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科学进展 >

2025 , Vol. 44 >Issue 1: 88 - 102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5.01.007

研究综述

混杂的价值：中国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综述

  • 吴俊伯 ,
  • 罗震东 , * ,
  • 乔艺波
展开
  •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 210093
* 罗震东(1978— )，男，陕西安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理论与方法、城镇化与城乡发展机制。E-mail:

吴俊伯(1994— )，男，宁夏固原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城乡发展机制。E-mail:

收稿日期: 2024-04-17

  修回日期: 2024-10-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1-1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2378059)

收起

Mixed valu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space of urban-rural fringe in China

  • WU Junbo ,
  • LUO Zhendong , * ,
  • QIAO Yibo
Expand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17

  Revised date: 2024-10-16

  Online published: 2025-01-15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52378059)

Fold

摘要

城乡接合部的经济空间是地理学、社会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论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相关国际研究为参照，系统梳理了中国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的阶段与进展：包含城镇化起步期的国外理论借鉴、城镇化加速期的现实问题关注、城镇化中后期的多元价值探讨三个阶段。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呈现出经济类型的包容混杂、形态演化的动态破碎与经济动能的二元并存三个特征。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演化存在两种路径：第一种由自上而下力量主导，呈现“城郊农业—集中大型工业—高新技术产业”路径；第二种在自下而上的推动下，前期呈现“城郊农业—乡镇工业”路径，后期因区域差异分化出不同分支。演化机制方面，城镇化是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演化的根本动力；技术要素是其演化的核心因素；政府、市场、社会在其演化过程中均起到关键作用。最后，基于上述综述提出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未来研究有尺度与区域差异、后工业时代特征、跨边界网络特征、治理引导等4个维度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城乡接合部; 经济空间; 城镇化; 中国

本文引用格式

吴俊伯 , 罗震东 , 乔艺波 . 混杂的价值：中国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025 , 44(1) : 88 -102 . DOI: 10.18306/dlkxjz.2025.01.007

Abstract

The economic space of urban-rural interface is an important topic that has long been concerned by geography, sociology,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is study adopted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 read the classic literature to examine the research lineage; and we downloaded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publications from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data by using the CiteSpace 6.26 software, which was used as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 division of the research phase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three stage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space of the urban-rural interface: the emergence of early explor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attention to less developed reg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ost-industrial era. Then it examined the three stages of Chinese research: the reference of foreign theories at the beginning of urbanization, the concern of real problems during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multiple value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urbanization. It also concluded that the economic space of the urban-rural interface presents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clusive mixing of economic types, dynamic fragmentation of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and dualistic coexistence of economic dynamics. There are two paths in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space in the urban-rural interface: one is led by top-down forces, showing the path of peri-urban agriculture-centralized large-scale industry-high-tech industry; the other is driven by bottom-up forces, showing the path of peri-urban agriculture-township industry in the early stage, and then different branches with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later stage. Urbaniz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economic space evolution of the urban-rural interface; technological factors are the core factors for this evolution; and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the society a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change. Based on the above review, we proposed four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space of the urban-rural interface in terms of scale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post-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cross-border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governance guidance.

Key words： urban-rural fringe; economic space; urbanization; China

城乡接合部，长期以来被称为“城乡结合部”，据2013年国务院颁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城乡结合部”实为“城乡接合部”之误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先后使用过“城乡结合部”“城市边缘区”“都市边缘区”“城乡交错带”“城乡交接带”“半城镇化地区”等一系列不同术语，实质上均指称“城乡接合部”，异名而同实。这一空间是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兼具城市与乡村特征的第三元空间[1]，是长期以来城镇化过程中变化最为剧烈、最具动态特征的地区[2]；是大部分“半城镇化”人口生产生活的空间载体[3]，也是乡村剩余人口融入城市的“落脚地”和城市经济辐射乡村发展的“枢纽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两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稳步推进，交融混杂的城乡接合部既是实施两项国家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与抓手，也是突破解决现有城市问题、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区域。
城乡接合部空间纷繁复杂，有经济、社会、物理等多个维度，但经济要素是其中的底层动力：经济要素的兴起、重组与演进推动着社会、物理等维度空间的演化；聚焦经济空间的特征与演化有助于抓住城乡接合部发展的主要脉络。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是各类混杂的经济活动与经济要素在城乡接合部实体空间上的投影[4]：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不同门类、规模、权属、功能的经济要素先后在城乡接合部集聚[5⇓⇓⇓-9]，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经济空间；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城乡接合部由于其低成本、弱管制的区位特征，又转而成为电子商务等新经济产业的重要空间载体[10]。本文以各类经济活动的视角对城乡接合部的空间体系进行透视与筛选，所聚焦的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是城乡接合部当中承载各类经济活动、容纳各类经济要素的空间，重点关注其总体特征、演化历程与动力机制。
综上所述，在地理学、城乡规划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中，既有研究对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整体特性、分类构成、发展演化和功能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深刻地揭示了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总体特征与演化规律，对于理解不同发展阶段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关于城乡接合部的综述类论文大多以城乡接合部整体为研究对象。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作为其中一以贯之的主线与要点，尚未出现以其为深入研究对象的文献综述。因此，本文试图以中国城乡接合部的经济空间为主要研究对象，回顾、对比中外相关研究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总体特征，梳理其演化规律以及背后的动力机制。一方面，有助于更为深入地认知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客观规律与演化趋势，为在城乡接合部地区落实“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行存量规划实践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另一方面，站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当下，回溯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演化历程、展望未来发展趋势，有助于有的放矢地对未来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动态变化进行深入研究。

1 研究方法

在文献综述研究中，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可以准确全面地呈现学术研究的演进脉络。本文采用近年来兴起的文献计量方法以克服定性研究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中国知网与Web of Science网站分别为中外学者使用最为广泛的数据库 ① ，其包含的期刊论文数据较为全面，样本代表性较好。文献选取的具体步骤为，首先在中国知网上以“城乡结合部”“城乡接合部”“城市边缘区”“都市边缘区”“城乡交错带”“半城市化地区”“半城镇化地区”等概念作为检索关键词，分别并列“经济”主题，筛选分属于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城乡规划、土地资源、管理学的期刊论文。论文发表时间设置为截至2024年4月，共获取到1187篇符合要求的中文文献用于分析。在Web of Science上，按照同样的检索逻辑和发表时段，以“urban-rural fringe”“peri-urban”“metropolitenfringe”“urban peiphery”等作为关键词，共导出521篇英文文献。本文主要采用CiteSpace 6.26软件作为主要分析工具。
如果说定量分析是一种全貌、趋势性的概览，那么通过精读重要文献梳理研究脉络的定性分析则是更为深入与实质性的探究。基于此，本文对检索到的1708篇中英文文献进行人工筛选，以拥有代表性重要观点或创新性研究思路与方法为标准，选取不同年代下关于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最具影响力的相关期刊论文与相关书籍。进而精读人工筛选获得的105篇(部)文献，提炼其核心观点，综合比较划分阶段，并总结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总体特征与演化历程。最后，将定量分析结果与文献精读提炼的核心观点相互比照，检验研究阶段划分的可靠性。

2 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的总体进展

2.1 国际相关研究进展

2.1.1 兴起期：欧美的早期探索(1930—1970年代)

1930—1970年代是国际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的兴起期。这起源于西方工业革命引领的快速城镇化阶段，原有经典城市理论无法解释城乡接合部所出现的新问题。此阶段研究重点关注城乡接合部农业空间向工业空间快速转换中出现的冲突；以欧美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为基础观察法与数据统计。
城乡接合部的经济空间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大量产业和乡村剩余人口向欧美城市集聚，其原有城市结构迅速改变，空间无序蔓延、公共卫生和消防安全等问题在城乡接合部集中爆发。在城市中心区无法立足的低收益、非正规经济活动在城乡接合部持续集聚，原有的农业经济空间被无序蔓延的经济活动迅速侵占，城乡接合部逐渐成为聚集大批产业工人、失地农民和手工业破产者的边缘空间[11-12]。为解释这些空间现象，学者们试图从经典理论中寻求答案[11]。然而，经典城市理论如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杜能的农业区位论等，都难以充分解释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现象。1936年Louis[13]首先提出城乡接合部的概念并用于描述城墙之外与农业空间之间功能混合的地带。城乡接合部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因其较强的解释力而得到广泛关注与讨论。继而，Wehrwein[11]进一步从经济空间角度将城乡接合部定义为“明显的工业用地与农业用地的转换地带”，并描述了其中农业空间遭遇的问题与困境。二战以后，Pryor[14]在界定城乡结合部空间范围时对其工业空间和农业空间的特征与区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其具有混杂性与过渡性。在城乡接合部的形成机制方面，Whitehand[15]采用吸引与排斥模型探讨了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机理；Conzen[16]则以英国诺森伯兰郡的阿尼克为例，分析了城乡接合部在加速、减速、静止不同周期状态的经济空间演化，并进一步将城乡接合部细分为内缘区、外缘区与中间区，指出内缘区主要为住宅功能与工业空间的混合，而中间区与外缘区的不同工业空间混合程度较高。
在这一时期，城乡接合部的经济空间问题是欧美学者关注的重点，大部分学者都表现出对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空间逐渐消失、被异化和被侵占等现象的忧虑[11-12,17-18]。这些学术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英国绿带法案的出台和实施[19]。而与之形成有趣对比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与随后的核战危机使少部分学者认为，工业部门在城乡接合部的分散布局具有降低战争损失的积极意义[20]。

2.1.2 发展期：对欠发达地区的关注(1970年代至2000年左右)

1970年代至2000年左右是国际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的发展期。此阶段亚、非、拉等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在功能与形态上有别于欧美的差异性，而工业化阶段、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是其差异性的根本原因；研究视角注重微观的案例分析，研究方法以田野调查为主。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城市化进程普遍进入高位区间，郊区化与逆城市化现象开始出现，城乡接合部的问题逐渐弱化。但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则进入了快速扩张时期。这些国家有着与欧美迥然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资源较为充裕，农业部门难以容纳众多剩余人口，但工业部门的发展普遍较为滞后[21]。因此欠发达地区城市的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展现出与欧美城市较大的差异[21-22]，并迅速成为国际学者关注的重点[23]。如美国学者Eyre[24]总结了拉丁美洲牙买加城乡接合部棚户区中经济空间的类型，指出其经济空间以日常居住服务与小规模加工业为主。加拿大学者McGee[25]深入研究了东南亚城乡接合部的空间现象，将之命名为“desakota”(desa指乡村，cota指城市，合起来即城乡接合部)，并指出其存在高流动性与高混杂性的特征；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于1995—2006年持续资助了大规模的欠发达国家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包括坦桑尼亚、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发现不断变化的全球化劳动分工正在迅速重构其城乡接合部的经济空间，而其不同的地理背景导致了不同的表征[26]。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于中国城乡接合部的研究逐渐兴起，并成为全球研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图1)。
图1 1990年代起中国城乡接合部研究成为国际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位置代表兴起时间，圆圈大小代表此后积累的论文数量。

Fig.1 China's urban-rural interface resear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ince the 1990s

因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背景存在巨大差异，亚非拉地区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研究重点也各有侧重。例如，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城镇化过程由于缺乏工业化支撑，其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往往由服务城市的农业、牧业与渔业构成[26-27]。中国、印尼等亚洲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具备强劲的工业化动力，其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呈现出快速扩张趋势，且工业、农业、旅游业等空间高度混杂，如desakota中既有靠近稻田的计算机组装车间，又有为城市服务的高尔夫球场[25,28]。拉丁美洲的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化不充分，重要经济部门曾长期被外国跨国公司掌控，未能自下而上地发展出繁荣的外向型经济[29]，城市棚户区(shantytown)中的经济空间主要由服务于城市化群体的日常消费经济及小规模日用品加工活动构成[22,24]。

2.1.3 新兴期：后工业时代新进展(2000年左右至今)

2000年至今是国际学术界对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的新兴期。进入后工业时代，城镇化速率放缓，国际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关注其向高附加值的创新产业、休闲旅游等多元功能演化；研究对象以欧美发达地区城市为主，研究方法上田野调查与定量模型分析相结合。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作用下，欧美发达国家的城乡地理界限日益模糊，高速交通联系与即时通信技术的发展促使中心城区就业向城乡接合部与乡村地区扩散[23] 。与此同时，城市空间增长趋缓，城乡接合部从空间增长转变为功能升级。在理论层面上，相关研究指出传统的城乡二分法已经不足以用来解释城乡接合部的发展变化[23,30-31]，学者们逐渐将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研究重点转向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多元功能的关注[31]。
随着欧美发达国家加工制造业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工业生产活动逐渐减弱，转而开始发展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创新型高科技产业与休闲旅游业。如法国蒙彼利埃城乡接合部的葡萄酒产业园，在经历产业衰退后引入IBM等高科技公司，逐渐演化为高科技产业园区，同时积极发展节庆休闲旅游复合的新型经济空间；而德国莱比锡的城乡接合部则从工矿中心转变为以矿坑公园为核心的休闲旅游与郊区零售中心[32]。学者们通过分析欧洲145个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发现功能升级的城乡接合部占比达45%，且其中大部分增加的功能为休闲旅游、高新科技等高端经济职能[33]。其中，高端休闲娱乐产业中的马匹饲养空间是欧洲近10年的研究热点之一[34]。

2.2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2.2.1 城镇化起步期：国外理论借鉴阶段(1980年代末至2000年左右)

1980年代末至2000年左右是中国城镇化的起步期。这一阶段中国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源于这一地区出现的大量空间治理问题。在方法上大量借鉴国外经典理论，重点关注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在功能类型上的圈层结构与动态扩张过程；研究视角较为宏观；研究方法以数理统计的地理呈现为主。
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和欧美日韩等国家(地区)的资本大量涌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快速启动，乡村人口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受到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低成本、弱管制的城乡接合部成为进城人口的首选空间。大量流动人口的集聚迅速导致城乡接合部出现经济活动混杂、居住环境恶劣、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35]。1988年，广州市民政局发布《加强城乡结合部管理意见》，标志着城乡接合部治理首次成为中国城市管理中的重要命题[36]，这也与研究谱系中最早出现的“户口管理”等关键词相匹配(图2)。在这一背景下，来自地理学、城乡规划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率先开展了对中国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研究。
图2 中国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关键词演化

Fig.2 Evolution of keywords for the economic space research of urban-rural interface in China

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广泛借鉴国外经典理论。学者们积极借鉴欧美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和城乡结合部的相关理论，用于解释中国刚刚兴起的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的城市圈层结构理论，以及对于城乡接合部的界定，都对国内城乡接合部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37⇓⇓-40]。第二，重点关注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历程。一方面，这一阶段的文献重点关注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特征与结构，“空间结构”“土地利用”用地结构“等关键词频繁出现(图2)，学者们指出中国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具有圈层性结构、复杂混合、动态扩散以及周期性等特征[2,38,41]。这一阶段研究探讨了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动态演化过程与机制[38]，指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动力[6,39]、经济发展水平[5]以及规划引导[7]都是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演化的深层驱动力。第三，采用较为宏观的研究视角。这一阶段单独以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少，主要是将经济空间视为城乡接合部整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视角基本是从宏观视角出发，对城乡接合部进行整体描述与讨论，研究方法以数理统计方法为主。

2.2.2 城镇化加速期：现实问题关注阶段(2000年左右至2010年代)

2000年左右至2010年代是中国城镇化的加速期，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各种矛盾、问题进一步激化，研究重点关注用地破碎低效、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等现实问题及应对。研究视角上出现基于个体微观视角的深入剖析；研究方法上田野调查与统计数据分析相互补充。
21世纪的第1个10年是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期，也是中国城市空间扩张最为迅猛的阶段。城市快速扩张导致城乡接合部各类问题日益突出，如非正规乃至非法经济活动在城乡接合部的集聚，监管不足和缺乏公共服务所导致的卫生、安全和教育不足，原住民因高额地租利润拒绝城市化改造而与政府的矛盾突出等[42]。这一阶段城乡接合部基本成为“脏乱差”的代名词，被认为是城市的“黑点”与“死角”[43-44]。
这一阶段地理学与城乡规划领域的学者持续对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也开始进入城乡接合部研究领域，丰富了城乡接合部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重点关注现实问题与应对之策。一方面，学者们重点关注城乡接合部中存在的用地碎片化、产权不明晰、非正规经济、环境污染、缺乏有效管理等问题，文献中“失地农民”“管理”“问题”“对策”等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图2)；另一方面，格外重视应对策略与管理措施的研究，提出从调整产业结构[45⇓-47]、纳入城市管理体系[43-44]等方面解决城乡接合部发展导致的严峻问题。第二，采用微观研究视角与人类学方法。学者们以北京市“浙江村”[48]、广州市石牌村[49-50]和南景村[51]为研究对象，从个体微观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运行机制。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微观视角引入城乡接合部研究，与主要依靠统计数据的宏观研究互为补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

2.2.3 城镇化中后期：多元价值探讨阶段(2010年代至今)

201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这一阶段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重点关注其多元化价值，关注转型升级、新兴经济空间等现象；研究视角上宏观城市尺度与微观社区尺度互为补充；研究方法上展开中外案例的对比讨论。
201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城镇化前半程依靠出口和投资推动的土地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获得广泛共识。这一共识深刻地影响了城乡接合部的发展与治理[52⇓-54]。一方面，由于土地城镇化势头减缓，城市空间无序扩张的态势逐渐被扼制，城乡接合部的矛盾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另一方面，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的建设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深刻地重构了空间要素的组织方式，为城乡接合部的空间演化提供了新动力[55]。
在此阶段，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逐渐从原有的城乡接合部整体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出现了以“城乡结合部经济空间”为关注对象的研究文献[4]。相关研究尤其强调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多元化功能与价值[56⇓-58]。有学者指出城乡接合部之所以成为问题的认识根源在于，学界和主政者仅仅从经济现状角度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在这一语境下，城乡接合部必然是低价值的、被整治的对象[56]。然而，这样的看法基本忽略了城乡接合部在培育城市新产业、促进路径突破等方面的多元潜在价值。譬如，有研究以北京[52]、上海[59]、厦门[60]等城市的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为例，探索了其转向技术研发、创新创业孵化、休闲旅游、文化康养等经济活动的产业发展路径。也有学者以广东顺德、江苏江阴、广东汕头等地为例，研究了城乡接合部工业空间的转型升级问题[61]。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创新产业”“创新经济”等关键词开始频繁出现(图2)。此外，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注重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交流。中国学者积极发表国际期刊论文将关于中国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研究介绍给国际学术界[62⇓-64]，一些研究广泛对比了中外城乡接合部的异同[65⇓-67]，使得中国城乡接合部的独特性开始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

3 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总体特性

3.1 经济类型的包容混杂

在经济类型维度，包容混杂是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最核心的特性 [68⇓-70]。城乡接合部既是支撑城市中心区发展的腹地，也是城市与外部区域交互的枢纽中介[4]。据此可将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划分为腹地型与枢纽型两类。其中，腹地型经济空间的主要功能是为城市提供生活资料、劳动力、土地等发展资源，可进一步细分为农副产品基地[5]、容纳外来人口供给城市劳动力资源的人口腹地[4,59,71]、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腹地[3,45]及供居民休憩的郊野公园[9,72-73]等。枢纽型经济空间是各类经济要素在城市与外部区域之间进行交换的中转站，包括大型物流仓储[74-75]、专业批发市场[5,50]和各类外向型经济园区[76]等。此外，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还包含城市与乡村经济，高端与低端经济，扩张带动型、就业带动型与消费带动型经济[4]。
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在功能类型上包容混杂的核心原因在于其边缘性：第一，城乡接合部虽大多处于城市边缘，但交通便捷，可达性高，有利于混杂多样的经济要素自由流动[2]。第二，城乡接合部“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特征使其处于城市正规治理体系的边缘，加之混合了城中村的乡村治理逻辑，易造成权力交叉控制的真空地带，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各类活动生存的制度成本[51]。第三，城乡接合部的地租成本较低[50]，能够显著降低各类经济活动的运行成本。

3.2 形态演化的动态破碎

在形态演化维度，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呈现动态破碎的特性：即在时间层面的动态扩展、空间层面的碎片化。
时间层面，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边界随城镇化进程而不断扩张延展，呈现出动态扩展的特性[77]。其动态扩展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沿主要对外通道的轴向延伸[78]，与现有城区脱离的飞地带动[38,78]，以及集中连片扩展[38,78]。且三者存在先后顺序，按照“点(飞地带动)—轴(轴向延伸)—圈(连片扩展)”顺序依次开展[38]。有学者将其背后的原因从经济要素类别进行解释，提出乡镇企业选择连片扩展，集团企业选择飞地带动模式，对交通依附性较强的仓库倾向于轴向延伸[78]。
空间层面，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呈现破碎化特征[70,77]。破碎化主要表现为工业空间为主的经济空间分散化，用地效率和聚集程度均低。这一方面是由于城乡接合部的建设开发活动受既有城中村空间格局影响较大，难以实现统一规划建设[79]；另一方面与地方追求发展速度、忽视空间秩序与品质有关[61]。

3.3 经济动能的二元并存

在经济动能的维度，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呈现出自上而下的正规空间与自下而上的非正规空间二元并存的特性[80⇓⇓-83]。
正规经济空间主要为政府主导开发的大规模、高投资的经济空间，如大型产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大型物流仓储中心等。非正规经济空间主要为市场自发形成的小规模低投资的经济空间，如小型企业工业空间、个体经营“就业带动型”商业空间以及服务城镇化人群的“露天经济”消费空间[4]。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非正规经济空间与正规经济空间的协同互补问题。理论层面，1980年代学者认为非正规经济空间与正规经济空间存在协同互补关系[38]。但在北京海淀、武汉青山、江苏常州等地的诸多案例中，学者却发现自上而下的高新产业园区与当地非正规中小企业间并未产生产业联系，也未形成协同互补的空间体系[4,83-84]。与之相对，一些经济学研究以北京市中关村为例，通过定量方法发现城乡接合部产业园区的主导产业与自下而上的本地产业之间存在产业联系，构成产业集群[85]。这一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非正规空间的流动性特征。非正规空间的流动性是指城乡接合部中非正规经济活动在外部环境压力下被迫离开原有区位，却又能在相似区位迅速重建的现象。非正规经济活动在物质空间中流动却难以被彻底取缔，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非正规经济之于城市的不可或缺性。有研究指出，由于城市整治拆迁，北京市以服装制造与销售为核心的“浙江村”一度流动迁往河北燕郊形成新的“浙江村”，然而在北京市整治政策松动后，又重新迁回原地[86]。也有学者描述了北京市城乡接合部河南人集聚从事废品回收的“废品村”先后4次被拆迁整改，却又在相似区位重新形成新“废品村”的过程，总结出“城市边缘形成—被驱赶—新的城市边缘”的循环规律[81]。
第三，正规经济空间与非正规经济空间的价值对比讨论。2010年以前的大量研究中，较之于高投入、高产出的正规经济，非正规经济活动往往被认为存在卫生条件差、产业层次低、消费水平低、产业组织能力差、经营水平低等问题，是需要进行整治的对象。在这种思潮主导下，城乡接合部非正规经济空间开始了正规化进程：“大型高档商贸城替代了简易的批发市场，大型企业代替了家庭作坊”[86]。近年来，有研究指出规模化的正规经济空间并不意味着更加稳定的经济生态，反而可能更加脆弱、缺乏韧性，而非正规经济空间能够紧密嵌入在地社会网络，具有更强经济韧性[86]。

4 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演化历程与机制

4.1 演化历程

通过对现有研究梳理，从产业发展的路径与动力出发，本文认为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过往的演化主要存在以下类型。第一种演化路径由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主导，呈现出“城郊农业—集中的大型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路径[41]。北京、南京等强政府力量引导和国家资本投入的城乡接合部地区总体呈现这一趋势。以南京市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为例，1960年代以前主要是为城区提供蔬菜、副食品的原材料基地，1960年代初开始承接城市工业职能，而在1980年代以后，高新技术园区开始在城乡接合部地区涌现[7]。对北京市历年总体规划材料的分析也印证了相似的演化模式[70]。第二种演化路径在自下而上市场力量的引导下展开，前期呈现为“城郊农业—乡镇工业”的产业路径。这一大的模式下又以珠三角与苏南地域的不同而分化出两类不同的分支。珠三角地区典型城乡接合部因集体土地隐形流转市场的长期存在、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先行探索，表现为较为明显的“城郊农业—乡镇工业—租赁经济”路径。以广州南景村为例，19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以城郊农业空间为主，1980年代产业非农化进程加速，村集体发展出刺绣、铸造、钢窗等乡镇企业。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房地产与物业成为该村的支柱性产业，居住与生产空间出租成为村民的普遍选择[53]。而苏南地区的城乡接合部，在“内向型”的乡镇工业繁荣过后基本由政府主动引导，归并为集中化的“外向型”大型产业园区，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87]，表现为较为明显的“城郊农业—乡镇工业—集中的大型工业”这一路径。近年来，不同模式的城乡接合部通过不同的路径谋求转型，如北京通过编制面向城乡接合部的减量规划，由各级政府主导，引导其中的经济产业空间减量提质，疏解腾退，产业转型；珠三角城乡接合部推动以旧改为主导的转型模式，通过向社会主体让利、激发社会资本动力的途径推动经济产业土地再开发，保障产业转型[88-89]。
而无论何种力量主导、地域差异何在，后工业时代新兴经济空间是近年来城乡接合部演化出的新类型[55]。新产业要素、新消费模式、新空间类型是其主要特征。2000年代初就有学者大胆预言：“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一些地区已经发展到后工业化阶段，城乡边缘区发展理应有新的阶段”[90]。时至今日，城乡接合部已经聚集了大量高新科技园区，诸多传统工业园区也被改造升级为创新创意空间[91]。对中小型创新企业而言，低成本、弱管制的城乡接合部尤其适合作为企业发展的孵化器与加速器，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电子商务的崛起，城乡接合部孕育出大量从事电子商务的“城郊型淘宝村”[10,91-92]，为城市产业演化提供了新的动力与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变，城乡接合部的乡村旅游空间也开始迅速扩张[62]。

4.2 演化机制

城镇化进程是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演化的根本动力。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演化本质上体现中国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发展历程[5,39]。中国城镇化进程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之下呈现明显双轨制特征：一是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市场的自上而下城镇化；另一条是以乡村为单元由农民与村集体自发进行的自下而上城镇化[89,93]。二者共同在城乡接合部交错作用。一方面，在政府意志下，城乡接合部不断承接中心城区溢出的经济职能，从而推动产业不断向高端化演进；另一方面，城乡接合部内部主体依托自身有利区位，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兴建非正规住宅吸纳外来产业人口，使得城乡结合部展现出极强的经济活力[5,88,93]。技术进步是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演化的核心因素。英国学者在1942年即强调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出现是由于汽车交通的大规模普及[11]。在福特式大规模生产主导下，工业制造空间是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核心构成；随着高新技术出现，城乡接合部涌现出高新技术园区；信息技术革命又使得城乡接合部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孕育新经济产业的创新空间[23,56]。
政府、市场与社会是推动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演化的重要力量，三者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演化。在政府维度，制度因素对于城乡接合部的空间演化起到决定性作用[87-88,93]。由于城乡二元的社会管理体制、土地制度和居民社会保障体制在城乡接合部共存[2]，为其提供了较为特殊的制度环境。而这也是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呈现出“包容混杂”“动态破碎”与“二元并存”等总体特征的制度性原因。政府采用的规划技术手段[7]、产业策略、垄断一级土地市场使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具备转型优势，能集中高效利用土地、供给优质公共服务，但也容易出现结构失衡、韧性不足、金融风险等现实问题。而乡村集体组织在城乡接合部容许市场自由建设、租赁经济产业空间、容纳中小企业则使其具备经济活力与韧性，但与此同时存在经济空间碎片化、同质化竞争、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等问题。
在这一大背景下，城乡接合部的政策区位呈现差异性，即不同地区政府在与市场、社会互动中设置了差异性制度。如北京通过绿化隔离地区提质减量规划引领城乡接合部地区经济空间围绕“绿色生态功能”与“空间减量任务”这两项目标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以区县、乡镇级政府为主导统筹，与村集体积极互动完成[94]。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城乡接合部的经济空间，早期以自下而上、与国有企业有生产协作关系的乡镇企业作为主要载体；而后地方政府以参与全球分工与工业品出口为引导，实行“三集中”政策，使经济产业空间向园区高度集中[87]。以广州、珠海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被中央政府较早地给与了开放政策，吸纳大量外资，其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早期主要为“三来一补”的中小企业，与此同时这一地区集体土地隐性流转市场高度发达，甚至成为城乡接合部中主要产业空间供给来源；近年来珠三角地方政府推动三旧改造，通过向乡村集体、原国有土地使用人等社会主体共享土地增值利润的方式激发市场动能，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转型[88]。
在市场维度，资本的规模与来源、城市的经济产业结构、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偏好都有可能塑造出不同的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89]。不同地区的市场特征塑造不同的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苏南地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为集体企业，市场面向国内，经济空间以村为单元，分散且小规模；后来通过引入外来资本深度参与全球化分工，经济空间与之适配调整为区县、乡镇层级的集中化与园区化。珠三角地区早期“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主的模式耦合了当地发达的乡村土地流转市场，造成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开发密度较高、空间破碎化等特征。
在社会文化维度，地区发展历程和传统文化积淀等因素也会对城乡接合部的经济空间演化产生影响[89]。珠三角地区近千年的商业传统是其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开放宽松经济产业政策的重要原因，而这也导致了其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繁荣与发展。在经济空间的演化与改造过程中，珠三角村集体的宗族传统与力量使得其在与政府博弈中具有较大话语权，进而使得自上而下改造进程较缓。

5 研究评述与展望

5.1 研究评述

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产生、兴起和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国际比较研究表明，不同工业化与城镇化阶段、不同城乡土地管理制度下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中国城乡接合部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时空压缩”下的功能性混杂。作为后发赶超型发展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有着明显的“时空压缩”特征，作用在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上，这种跨越时空的混杂性尤为明显。具体表现为不同时代与发展阶段的经济空间同时并存于中国城乡接合部中：农业时代的农业生产空间、工业时代的非正规制造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后工业时代的新兴经济空间等。第二，二元土地制度与城镇化模式的动力机制混杂。国外城乡结合部经济空间往往仅表现为功能混杂，而中国城乡接合部不仅存在功能维度混杂，更为突出的是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二元土地市场、二元城镇化模式的混杂，现实情景中政策区位的差异使得这一特征以地域空间的不同组合演化出更为宽阔的谱系。
纵观近40年的中国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可以发现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均呈现出不断演进的特征。在研究对象方面，呈现出从宏观到微观的演进特征。早期的研究大多以大中城市的城乡接合部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宏观尺度下城乡接合部的结构、特性与演化机制，而晚近期的研究则更多关注城乡接合部中的社区、村庄以及产业园区等微观空间单元。此外，研究内容也呈现出从单一到多元的演变趋势。早期研究通常主要关注农业空间与工业空间，其后的研究则进一步将文化创意空间、旅游空间、高新技术产业空间、非正规经济空间等类型纳入研究范畴。
在研究视角方面，早期的研究大多从城市发展与扩张角度出发，将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看作需要进行整改的对象，其后的研究则逐渐开始从城乡接合部内部出发，研究其与城市系统、乡村系统之间的关系，突出城乡接合部对于城市的服务与支撑功能。与此同时，对于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价值判断也随之转变，早期的研究往往从公共卫生、治安环境和经济税收等角度对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做出较为负面的价值判断，而后一阶段的研究则侧重从就业保障、经济活力和创新载体等方面肯定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应有价值。
在研究方法方面，早期研究因其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宏观地理尺度，因此通常使用大量统计数据开展特征与结构分析。其后的研究则进一步采用基于微观个体的田野调查方法，探究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演进历程及其背后机制。此外，长期以来对城乡接合部非正规经济的研究都缺乏可信的统计数据与定量分析，随着大数据方法的发展以及数据采集技术的进步，城乡接合部非正规经济的定量分析开始出现突破。

5.2 研究展望

基于文献梳理，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可以沿着以下4个方向进一步深入：
第一，系统对比不同区域与尺度下的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一方面，深入分析不同区域的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本文根据现有文献部分梳理了北京、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等地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具备的不同特征与特点，但其具体的演化模式尚需进行严谨的实证研究和系统总结。另一方面，不同尺度城市的空间差异、治理能力和政策措施同样存在较大差别，不同尺度与地域耦合出的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必然具有不同特征。未来研究可以从区域和尺度视角出发对城乡接合部的经济空间进行系统总结与对比，加深多维认知。
第二，细致观察后工业时代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特性转变。传统工业时代，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存在包容混杂、动态破碎等特性，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产业分工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剧烈重构，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格局必然随之发生剧变。数字经济下城乡接合部中的都市农业、生产制造、物流枢纽、旅游服务等不同产业将呈现出怎样的空间格局?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判断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产业发展与演化趋势，从而为存量规划时代的城市更新实践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第三，深入研究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跨界网络特征。传统的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往往以特定大城市区域内的城乡接合部作为研究对象，缺乏更大范围的跨界网络视角。事实上，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作为各种经济要素交换流动的枢纽，与其他城市和区域形成了复杂共生的网络关系，从跨界网络视角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在更大区域中的定位与功能。
第四，进一步关注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的政策引导研究。“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对城乡空间发展与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城乡二元空间结构中因地制宜地突出“城乡接合部”单元的独特性，通过制度创新，为各项治理行动提供载体与抓手；如何将自上而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与自下而上的动力、活力更好接合，创新政策引导模式，这些内容均需要学术界展开深入的研究讨论。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崔功豪. 多学科、全方位开展城乡结合部的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4): 12-13.

[Cui Gonghao. Multi-disciplinary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rural-urban fringe.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4, 29(4): 12-13.]

[2]
顾朝林, 熊江波. 简论城市边缘区研究[J]. 地理研究, 1989, 8(3): 95-101.

DOI

[Gu Chaolin, Xiong Jiangbo. On urban fringe studies. Geographical Research, 1989, 8(3): 95-101.]

[3]
刘玉, 冯健. 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空间分布与分异: 以北京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7, 24(9): 120-126.

[Liu Yu, Feng Jian.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of immigrant population at rural-urban fringe: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7, 24(9): 120-126.]

[4]
刘玉. 城乡结合部经济空间特征、演化机理与调控: 以北京为例[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116-177.

[Liu Yu. Characteristics,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regulation of economic space in rural-urban fringe:A case study of Beijing. Beijing, China: China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Press, 2017: 116-177.]

[5]
顾朝林, 陈田, 丁金宏, 等. 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特性研究[J]. 地理学报, 1993, 48(4): 317-328.

DOI

[Gu Chaolin, Chen Tian, Ding Jinhong, et al. The study of the urban fringes in Chinese megalopolis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3, 48(4): 317-328.]

DOI

[6]
崔功豪, 武进. 中国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发展: 以南京等城市为例[J]. 地理学报, 1990, 45(4): 399-411.

DOI

[Cui Gonghao, Wu Jin.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rban fring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0, 45(4): 399-411.]

DOI

[7]
杨山. 城市边缘区空间动态演变及机制研究[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1998, 14(3): 19-23.

[Yang Shan. A study on the spatial dynamic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of urban fringe areas. Geography and Territorial Research, 1998, 14(3): 19-23.]

[8]
宋国恺. 城乡结合部研究综述[J]. 甘肃社会科学, 2004, 26(2): 104-108.

[Song Guokai.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fringe area. Gansu Social Sciences, 2004, 26(2): 104-108.]

[9]
谢欢芳, 袁书琪. 城市边缘区旅游开发研究综述[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33(4): 54-58, 61.

[Xie Huanfang, Yuan Shuqi. Summarizing on urban fringe tourism development. 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2, 33(4): 54-58, 61.]

[10]
曹义, 罗震东, 乔艺波. 边缘的集聚: 长三角淘宝村的空间特征、趋势与规划应对[J]. 上海城市规划, 2019, 29(5):22-28, 36.

[Cao Yi, Luo Zhendong, Qiao Yibo. Agglomeration on the edg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rends and planning response of Taobao villag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9, 29(5): 22-28, 36.]

[11]
Wehrwein G S. The rural-urban fringe[J]. Economic Geography, 1942, 18(3): 217-228.

[12]
Myers R, Beegle J. Deline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ural-urban fringe[J]. Applied Anthropology, 1947, 6(2): 14-22.

PMID

[13]
Louis H. Die geographische Gliederung von Gross-Berlin[C]// Louis H, Panzer W. Landerkundliche Forschung:Krebs-Festschrift. Stuttgart, Germany: Engelhorn, 1936: 146-171.

[14]
Pryor R J. Defining rural-urban fringe[J]. Social Forces, 1968, 47(2): 202-215.

[15]
Whitehand J W R. Fringe belts: A neglected aspect of urban geography[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67, 41: 223-233.

[16]
Conzen M R G. Alnwick, Northumberland: 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M]. London, UK: George Philip and Sons. Publishers, 1960: 3-122.

[17]
Smith S C. Economic conflicts in the rural-urban fringe: A problem of metropolitan organization[R]. Minnesota, USA: Wester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1958. doi: 10.22004/ag.econ.291552.

[18]
Fanning J W. The socio-political-economic framework of agriculture in the rural-urban fringe[J].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1962, 44(5): 1707-1713.

[19]
Gant R L, Robinson G M, Fazal S. Land-use change in the 'edgelands': Policies and pressures in London's rural-urban fringe[J]. Land Use Policy, 2011, 28(1): 266-279.

[20]
Reeder L G. Industrial deconcentration as a factor in rural-urban fringe development[J]. Land Economics, 1955, 31(3): 275-280.

[21]
Hope K R. Managing rapid urbaniz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Some aspects of policy[J]. Genus, 1989, 45(3/4): 21-35.

[22]
Lomnitz L. Mechanisms of articulation between shantytown settlers and the urban system[J]. Urban Anthropology, 1978, 7(2): 185-205.

[23]
Simon D. Urban environments: Issues on the peri-urban fringe[J].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2008, 33: 167-185.

[24]
Eyre L A. The shantytowns of Montego Bay, Jamaica[J]. Geographical Review, 1972, 62(3): 394-413.

[25]
McGee T G. Industrial capital, labor-force format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Malays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8, 12(3): 356-374.

[26]
McGregor D, Simon D, Thompson D. The peri-urban interface: Approaches to sustainable natural and human resource use[M]. London, UK: Routledge, 2006: 1-10.

[27]
Briggs J, Mwamfupe D. Peri-urban development in an era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Africa: The city of Dar es Salaam, Tanzania[J]. Urban Studies, 2000, 37(4): 797-809.

[28]
Sit V F S. Mega-city,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 desakota, and exo-urbanization: An introduction[J]. Asian Geographer, 1996, 15(1/2). doi: 10.1080/10225706.1996.9684009.

[29]
Gwynne R 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M]. London, UK: Routledge, 1985: 1-15.

[30]
Allen A.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peri-urban interface: Perspectives on an emerging field[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03, 15(1): 135-147.

[31]
Busck A G, Kristensen S P, Præstholm S, et al. Land system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sation: Examples from the peri-urban area of Greater Copenhagen[J]. Geografisk Tidsskrift (Danish Journal of Geography), 2006, 106(2): 21-34.

[32]
Rauws W S, de Roo G. Exploring transitions in the peri-urban area[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11, 12(2): 269-284.

[33]
Shaw B J, van Vliet J, Verburg P H. The peri-urbanization of Europ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 multifaceted proces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0, 196: 103733.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9.103733.

[34]
Sutherland L A. Horsification: Embodied gentrification in rural landscapes[J]. Geoforum, 2021, 126: 37-47.

[35]
许学强, 黎雅. 外来劳工与城市发展初探: 以广州为例[J]. 城市问题, 1988, 7(6): 29-34.

[Xu Xueqiang, Li Ya. A preliminary study on migrant labor and urban development: Taking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Urban Problems, 1988, 7(6): 29-34.]

[36]
广州市人民政府. 转发市民政局关于强加城乡结合部行政管理的意见的通知[J]. 广州市政, 1989, 5(1): 36-37.

[Guangzhou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Notice on forwarding the civil affairs bureau's opinions on imposing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in the urban-rural fringe. Gazette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Guangzhou Municipality, 1989, 5(1): 36-37.]

[37]
武进, 马清亮. 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化的机制分析[J]. 城市规划, 1990, 14(2): 38-42, 64.

[Wu Jin, Ma Qing-liang. Mechanism analysis of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in urban fringe area. City Planning Review, 1990, 14(2): 38-42, 64.]

[38]
涂人猛. 城市边缘区: 它的概念、空间演变机制和发展模式[J]. 城市问题, 1991, 10(4): 9-12.

[Tu Renmeng. Urban peripheral area: Its concept, spatial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model. Urban Problems, 1991, 10(4): 9-12.]

[39]
陈佑启, 周建明.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演变过程与空间布局模式[J]. 国际城市规划, 1998, 20(1): 10-16.

[Chen Youqi, Zhou Jianm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spatial layout mode of land use in the urban fringe.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1998, 20(1): 10-16.]

[40]
陈佑启. 城乡交错带名辩[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1995, 11(1): 47-52.

[Chen Youqi. Debate on the name of the urban-rural ecotone. Geography and Territorial Research, 1995, 11(1): 47-52.]

[41]
臧淑英. 试论大城市边缘区的成长机制[J]. 人文地理, 1998, 13(1): 34-37.

[Zang Shuying. On the mechanism of urban periphery development. Human Geography, 1998, 13(1): 34-37.]

[42]
金平. 论城乡结合部[J]. 开发研究, 2001, 17(1): 9-10

[Jin Ping. On the urban-rural fringe.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2001, 17(1): 9-10.]

[43]
杨良, 毛龙林. 别忘了, 城乡结合部这块易失的安全“死角”[J]. 劳动安全与健康, 2000, 15(12): 20-21.

[Yang Liang, Mao Longlin. Don't forget, the vulnerable safety "dead corner" in the urban-rural fringe. Safety & Health, 2000, 15(12): 20-21.]

[44]
马向明. 城中村: 都市环境中的黑点[J]. 环境, 1999, 22 (11): 12-13.

[Ma Xiangming. Villages in cities: Black spots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1999, 22(11): 12-13.]

[45]
齐童, 白振平, 郑怀文.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功能分析[J]. 城市问题, 2005, 24(2): 26-29.

[Qi Tong, Bai Zhenping, Zheng Huaiwen.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urban-rural fringe of Beijing. Urban Problems, 2005, 24(2): 26-29.]

[46]
邓悦, 王铮, 吴永兴. 上海的边缘城市[J]. 人文地理, 2001, 16(5): 34-39.

[Deng Yue, Wang Zheng, Wu Yongxing. Edge cities in Shanghai. Human Geography, 2001, 16(5): 34-39.]

[47]
付磊. 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中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与趋势[J]. 现代城市研究, 2006, 21(7): 40-45.

[Fu Lei. The characters and trends of urban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06, 21(7): 40-45.]

[48]
王汉生, 刘世定, 孙立平, 等. “浙江村”: 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J]. 社会学研究, 1997(1): 58-69.

[Wang Hansheng, Liu Shiding, Sun Liping, et al. "Zhejiang Village": A unique way for Chinese peasants to enter cities. Sociological Studies, 1997(1): 58-69.]

[49]
李培林. 村落的终结, 羊城村的故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Li Peilin. The end of the village, the story of Yangcheng Village.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50]
千庆兰, 陈颖彪. 我国大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初步研究: 以北京“浙江村”和广州石牌地区为例[J]. 城市规划, 2003, 27(11): 60-64.

[Qian Qinglan, Chen Yingbiao. Study over transient population settlement in megapolis: With Zhejiang Village of Beijing and Shipai area of Guangzhou as cases.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3, 27(11): 60-64.]

[51]
周大鸣, 高崇. 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 广州南景村50年的变迁[J]. 社会学研究, 2001, 16(4): 99-108.

[Zhou Daming, Gao Chong. A study on communit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 The soical changing for 50 years in Nanjing Village of Guangzhou City.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1, 16(4): 99-108.]

[52]
胡宝荣, 李强. 城乡结合部与就地城镇化: 推进模式和治理机制: 基于北京高碑店村的分析[J]. 人文杂志, 2014, 30(10): 105-114.

[Hu Baorong, Li Qiang. Urban-rural fringe and in-situ urbanization: Promotion model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aobeidian Village in Beijing.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14, 30(10): 105-114.]

[53]
林莉, 张劲松. 过渡与协同: 城镇化发展中城乡结合部新型社区治理[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29(1): 65-71.

[Lin Li, Zhang Jinsong. Transition and synergy: New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urban-rural combination in urbanis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F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5, 29(1): 65-71.]

[54]
贾凯.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问题研究[J]. 理论导刊, 2014, 36(3): 10-13.

[Jia Kai. Research on social governance problems in urban-rural combined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sation.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Guide, 2014, 36(3): 10-13.]

[55]
梁晨. 转型时期城市边缘区的空间分异: 发展逻辑映射与规划响应机制[J]. 城市规划, 2022, 46(7): 78-86, 118.

[Liang Che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fring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Development logic reflection and planning response mechanism.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2, 46(7): 78-86, 118.]

[56]
孙心亮. 城乡结合部问题的根源与发展策略的转变: 以北京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2, 32(3): 132-137.

[Sun Xinliang. Rural-urban continuum problem's origin and its development strategy change: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32(3): 132-137.]

[57]
黄海平. 城镇化道路上的夹层: 城乡结合部“村改居” 社区考察[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6): 114-124.

[Huang Haiping. Mezzanine on the road of urbanization: Study on the "rural to urban" community of the city's edge.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 15(6): 114-124.]

[58]
王娟, 常征. 中国城乡结合部的问题及对策: 以利益关系为视角[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2, 28(3): 163-173.

[Wang Juan, Chang Zheng. Urban fring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 relationships.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2012, 28(3): 163-173.]

[59]
朱金. 特大城市郊区“半城镇化”的悖论解释及应对策略: 对上海市郊的初步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4 (6): 13-21.

[Zhu Jin.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eri urbanization phenomena in metropolitan suburbs: The case study of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4(6): 13-21.]

[60]
Lang W, Chen T T, Li X. A new styl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rural communities[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6, 55(7): 1-9.

[61]
田莉, 梁印龙. 半城市化地区的工业化与土地利用: 基于我国三大区域三个百强县/区的分析[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5): 30-37.

[Tian Li, Liang Yinlo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land use in peri-urban areas of China: An investigation of three top 100 counties from three urban clusters.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5): 30-37.]

[62]
Zhao P J, Zhang M Z. Informal suburbanization in Beijing: An investigation of informal gated communities on the urban fringe[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8, 77(7): 130-142.

[63]
Zhu F, Zhang F, Ke X. Rur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s metropolitan suburbs: Evidence from the land use transition of rural enterprises in suburban Beijing[J]. Land Use Policy, 2018, 74(5): 121-129.

[64]
Tian L, Zhu J. Clarification of collective land rights and its impact on non-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China: A case of Shunde[J]. Cities, 2013, 35(7): 190-199.

[65]
Tian L, Ge B, Li Y. Impacts of state-led and bottom-up urbanization on land use change in the peri-urban areas of Shanghai: Planned growth or uncontrolled sprawl?[J]. Cities, 2017, 60(1): 476-486.

[66]
刘玉, 郑国楠. 中外城乡结合部发展比较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3, 28(4): 53-58.

[Liu Yu, Zheng Guonan.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fring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3, 28(4): 53-58.]

[67]
周婕, 谢波. 中外城市边缘区相关概念辨析与学科发展趋势[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4): 14-20.

[Zhou Jie, Xie Bo. The related concept discrimination and subject development trend of urban fringe in China and abroad.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4, 29(4): 14-20.]

[68]
宋家宁, 张清勇. 国内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研究综述[J]. 中国土地科学, 2009, 23(11): 76-81.

[Song Jianing, Zhang Qingyong. Review on land use in the rural-urban fringe in China. China Land Science, 2009, 23(11): 76-81.]

[69]
付承伟, 陈明星. 国内城乡结合部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12): 1525-1531.

DOI

[Fu Chengwei, Chen Mingxing. Review on urban-rural linkage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0, 29(12): 1525-1531.]

DOI

[70]
李世峰, 白人朴. 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问题的战略性思考[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3, 24(4): 248-251.

[Li Shifeng, Bai Renpu. A strategic thought about soil utilization in joining area between city and suburbs.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03, 24(4): 248-251.]

[71]
黄公元. 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 20(1): 119-124.

[Huang Gong-yua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urban-rural fringe area.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998, 20(1): 119-124.]

[72]
吴必虎. 大城市环城游憩带(ReBAM)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J]. 地理科学, 2001, 21(4): 354-359.

[Wu Bihu. A study on 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 (ReBAM): Shanghai cas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1, 21(4): 354-359.]

[73]
魏超, 戈大专, 龙花楼, 等. 大城市边缘区旅游开发引导的乡村转型发展模式: 以武汉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18, 38(10): 211-217.

[Wei Chao, Ge Dazhuan, Long Hualou, et al. The tourism-le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metropolitan fringe region: The case of Wuhan City.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10): 211-217.]

[74]
戚本超, 周达. 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发展演变及启示[J]. 城市问题, 2007, 26(1): 61-64.

[Qi Benchao, Zhou Da. A study on the urban-rural fringe areas in Beijing. Urban Problems, 2007, 26(1): 61-64.]

[75]
杨鹏. 城乡结合部民间物流仓储的社会经济分析[D]. 长沙: 中南大学, 2012.

[Yang Peng. Socio-economic analysis of private logistics warehousing in the urban-rural fringe area. Changsha, Chin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012.]

[76]
龙开元, 谢光辉, 谢炳庚. 湖南省城市边缘区工业结构演变及优化对策[J]. 经济地理, 1999, 19(6): 71-74.

[Long Kaiyuan, Xie Guanghui, Xie Binggeng. Industry structure evolvement and optizing countermeasure of urban fringe. Economic Geography, 1999, 19(6): 71-74.]

[77]
吴良镛, 刘健. 北京城乡交接带土地利用的发展变化[J]. 北京规划建设, 1997, 11(4): 45-49.

[Wu Liangyong, Liu Jia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land use in the urban-rural transition zone of Beijing. Beijing Planning Review, 1997, 11(4): 45-49.]

[78]
吴铮争, 宋金平, 王晓霞, 等. 北京城市边缘区城市化过程与空间扩展: 以大兴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08, 27(2): 285-293, 483.

[Wu Zhengzheng, Song Jinping, Wang Xiaoxia, et al. On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spatial expansion in the urban fringe of Beijing: A case study of Daxing Distric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2): 285-293, 483.]

[79]
冷方兴, 孙施文. 争地与空间权威运作: 一个土地政策视角大城市边缘区空间形态演变机制的解释框架[J]. 城市规划, 2017, 41(3): 67-76.

[Leng Fangxing, Sun Shiwen. Land contention and space authority operation: A framework to explain mechanism of space form evolution in metropolis marginal z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policy.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7, 41(3): 67-76.]

[80]
陈浮, 陈刚, 包浩生, 等.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及人文驱动力机制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01, 16(3): 204-210.

[Chen Fu, Chen Gang, Bao Haosheng, et al. Analysis on land use change and huan driving force in urban fring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1, 16(3): 204-210.]

[81]
陶栋艳, 童昕, 冯卡罗. 从“废品村”看城乡结合部的灰色空间生产[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5): 8-14.

[Tao Dongyan, Tong Xin, Feng Kaluo. The production of grey space in rural-urban fringe: A case study of the "waste village" in Beijing.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4, 29(5): 8-14.]

[82]
吴廷烨, 刘云刚, 王丰龙. 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生产: 以广州市瑞宝村为例[J]. 人文地理, 2013, 28(6): 86-91.

[Wu Tingye, Liu Yungang, Wang Fenglong. Production of space in the urban-rural frontier: A case study of rainbow, a floating population concentrated community in Guangzhou. Human Geography, 2013, 28(6): 86-91.]

[83]
刘云刚, 王丰龙. 城乡结合部的空间生产与黑色集群: 广州M垃圾猪场的案例研究[J]. 地理科学, 2011, 31(5): 563-569.

[Liu Yungang, Wang Fenglong.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he black cluster in the urban-rural frontier: A case study of M garbage pig farm in Guangzhou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5): 563-569.]

DOI

[84]
江文文, 徐国斌. 特大城市边缘地带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 以武汉青山(国家)环保工业园规划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5): 22-29.

[Jiang Wenwen, Xu Guobin. Stud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the edge-area industrial park in big cities: A case study of Qingshan (National) Industrial Park in Wuhan.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4, 29(5): 22-29.]

[85]
施昱年, 张秀智. 产业园区与城乡结合部产业集群的共生关系: 以北京中关村丰台科技园为案例[J]. 经济管理, 2012, 34(7): 21-31.

[Shi Yunian, Zhang Xiuzhi. A study on industrial cluster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park and rural-urban continuum: A case study of Zhongguancun Fengtai Science Park in Beijing.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34(7): 21-31.]

[86]
项飚. 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5-35.

[Xiang Biao. A village beyond borders:The life history of "Zhejiang Village" in Beijing.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2: 5-35.]

[87]
范凌云. 社会空间视角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历程与特征分析: 以苏州市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4): 27-35.

[Fan Lingyun. Analysis of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nan rural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pace: A case study of Suzhou.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5(4): 27-35.]

[88]
田莉, 姚之浩, 郭旭, 等. 基于产权重构的土地再开发: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地方实践与启示[J]. 城市规划, 2015, 39(1): 22-29.

[Tian Li, Yao Zhihao, Guo Xu, et al. Land redevelopment based on property right configuration: Local practice and impl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5, 39(1): 22-29.]

[89]
何为, 黄贤金. 半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类异化现象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2(2): 24-32.

[He Wei, Huang Xianjin. Incomplete urbanization: A research on China's urbanization participation of multi-subjects.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2(2): 24-32.]

[90]
罗彦, 周春山. 中国城乡边缘区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 城市发展研究, 2005, 12(1): 25-30.

[Luo Yan, Zhou Chunshan. The review and outlook on urban-rural fringe studies in China.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05, 12(1): 25-30.]

[91]
唐爽, 张京祥, 何鹤鸣, 等. 创新驱动的大都市近郊功能转型与规划应对: 基于南京紫金山科创带的实践探索[J]. 上海城市规划, 2023, 33(4): 85-91.

[Tang Shuang, Zhang Jingxiang, He Heming, et al. Innovation-driven metropolitan suburbs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planning responses: Exploration of practice for Nanjing Purple Mountain science and innovation corridor.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23, 33(4): 85-91.]

[92]
赵渺希, 师浩辰, 黄卓, 等. 淘宝村城镇化转型的社会网络植入与演替机制: 以广州市里仁洞村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21, 31(2): 29-35.

[Zhao Miaoxi, Shi Haochen, Huang Zhuo, et al.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network implantation and succession during urb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aobao village: A case study of Lirendong Village in Guangzhou.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21, 31(2): 29-35.]

[93]
刘守英, 熊雪锋. 二元土地制度与双轨城市化[J]. 城市规划学刊, 2018(1): 31-40.

[Liu Shouying, Xiong Xuefeng. Dual-track urbanization under the dual land ownership system.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8(1): 31-40.]

[94]
冯长春, 张豪, 郭永沛. 乡村治理视角下村镇社区更新模式与规划策略: 以北京市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23, 41(7): 12-18, 27.

[Feng Changchun, Zhang Hao, Guo Yongpei. Village community renewal model and planning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governance: Taking Beijing as an example.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23, 41(7): 12-18, 27.]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