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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5 , Vol. 44 >Issue 4: 810 - 823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5.04.012

研究论文

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 孙萌萌 , 1, 2 ,
  • 宋涛 , 1, 2, *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 2.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 宋涛(1983— )，男，山西太原人，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地缘政治、区域可持续发展。E-mail:

孙萌萌(2002— )，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4-07-03

  修回日期: 2025-01-13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3

基金资助

CAS-ANSO可持续发展研究计划项目(CAS-ANSO-SDRP-2024-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180)

收起

Urban vitality of border counties in Yunnan Provi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 SUN Mengmeng , 1, 2 ,
  • SONG Tao , 1, 2, *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College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03

  Revised date: 2025-01-13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3

Supported by

CAS-ANS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ject(CAS-ANSO-SDRP-2024-01)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180)

Fold

摘要

城市活力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与强劲动能。作为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作用下的特殊地区，边境城市的城市活力易受到复杂地缘形势、国内开放政策及自身发展条件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论文构建了基于经济活力、社会活力及文化活力的城市活力评价体系，对2013、2015、2019及2022年云南边境县域的城市活力进行了测度，探究其空间分异格局，并借助地理探测器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① 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强活力集中在滇东南地区，西部发展缓慢，政策扶持和疫情冲击对当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② 空间集聚效应显著，相邻区域空间的关联合作不断增强，随时间不断发生演变；③ 旅游发展、对外贸易是影响城市活力的关键因素，各因子的协同作用在不同年份显著变化。论文将城市活力理论扩展至边境城市，结合边境地缘特点构建评估框架，研究结果为边境地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 城市活力; 云南边境; 影响因素; 空间格局; 地理探测器

本文引用格式

孙萌萌 , 宋涛 . 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25 , 44(4) : 810 -823 . DOI: 10.18306/dlkxjz.2025.04.012

Abstract

Urban vitality is the organic component and strong driving force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As a special area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powers, the urban vitality of border cities is vulnerable to the comprehensive impact of complex geopolitical situations, domestic opening-up policies, and their own development condition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urban vitality evaluation system composed of economic vitality, social vitality, and cultural vitality, attempting to measure the urban vitality of border counties in Yunnan Province in 2013, 2015, 2019, and 2022, explore their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s,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the help of Geo-dete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urban vitality of border counties in Yunnan presented an obvious spatial heterogeneity, strong vitality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east of Yunnan while the west developed slowly, and the policy supports and COVID-19 pandemic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local development. 2)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was significant, and the spatially correlated cooperation of adjacent regions was continuously enhancing and evolving with time. 3)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trade we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urban vitality, and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factors changed significantly in different years. This study extended the theory of urban vitality to border cities and built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rder. The results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border areas.

Key words： urban vitality; Yunnan border area; influencing factors; spatial pattern; Geo-detector

作为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作用下的特殊地区，边境城市是维护国家国土安全、承接对外开放的核心地域[1]。受到地缘形势影响，人口流失、经济落后等多重挑战影响着边境地区的繁荣稳定，边境城市活力在历史长河中动态螺旋演化。与此同时，边境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建设、产业进步、文化交流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动力支撑。研究边境城市活力是吸引优质资源流入、加快地方开放建设发展的关键，能有效推动边境城市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城市是一个动态、开放、复杂的巨系统[2]，城市活力的概念在城市基础上应运而生，因而同样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特征。城市活力不仅体现在经济活动的繁荣程度，还包括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等各个方面，其概念和研究的深化经历了清晰的发展脉络。Jacbos[2]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城市活力”的概念，认为城市活力是人类活动与生活场所相互交织所构成的城市生活的多样性。最初的城市活力概念多停留在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地理学者们开始对城市活力进行大量的研究分析工作[3]。国外对城市活力的关注较早，理论研究丰富，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空间与城市活力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定量研究方法被引入城市活力框架当中，原有的单一要素研究也在不断向多要素复杂系统方向转变，街景数据、手机数据等伴随通信技术发展不断得到应用[4]。De Nadai等[5]以手机大数据作为基础评估了城市活力基础条件在意大利的解释程度。Sung等[6]以韩国首尔为调查案例，使用出行、人口、路网等多源数据对其进行城市活力的解释和验证。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对城市活力进行了系统研究。周天豹等[7]将城市活力概念引入研究中，从经济学角度将其定义为城市自我更新和完善的能力。研究方法上，不同于早期城市活力的单一指标测度评价[8-9]，随着模型引入和技术手段的不断革新，地理加权回归模型[10]、灰色关联度模型[11]等为城市活力测算增加了系统性和精确性。研究尺度上，更多学者关注在中微观尺度下城市内部的活力演变，塔娜等[12]对上海城区城市活力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研究，蹇凯等[13]以福建省石狮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对城市活力与城市开发强度、整合度的关系进行探讨；也有学者从更宏观的角度入手[14]，对城市群内不同城市的发展活力进行横向对比，深入分析其演化格局和影响因素。
在毒品交易、恐怖主义、民族冲突等极端事件频发，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对国家边境威胁日益剧增的背景下，边境地区承载国家安全保障与开放发展的战略地位不断凸显。已有的城市活力理论框架与研究体系为城市活力测度提供了有益支撑，但整体上依旧存在一定的局限：现有的城市活力研究多侧重于利用传统年鉴资料数据展开，对宏观复杂的城市体系考量不足，指标体系构建往往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特别是如何在边境这一特殊的地缘环境背景下构建符合地区特色的评价体系依旧未得到充分探讨。
云南边境县域作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其城市活力水平的提升不仅关乎地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更对维护边境安全、促进区域合作具有深远意义。因此，本文立足云南边境城市发展，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边境区域特色构建城市活力评价模型，对云南25个边境县域进行城市活力综合评价，并使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边境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政策参考。

1 边境城市活力的理论、方法与数据

1.1 城市活力理论基础

国内外学者对城市活力的内涵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并未形成统一标准。Jacbos[2]认为，城市活力的基础条件包括混合功能、小街区、不同年代的建筑和适度的人口密度，将城市活力看作人类活动与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Lynch[15]在《城市形态》中将城市活力作为评价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指标，侧重于关注聚落形态对生命技能、生态要求及人类能力的支持程度。Montgomery[16]关注城市内部空间中人类活动表达，将人流量、设施使用率、节庆活动数量等指标纳入城市活力影响因素。
伴随国内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国内研究学者更倾向于从居民生活的各个维度探讨城市活力的内涵与特征。蒋涤非[17]提出，城市活力是为城市居民提供人性化生存的能力，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引擎和动力。童明[18]将城市活力与城市规划设计领域结合，认为城市活力是人类在城市空间发生各种活动的衡量指标，可以从人际交往密度及所产生的文化时空特征两方面来体现。刘黎等[8]将城市活力定义为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和人的能力提升的支持程度，将经济、社会、环境及文化活力共同纳入城市活力体系中。
城市活力体系的完善和丰富为区域城市发展质量测度提供了视角。而边境城市面临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跨境流动等因素，与传统城市活力存在一定差异。具体来说，边境城市的活力不仅关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还要充分体现出边境特色的维护与发展。本文将边境城市活力界定为居民在边境特定空间中进行丰富多样的人类活动，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社会融合、文化交流与生态保护的动态过程。它不仅要求城市能够提供足够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来支持居民的生活，还需维护边境特殊地域功能，促进国家安全、跨境合作与稳定。因此，边境城市活力是边境安全功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文化创新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体现，既要促进边境地区的整体繁荣，又要兼顾国家主权与区域稳定。开放、安全、发展作为边境三大地域功能，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共同促进边境地区可持续健康发展[19]。
因此，本文对边境地区城市活力的测度兼顾测量体系的科学性和全面性，深入挖掘开放、安全、发展三大功能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图1)：① 开放功能主要体现在城市的经济活力上。边境城市通过对外贸易、旅游建设等措施扩大开放，能不断吸引人才、资金、信息流入，推动当地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20]，提升当地经济韧性和活力。② 安全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活力上，边境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生态安全和边防安全为城市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21]。同时，微观层面上居民参与和社区组织的活跃都能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为边境安全提供了支持。③ 发展功能则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提升文化活力上，为文化活力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边境贸易、交通设施的完善，教育文化资源得以更加广泛地传播和交流，进一步激发了当地文化繁荣。文化活力通过丰富的活动表现形式，促进居民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提升，推动边境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图1 边境城市活力理论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border city urban vitality

1.2 研究方法

1.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构建了综合评价模型对边境城市活力进行系统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采用蒋涤非[17]对城市活力的定义，以城市活力为目标层，记为A，将经济活力(B1)、社会活力(B2)和文化活力(B3)作为因素层(B)，分别刻画城市活力的不同层面。经济活力是边境城市活力的基础条件，提供边境城市发展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支撑，是边境城市活力发展的前提；社会活力反映了边境城市居民互动、社会组织以及公共服务等状况，是边境城市活力的具体表现；文化活力是边境城市发展更高层次内涵的体现，体现了城市居民对精神层面和生活品质的追求。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区边境地区特色，参考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22-24]，在因素层下共选取了12个指标作为指标层D评价云南省边境县域的城市活力。根据影响性质，指标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指标的具体含义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表1 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urban vitality of border counties in Yunnan Province

目标层 因素层 指标层 指标含义 数据来源 性质 单位
云南省边境城市活力
A		 经济活力B1 人均GDP C1 地区生产总值/人口总数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 元/人
对外贸易C2 进出口贸易总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 (https://www.mofcom.gov.cn/) + 亿美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C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 个
旅游总收入C4 旅游总收入 各县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 + 亿元
社会活力B2 总人口数C5 人口数量 《云南省统计年鉴》 + 万人
旅游人次C6 旅游人次 各县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 + 万人次
边境线均边防派出所数量C7 边防派出所数量/边境线长度 百度地图检索 + 个/km
邻国安全C8 相邻国家脆弱性指数 国家脆弱指数官网(https://fragilestatesindex.org/) -
生态安全C9 NDVI指数 MODIS数据集(https://search.earthdata.nasa.gov/search) -
文化活力B3 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C10 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 万人
固定电话用户C11 固定电话用户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 人
图书馆藏书量C12 图书馆藏书量 综合整理 + 册

1.2.2 具体研究方法

(1) 熵权法
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由于面板数据涉及不同年份之间的比较，本文在熵权法处理过程加入了时间变量，设 X α i j为第α年i地区的第j个指标值。
首先，根据指标性质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X α i j ' = X α i j - m i n X α i j m a x X α i j - m i n X α i j
负向指标： X α i j ' = m a x X α i j - X α i j m a x X α i j - m i n X α i j
式中： X α i j '是标准化后的数值； m i n X α i j、 m a x X α i j分别表示指标在时间序列上的最小值与最大值。
其次，计算第α年i地区的第j个指标值在第j个指标下的占比(当Pαij=0时，将Pαij修正为Pαij+0.0001)，公式如下：
P α i j = X α i j ' ∑ α = 1 d ∑ i = 1 m X α i j '
式中：d表示年份数，d=4；m为云南边境县域数，m=25；n为指标数，n=12。则第j个指标对应的信息熵为：
E j = - k ∑ α = 1 d ∑ i = 1 m P α i j l n   P α i j
式中：Ej表示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k为常数，k= 1 l n   m，k>0。
最后计算权重值，公式如下：
W j = 1 - E j ∑ j = 1 n 1 - E j )
式中：Wj表示第j项指标的权重值。
(2)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作为探索性空间分析的重要方法之一，能够测度空间整体的相互关联程度和内部具体的联系强度[25]。因此，引入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对云南省边境县域的城市活力空间格局进行测度。
借助全局空间自相关，可以对案例区边境县域城市活力指数的空间分布联系进行总体分析，以反映城市活力在研究区域内是否存在相关性。通常由Moran'I指数来衡量，当I>0时，表示城市活力在空间上集聚；当I<0时，表示城市活力在空间上离散；当I=0则为随机分布。计算公式为：
I = n ∑ i = 1 n ∑ j = 1 n ω i j ( x i - x ¯ ) ( x j - x ¯ ) ∑ i = 1 n ∑ j = 1 n ω i j ∑ i = 1 n ( x i - x ¯ ) 2
式中：n为案例区边境县域数量；xi、xj分别为i、j县的城市活力指数；ωij为空间权重，可以揭示各个要素之间的空间联系。
局部空间自相关能在全局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反映区域内部的空间变化情况。公式如下：
I i = Z i ∑ i = 1 n ω i j Z j
式中：Zi和Zj分别为i、j县城市活力指数标准化后的数值。
(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模型可以用于因子特征的探测，既能探测单个变量的空间分异特征，也可以检测两个变量空间分布的异质性，从而发现两个变量可能存在的因果关联[26]。本文运用因子探测及交互探测识别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关系。
因子探测主要分析不同影响因子对案例边境县域城市活力水平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大小，决定力用q值度量，公式如下：
q = 1 - 1 N σ 2 ∑ h = 1 L N h σ h 2
式中：L为城市活力Y或影响因子X的分层，即分区；Nh和σh2分别为层h的单元数和方差；N和σ2分别为研究区总体的单元数和方差。q值的范围为0~1，反映了驱动因子对城市活力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其值越大，表明其对城市活力空间分异的影响越大。
交互探测用于识别两项不同因子相互作用时是否会对案例边境县域城市活力产生影响，影响类型可以分为单因子非线性减弱、非线性减弱、非线性增强、双因子增强和独立5种。
综上，本文主要研究方法的特点与适用性总结如表2所示，为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水平测度提供了支持。
表2 边境县域城市活力水平测度主要研究方法

Tab.2 Main research methods for measuring the urban vitality level of border counties

方法 适用性 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熵权法 客观确定多指标权重，避免主观性干扰，适合处理多维度、多时间序列数据的权重分配问题 对边境城市活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项因子客观赋权，同时考虑了时间维度和区域差异性
空间自相关分析 用于探索数据的空间分布格局及空间关联性，分析区域内变量的空间集聚或离散趋势 全局空间自相关测度边境县域城市活力的整体空间分布特征；局部空间自相关反映区域内部的局部变化情况，两者共同揭示活力指数的空间聚集规律
地理探测器 用于分析驱动因子对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同时适用于分析单一变量和两变量之间空间分布的异质性，探究两变量之间的空间关联 因子探测识别影响边境城市活力的主要驱动因子；交互探测分析不同因子间的协同或抑制作用，揭示活力差异机理

1.3 研究区域概况

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与缅甸、越南和老挝三个国家毗邻，与泰国和柬埔寨通过澜沧江、湄公河相连，邻近南亚印度、孟加拉国等国际市场，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图2)。全省的陆地边境线长达4060 km，是中国边境线最长的省区之一。云南省拥有便利的沿边开放条件，截至2024年底，全省共拥有28个口岸，交通运输网日趋完善，初步形成通往南亚、东南亚的三条便捷国际大通道。沿边的8个州市拥有2个国家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区、2个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6个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及19个陆路口岸，在地缘环境方面优势十分明显，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图2 研究区域示意图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3)2767号的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2 The study area

本文选取云南省25个边境县域为研究区域，这些边境县分别位于8个边境州市，总面积90838 km2，约占全省的23.4%。2022年25个县域生产总值达到3178亿元，约占全省的11%，发展潜力巨大。案例边境地区境内高山峡谷纵横，河流众多，气候跨越温带到热带，孕育了丰富的水资源、农业资源、矿产资源等。边境地区涉及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南部边境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2020年边境地区森林覆盖率达到67.67%。该地区也是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和望天树(Parashorea chinensis)等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此外，在25个边境县域的670多万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达到了79.4%，更有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使得云南省边境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

1.4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云南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县域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地方志等。对外贸易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https://www.mofcom.gov.cn/)，边境线均边防派出所数量由百度地图在线检索获取，邻国安全数据由国家脆弱指数官网(https://fragilestatesindex.org/)获得，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来自MODIS的公开数据集。
本文选择2013—2022年作为研究时段。基于数据的真实性和可获得性，由于部分边境县域早期年鉴数据资料缺失严重，结合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为影响地区发展的关键事件，本文选取事件前后的2013、2015、2019、2022年为研究时间节点进行重点分析。

2 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空间特征

2.1 空间格局特征

借助ArcGIS 10.2软件对云南边境县域进行城市活力得分的空间可视化。为直观反映研究时段内城市活力指数变化特征，根据自然断点法，以(0.044, 0.145]、(0.145, 0.277]、(0.277, 0.458]为划分标准将指数得分划分为弱活力、次强活力及强活力三类(图3)。
图3 2013—2022年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空间演变

Fig.3 Spatial change of urban vitality in border counties of Yunnan Province during 2013-2022

由图3可知：2013年，云南边境县域的城市活力指数的空间差异程度较大，福贡县、腾冲市和景洪市城市活力指数最高，次强活力地区主要集中在云南省东南部和德宏州部分区域，西部区域整体发展进程缓慢，处于弱活力状态。2015年，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东部沿边县域河口县、马关县、麻栗坡县以及富宁县得到快速发展。西部瑞丽市伴随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的展开，相关优惠政策为当地全面推进对外开放提供机遇，同时当地依托昆明—保山—芒市—瑞丽的跨境经济合作通道[22]，积极展开对外贸易和跨境旅游，城市活力得到显著提升。而地处怒江峡谷腹地的福贡县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进出口贸易及生态建设等有所减缓，整体城市活力水平削减为弱等级。2019年，各县域城市活力发展均有显著提升，强活力县域仍集中在云南省东南部地区，除腾冲市、瑞丽市表现突出外，其他西部县域则整体处于次强活力或弱活力状态。伴随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2022年，云南各边境县域发展受到明显冲击，强活力区域数量明显减少。腾冲市与东南边境县域重新恢复为次强活力水平，仅瑞丽市及景洪市凭借其早期开放的优势，在政策调整和市场恢复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在全省依旧保持了较高的活力排名。孟连县作为省级边境经济合作区之一，在全省普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保持了进出口贸易正增长，优势显著。除此之外，滇西南地区城市活力仍保持较低水平。
总体来看，2013—2022年云南边境县域的城市活力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和多元化特征。滇东地区在滇中城市群的辐射影响下，基础设施、产业建设相对完善，城市建设进程较快，西部德宏州、保山市、西双版纳州依靠早期开放基础，产业优势明显，相关政策支持也促使当地县域城市活力具有较强韧性。滇西南地区则受到生态开发、地理环境限制发展进程缓慢。因此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以开放口岸引领的特征，政策导向与突发事件深刻影响当地区域发展质量与城市活力稳定性。

2.2 空间集聚特征

2.2.1 全局空间自相关特征

基于最邻近指数分析原理，本文借助ArcGIS 10.2软件计算2013—2022年云南省边境县域城市活力的全局Moran's I系数及Z得分(表3)。总体而言，2013—2019年间Moran's I值均为正值且在5%水平下显著，该时段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现象。而2022年城市活力Moran's I指数下降为0.1629，空间聚集程度大幅降低。从Moran's I值的变化水平上来看，2013—2015年Moran's I值增长显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水平在空间上集聚程度显著提升；2015—2019年Moran's I值略微下降，但城市活力整体上仍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受到国内外疫情防控的持续影响，2022年部分依赖进出口贸易及旅游发展的边境县域管控严格，发展受限，城市活力水平显著降低，导致整体空间不再呈现明显的集聚现象，云南边境县域之间发展的差异性减小。
表3 2013—2022年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全局自相关系数

Tab.3 Moran's I of urban vitality in border counties of Yunnan Province during 2013-2022

指标 2013年 2015年 2019年 2022年
Moran's I 0.2891 0.3891 0.3630 0.1629
Z 2.4086 3.0384 2.8522 2.4345
P 0.0160 0.0024 0.0043 0.0514

2.2.2 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

在全局空间自相关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利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揭示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空间集聚的具体分布模式。借助ArcGIS 10.2软件计算并绘制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集聚图(图4)，将空间集聚类型分为H-H、H-L、L-L三种类型区(研究区无L-H型)。其中H-H、L-L区表明该区域与相邻区域城市活力均较高或较低，空间差异较小；H-L区表明该区域城市活力指数较高，而相邻区域城市活力指数较低，空间差异较大。
图4 2013—2022年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局部自相关差异演化

Fig.4 Change of local autocorrelation difference of urban vitality in border counties of Yunnan Province during 2013-2022

从空间分布上看，H-H区出现在云南东南部的麻栗坡县，H-L区出现在西南部的孟连县，L-L区数量最广，集中出现在云南省西南部的部分县域。总体而言，研究时段内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整体格局较为稳定，高值区集中分布在东南部，低值区在西南县域聚集，相邻区域空间关联性不断增强。
从类型演变上来看，研究时段内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部分县域城市活力随着时间演变聚集模式不断发生变化。2013—2015年，L-L区集中出现在沧源县、西盟县和孟连县三个区域，反映出滇西南地区的边境城市活力长期居于较低水平。2019年，镇康县周围边境地区城市活力水平也出现降低趋势，同时麻栗坡县所在的文山市得到快速发展。伴随当地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不断加强市场推广，推动当地旅游收入年增长率近三成，加快了城市活力水平提升，空间聚集效应明显。直到疫情后的2022年，城市活力高值区域受到明显冲击，城市活力的集聚效应也相对减弱，滇西南地区只有孟连县的城市活力相对周围边境县域较高，临沧市附近县域城市活力均处于较低水平。相比之下，西南地区的城市活力在研究时段内始终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尤其集中在临沧市、普洱市下辖区域，这些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边境大部地区。受限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多方面因素，城市活力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提升。

3 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影响因素

3.1 影响因素指标的选择

影响因素的选择方面，在已有指标的数据基础上，本文增加了对研究区域的经济强度与环境保护影响因子的监测，数据分别来自类DMSP-OLS数据集(https://data.tpdc.ac.cn/zh-hans/data/6168e75d-93ab-4e4a-b7ff-33152e49d0bf)下的夜间灯光数据以及中国高分辨率高质量近地表空气污染物数据集(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GIYGJU)中的PM2.5数值。相较传统遥感影像，夜间灯光数据能够反映出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城市多维空间信息，表征人类活动强度和城市化进程[27]。PM2.5指环境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2.5 μm的颗粒，含量越高，空气污染越严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大气污染程度，表现区域环境质量。
因此，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科学性和可获得性，本文综合已有统计资料与部分卫星遥感监测数据，选取总人口数、旅游总收入、夜间灯光值、边境线均边防派出所数量、PM2.5数值、进出口贸易总额6项指标分别表征地区人口流动、旅游发展、经济强度、边防治理、环境保护以及对外贸易水平(表4)。
表4 边境县域城市活力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Tab.4 Indicator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vitality of border counties in Yunnan Province

影响要素 指标 性质
人口流动 X1总人口数 +
旅游发展 X2旅游总收入 +
经济强度 X3 夜间灯光值 +
边防治理 X4边境线均边防派出所数量 +
环境保护 X5 PM2.5数值 -
对外贸易 X6进出口贸易总额 +

3.2 因子探测结果分析

为探究各因素对边境县域城市活力发展的影响情况，结合相关已有研究[28-29]，运用地理探测器对2013、2015、2019及2022年云南省边境县域城市活力水平进行因子探测，结果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分别得到各指标对应年份的解释力q值大小。综合4年数据进行排名(表5)，各影响要素对云南省边境县域城市活力水平的贡献程度大小排名为：旅游发展>对外贸易>人口流动>经济强度>边防治理>环境保护。
表5 2013—2022年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影响要素探测结果

Tab.5 Detect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vitality of border counties in Yunnan Province during 2013-2022

X1 X2 X3 X4 X5 X6
2013年 0.2749 0.3476 0.1754 0.1525 0.0583 0.2977
2015年 0.3182 0.5496 0.2827 0.1749 0.2908 0.1862
2019年 0.3725 0.3522 0.4126 0.1946 0.2870 0.3569
2022年 0.1080 0.2285 0.1075 0.2534 0.1127 0.3560
平均值 0.2684 0.3695 0.2446 0.1939 0.1872 0.2992
排名 3 1 4 5 6 2
根据因子探测结果，不同因素影响作用大小伴随时间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人口流动(X1)和经济强度(X3)在2013—2019年间解释力增强，主导作用不断提升，到2022年主导作用明显减弱。由于边境地区内存在资源匮乏、产业落后及各种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存在高度耦合。经济落后区域往往伴随着人口流失的加剧[30-31]，强烈影响了当地可持续发展。研究时段前期，县域人口与经济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力显著增强；而由于疫情对边境县域产业发展的影响，进入2022年两者的制约作用才有所放缓。旅游发展(X2)整体解释力位居首位，在2015年达到最大值，之后解释力有所下降，但依旧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表明，旅游业作为推动城市活力的重要因素，能够挖掘当地自然文化特色，吸引更多游客与投资者，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文化传播与交流以及社会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与以往研究一致[32]。边防治理(X4)在研究时段内解释力不断上升，在2022年达到第二位，表明维护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安全能为当地的生产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云南边境县域未来建设发展的重点。由于云南当地生态质量基础优良[33]，环境保护(X5)的影响程度较小，但解释力在研究时段前期有缓慢上升趋势，反映云南边境区域生态保护工作的积极作用。对外贸易(X6)在城市活力发展过程具有显著影响，尤其在2022年达到解释力首位。这是由于不同县域的口岸经济发展差异明显，例如瑞丽市、景洪市、河口县等拥有国家级口岸的县市发展速度快、稳定性较强，进出口贸易额远高于其他边境县域，因此对外贸易对城市活力的影响程度较强。因此，未来对外贸易仍是云南边境县域发展的关键，各地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口岸经济快速发展。

3.3 交互探测结果分析

对不同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进行探测，结果显示(图5)，任意两个影响要素相互作用后的解释力均大于单一要素结果。这说明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是不同要素相互作用下的结果，且影响要素起到了协同增强的作用。
图5 2013—2022年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影响要素交互探测结果

Fig.5 Interactive detection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urban vitality of border counties in Yunnan Province during 2013-2022

分别选取2013、2015、2019及2022年交互探测排名前三的因子组合，结果显示，各因子之间组合交互作用随时间呈现动态演化态势(表6)。2013年，总体各因子之间交互作用解释力还相对较弱，但边防治理与环境保护、人口流动的交互作用下解释力较强，说明该时间城市活力提升更依赖于边防治理与其他要素的协同作用，旅游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相互作用也成为城市活力发展的核心力量。2015年，因子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力显著增强，旅游发展与经济建设、边防治理的交互作用为区域城市活力提升影响较大，表明伴随边境旅游的发展，经济活力不断提升，边防安全问题也深刻影响当地综合活力水平的提升。2019年，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交互作用对城市活力提升影响较大，反映出快速发展阶段环境问题的负面影响会对经济建设形成一定阻碍，影响城市活力的提升。同时伴随经济建设成效凸显，能够吸引更多人口留驻，同时人口的聚集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人才基础，促进旅游业的正向发展。2022年各因子的交互作用解释力明显下降，旅游发展和对外贸易交互作用重新成为城市活力最重要的影响层面，虽较2013年解释力有少许下降，但主导交互因子依旧集中在经济发展与旅游外贸中。
表6 影响要素交互探测前3位的因子组合

Tab.6 Top three factor combinations in interactive probing

排名 2013年 2015年 2019年 2022年
交互因素 q 交互因素 q 交互因素 q 交互因素 q
1 X4∩X5 0.7717 X2∩X3 0.8463 X3∩X5 0.8277 X2∩X6 0.7337
2 X1∩X4 0.7422 X2∩X4 0.8071 X1∩X5 0.8222 X2∩X4 0.7155
3 X2∩X6 0.7356 X1∩X6 0.7827 X2∩X3 0.7914 X4∩X5 0.7003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综合分析了云南边境县域的城市活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通过构建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活力三个方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以量化评估其城市活力水平。选取了2013、2015、2019和2022年4个关键时间节点，充分考虑了“一带一路”倡议及新冠疫情对地区发展的潜在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 空间格局方面，研究时段内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和多元化特征，整体上强活力地区集中在滇东南区域，西部县域整体发展进程缓慢，政策扶持与新冠疫情冲击对城市活力的时空演变起重要作用。
(2) 空间集聚特征方面，研究时段内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现象，呈现出明显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分布上相邻区域空间关联性不断增强，东南部县域受疫情冲击集聚效应削弱明显，西南地区部分县域整体城市活力集聚效应始终处于较弱状态，尤其集中在临沧市、普洱市下辖区域。
(3) 影响因素方面，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程度排名依次为：旅游发展、对外贸易、人口流动、经济强度、边防治理和环境保护，各因子解释力大小不断发生演变。交互探测结果显示，各因子的协同作用在不同年份显著变化，2013年主要依赖于边防治理与其他因素的协同作用，而2022年则主要由旅游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交互作用驱动。

4.2 讨论

作为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空间作用下的特殊地带，边境地区是维护国家国土安全、链接对外开放的核心地域。尤其对于云南这样的多民族、多山区的边境省份而言，其发展水平不仅关乎地区经济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更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作为连接南亚、东南亚的重要节点，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云南边境县域积极融入共建开放合作体系，加强互联互通建设，贸易畅通水平持续提升，特色产业体系不断完善，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为云南边境发展重新带来了挑战，口岸管控、旅游受阻等多重限制为当地城市活力提升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压力。
为提升云南边境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各县域应多措并举，持续推进对外开放与合作贸易。当地应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历史机遇，扩大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积极构建开发开放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边(跨)境经济合作区、边民互市区等开放平台，推动跨境电商、物流与贸易的便捷化，充分发挥云南边境的区位优势。其次，各县域可根据自身优势发展条件，加强区域合作与联动。滇东南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基础设施完善，应充分发挥当地的技术、人才和产业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对于相对落后的西部普洱市、临沧市，应加大政策帮扶力度，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加强全省在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经验共享，促进均衡发展。最后，国际环境与地缘安全的稳定对于边境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边境地区资源流通受限的条件下，更需要地方政府加强边境管控，稳固边境安全屏障，促进落后地区城镇发展和基础设施完善。
本文通过测度云南边境县域的城市活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拓展了边境城市活力研究的理论视野，为边境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相比于其他边境研究，本文一方面验证了云南边境主导产业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22,34-35]，即云南西部、东南部边境县域整体发展水平较高，西南部相对落后；同时，当地城市活力受到边境旅游和外贸产业的强烈影响，也进一步验证了边境地区对外部市场和跨境合作的高度依赖[36-37]。另一方面，本文丰富了城市活力研究在边境背景下的理论框架，通过引入邻国安全、边防治理等因素建立起边境城市活力的综合评价体系，呼应了现有研究对边境地区这一独特地缘环境的关注[38-39]，侧重强调开放、安全、发展功能在边境城市发展的作用[1,19,40]。
但本文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囿于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边境县域城市活力指标体系的构建更应考虑到城市建设、绿色发展等具体因素，未来可结合实地调研、问卷数据等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截面数据的研究可能会丢失演变中的动态变化信息，可以从更长的时间尺度入手，丰富边境地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此外，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广义的城市活力，未考虑微观层面下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下一步可以应用行为地理学的研究范式，结合手机定位数据、社交媒体签到信息等更多源的数据类型，深入挖掘城市活力的微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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