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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4 , Vol. 43 >Issue 9: 1865 - 1877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09.014

研究综述

结构二重性视角下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研究综述

  • 安丰平 , 1, 2 ,
  • 高金龙 , 1, * ,
  • 朱欣怡 1, 3 ,
  • 张溪彧 4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 211135
  •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 3.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44
  • 4.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高金龙(1988— )，男，山东无棣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E-mail:

安丰平(2000— )，男，湖南新邵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4-03-04

  修回日期: 2024-05-07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2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2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215)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项目(2022317)

收起

Rural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duality

  • AN Fengping , 1, 2 ,
  • GAO Jinlong , 1, * ,
  • ZHU Xinyi 1, 3 ,
  • ZHANG Xiyu 4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of Watershed Ge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AS, Nanjing 211135, China
  •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 4.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3-04

  Revised date: 2024-05-07

  Online published: 2024-09-25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37120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215)

Youth Innovation Promotion Association, CAS(2022317)

Fold

摘要

乡村地区的螺旋式衰落逐渐成为全球乡村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乡村发展模式的选择。论文系统梳理回顾了乡村发展模式的演替过程，认为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根植于地方又面向外部，能够实现“上下联动、内外共生”，更符合新时代乡村发展内涵，展示出较强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为当下乡村发展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构建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的实证框架，重点总结了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在主体与网络层面的主要实证研究，指出现有研究仍无法解决特定现实命题和理论命题上的操作性问题，缺少系统性行动框架指引；因此未来可从多学科视角展开乡村新内生发展的行动框架及评价研究，探索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差异化转型路径及机制，以便更好地指导乡村地理学者推进乡村新内生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词： 乡村转型; 新内生发展; 结构二重性; 乡村振兴; 文献综述

本文引用格式

安丰平 , 高金龙 , 朱欣怡 , 张溪彧 . 结构二重性视角下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研究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9) : 1865 -1877 . DOI: 10.18306/dlkxjz.2024.09.014

Abstract

The spiral decline of rural areas has become a common challenge for glob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the choice of rural development model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succession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models, and we argue that the rural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is rooted in the local and external places, which can achieve "upper and lower linkag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mbios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model shows strong comprehensiveness and integrity,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urrent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duality, we constructed an empirical framework of rural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and summarized the mai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ural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at the agent and network levels. We believe that the existing research still cannot solve the operational problems of specific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and lacks the guidance of systematic action framework.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scholars can carry out action framework and evaluation research of rural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explore the differentiated transformation path and mechanism of rural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so as to better guide rural geographers to promote rural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transformation;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structural dual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literature review

早期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框架下，城市逐渐发展为国家经济增长极，而乡村则沦落为多方受制于城市的附庸，乡村多元价值被忽视，城乡二元对立发展格局日益明显[1-2]。但乡村是承载区域多功能的重要空间，是城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域单元[3]。伴随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全球众多薄弱的乡村受空心化、老龄化等乡村病影响出现螺旋式衰落[4]，城乡鸿沟不断扩大从而陷入城乡发展的“马太效应”困境[5]。乡村衰弱不仅成为国家脱贫致富的阻碍，也成为引发社会贫富矛盾的根源之一[6]，因此如何推进乡村发展逐渐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1]。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乡制度壁垒的弱化，城市地区显著的虹吸效应牵引劳动力、资本等多要素集聚，乡村日益呈现出农业内卷化、农村空心化和农民原子化问题[7]。为此中国不断重构乡村发展价值，在“试错—纠正—提升”中不断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方式[8]。长期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乡村发展问题，多措并举推进乡村转型发展话语体系重塑，以期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农村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主张以“输血式”的“政府行政干预”推进乡村发展，以“多予、少取、放活”为基本思路，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推进乡村地区的社会事业及民生领域建设，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生产生活状况，但却忽略了维持乡村发展活力的长效机制，催生出“等、靠、要”等问题，发展主动性及积极性低迷[9]；随后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主张刺激乡村内生动力，充分融入“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村民的主体地位，尊重村民意愿，调动村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高村民获得感和幸福感，但受制于乡村主体能力孱弱等原因，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与发展需求不匹配，难以实现“造血式”的可持续发展[10]。而二十大再次重申农村问题的重要性，主张乡村发展要兼顾“造血”与“输血”，将自上而下的政策实践和自下而上的地方实践有机嵌合，从而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11]。为此，在唱响“乡村振兴”的主旋律中，针对中国长期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乏力且不充分的矛盾，探究乡村转型发展及其模式转变依然是新型城镇化时代赋予乡村地理学的重要课题，也是直面国家战略需要，真正实现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理论基础[12]。
乡村转型发展是指乡村地域系统的循环累积与动态演化[7]，其核心目标是为乡村社会创造经济机会并维持其可持续发展，而实现该目标的关键在于乡村发展模式的选择[5]。在长达70多年的乡村发展模式命题之争中，依赖外生政府干预成为发展依附体抑或选择内生社区驱动成为发展自主体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13-14]。在具体实践中，以上两种模式都极具张力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部分乡村振兴，但受其可行性与有限性的理论困局影响也同样存在着不少失败案例[15]。随着全球乡村多功能转型，乡村发展的核心问题转变为综合性空间发展问题，难以单独依靠乡村外生干预或内生驱动解决问题，因此学者们认为这两种模式均不再适用于指导当下乡村发展，亟需探索出一条科学有效的第三路径[16]。学者们经过一系列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提出了“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混合发展模式(即新内生发展模式)。新内生发展理念的提出为研究乡村发展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新指引，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产出了丰硕成果，是当下乡村地理及乡村振兴学者研究的重点方向。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新内生发展的理论内涵及概念辨析，同时通过个案研究来论证其观点，缺少对新内生发展学术谱系的系统性整理与归纳，尚未厘清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的研究脉络。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归纳乡村发展模式的研究脉络及其核心特征；同时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重点总结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在主体与网络层面的主要实证研究，厘清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的核心驱动主体及关键影响因素，以期为乡村地理学者后续更好地推进乡村新内生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1 乡村发展模式的研究脉络

1.1 外生发展模式

二战后乡村的主要功能是为城市提供充足的粮食及初级产品，其发展问题在于低生产率和边缘化[17-18]。因此学者们认为打破“乡村边缘化”是振兴乡村的关键，主张乡村应依靠城市的辐射与带动，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依靠外来企业或委托政府等外部力量，采用部门方法自上而下地干预乡村发展的外生(源)发展(exogenous development)模式[19⇓-21](图1)。因其追求农业现代化，该模式也被称为“现代化范式”(modernization paradigm)。
图1 乡村发展模式的演化过程

注：“运行逻辑”部分灰底表示主要研究对象，加粗箭头的粗细表示其嵌入/连接关系的强度大小。

Fig.1 Evolution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models

在欧洲的具体实践中，农业部门通过持续性补贴、政策决定及农业基础设施完善调整乡村结构，以期实现规模经济与集中经济[19]，或通过财政手段引进新企业(分公司)、新产业、新技术来克服乡村差异性及独特性，推动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相结合，从而刺激乡村经济发展，增强乡村发展竞争力[6,17]。相比于欧洲高度市场化的外生语境，东亚的外生实践更加凸显出国家引导和控制，发展进程彰显政府意志[22]。
外生发展模式曾一度主导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发展[21]，推进了乡村技术、基础设施等完善，涌现了一批发展范例地区[23]。但外生发展也存在不少失败案例，因其过度依赖外部持续性补贴导致国家/政府成本高昂，且完全服从外部专家、规划者等外生力量决定，发展缺乏地方主动性与参与性，深陷主体依附与主体迷失困境[17]；同时该模式片面强调单一部门/企业，导致地方潜力与外生政策鼓励不匹配，从而造成生产力低及非经济成分的扭曲性发展[15]；且在发展过程中消除了乡村地区的文化和环境差异，对乡村形成了破坏性发展[24-25]。

1.2 内生发展模式

外生发展模式的受挫极大程度上鼓舞了社会各界探索乡村发展的其他模式[26]。受“第三意大利”等区域成功案例、地方(区域)主义运动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等影响，学者们主张“从内部发展”，关注有需要的领土，通过“领土治理”解决乡村螺旋式衰落，认为一个地区的特定资源才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7,27-28]。内生发展倡导者坚持以人为本，根据当地人民的需求、能力和观点，依靠社区居民、本土企业等内部力量，采用领土方法自下而上地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图1)，并将这一范式称为“内生(源)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模式[29-30]。
在欧洲的具体实践中，乡村地区坚持地方主体地位，关注乡村特色景观和历史文化保护，如德国的乡村更新计划等；要求国家权力下放，并培养地方能力以助于乡村自主评估和开发本土资源禀赋，推进创造多元、弹性和可持续的地方经济[31-32]；同时依靠文化认同、增权赋能等手段，促进地方参与及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以推进地方网络的构建以及社会创新的出现，从而克服社会排斥，如欧盟早期的LEADER计划[33]。而东亚内生发展模式更加强调内部要素的重要性，并排斥外部嵌入以实现“发展成果由内部共享”，如日本“造村运动”、韩国“新村运动”等强调挖掘地方资源并反映地方诉求，注重地方文化认同的构建[34]；中国则更注重能力建设，通过加强知识教育以唤醒地方认同，如“碧山计划”等。
内生发展模式的应用引导乡村关注自身的异质性，鼓励探索差异化发展目标及路径，促进资本积累与创业精神培育，推进地方行动实现多功能乡村发展，为发展落后的国家从单向度发展中突围提供了一种整合单一部门并平衡塑造乡村多元因素的综合思路[19⇓-21]。但内生发展模式在多层次治理的现实中淡化超地方存在，追求排除外生干扰的自治过于理想[35-36]；同时偏袒精英阶层需求，边缘群体参与有限，导致地方行动者利益出现分歧[37⇓-39]；同时乡村社区能力有限，无法依靠地方控制结构性力量并解决问题，乡村发展的持续性动力依旧存在困扰[31,33,40]。

1.3 新内生发展模式

外生发展模式和内生发展模式均呈现出植根于地理边界的空间权力极化特征[14,19]，未能理解乡村发展过程中更广泛的联系及权力互动的社会叙事[41]，如外生发展忽视地方需求，内生发展与外部全球化趋势分离[42]。同时，外生发展强调管理视角下的被动式“要乡村发展”，即由外部控制地方发展进程且享受发展效益；而内生发展则表现为治理视角下的主动式“乡村要发展”，即实现控制地方发展进程及效益享受的自治[19,25,43]。但外生与内生两种模式并不完全对立，受乡村外部空间和日益活跃的乡村网络影响，乡村逐渐发展成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综合性地域系统，其发展不可避免地涉及利用超地方力量焊接地方[35,44⇓-46]。因此有学者提出内生发展和外生发展应被视为理想类型的二重性融合于地方发展策略[47]，其关键是寻求一种从根本上协调乡村内生潜力与外生干预、促进地方与超地方互动的第三路径[21]，以期推进乡村发展从地方理想到超地方实践的飞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乡村综合发展。
新内生(源)发展(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模式突破了地方与超地方的地理边界限制，凸显乡村根植于地方又面向外部的交互特点[27,48](图1)。不少学者认为新内生发展是内生发展的延续与超越，其批判性继承了内生发展所强调的乡村地方主体回归，并将“为乡村地方主体增权赋能，调动其主动性与积极性”作为新内生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鼓励社会创新从而引发制度变革并改变治理议程[49]，促使乡村主体通过协商等形式加强对地方资源的评估与开发，重新定位当地乡村相对竞争优势，从而充分挖掘内生潜力以实现地方资源价值最大化[21,31,46]，进而吸引外部力量嵌入，实现从封闭的地方实践走向开放的超地方实践[50]；同时，将“增强乡村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吸引乡村地方主体回归的牵引力，通过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积极构建文化认同来发展文化经济，从而实现乡村经济复兴。新内生发展的“新”也在于批判性继承了外生发展所强调的超地方干预(超地方政府、外来企业家、非政府组织等)，认为超地方主体是推动乡村新内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主张乡村需适度依赖超地方主体的嵌入，国家/政府从控制转向协调，指导网络参与者多元化，以克服制度交叉排斥并整合多方利益与价值体系[51]；并利用超地方主体网络捕捉发展机遇，引进外生资源和社会基础设施并识别外部威胁，从而盘活乡村内生资源[27,40,52]。
但新内生发展模式的“新”更注重“内外相融合”，综合各地区发展历程的实证研究发现：任何地区的新内生发展都是来自地方网络与超地方网络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跨空间联系与协作获取外生资源，并与内生力量相匹配，以此推动社会资源可持续开发，助推乡村社区发展[21,27,31]。新内生发展主张动员各个行为主体广泛参与乡村发展，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和长期包容性的部门合作关系，产生地方主体与超地方主体之间的积极转化，实现乡村发展行为主体的地方嵌入性和超地方连接性[51]；同时通过增权赋能、社会创新等手段及包容性、多标量和多部门治理安排来引导、调解地方与更广泛的政治、制度、贸易和自然环境之间的(显性/隐性)动态互动，构建“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有机嵌合网络[15,27]。并且新内生发展模式还创造性地增加了对“社会维度”的叙事，从整体视角出发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推动多元行动者的实践反思、知识经验分享以及对于发展假设的自我反思，强调研究部门与实践部门的互动、跨学科方法的协同以及国际性比较研究，从而建设有弹性的乡村[25]。
在现有理论建构研究中，欧洲学术界是新内生发展的主要阵地，中国对于新内生发展的探讨仍处于起步阶段。受其明显的政治—文化情境差异，西方新内生发展更加强调整合与网络，但对于乡村社会发展差异性解读略显不足，而中国新内生发展研究目前仍缺乏清晰的中国定义及实践框架[14]。

2 主体—网络视角下的乡村新内生发展

“结构二重性”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结构化理论的核心，即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二重性原理，主要用于分析个体的社会行动及其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25]。在乡村新内生发展中，乡村个体/集体行动者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主体，能够展现乡村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而乡村网络则是乡村主体发挥其能动性的社会行动或社会实践，乡村主体与乡村网络二者密不可分，因此本文认为新内生发展的主体与网络符合结构二重性特征，并将主体作为结构逻辑，而网络则为行动逻辑。
Ray[27,46]认为新内生发展可以从地方层面、政治行政层面、社会中间层面单独或共同推进，因此对应上述三个层面，本文将从地方行动者、国家/政府、社会中间力量这三大行动主体出发，归纳总结主体视角下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的具体实证；同时梳理总结以地方文化为基础、社会创新为动力、项目活动为纽带的网络视角下新内生发展模式的具体实证，以此刻画结构二重性下的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图2)。
图2 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的结构二重性视角

Fig.2 The structural duality perspective of rural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2.1 基于主体视角的新内生发展

新内生发展的关键在于“人”，即新内生主体。目前对于新内生主体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地方主体(地方行动者)与超地方主体(国家/政府、社会中间力量)，通过研究各主体在新内生发展进程中的贡献及其互动，探索新内生主体有机联动路径和相互转化机制。

2.1.1 地方行动者整合外生要素融入内生行动

地方行动者作为新内生发展的核心主体，以社会资本为粘合剂将超地方因素整合进地方行动中[5]，其主要主体是指村民(社区居民)。在具体实证中，学者们重点关注乡村精英(社区能人)的作用，并按其产生领域将之分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等类型[53]。本文总结发现国内外都深入研究了经济精英在新内生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如经济精英以超地方代理人身份衔接地方与超地方力量，通过利用超地方知识、技术、资本等先天优势撬动地方资源，促进创业精神的培养及企业的创建[54]；同时，在保留更广泛商业网络的同时发展有价值的地方联系，积极推进乡村经济发展[31]。但受政治体制等原因影响，中国学者也关注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的作用，如村两委干部等政治精英通过与政府部门良性互动，为当地发展寻求项目、政策、资源等超地方力量，同时通过被赋予政治权威来规范村民的集体行为，减轻国家治理乡村成本[55]；而宗族族长、乡贤等社会精英则通过积累的乡村权威来治理乡村，并规范村民的集体行为，同时通过熟人社会的面子关系(如“血缘”“亲缘”“友缘”)等社会资本动员村民参与以争取超地方要素[43]。而且多数地方行动者都具备多重精英身份，并利用其不同身份的人际关系等社会资本谋求乡村发展，探究乡村精英融合、转化，重构乡村精英赋权机制也逐渐成为新内生地方主体发展的研究方向。

2.1.2 国家/政府引导外生力量嵌入内生实践

国家/政府作为新内生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超地方力量，在具体实证中，学者借鉴发展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决定乡村地区多样性和加强不同乡村发展利益攸关方之间平衡合作的体制框架是释放发展潜力的前提[42]。因此，国家/政府需重新定位，加快建立支持合作和能力建设的体制架构，打造新内生发展生态系统，为新内生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如西班牙阿尔梅里亚通过国家殖民研究所展开制度干预，促进了技术创新从而有效利用本土自然资产，推进了其集约化农业的发展，同时通过加强上层规划干预，提出水文计划监管需求来解决繁荣时期的环境外部性问题[17]。此外，国家/政府还应落实还权赋能，打造从控制转向引导、协调的“有限国家/政府”，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合力探索新型治理方式，促进地方(社区主导)倡议的出现和发展[42]。并且国家/政府应更多关注“不受欢迎的”、落后的乡村地区，给予其更多的信任及支持，提供强有力的外生支撑来推进乡村内生潜力的挖掘及发展路径的探索，实现发展需求与实际供给相匹配，从而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56]，如江苏宿迁东风村上级政府通过报道了解东风村实情，加大对东风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及政策支撑，同时成立电子商务协会、培训学校等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以此推进乡村振兴[57]。

2.1.3 社会中间力量协调内生试验与外生支持

随着社会治理转型的推进，社会中间力量作为地方与超地方环境的中间调解员，逐渐成为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行动主体，其推动与倡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内生试验与外生支持的匹配程度[50,56]。在具体实证中，学者们结合嵌入性理论深入探究了社会中间力量(如社会组织、学术组织等)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社会组织作为嵌入式中介，能够将地方行动者与超地方行动者联系起来发展社会资本，通过聚焦不同领域创造多元化服务，增加地方就业，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如仝志辉等[58]发现社会组织的多重赋能嵌入有利于破除乡村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束缚；同时，社会组织通过嵌入国家政策与地方行政体系，更有利于实现乡村治理多元化[59]，如东风村社会化媒体利用当地居民与政府联系，推进创建多主体共同发力的良好创业生态，从而推动淘宝村发展[57]。而学术组织则主要通过加工地方知识并将其纳入更广泛的知识背景，其次通过在本地适用环境中过滤超地方信息为地方发展创造先决条件[60]，如中国科学院知识乡村试验项目团队通过带领村民实地考察(如历史科学检测、生态调查等)更新村民知识并重新定位内生潜力，同时通过创建团购群、加强民间宣传，从而建立当地生产商与外部市场的联系[56]；此外，学术组织也能够充当地方行动的顾问，为当地从业者和政策官员提供概念化的潜在有用工具[46]。

2.2 基于网络视角的新内生发展

新内生网络基于新内生主体而构建，目前对于新内生网络的实证研究侧重于探讨地方网络及超地方网络有机联动的路径和机制[58]。本文总结认为：地方与超地方网络的互动以地方文化为基础，并以社会创新为动力引擎，通过项目活动构建硬纽带，从而实现有机的新内生网络。

2.2.1 以地方文化为基础构建超地方网络互动

“地方文化(知识)”可以作为地方资源进行开发、保护，并表达地方特殊性、刺激地方行动，展现地方发展“软实力”[61]。Ray[27]针对地方文化的作用，提出“文化经济”的概念，认为地方文化可以包装成商品向内推销，也可以向外推广构建领土认同；亦或者融于领土策略以促进地方行动，同时也可以深入挖掘地方文化，打造出特色发展路径，如日本獭户内基于乡村本土文化，通过促进社会参与举办乡村艺术节，探索“创意乡村旅游”发展路径[48]；陈庄在中国科学院知识乡村试验项目团队的带领下深入挖掘其生态资源，通过加强知识培训及社区参与，实现生态转型的知识乡村发展[62]；而Jenkins[61]结合社会资本与网络视角，认为地方文化作为网络资源向内发挥社会资本作用，从而加强地方网络建设，向外能够构建地方与超地方主体间的网络互动。但也有学者强调当地方文化作为社会资本存在时，乡村社会发展存在结构性不平等及社会排斥问题[33]。目前，学者们一致认为重拾地方乡土文化以增强地方文化认同、塑造文化自信能够充分调动乡村地方主体力量，存续乡村社会资本，提升乡村内生发展动力[1]，通过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的潜在贡献，寻求在乡村网络中开发人力和社会资本[23]，并基于“场所营造”“故事构建”等方式讲述地方特色，充分尊重并利用地方文化(知识)，以此提升村民福祉，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63]。但在村民关系高度原子化、村民间社会关联度不足的现状下，单向挖掘地方文化易出现“外动内不动”困局，因此合理把握地方文化，结合地方活动以创建社会联系与场域，将地方文化转化为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成为当下研究的重点方向。

2.2.2 以社会创新为动力驱动新内生网络构建

乡村发展不仅要提升主体能力，更重要的是实现创新开发和创造性发展[1]。社会创新具有与新内生发展一致的价值特征，强调通过自我依赖及自组织解决乡村发展危机。目前学术界对“社会创新”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但学者们都肯定了社会创新是乡村地区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推进可持续乡村发展进程的支柱之一[40,60]。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通过探索与比较社会创新出现的背景和目标[64]、驱动过程[65]、支持手段以及具体行为体[66]，研究乡村在政策、组织、业态、技术等多方面的创新成果。Neumeier[67]发现新内生主体通过特定环境中不同行为者及领土要素的相互作用，引发协同进化学习过程，从而刺激社会创新出现；Bock[40]则刻画社会创新始于公民行动，通过超越乡村地区界限，综合考虑城乡联系和乡村地区再连接，以此满足居民需求来解决社会变革的不均匀影响；中国科学院知识乡村试验项目团队通过搭建跨学科团队共同研发“自然农法”技术，带动江苏镇江陈庄村民实际应用，实现农副产品绿色、高产，并搭建与城市市场的联系网拓展销售渠道，成功实现了“生态型知识乡村”的转型及振兴，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及推广[56]。也有学者关注作为社会创新的特定行为者——社会企业，发挥中介作用联动地方与超地方网络要素，推进基于地方自下而上地展开试验，为乡村地区提供发展动力[49]；同时随着乡村地区数字化发展，基于应用程序寻求智能化措施的社会创新使得乡村发展出现新机遇[1]。

2.2.3 以在地化项目活动为纽带联结超地方网络

地方认同、地方依恋、地方感是连接居民与地方的重要纽带，激励地方行动者创建促进乡村社区发展的项目活动，以此连接地方与超地方网络并获得发展动力。在具体实证中，学者们发现通过多种形式的项目活动构建硬联结(如艺术、知识、技术、生态方面)，有利于促进乡村各方面的振兴，如日本政府基于艺术项目，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将外生艺术发展与内生社区活动相结合，积极推进社会参与的艺术及节日旅游(如濑户内国际艺术祭)，从而实现乡村振兴[48]；中国科学院知识乡村试验项目团队基于长三角乡村转型项目将陈庄作为试验探索区，向上通过正式会议和非正式交流争取发展资金及政策支持，向下联动村民重新定位内生资源价值，展开知识技术培训等内生能力建设项目，于2018年实现从“废弃地”到“示范村”的乡村振兴[56]；东风村依托村民自发创建的电子商务培训项目，为本地村民提供免费的指导及经验分享，推进东风村向电子商务转型发展及产业振兴[57]。同时“项目制”运作能够使村级财务发生根本性扭转和改善，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且提升村庄的经济地位[68]。但由于全世界乡村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乡村发展议程的重点会因地而异[57]，各地乡村地区出于不同的发展目标运营着形式各异的发展项目及活动，从而产生不同的发展网络及路径，当下乡村发展容易忽视乡村现状，盲目引进同质化项目活动，进一步加剧乡村衰落[1]。学者们强调应充分基于地方原创性，摆脱“系列复制”发展[63]，避免陷入“拿来主义”困境，因地制宜地考虑国内各乡村内生要素的潜在优势及其独特的外部环境，建立在地化的项目活动。

3 研究述评与展望

综合来看，现阶段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在新时代乡村发展中展示出较强的综合性和整体性，通过结合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基础，基于系统论观点将乡村视为地域性系统来阐明乡村发展[57]。现有研究从理论建构到实证分析都取得了相应的进展，并产出了较多有价值的发现，但仍有较多不足有待完善：
(1) 现有实证研究多基于新内生发展内涵选择性提取概念范畴与实践经验、做法匹配，但仍无法解决特定现实命题和理论命题上操作性问题。学者们多结合嵌入理论以单一核心主体为主线刻画其地方嵌入性及超地方连接性，关注其在新内生发展进程中的利益诉求与行为逻辑，如探究地方行动者层面如何实现超地方连接性以满足内生发展、国家/政府层面或社会中间力量层面等外部力量如何在地化嵌入乡村实现外生发展。但乡村新内生发展是一个多尺度、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发展过程，通过多尺度的多主体合作来保障认同形成、增权赋能及社会创新[1,46]。不少学者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判别新内生发展行为主体及关系，转译其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博弈及新内生发展路径，但对于新内生多尺度视角下各行为主体间自反性的讨论涉及较少，尚未将协调主体间及网络间关系制度化。
(2) 现有实证研究缺少系统性的行动框架指引乡村新内生发展的落地推进，致使现有研究对于刻画新内生差异化的发展路径都较为宏观且碎片化[69]。新内生发展仅被视为一种价值理念或发展思路，强调“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运作逻辑，但由于乡村发展要素的异质作用，其具体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不存在统一的实践模板[56]。虽然目前新内生发展路径研究多采用案例比较视角，通过追溯各地区共性和差异，有利于加深对乡村发展新内生进程的理解[15]。但现有实证典型案例较多聚焦于成功发展案例且其自然社会本底都较相似，对于普通案例、失败案例较少有研究予以回应，且已有研究尚未总结归纳出各类型自然社会本底的发展路径，其可参考性及“复制性”有待进一步验证[14]。
鉴于此，新内生发展研究从理论建构到实证分析依旧有着充足的研究空间，未来可从以下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1) 多学科视角下乡村新内生发展的行动框架及评价研究
“结构二重性”分别从结构、行动逻辑解读乡村新内生发展中的行动主体及其构建的行动网络，能够体现出新内生发展的核心内涵，但其“二重性”暗含着未能从“整合”取向思考新内生发展。而“共生理论”(symbiosis theory)通常指异质行为主体建立并维系紧密互利、协同共进的关系状态[70]，强调共生单元、共生环境与共生模式三要素综合作用，能够更好地体现新内生发展所强调“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运作状态，因此笔者认为“共生”理论与“新内生发展”理念更能够高度契合。笔者结合共生理论及新内生发展理念，试图从“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三个维度搭建乡村转型发展的理论框架(图3)，为探索新内生视角下的乡村转型发展提供系统性指引。其中，共生单元是指搭建和维持共生关系的行动主体[71]，对应新内生发展的多元行动主体；共生环境是指行动主体相互依存的社会、政治、经济等背景[72]，对应新内生发生的多尺度环境背景；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与共生环境相互交织、作用的具体路径[71]，对应新内生发展的多元主体合作、多层级网络联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同时笔者定义乡村转型发展的共生单元由地方行动者、国家/政府、社会中间力量三部分行为主体构成；共生环境包含地方文化环境、政治制度环境及社会市场环境。基于此框架，未来可深入探究新内生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博弈及多层级网络的交互联动，深度解析多尺度下多利益攸关主体在新内生网络化进程中的核心利益、角色转换及策略转变，勾勒新内生发展地方网络与超地方网络交互联动特征及逻辑衔接，精细刻画新内生发展的完整路径。
图3 基于共生理论与新内生视角下的乡村转型发展理论框架

Fig.3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and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同时，目前新内生发展研究仍主要采用质性方法，较少有学者从量化视角出发探究新内生发展。笔者认为新内生发展水平评价主要包含两部分：其一是内生(自我)发展能力/潜力的评定，侧重于评估地方层面的发展要素，目前已有较多研究对此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但尚未形成统一评价指标体系[73]；其二是外生发展能力/潜力的测算，笔者认为可以从国家/政府层面、社会中间力量层面着手量化评估外部政治要素及市场要素。因此，通过综合内、外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标准化的新内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展开量化评价，从而刻画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新内生发展水平并探究其制约因素及其强度。笔者认为这将是未来新内生发展研究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结合量化与质性研究从而更好地指导乡村新内生发展实践，实现乡村振兴。
(2) 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差异化转型路径及机制研究
笔者认为基于上述理论框架，能够指导分析乡村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形成共生关系、践行新内生发展理念的案例探究。笔者认为新内生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发展初期也许是受到地方强有力的内生力量引领，中期进而吸引外生力量不断介入，在后期两股力量通过互动博弈实现新内生发展；也可能是发展初期受到显著的外生力量介入与引导，中期通过推进地方内生力量培育与发展，在此过程中不断交互协调实现后期的新内生发展，因此根据初始动力及其持续性的差异性，能够将乡村转型发展模式划分为三类：地方主导型、政府引导型与社会支持型(图4)。其中，地方主导型发展初期依靠本土内生力量(即地方行动者)，基于地方文化环境实际情况，挖掘并联动现有发展要素以此吸引国家/政府、社会中间力量关注地方发展，从而助推实现乡村新内生发展；而政府引导型则在发展初期主要依靠国家/政府基于政治制度环境给予的政策优势，调动超地方发展要素，鼓励社会中间力量参与并推动地方力量培育，从而实现乡村转型发展；社会支持型初期依靠社会中间力量，利用社会市场环境所提供的资本、技术等先天优势带动地方发展要素，继而唤醒地方力量的崛起并吸引政府力量的介入。笔者认为未来可通过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验证三种类型的发展过程，综合分析其中“成功案例因何成功，失败案例为何失败，普通案例如何逆袭?”，以此厘清其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总结其共性或异化机制，同时也应该加强国内外案例间的比较研究，以期实现新内生发展中西方经验对话，更好地为相同自然社会本地的乡村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及实践参考价值。
图4 新内生视角下基于初始动力分异的乡村转型发展模式

Fig.4 A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initial dynamic differentiation from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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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Yan, Tang Ting, Hu Xuezhi, et al. DEA-Malmquist assessment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bility of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from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iangsu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22, 50(19): 254-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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