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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4 >Issue 2: 226 - 239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5.02.002

研究综述

不稳定性的概念谱系及地理学研究议题与展望

  • 黄耿志 , 1, 2 ,
  • 柴力行 1
展开
  • 1.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006
  • 2.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广东 珠海 519000

黄耿志(1986— )，男，广东汕尾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化与社会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4-07-03

  修回日期: 2024-10-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2-2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47122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22007)

收起

The conceptual genealogy and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precarity

  • HUANG Gengzhi , 1, 2 ,
  • CHAI Lixing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 (Zhuhai), Zhuhai 519000,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03

  Revised date: 2024-10-06

  Online published: 2025-02-21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471228)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22007)

Fold

摘要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的时代和不稳定的生活开始浮现，不稳定性(precarity)作为一个概念在近20年迅速成为西方人文地理学备受关注的话题。论文首先基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阐释了不稳定性在劳动状况、本体论经验和阶层范畴三个层面的基本内涵，进而梳理了西方人文地理学关于不稳定性的研究脉络，发现不稳定性的地理学研究具有显著的批判主义思维，聚焦关注结构化的不稳定性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在这一环境下的响应，并形成了两条研究主线：一是研究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状况的不稳定性，关注不稳定劳动就业产生的结构化机制与不稳定无产者(the precariat)的能动性；二是研究作为人类生命本体论经验的不稳定性，关注宏观地缘政治和日常城市生活政治产生的不稳定性对居民的影响及引发的政治后果。最后，提出可结合新兴经济、经济新常态、国际政治形势和弹性资本积累等时代背景开展中国语境下的不稳定性地理学研究。综述有助于促进国内人文地理进入不稳定性研究领域，为认识不稳定性带来的社会风险和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好研究准备。

关键词： 不稳定性; 劳动; 就业; 能动性; 地缘政治; 日常生活

本文引用格式

黄耿志 , 柴力行 . 不稳定性的概念谱系及地理学研究议题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5 , 44(2) : 226 -239 . DOI: 10.18306/dlkxjz.2025.02.002

Abstrac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that have not been seen in a century, with an era of uncertainty and precarity beginning to emerge.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e concept of precarity has rapidly become a topic of great interest in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This article first explained the basic connotations of precarity in terms of labor conditions, ontological experience, and class categories based on the classic literature of Western social science. It then reviewed the research trajectory of precarity in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and found that the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precarity exhibits a significant critical thinking approach. I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structured environments of precarity on individuals and their responses within such environments, forming two main research threads: one is the study of precarity in labor conditions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focusing on the structural mechanisms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and the agency of the precariat; the other is the study of precarity as an ontological experience of human life,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precarity caused by geo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urban life on residents and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that arise. Finally,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research on precar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can be carried out by integrating the economic situations of emerging economies, the new normal of the economy, flexibl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is article aimed to promote the field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to extend into the realm of precarity, preparing for research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risks brought about by precarity and achieving long-term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precarity; labor; employment; agency; geopolitics; everyday life

202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1/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阴影尚未散去，连同近些年的新冠疫情、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以及俄乌冲突的爆发，各种不确定性层层叠加、相互作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扰乱我们的生活，不确定的时代和不稳定的生活开始浮现[1]。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以灵活生产、短期雇工为特点的弹性积累制度和两极分化的劳动力市场，最终使得普通劳动者的就业状况陷入旷日持久的不稳定状况当中[2-3]。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2017年全球不稳定就业人员的数量占就业总量的42.8%，在发展中国家该比重更是达到78.9%[4]。各种迹象表明，全球政治经济体制和人类的日常生活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困境和挑战。
在当前的中国，许多企业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波动的市场需求，纷纷采用了灵活的生产和雇佣体制，以便随时调整生产计划和用工规模，降低用工成本和风险，具有显著不稳定特征的灵活就业正在作为一种新兴就业形式被社会各界广泛讨论。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使得近3亿劳动力群体都在面临一种渐进但不断加剧的工作和生活不稳定状况[5-6]，给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带来了极大挑战。对此，中国政府在近些年相继出台了各种有关稳就业、保民生的政策措施，力图通过扩大就业容量、提高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力度来应对群体性不稳定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风险。在此背景下，如何认识当前中国劳动力群体不稳定状况产生的原因和机制，制定国家和城市层面应对不稳定性的政策，是中国社会实现长期稳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不稳定性这一概念在近20年来备受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关注，受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广泛讨论。地理学者Ettlinger[7]和Waite[8]分别在2007年和2009年将不稳定性概念引入人文地理学，提出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捍卫基本权利作为出发点，关注日常生活空间中无处不在的不稳定性以及形成不稳定性的社会空间关系。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稳定性的概念被进一步引入城市地理、劳工地理、政治地理、社会文化地理等分支方向，对此后移民、劳工、性别、地缘政治等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9⇓⇓-12]。在国内学术界，社会学学者率先介绍了不稳定劳工和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概念，探讨了中国语境下不稳定劳工的含义、形成原因、工作和生活状况等[13⇓-15]。然而，遗憾的是，国内人文地理学者对不稳定性的概念及其地理研究状况尚未予以关注。为弥补这一缺陷，推动国内学者介入不稳定性的地理研究，本文将梳理和总结不稳定性的概念谱系和地理研究进展。首先基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对不稳定性的起源及内涵进行阐释，进而梳理西方人文地理学在不稳定性领域的研究脉络和议题，最后结合前沿问题和中国社会背景展望不稳定性的地理学研究。

1 不稳定性的概念溯源、内涵及中国解读

1.1 不稳定性概念的提出

不稳定性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16]在《阿尔及利亚的劳动和劳动者研究》一书中指出，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下层阶级由于缺乏现金收入和社会保障，必须将每天的时间都用来从事临时工作和寻找下一份临时工作，而这些工作的招聘具有极大随机性，且工作时间和地点不固定，下层阶级受制于临时工作的有无，最终导致“有时工作1天，有时工作4天，有时失业1个月”的不稳定状况，他将这种状况称为précarité(法语)。Bourdieu[17]将不稳定性与马克思提出的产业后备军概念联系起来，认为“当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让工人们感受到他们绝不是不可替代的”时候，“不稳定性”就会表现出来。这一洞见与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观点不谋而合，在马克思看来，产业后备军是指为满足资本生产周期变化对劳动力的需求而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劳动状况的不稳定性没有形成普遍共识，Bourdieu[17]的研究没有得到响应。直到20世纪70年代，伴随西方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以灵活化、不稳定为特征的雇佣体制普遍出现，précarité开始得到欧洲大陆学术界的重视，并成为欧陆国家政治领域和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术语[16]。21世纪前后，不稳定性的概念进入英语社会科学界并得到广泛关注，推动形成了不稳定性的三种基本内涵[18]。

1.2 不稳定性的三种基本内涵

1.2.1 内涵一：一种劳动状况

作为劳动状况的不稳定性，是指以工作不稳定、临时性或兼职性就业、缺乏社会保障和低工资为特征的劳动状况[19]。随着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产生的灵活雇佣体制不断巩固，劳动的不稳定性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显现。20世纪90年代末，Bourdieu[17]重申了不稳定性的当代意义：当前，工作的不安全感无处不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组织方式的灵活化趋势使得临时性工人和失业者大幅增加，工作的不安全感将会不断蚕食劳动者对未来发展的规划能力，并让他们感受到并非“不可替代”，当工作成为了劳动者眼中的稀缺品，雇主就拥有了加强剥削和压迫的权力。此后，Bourdieu的追随者将不稳定性视为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的一种劳动状况，并将其同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制度联系起来，认为离岸外包、工人组织的弱化、公共服务私有化、社会福利减少使得原有的福特—凯恩斯主义开始瓦解，导致不稳定的工作激增，不稳定的劳动状况成为普遍现象[20]。

1.2.2 内涵二：一种本体论经验

美国“9·11”事件之后，政府选择通过军事介入阿富汗的方式回应恐怖袭击，社会学家Judith Butler[21]从不稳定的生命(precarious lives)视角对该事件进行了探讨，在Precarious lives: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一书中，她论述了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政治暴力和突发事件的脆弱性和无能为力，提出不稳定是人类生命本体论意义上的固有状态，因为人类一方面惧怕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伤害他者，两股力量厮杀角力使得“害怕自己生命受威胁同担心自己成为刽子手之间产生了张力”，当这个张力消失，自身和他者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不稳定性就这样暗含在人类的生命当中。由于不同群体的社会特征差异和遭受暴力的差异，生命的不稳定性是不均衡的。
Butler[21]认为，为防止类似“9·11”事件中恐怖主义行为的出现，应当通过生命的不稳定性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构建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张力，而非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暂时的逃避和报复，只有这样，非暴力的持久和平才会成为可能。Butler[22]在最初的论述中使用了precariousness而非precarity来描述不稳定性，之后她对两者进行了辨析，认为precariousness是本体论经验的不稳定性，而precarity是特定条件下的不稳定劳动状况，但这并不代表两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Bourdieu和Butler的启发下，一些学者在关注劳动不稳定性的同时，也关注不稳定性所伴生的情感、主体感知和生活经验，试图探究不稳定的生命与不稳定的劳动的联系[23]。

1.2.3 内涵三：一种阶级范畴

英国社会学家Guy Standing[24]在其代表作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府与企业竞相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让雇主能够轻易操作员工的工时、工资、薪资、工作地点甚至是工作内容，使得许多国家出现了一群以低薪、工作不稳定、工时过长、对工作没有认同感、不受社会或公司福利保障、身兼多职且工作临时化为特征的边缘劳动者。Standing[24]将不稳定性(precarity)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两词结合，构造了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一词来称呼这类群体。可见，Standing继承了Bourdieu的观点，将劳动状况置于不稳定性的核心，“不稳定无产者”的概念可以视为从阶级的意义对不稳定劳动状况的深化和理论化。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不稳定无产者由于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导致他们对生活没有安全感，无法形成长期发展规划，对社会和他人充满怨恨，很容易彼此仇视。如果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数量不断增多，其劳动和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当他们走上街头，抗议和示威将会演变为政治灾难。正是在此意义上，Standing[24]将不稳定无产者称为新的危险阶级，是社会稳定发展的潜在威胁。
许多学者批评了不稳定无产者的概念。Munck[25]认为Standing并没有阐释该群体作为一个特定的阶级在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作用，同时指出不稳定的劳动状况在全球南方国家早已长期存在，不稳定无产者的概念更像是“新瓶装旧酒”。Jonna等[26]则认为，不稳定无产者是马克思产业后备军观点的当代体现，马克思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就是一个以不稳定为特征的阶级，不稳定无产者的概念不应偏离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解范围。虽然不稳定无产者的概念备受质疑，但Standing[24]的贡献更多在于描绘了当前不断增长的不稳定劳动图景，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不稳定性的广泛关注。

1.3 中国语境下的不稳定性

不稳定性的理论起点在全球北方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其社会演变路径和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在中国，另一个与不稳定劳动相关的概念——非正规就业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黄宗智[27]、胡鞍钢等[28]、黄耿志等[29]探讨了中国非正规经济和就业的产生机制、发展历程以及与城镇化的关系。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正规—非正规二元对立的框架难以对许多新兴的就业形式和问题进行分析，因此一些学者呼吁采用具有连续轴特性的“不稳定性”来回应劳动问题的变化[30]。同时，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将不稳定性的视角引入，可以看到国家强干预和社会主义传统在不稳定趋势中造成的影响，从而批判性地发展以全球北方作为不稳定理论起点的基本观点[3]。
Lee[31]认为需要在关系性斗争中来理解不同时期劳动者所遭遇的不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她指出1949年以来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中国都存在着不稳定的劳动：首先是1949—1979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在国家单位和工厂的固定工之外，存在着为调整计划经济的财税负担和提高生产效率的“计划外用工”，具体表现为临时工、季节工、轮换工等形式，且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不稳定劳动的出现主要同国家行政手段有关，与全球经济局势变化并无关联；其次是1980—2009年的改革时期，不稳定的劳动一方面表现为国企改革导致固定工“铁饭碗”制度被打破，大量的固定工人从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中剥离出来，同时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务工，与土地的分离以及户口制度的壁垒成为了不稳定劳动的基础；最后是从2010年至今，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第二代农民工开始成为就业主力军，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各种灵活就业形式兴起。学者指出，就业不稳定性对中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家庭消费、社会融合等具有负面影响，阻碍了流动人口、农民工等弱势劳动群体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32⇓-34]。由于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的灵活雇工模式以及新生代劳动者再生产方式的代际转型，类似于Standing 所描述的“新危险阶级”正在涌现[14]。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主播等新型劳动群体也成为新的不稳定劳动者[35-36]。
中国的发展经历表明，不稳定劳动并非如西方学者所描述的一样完全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国家的干预、意识形态传统以及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变革导致了曲折且破碎的不稳定趋势[5]。此外，还应当注意到，中国学术界对不稳定性的关注主要停留在劳动和阶级领域，作为本体论经验的不稳定性还没有得到关注，进一步了解不稳定性的概念将有利于多维度地理解当前中国复杂的不稳定性现象。

2 人文地理学对不稳定性的引入和解读

随着Bourdieu[16-17]、Butler[21-22]的观点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不稳定性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前沿话题。然而，在21世纪初期，相较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人文地理学对不稳定性的关注是滞后的，直到2007年人文地理学者Ettlinger[7]发表了“Precarity unbound”一文，不稳定性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地理学的文献中。紧接着另一位地理学者Waite[8]发表了“A place and space for a critical geography of precarity”一文，对不稳定性进行了地理学视角的解读和研究展望。两位地理学者分别从“作为生命本体论经验的不稳定性”和“作为劳动状况的不稳定性”的内涵探讨了不稳定性的地理学研究，形成了对后续研究影响颇深的两种观点。

2.1 暴力、政治和日常生活：跨地方、多尺度的不稳定性

Ettlinger[7]追随Butler的本体论视角，将不稳定性视为人类面对偶然性和未知的脆弱性，并基于地方和尺度的视角，提出地理学应当关注不均衡的地理景观和个人时空经验与日常生活碰撞产生的跨地方、多尺度的不稳定性。现代社会对统一性和精确性的盲目追求，常常使人们忽视了个人在跨越时空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化和多样化的思想和情感，而这些差异化、多样化的思想和情感与地理上不均衡的经济、社会、政治景观相互作用，则会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Ettlinger以“9·11”事件为例，指出美国政府以制造确定性的幻觉为战略，“一刀切”地将整个伊斯兰世界作为反恐战争的对象，反而形成了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暴力和仇恨，制造了新的恐怖主义和不稳定性。因此，Ettlinger认为，要采用跨尺度、跨地方的思维来思考地缘政治的冲突，同时考虑个体和群体的情感因素以及他们参与治理的意愿，不忽视边缘群体的声音以及群体之间、群体内部的差异，通过非暴力的合作政治来应对生命不稳定性所带来的威胁。
Ettlinger[7]的研究开拓性地将不稳定性的概念引入人文地理研究中，从三个方面为此后的不稳定地理研究奠定了基础：首先，提供了从时空观念和尺度思维理解不稳定性的地理学视角，认为不均衡的地理景观与个人的时间和空间经验差异的纠缠与碰撞形成了不稳定性，同时不稳定性是多尺度的，既和地缘政治、恐怖主义等宏大背景有关，又长久存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空间；其次，关注不稳定性讨论中个人和群体的情感维度，为后来不稳定性讨论中的主体感知和情感政治奠定了基础；最后，将不稳定性的概念引入了地缘政治的讨论中，探讨了跨地方、跨尺度合作政治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围绕政治暴力和情感力量在国家和日常生活两个尺度展开的不稳定性政治逐渐成为地理学探究不稳定性的重要议题。

2.2 劳动、移民和不平等：基于空间和地方的不稳定

Waite[8]回顾了不稳定性概念的起源和多重含义，相较于Ettlinger[7]的观点，她更倾向于将不稳定性视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劳动状况，认为地理学应当关注移民劳工不稳定性产生的空间和地方条件。Waite[8]将不稳定性与地理学中的风险和脆弱性概念进行辨析。风险的概念最初出现于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变革的讨论中，相关研究认为风险成为了晚期现代社会劳动力市场中普遍的特点，而脆弱性则被定义为暴露于外部冲击和压力之下的无防御能力和不安全感，人文地理学关注结构性力量如何塑造空间的风险和脆弱性[37-38]。两者同不稳定性在内涵上都具有一定的重叠和交叉，但不稳定性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表达了采取政治行动和寻求变革的可能性，同时在分析中更加注重其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而非个人经历。此外，Waite[8]指出，由于灵活劳动市场和移民政策的影响，移民劳工的劳动和生活状况正处于日益不稳定的过程中，提出要将“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结构和多重身份”结合起来理解移民劳工的不稳定性，进而发展不稳定性的批判地理研究。
Waite[8]对于不稳定地理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她系统性地将不稳定概念的研究谱系和多重内涵引入人文地理学，在这个过程中她更倾向于将不稳定性理解为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其次，她探讨了人文地理学关注不稳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认为不稳定性的产生同差异化、不均衡的社会空间背景和个人时空经验紧密联系，指出由于不稳定性的概念内涵同地理学中的风险、脆弱性有很大相似之处，不稳定性与地理学有着“自然联结”，开展相关研究能够进一步拓展批判地理学有关社会正义的研究；最后，她阐释了地理学关注不稳定性的独特思维，指出地理学思维的引入会促进对空间和地方的关注，而不稳定性的产生则与个人的时空经验、地方的社会政治关系、地方构建的身份等地理因素紧密相关。随着就业不稳定化趋势在全球范围的蔓延，作为劳动状况的不稳定性成为了劳工地理重点关注的议题，相关研究基于结构—能动性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探究不稳定性形成的结构性机制，另一方面探讨不稳定劳工如何发挥能动性改善自身处境。

3 不稳定性的地理学研究脉络与进展

自从不稳定性概念由Ettlinger[7]和Waite[8]引入人文地理学后，地理学者开展了不稳定性的地理研究，并基本形成了两个领域：一个是以Ettlinger为代表的学者研究作为人类生命本体论经验的不稳定性，关注国际地缘关系和日常生活中的不稳定政治；一个是以Waite为代表的学者研究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劳动状况的不稳定性，关注劳动不稳定性环境形成的结构性机制和劳工应对不稳定劳动环境的能动性。在实际研究中，作为劳动状况的不稳定性和作为生命经验的不稳定性都受到了广泛关注。近些年来，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积极参与到不稳定性的讨论中，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不稳定性地理研究，主要表现为：从关注移民劳工的不稳定性到关注新兴经济业态劳动者的不稳定性，从关注不稳定性产生和维持的结构性机制到关注个体、家庭、社会组织应对不稳定性的能动性，从关注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稳定性到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不稳定性，从只关注社会空间背景导致的不稳定性到社会空间本身的不稳定性，并逐渐走向劳动领域与生活领域融合的不稳定性研究(图1)。贯穿这些研究的是地理学者的批判性和人本主义思维以及将不均衡地理景观所导致的不稳定性置于研究核心的学科视角。下文将沿着上述两个阵营梳理不稳定性的地理研究脉络。
图1 不稳定性的概念谱系和地理学研究脉络

Fig.1 The conceptual genealogy of precarity and its geographical research thread

3.1 作为一种劳动状况的不稳定性研究

3.1.1 劳动不稳定性环境形成的结构性机制

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弹性生产体制与地方歧视性的移民法规和管控策略的耦合是当前劳动不稳定性环境形成的重要结构性机制[39-40]。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跨国移民成为了劳工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同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开始被布局到全球南方国家，促使这些国家出现了大量从乡村进入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谋求生计的移民劳工群体。移民劳工通常缺乏基本的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同时还需要完成移民法规的相关要求来获取临时居住许可，因此不得不进入基本劳动权利不受保障的灵活劳动力市场来维持生计，最终形成一种极度不稳定(hyper-precarious)的劳动状况[41]。研究发现，在欧洲“难民危机”的背景下，来自中东等战乱地区的难民、寻求庇护者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移民劳工群体，他们通常面临着严苛的流动管控和恶劣的生活环境。相关研究关注国家如何通过法律法规塑造难民的不稳定身份和时空体验并制造生产不稳定的劳工群体。学者指出，当前针对难民、寻求庇护者的人道主义保护性法规正逐渐转向管控移民劳工的法规，难民需要在接收国劳动力市场持续工作以满足法规的相关要求才能获取临时性、不稳定的合法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难民的法律地位，使其被迫接受低薪、不稳定的工作，同时面临着被驱逐和流离失所的风险，这些都强化了难民的不稳定性[42⇓-44]。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形态的不断变革正在催生新的劳动不稳定性。一方面，学者发现稳定的雇佣关系正在从设计、音乐等创意文化产业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风险和责任由个体承担的自雇劳动者，并表现为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线上和线下工作相结合、缺乏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的不稳定工作形式[45-46]。针对近些年兴起的平台经济，学者指出技术驱动的产业转型将更多的劳动力纳入平台经济中，而平台经济的灵活化运作模式和平台工资制度给劳工制造了新的不稳定性[47]。可见，技术发展驱动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劳动力市场转型正成为就业不稳定性产生和维持的新型结构性机制。另一方面，多样化经济中难以界定的劳动关系反而会导致劳动者受到不稳定劳动体制的不平等对待。一些学者发现，在非政府组织针对南方国家的绿色经济项目中，当地劳动者往往会成为具有公益性质的道德经济主体，从事短期不稳定甚至没有报酬的工作，进而受到更为严重的剥削[48-49]，而在非正式社会网络支持的共享经济中，不受法律保护的劳动交易和剥削性人际关系有可能会进一步巩固移民劳工所面临的不稳定劳动体制[50]。

3.1.2 劳工应对不稳定劳动环境的能动性

能动性是指人们按照自身的意愿和需求而采取的有助于改善自身生产和再生产条件的行动或策略。劳工能动性是劳工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51]。尽管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也研究劳工能动性，但劳工地理以研究劳工能动性的空间性为特点，即研究劳工的空间策略、劳工行动形成的地方性条件，以及劳工行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影响。在不稳定劳工的能动性研究方面，学者致力于探索劳工应对不稳定性结构环境的社会空间策略及其形成的地方条件。主要有三种形式的能动性：
(1) 流动和留守：通过流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谋求生计和改善处境，是个体劳动者发挥“空间化能动性”的体现。由于国家的边境管控和移民法规以及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化存在，流动的能动性受到地域条件的限制。例如，Mcilwaine等[52]揭示了移民劳工在应对流出地所面临的经济衰退而采取的“向前流动”策略，即为寻求更好的生计而不断迁移，但持续的流动经历要求他们需要在不同的国家、经济周期以及移民政策管控的限制下应对遍及全球的不稳定趋势，不稳定性由此通过流动经历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向前流动”依然是受限的能动性(constrained agency)。相对于流动的留守(immobility)，并不总是一种消极被动行为，在特定的时空语境下可以成为劳动者应对不稳定劳动力市场的策略。Marcu[53]及Preece[54]均认为持续的流动经历和普遍存在的不稳定劳动体制会让移民劳工产生疲倦感和不确定感，进而产生对进一步流动的限制，而留守可以帮助劳工留在市场化较弱的地区，避免进入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和遭受移民管控的不公待遇，同时获取居住的稳定性以及地方化社会网络的非正式支持，因此，一些移民劳工选择通过返乡和留守来抵抗不稳定性-。
(2) 意义建构和情感：不稳定性是由主体构建的，在基于地方和空间的社会关系中，个体对不稳定性的感知会有所不同，通过情感、身体、身份的体验不断构建不稳定性是日常化、柔性化能动性的体现[11,55]。一方面，不稳定劳工并不完全接受不稳定劳动体制对自身身份的建构，而是在日常生活体验中将不稳定工作构建为对于改善个人处境、满足未来预期具有积极意义的事物，例如生计本领、社交机会以及对雇主的感激[56]，甚至一些移民劳工为获取流入国的永久居留身份愿意长期接受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并主动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时间变得不稳定[57]。但是，这些通过意义构建的能动性实际上维持和再生产了不稳定劳动体制。另一方面，劳动的不稳定性会激发人类生命不稳定性中蕴含的情感力量，进而推动劳动者采取各种策略去应对不稳定性。Raynor[58]和Pettit[59]均认为情感和不稳定性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不稳定的整体趋势会让人们降低对未来的期望，但为了应对当下的不稳定问题，又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来应对当下的生活，这种残酷而又矛盾的情感成为了人们在不稳定时代持续生存的动力。
(3) 地方社会组织的调节作用：地方社会组织通常是指独立于公共部门(国家和政府)和私人部门(市场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主要作用在于调节国家和市场关系，弥补公共和私人部门缺失的服务和功能[60]。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会直接代表劳动者同资方进行谈判，基于地方的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在于协助移民劳工获取本地社会网络支持以及调节国家发展导向与地方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劳工地理学者强调的社区—工会主义以及基于地方的跨阶层联结。地方社会组织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重新组织和团结高度分散的不稳定劳工，充当不稳定劳工团结和发声的平台[61]；其二是为不稳定劳工提供住房、就业方面的支持以及相应的社会服务，帮助其融入本地社会[62]。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社会组织必须要平衡社会功能和经济效益，并且受制于地方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国家治理的政治结构[63]，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不断削减公共开支的背景下，仅有少量的社会组织分布在特定的大城市及其中心城区，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64]。

3.2 作为一种生命经验的不稳定性研究

3.2.1 不稳定的地缘政治

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研究源于Butler对恐怖主义和地缘政治问题的关注。Butler[65]认为不稳定性是由国家通过最大化和有意地制造任意国家暴力而引起，目的是保护一些人，而抛弃另一些人，即不稳定性是由国家暴力的不均衡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在地缘政治和政治地理的相关研究中，Woon[12]提出了“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的概念，认为地缘政治问题的解决方式已经逐渐从战争与暴力转向和平与非暴力，因此他将不稳定性的概念引入，认为不稳定生命的情感力量有助于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化解特定时空语境下的地缘政治冲突。Harker[66]则进一步细化了不稳定地缘政治的表现形式，认为不稳定性的产生及其应对策略与家庭所处地区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有关，地缘政治压力一方面是不稳定性的动因，另一方面也能够激发不稳定生命的情感力量进而促使家庭采取相应的抵抗策略。
在地理学者看来，国家尺度上的地缘政治冲突通常以偶然性、突发性的方式作用于地缘边界的个体和家庭，个体的不稳定生命由此显现出来；面对暴力和政治对生命的威胁，处于弱势的个体和家庭团结起来维护领地和自身权益以抵抗地缘政治暴力，不稳定的地缘政治便由此展开。Rijke等[67]以及Moradi等[68]针对巴以边界和伊朗库尔德地区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在地缘政治冲突频繁的地区，国家如何通过任意性的暴力介入、严厉的监管制度以及刻意的歧视性政策塑造边境居民的不稳定生活经验。Joronen等[69⇓-71]则更为详尽地揭示了不稳定地缘政治的形成以及个人、家庭的应对策略，在其一系列的研究中，以色列政府通过拆迁威胁、空间隔离、缓慢和拖延的行政表演等手段导致巴勒斯坦人的领地和权利不断受到侵害，伴随着焦虑、恐惧的情绪形成了不稳定的生活状况，但同时这些强迫性、暴力性手段也激发了巴勒斯坦人的团结和抗争的决心，开始通过迁移、留守、加强对居住地的修缮和管理等策略来抵抗不公的暴力手段，暴力所导致的不稳定性和弱者的能动性相伴而生。可以发现，地理学者在不稳定地缘政治的研究中通常更加倾向于和平与非暴力的愿景，同时引入领域、边界、尺度等概念，重点关注地缘政治边界地带暴力和冲突导致的不稳定性以及不同尺度的行为主体对不稳定地缘政治的响应和能动性。

3.2.2 不稳定的日常生活政治

日常生活政治是指在日常生活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围绕着身体、身份和空间所形成的权力关系[72]，在不稳定性的概念引入地缘政治的讨论中后，一些地理学者将不稳定政治的尺度下移到日常生活，关注不同身份群体的日常生活中经历的不稳定性及其能动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 城市空间占据和使用的不稳定性政治：在不同利益主体围绕空间占据和使用权博弈的过程中，资本的空间修复驱使政府和资本采用强迫性的暴力或非暴力手段获取空间所有权和使用权，使得原有占据者遭受被驱逐和流离失所的威胁，不稳定性的政治由此展开。住房政策的市场化转型、种族性的歧视和排斥政策、地方政府城市再开发的愿景成为触发不稳定性的政治经济动因，而气候变化也逐渐成为一个不可预见且强大的外部因素。与此同时，流离失所的不稳定性激发原有的空间占据者采取抗争行动。其中，一些占据者在面临拆迁威胁时选择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适应不稳定的日常生活，对工作和家庭再生产的时间投入大大降低，导致不稳定的时空体验进一步加剧[73]。而另一些占据者则积极采用身体、话语的策略进行抵抗和发声，例如哥伦比亚海港地区的黑人移民选择通过创作并在网络上传播音乐视频来表达“领地意识”和种族认同，传达出他们为捍卫领地免受不稳定性威胁的政治愿景[74]；而在布加勒斯特，流离失所的不稳定性推动吉普赛家庭通过静坐等方式进行抵抗，并引起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对其不稳定性状况的同情和关注，迫使政府对流离失所的吉普赛人做出了安置工作[75-76]。
(2) 日常生活实践与身份的不稳定性政治：无家可归者、拾荒者、流浪者等在传统意义上具有不稳定身份的边缘群体，主观上可能并不完全接纳不稳定的身份定义，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通过身体和话语的实践重塑“污名化”的身份。Preece等[77]发现，无家可归者在频繁流动的同时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自我关怀，并逐渐生发出对生活自由掌控和生存能力的自豪感，重塑了不稳定身份的积极意义。一些研究则发现，吉普赛拾荒者通过拾荒经历的日常实践，在流动过程中了解城市、获取城市资源、在城市内建立人际关系，不断改善自身不稳定状况的同时重塑被污名化的身份[78]。此外，日常生活中交谈和话语可能也具有重塑身份和权力关系的政治性力量，如Johnson-Schlee[79]认为，指向宏大叙事的政治阴谋论可被视为一种跨尺度行动策略，具有不稳定身份的流浪者在日常交谈中的阴谋论则是在试图抵抗国家所建构的边缘话语地位。

3.3 研究评述

总结已有文献可发现，不稳定性的地理学研究存在两条主线。一是作为一种劳动状况的不稳定性，相关研究关注劳动不稳定性环境产生的结构性机制以及人们针对不稳定劳动环境的响应。遍布全球的弹性积累体制和参差不齐的移民管控使得不稳定性成为当代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特征，日益原子化的不稳定劳工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流动/留守以及意义构建等个体化的方式逃避或适应结构化的不稳定劳动体制，个体劳工的处境或状态虽有所改善，但在结构上又进一步巩固了就业环境的不稳定性。二是作为一种生命经验的不稳定性，相关研究聚焦于不同尺度不同地域的不稳定性政治，在宏观上关注地缘政治冲突频繁地区的暴力如何形塑边境居民的不稳定生活经验以及不稳定性如何激发的抵抗性力量，在微观上关注面临驱逐的城市居民如何适应和抵抗不稳定性以及城市边缘群体如何重塑自身的不稳定身份。暴力随意、突发地介入日常生活并制造了不稳定性，而不稳定生命的情感力量又会推动微观主体采取各种策略适应和抵抗。
上述两条研究主线均显示，不稳定性的地理学研究始终关注结构化的不稳定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在这一环境下的响应，这使得不稳定性的研究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不稳定性的地理学研究将地理上不均衡的经济、社会、政治景观所导致的不稳定性视为研究的核心，致力于探究情境化、地方化的不稳定性和多元化、差异化的响应。然而，受限于对不稳定性两种认识论的认识，当前的研究割裂了生产和生活(再生产)领域的统一关系，忽视了不稳定劳动体制和不稳定生活状况之间的相互影响，对劳动不稳定性和生命不稳定性共同作用下可能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没有给予重视。最近，Raynor[58]和Pettit[59]在针对不稳定劳工能动性的研究中将劳动不稳定性和生命稳定性结合起来，发现劳动不稳定性能够激发人类生命不稳定性的情感力量，进而推动不稳定劳动者采取各种策略应对劳动不稳定性；Green等[80]的研究从劳动和社会再生产相联系的视角揭示了移民工人的不稳定性不仅源于在城市的生产空间(劳动力市场)，而且源于其在农村的社会再生产空间(家庭状况)。这启发未来的研究应当将劳动的不稳定性和生命的不稳定性结合，开展劳动与生活领域融合的不稳定性研究。
此外，当前研究议题中不稳定性更多表征一种特定的状况、身份或情感，空间、地方、尺度更多作为一种地理学思维，忽视不稳定性和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能会令地理学者偏离地理学的核心。当前已有少部分学者试图探究不稳定性同城市空间的辩证关系，例如Señoret等[81]发现不稳定就业会导致城市空间结构的不断碎化，Seo等[82]则发现不稳定劳工通过家庭、文化实践以及基于种族的社会组织塑造了具有独特种族认同的空间，而在公共空间的“游荡”和持续存在破坏了其作为临时移民的话语，重塑了公共空间的意义。这些研究启发地理学者不仅关注不稳定性产生的地理背景和条件，而且需要关注不稳定性与社会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

4 中国语境下不稳定性的地理学研究展望

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以灵活积累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模式变得日益复杂和多样，探究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业态的不稳定性以及数字游民、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社会群体的能动性，可为地理学者理解技术变革下正在重构的劳动和社会地理景观提供良好的切入点。与此同时，在变化中的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之下，不稳定的劳动体制、不稳定的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日常生活经验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命的不稳定性，需要探究多尺度行为主体如何在动荡不安的国际关系中互动并构成不稳定的地缘政治，不同地方的政治经济动态如何制造个体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的不稳定性。针对灵活资本积累体制正在塑造不稳定的社会空间现象，应当关注不稳定性与社会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探究资本和劳工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博弈以及不稳定社会空间的表征形式。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的语境和背景，本文认为国内不稳定性的地理学研究可以聚焦以下议题。
(1) 研究平台经济等新兴经济业态中不稳定劳动体制形成的地方因素及劳工能动性的地方嵌入性。近年来，中国的平台经济飞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制造业部门转向外卖骑手、网络视频博主、网约车司机等不稳定性较强的灵活就业，通过众包、“合作”的方式参与平台业务而获取报酬。这种工作模式不受时空条件限制，可以承担多类型业务、获得多渠道收入，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加松散的劳动关系、更薄弱的社会保障以及不稳定的收入状况。这些不受时空条件约束、具有高度不稳定性的地方劳动体制如何产生、运作和维持?劳动群体又如何应对“无形”的数字劳动控制并影响平台经济?这些问题业已成为国际经济地理在劳动力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研究需要关注数字资本主义和平台经济如何与地方化的制度、劳务市场、劳务机构、社会文化因素等发生耦合并构建起平台经济劳动体制，并关注个体劳动者如何通过流动和集聚、地方性知识、社会网络等方式适应、塑造或挑战平台经济地理景观。
(2) 研究经济新常态下青年群体的不稳定时空体验和日常生活。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83]，加之新冠疫情的全球性爆发扰乱国际国内社会经济秩序，多因素叠加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新冠疫情后中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表现出上升趋势，至2023年6月青年失业率已上升到20%的高点，就业形势十分严峻[84]。在这种形势下，就业难或不稳定的就业会进一步使青年群体处于焦虑、紧张的不稳定情感体验中。不稳定的情感体验也会激发他们的能动性，进而通过就业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身体和情感去应对不稳定性。宏观经济转型下就业不稳定性的区域格局和差异，青年群体在就业(待业、兼职、换工等)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时空体验与能动性，以及如何从国家和城市层面缓解青年就业的不稳定性等问题值得探究。
(3) 研究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的不稳定地缘政治。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处于剧烈变动中，中东、东欧等地缘破碎带暴力冲突频繁发生，国际地缘政治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大大增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着挑战。当前研究主要从国家行为的层面探讨了地缘破碎带的地缘政治风险可能给“一带一路”建设及其他经济政治活动带来的隐患和挑战[85⇓-87]，这些研究多以国家行为为中心，缺乏考虑在不稳定地缘政治背景下多尺度行为主体的力量。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研究注重微观行为主体情感力量对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可为当前国内的地缘政治研究提供联系国家和个体尺度的视角。同时，不稳定地缘政治的愿景在于理解生命不稳定基础上达成非暴力的共识，这与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相一致。在此基础上探究中东、东欧等地缘破碎地带的不稳定地缘政治，关注个体在不稳定地缘政治背景下的集体行动和情感力量，为解决地缘破碎地带的暴力冲突提供非暴力方案；关注百年未有之变局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政治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外政治经济活动同其他国家及其个体、家庭、社区等多尺度行为主体的互动关系，为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依据。
(4) 研究弹性资本积累体制下不稳定社会空间的形成与风险。当代社会的不稳定性很大程度上是弹性资本积累体制的产物，因此需要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探究不稳定性如何塑造社会空间又如何通过社会空间表征出来的问题。著名经济地理学者Storper等[88]指出，灵活短期的就业者由于需要不断地寻找工作，因此倾向于集中分布在大量劳务中介集中、有丰富工作机会的地方。在中国许多大城市，已经出现了以短期临时工为生的不稳定劳动者聚集的社会空间。这些社会空间多依托超特大城市工业集聚区周边的劳务中介市场，一方面集聚了大量的劳务中介专门为不稳定劳动者提供零工、短期工、日结工等工作，另一方面还为不稳定劳动者提供了廉价的、灵活的生活环境。作为资本与劳动者、生产与再生产的交汇空间，通过探究资本的灵活积累以及不稳定劳动者的能动性如何参与到不稳定社会空间的生产中，将有助于加深对资本—空间—劳工三者关系的辩证理解。由于这类社会空间集聚了大量不稳定劳动者，非法交易、劳资纠纷、偷窃、斗殴等社会问题也逐渐在此空间交汇，成为群体事件发生和社会失序的风险空间。探究弹性劳动力市场结构下不稳定社会空间的形成、表现与风险将有助于探究新的经济结构下产生的新型社会空间现象，为把握经济转型期产生的新社会空间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5 结语

不稳定性的地理学研究关注不平衡的地理条件下劳动状况和个体生命不稳定性的产生机制以及在不稳定性影响下个体、家庭、社会组织做出响应的能动性，体现了人文地理学关注人地关系的学科视角。对不稳定性的地理学研究一方面能够加强从空间的视角认识资本灵活积累的运作逻辑对劳动者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能够促进地理学者理解个体、家庭在经济和社会、政策和制度、战争和暴力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不稳定性环境下的时空体验和能动性。在不稳定、不确定的时代，将不稳定性引入国内人文地理学研究，可为我们研究新兴经济下就业的不稳定性、经济新常态下就业和生活的不稳定性、地缘政治冲突下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弹性资本积累体制下形成的不稳定社会空间等新旧问题提供新的概念工具和研究视角。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宏观的变局与地方经济转型、地缘政治经济冲突相互作用而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就业和生活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通过就业变动、收入浮动、福利减少、失业等影响日常生活的变化被普通大众所感知。亟需开展不稳定性的地理学研究，为认识不稳定性的潜在社会风险与促进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做好研究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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