3,15]和文化业态选址[26,29,39]的影响因素研究后，选择人口、经济、交通区位、核心影响点四类影响因素(表1)进行分析。采用人口密度表征消费市场需求；以路网密度衡量实体空间的交通可达性，表征地理区位；地价水平关系到书店的运营成本，是影响选址的重要因素；核心影响点中的学校周边汇聚了庞大的知识消费群体，是影响书店选址的传统关键因素，而商业购物中心因其业态丰富、高客流且客流共享的特征，近年来受到新型书店的青睐[30]，将其作为新的影响因素纳入考量。
表1 影响因素指标选取与描述

Tab.1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影响因素 代表性指标 变量阐释 单位
人口因素 X1 人口密度 街道常住人口数与街道面积之比 人/km2
核心影响点 X2 学校密度 街道内学校数量(小学、中学、高校)与街道面积之比 个/km2
X3 商业购物中心密度 街道内商业购物中心数量与街道面积之比 个/km2
交通区位 X4 路网密度 街道道路总长度与街道面积之比 m/km2
经济因素 X5 地价水平 街道内商品房平均价格 元/m2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地理探测器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对6个时间截面各变量的平均值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由最小二乘回归(OLS)模型可知(表2)，各影响因素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2，表明各影响因子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同时，整体上5个变量均与书店布局显著相关(P<0.05)，除路网密度外，其余全部变量与书店布局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β>0，P<0.05)，商业购物中心回归系数最大(β=0.5860，P<0.001)，表明书店非常倾向于向商业中心布局，学校密度的回归系数次之(β=0.1236，P<0.001)，说明学校为书店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表2 OLS模型回归结果

Tab.2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OLS model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VIF
人口密度 0.1052* 0.0516 2.0370 1.5489
学校密度 0.1236* 0.0491 2.5191 1.3976
商业购物中心密度 0.5860*** 0.0502 11.6796 1.4621
路网密度 -0.1015* 0.0438 -2.3189 1.1119
地价水平 0.0991* 0.0466 2.1263 1.2604
R2 0.5299
调整R2 0.5213
F-statistic 61.5450

注：*、**、***分别表示P<0.05、P<0.01、P<0.001。

用地理探测器对每个时间截面进行影响力的具体分析，探究各影响因素对书店布局影响程度的历年变化，其输出q值越大说明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解释力越强，即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强。6个时间截面的地理探测器结果(图5)显示，除个别年份以外，5个影响因素均与书店布局显著相关(P<0.01)。将影响因素之间进行横向比较，可知学校和商业购物中心对书店布局的影响作用最大(q值平均值分别为0.27、0.41)，为两大核心影响点；人口因素次之(q值平均值0.21)；地价水平和路网密度对书店布局的影响作用较小(q值平均值分别为0.17、0.12)，这与前文OLS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图5 因子探测q值热力图

注：空白处表示回归结果P>0.01，即自变量与因变量间无显著相关关系，q值视为无效。

Fig.5 Factor detection q value heatmap

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探究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由表3可知，各类影响因子的作用带宽不同。仅有商业购物中心的带宽较小，为局部影响因素，对书店的影响呈现较大的空间差异，即书店对商业购物中心的空间分布相对敏感。而其余影响因素的带宽均较大，为全局影响因素，即在全局范围对书店产生影响，基本不存在空间差异。故在下文对各影响因素的详细分析中，主要探讨各因子在时间维度上的影响程度变化；仅在商业购物中心因子上，探讨影响作用的空间格局差异。
表3 各影响因子带宽选择

Tab.3 Bandwidth selection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影响因子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2018年 2020年 2022年
人口密度 257 278 278 278 278 278
学校密度 278 278 278 278 278 266
商业购物中心密度 43 74 86 136 95 61
路网密度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地价水平 158 158 158 278 236 278

3.1 人口因素：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变化不大

如图5所示，各年各街道人口数量对书店布局均产生显著影响(P<0.01)，且人口数量对书店的影响作用程度较为稳定，10年间变化不大(q值平均值0.21，SD=0.02)。人口数量作为消费市场需求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影响消费空间布局的重要且稳定因素。尽管互联网和新技术促使消费者行为转变、推动书店大范围转型，但目前并没有取代人口因素的重要性，书店选址布局仍遵循着最基本的向需求端聚集的传统零售市场规律。

3.2 核心影响点：书店与学校的关联逐渐瓦解，与商业中心的关联日益密切

基于6个时间截面的分析(图5)，除2020年外(P>0.01)，学校和商业购物中心均对书店布局产生显著影响。纵向比较历年的影响作用程度，明显可见学校对书店布局的影响逐渐减弱(q值逐年降低)，而商业中心对书店布局的影响逐渐增强(q值逐年增高)，两大核心影响因素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影响作用变化趋势。

3.2.1 书店与学校的关联逐渐瓦解

进一步对书店和学校、商业中心的空间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以商业购物中心和学校为中心，向外每100 m做缓冲区，分析历年来书店与核心影响点的空间关系变化(图6)。书店主要在学校300 m范围内聚集，历年拟合趋势线的斜率绝对值逐年降低(图6b)，说明书店与学校的关联程度逐年减弱，书店聚集在学校周边的分布模式逐渐被瓦解，也反映了书店的目标人群和零售功能的转变。
图6 历年书店与学校的空间相关关系

Fig.6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ookstores and schools

3.2.2 商业购物中心对书店的影响显著增强，且存在圈层空间分异

与学校相反，书店与商业购物中心的关联程度显著增强。由图7b的拟合趋势线变化可知，2012—2016年斜率绝对值激增，2016年后保持稳定。书店与商业中心的绑定性显著增强。同时，由MGWR模型可知，商业中心对书店的影响在空间上还存在较大差异(图8)：商业中心的影响呈现“中心—外围”圈层分异格局，在中心城区，商业中心对书店的布局影响较小(回归系数均值为0.15)，在外围郊区对书店布局的影响更大(回归系数均值为0.86)，即在郊区书店更倾向于依附商业中心布局。
图7 历年书店与商业购物中心的空间相关关系

Fig.7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ookstores and shopping centers

图8 商业购物中心的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系数空间格局

注：2018、2020年回归系数未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故未显示。

Fig.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in the MGWR model for shopping centers

书店与商业中心的关联性逐渐增强，表明书店传统的零售功能已逐步转向集消费、体验、休闲于一体的复合新零售功能。商业中心配备书店作为文化体验公共空间已成为一种新常态，也揭示了文化休闲与商业深度融合的新趋势。同时，城市郊区的书店更倾向于依附商业中心布局也意味着在互联网冲击下，城市外围的各类实体资源更趋向于集中布局以高效整合实体空间资源，单一分散式的发展在郊区更容易被淘汰。

3.3 交通区位：对书店的影响呈现“先增强再减弱”的趋势，实体空间区位优势占主导

由图5可知，路网密度q值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规律，即实体交通区位对书店的影响先增强再减弱。同时，数字经济时代各书店借助线上平台(如大众点评)还衍生出虚拟区位。虚拟区位一方面可以跨越物理空间限制，吸引更大范围的潜在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能反过来作用于实体空间布局选址，利用其优势弥补实体交通区位的不足[40-41]。
选择2022年详细分析书店的实体区位和虚拟区位 ① 的关系，以天津市中心城区(市内六区)为研究范围，结果如图9所示：大多数书店仍呈现明显的向实体优势区位聚集的特征(图9a)，而其虚拟区位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并未呈现明显规律(图9b)。
图9 2022年市内六区书店交通可达性与网络可达性分析

Fig.9 Traffic accessibility and network accessibility of bookstores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in 2022

将两者耦合分析可知，耦合度高(图9c蓝色点，高—高)和耦合度低(图9c红色点，高—低)的书店空间均集中在市中心。耦合度高的书店主要为高—高耦合，即实体空间可达性和网络可达性均较高，这类书店主要为新型书店，如内山书店、西西弗书店等，选址通常在商业购物中心内，交通区位好，且网络营销超前。低耦合主要为高—低耦合，即实体区位好但虚拟区位差，该类书店多为传统书店，占据学校周边或道路沿线等交通区位好的地段，且在数字经济时代未被淘汰。值得注意的是，低—高耦合(实体区位差但虚拟区位好)的书店非常少，这也说明目前数字技术对实体空间的影响还处于起步阶段，实体区位优势仍占主导，虚拟平台作为补充，并且互联网构建的虚拟空间也并非均质发展的空间，由于新技术应用门槛的限制和新技术传播的滞后性局限，线上文化休闲服务仍受到实体地理空间的约束，并可能会强化实体书店的空间分异。

3.4 地价水平：对书店布局的影响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同交通区位的影响趋势一样，地价水平对书店布局的影响也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特征(图5)，2016年达到峰值(q值最大)。这表明，初期书店选址仍然保留传统零售市场的惯性，对区位、经济因素较敏感；随着新技术深入渗透和转型加速，逐渐降低对传统优势区位的依赖，多样化和灵活的选址布局成为可能。

4 总结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书店为文化消费空间典型，运用地理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分析了从2012—2022年间天津市域的书店空间的演化特征，探究书店在数字经济驱动下选址的变化趋势，并进一步揭示空间演变的影响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 在数字技术冲击下，实体书店的发展历程可总结为“重创—持续低迷—转型复苏”三大阶段，其中2014年前后为传统书店向新零售书店转型的节点。
(2) 在宏观空间分布格局上，① 书店经历了“先中心聚集—后外围扩散”的动态演化过程，2016年为转变的关键拐点。对比于书店经营模式转型的时间节点(2014年)，空间选址的变化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映了商业模式创新与空间实践之间的时滞效应。② 新型书店的发展更倾向于技术扩散假说，上述“聚集—扩散”现象首先在中心城区显现，郊区滞后，说明中心城区的商业环境对市场变化更为敏感，市中心的文化消费空间更早地开始探索转型模式，以应对新技术对实体零售带来的冲击并响应消费者的行为偏好变化。同时，中心城区快速的信息、资源流动也进一步加速了转型进程。
(3) 在选址的影响机制上，① 整体来说，学校和商业中心为书店布局的核心影响点，人口、地价和路网对其影响较小。② 从历年看来，人口的影响较稳定；路网和地价对书店布局的影响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反映了新技术对选址决策的滞后性，初期书店选址会保留传统零售布局的惯性，随着技术的深入渗透，逐渐摆脱对传统优势区位的依赖。③ 书店与学校的关联逐渐瓦解，与商业中心的关联日益密切，推动这一现象产生的关键在于书店功能的转变(单一零售转向体验式复合功能)，这一转变向前反映的是消费需求和行为的变化，向后反映在空间上即为选址格局的变化。

4.2 讨论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图书零售作为最早受到冲击的传统零售业态之一，见证了数字技术兴起到全面渗透发展的整个历程，在此期间，书店历经了从被动适应技术变革到积极探寻转型模式，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的全过程。本文通过对书店空间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10年来城市文化消费空间的重构过程以及重构背后的驱动机制，并进一步探究在数字浪潮推动下，文化消费空间“人—货—场”三要素的转变，以及三者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
具体而言，数字化发展重塑了消费者(“人”)的偏好和行为模式；推动商品属性(“货”)发生本质变化，商品被赋予超越功能价值的体验价值，从物品向产品进化；进一步促进消费场景和空间布局(“场”)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商品—场景”之间的互动逻辑经历了从传统零售模式下的“货—场—人”向现代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人—货—场”的根本性转变，这也是数字时代文化消费空间发生重构的基本逻辑。
与实体商品零售空间发生重构的本质(借助物流配送削弱实体空间的必要性)不同，文化消费空间重构的核心在于零售功能的转变：从单纯的图书零售功能转为以休闲体验为主、零售为辅的伴随性消费功能。这也导致了各类零售空间在数字技术影响下，空间演变和转型的趋势有所区别。对于实体商品类新零售，其布局选址借助物流优势不再局限于传统优势区位，空间选址逐渐脱离传统商圈向物流节点、低租金的城市外围转移[11,15,40]，在整体结构上体现为“分散化”[21]、“去中心化”[23]和“隐形化”[41]。而对于文化消费类新零售，其功能的转变和升级推动消费空间更强调空间的质量、规模以提升体验感；以及多种消费业态的聚集以提高伴随性消费概率，此类场所往往倾向于向商业综合体靠拢，融入更广泛的消费生态中，在空间结构上体现为“更聚集”和“强中心化”。
当信息技术消解掉大部分实体零售需求后，未来文化消费模式及新型商业形态的发展有待深入探讨。首先，强化体验性是关键，应重点突出实体空间在提供难以替代的感官体验、氛围营造和即时互动方面的独特优势。这不仅要求提升空间的设计感与舒适度，也对空间规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确保能够承载多样化的活动和人群。其次，多功能混合集中布局，高效整合实体资源，注重与其他零售消费功能的有机结合。文化消费类新零售与外卖类新零售不同，外卖可能倾向同类聚集以提高配送效率[42]，而文化消费空间更追求与其他零售功能的有效结合形成互补，如书店与玩具游戏、家居、科技体验等不同业态结合，以促进交叉销售和伴随性消费概率提升，营造多样化和更具吸引力的消费环境。最后，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运营模式有待加强：线上智能化运营应聚焦个性化发展，精准吸引人群；线下空间则需着重提升服务质量，优化消费者体验。
总的来说，文化消费空间的重构不仅是商业模式调整的结果，也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变迁之间的深层联系，更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公众消费需求升级和文化生活品质提升的必然要求。未来，更需聚焦虚实融合的发展路径发展，推动构建多元和富有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物质和精神文明生活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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