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内涵、进展与展望

  • 龙井然 , 1, 2 ,
  • 张英男 3 ,
  • 张旭博 , 1, * ,
  • 李静 1, 2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生态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 3.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058
* 张旭博(1985— ),男,陕西杨凌人,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生态学。E-mail:

龙井然(2001— ),女,湖南醴陵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生态系统服务与土地利用转型。E-mail:

收稿日期: 2024-12-31

  修回日期: 2025-03-13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3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4&ZD145)

Nature-based solutions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A systematic review

  • LONG Jingran , 1, 2 ,
  • ZHANG Yingnan 3 ,
  • ZHANG Xubo , 1, * ,
  • LI Jing 1, 2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of Ecosystem Network Observation and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3.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2-31

  Revised date: 2025-03-13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3

Supported by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4&ZD145)

摘要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是一种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生态系统并行的行动,可解决当今面临的来自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挑战,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生态系统管理前沿方法之一。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应用于乡村空间重构,不仅能够有效缓解乡村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还可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潜力,促进乡村地域的全面振兴。论文梳理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概念演进,并基于地方政府、村委会、村域经营主体和村民等不同利益主体视角,从生态空间、实体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4个方面探讨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概念内涵。随后,分别从生态保护和生态景观优化、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空间优化和土地整治与农业转型、自然景观商品化以及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等方面系统分析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生态空间、实体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重构的研究进展。最后指出,未来可着重从NbS理念的本土化改造、多部门协同合作机制构建、资源与资金配置的优化策略探究、社会经济影响的阶段评估、社会经济效益量化方法的应用等方面深入开展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

龙井然 , 张英男 , 张旭博 , 李静 .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内涵、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5 , 44(4) : 670 -683 . DOI: 10.18306/dlkxjz.2025.04.002

Abstract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represent an efficient approach to utilizing natural resources while simultaneously protecting ecosystems, addressing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we face today.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ly as a cutting-edge method for ecosystem management, NbS can be effectively applied to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pace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mitigates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rises hindering r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unlocks the potential for rural growth, fostering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This study outlined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NbS, and explored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based on Nb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including local governments, village committees, r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analysis was structured around four dimensions: ecological space, physical space, economic space, and social space. The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progress in restructuring the ecological space, physical space, economic space, and social space of rural areas through NbS, focusing o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landscape optimization, the optim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spaces, land consolidation and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s, and balancing the needs and expectation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he study concluded by suggesting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mphasizing the localization of NbS concepts, 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sectoral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resource and capital allocation, phased assessments of socioeconomic impact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measure socioeconomic benefits.

近年来,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以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对生态系统功能和人类福祉造成的压力逐步增强[1]。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生态恢复前沿理念,具备可持续性、系统性、尺度性、适应性4个方面核心特质[2],可以有效应对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环境挑战。基于自然解决方案被描述为可持续利用和管理自然或改造生态系统的行动[3],能同时为社会、经济和自然提供效益,且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代表交叉学科的“伞形概念”,由许多现有的学科概念进行支撑,如工程学中的“绿色和蓝色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学中的“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环境规划中的“景观功能”[4]。基于自然解决方案概念的附加价值在于认识到这些解决方案的存在,并且可以补充或提供人类或工业解决方案的替代方案[5],但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它的边界仍在各个学科和政策间探索[6]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在乡村地区的应用已成为调适乡村社会经济及空间形态变迁的重要途径[7]。乡村重构是一项集经济、社会、空间为一体的乡村发展战略,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优化地域空间格局,可有效应对乡村地区面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空间格局的变化是乡村重构的重要表现形式,即乡村空间重构[8]。乡村空间重构旨在优化乡村“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以促进农业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和非农产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为改善人居环境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奠定基础。自然资源作为乡村空间重构的内源性因子,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与资源支撑,乡村重构进程中需要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促进其可持续利用。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是以大自然为灵感,模仿和依托大自然的过程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方法,能够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农村地区生态系统[9]。该方案可为乡村空间重构提供科学指导,通过合理规划可以降低乡村发展的成本,提高资源与空间的利用效率与可持续发展水平。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有助于推动乡村经济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发展。面对乡村地区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环境挑战,基于自然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有效且可持续的应对策略,可以成为一种补充性的解决方案集合[10]加入乡村空间重构中,不仅有助于缓解环境压力,还能为人类社会带来长远的福祉。
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识别、选择、评估和总结分析。以Web of Science平台所收录SCI与SSCI源期刊作为第一文献来源,文献类型设为“Article”和“Review Article”,检索主题为“nature-based solutions”,剔除不符合主题的文章,筛选得到自2008年“nature-based solutions”概念提出以来的英文文献4744篇;检索主题为“rural restructuring”,筛选得到1996—2024年英文文献1733篇。以中国知网平台所收录的中文核心期刊作为第二文献来源,文献类型均仅限于学术期刊,检索主题为“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筛选得到2013—2024年中文文献150篇;检索主题为“乡村空间重构”,筛选得到2005—2024年中文文献371篇。文献检索时间为2025年1月16日。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所收集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和图谱绘制(图1图2)。
图1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bS)研究引文聚类网络图谱

Fig.1 Network graph of citation clustering for research on NbS

图2 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引文聚类网络图谱

Fig.2 Network graph of citation clustering for research on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目前学界已从生态系统服务提供、气候变化应对、可持续城市发展等不同学科视角对基于自然解决方案进行了一系列有效探索,然而相对忽视了其在乡村方面的应用。并且目前在乡村方面的研究,更多是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应用于农业生态土壤[11]、农作物[12]等微观领域,对乡村经济和社会等宏观领域的研究还相对欠缺。对于近年兴起的乡村空间重构领域的研究关注较少,缺乏对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的系统性梳理。而本文试图填补当前研究的空白,在梳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的概念内涵、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综述将这种生态化理念植入乡村空间重构的路径机制与相互作用形式,并结合研究现状提出对该领域未来研究的展望,以期推动乡村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1 理解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

1.1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bS)的提出

近年来,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与开发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造成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等问题的加剧,也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类自身的福祉构成了重大威胁[13]。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各种管理方法被相继提出,包括生态工程、综合修复技术、生态系统管理等。但研究者逐渐发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顺应自然规律,而非单靠技术,“以自然为本”的理念在学界日渐兴起。
在此背景下,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bS)由世界银行于2008年在名为《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与适应性:来自世界银行投资的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报告中被首次提出,其认为NbS作为一种新的顺应自然的解决方案,能帮助人们更为系统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14]。NbS自提出以来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进行推广与应用,被正式应用于气候变化的应对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于2009年将NbS正式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5],并在2016年将其定义为“对自然生态系统或人工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以有效和自适应的方式应对社会挑战,并提供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效益的行动”[16]。同年,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对NbS的定义进行了完善,细分了它的作用对象,认为其不仅能帮助应对社会挑战,还可促进解决经济和环境挑战,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和提高环境韧性。
2019年,NbS被列入联合国气候行动的九大领域之一,加速了其主流化趋势。同年,中国和新西兰作为联合牵头国家,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共同发布了NbS气候宣言[17]。这一宣言强调了NbS在实现《巴黎协定》气候变化目标中的关键作用,也标志着中国已将NbS纳入其政策、战略和行动计划中(表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等生态文明思想与NbS理念高度契合,也为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表1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概念演化

Tab.1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NbS

年份 组织 阶段 内容
2008 世界银行 首提概念 NbS作为一种新的顺应自然的解决方案,能帮助人们更为系统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2009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逐渐认可 NbS被正式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2016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提出定义 NbS是对自然生态系统或人工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以有效和自适应的方式应对社会挑战,并提供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效益的行动
2016 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 完善定义 NbS是保护、养护、恢复、可持续利用和管理自然的或经改造的陆地、淡水、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从而有效地、适应性地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同时提供人类福祉、生态系统服务、韧性以及生物多样性益处
2019 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 成为主流 NbS被列入联合国气候行动的九大领域之一
目前学界对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研究聚焦在生态系统服务、气候变化、城市规划、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生态系统服务,即自然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一系列惠益。许多学者认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18-19]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20]是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组成,分别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19,21-22]、供应[12,23]、转移[20]、整合[19]等方面进行研究,一些学者也着重关注了文化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在气候变化领域,基于自然解决方案极具研究潜力,其研究内容围绕气候适应与缓解[3,24-28]、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评估[29]以及碳相关(碳储存[30-31]、碳中和碳达峰[2])等方面展开,通过NbS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气候挑战已普遍流行。基于自然解决方案还被广泛用于城市形态优化(如人工湿地[32-33]、绿色公共空间[34-35])、生物多样性治理[35-36]、城市碳排放[37-38]和城市再生[25]等领域。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是一种创新的、前瞻性的方法,旨在通过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或人工生态系统,以有效和自适应的方式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挑战,同时为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这一方案不仅深刻体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为我们解决当前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发展面临的诸多社会、生态和环境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路径。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是NbS的核心所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尊重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避免对乡村地域的过度开发和破坏,确保城乡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可通过设立自然保护区、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等举措,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其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同时,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城镇发展所需时,要确保不对乡村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此外,NbS还注重为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带来效益。通过实施NbS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不仅要注重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还要保护乡村的生物多样性,维护乡村生态系统的健康。可通过推广生态农业、多功能农业、实施可持续林业管理等措施,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与此同时,基于NbS的理念,乡村地域系统需要以有效和自适应的方式应对来自城市系统的剥夺。通过重构其实体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形成城乡地域系统结构协调、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39],使乡村地域系统具备自适应能力,以解决和防范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乡村发展问题。
综上所述,NbS是一种创新且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可为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实效。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这一理念将不断得到推广和应用,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当然,NbS不是包治百病的解决方案,它需要与其他政策措施相结合,形成协同效应。例如,将NbS纳入国家和地方的规划体系中,与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农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政策相衔接,可以确保解决方案的落地实施和长期效果。

1.2 乡村空间的概念内涵

乡村空间是指在乡村地区内,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地域空间。乡村空间系统的认知框架构建需以“人地关系”为理论根基,作为乡村地域系统的衍生概念,乡村空间系统不仅仅局限于具象空间,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共同支撑起了乡村空间的三元维度[40]
乡村空间的核心基础是自然地理环境,地形、水文、植被等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组成了乡村的物质空间。地形地貌的差异性直接影响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模式,如平原地区多呈现集聚扩展式聚落,而山区乡村则因地形限制导致集聚程度不高,具有垂直梯度特征,存在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分布特征[41]。乡村聚落多聚集在河流两侧,其空间分布与河流走向密切相关。土地利用作为物质空间的核心要素,其结构演变映射着乡村发展的动态过程。农业生产功能优势区多分布于内陆平原,耕地连片化特征显著,而生态功能主导区则集中于山地丘陵地带,体现了自然条件对生产、生态空间分异的根本性约束[42]。生态系统不仅为人类提供自然资源,更通过水土保持、气候调节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等生态服务功能构成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屏障。土地复种指数与植被覆盖度等指标的空间异质性直接影响着乡村产业绿色转型的成效,印证了物质空间的生态基底对乡村功能优化的支撑作用[43]
乡村社会空间是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活动的多维载体,具有生产、消费与交换的复合属性。农业生产是乡村经济的核心,传统农业生产以种植、养殖、渔业和林业等初级产业为核心。在乡村工业化进程中,乡镇企业集聚促使农田转化为工业用地,村民职业结构从单一务农转向“亦工亦农”,社会关系网络随之从血缘纽带转向业缘联结[44]。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空间呈现多元化趋势,一些地区的乡村还发展出了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近郊乡村通过民宿集群与休闲农业开发,将传统生产空间转化为消费空间[45],游客与村民的互动重构了地方社会网络,凸显社会空间从封闭性向开放性的转型特征。
乡村作为文化记忆的空间载体,包含着宗族制度、民俗传统与价值观念的交织。在乡村文化传承方面,乡村空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传统乡村建筑、民俗风情和乡土艺术等都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然而目前乡村文化空间正面临现代性冲击,年轻群体对乡土文化的疏离导致文化空间出现“断层化”,这警示着文化传承需与空间功能更新动态调适。
从理论视角来看,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经历了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建构主义这三个阶段,实现了从物质层面到社会表征、从客体性空间到主体性空间、从静态单维空间到动态多维空间的转变[46]。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乡村空间的多维交互机制,提出了若干极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英国地理学者Halfacree[47]提出的“乡村空间三重模型”,将乡村解构为乡村地方性、乡村的表征以及乡村日常生活,强调三者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实践发展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三维分析框架,认为乡村空间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物质基础、社会关系与文化符号的复合载体[40]。而“三生空间”理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也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范式。该理论强调三类空间的功能协调与嵌套关系:生态空间是基础,为生产与生活提供资源保障;生产空间通过资源重组推动经济发展;生活空间则通过优化人居环境实现空间价值的终极目标[48]。这些理论演进为乡村空间重构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也启示我们对乡村空间进行跨学科研究以及“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1.3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是在生态优先、尊重自然、综合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将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可持续发展手段融入农村地区的自然景观和农村空间改造,以期实现生产与生态资源的高效利用、增强农村居民的福祉。在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参与至关重要。村委会作为基层治理主体,需统筹协调生态保护与村民诉求;村民既是生态实践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空间重构的直接受益者;村域经营主体通过绿色产业转型加速实现乡村生态价值转化;政府部门则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调配保障乡村空间重构的系统性推进。基于上述对多主体协同机制的系统性认知,本文将立足于利益主体视角,从生态空间、实体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4个方面进行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概念阐释(图3)。
图3 利益主体视角的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概念内涵

Fig.3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on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based on NbS

在生态空间方面,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主要是通过自然恢复项目的实施,进行乡村地域系统的自我修复和更新。在生态空间重构过程中,政府通过生态补偿机制鼓励乡村经营主体参与、增加村民们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热情,村委会负责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引导村民们参与生态项目。在乡村自然恢复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通过湿地恢复、植树造林、草地管理等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的修复手段净化水质、提升空气质量、控制土壤侵蚀程度,以期做到改善乡村生态系统服务和提高生物多样性;还可为乡村地区提供阴凉区域、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地表覆盖和减少洪水风险等方面的福祉,从而间接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帮助乡村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并提高乡村生态系统的韧性与自适应能力,以维持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在实体空间方面,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主要体现在生产空间优化和生活空间重构上,以土地整治和农业转型为抓手,重塑乡村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功能和形态。在生产空间优化方面,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与政策引导,主导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复垦与耕地提质、产业用地集中布局等规划的实施;村委会发挥基层协调作用,负责组织土地流转与权属调整等工作;村域经营主体立足地域特色资源进行农业转型,因地制宜地构建“农业+非农产业”融合体系,如在传统农耕区发展有机农业,在生态资源富集区开发农业旅游等;村民通过土地入股、务工就业等方式参与价值链分配,形成“主体联动—利益共享”的发展模式。在生活空间重构方面,地方政府通过空心村治理、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等手段主导村庄功能布局优化;村委会发动村民对村庄进行保护性修缮,在融入生态化设计的同时保留乡村生活空间的传统风貌;村经营主体负责活化利用腾退空间,将废弃宅院改造为乡村书屋、非遗工坊等公共空间,延续乡土文脉;村民通过“门前三包”制度维护生活空间卫生,实现“空间再造—文化传承—生态平衡”的有机统一。
在经济空间方面,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以生态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为目标。在生态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方面,发展乡村低碳经济是重中之重。地方政府需发挥顶层设计作用,通过制定低碳产业扶持机制,进行绿色技术推广,拓展“生态+”模式,推广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等;村委会可组织建立村级生态产业协会,统筹协调“生态+”模式实施,引导乡村产业向多元化、特色化方向发展,以期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49];村域经营主体需积极探索生态农业等项目,投资建设生态加工园区等配套空间,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村民通过接受绿色技能培训,将传统耕作方式升级为标准化生态种植,获得绿色农产品的溢价销售收益。
在社会空间方面,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乡村社会功能和村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以期增强农村地区居民的福祉。地方政府需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完善生态保护法规和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生态环境动态监测机制;村委会应强化基层治理能力,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和评估体系,组织成立村民环保议事会,完善生态保护教育、引导村民积极参与环保行动和定期评估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村域经营主体可依托市场化资源,投资建设乡村生态教育示范基地等公共空间,并开发环保技术培训服务;村民通过参与生态志愿者队伍,实现从被动受益者向主动参与者的角色转变,可形成公众参与的良好氛围和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
相比之前的乡村空间重构理念,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更具稳定性和成效性,提供成本效益的同时还能提供碳封存与减排、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等协同效益。不仅重塑了乡村空间的物理形态,更是重构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

2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进展

近年来,学界逐步突破传统城乡规划范式,将NbS理念深度融入乡村空间治理实践,形成了多维度重构的研究图景:在生态空间层面,强调通过生态保护与生态景观优化重建自然资本;在实体空间层面,注重依托自然本底优化聚落格局与基础设施布局;在经济空间层面,聚焦于挖掘生态产品价值与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在社会空间层面,则注重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这4个维度的空间重构既保持相对独立的理论发展脉络,又在实践层面形成耦合协同效应,共同指向韧性乡村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因此,本文将从生态空间、实体空间、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4个方面切入,系统梳理NbS导向下乡村空间重构的最新研究进展,揭示其内在逻辑关联。

2.1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生态空间重构

(1) 生态保护
农村地区土地利用冲突、人口流动、农业生产方式、垃圾处理及政策管理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导致了农村地区环境退化[50]、生态系统遭受破坏。为防止乡村景观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失去特色,“生态空间特色保护”受到学界广泛关注[51]。通过合理规划进行景观空间管理的景观(生态)安全模式建设是生态保护的核心内容,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景观安全模式建设的重中之重。从生态敏感区识别和生态廊道构建的角度出发,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功能,进而可保障乡村地区生态安全[7]
另有学者通过分析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和土地利用安全格局,提出根据生态保护重要程度的高低来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52]。在重点生态空间区域内,禁止开发建设并实施退耕还林和农村土地整理计划恢复生态用地;通过植树造林、生态工程、水土保持等手段,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保护中的重要生态保护区;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土保持的重要生态缓冲区限制开发,禁止集约化开发,对地区内被破坏的植被进行及时有效的恢复或重建。在一般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内,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同时,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培育环境破坏小、附加值高的绿色产业,建设生态廊道和生态产业开发区,从而有效防范生态风险。在非重点生态保护区,可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经济性、培育绿色产业、禁止能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企业在这些区域落户等手段,以期保护乡村聚落景观,减少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52]
(2) 生态景观优化
生态景观优化也是乡村生态空间重构的关键一环,它主要体现在多功能景观管理、景观连通性恢复和农业景观休闲化等方面。农村地区不仅仅具有农业生产功能,还具有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目前,农村地区正从单一的生产导向转向多功能景观管理,以追求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且同时满足当前和未来世代的需求[53]。在农村地区建立或恢复生态廊道,如林带、河流廊道等,来连接孤立的生态斑块,从而恢复乡村景观连通性,进而可改善农村地区环境质量和承载力[54]。农旅融合的兴起使现代农业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粮食和农产品,而是向提供生态、文化、教育和休闲等多种功能拓展,农业景观呈现出休闲化趋势。不过在农业景观休闲化发展的同时还应对传统的农业景观进行保护和创新,保持其自然和文化价值,避免过度商业化和同质化[51]

2.2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实体空间重构

(1) 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空间优化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加速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愈发向机械化和产业化发展,引导农村产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和促进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进一步分离成为学界的一大关注点。建设农业示范园区有助于农用地的集中管理和工业污染的统一管理,从而避免发展乡村产业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形成科学的产业布局[51]。地方政府还应制定合适的产业用地规划,以促进农村地区的紧凑发展和产业集聚,从而促进乡村空间的有效利用和重构[55]
随着农村地区的发展,居民点用地需求增加导致生态环境压力加剧,如何合理规划用地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当前学界大致分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和农村居民点搬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些学者提出了使用计算机模拟(蚁群优化算法)和场景模拟的方法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模型,帮助决策者在保障农业生产、生态保护和居民生活质量的基础上预测和规划农村居民点的扩张,从而优化土地利用并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52]。生态容量对于确保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另有学者结合生态、生产和生活因素,构建了复合生态位模型,用于多维度评估和指导乡村定居点的空间重构[56]。运用概念模型助力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研究,更能从环境容量、生态阈值和生活空间等方面考虑土地利用管理,以期在乡村实体空间重构中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
与之相反的观点是生态搬迁,即在需要保护的关键生态区域,例如生态敏感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重要水源地等,将当地居民有计划地迁移到其他地区,再在原居住地进行生态恢复工作,如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恢复等,并对搬迁过程和生态恢复效果进行持续监测和评估[52]。其作为一种乡村实体空间重构手段,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人类活动对这些区域的生态压力,同时改善搬迁居民的生活质量。合理引导农村居住集聚,或鼓励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镇,可优化和整合农村生活空间[51]
在农村发展中还应保持农村空间系统的整体性,避免单一层面的发展导致多维空间的失衡[57]。应对城市和乡村地区进行综合分析,以解决空间差异问题[58]。合理调整空间布局与土地利用结构,优先保障农业生产用地,同时合理规划生态用地和生态修复,保护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 土地整治与农业转型
土地整治是解决农村空间问题的土地管理手段,也是中国乡村空间重构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59]。其管理手段包括土地平整、灌溉排水设施升级、田间道路铺设等工程措施,以期通过建设生态网络和改善耕地质量的方式,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土地生产力和利用效率,达到恢复自然生态过程的目的。
农业转型正在农村地区快速进行,在基于自然解决方案下大致可将其分为生态农业发展与乡村旅游发展两个部分。有学者指出应鼓励和支持生态农业的实践,提高农民在生态农业中的参与度和对环境问题的认识[60],才能有效促进发展环境友好型农村[54]。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人们对农村土地的需求和利用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为了满足旅游接待的需求,农村地区开始对土地进行更有效的整合和利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出售和转让频繁发生,农民在此过程中获得资金,用于改善居住条件和进一步参与到旅游业务中,这一循环使农业转型也反向促进了土地的集中和整治[61]
在农村地区,通过资本的介入和市场的需求,促进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重塑升级和经济多样化,以适应市场需求和提高竞争力。可将传统的农业产业和其他自然资源转化为休闲旅游和生态健康产业,从而实现产业的多元化和空间的消费化[62]。例如,利用农村地区的清新空气、宁静环境和绿色食品等资源,发展养生度假、健康餐饮、瑜伽冥想等生态健康项目。农村产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种植和养殖,而是扩展到加工、销售、服务等多个领域,形成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再通过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将农村的自然元素转化为具有吸引力的消费产品,如特色农产品、乡村体验活动等。

2.3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经济空间重构

乡村现代化发展使得农村地区成为由更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组成的复杂空间,资本突破了城市和乡村间传统的地理界限,乡村经济空间因此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重构过程[57]。农村地区的自然景观被视为可以开发和销售的商品,这种观念导致了资本对自然资源的商品化利用[63]。自然景观作为农村地区的独特资源,提供了诸如碳固定、水文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服务和生态效益,对于维持生态平衡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它也是旅游业、休闲娱乐和季节性居住等活动发展的根基所在。上面提到的农业转型,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可以提高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进而促进乡村经济空间的有效利用和重构[51]
一些学者指出,不能盲目顺应市场导向和利益最大化,在开发中融入干预保护措施、适度发展才能确保自然景观的独特性和可持续利用[63],从而确保乡村生态经济的稳定发展。例如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贝菲尔德县和挪威的希特拉弗罗亚地区,随着自然景观的商品化、价值化和房地产开发的无序扩张,新建筑和商业活动重塑了传统的文化景观和地方特色,对农村地区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压力,导致传统生活方式和景观特色逐渐被取代。
另一个常被提及的概念是资源租金,它与生态补偿机制和乡村公共土地的经济利用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被用来调节相关者的利益关系,以提高生态保护活动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作为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一种经济手段,资源租金是指从自然资源开发中获得的超出正常利润部分的收益[64]。在乡村生态开发中,可将自然资源的碳固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服务的价值适度转化为租金,在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的同时,避免过度开发和资源枯竭,以期提升农村地区应对生态退化和经济挑战的能力。

2.4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社会空间重构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公共产品和资本配置的不公平和结构性失衡,导致农村发展资源进一步被城市占用,农村自我发展能力被进一步削弱[7]。农村地区人口尤其是劳动力经历了大规模外迁,导致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造成了农村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社会不平等。而随着乡村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许多城市居民迁移到农村地区成为“新村民”[65],进行农业创业和季节性居住等。城市和农村社区进行了融合,农村地区被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乡村社会问题也有了新的变化[66]
随着农村地区社会空间的发展和重构,自然景观和土地的使用方式随之发生改变,这可能会导致社会变迁和冲突。一些资本家披着生态保护的外衣对农村地区进行利益攫取;旅游业的发展可能会带来生态环境压力和农村地区生活成本的提高[67];季节性住房的增加可能会影响当地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因此,如何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成为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社会空间重构的一大挑战[63]
在乡村社会空间重构这一涉及多方利益的问题中,关键参与者之一是地方政府[68]。政府应加强向农村居民提供社会经济服务、公共服务和健康保障。市场活力、生产力和行政力量是影响乡村空间重构能力的关键因素,有研究表明,农民在对新农村建设不满意的时候更愿意进行结构调整,因其期望之一是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69],因此支持基础设施[62]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是支持社会创新和重构的关键[70],且通过改善交通、通信和能源供应等,促进农村地区的信息流通和可持续发展[71],也可为乡村社会空间重构提供助力。而重视构建生态网络和绿色基础设施还可以提高农村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景观生态服务能力和碳汇能力[59]。政府增强农村治理的资源配置和管理能力,还可全面提升农村地区应对生态退化和社会经济挑战的能力[72]。最后,还应出台相应的保护性规划政策,以指导和规范农村地区的社会空间重构[73]

3 研究展望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bS)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虽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仍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多重挑战需要突破。当前研究普遍关注NbS理念的生态效益与技术路径,却较少系统探讨其在中国特殊国情下的适应性转化机制。尤其是面对城乡二元结构显著、乡村发展诉求多元的现实情境,NbS的实践逻辑亟需从单纯的生态修复向人地关系协调、空间功能优化与社会经济转型的复合维度演进。本文立足于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的双向视角,从理念适配性、实施机制、资源配置、影响评估和效益量化五大维度展开批判性反思。通过揭示当前研究在理论本土化改造、跨部门协同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系统性评估框架及科学量化方法等方面存在的理论缺口与实践瓶颈,试图构建兼具前瞻性与操作性的研究框架,为完善NbS指导下的乡村空间重构理论体系、优化乡村振兴实践路径提供科技支撑。

3.1 NbS理念本土化改造

发达国家与中国在NbS的理解上存在一定偏差,中国如要深入研究NbS则需对NbS理念进行本土化改造,以适应本国国情与社会需求。国际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因较早开始了对NbS的研究,已形成一系列的理论和标准体系,并已形成许多成功的NbS实践案例。发达国家的乡村通常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现代化程度,这些因素使得发达国家的乡村在实施NbS时更侧重于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以及提供生态服务和生态效益。相比之下,中国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农业基础设施和科技投入相对薄弱,乡村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更强调农业生产和生计安全。这导致在理解服务中国乡村的NbS概念时,不仅包括对自然的保护,更将其视为一种加强发展生态和农业生产的实际手段,较多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结合。
综上所述,中西方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条件差异较大、对实施NbS理念的核心诉求之不同,造成了NbS理念本土化改造的必要性。而中国对NbS的研究因起步相对较晚的缘故,目前在乡村发展领域对NbS开展的研究则更多地参考国际经验。中国亟需建立健全适应本土乡村发展的NbS实践管理政策研究体系。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这点,对NbS在中国的潜在适用实施途径进行了一定的有效探索[74]。也有学者结合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内涵要求,对NbS全球准则28项细则进行了本土化转译[75]。但在未来仍需持续加强推动NbS理念的中国本土化改造,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需求,科学分类和分层级制定适合中国的NbS标准体系。

3.2 多部门协同合作机制构建

NbS项目通常需要跨部门合作,建立由中央、地方政府、协会、私营部门和金融等利益相关方组成的多部门工作组,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以实现其多功能目标并解决在乡村发展领域中面临的挑战。构建多部门协同合作机制首先需明确NbS项目的总体目标以及各部门在其中的具体角色和责任;接着建立沟通渠道与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各部门之间的高效交流;同时建立监督与激励体系,确保合作的执行。另外,地方社区的参与也是NbS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农村地区居民通过参与自然保护项目,能由内而外地激发身份认同感和责任感,进而加深对本土文化和传统的认识与尊重。因此,多部门协同合作机制中还应包含社区参与机制,确保农村地区居民在项目规划、执行和监测过程中拥有发言权,使其能够真正参与到项目决策中来。这种参与不仅能增强NbS项目的成功率,还能促进对当地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带来更广泛的共同效益。

3.3 资源与资金配置的优化策略探究

乡村空间重构目前面临的困难之一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需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加强资源管理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如借助系统工程措施开展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和复垦计划,进而改良土壤结构、防治水土流失、重建生态平衡等。而这些生态修复行动的推进,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来确保。乡村空间重构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筹资渠道狭窄。因此,在资金分配优化方面需要探索和拓宽专门的筹资渠道,包括政府投资、私人投资和社会资本等,并在现有的融资渠道中纳入NbS标准,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支持NbS的乡村空间重构项目。此外,资源资金分配优化还应考虑到不同主体间的利益,通过建立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合理分配与整合,从而促进多方利益主体的合作。

3.4 社会经济影响的阶段评估

NbS是一个具有长期影响的过程,需要进行持续性评估,并对潜在风险进行识别和管理。在短期内,NbS项目可能会在农业生产、土地利用模式、劳动力等方面造成直接影响,需要评估这些变化对当地农业经济、社会结构和农民生计的影响。中期来看,NbS项目可改善乡村环境和提供生态服务,促进乡村产业向工业、休闲服务业等的多功能转型,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需要评估这些变化对乡村居民的健康福祉、生活质量和就业机会的影响。从长期角度出发,将NbS作用于乡村空间重构,归根结底是通过生态价值实现的路径进行乡村振兴,需评估其对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贡献、城乡间经济要素与劳动力的流动、NbS项目对乡村政策和制度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地区的适应性和效果等方面,旨在全面了解NbS项目对乡村社会经济的影响,为项目的持续改进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3.5 社会经济效益量化方法的应用

将社会经济效益量化方法应用于NbS的乡村空间重构,可以全面、准确地评估乡村重构的成效,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在社会效益量化方法方面,可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了解乡村重构后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变化与公共服务设施改善的满意情况;分析乡村重构前后人口数量的变化,以及青壮年劳动力的回流情况,评估乡村重构对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乡村文化活动的举办次数、参与人数等,量化NbS的乡村空间重构在文化传承方面的成效。在经济效益量化方法方面,可计算产业增长率和乡村空间重构前后与NbS直接相关的各产业的收入变化,以评估乡村重构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计算NbS的乡村空间重构项目的投资总额与项目完成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之间的比率,以评估项目的经济可行性;通过分析NbS的乡村空间重构项目所运用的“三区三线”技术方法,可量化评估土地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益和农业土地经营细碎化现象。最后,可建立NbS的乡村空间重构项目的经验和实践,并创建协同效应和知识共享。

4 结论

本文从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视角探讨乡村空间重构的概念内涵、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等,主要结论如下:
(1)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是在生态优先、尊重自然、综合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将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可持续发展手段融入乡村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乡村空间改造,以期实现生产与生态资源的高效利用、增强农村居民的福祉。相比之前的乡村空间重构理念,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更具稳定性和成效性,提供成本效益的同时还能提供碳封存与减排、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等协同效益。具体涉及乡村生态空间、实体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重构4个方面的内容。
(2) 在目前的研究进展中,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生态空间重构可分为生态保护和生态景观优化两部分;乡村实体空间重构主要分为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空间优化和土地整治与农业转型两部分;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的主要内容为自然景观商品化;如何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成为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社会空间重构的一大挑战。
(3) 未来可着重从NbS理念的本土化改造、多部门协同合作机制构建、资源与资金配置的优化策略探究、社会经济影响的阶段评估、社会经济效益量化方法的应用等方面深入开展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
[1]
Adams C, Frantzeskaki N, Moglia M. Mainstream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 in citie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a proposal for facilitating urban transitions[J]. Land Use Policy, 2023, 130: 106661.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3.106661.

[2]
顾恬玮, 彭建. 基于自然的碳达峰、碳中和解决方案: 关键议题[J]. 生态学报, 2023, 43(9): 3384-3391.

[Gu Tianwei, Peng Jian.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Key issues.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3, 43(9): 3384-3391.]

[3]
Donatti C I, Andrade A, Cohen-Shacham E, et al. Ensuring that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climate mitigation address multiple global challenges[J]. One Earth, 2022, 5(5): 493-504.

[4]
Albert C, Spangenberg J H, Schröter B. Nature-based solutions: Criteria[J]. Nature, 2017, 543: 315-316.

[5]
Schaubroeck T. Nature-based solutions: Sustainable?[J]. Nature, 2017, 543: 315.

[6]
Hanson H I, Wickenberg B, Olsson J A. Working on the boundaries-How do science use and interpret the nature-based solution concept?[J]. Land Use Policy, 2020, 90: 104302. doi: 10.1016/j.landusepol.2019.104302.

[7]
Long H L, Liu Y S.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387-391.

[8]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 地理学报, 2013, 68(8): 1019-1028.

[Long Hualou.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019-1028.]

[9]
Watkin L J, Ruangpan L, Vojinovic Z, et al.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benefits of implemented nature-based solutions[J]. Sustainability, 2019, 11(23): 6788. doi: 10.3390/su11236788.

[10]
Goličnik Marušić B, Dremel M, Ravnikar Ž. A frame of understanding to better link nature-based solutions and urban planning[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23, 146: 47-56.

[11]
Shi T S, Collins S L, Yu K L, et al. A global meta-analysis on the effects of organic and inorganic fertilization on grasslands and croplands[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4, 15(1): 3411. doi: 10.1038/s41467-024-47829-w.

[12]
Peter B G, Mungai L M, Messina J P, et al. Nature-based agricultural solutions: Scaling perennial grains across Africa[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7, 159: 283-290.

DOI PMID

[13]
Cohen-Shacham E, Walters G, Janzen C, et al. Nature-based solutions to address global societal challenges[R]. Gland, Switzerland: IUCN, 2016. doi: 10.2305/IUCN.CH.2016.13.en.

[14]
World Bank. Biodiversity, climate change, and adaptation: Nature-based solutions from the World Bank portfolio[R]. Washington D C, USA: World Bank, 2008.

[15]
Cohen-Shacham E, Andrade A, Dalton J, et al. Core principles for successfully implementing and upscal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9, 98: 20-29.

[16]
Albert C, Brillinger M, Guerrero P, et al. Plann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 Principles, steps, and insights[J]. AMBIO, 2021, 50: 1446-1461.

[17]
Climate Action Summit. Compendium of contributions: Nature-based solutions[R]. Nairobi, Kenya: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Nairobi, 2019.

[18]
Fink H S. Human-nature for climate action: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urban sustainability[J]. Sustainability, 2016, 8: 254. doi: 10.3390/su8030254.

[19]
Lai S, Zoppi C. Sustainable spatial planning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s, green infrastructure and nature-based solutions[J]. Sustainability, 2024, 16: 2591. doi: 10.3390/su16062591.

[20]
Krauze K, Wagner I. From classical water-ecosystem theories to nature-based solutions: Contextualiz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sustainable city[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655: 697-706.

DOI

[21]
Guerrero P, Haase D, Albert C. Identifying spatial patterns and ecosystem service delivery of nature-based solutions[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2, 69: 735-751.

DOI PMID

[22]
Di Grazia F, Gumiero B, Galgani L, et al.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of nature-based solutions with the help of citizen scientists[J]. Sustainability, 2021, 13: 10629. doi: 10.3390/su131910629.

[23]
Kiddle G L, Bakineti T, Latai-Niusulu A, et al.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urba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wellbeing: Evidence and opportunities from Kiribati, Samoa, and Vanuatu[J].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 9: 723166. doi: 10.3389/fenvs.2021.723166.

[24]
Diep L, McPhearson T.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global climate adaptation[J]. Nature, 2022, 606: 653. doi: 10.1038/d41586-022-01698-9.

[25]
Scott M, Lennon M.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the contemporary city[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16, 17(2): 267-270.

[26]
Goodwin S, Olazabal M, Castro A J, et al. Global mapping of urban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J].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23, 6(4): 458-469.

[27]
Seddon N. Harnessing the potential of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mitigating and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J]. Science, 2022, 376: 1410-1416.

DOI PMID

[28]
Finch T, Bradbury R B, Bradfer-Lawrence T, et al. Spatially targeted nature-based solutions can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and nature loss but require a systems approach[J]. One Earth, 2023, 6(10): 1350-1374.

[29]
Gómez Martín E, Máñez Costa M, Egerer S, et al. Assessing the long-term effectiveness of nature-based solutions under different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1, 794: 148515. doi: 10.1016/j.scitotenv.2021.148515.

[30]
O'Brien P, Gunn J S, Clark A, et al. Integrating carbon stocks and landscape connectivity for nature-based climate solutions[J]. Ecology and Evolution, 2023, 13(1): e9725. doi: 10.1002/ece3.9725.

PMID

[31]
Girardin C A J, Jenkins S, Seddon N, et al. Nature-based solutions can help cool the planet: If we act now[J]. Nature, 2021, 593: 191-194.

[32]
Keenan T F, Novick K A, Anderegg W R, et al. Nature-based climate solutions: Align policy with science[J]. Nature, 2023, 624: 42. doi: 10.1038/d41586-023-03855-0.

[33]
Cárdenas M L, Wilde V, Hagen-Zanker A, et al. The circular benefits of participation in nature-based solutions[J]. Sustainability, 2021, 13(8): 4344. doi: 10.3390/su13084344.

[34]
Yazar M, York A. Nature-based solutions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s for spatial justice in urban green common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23, 145: 228-237.

[35]
Xie L J, Bulkeley H.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urban biodiversity governanc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20, 110: 77-87.

[36]
Adams C, Moglia M, Frantzeskaki N. Realising transformative agendas in cities through mainstreaming urban nature-based solutions[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24, 91: 128160. doi: 10.1016/j.ufug.2023.128160.

[37]
Rezaei T, Arunrat N, Chareonwong U, et al. Mapping urban heat: Unveil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 in Sari City, Iran[J]. Urban Climate, 2024, 55: 102000. doi: 10.1016/j.uclim.2024.102000.

[38]
Cong C, Pan H Z, Page J, et al. Modeling place-based nature-based solutions to promote urban carbon neutrality[J]. AMBIO, 2023, 52(8): 1297-1313.

[39]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J].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DOI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DOI

[40]
李红波, 胡晓亮, 张小林, 等. 乡村空间辨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591-600.

DOI

[Li Hongbo, Hu Xiaoliang, Zhang Xiaolin, et al. On the analysis of rural spa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591-600.]

DOI

[41]
冯应斌, 龙花楼. 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5): 866-879.

[Feng Yingbin, Long Hualou.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5): 866-879.]

DOI

[42]
徐凯, 房艳刚, 周宇航. 基于“三生”视角的镇域乡村功能空间分化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4): 644-656.

DOI

[Xu Kai, Fang Yangang, Zhou Yuhang.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fun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s at the township level: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4): 644-656.]

DOI

[43]
朱媛媛, 张瑞, 陈慧媛, 等. 乡村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空间优化及调控路径研究: 以湖北省大冶市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12): 2362-2376.

DOI

[Zhu Yuanyuan, Zhang Rui, Chen Huiyuan, et al. Spatial optimization and regulating paths of rural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Daye City, Hubei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12): 2362-2376.]

DOI

[44]
邢谷锐, 徐逸伦, 郑颖.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类型与特征[J]. 经济地理, 2007, 27(6): 932-935.

[Xing Gurui, Xu Yilun, Zheng Ying. Rural settlement spatial evolution types and featur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27(6): 932-935.]

[45]
胡晓亮, 李红波, 张小林, 等. 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解析: 以苏州市西巷村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 171-182.

DOI

[Hu Xiaoliang, Li Hongbo, Zhang Xiaolin, et al.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in develop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Xixiang Village in Suzhou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 171-182.]

DOI

[46]
王丹, 刘祖云. 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的进展与启示[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12): 1991-2002.

DOI

[Wang Dan, Liu Zuyun.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ural space research.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12): 1991-2002.]

DOI

[47]
Halfacree K. Trial by space for a 'radical rural': Introducing alternative localities, representations and liv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7, 23(2): 125-141.

[48]
黄金川, 林浩曦, 漆潇潇. 面向国土空间优化的三生空间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3): 378-391.

DOI

[Huang Jinchuan, Lin Haoxi, Qi Xiaoxiao. A literature review on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based on 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 spa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3): 378-391.]

DOI

[49]
谭林, 陈岚. 乡村空间重构与土地利用转型耦合机制及路径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7): 1829-1847.

DOI

[Tan Lin, Chen Lan. The driving mechanism and path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7): 1829-1847.]

[50]
Zang Y Z, Liu Y S, Yang Y Y, et al. Rural decline or restructuring?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in rural China[J]. Land Use Policy, 2020, 94: 104531.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0.104531.

[51]
Wang C G, Zheng T T, Huang Y Z.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e strategies under the goal orienta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 in Southern Jiangsu[J]. Civil, Struc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14, 838-841: 2958-2962.

[52]
Yao G R, Xie H L.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mountainous areas of South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Changgang Town, Jiangxi Provinc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435-448.

[53]
Kelly E C, Bliss J C. From industrial ownership to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s: Tenure change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entral Oregon[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12, 25(11): 1085-1101.

[54]
Claeys D, Van Dyck C, Verstraeten G, et al. The importance of the Great War compared to long-term developments in restructuring the rural landscape in Flanders (Belgium)[J]. Applied Geography, 2019, 111: 102063. doi: 10.1016/j.apgeog.2019.102063.

[55]
Ma W Q, Jiang G H, Zhang R J, et al. Achieving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A suitable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how structural transitions i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differ across peri-urban interface?[J]. Land Use Policy, 2018, 75: 583-593.

[56]
Yu Z W, Xiao L S, Chen X J, et 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and land consolidation of urban-rural settle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based on ecological niche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8, 28(2): 131-151.

DOI

[57]
Hu X L, Li H B, Zhang X L, et al. Multi-dimensionality and the totality of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ural space system: A case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ancient Huizhou region,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9, 94: 102062. doi: 10.1016/j.habitatint.2019.102062.

[58]
Jain M, Korzhenevych A, Hecht R. Two decades of urban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in India: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long Delhi-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1, 117: 102444. doi: 10.1016/j.habitatint.2021.102444.

[59]
Long H L. Land consolidation: An indispensable way of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4, 24(2): 211-225.

[60]
Hoggart K, Paniagua A.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pai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1): 63-80.

[61]
Gao C L, Cheng L. Tourism-driven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the metropolitan fringe: An empirical observation[J]. Land Use Policy, 2020, 95: 104609.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0.104609.

[62]
Li S M, Yang R, Long H L, et al.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suburbs under capital intervention: Spati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nature[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4, 150: 103112. doi: 10.1016/j.habitatint.2024.103112.

[63]
Van Auken P M, Rye J F. Amenities, affluence, and ideology: Comparing rural restructuring processes in the US and Norway[J]. Landscape Research, 2011, 36(1): 63-84.

[64]
van Kooten G C, Folmer H. Land and forest economics[M].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4.

[65]
Zheng N N, Wang S C, Wang H, et al. Rural settlement of urban dwellers in China: 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J].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4, 11(1): 188. doi: 10.1057/s41599-024-02680-8.

[66]
朱媛媛, 罗源. 中国乡村社会空间重构过程再认知及展望: 基于人口城乡逆流视角[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43(2): 374-386.

DOI

[Zhu Yuanyuan, Luo Yuan.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prospects of rural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process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unter-stream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4, 43(2): 374-386.]

DOI

[67]
袁紫怡, 戈大专, 孙攀, 等. 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 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23, 42(6): 1680-1696.

DOI

[Yuan Ziyi, Ge Dazhuan, Sun Pan, et al. Tourism-driven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process and mechanism: A case study of Houwei Village in Nanj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6): 1680-1696.]

[68]
Zhang W J, Wang M Y.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terminants of land urbanization qualit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18, 38: 70-79.

[69]
Torres R M, Carte L. Community participatory appraisal in migration research: connecting neoliberalism,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mobility[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4, 39(1): 140-154.

[70]
Fink M, Lang R, Harms R. Local responses to global technological change: Contrasting restructuring practices in two rural communities in Austria[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3, 80(2): 243-252.

[71]
Salvati L, Venanzoni G. Work in (slow) progress: Latent suburbanizatio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urban-rural convergence in a southeastern European city[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7, 39(3): 436-451.

[72]
Zhang X L, Pan M M. Emerging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regimes in China: A tale of three transitional villages in the urban fring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3: 287-300.

[73]
Han D, Qiao J J, Zhu Q. Rural-spatial restructuring promoted by land-use transitions: A case study of Zhulin Town in Central China[J]. Land, 2021, 10(3): 234. doi: 10.3390/land10030234.

[74]
王志芳, 简钰清, 黄志彬, 等.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研究视角综述及中国应用启示[J]. 风景园林, 2022, 29(6): 12-19.

[Wang Zhifang, Jian Yuqing, Huang Zhibin, et al. A review of nature-based solutions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enlightenments thereof to the application in Chin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2, 29(6): 12-19.]

[75]
胡淞博, 宋子亮, 陈帅朋, 等.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的本土化转译及评估指标体系构建[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2024, 43(6): 53-64.

[Hu Songbo, Song Ziliang, Chen Shuaipeng, et al. Localized transl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indexes system for Nature-based solutions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rural areas.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4, 43(6): 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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