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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4 , Vol. 43 >Issue 11: 2213 - 2225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11.009

研究论文

中国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曾通刚 , 1 ,
  • 何雄浪 , 2, *
展开
  • 1.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成都 610041
  • 2.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 610225
*何雄浪(1972— )，男，四川南充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E-mail:

曾通刚(1992— )，男，四川德阳人，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人口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4-02-26

  修回日期: 2024-05-26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1-26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JL045)

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24SQN14)

收起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westward migrant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 ZENG Tonggang , 1 ,
  • HE Xionglang , 2, *
Expand
  • 1.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Institute of Southwest Minority Research,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 2.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22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2-26

  Revised date: 2024-05-26

  Online published: 2024-11-26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1BJL045)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2024SQN14)

Fold

摘要

人口是区域发展的基础要素。在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论文以“胡焕庸线”为参照，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相匹配的区域层面数据，运用非参数检验与多层Logit回归模型，分析中国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大约三成的西向流动人口选择长期居留，总体上居留意愿较低。在流入地分异上，城市规模越大，其居留意愿越高。② 不同强度居留意愿流存在明显地域分异。自中原地区流向西北半壁中省会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高。③ 居留意愿受到经济与非经济要素的共同作用。个体层面上，居留时间、家庭规模、家庭收入、雇主身份、拥有产权住房、积极的社会交往和心理融入以及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对居留意愿具有积极作用。流出地为东南半壁中的北方城市，其居留意愿更高。区域层面上，海拔高度对居留意愿存在抑制作用，地方发展活力和城市规模发挥积极作用。基于研究发现，论文提出稳定提高经济收入、构建家庭友好型政策体系、营造包容性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发挥城市群引领带动作用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居留意愿; 胡焕庸线; 流动人口; 西向流动; 西北半壁

本文引用格式

曾通刚 , 何雄浪 . 中国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11) : 2213 -2225 . DOI: 10.18306/dlkxjz.2024.11.009

Abstract

Population is the dominant facto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oordinated popul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took the Hu Huanyong line as reference to define the westward migrants, whose outflow place is i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Huanyong line, while inflow place is i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Huanyong line. Based on this definitio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westward migra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analysis used the data of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in 2017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gional data, and the non-parametric test and multilevel mixed-effects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About 30% of the westward migrants chose stable residence, and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is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while the vast majority of migrants chose temporary residence. With regard to destination cities, with the increase of urban scale,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migrants became higher. 2) The westward migrants from central China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or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we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stable residence. 3) Settlement intention was influenced by both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factor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residence time, family size, family income, employer status, ownership of housing, activ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The migrants from the northern cities to the southeast of the Hu Huanyong line had a higher settlement intention. At the regional level, altitude had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while local development vitality and city siz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However, GDP per capita and medical and health conditions played no significant role.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findings, this study recommend to promote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westward migrants by steadily increasing income, constructing family-friendly policy system, creating inclusiv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let urban agglomerations play a leading role.

Key words： settlement intention; Hu Huanyong line; migrants; westward flow;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Huanyong line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从现实逻辑来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多样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环境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坚持人口和区域的协调发展[1]。长期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区域发展问题，构建了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治理逻辑。随着中国进入人口城镇化中后期以及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迁移流动成为影响中国人口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格局发生明显变化，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突出。在宏观尺度上，以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为主要目标，形成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进行远距离流动的基本格局，也就是“孔雀东南飞”，导致中国人口空间布局与演化带有明显的“胡焕庸线”烙印，从而引发“总理之问”[3]。人口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素。新近的数据和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方向依然以“东进”为主，而其规模和强度趋于下降[4]。在城镇化中后期，尤其是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促使人口由东南半壁迁入[5]，实现外来人口在西北半壁的稳定居留，对于改善西北半壁的人口构成，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为此，在新的发展阶段，以“胡焕庸线”为参照，分析中国西向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全面认识中国人口空间再分布过程和规律，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流动人口迁移模式呈现城乡之间的循环流动向在流入地定居、落户的永久迁移模式转变[6]。大规模人口流动情景下，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成为研判城镇化发展动向的重要指标，受到地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广泛关注。首先，居留意愿作为流动人口的主观意愿或心理选择，是对流入地与流出地进行理性判断的结果，持有积极的居留意愿是流动人口实现城市和社会融入的前提条件[7]。在监测评估上基于研究数据或研究目标的差异，不同学者的量化指标选择不尽相同，包括长居意愿、定居意愿、购房意愿、落户意愿，甚至是放弃流出地土地意愿[8⇓-10]，这些概念的具体内涵和递进关系存在差异[11-12]。然而形成共识的是，尽管随着国家城镇化和市民化政策的积极推进，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并不理想，暂住性或不稳定性成为流动人口居留决策的基本特征[13-14]。其次，大多数研究以东中部地区或大中型城市群作为案例地，分析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地区差异，以及城市规模或等级差异[15]，仅有少量研究关注了西北半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14,16]。如林李月等[17]研究认为，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存在梯度变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高于中小城市；陈艳如等[18]研究认为，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空间差异性明显强化，呈现出极化转变的空间分异态势；王建顺等[16]以新疆为案例地，研究发现北疆地区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高于南疆地区。此外，大多研究忽略了“从哪里来”的问题。在跨区域空间流动上，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跨市[19]、跨省[20]和跨文化区[21]。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鲜有研究以“胡焕庸线”为参照，关注更为特殊的西向流动人口的居留决策和行为。最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和机制较为复杂，涉及个体、家庭和区域等多层级要素[9,11-12]。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特征[22]，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和住房安排等经济特征[11,19,23]，家庭化迁移模式[24]、流动距离[13,25]等流动特征，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融合等[17,26]对居留意愿存在显著影响。然而，不同因素的影响方向和作用强度并未形成共识。近年来，也有大量研究关注流入地空间环境的影响[14,25,27]。对于流入地来说，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以及自然本底条件和社会公共服务等舒适性要素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9,16,28]。需要指出的是，进入“后迁移时代”，相较于社会性要素，市场性要素，如地方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等对流动人口的流动选择或居留行为依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29]。
现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参考，也存在以下不足需要完善：第一，在研究区域选择上，大多研究局限于东中部地区或大中型城市群的案例分析，对于广大西北半壁流动人口的关注相对不足。此外，关于“从哪里来”的问题。在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趋于稳定背景下，在跨区域流动研究中，鲜有研究以“胡焕庸线”为参照，关注西向流动人口的居留决策和行为。第二，“胡焕庸线”西北半壁在自然条件、人口结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具有特殊性。在市场性转向社会性流动的新阶段，以及近年来西北半壁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相对改善等复杂情境下，在以长距离为主的西向迁移过程中，个体、家庭特征以及地方环境要素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也缺乏专门性讨论，东中部地区研究结论在西北半壁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检验，从而全面认识中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差异特征及其形成机理。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利用全国性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匹配的区域层面数据，对应于大规模“孔雀东南飞”人口迁移趋势，本文以“胡焕庸线”为参照，分析西向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期望能够丰富中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实证研究，为优化中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相应对策建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概念界定

西向流动人口的界定。在广义上，“西向”可根据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空间坐标直接界定。在传统的“孔雀东南飞”以及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本文以“胡焕庸线”为参照，将西向流动人口界定为：其流出地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而流入地在“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的流动人口，属于狭义上的界定。严格意义上，“胡焕庸线”是指黑龙江省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市的连接线，与中国行政区划边界并不一致。基于研究需要，本文参考戚伟等[30]构建地级尺度“准胡焕庸线”对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空间范围进行划分。其中，地级尺度“准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的空间范围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不包括赤峰市和通辽市)、黑龙江省(仅包括大兴安岭地区)、四川省(仅包括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省(仅包括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陕西省(仅包括榆林市)、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居留意愿的界定。居留意愿是相较于再流动或返乡决策而言[12]。本文的居留意愿指的是长期居留意愿。参照已有研究[9]，选择以5年以上作为是否有居留意愿的判定依据，根据题项“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以及“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进行界定。指标选择原因在于，是否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成为判断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键性指标，被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研究结论可用于对比分析。此外，受制于中国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较于落户等其他指标，采用长期居留意愿来分析西向流动人口居留决策行为更具有现实性。

1.2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非参数检验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居留意愿进行检验。在总体分布形式未知的情况下，通过样本来检验总体分布的假设。Kruskal-Wallis H检验是用以检验多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法[31]，是统计方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地，P值小于0.05，认为多个样本来自的总体分布有显著差异；反之，认为不存在显著差异。若Kruskal-Wallis H检验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可采用成对比较检验两两群体间的差异情况。其次，基于流出地与流入地构建O-D矩阵，运用弦图可视化方法对O-D流进行可视化表达，从而反映不同强度居留意愿的空间流向特征。最后，在计量回归模型选择上，考虑到数据结构特征以及模型的稳健性，分别采用单层和多层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鉴于被解释变量属于二分变量，故采用Logit和多层Logit回归模型。其中，多层Logit回归模型的公式[10]为：
l o g Q i j 1 - Q i j = β 0 + α X i j + β Z j + μ
式中： Qij是地区j的流动人口i的居留意愿；β0是常数项；Xij是地区j的流动人口i的个体层次解释变量；Zj是地区j的区域层次解释变量；α和β分别为不同层次解释变量的系数；μ是随机误差项。
在嵌套模型检验上，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对分层模型的适用性进行检验。ICC表示总体变异中由区域层次方差的贡献比例。按照经验法则，若ICC的值大于0.059，则应考虑使用多层模型，反之，应该考虑具有标准误稳健估计的单水平模型。

1.3 数据来源

流动人口数据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CMDS)。CMDS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方法进行抽样，包括中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具有较好的代表性。CMDS最新数据更新至2018年(https://www.chinaldrk.org.cn/wjw/)。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择2017年CMDS数据。在剔除本次流动范围为“市内跨县”以及流入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样本基础上，基于前文对西向流动人口的界定，本文获得10215个分析样本。这些流动人口的流出地(户籍地)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而流入地为“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结合2017年CMDS技术文件，本文研究的样本地区来自呼和浩特市等60个市(州、盟和地区)。借鉴已有研究[32]，将城区人口与暂住人口的和作为城区常住人口的替代指标，根据《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不同流入地进行等级划分。
在影响因素分析中，考虑到地级行政区的数据可获得性以及宏观指标的渐进影响过程，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数来自2015年相关统计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分省统计年鉴和分市(州、地区)统计年鉴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海拔高度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DEM高程数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西向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特征

2.1.1 不同规模城市的居留意愿差异

表1展示了西向流动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居留意愿与流入规模特征。一方面，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总体上不高，打算长期居留的人口占比仅约为30.103%，其水平远低于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接近55%)以及中西部地区多数区域(超过45%)[13,19]。此外，也低于青藏高原(约32%)案例研究结果[14]。相比之下，接近7成的西向流动人口持有“过客心理”，倾向于短暂居留，或打算去其他地方，甚至是返乡；另一方面，不同规模城市的居留意愿存在显著差异。独立样本Kruskal-Wallis H检验发现，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存在明显的城市规模差异，通过1%显著性检验。结合成对比较分析发现，城市规模越大，其居留意愿相对更高，与东中部地区案例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9]。其中，Ⅰ型小城市、Ⅱ型小城市显著低于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居留意愿，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Ⅰ型大城市居留意愿达到40.046%。此外，不同规模城市的流入人口量也存在明显差异。西向流动人口主要流入西北半壁的小城市，其中超过6成(63.358%)流动人口选择Ⅰ型小城市或Ⅱ型小城市作为流入地，而大城市、中等城市的流入规模并不大。
表1 2017年不同规模城市的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分异

Tab.1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inflow scale of westward migrants in cities of different scales in 2017

Ⅰ型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 Ⅰ型小城市 Ⅱ型小城市
居留意愿/% 40.046 36.573 36.916 27.063 25.109
流入规模/人 874 2655 214 2557 3915

注：Kruskal-Wallis H检验值为156.226，在1%的水平上显著。

2.1.2 不同强度居留意愿流的分异特征

基于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空间关系构建O-D矩阵，以流出地到流入地中具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占比表征居留意愿流的大小，运用弦图进行有向线段的可视化表达。为了克服分析偏差，基于已有研究[33]，删除样本量小于10的居留意愿流，最终得到216个样本。参照已有研究方法[34]，根据全国平均水平和±1个标准差确定临界值，将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流划分为4类：具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占比高于57.420%为高居留意愿流；40.404%~57.420%为较高居留意愿流；23.388%~40.404%为较低居留意愿流；低于23.388%为低居留意愿流。高居留意愿流的数量较少(仅19条)，对较高和高居留意愿流进行合并分析，其居留意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同强度居留意愿的空间流向特征存在差异(图1)。具体来看：第一，在低居留意愿流中，形成以遂宁市—林芝市、重庆市—林芝市、成都市—林芝市、成都市—日喀则市、重庆市—拉萨市、绵阳市—拉萨市、南充市—西宁市、南充市—林芝市、内江市—林芝市、南充市—拉萨市、开封市—西宁市、绵阳市—林芝市、重庆市—西宁市、资阳市—林芝市、天门市—西宁市为主的城市流。在低居留意愿流中，青藏地区，如林芝市、日喀则市、拉萨市以及西宁市成为西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川渝地区，如遂宁市、重庆市、成都市和绵阳市等成为主要流出地。第二，在较低居留意愿流中，形成以成都市—拉萨市、遂宁市—拉萨市、周口市—乌鲁木齐市、延安市—榆林市、南充市—乌鲁木齐市、商丘市—西宁市、南充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重庆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阳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南阳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驻马店市—兰州市、驻马店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吕梁市—榆林市、南阳市—乌鲁木齐市、温州市—兰州市为主的城市流。在较低居留意愿流中，拉萨市、乌鲁木齐市、榆林市、西宁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成为西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相较于低居留意愿流，较低居留意愿流的流出地空间范围向北方地区集聚，如周口市、商丘市和南阳市等中原地区存在较大规模户籍人口流出。相比之下，川渝地区户籍人口流出规模相对缩减。此外，华东地区，如温州市，也存在较大规模的户籍人口流出。第三，在较高和高居留意愿流中，形成以驻马店市—乌鲁木齐市、通辽市—呼和浩特市、赤峰市—呼和浩特市、周口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齐齐哈尔市—呼伦贝尔市、阜阳市—乌鲁木齐市、齐齐哈尔市—大兴安岭地区、张家口市—呼和浩特市、大同市—呼和浩特市、南阳市—西宁市、菏泽市—银川市、许昌市—西宁市、商丘市—乌鲁木齐市、周口市—银川市、张家口市—包头市为主的城市流。其中，通辽市—呼和浩特市、大同市—呼和浩特市和周口市—银川市的居留意愿超过5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较高和高居留意愿流中，乌鲁木齐市、呼和浩特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呼伦贝尔市和大兴安岭地区等成为西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更进一步，其流出地空间范围向中原地区集聚收缩，如驻马店市、周口市、大同市和南阳市等城市成为重要流出地。此外，通辽市、赤峰市、齐齐哈尔市和张家口市等内蒙古东部或东北地区的户籍人口流出规模也较大。其流入地主要是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和大兴安岭地区等邻近地区，流动距离较短，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更具有相似性，心理融入程度较高，其居留意愿也就较高。相比之下，南方地区的户籍人口流出规模进一步缩减，并未形成主要城市流。
图1 2017年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流的分异特征

注：箭头指向流入地；同一小图中，线段粗细表示流入规模相对大小。图中仅标出了人口流入规模前15位的城市对。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简称为海西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为巴州。

Fig.1 Differentiation of settlement intention flow of westward migrants in 2017

2.2 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2.2.1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社会融合理论等相关研究[15,17,22]，结合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在个体层次主要考虑人口学特征、流动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融合与公共服务，在区域层次主要考虑海拔高度、人均GDP、地方发展活力、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数和城市规模，变量说明与描述统计见表2。变量选择依据为：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个体/家庭层次变量
性别 女性=0，男性=1 0.600 0.496
年龄 青年人=1，中年人=2，老年人=3 1.572 0.550
民族 少数民族=0，汉族=1 0.968 0.177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及以上=4 2.178 0.875
本地居留时间 连续变量(单位：a) 6.592 6.334
本地家庭规模 连续变量(单位：人) 1.482 1.199
流动距离 连续变量(单位：1000 km) 1.492 0.789.
流出地方位 南方=0，北方=1 0.461 0.499
家庭月收入 连续变量(单位：万元) 0.663 0.495
职业身份 雇主=1，雇员=2，自营劳动者=3，其他=4 2.889 0.820
拥有产权住房 否=0，是=1 0.256 0.436
社会交往 同乡(户口迁至本地)=1，同乡(户口仍在老家)=2，同乡(户口迁至本地与老
家以外的其他地区)=3，其他本地人=4，其他外地人=5，很少与人来往=6		 3.749 1.667
心理融入程度 连续变量 3.180 0.439
在本地参与社会医疗保险 否=0，是=1 0.138 0.345
区域层次变量
海拔高度 连续变量(单位：km) 2.533 1.241
人均GDP 连续变量(单位：万元) 5.849 3.057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连续变量(单位：万元) 5.685 2.419
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数 连续变量(单位：个) 6.704 3.380
城市规模 Ⅰ型大城市或Ⅱ型大城市=1，中等城市=2，Ⅰ型小城市或Ⅱ型小城市=3 2.288 0.947
(1) 人口学特征。参照已有研究成果[12,14]，在模型中纳入性别、年龄、民族和受教育程度。大量研究显示，女性、年龄更小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越高。考虑到地方特殊性，从社会融合视角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文化或生活方式上更易融入当地社会。为此，本文纳入民族这一变量，分析不同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可能存在的差异。
(2) 流动特征。根据社会融合理论解释[35]，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延长，社会资本的积累作用将强化其对流入地的认同度和归属感，促使其居留意愿提高。家庭成员随迁，尤其是家庭化迁移模式[16,23]，有助于克服“过客”心理以及发挥家庭资源的正向激励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其居留意愿。在邻近性视角下，随着流动空间距离的增加，流动人口的流动成本将大幅上升，可能导致其居留意愿下降[24]。此外，社会文化形成的外部性关系到流动人口的迁移预期成本[36]。受制于自然地理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南北方在饮食、语言、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等存在区域差异。文化距离作用于人的心理过程。在流动特征中，对于不同流出地而言，其与西北半壁的文化距离也可能影响流动人口的行为和决策。为此，本文分析本地居留时间、本地家庭规模、流动距离和流出地方位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
(3)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流动人口居留能力的体现，与个人或家庭的经济禀赋有关[13,18]。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地位，包括职业收入和职业发展等成为其在流入地实现“乐业”的前提。在中国大中城市房价普遍上涨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居留能力或意愿更多体现在经济支付能力[37]，形成了基于住房差异的阶层分化与区隔。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下，住房安排也影响着人们的主观感受和社会心态[38]。为此，本文分析家庭月收入、职业身份和拥有产权住房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
(4) 社会融合与公共服务。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结构中。对于以长距离迁移为主的西向流动人口来说，实现其与本地户籍人口的交往、交流与融合，不再局限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等原始社会资本，构建本地化社会网络是城市身份认同的关键来源[25]。在流动过程中，建立本地化社会网络关系，有益于获得本地化社会资本的支持，获得社会团体成员的身份认同，从而影响其居留意愿。作为流动人口，由于缺乏流入城市户口的正式身份，无法享有附着其上的公共服务与制度保障，成为“边缘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如社会医疗保险，成为影响其居留愿意的关键因素。此外，受制于社会融合的正向回报作用，对流入地的认同度和归属感越高，其居留意愿可能更高[14]。在心理融入测度上，参照曾通刚等[38]的研究方法，从融入意愿和接纳感知两个维度进行测量。为此，本文分析社会交往、在本地参与社会医疗保险和心理融入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
(5) 流入地特征。考虑到西北半壁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特征，本文分析海拔高度、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数和城市规模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首先，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胡焕庸线作为重要的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分界线，约束人居环境的空间舒适性[5,14]。为此，海拔高度成为影响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本底条件。其次，在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中，经济因素作用较大[9,18]。“胡焕庸线”西北半壁受区位条件、发展历史等影响，人均GDP远不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现实中，人均GDP更高的地区，将形成更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带来更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导向，其居留意愿也相对更高。再次，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发生根本性转换。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活力[39]。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西部大开发等实施下，西北半壁的投资动力强化和投资结构优化，大力激发区域发展活力。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带来的预期经济收益更大，其居留意愿可能更高。最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性转变过程中，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提高其可及性有助于实现流动人口的稳定居留。在模型中，采用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数进行表征。此外，还纳入城市规模变量，以回应前文的非参数检验结果。
根据数据结构特征，分别采用Logit和多层Logit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在模型1中，纳入个体层次变量，采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在模型2中，纳入个体和区域两个层次变量，采用多层Logit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从回归结果来看，个体层次变量在模型1和模型2的拟合结果较为一致，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在多层模型中，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对多层模型构建的合理性进行检验，空模型ICC为0.167，其组间差异不应被忽视。在模型2中，Log likelihood值为-5239.671，Wald chi2值为1208.680(P<0.001)。此外，似然比检验(LR test)结果显示，多层模型的拟合效果显著高于单层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因此，有必要采用多层Logit回归模型来分析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后文解释主要参照模型2的回归结果。
表3 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Tab.3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estward migrant settlement intention

变量 模型1 模型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性别(参照组：女性) -0.006 0.049 0.021 0.050
年龄(参照组：青年人)
中年人 0.027 0.053 0.027 0.054
老年人 0.092 0.144 0.043 0.146
民族(参照组：少数民族) -0.287** 0.127 -0.120 0.134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大专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0.315*** 0.091 -0.257*** 0.093
初中 -0.379*** 0.076 -0.356*** 0.078
高中 -0.234*** 0.085 -0.226*** 0.087
本地居留时间 0.034*** 0.004 0.035*** 0.004
本地家庭规模 0.101*** 0.020 0.047** 0.022
流动距离 -0.028 0.031 -0.014 0.049
流出地方位(参照组：南方) 0.367*** 0.049 0.284*** 0.054
家庭月收入 0.307*** 0.047 0.333*** 0.049
职业身份(参照组：雇主)
雇员 -0.241** 0.118 -0.301** 0.122
自营劳动者 -0.210* 0.112 -0.161 0.115
其他或无业 -0.291** 0.119 -0.289** 0.123
拥有产权住房(参照组：否) 0.797*** 0.054 0.790*** 0.057
社会交往(参照组：很少与人来往)
同乡(户口迁至本地) 0.445*** 0.109 0.405*** 0.111
同乡(户口仍在老家) 0.090 0.068 0.053 0.070
同乡(户口迁至本地与老家以外的其他地区) 0.305** 0.145 0.252* 0.148
其他本地人 0.444*** 0.068 0.431*** 0.071
其他外地人 0.183* 0.093 0.163* 0.096
心理融入程度 1.141*** 0.057 1.080*** 0.060
本地参与社会医疗保险(参照组：否) 0.554*** 0.068 0.557*** 0.071
海拔高度 -0.097* 0.054
人均GDP 0.009 0.028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084*** 0.029
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数 0.011 0.015
城市规模(参照组：Ⅰ型大城市或Ⅱ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 -0.510 0.316
Ⅰ型小城市或Ⅱ型小城市 -0.495*** 0.162
常数项 -5.021*** 0.267 -4.991*** 0.401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2.2.2 模型解释与分析

在人口学特征中，不同性别和年龄的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差异不明显。更高受教育程度对流入地居留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在控制区域层次变量后，相较于少数民族而言，汉族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不低，二者的差异不显著。从这一角度可以理解为，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北半壁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改善，为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创造了良好条件[40-41]，从而显著降低了各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差异。其他变量解释如下：
(1) 流动特征
随着流入地居留时间延长，其居留意愿更高。在再社会化过程中，随着时间延长，其人力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助于克服地方融入障碍[11]，从而提高城市适应能力。在中国文化情境下，随着流入地家庭规模的扩大，也就是家庭化迁移的形成，家庭社会网络建构有助于提高其生存发展能力，促使其更可能选择稳定居留。反过来，非家庭化流动模式导致其在心理状态上更易处于漂泊或无所归依的状态，从而面临城市生活的多重适应困境。面对个人发展的不稳定性，其再迁移或返乡的发生概率更大[23]。此外，在客观上也面临着再迁移成本的约束。也就是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其再迁移成本上升，反过来可能促使其居留意愿的提高。与其他研究结论一致的是，对于以远距离迁移为主的西向流动人口而言，关注家庭成员空间配置和实现家庭化迁移具有相当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来自东南半壁中北方城市的流动人口，其居留意愿更高。东南半壁中的北方城市与西北半壁在生活习惯、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更具有相似性。如在饮食上，北方人喜食面食，南方人偏好米饭；在语言上，北方语言比较单一，而南方语言繁杂，内部差异更大。可见，对于西北半壁的流入人口而言，来自南方地区的流动人口受制于文化习俗等多种差异，心理感知距离较大，挤出效应导致其居留意愿较低。结合微观数据发现，接近两成的西向流动人口选择长期居留的原因是“家人习惯本地生活”。一个原因是与本地居留时间延长有关；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流出地与流入地在文化和行为等方面的相似性，促使其更易于融入当地社会。与前文分析结果相对应的是，周口市、大同市、驻马店市等中原地区的居留意愿总体上较高，可能的原因就是其流出地与西北半壁在饮食、语言和习惯等多方面存在较大相似性。
此外，流动距离对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理论上，地理距离是人口流动与融入的空间障碍，直接影响了其时间、交通费用等显性成本[24]。对于西向流动人口而言，流动模式以长距离流动为主，其空间距离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可能在于近年来西北半壁的高铁、航空等基础交通建设而引发时空压缩效应，降低或消除了空间距离带来的“摩擦成本”。
(2) 社会经济地位
收入水平和就业稳定性是流动人口稳定居留的前提条件，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的理论阐述[27]。较高家庭月收入是流动人口满足生计需要、适应城市生活以及实现向上发展的前提。在流动过程中，基于经济理性的激励作用，较高家庭月收入显著提高其居留意愿[22]，这是考虑经济效益的理性选择。在就业身份上，与雇主相比，雇员身份、其他身份或无业者的居留意愿明显更低。相较于雇主来说，雇员身份、其他身份流动人口的工作稳定性和工作环境较差，职业发展前景也较为有限。此外，也更易受到地方经济波动影响，导致其具有较强的再迁移动机而抑制其稳定居留意愿。
在流入地拥有产权住房是社会经济地位的表征。通过自购商品房、自购保障性住房、自购小产权住房或自建房等多种形式实现拥有产权住房，其财富效应以及身份地位的文化符号意义促使其具有更高的居留意愿。相比之下，租房等其他形式的住房选择，居住条件较差，尤其是深受中国传统住房文化观念的影响，居无定所导致流动人口难以形成归属感[38]。在全国范围内比较，尽管西北半壁城市住房价格相对较低，流动人口更可能跨越住房市场门槛。然而，近年来中国城市住房价格普遍上涨，如乌鲁木齐市、兰州市等省会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同样面临着住宅价格上涨而导致的城市生活成本压力，成为显著抑制流动人口稳定居留的重要原因。
(3) 社会融合与基本公共服务
本地化社会网络建立和积极的心理融入有益于提高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以“很少与人来往”为参照组，与同乡(户口迁至本地)、同乡(户口迁至本地与老家以外的其他地区)、其他本地人和其他外地人保持积极交往交流，其居留意愿更高。受以地缘为主的初级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同乡社会关系能为其提供信息和帮助，降低流动的成本和风险。此外，流动人口扩大社会联系网络，突破相对封闭的血缘或地缘关系，与其他本地人或其他外地人保持积极联系，带来更为丰富的本地化社会资本支持，通过信息交换和情感交流[25]，促进其居留意愿的生成。如在经济维度上，本地化社会联系建构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规避失业风险，从而实现稳定就业和身份转变。在情感维度上，正向促进社会成员的情感性链接，破除因长距离迁移而带来的社会文化障碍，从而在心理和行为上自觉融入当地社会。
在公共服务方面，流动人口基本权益获得为个人或家庭发展提供制度层面支撑。在流入地参与社会医疗保险有助于分散流动人口的健康风险，维护其健康保障权益，缩小其与本地人口的社会权利差异，从而提高其归属感和幸福感。因此，在“用脚投票”的个体理性下，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均等化，推进健康权益保障的属地化管理或服务将成为实现西向流动人口稳定居留的可能途径。
(4) 流入地特征
首先，海拔高度对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具有抑制作用，作为第一地理本性构成了影响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初始格局。“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主要位于第一级和第二级阶梯，其中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 m。受地形的作用，西北半壁的自然环境舒适性远不及东南半壁[5]，约束了西向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前文分析中，拉萨市、日喀则市等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普遍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就是这种自然指向性。
其次，人均GDP对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根据新古典迁移理论中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解释[14,19]，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和晋升空间，流动人口可能获得更高经济收益，从而提高其居留意愿。回归结果显示，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5]。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等实施，西北半壁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改善。在客观上，与东南半壁相比，其经济发展和产业基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难以充分满足流动人口的个体或家庭发展需要。相比之下，在东部地区，尤其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吸纳了中国大部分流动人口，其居留意愿也相对较高。在总体上，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尤其是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主的决策导向下，西北半壁的户籍人口存在流失，也难以对东南半壁的户籍人口形成较大吸引力。
再次，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投资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运行和实现活力发展的重要保障[39]，为流动人口实现经济成功提供了重要支撑，关系其获得感和幸福感。回归结果显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较大的地区，富有发展活力，其居留意愿更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背景下，如哈密市、鄂尔多斯市等，地方投资将土地、劳动力以及特色资源等后发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激发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西向流动人口的发展前景。相反，固定投资力度不足，地区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个人发展空间受限，从而可能抑制其居留意愿。结合微观数据发现，超过两成的西向流动人口选择长期居留的原因是“个人发展空间大”。在前文分析中，西向流动人口大多选择在乌鲁木齐市、兰州市以及银川市等省会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长期居留，体现了其空间选择的个体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就是这种活力指向性。
最后，城市规模影响西向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对比于Ⅰ型大城市或Ⅱ型大城市，Ⅰ型小城市或Ⅱ型小城市的居留意愿显著更低。在西北半壁中，规模越大的城市，其居留意愿相对更高，体现了其空间选择的经济理性，这也与前文的非参数检验结果具有一致性。此外，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数的作用不显著。在新的发展阶段，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公共服务供给，满足西向流动人口健康需要，对于进一步提高其居留意愿具有重要作用。

3 结论与建议

在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本文以“胡焕庸线”为参照，分析中国西向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 大约三成的西向流动人口选择长期居留。在总体上，西向流动人口的居留决策具有暂时性特征。在城市规模上，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存在明显梯度差异，城市规模越大，其居留意愿可能更高。
(2) 从空间流向来看，不同强度的居留意愿流存在明显地域差异。中原地区流向西北半壁中的省会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居留意愿较高。相比之下，流向拉萨市、林芝市等青藏地区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低。此外，川渝地区作为重要流出地，其在西北半壁的居留意愿较低。
(3) 居留意愿是个体或家庭在经济和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结果。与东中部研究结论相似的是，随着居留时间延长和本地家庭成员规模扩大，其居留意愿更高。居留意愿受到流动者经济地位、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的正向影响，家庭月收入、雇主身份、拥有产权住房等经济条件，以及本地社会网络建立、积极的心理融入和参加本地社会医疗保险对居留意愿具有积极作用。不同的结论是，其一，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不存在差异。在控制区域层次变量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汉族流动人口并未明显低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这从侧面上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事实。其二，不同强度的居留意愿流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来自东南半壁中北方地区，如中原地区，其居留意愿较高。本文推断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社会文化相似性，如饮食、语言和文化等。当然，这一结论有待今后在多维邻近性框架下进行更多的探讨和佐证。此外，随着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距离的阻滞作用并不明显，长距离迁移带来更高成本的负向效应明显弱化。其三，在区域层面上，西北半壁的自然结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口空间布局与演化带有明显的“胡焕庸线”烙印，符合第一地理本性的解释。然而，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持续完善，西北半壁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地方经济发展更富有活力。从个体或家庭发展来说，其良好的发展预期促使西向流动人口更可能选择稳定居留。客观上，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仍存在明显差异，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西北半壁的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水平，如人均GDP和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数等，与东中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在多因素共同作用下，西北半壁对西向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并不高，总体上其居留意愿也就较低。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稳定提高经济收入。经济因素是影响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实施，有力拓宽“胡焕庸线”西北半壁发展空间。在新的发展阶段，地方政府需要抓住发展机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健全地方产业体系，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从而提高外来人口的就业机会与工资收入，满足其美好生活的需要。
第二，构建家庭友好型政策体系。在传统“家文化”背景下，以家庭为单位，充分关注流动家庭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在政策设计上，引入“家庭视角”，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健全服务管理体系。地方政府需要积极优化区域公共服务，保障流动者及其随迁子女和老年父母在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多方面权益，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和流动人口属地管理服务，全面提升其居留预期和居留时间，从而实现其长期稳定居留，甚至是落户。
第三，营造包容性社会文化环境。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作用，鼓励流动人口主动融入城市社交网络，建立本地化社会关系网络，克服长距离迁移所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提高其认同感和信任度。此外，西北半壁是维吾尔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分布区。依托地方文化特色，营造公共文化空间，关注“人”的参与和体验，多措并举协同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开放包容、共享共生的民族互嵌式文化家园。
第四，发挥城市群引领带动作用。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在区域发展政策上，依托呼和浩特市、兰州市、西宁市和乌鲁木齐市等的良好发展基础，加快培育呼包鄂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发挥全国性或区域性城市群的带动作用，有选择地促使流动人口向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好的城市群地区集聚，形成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多层级协调发展格局，从而促进人口空间合理分布和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客观事实的是，“胡焕庸线”西北半壁受生态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吸引东南半壁人口的主动迁入与稳定居留，实现人口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这成为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从居留意愿的视角，对西向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拓展和丰富了以东中部地区为主流的既有研究成果，对于实现人口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证据支持。本文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受到统计口径等限制，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有必要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对西北半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历时变化特征进行补充研究。此外，也需要采用个案研究等方法对西向流动人口的迁移过程和居留决策进行深入研究，这些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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