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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6 , Vol. 45 >Issue 1: 120 - 135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6.01.009

研究论文

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协调演变与互动响应关系

  • 李少琦 , 1 ,
  • 房艳刚 , 1, 2, 3, *
展开
  • 1.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
  • 2.东北师范大学长白山地理过程与生态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4
  • 3.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东北研究院，长春 130024
*房艳刚(1979— )，男，山东曲阜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人文地理学与乡村发展研究。E-mail:

李少琦(1996— )，女，山东寿光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5-06-11

  修回日期: 2025-09-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1-2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471223)

收起

Coordinated change and interactive respons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county area of Jilin Province

  • LI Shaoqi , 1 ,
  • FANG Yangang , 1, 2, 3, *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al Process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Changbai Mountai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 3.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China Research,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6-11

  Revised date: 2025-09-16

  Online published: 2026-01-23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471223)

Fold

摘要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内容。论文通过构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LISA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时间路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P-VAR)等方法，剖析了2012—2022年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地域分异规律、协调演变特征与互动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 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整体呈现出梯度发展与区域分化。由于对资源禀赋和政策导向的路径依赖，最终形成了农业现代化水平“西强东弱”与农村现代化水平“东高西低”的梯度空间格局。② 二者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2018年后在政策推动下有所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高的地区，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东部地区普遍优于中西部传统农区。空间上表现出协同低速增长特征，且区域联动性较差，存在较强的空间整合性和转移惰性。③ 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发展均具有一定的自我强化作用和惯性，且存在双向非线性互动响应关系，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推动作用显著而短暂，农业现代化对农村现代化影响较小却相对持久。最后，立足区域特征，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吉林省及其他粮食主产区制定科学的农业政策和农村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农业现代化; 农村现代化; 耦合协调; 互动响应; 吉林省

本文引用格式

李少琦 , 房艳刚 . 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协调演变与互动响应关系[J]. 地理科学进展, 2026 , 45(1) : 120 -135 . DOI: 10.18306/dlkxjz.2026.01.009

Abstract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are interrelated and mutually promoting,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overall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used the modifie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LISA time path, and P-VAR model to explore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s, spatiotemporal coordinated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active response relationships of the two at the county scale of Jilin Province during 2012-2022.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Jilin Province has been improved, showing an overall gradient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Due to the path dependence on resource endowment and policy orientation, a spatial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trong in the west and weak in the east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has been formed. 2) The overal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is relatively low. After 2018, it has been slightly improved under the impetus of policies.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s of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also have higher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s.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patially, it shows slow coordination growth, with poor regional linkages. There is a strong spatial integration and transfer inertia. 3)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counties both have some degree of self-strengthening effect and inertia, and there exists a two-way nonlinear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has a significant but short promoting effect 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hil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has a small but relatively lasting impact on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plans in Jilin Province and other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teractive response; Jilin Province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国际粮食供应链波动等多重挑战叠加，愈发凸显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农业与农村发展通过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持续推动着乡村聚落的空间重构与现代产业体系的功能升级[1]。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把“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农业强国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与中国整体现代化进程相比，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明显滞后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化。省际农业与农村基本现代化实现度存在显著差异，且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协调性也有待改善[2]。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1.1 文献综述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和丰富的。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3]主张通过技术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一阶段，农业现代化以“增产”为核心，研究内容聚焦于土地利用、机械化水平、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等农业的生产环节[4-5]。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农产品贸易全球化推动农业重心转向市场开发与产业体系完善，农业现代化更加强调“增效与市场”，其研究内容也偏向于农产品商品化、市场竞争力等方面[6-7]。同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加剧了城乡差距，农村地区面临经济发展滞后、人口外流等严峻挑战[8-9]。许多国家先后推行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农村改革政策，如韩国的“新村运动”、日本的“造村运动”、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等[10-11]，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供给和治理体系创新等措施，为农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了农业与农村的关联与协调发展。近年来，化学农业引发的土地退化、水资源污染等环境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深刻反思[12]，小农经济与大规模农场之间的资源分配矛盾也愈发突出[13-14]。“绿色与可持续”成为农业发展的新目标。农业现代化更加强调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同时农村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农民主体作用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拓展，形成广义农业现代化的概念，既包括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还涵盖了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现代化、农村居民文化素养与生活质量现代化、农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内容[15-16]。2017年之前，中国学术界多以此概念为框架进行相关研究。党的十九大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后，有研究将农业和农村看作两个独立的系统，对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进行区分。农业现代化指通过科技、管理、设备等手段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质量和可持续性，涵盖种植、养殖等环节，是一种更侧重于产业现代化的狭义概念，测评指标通常从生产效率、产业结构、绿色可持续等维度展开[17-20]；农村现代化被理解为一种地域现代化的概念，指通过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改进，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涉及基础设施、医疗、环境等领域，其测评指标涵盖农村社会文明进步、农民物质生活提升等维度[2,4]。
目前，国内外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学科交叉融合特征突出，实证研究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①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综合评价[16-18,21]、耦合协调分析[22-23]、影响机制[24]、实践路径分析[25-26]等方面，这些研究内容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形成一个“评价—诊断—归因—施策”的研究范式。综合评价主要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对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行综合指数测算，科学评估发展现状，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耦合协调分析则是依据耦合协调度划分协调类型，明确不同区域的发展状态。影响机制主要是探究工业化、城镇化、数字化等外部影响因素和农业农村内部障碍因子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驱动作用。路径分析主要是通过选取地区案例提出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更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和实现路径。② 研究方法融合了计量经济模型与GIS空间分析，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熵值法[27]、TOPSIS模型[28]、耦合协调度模型[2,23]、Dagum基尼系数[27]、空间自相关分析[27-28]等方法通常用于对二者的发展水平评价与时空演化分析中，障碍度模型[21,28]用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障碍因子诊断。地理探测器[29]、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24]等方法则用于对二者影响机制的分析。路径分析将定量分析结果转化为定性的、可操作的政策建议。③ 研究尺度逐渐形成省—市—县多尺度的研究框架[24,27,30-31]，研究视野从普遍性研究转向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特定区域。近年来，青藏高原[17]、东北地区[31]、黄河流域[32]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成为研究重点，体现了研究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导向。
以往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① 已有研究对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状况及时空异质性进行了研究，但对其空间关联模式动态演变特征缺乏总结；② 已有研究证明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存在不平衡的协调发展关系，对二者的互动关系与响应机制的研究有限；③ 实证研究尤以宏观省域尺度居多，对粮食主产区县域尺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研究较少；④ 2012年以来，农业农村现代化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立足新时代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略显不足。
鉴于此，本文以吉林省39个县(市)为例，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评价体系，探究2012—2022年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地域分异规律与协调发展差异，并进一步厘清农业与农村两大系统发展的互动响应关系，以期为吉林省及其他粮食主产区制定科学的农业政策和农村发展规划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① 科学解析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内涵，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揭示粮食主产区县域尺度下二者的地域分异规律；②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测算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协调度，探索其空间关联模式动态演变特征；③ 对两者互动响应关系的剖析，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视角，填补了既有研究的薄弱环节。

1.2 理论基础

现代化理论揭示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演进的动力机制与路径特征[3]。农业现代化强调运用现代科技和管理方法，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经营和生态效益的现代化，体现在资源投入、生产能力、产业经营、绿色发展4个维度。农村现代化聚焦于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和农村生活环境，推动乡村社会结构现代化，具体表现在农民共同富裕和精神文化建设、农村公共服务和宜居环境4个维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是一个有机耦合的整体，共同构成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二者协调发展期间经历了从“以农补工”到“协调发展”、从“生产优先”到“生态与经济并重”的动态过程，逐步实现产业、人口、生态、空间地域的多维互动与融合发展，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复合系统。通过梳理相关文献[4,5-6,33-36]，笔者总结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多维度协调演变过程并将其划分为4个阶段(图1)。
图1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多维协调演变

Fig.1 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ed chang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Ⅰ失衡期：农业支撑工业，农村发展滞后
农业部门被定位为服务于工业化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为工业积累资本、提供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这不仅严重忽视了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更直接导致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严重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显著。
Ⅱ初期协调：农村初步现代化与农业生产互动
初步完成的工业化奠定了反哺农业的经济基础。大力推广机械化、改善灌溉设施等资源技术投入迅速提升了农业生产能力，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向集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直接拉动农民收入增长，推动共同富裕。与此同时，农村用电、供水、交通、通信等公共服务开始改善，农村现代化开始为农业吸引人才与资本、提升经营效率创造良好环境。至此，农业与农村之间开始形成相互促进的协调关系。
Ⅲ中期协调：农业产业经营与农村公共服务协调
受后生产主义思潮影响，农业从单一生产功能向消费型、文化型产业转型，与农村共同富裕和精神文明的目标契合。这不仅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也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产业结构的横向扩展促进了农村在医疗、民生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不断延伸和深化。产业经营升级为公共服务提供经济基础，公共服务为产业经营筑牢支撑底盘，农业农村通过资源互嵌、功能互补形成“1+1>2”的乡村振兴合力。
Ⅳ深度协调：农业绿色发展与农村生态宜居目标融合
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农业绿色发展与农村生态宜居目标融合。绿色农业延伸生态产业链，促进了村集体收入增长与村民就业，农村成为高品质生态产品与服务的核心供给地。农业与农村的关系升华为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进入生态与经济协同增效的高级阶段，实现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共生。

2 指标体系构建

2.1 指标选取

本文参考已有相关研究[15-20,24-29]，采用狭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概念，按照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理论基础和吉林省实际情况，本着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和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则，根据《吉林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总体规划(2016—2025年)》等文件选取相关指标，分别构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多维评价指标体系(表1、表2)。
表1 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属性 权重 参考文献
农业
现代化		 资源投入 户均播种面积(hm2/户) 农作物播种面积/农村户数 + 0.050
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万kW/hm2)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 + 0.060
耕地有效灌溉率(%) 耕地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 + 0.060
公共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 农林水事务支出/公共财政支出 + 0.046
生产能力 粮食生产稳定度(%) (当年粮食产量-过去5年年均产量)/
过去5年年均产量		 - 0.027 [37]
劳均粮食产量(t/人) 粮食总产量/农业从业人口 + 0.036
劳均肉类产量(t/人) 肉类总产量/农业从业人口 + 0.072
耕地生产率(万元/ hm2) 农业产值/耕地面积 + 0.076 [17,38]
非粮作物种植比(%) 1-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 + 0.075
产业经营 设施农业占比(%) 设施农业面积/耕地面积 + 0.219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 0.077
粮食商品率(%) (粮食产量-0.4×农业人口)/粮食产量 + 0.055 [39]
劳均产值(万元/人) 第一产业总产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 0.041
绿色发展 单位播种面积化肥用量(kg/hm2) 化肥施用总量/农作物播种面积 - 0.048 [24]
农田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 -∑bi ln bi， bi为各品种作物播种面积
与农作物播种面积之比		 + 0.058 [40]

注：为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影响，对表中原始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后，再进行相关计算。表2同。

表2 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Tab.2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属性 权重 参考文献
农村
现代化		 共同富裕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0.061
乡村社会消费品总额(万元) + 0.097
城乡收入比(%)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0.040
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比(%) 乡村非农就业人员数/乡村人口 + 0.040
村镇银行及其支行数量(个) + 0.080
精神文明 全国文明村占比(%) + 0.063
通电话(宽带)村占比(%) + 0.082 [41]
公共服务 农村人均用电量(1000 kWh/人) 农村用电量/乡村人口 + 0.093
医疗保障水平(张/人)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乡村人口 + 0.074 [39]
自来水受益村占比(%) 自来水受益村/行政村总数 + 0.041
人均乡村道路长度(m/人) 乡道与乡间道路长度总和/乡村人口 + 0.171
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人) - 0.064
宜居环境 森林覆盖率(%) 森林面积/土地总面积 + 0.094 [23]
农业现代化主要从资源投入、生产能力、产业经营、绿色发展4个维度进行表征(表1)。资源投入代表了农业发展的潜力，播种面积、耕地面积、灌溉面积的多少是粮食生产的基础条件；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是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支撑，公共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直接体现政府对农业现代化的资源保障力度。农业的生产能力指利用农业资源和技术手段生产农产品的总体能力和效率，以粮食、肉类、土地等要素产量或生产率进行表征。农业现代化的产业经营代表着农业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设施农业占比体现了资本和技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形态；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反映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与规模化水平，是衡量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和融合发展的重要指标；而劳均产值、粮食商品率则是产业经营效率和竞争力的重要经济指标。农业绿色可持续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目标，化肥的节约和高效使用，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农田生态系统多样性是衡量农业绿色发展中生态系统健康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多样性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农业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并减少农业生产的波动和风险。
农村现代化主要是从共同富裕、精神文明、公共服务、宜居环境4个维度进行表征(表2)。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重要目标，在农村现代化中，主要体现在农民收入、消费水平的提升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分别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乡村社会消费品总额、城乡收入比进行表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反映了农村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程度，体现了因农村产业多元化与融合化发展所带来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增加，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体现；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为农民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帮助他们发展农村产业和创业项目，从而增加收入来源，用村镇银行及其支行数量进行表征。精神文明体现了乡村社会的精神生活和道德风尚，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全国文明村占比进行表征；近年来，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不仅增强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也丰富了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参考相关文献[41]，用通电话(宽带)村占比表征农村文化建设。公共服务包括农村居民享受交通、医疗、社会生活保障等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是农村现代化核心目标之一。本文中农村宜居环境主要指农村的自然生态环境，参考已有研究[23]，用森林覆盖率进行表征。

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2023年《吉林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相关年份《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作为补充。由于2013年后不再统计通电话村的数量，故2012、2013年使用通电话村数，2014—2022年使用通宽带村数；村镇银行及其支行数据来源于各县年鉴及企查查网站(https://www.qcc.com/)；乡道与乡间道路数据来源于OpenStreetMap官网(https://www.openstreetmap.org/)。全国文明村数据来源于国家公布的第一届到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名单。指标存在个别年份数据缺失的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或用相近年份数值替代，对于粮食产量等政府规划中有指标基期值和目标值的缺失值，用平均增长率进行推算。为了确保不同年份的农村经济发展数据具有可比性，并真实反映其发展水平，本文所涉及的经济数据均按2012年可比价进行折算。

3 研究方法

3.1 CRITIC-熵权法组合权重模型

CRITIC法是由Diakoulaki等[42]提出，利用指标的变异性和冲突性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方法；熵权法主要依据指标间变异程度(离散程度)确定指标权重。本文选用CRITIC-熵权法计算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的权重(表1、表2)。通过组合两种客观方法，降低了单一方法对数据分布的敏感性，提升了权重结果的可靠性，为后续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水平测算提供了更合理的基础。具体计算公式详见参考文献[43]。

3.2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常用来描述多个系统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它能够体现系统间的依赖性和制约性[23]。耦合度用来衡量不同系统间相互影响程度，协调度用来衡量不同系统间协同演化程度。本文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时间节点的耦合协调度，可直观揭示长期发展过程中系统间协调状态的时序变化，符合本文“协调发展演变”分析的需求。
耦合协调度具体公式详见参考文献[44]，依据耦合协调度数值大小，可将其划分为以下协调类型：[0,0.1)为极度失调；[0.1,0.2)为严重失调；[0.2,0.3)为中度失调；[0.3,0.4)为轻度失调；[0.4,0.5)为濒临失调；[0.5,0.6)为勉强协调；[0.6,0.7)为初级协调；[0.7,0.8)为中级协调；[0.8,0.9)为良好协调；[0.9,1.0]为优质协调。

3.3 LISA时间路径与时空跃迁

运用LISA坐标在Moran散点图中的时间迁移特性测度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观测Moran's I散点坐标随着时间变化移动的距离和方向，通过量化评估各县域单元协调状态在空间上的移动方向、轨迹弯曲度及跃迁方向，揭示区域协同或分化模式在空间动态上的稳定性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具体计算公式详见参考文献[44-45]。
LISA时空跃迁能识别各县域耦合协调类型在时空维度上的转移规律及其局部空间依赖模式的转变。该分析方法契合了本文“空间演变”的研究目标，有效揭示了空间关联模式动态演变特征。这个过程涉及4种不同的空间状态(HH、HL、LL、LH)以及它们内部和相互之间的转换[46]。根据转移状态将时空跃迁划分为4种类型(表3)。参考相关研究[47]，采用时空凝聚与时空流动来表征农业农村现代化协调演变的空间格局路径依赖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mathrm{S}\mathrm{C}=\frac{\mathrm{T}\mathrm{y}\mathrm{p}\mathrm{e}\mathrm{Ⅰ}+\mathrm{T}\mathrm{y}\mathrm{p}\mathrm{e}{\mathrm{Ⅳ}}_{\mathrm{a}}+\mathrm{T}\mathrm{y}\mathrm{p}\mathrm{e}{\mathrm{Ⅳ}}_{\mathrm{b}}}{m}$
$\mathrm{S}\mathrm{F}=\frac{\mathrm{T}\mathrm{y}\mathrm{p}\mathrm{e}\mathrm{Ⅱ}+\mathrm{T}\mathrm{y}\mathrm{p}\mathrm{e}\mathrm{Ⅲ}}{m}$
式中：SC为时空凝聚系数；SF为时空流动系数；m为研究区所有可能会发生跃迁单元总数。
表3 时空跃迁类型

Tab.3 Types of LISA spatial and temporal transitions

跃迁类型 跃迁特征 含义
TypeⅠ LHt→LHt+1、HLt→HLt+1、HHt→HHt+1、LLt→LLt+1 邻近县(市)及自身都未发生跃迁
TypeⅡ LHt→HHt+1、HLt→LLt+1、HHt→LHt+1、LLt→HLt+1 邻近县(市)不变，仅自身发生跃迁
TypeⅢ LHt→LLt+1、HLt→HHt+1、HHt→HLt+1、LLt→LHt+1 自身不变，仅邻近县(市)发生跃迁
TypeⅣa HLt→LHt+1、LHt→HLt+1 自身与邻近县(市)跃迁方向相反
TypeⅣb LLt→HHt+1、HHt→LLt+1 自身与邻近县(市)跃迁方向一致

3.4 P-VAR模型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P-VAR)模型是在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适合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擅长挖掘变量间的长期关系与短期动态，具有截面大、时序短的特点[48-49]。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清晰刻画一个系统受到另一个系统冲击时的动态响应路径，能精准回答本文中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互动响应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Y}_{it}={\gamma }_{0}+\sum _{j=1}^{k}{\gamma }_{j}{Y}_{it-j}+{A}_{i}+{B}_{t}+{\epsilon }_{it}$
式中：Yit表示i县市t年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二维列向量；γ0为截距项；j为滞后阶数；Ai为个体固定效应；Bt为时间效应列向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

4 结果与分析

4.1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水平地域分异特征

为深入探究吉林省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采用Jenks自然断点法将39个县(市)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划分为低、较低、中等、较高、高5个等级，参考李诚固[50]的研究将吉林省分为东、中、西部地区。由图2、图3可知，2012—2022年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均值由0.241波动上升至0.287，增幅较为缓慢，经历了“相对稳定(2012—2015年)—略有回落(2016—2018年)—快速上升(2019—2022年)”的演进过程。低和较低水平的县(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南部地区，并逐渐表现出向东部集聚的特征；中高水平的县(市)则逐渐向西部聚集。县域农村现代化平均水平由0.225波动上升至0.343。前期农村建设对后期农村现代化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尤其是2015年后，农村现代化水平提升速度明显加快。尽管2019—2021年受疫情冲击出现小幅波动，但整体而言，农村现代化仍保持了稳定向上的发展势头。期间中等和较高水平的县市数量明显增加，空间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吉林省东部地区；低和较低水平的县(市)由西部集聚逐步向中东部分散发展。总的来说，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相比而言，农村现代化水平提升更快，整体呈现出梯度发展与区域分化特征。这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差异与政策导向的共同作用。地理环境决定了区域比较优势的分布。中西部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耕地集中连片，具有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比较优势。农业自身存在的自然和市场双重特性，相比于其他产业更容易产生路径依赖，过度依赖传统农业导致非农产业薄弱，农村现代化发展相对缓慢。东部山地丘陵区受限于地形破碎和水热条件，农业生产能力较弱，但依托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优势，通过乡村旅游、特色加工等非农产业实现农村基础设施整体配套水平的提升，形成农村现代化的比较优势。政策导向进一步重塑了发展路径。2017年吉林省提出了构建东部绿色转型发展区、中部创新转型核心区、西部生态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战略[51]，进一步明确了不同区域市县功能定位。中西部通过土地整治、节水灌溉等项目改善了生态脆弱区的生产条件，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规模效益型现代大农业，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平；东部地区则进一步激活生态资本，农业与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带动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升级，促进农村现代化水平跃升。产业集聚效应与历史路径依赖共同锁定了演化方向，最终形成“农业现代化西强东弱、农村现代化东高西低”的空间梯度。这种差异化格局在实践中逐渐显露出东中西部发展的矛盾和短板，未来需强化跨区域功能互补与要素流动，在巩固梯度优势的同时推动全域高质量协同发展。
图2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

Fig.2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图3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演变

Fig.3 Spatial change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4.2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协调演变分析

4.2.1 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类型特征

2012年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626，到2022年波动下降为0.587(图4)，阶段性特征明显，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2012—2018年间，失调类型县(市)占比由20.51%增加至69.23%，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图5)，失调类型县(市)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中部地区，空间分布趋于集中，具有连片式分布特征；这些县(市)发展主要依靠农业发展，且多停留在农业的生产环节，产业链较短且延伸滞后，对传统种植业和畜牧业路径依赖程度较高，导致农业现代化缺乏升级动力，农村现代化缺乏基本的经济支撑。长期低效率的传统发展模式，阻碍了两系统的良性互动。协调类型的县(市)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农村现代化水平高的地区，农业产业与农村现代化体系的其他构成要素展现出更强的融合能力，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之间形成了显著的要素流动和互动效应，展现出较高的耦合协调度，彰显了农村现代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2018—2022年，县域整体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2022年除东丰县、东辽县、镇赉县、通榆县等西部和中南部地区本身农业基础较弱的县(市)外，其他县(市)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均处于协调状态，协调类型的县(市)占比高达84.615%，全域以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类型为主。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启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脱贫攻坚深入推进，为二者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虽受疫情短暂影响，但整体趋势向好。总体来说，农村现代化水平高的地区，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普遍优于中西部传统农区。
图4 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均值

Fig.4 Averag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图5 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类型

Fig.5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 of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4.2.2 农业农村现代化协调演变的时空格局

采用GeoDa软件计算吉林省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的莫兰指数。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度的全局Moran's I均为正值，由2012年的0.340增长到2022年的0.462，且分别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检验，表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和集聚特征。
(1) LISA时空路径
通过模拟2012—2022年吉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局部Moran散点图中的具体位置，测算出吉林省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LISA时间路径长度、弯曲度，运用自然断点法进行等级划分，并计算各县(市)LISA坐标的转移方向，以此探究吉林省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结构、空间依赖方向和空间整合性时空动态特征(图6)。2012—2022年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LISA时间路径移动小于1的县(市)共有21个，占全区比例的51.282%，表明吉林省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具有相对平稳的局部空间结构。其中长岭县的LISA时间路径长度为1.611，为移动相对长度最长的县；安图县(0.594)为时间路径移动最短的县。整体从东部向西部逐渐升高，表现出“大面积分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说明吉林省东部和中部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性的局部空间结构更为稳定；西部地区以平原为主，农业投资转型及乡村建设提升速度较快，局部空间结构动态性较强。研究期内，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均大于1，表明耦合协调度在局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和迁移性，空间上受邻地溢出效应。最大值为伊通满族自治县(41.445)，最小值为公主岭市(1.926)，极差较大，整体上具有不同层次弯曲度块状集聚和零散分布的特点。低和较低弯曲度的县(市)共有34个，占比87.179%，地区分布广泛，说明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局部空间上的相互依赖和空间增长过程的波动性较小，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
图6 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的LISA时间路径空间特征

Fig.6 LISA time-path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如图6c所示，吉林省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具有较强的空间整合性，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LISA时间路径移动方向呈协同增长(移动方向为[0°, 90°)和[180°, 270°))的地区共有23个，占比达58.974%，表明吉林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的高增长或低增长趋势较为明显，其中负向协同增长(移动方向为[180°, 270°))的县(市)有13个，占比33.333%，主要分布在大安市、敦化市、抚松县、桦甸市等县域，区域发展表现出“双输”特征，这些县(市)多数为生态脆弱区或山地丘陵区的传统农业县，发展多依赖传统种植业和畜牧业，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业与农村系统间要素流动不足，产业联动效应较弱，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性较差，从空间相互作用的角度看，这些地区与周边经济发达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经济联系，但由于自身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等限制，未能有效地从空间相互作用中受益。正向协同增长(移动方向为[0°, 90°))的县(市)有10个，占比25.641%，集中分布于中部市区周边以及东部的安图县、和龙市。这些县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核心城区辐射带动下形成的要素高效流动，形成“以城带乡”的协同机制。核心城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向周边地区扩散，城市周边的农村一定程度上承接了城市资本、技术外溢，如建立农产品加工基地、果蔬农业科技示范园等，设施农业、非粮作物种植占比的提高，有效促进了农业的转型与现代化。交通路网的完善、金融服务机构建设等也延伸至周边农村地区，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效应相对较好，且相邻地区资源禀赋结构的同质性更易形成发展合力，呈现出区域发展“双赢”模式。总体而言，吉林省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空间格局演化的负向协同整合性较高，具有明显的协同低速增长特征。反向增长的县(市)仅有16个，占比41.023%，“赢—输型”模式和“输—赢型”模式县(市)数量均为8个，整体上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性局部空间结构协作倾向性高于竞争。
(2) LISA时空跃迁
吉林省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结构的稳定性较为突出，不同类别之间的迁移并不显著(表4)。研究期内TypeⅠ跃迁县(市)占比为76.923%，其中空间关联跃迁概率最稳定的是HHt→HHt+1(0.336)，未发生空间关联形态转移的县(市)占主导地位，说明吉林省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区域联动性较差，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TypeⅡ占比11.282%，空间关联跃迁概率最高的是HHt→LHt+1，概率为0.031；TypeⅢ占比10.256%，HHt→HLt+1、HLt→HHt+1空间关联跃迁概率均为0.036。区域内出现双跃迁转移的比例仅占1.539%，包括敦化市、珲春市、集安市等6个县(市)。此外，时空凝聚系数(SC)为0.785，远大于时空流动系数(SF=0.215)，这进一步验证了吉林省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具有较强的转移惰性，空间格局稳定，短期内难以改变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分布状况。
表4 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时空跃迁矩阵

Tab.4 Spatial and temporal transition matrix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 t+1 类型 数量 占比/%
HH HL LH LL
HH TypeⅠ (0.336) TypeⅢ (0.036) TypeⅡ (0.031) TypeⅣb (0.003) TypeⅠ 300 76.923
HL TypeⅢ (0.036) TypeⅠ (0.113) TypeⅣa (0) TypeⅡ (0.028) TypeⅡ 44 11.282
LH TypeⅡ (0.026) TypeⅣa (0.003) TypeⅠ (0.059) TypeⅢ (0.012) TypeⅢ 40 10.256
LL TypeⅣb (0.010) TypeⅡ (0.028) TypeⅢ (0.017) TypeⅠ (0.262) TypeⅣa 1 0.256
TypeⅣb 5 1.283

注：t为年份；括号内为转移概率。

4.3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互动响应分析

4.3.1 P-VAR模型检验与建立

在进行P-VAR模型分析前，首先要对模型中包含的变量进行稳定性测试，如果面板数据是非平稳性的，则可能引发伪回归的问题，进而影响到脉冲响应分析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由于原数据序列均无法拒绝变量非平稳的原假设，故对变量A(农业现代化)和R(农村现代化)值进行取对数处理，处理后数据(ln A和ln R)均通过LLC (levin-lin-chu)检验、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fisher)检验以及IPS (im-pesaran-shin)检验三种方法的单位根检验，可以认为数据是平稳序列。依据AIC、BIC和HQIC最小化原则，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P-VAR模型在滞后阶数为1时，AIC、BIC和HQIC值最小，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1阶，构建1阶P-VAR模型。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来看，在5%显著性水平下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互为因果关系(表5)。
表5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Tab.5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s

原假设 X2 自由度 P值 结果
农业现代化不是农村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 4.0099 1 0.045 拒绝
农村现代化不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 4.7331 1 0.030 拒绝

4.3.2 基于P-VAR模型的估计与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采用Hermlet法和均值法以消除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依据AIC、BIC和HQIC最小化原则，将1期滞后量作为P-VAR模型的内生变量，对其进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System GMM)。由表6可知，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滞后1期均对当期具正向的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7046537、0.799672，这表明两者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自我强化作用，且农村现代化自我强化作用更强，进一步解释了上文农村现代化水平提升更快的结论。技术迭代、产业链扩展等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形成正向反馈；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经济发展多元化、生态环境优化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等则共同推动农村不断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迈进。农业现代化滞后1期对农村现代化当期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1065385，意味着过去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对当前农村现代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农村现代化滞后1期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系数为0.2050599，表明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上文农村现代化水平高的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高的结论。
表6 GMM估计结果

Tab.6 Results of the GMM method

变量 ln A ln R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L1. ln A 0.7046537*** 10.84 0.1065385** 2
L1. ln R 0.2050599** 2.18 0.7996720*** 9.01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L1为变量滞后1期。

本文应用Stata18软件分别对ln A和ln R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采用P-VAR2程序包，通过蒙特卡洛模拟200次，探究未来20个周期内，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两个系统间的互动响应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向(图7)。在动态演变的初期，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互动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互动关系逐步收敛至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最终趋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
图7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脉冲响应结果

注：图中绿色、蓝色线条表示5%、95%分位点；红色线条为脉冲响应曲线；虚线为响应方位转换线。

Fig.7 Impulse respons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从自响应冲击的角度来看(图7a、7d)，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面对自身冲击产生正向响应，且当期影响值达到最大，表明两者发展均具有一定的自我强化效应，在初期会受到自身发展的积极推动，有较强的发展动力和趋势。农业现代化在5期后响应值趋于收敛。表明农业现代化在受到自身冲击后，短期内有一定的自我推动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内在因素，如新的农业技术研发与投入、农业生产管理模式的改进等，使得农业现代化水平在短期内有所提高。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可能会面临资源约束、市场饱和、环境压力等问题，使得其自我强化的持续性相对较弱，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逐渐放缓，最终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而农村现代化涵盖多个领域且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其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动力来源和更强的自我强化能力，其响应持续性相对较长，在20期后趋于平稳。
对于一个标准差的农业现代化的冲击(图7b)，农村现代化迅速呈现出显著的正向脉冲响应，在4期达到峰值，脉冲响应程度达0.02左右，随后逐渐弱化，20期后收敛，表现出类似于“倒U形”的正向累积效应。这表明农业现代化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推动作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农村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依赖于更为广泛的因素，如产业的多样化、公共服务质量的显著提高，以及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现代化，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农村现代化的深层次动力。对于一个标准差的农村现代化的冲击(图7c)，农业现代化在初期脉冲响应有一个正向的波动，与上文GMM估计结果一致，前期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当期响应值为0.02，在3期达到峰值，脉冲响应程度达到0.04，随后逐渐下降，15期后趋于平稳收敛。总之，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存在双向的非线性互动响应关系：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但缺乏长期持续性。相反，农业现代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虽然较小，但其作用却更为持久。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采用多维综合评价法对2012—2022年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其地域分异规律，并进一步探究了二者的协调演变特征与互动响应关系，结论如下：
(1) 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提升较快，整体呈现出梯度发展与区域分化。由于对资源禀赋和政策导向的路径依赖，最终形成农业现代化“西强东弱”与农村现代化“东高西低”的梯度空间格局。
(2) 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阶段性特征明显。2018年后，随着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战略推进，协调度有所上升，东部地区因农村现代化带动作用较强，耦合协调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受邻地溢出效应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格局演化具有明显的协同低速增长特征，区域联动性较差，存在较强的空间整合性和转移惰性。
(3) 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发展均具有一定的自我强化作用和惯性。二者存在双向的非线性互动响应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彼此之间存在正向累计效应，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推动作用显著而短暂，农业现代化对农村现代化影响较小却相对持久。

5.2 讨论

本文对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地域分异规律的分析，揭示了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的梯度差异与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印证了华坚等[37]的研究。吉林省全域以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类型为主，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等[2]、孟晓[23]的省级层面的协调发展研究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与其省域尺度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的结论不同，县域尺度农村现代化发展则相对较快。两种结论并不相悖，其原因除研究时序和指标选取的差异外，更根本的在于不同层级政策导向与发展重心的区别。在省域层面，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政策资源优先投向农业机械化、规模化与生产效率提升，促使农业现代化指标迅速提高；而在县域层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则直接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人居环境建设，使农村现代化的成效更为凸显。这实质上反映了“强业”与“富民”在不同维度上的时序差异。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在2018年前后出现明显转折，表明国家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对县域农业农村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整体上吉林省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空间联动性较弱，路径依赖、产业同质化等因素可能削弱了区域间的互动与扩散效应，缺乏有效的区域协同机制是制约吉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整体提升的关键瓶颈。二者存在显著的双向互动关系，但响应机制存在差异，在政策设计中，既要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治理能力提升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也要通过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链延伸持续赋能农村发展。对此，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基础和现状，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中西部地区：以巩固农业现代化优势为基础，同步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
中西部地区聚集了农安县、公主岭市、榆树市等众多产粮大县，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症结在于产业收益未能有效转化为推动农村发展的动能，未来应立足农业优势，增强农业现代化对农村现代化推动作用，“做强农业产业、补齐农村短板”，重点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并建立相关机制将产业经济效益定向投入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公共服务短板领域，实现以“农”兴“村”。
(2) 东部地区：以农村现代化高起点为依托，带动农业现代化提质增效
东部农村现代化优势区，应立足生态资源与历史文化优势，推动农业与生态保护、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度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林下经济、绿色有机农业和乡村文旅等新业态，将乡村“生态美、文化浓”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农业发展的附加值，延长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的持续推动力。同时，加强生态保护与农业开发的协同并进，推广林下种植、生态养殖等可持续经营模式，形成以“村”促“农”的发展范式。
(3) 由省级层面统筹，建立“东西协作结对”机制
探索农业农村协调发展的关联机制，强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联动，建立东中西结对协作机制，中西部提供优质的粮食和畜产品给东部旅游餐饮业，东部则为西部农产品提供展示窗口和销售平台，实现“农旅互促”“区域互助”的良性循环。
本文探讨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协调与互动关系，丰富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研究视角，但还存在以下不足：① 受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本文在指标选取和数据收集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未来将选取更多元化、典型性的指标并改进研究方法，以提升研究的精确性与全面性。② 本文仅从宏观角度对农业和农村两大系统的协调互动关系进行了讨论，但未对其子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今后需进一步开展不同时空尺度下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并对其影响机理进行挖掘，深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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