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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4 , Vol. 43 >Issue 11: 2157 - 2170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11.005

研究论文

空间句法结合时空间行为分析的城市社区生活圈空间评价研究——以北京市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为例

  • 刘伟中 , 1 ,
  • 张艳 , 2, 3, *
展开
  • 1.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北京 100191
  • 2.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北京 100191
  • 3.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北京 100191
*张艳(1984— )，女，新疆库尔勒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与行为地理学、时间地理学、时空间行为与社区生活圈规划。E-mail:

刘伟中(1999— )，男，安徽马鞍山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时空行为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24-03-31

  修回日期: 2024-08-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1-26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47128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8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03)

收起

Spatial evalu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life circle by spatial syntax combined with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Dangdai-Yimei community life circle in Beijing

  • LIU Weizhong , 1 ,
  • ZHANG Yan , 2, 3, *
Expand
  • 1.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 2. Institute of Beijing Studies,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 3. Beijing Municip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Base for Beijing Studies, Beijing 10019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3-31

  Revised date: 2024-08-06

  Online published: 2024-11-26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471282)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77118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203)

Fold

摘要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开放性、多样性和弹性化的宜居社区生活圈，成为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感的重要环节。在社区生活圈尺度进行服务设施时空优化是城市更新改造的重要方向。论文以北京近郊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为例，将空间句法模型与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相结合，开展城市社区生活圈尺度的空间环境评价并提出生活圈空间优化建议。研究发现，空间句法测度出可用性较高的空间通常因门禁管理、居民行为偏好、工作安排等因素而在居民日常活动中较少被使用；居民使用其他社区设施揭示了社区间空间共享的需求；社区生活圈内存在设施配置不合理、公共空间不足的短板，购物设施距居住区较远而较少被居民使用，休闲空间不足迫使居民将大型交通枢纽的开敞空间作为休闲活动空间。未来，从人的时空间行为需求与社区建成环境空间结构特征出发，提倡社区生活圈内的社区间更多开放和共享公共空间、增加弹性化活动空间等，从而营造更加宜居和谐的生活活动空间。

关键词： 社区生活圈; 空间句法; 时空间行为; 空间优化; 北京市

本文引用格式

刘伟中 , 张艳 . 空间句法结合时空间行为分析的城市社区生活圈空间评价研究——以北京市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11) : 2157 -2170 . DOI: 10.18306/dlkxjz.2024.11.005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uilding open, diverse, and resilient livable community life circl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uture cit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sense of well-be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optimization of facilities in community life circles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urban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took the Dangdai-Yimei community life circle—an area located in the suburb of Beijing—as a case study area, and combined spatial syntactic modeling with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daily activities. By conducting a spatial environment evaluation at the scale of urban community life circle, we put forward recommendations for spatial optimiz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space with high availability in spatial syntactic measurement results is usually rarely used in residents' daily life due to access control management, behavioral needs, work arrangements and other factors. The fact that residents indirectly use facilities in other communities reveals the need for sharing of space between communities. Within the community life circle, there are shortcomings such as inadequate facility allocation and insufficient public spaces. Shopping facilities are located far from residential areas, leading to fewer shopping activities within the community life circle. The lack of leisure spaces forces residents to use the major transportation hub as leisure spaces. Finally, the low activity of working professionals within the community life circle during weekday evenings reflects the inadequacy of spatial flexibility planning. We recommend that in the future, human behavioral needs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spat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communities. This includes advocating for increased openness and sharing between communities within community life circles, diversifying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spaces, and appropriately adding flexible activity spaces. These efforts aim to create more livable and harmonious living activity spaces.

Key words： community life circle; spatial syntax;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spatial optimization; Beijing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以人为本的、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社区生活圈研究成为城市地理学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点方向[1]。过去基于“千人指标”、自上而下的居住区规划，是应对城市中心区人口向外疏解、住房条件改善等现实问题的历史选择[2]，而大规模郊区居住区建设普遍存在功能单一、设施配套欠缺及空间利用粗放等问题[3-4]。此外，随着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和社会隔离不断加剧，社区在建成环境、人口构成、设施供给数量与品质等的差异进一步凸显，引发居住不平等和生活满意度下降等问题[5⇓-7]。
在减量提质发展背景下，“以人为本”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方面[8]。《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强调依据人群差异和社区差异进行分类引导，注重补短板、提品质、强特色[9]。移动性转向下，国土空间规划应“基于人”而非“基于地”来进行优化配置，空间设施布局要考虑居民日常移动性和活动需求，基于“千人指标”的静态思维配置资源可能造成供需错位和空间浪费[10-11]。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各国更加认识到社区生活圈建设的重要性[12]，特别是居民需求导向、多元主体参与、自下而上的社区生活圈建设能满足差异化、个性化设施供给与生活服务需求，增加社区韧性、提高居民获得感[13]。时间都市主义浪潮下，对“N分钟城市”规划设计理念已成为全球共识，本质上更加强调日常活动的本地化及设施的可达性[14⇓-16]。
目前，社区生活圈研究一方面侧重社区生活圈的划分及其应用实践，另一方面侧重从人口与设施匹配的角度对社区生活圈内设施的数量与分布进行优化配置[17⇓⇓-20]。社区生活圈的划分研究多借助于手机信令、POI数据等进行网络社群分析与聚类分析，由于手机信令驻留点的时空精度限制，借助大数据进行社区生活圈划定往往范围偏大，适用于整个市域或都市圈尺度上的宏观分析，指导分区更新规划，依据不同地区、不同社区生活圈的问题来制定规划方案[17-18]，而无法细致探究单个社区生活圈内部的空间结构。此外，亦有从个体时空间行为调查入手，基于GPS调查获取居民真实的活动轨迹，并依据其空间形态特征来划分社区生活圈范围，从集中度、共享度等方面划分社区生活圈内部空间结构[19]。柴彦威等[20]基于结晶生长算法，测算理论上15 min步行的社区生活圈范围，再叠加GPS和活动日志调查的时空行为数据，根据二者匹配程度来分析社区生活圈的空间结构。总之，社区生活圈范围的划分研究在不同尺度有不同应用价值，在市域或都市圈的宏观尺度上，对生活圈建设评价及分类建设提供指导。在单个社区生活圈尺度上，基于微观行为调查有助于深化对生活圈的活动空间与物质空间结构的调整。
此外，生活圈设施优化配置的研究，聚焦设施供给与人口需求匹配关系的探索，多运用两步移动搜索法、空间完善度与供需度指标测度等方法，对设施的供需匹配关系进行评价，提出针对生活圈内设施的配置优化对策[17,21]。例如，常飞等[22]以互联网地图API为支撑，构建5、10、15 min三个层级的社区生活圈，并在模拟的高精度人口分布基础上对兰州市的公共服务设施与人口匹配关系进行评估。Song等[23]聚焦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利用核密度分析测度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计算不同年龄组的居民在社区生活圈内到达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已有研究多侧重于社区生活圈内的设施与服务点的可达性分析，而未考虑到社区生活圈建成环境的空间形态与人的活动的关系。而面向精细化的社区生活圈更新规划，如何提升社区生活圈内部空间形态、设施分布与居民活动间的配适度，打造宜居社区生活空间将成为关键。柴彦威等[8]提出生活圈内设施共享与空间开放不应局限于小区尺度，而应转向生活圈尺度，并整合物质空间发展状况和人群行为特征展开综合评判的前沿视角。
空间句法是对城市物质形态分析的方法，更加侧重从建筑、街道、公共空间等拓扑关系，从人的视角来研究城市空间形态特征，既关注局部空间的可达性，又强调整体空间的关联性。该方法在建筑学、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有大量应用，针对公园、教堂、商场、历史街区等建筑空间与开放空间的分析应用较多。近期研究多将空间句法分析得到的特定空间的形态学特征与犯罪行为、消费者行为、居民日常活动等人类行为相结合，在特定空间中考虑社会活动发生的内在机制，以此来指导空间设计[24⇓⇓-27]。空间句法的特色在于从人的视角对空间形态与结构进行细致描绘，有助于规划设计方案的精细化和人本化。空间句法已被验证是一种基于多尺度的实验性质的方法，并已被用于城市、区域、街区等不同空间尺度[28]；然而，目前相对缺乏在社区生活圈尺度的中观尺度上应用空间句法的案例，更少有将空间句法与居民的时空间行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
因此，空间句法与以时间地理学为基础的时空间行为分析结合能为社区生活圈物质空间与行为需求的综合评价提供新思路。不同于空间句法侧重于揭示物质形态和物质空间结构，时间地理学从微观个体的时空间行为出发自下而上地构建起活动的地方秩序，透视行为规律和社会结构。基于新时间地理学企划和活动的地方秩序概念，通过对疫情不同时期社工工作活动的时空间行为及社区居委会、物业等不同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析，能透视出社区社会结构、活动的地方秩序的变化及其对居民日常活动的影响[29]。然而，相关研究未能做到将社区不同群体的时空间行为特征与社区物质空间结构、地方秩序及社会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综上，本文将空间句法描述的社区生活圈物质空间结构评价与基于个体时空间行为透视出的社区地方秩序整合起来，从“时”“空”“人”相结合的视角构建社区生活圈空间优化的分析框架。基于对居民行为和物质空间综合调查的一手数据，首先通过空间句法测度指标对社区生活圈空间展开初步评价和问题诊断。其次，分析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间特征，并在物质空间分析结果上叠加居民时空行为，以此优化和调整前者的分析结果。研究尝试社区生活圈尺度的空间评价，以期为未来社区生活圈建设与优化提供参考。

1 研究框架、区域与数据

1.1 空间句法结合时空间行为分析的社区生活圈空间评价框架

空间—行为互动理论为空间句法和时空间行为分析的结合提供了理论支撑[30]。该理论包括空间对行为的作用以及行为对空间的作用两方面[31]。空间句法的内在逻辑认为空间承载了人的社会活动，人的活动也会重塑空间关系[27]，从空间本体角度，使用空间分割的拓扑模型研究空间结构，隐射出具有社会基因的空间是如何构成与运作的，揭示空间与社会的关系[31]。然而，空间句法将空间作为一种独立的现实，侧重于对空间形态与结构的抽象化描述，对人的考虑不够，尤其忽略行为的时空动态演化和人群差异等[32-33]。时间地理学的个体路径模型，从微观视角关注个体行为的时空过程及其与物质空间的互动过程[34-35]，进一步揭示了空间的时间性，并通过个体时空间行为的惯常性、节奏性来透视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与社会空间结构。借助时间地理学个体路径、活动的地方秩序等概念及方法可将“时”“空”“人”等不同要素进行整合，将行为空间、社会空间叠加于物质空间之上，可对空间句法基于空间本体的评价结果进一步优化调整[30]。
瑞典一项关于教堂空间结构与宗教仪式活动中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的研究为空间句法结合时空间行为分析提供了创新思路[36]。该研究通过对中世纪教堂弥撒活动中不同阶层的教民、神职人员和宗教仪式中的重要器物的个体路径刻画，构建出教堂物质空间之上的社会空间结构和权力关系；并利用空间句法的深度和整合度模型分析教堂内的空间布局与结构对不同阶层教民在教堂中活动空间的影响；最后，基于不同群体的时空间行为特征反映出的社会权力结构叠加到空间句法对教堂空间本体的分析结果上，优化和调整空间句法的评价结果，实现空间句法与时空间行为分析、教堂物质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分析的结合。时空间行为特征一方面反映了物质空间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又从不同群体的行为互动中透视出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
本文借鉴上述研究，构建空间句法和时空间行为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社区生活圈空间评价分析框架(图1)。首先使用空间句法Depthmap软件，计算标准化角度整合度、视域围合度和深度的参数值，分别评价社区生活圈的空间连通性、空间可视性和空间可达性[28,37]。其次，通过居民家外、社区生活圈内的非工作活动空间分布与不同属性居民整日活动的个体路径两种方法来分析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间特征，透视社区生活圈尺度上“时间”“空间”“人”互动的活动的地方秩序特征；最后将其叠加在物质空间评价之上，对空间句法评价结果做出优化调整。
图1 空间句法结合时空间行为分析的社区生活圈空间评价框架

Fig.1 Spatial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urban community life circle by spatial syntax combined with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analysis

1.2 研究区域与数据

上地—清河地区位于北京市北五环城乡交界地带，是典型的近郊大型混合性居住区。该地区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起初以工业厂区为主；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逐渐转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随着科技产业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该地居民数量增加，住房类型逐渐多元，街道内有政策房、单位社区及大量商品房。与中心城区相比，该地区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设施密度较低，居住区尺度较大、公共交通出行较为不便。
本文选取清河街道中当代社区和怡美社区作为案例社区，这两个社区隶属于同一个社区生活圈(下文统称为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38]。已有研究表明，基于结晶生长算法得到的该社区的理想15 min社区生活圈范围远远小于GPS辅助活动日志调查得到的居民实际活动空间范围[20]。本文关注居民的实际行为，在已有研究划定15 min理想社区生活圈范围的基础上[38](图2中红色边界)，综合考虑案例居民的活动点和案例社区生活圈周边设施的空间分布，划定研究区域范围包括东至安宁庄东路、南至上地三街和小营西路、西至上地西路、北至上地七街和西二旗南路的区域(图2)。
图2 调查案例地区位及周边设施分布

注：图中“当代—怡美理想社区生活圈边界”引自文献[38]。

Fig.2 Location of the surveyed case area and distribution of neighboring facilities

研究数据源于2021年10—12月在北京清河街道对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居民的活动日志综合调查数据和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公共空间调查数据。活动日志综合调查数据包括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行为类型、活动地点经纬度等详细信息，有效样本149人，采集6446条活动日志；空间句法分析数据源于百度地图和实际勘测得到社区生活圈公共空间和交通路网矢量数据。

2 基于空间句法的社区生活圈物质空间评价

2.1 社区生活圈的标准化角度整合度评价

空间句法中标准化角度整合度(normalized angular integration)指空间系统中某一元素作为两个节点之间最短拓扑距离的频率，通常代表空间连通度，即标准化角度整合度高的空间更有可能吸引人流穿过[39]。图3表明社区生活圈内空间结构的复杂性特征，标准化角度整合度参数值高低不均。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主要道路附近，例如安宁庄东路、安宁庄西路、安宁庄前街和西二旗南路，这些主要道路与较多辅路相连，为居民提供便捷出行条件。此外，道路两侧设施的分布较为密集，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然而，社区内的标准化角度整合度较低，这与社区自身及社区之间的设施配置、道路建设、空间设计等有关。结合图2和图3可知，不同类型的社区的设施分布明显失衡，商品房社区，如当代城市家园内底商较多，标准化角度整合度参数偏高；而其他住房类型设施配置不足，标准化角度整合度偏低。
图3 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的标准化角度整合度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ormalized angular integration of Dangdai-Yimei community life circle

其次，道路状况也对标准化角度整合度产生影响。社区内部道路是否与主要道路互通是关键因素之一。结合实地观察发现，社区内标准化角度整合度参数值中等的区域多位于社区内广场、花园等活动场所，这些区域的人群活力较高；而部分社区受到门禁及围墙等限制，与其他社区之间存在明显隔阂，缺乏互通性，造成标准化角度整合度较低。此外，西侧的上地产业园和北部的小米科技园内的服务设施受公司运营制度的影响出现排他性，造成空间“孤岛效应”。

2.2 社区生活圈的空间视域围合度评价

在空间句法中视域围合度(isovist compactness)是在实际的空间条件下，计算任意一点的二维可视范围，反映出空间界面限制和约束视线的作用，表达了空间的可视性[26]。视域围合度高一定程度上会提高空间的私密性和安全性，但较高的视域围合度会降低空间的通透性，不利于公共空间的开放与共享，容易增加社区空间的封闭感，降低空间使用率，进而不利于增加社区交往[37]。由图4可知，首先，社区内部的视域围合度整体较高，体现出案例社区生活圈中社区空间的封闭性特征。其次，清河站片区的视域围合度整体偏高，作为社区生活圈最大的交通枢纽，可视性差会降低空间利用效率和居民出行便捷性。此外，沿街区域的视域围合度较低，这主要受设施集聚分布和路网交织影响。设施集聚分布为空间提供更多的视线通道，从视觉上可以更容易发现并使用设施；而路网交织可以串联公共空间，营造空间活力。如安宁庄东路、安宁庄西路和安宁庄前街三条道路相互连通且设施类型齐全，有较高密度的餐饮、商业和医疗保健等设施。
图4 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的视域围合度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sovist compactness of Dangdai-Yimei community life circle

2.3 社区生活圈的空间深度评价

在空间句法中，深度值(depth)表示某一空间到达其他空间所需经过的最小连接数，反映出空间的可达性[40]。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中大多公共空间深度偏高，而道路平均深度较低(图5)。主要道路及道路两侧深度值低，开阔空间的公共属性强，方便居民聚集和使用设施。社区内部的空间深度值偏高，如图中怡美社区、安宁华庭社区居民楼前空地以及小区路旁停车位的深度值较高，往往在社区的中心，体现出该区域的可达性较差。低深度值区域多位于中心活动广场及社区最外围住宅底层的商铺，范围小且集中在社区内部和周边空间范围。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怡美社区，当代社区中心的深度普遍较小，当代社区可达性比怡美社区可达性更高。从实际活动空间来看，怡美社区居民到当代社区中的活动点占比明显多于当代社区居民到怡美社区中的活动点占比，反映出当代社区活动空间的共享度更高[38]。
图5 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的深度值空间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pth values of Dangdai-Yimei community life circle

居民在社区生活圈内应当不受制约地开展日常活动，这有利于提高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和居住满意度[20]。而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可达性高的区域有限，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首先，生活圈内社区的封闭性高造成空间阻隔，围墙、门禁等物理限制造成空间联结性降低，例如清河站及其东、西广场附近路段设置了围栏将道路和街边商铺隔离，造成其深度值偏高，居民使用该空间时可能被迫绕路，空间效率降低。其次，设施规划与管理不合理，加设路障造成活动便捷性降低。最后，规划飞地问题突出，军区家属院、企事业单位附属公共空间等门禁管理严格，社区内部空间连续性和居民活动灵活性减退。

2.4 基于空间句法模型的社区生活圈空间结构分析

基于空间句法模型量化测算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内部典型场所的标准化角度整合度、平均深度和视域围合度参数值，结合居民日常活动空间的分布及实地调研过程中居民重点关注的空间(图2)，遴选13个与居民活动需求紧密关联的场所，其中怡美家园，安宁华庭，当代城市家园，金隅凤栖家园，清上园，上地MOMA，小营西路23、25、29号院和军区家属院为生活圈内不同类型的居住小区；上地产业园、小米科技园为生活圈内的企事业单位并配有一定的服务设施；安宁庄公园是案例社区生活圈内唯一的户外公园，承载着重要的休闲功能；清河站东街为综合性商业街；清河站是上地—清河地区重要交通枢纽。依据对所选场所的连通性、可视性、可达性三者的值的加总由高到低进行综合排名。其中标准化角度整合度为正向指标，深度和视域围合度为负向指标(表1)，并基于此绘制物质空间结构图(图6)，以此评价基于空间本体视角下的社区生活圈重要空间的可用性[36]。
图6 基于空间句法模型的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空间现状伽马图

Fig.6 Gamma map of Dangdai-Yimei community life circle based on the spatial syntactic model

表1 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重要活动场所的空间句法模型计算值

Tab.1 Calculated spatial syntax model values of important activity places of Dangdai-Yimei community life circle

场所名称 空间类型 标准化角度整合度 视域围合度 深度 综合排名
怡美家园 商品房社区 0.714 0.509 83.95 1
安宁华庭 商品房社区 0.738 0.545 84.491 2
当代城市家园 商品房社区 0.713 0.531 92.719 3
安宁庄公园 公园绿地 0.924 0.487 99.961 4
清河站东街 商业街 0.904 0.435 146.254 5
清河站 交通枢纽 0.695 0.860 162.000 6
上地MOMA 商品房社区 0.790 0.478 139.248 7
上地产业园 办公集聚区 0.797 0.524 134.555 8
清上园 商品房社区 0.456 0.539 396.619 9
金隅凤栖家园 共有产权房社区 0.811 0.429 367.426 10
小营西路23、25、29号院 单位社区 0.746 0.504 397.035 11
军区家属院 单位社区 0.683 0.681 471.696 12
小米科技园 办公集聚区 0.699 0.494 531.875 13
其中，当代城市家园、怡美家园和安宁华庭这三个商品房社区中的公共空间的可用性最高，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最显著，且三者在空间结构上由安宁庄西路串联，在伽马图上被放置在最近的同一层级。而与上述三个商品房社区相比，小营西路23、25、29号院单位住房和金隅凤栖家园共有产权住房的深度高、整合度不佳且可视性较差，可用性偏低。安宁庄公园在空间结构上通过安宁庄西路与安宁华庭和当代城市家园相连接，且居民整体的可用性较高。同时，上地产业园、上地MOMA、清河站东街以及安宁庄公园在结构上受安宁庄路及上地东路的影响而彼此相连。并且当代城市家园和怡美家园均与清河站东街关联，当代社区还通过安宁庄路与上地MOMA关联。而清上园在结构上相对孤立，仅与小营西路23、25、29号院直接关联，受到北侧封闭地块的影响，在伽马图中被置于相对较远的位置。此外，清河站及其东西广场的高深度值、低整合度和高视域围合度被判定为可用性较差的空间。而小米科技园和军区家属院在空间分布上相对孤立，可用性最低。

3 基于居民活动时空间特征的社区生活圈空间评价

3.1 居民家外非工作活动空间分布

图7刻画了基于活动日志数据的居民开展购物、休闲、育儿和社交4类家外非工作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7 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居民家外非工作活动空间分布与热点

注：图中每一根柱体表示居民活动对应的具体设施或空间，其高度代表在此活动的频次，下同。其中图a中最高蓝色柱体的频次是40次，图b中最高蓝色柱体的频次是56次。

Fig.7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hotspots of non-work activities outside residents' homes in Dangdai-Yimei community life circle

整体上，居民日常活动多在社区内和社区生活圈外开展。具体而言，在工作日，当代小区内的实验小学和幼儿园是重要的育儿场所，接送孩子的活动较多；该小区南侧的底商也被作为重要的购物设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区严格的门禁管理系统，当代社区的底商主要服务于本社区居民，但怡美家园的居民往往通过获取朋友或亲属的帮助使用该空间单元。此外，东侧安宁庄东路因其设施配置丰富，居民多在此购物。东侧的金隅凤栖家园在工作日被作为重要的社交场所，下棋聊天等社交活动多在此开展。最后，工作日的休闲活动多发生于社区内，且以无目的的小区内散步为主，部分居民以生活圈外的圆明园、中关村公园作为户外游玩的目的地。
休息日，居民社区内购物活动的频次相对减少，安宁庄东路附近仍然是购物频次比较高的地点；且社区生活圈内的家外育儿活动受学校的作息安排而减少，少量育儿活动以陪孩子上兴趣班为主。休闲活动频次明显增多，居民在社区生活圈外以郊野为目的的休闲活动频率增加且离家较远；而在生活圈内的休闲活动仍然主要集中在社区内的广场。值得关注的是，在休息日清河站及其东、西广场被居民作为休闲活动场所高频使用，由交通枢纽功能转变成为重要的休闲活动空间，但这也体现了空间功能混用与冲突的问题，同时清河站内购物及休闲服务设施不足，居民所开展的往往是无目的的散步等活动，这间接表明社区生活圈内公共活动场所供不应求。
无论在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上地MOMA因其儿童广场的配置，居民在此开展少量育儿活动。由于严格的管控制度，上地产业园、小米科技园及军区家属院几乎不被居民使用。安宁庄公园、安宁华庭、清上园和小营西路23、25、29号院由于设施配置不充足或功能低级化，较少得到利用。
综上所述，居民日常活动的特征受到生活圈内社区及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制度、居民家庭及社会交往需求等的影响，并在日常活动中构建和塑造出社区生活圈活动的地方秩序。

3.2 不同人群的时空路径分析

进一步将居民划分为上班族和非就业者两类人群，借助时间地理学个体路径模型，分析不同居民整日活动的时空间差异(图8)。
图8 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居民活动的时空路径

Fig.8 Space-time path of residents' activities in Dangdai-Yimei community life circle

工作日，上班族受工作制度的强制约，不得不围绕工作活动进行整日活动安排，因此工作时段对社区生活圈空间的利用极少，多在晨间及午休时段进行短时间育儿；购物活动偏少。下班后在社区内或家内开展持续时间较长的休闲和育儿活动，而很少在生活圈内活动，这是由于上班族的可支配时间与生活圈内设施的时刻表难以匹配，体现了日常活动受到更高层级社区生活圈秩序的规范与约束。
非就业样本多为退休人员或全职主妇，工作日在社区生活圈内的活动围绕育儿和家庭事务展开。其中，照顾孩子的活动呈现全天化多时段特征；购物活动集中在上午10:00左右，较多利用当代社区内和安宁庄东路附近的购物设施；而休闲和社交活动相对分散且多发生在家内或社区内，并未使用生活圈内的公园绿地设施，如安宁庄公园。此外，当晚间上班族回到家，两类人群的活动路径逐渐同步化，均较多开展休闲和育儿活动，且时段相对一致。可见，上班族的工作安排一定程度影响同住的非就业者的活动安排，居民在社区生活圈内的活动也随工作制度的安排表现出相对有序的特征。
休息日，两类人群的各类活动在频次和持续时长上均有所提升。其中上班族的育儿活动集中在早晚，而非就业者依旧全天候育儿。二者参与休闲活动均零散分布在全天各个时段，且持续时间较长。与工作日不同的是，社交活动集中在上午9:00和晚上20:00前后；而购物活动则相对零散分布。此外，无论有无工作，居民在工作日和休息日对社区生活圈内空间的利用频次均小于生活圈外的频次(表2)，进一步说明社区生活圈内满足居民活动需求的空间较少。
表2 “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公共空间人均活动次数

Tab.2 Number of activities per capita in the public space of Dangdai-Yimei community life circle (次/人)

空间 上班族(N=82) 非就业者(N=67)
工作日 休息日 工作日 休息日
生活圈内 0.585 1.061 1.687 1.373
生活圈外 8.988 4.183 2.269 2.358

3.3 结合时空间行为分析社区生活圈空间评价

由空间句法得到的社区生活圈的物质环境评价(表1、图6)，仅考虑空间本体属性而不考虑居民日常活动受到的制度法规、社会关系等社会因素的影响[36]。而居民个体路径及实际的活动空间选择侧面反映出物质空间上的社会空间结构。因此，本文结合个体时空间行为分析反映出的居民对生活圈物质空间的实际利用，对空间句法的空间评价结果进行修正(图9)，主要体现在对安宁华庭、清河站及其东西广场、安宁庄公园、上地产业园等片区以及社区内如小学和幼儿园、底商等公共空间。
图9 基于居民真实行为调整后的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公共空间伽马地图

Fig.9 Gamma map of public space in Dangdai-Yimei community life circle adjusted by residents' behavior

当代城市家园和怡美家园是居民最基本的活动空间，这两个社区邻近，虽然有各自的门禁系统而相互分隔，但居民通过借助社会关系资源等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门禁的限制。特别是对于怡美社区的居民，常利用当代城市家园的底商、小学与幼儿园等服务。金隅凤栖家园是共有产权房，社区门禁管理相对宽松，逐渐发展成为社区居民下棋聊天的社交和休闲活动场所。上地MOMA因绿地、儿童活动设施配置充足、品质较高，成为居民育儿活动场所。清河站及广场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在休息日常作为休闲活动空间。上地产业园和小米科技园虽然在空间上通过清河站的地下通道和清河站东街与居住区相连，并且内部有较多的商业和服务设施，但是由于单位门禁的权威制约，实际上居民无法利用该空间。此外，清河站东街、位于社区生活圈东侧的安宁华庭、清上园、安宁庄公园和小营西路居住区并未得到居民的实际使用。最后，军区家属院被严格管控，封闭性和不可进入性极高，调查居民被完全排除在外。因此，上述场所调整至伽马图中的更远端。

4 社区生活圈空间优化策略

本文结合空间句法和时空间行为分析，综合物质空间和行为特征对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的空间环境展开评价，提出案例社区生活圈优化方案(图10)。首先，对于生活圈内的各个居住小区，建议一定程度上实现生活圈内社区居民信息认证，可给予居民分时段准入权限，保证居住安全的同时，实现不同社区居民的互通和设施共享，提高空间使用效率。
图10 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空间优化方案

Fig.10 Spatial optimization scheme of Dangdai-Yimei community life circle

其次，对于社区生活圈内企事业单位的附属公共空间，建议设计弹性开放。通过设置分时段、分片区的准入许可，例如在非办公时段与居民共享内部的公共空间与服务设施。为避免现有公共空间浪费和空间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可整合小米科技园、安宁庄西路的设施点和安宁庄公园绿地空间，提升空间功能的多样性，形成新的休闲轴线和休闲中心，弥补当前安宁庄公园距居住区较远、居民实际使用频率低的不足。此外，考虑在安宁庄前街南侧空地新增口袋公园，满足附近居民的休闲娱乐需求，实现与现有设施中心和轴线的空间功能互补，改善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为提升设施吸引力和社区活力助力。
最后，未来可将清河站及其东、西广场改造为多功能复合性城市广场。通过在东、西广场增设绿地和对清河站东街的设施优化，将购物空间、休闲空间、交通空间和交往空间等功能高效整合，提升空间效率；同时，该轴线串联了清河站及其广场、绿地公园、商业区、东侧的社区，搭建社区活动走廊。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空间句法和时空间行为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社区活动空间评价分析框架，提出整合物质空间形态和时空间行为的公共空间评价方法，运用北京市清河街道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居民的活动日志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社区生活圈空间评价方法及优化对策。主要结论如下：
(1) 本文将空间句法应用于社区生活圈尺度，借助标准化角度整合度、视域围合度、深度等指标和伽马图等工具，细致地刻画了社区生活圈内部的物质空间形态与结构特征。研究发现：调查社区生活圈内道路及其附近区域的空间连通度较高而社区内部较低；社区空间相对封闭，而沿街区域的可视性较高；受门禁管理、设施分布不均衡以及部队大院不可进入等的影响，社区生活圈内可达性高的空间较少；社区生活圈内商品房社区和上地产业园的公共空间可用性较高，而其他类型社区以及小米科技园和军区家属院的公共空间的居民可用性不佳。
(2) 借助时间地理学的时空间行为分析方法，本文对调查居民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家外非工作活动频率和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发现社区生活圈内购物、休闲与社交空间不足，其中清河站及其东、西广场被居民作为休闲活动场所高频使用，交通枢纽功能与居民休闲活动空间需求存在空间混用与功能冲突的问题；门禁管理相对较松的共有产权房小区金隅凤栖家园被营造为重要的社交空间；而购物设施配置距居住区较远，极少被居民使用。在门禁制约下，不同社区间的互通共享受阻，特别是怡美社区居民对当代城市家园的商业服务设施的使用相对间接。此外，借助个体路径模型对上班族和非就业群体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个体路径进行分析，发现居民对社区生活圈内空间的利用均偏低，而多在社区生活圈外开展活动；相比于非就业者，上班族工作日晚间极少在生活圈内活动，这反映出生活圈弹性规划的不足。
(3) 综合空间句法分析和时空间行为分析的结果，研究发现：空间句法测度结果中可用性较高的空间通常因门禁管理、行为需求、工作安排等因素而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极少被使用。案例社区生活圈空间功能单一化，生活圈内绿地、户外休闲等开放空间不足，无法满足居民购物、休闲、社交等活动需求；此外，社区生活圈空间管理不合理，空间占用和门禁限制造成空间隔阂等问题凸显。
总之，空间句法模型对社区生活圈物质空间形态与结构的评价具有较强解释性，本文基于空间句法模型测度方法系统评估了案例社区生活圈内公共空间和路网结构特征。个体路径刻画出居民如何利用空间，直观反映出居民所受的时空制约及群体差异。综合使用两种方法，通过时空间行为分析将社区生活圈物质空间特征、居民行为特征及其透视出的社区活动的地方秩序相互叠加与印证，从“时”“空”“人”相结合的视角深化了对社区生活圈内部结构特征的认识。
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时空间行为分析部分，本文目前在活动的时间维度考虑相对较少，从短期看，未加入居民设施使用及设施开放时间的分析，而长时间尺度上，不同代际居民的时空间行为需求会随生命周期变化而呈现差异性，特别需要关注儿童、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社区生活圈时空行为需求专项调查，为家庭友好型和全龄友好型社区生活圈建设提供依据。第二，本次研究未能直接调查居民的主观感受，然而，无论是时空间行为分析方法还是空间句法的结果，都不能取代个体亲身经历及空间感知，未来应结合访谈和案例深描，主客观相结合对社区生活圈的空间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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