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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3 >Issue 9: 1696 - 1713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09.002

研究论文

城市收缩效应：概念内涵·中国逻辑与东北诊断

  • 孙平军
展开
  •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

孙平军(1981— )，男，湖南隆回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经济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4-01-09

  修回日期: 2024-04-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25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1XJC79001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SWU2209223)

收起

Urban shrinkage effect: Conceptual connotation, Chinese logic, and diagnosis of Northeast China

  • SUN Pingjun
Expand
  •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09

  Revised date: 2024-04-28

  Online published: 2024-09-25

Supported by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China(21XJC790010)

Project of Central University Special Fund Basic Research(SWU2209223)

Fold

摘要

收缩效应作为城市收缩的“因”与“果”而同时存在，是深入揭示城市收缩形成背景、作用机理与科学制定治理策略的前提和基础。针对当前学术界尚未就城市收缩效应形成一个体系化的概念认知与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围绕城市收缩效应的概念内涵及其中国逻辑展开了理论探讨，并就中国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展开效应诊断。研究表明：① 城市收缩效应是指在城市收缩这一特定语境下，城市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相关发展要素在城市与区域、与周边城市及乡村空间关联耦合作用下“再区位”所带来的区域关系、城市内部运行效率和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发展变化的结果反馈，具有综合性和多维表征性、尺度与维度的正负效应之分、路径传导性和发展语境关联性特征；依据关联主体，可将城市收缩效应研究内容划分为区域关系、城市内部运行效率和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发展变化三个维度。② 中国化城市收缩效应研究宜强调解析城市收缩效应生成逻辑的中国化，响应收缩效应治理目标的区域统筹发展观以及响应收缩效应治理手段的以人为本和差别化路径设计。③ 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所带来的收缩效应有正有负，但整体表征出弊大于利；单纯将城市收缩看成是一个人口外流现象并强调单方面的收缩效应显然是不合理的，至于说收缩促进了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与集约化发展在目前看来尚缺乏相应的依据与事实支撑，其反而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城对乡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促使城乡关系向低水平均衡方向发展。研究结果是对现有城市收缩研究的扩容及其中国化思考，可为中国收缩城市治理与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城市收缩; 城市收缩效应; 中国逻辑; 东北诊断

本文引用格式

孙平军 . 城市收缩效应：概念内涵·中国逻辑与东北诊断[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9) : 1696 -1713 . DOI: 10.18306/dlkxjz.2024.09.002

Abstract

Urban shrinkage effect exists simultaneously as the cause and result of urban shrinkage, which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revealing the context and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shrinking cities and scientifically formulating response strategies. In view of the lack of a systematic conceptual cogni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urban shrinkage effect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circl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urban shrinkage effect and its Chinese logic, and the effect of regional urban shrinkage in Northeast China. The research pointed out that: 1) Urban shrinkage effect refers to the feedback of changes in regional relationship, urban area internal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urban resident happiness index brought about by the "re-location" of relevant development factors such as urban population, capital, and enterprises under the action of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coupling between cities and regions, surrounding cities, and rural areas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urban shrinkage.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rehensive and multi-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scale and dimension, path continuity, and contextual relevance of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subjects,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urban shrinkage effec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Regional relationship, urban area internal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urban resident happiness index.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t is appropriate to use the matching meth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panel effect model, and comparative induction method for evaluation. 2) The research on urban shrinkage effe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should emphasize using multi-source data, new technical means, and new concepts to evaluate the urban shrinkage effect in China, analyzing and clarifying the Chinese logic generated by urban shrinkage effect, taking regional overall development as the governance goal in response to the contraction effect, and designing a people-oriented differentiation path as the means to respond to the contraction effect. 3) The urban shrinkage effect of regional urban shrinkage in Northeast China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ttributes, but the overall disadvantages far outweigh the advantages, and it is unreasonable to simply regard urban shrinkage as a phenomenon of population outflow and only emphasize the unilateral urban shrinkage effect. The proposition that shrinkage promotes the large-scale, mechanized, 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Northeast China lacks sufficient basis and support at present. In fact, urban shrinkage effect restrains the radiation driving effect of the city on the countryside to some extent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o a low level of equilibrium.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n expansion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urban shrinkage and its sinicization, which may provide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governance of China's shrinking cities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Key words： urban shrinkage; urban shrinkage effect; conceptual connotation; Chinese logic; diagnosis of Northeast China

城市收缩过程中衍生了诸如经济低迷、住房空置、地方债务风险剧增等系列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1-2]。围绕收缩衍生的影响，学术界展开了广泛讨论且多持否定态度[3⇓-5]：劳动力减少，特别是高素质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不仅会滞缓城市产业结构转型过程，而且可能引致城市陷入老龄化、技术创新水平遭遇巨大冲击等困境[6]；人口规模减少与密度降低，将直接导致城市闲置住宅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大幅上升，同时亦会降低地方政府财政税收并增加其营运成本与财政赤字风险[7]；更会导致城市犯罪率和失业率的上升，以及城市环境及其卫生条件的恶化，进而降低居民整体福利水平等发展负效应[8-9]。实践规划中由此经历了“提收缩而色变”而后才逐渐转向“主动迎接收缩挑战”的“思想洗礼”[10⇓-12]。整体来说，甚少关注城市收缩的积极影响。事实上，城市收缩亦可能成为一个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实现公共服务设施升级和优化城市形态的契机，甚至在某些层面实现助力城市发展，如增强城市生态服务功能、缓解居民负面情绪等[13]。郭源园等[14]围绕中国收缩城市的负外部性分析，认为“城市收缩负外部性会随着市辖区人口的下降有显著改善，但存在类型异质性：郊区化收缩负外部性普遍呈加剧态势，辐射式收缩大多呈减缓态势，而潜在型收缩总体呈恶化态势”。
现有文献中针对城市收缩效应研究尚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概念界定与系统梳理。首先，城市收缩效应具有多维表征性，呈现出如上所述的经济低迷、住房空置、地方债务风险剧增等系列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1]，但已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定性描述层面，习惯性将收缩效应的某个维度外在现象表征或地理事实作为衡量标准而对整体城市收缩效应做出持肯定或否定的诊断，而立足于数理模型和数据统计的定量评价相对偏少，且比较零散、不体系。城市收缩效应到底包含哪些层面，何为正、何为负，目前尚缺乏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其次，城市收缩效应作为城市收缩的“因”与“果”而同时存在，是深入揭示收缩城市形成背景、作用机理与科学制定相应策略的前提和基础。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意味着对收缩效应的综合诊断及其规划响应宜立足于具体的发展语境去权衡，探寻城市收缩效应的中国本土化研究尤为必要。再者，收缩城市是立足于实体城市范围(对应市辖区或县城范围)而落实精准识别的，那么对应的城市收缩效应范围如何划定?实体城市范围还是更大尺度：将关联区域与乡村纳入整个分析框架?值得斟酌。
在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核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布局导向下，加上少子老龄化和区域产业结构空间重构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叠加影响，位处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亦涌现出一个个的收缩型城市，其中东北地区最为典型且呈现为区域性城市收缩特征 ① [15]，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但褒贬不一，给传统基于增长情景模拟的城市—区域规划范式带来极大冲击与挑战，也给新时期国家构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带来了重重“关卡”和“障碍”。为此国家发改委于2019、2020年先后出台相关文件并提出“瘦身强体、严控增量和行政区划调整”的发展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该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国特色基本国情、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发展成为落实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推进收缩城市规划响应及其空间治理也由此成为新时期广大地理学者、城乡规划实践工作者新的使命担当和历史责任。科学认知和理性诊断城市收缩效应更是关键。
鉴于此，本文围绕城市收缩效应之概念内涵、内容构成、尺度效应和中国逻辑等内容展开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效应进行诊断。以期实现：其一，明晰、规范与扩展完善城市收缩效应研究的基底逻辑和知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城市收缩效应研究的中国逻辑，推动城市收缩效应的中国本土化研究；其二，系统剖析和科学诊断认知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效应的合理性，旨在为东北落实收缩规划响应与空间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

1 城市收缩效应概念辨析与内容构成

1.1 概念界定及其内涵辨析

效应，在汉语词典里是指由某种动因或原因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科学现象，引申为“在有限环境下，一些因素和一些结果而构成的一种因果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其是行为主体做功、相关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产物。城市收缩效应是指在城市收缩这一特定语境下，城市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相关发展要素在城市与区域、与周边其他城市、与乡村空间关联耦合作用下“再区位(收缩行为)”所带来的区域关系、城市内部运行效率和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发展变化的结果反馈。其中涵盖了如下三层逻辑关系：第一，收缩行为的特征描述，是城市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相关发展要素不断外流及其“再区位”(现象)的集中表征；第二，收缩行为引致了区域关系、城市内部运行效率和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发展变化等的收缩结果反馈；第三，收缩行为的出现是根源于收缩城市及其与周边区域空间交互关联之内部—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产物。具体内涵如下：
(1) 收缩效应的多维表征性。首先，从关联对象来说，其不仅是对城市内部运行效率的表征，更是兼顾着对区域与城乡、公平与效率等的逻辑辩证关系的映射——是否符合国家—区域整体功能定位、彰显综合效益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公正等。故此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收缩效应是指收缩对城市内部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统称；广义收缩效应除此之外还包含对区域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影响，范围更广。其次，从系统构成来说，涵盖了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多个维度，如收缩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涉及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生态环境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等多维效应。再次，从影响因素来说，收缩效应关联着就业、GDP、地方财政收支、建成环境、居民幸福指数等多个要素。可见，城市收缩效应具有多维表征性和系统综合性特征，过于片面的城市收缩效应认知论，有可能会成为制约科学落实收缩城市规划响应与空间治理的“桎梏”和“障碍”。
(2) 收缩效应具有正负之分与尺度—维度异质性。从资源配置效率来说，收缩引致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发展要素的“再区位”[16]，本质上是一个市场经济对资源起决定性基础配置的市场行为与过程产物，逻辑上符合构建全国统一要素大市场的战略安排。
首先，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城市收缩可能源于更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区域优化配置效率而产生正向效应：促使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效应的形成——当前构筑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家战略本质就是基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效应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效率论：城市群、都市圈作为增长极通过对外围(收缩)城市的“空间剥夺”、收缩城市通过将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发展要素流入城市群、都市圈而实现国家—区域尺度要素配置的效率最大化，助力区域发展。当然期间可能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忽视了经济增长之外的安全与公平，例如国防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社会稳定、区域公平等。
其次，在城乡层面，城市收缩的加剧加快了农村人口的外流，其一方面可能引致越发凸显的农村空心化等“三农”问题，另一方面却是一个不断释放生产力、提高耕地资源集中度的发展过程，为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并非简单的农民工回流，而是需要懂技术、懂市场、懂数字经济、擅长创业和农产品营销的“新农民”，收缩则为农村土地流转、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收缩同样也有可能为全国摆脱当前因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而呈现出的城市“用工荒”提供有力保障，从而衍生出收缩正效应。但到底为正为负需要综合权衡。
再次，在收缩城市层面，收缩意味着城市发展能力受限、发展效率下降，影射的是经济增长低迷、地方财政自给率下降、住房空置等问题。但表征的收缩效应可能存在维度差异性：经济系统呈现出发展受限甚至衰退的收缩负效应性特征；社会、基础设施系统由于人均占有量的提升而在数量上表征出收缩正效应性特征，但是否合理、可持续有待进一步探究，如人均公共汽车数、人均道路面积等，存在空间错配(人口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不匹配)和设施更新缺乏财政支撑等不足。等不足；于生态环境系统由于人对地作用强度的显著下降而表征出收缩正效应性特征等，维度差异性特征十分明显。
可见，收缩效应具有尺度—维度异质性，存在收缩正负效应之分，笼而统之谈论城市收缩效应如何、又该如何去响应与治理等，可能会出现“药不对症”“画虎而类猫”的尴尬，实践中需要立足多尺度多维度进行综合权衡。
(3) 收缩效应在区域关联和城市内部挤出交互耦合的收缩过程中产生，具有路径传导性。收缩致使城市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发展要素因投入产出效率下降而发生空间“再区位”、城市发展能力受限和地方财政税收显著下降及其对地方政府行使“事权”的束缚——基础设施配套与更新、城市建成环境改善、棚户区改造等因缺乏资金而被搁置，衍生出收缩负效应。同时因城市人口规模减少而使人地矛盾冲突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以及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占有水平的提升，表征出收缩正效应；但也有可能存在人口与资源的空间错配问题。概而言之，城市收缩效应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传导性，通过收缩影响城市发展能力、地方财政税收和城镇常住人口规模而表征出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投入产出效率、居民幸福指数等的发展变化及其正负效应之分。笔者在城市韧性研究中将其归结为如下两种传导路径[16]：其一，源于收缩而使人口外流引致人均资源占用量的变化(或人对地作用强度的减弱)，称之为存量传导路径(简称路径1)——收缩带来人口外流→引致韧性指标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得到提升→引致社会韧性、生态环境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等子系统韧性的提升→引致收缩正效应的出现(是否可持续有待后续深化)；其二，源于收缩而使城市发展受限引致发展能力与效率变化，称之为发展能力与效率受限传导路径(简称路径2)——收缩带来城市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发展要素不断外流及其耦合效应的出现→引致城市发展能力受限、发展效率降低、地方财政税收受限→引发立足发展效率变量指标的城市经济韧性的下降→引致收缩负效应的出现。对于收缩对城市脆弱性、土地集约利用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居民幸福指数等其他方面的影响，亦遵循与此相同的解析框架和传导路径。
(4) 收缩效应的规划响应及其空间治理具有发展语境异质性。收缩效应是城市收缩问题的集中映射和结果反馈，也是落实收缩治理与规划响应的依据和基础前提。如上所述，收缩效应是在区域关联与城市内部挤出交互耦合引致的收缩过程中所产生，呈现出十分凸显的语境关联性和本底约束性——收缩效应强度、正负属性及其维度—尺度差异性与收缩城市本底基础不同等，决定了收缩规划响应与空间治理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不尽相同：虽然存有诸多的“共性”，但亦存在因城市性质、尺度规模、主体功能定位、发展阶段、历史基础和地理区位乃至其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差异性，决定了其收缩规划响应与空间治理的差异性。
第一，城市性质与主体功能定位层面。任何性质类型的城市对收缩效应进行规划响应与空间治理时，遵循的基本逻辑在于如何满足与精准落实城市主体功能定位及其特殊使命目标上，存有发展语境的异质性。如粮食主产区城市收缩效应响应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保障粮食产量与生产的可持续性；民族自治区和边远贫困地区城市收缩效应响应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社会稳定、公平正义乃至生态安全；资源枯竭型城市收缩效应响应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产业转型升级与接续替代产业培育以及社会稳定；边境口岸城市收缩效应响应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边境国防安全和深化对外改革开放等。针对东北呈现出区域性城市收缩现象的响应与治理亦是如此，其影响的不仅是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均衡问题，更是关联着“五大安全”战略的落实。
第二，尺度层面。以地市为载体的收缩城市与以县域为载体的收缩城镇所面临的收缩治理的落脚点并不相同，收缩城镇密切关联所辖的广大农村地区，大多以服务广大农村地区并落实推进城乡统筹高质量发展为基准，而收缩城市担任着所辖市域范围内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其影响范围更广、更为错综复杂，收缩治理的目标也始终在围绕着如何提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发展势能”、扮演好区域中心与经济引擎的主角角色、推动市域一体化、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等方面做出安排；二者存有规划响应和空间治理的尺度差异性。
第三，维度层面。不同类型收缩效应所对应的收缩问题并不相同，如住房空置、城市空地、经济低迷、就业问题、地方债务风险、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收缩问题，需要分类别有针对性地予以规划响应与政策空间落实，实行差别化治理。

1.2 收缩效应的内容构成

城市并非一个孤立的个体，时刻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转化与传递，涉及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的空间关联和交互影响。城市收缩本质是城市区域发展要素集聚能力在区域空间关联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相对或绝对下降的结果映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城市收缩无疑带来了如上所述区域关系、城市内部运行效率以及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的发展变化。其中：区域关系表征出收缩对区域城镇结构体系合理性、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影响[17]；城市内部运行效率表征出对城市经济发展与就业、资源利用效率(住房空置、用地空置、职—居—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匹配性)、城市发展韧性—脆弱性—可持续等的影响；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表征为对地方财政收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城市生活环境质量等的影响。具体内容构成如下(图1)：
图1 收缩效应结构

Fig.1 Structure diagram of shrinkage effect

(1) 收缩对区域关系的影响。首先，城镇是城—乡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收缩过程可能通过影响城市发展能力而限制其对广大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影响城乡一体化发展[18]；在此过程中，同样可能通过引导乡村人口不断外流[19]而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推动农业机械化与规模化生产，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其次，城市是区域城镇体系中的一员，收缩可能影响区域城镇体系的合理化发展而带来对区域整体效应最大化的影响、对有关区域特殊使命要求的影响，如社会稳定、民族和谐和边境口岸城市国防安全等[20]；呈现出区域性城市收缩更是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2) 收缩对城市内部运行效率的影响。首先在城市发展能力受限上，人口流失是城市收缩过程中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但本质是城市各类资源要素不断外流而使城市发展能力受限的结果表征——人口流失体现在劳动力数量减少，20~29岁青年人群是人口流失的主力军，将会导致城市面临持续性萎缩和老龄化以及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1]；同时亦会引发两个间接性影响：其一，体现出人力资本质量的整体下降，高素质劳动力由于其较高的自我选择性而更容易流出[22]，可能造成人力资本流失背后知识和技术创新水平的下降而对地区生产效率的提升起到极大的抑制作用[23]；其二，体现在与人力资本相匹配的相关发展要素(如工厂企业、资金等)也随之流失，可能加速城市收缩过程而进一步抑制城市发展能力，尤其对高技能、高素质产业发展的束缚[10]。
其次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人口持续减少必然引致空置住房的大幅增加[24]；同时随着废弃住宅和各类闲置建筑物的拆除，收缩城市出现了大量剩余的棕地[25]，引致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空置建筑的拆迁问题亦可能造成大量建筑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26]，降低资源利用和回收率；更有甚者，收缩城市甚至呈现出人口流失和空间扩张同步进行的怪像[27]，进一步降低其土地利用效率；同时人口大量流失必然导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量减少，然而收缩城市的实体空间难以伴随其收缩过程而同步缩小[28]，源于人口与资源的空间错位问题，势必会造成社会公共资源利用效率的降低。
最后在城市景观与空间结构层面。研究指出，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空间结构变化，地方政府的开发投资重点一致转向新区，导致城市内部区域间的地理景观、空间功能出现巨大差异，城市空间破碎化特征显著[29]。
(3) 收缩对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的影响。目前持有两种相异的观点：一类持否定的批判观点，认为城市收缩过程中所造成的失业、贫困、犯罪、社会分化等负外部性问题会降低居民福利水平[30]——收缩过程往往伴随投资水平下降和就业岗位减少，以及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收入下降而影响居民生活质量[31]；同时收缩导致地区财政收入降低而对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供应能力产生影响[32-33]；房屋空置、社区破败以及城市环境卫生恶化等问题亦会降低城市居民的居住体验[34]，影响居民整体福利水平。另一类观点并非全面否定，认为收缩为改善城市宜居性(如广场、中心停车场、绿地等)提供契机，如部分研究案例证明了城市收缩能够通过改善生态环境、缓解交通拥堵等问题而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13,35]。但在社会公平公正上，大多学者认为收缩可能导致公共服务供给减少、弱势居民利益被进一步剥夺，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36-37]。
可见，收缩效应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具有表征的多维性和正负属性之分以及研究范围(即狭义与广义收缩效应之分，现实中通常将二者等同看待，或倾向于狭义收缩效应的理解，极为不妥)和研究尺度的差异性。基于区域统筹观，对其进行系统化理性认知是科学诊断收缩效应合理性的前提，片面强调单维度的收缩效应可能会适得其反，不利于决策者为此制定更为科学而具针对性的响应之策。

1.3 收缩效应的诊断

诊断收缩效应的存在性及其正、负效应的尺度—维度表征性是开展收缩城市效应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城市收缩效应诊断本质是一个如何在观测数据下进行城市收缩行为的因果效应评估，理由是收缩效应是源于城市收缩行为的“因”而换来城市发展多维度受影响的“果”的集中映射。区域关联上观测收缩城市发展要素集聚能力(简称“发展势能”)的绝对或相对下降而对区域整体效益的影响：区域一体化和城乡统筹高质量发展价值目标是否受影响；城市内部运行效率上观测城市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相关发展要素不断外流的收缩行为对城市发展能力及其投入产出效率所带来的发展变化情况；居民幸福指数上观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全方位减弱对居民拥有不同维度基础设施供给能力(水平、质量与可达性)的影响情况。与相关性相比，因果效应评估更强调收缩行为通过何种要素及其路径传导作用而产生影响，分析结果上更具可解释性和可靠性，毕竟数据相关并不代表必然的因果关联。
针对因果效应评估，目前学术界比较常用的评估方法有匹配法(matching)，又分为协变量匹配(covariant matching，CVM)和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以及政策实施效应方面的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和多样本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及其效应检验等方法。但这些评估方法运用于城市收缩效应的诊断研究甚少，虽然基于多样本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及其效应检验法略有涉及，但整体研究数量不多。也有学者基于比较归纳法，通过将研究对象进行“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不同发展阶段收缩城市以及不同成因类型收缩城市”分组，综合比较收缩行为及其强度所带来的差异化影响，来综合诊断收缩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影响因素的传导性[38]，这与政策实施效应评估采取的双重差分法之通过设置对照组来达到诊断、评估目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总体说来，如上所述，当前关于城市收缩的效应诊断基本停留在立足于经验主义的定性描述。
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城市收缩效应生成的“因”必须融合到评价“果”的指标体系选择与构建中去，也就是说，评估指标选择一定要凸显城市收缩的行为特征及其耦合效应性——主导影响因素及其路径传导性。如在城市韧性的收缩效应诊断中，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除了需要彰显韧性的内涵外，也需凸显城市收缩的行为作用与影响。城市收缩是城市人口、工厂企业等发展要素不断外流(行为与现象)及其效应耦合(结果与表征)的集合，通过城市人口外流影响资源人均占有量，源于发展要素外流影响城市发展能力和运行效率，进而影响城市地方财政收入及其收支比、城市建设投入水平和人对地的作用强度，所以在韧性指标设置上，需要考虑指标前缀“人均”“每万人”以及对“发展”和“投入”的释义。其他诸如脆弱性、居民幸福指数、土地集约度等[38]收缩效应诊断亦如此。其次，需要区分与辨析指标的累积存量性和动态变化性的差别，以及城市人口与相关基础设施空间分布的空间错配错位问题。避免陷于“就数据论收缩效应诊断”的尴尬局面，导致分析结果的似是而非。

2 响应城市收缩效应的中国逻辑

辨析城市收缩效应的概念与内涵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响应治理。城市收缩效应的生成逻辑如上所述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发展语境关联性，对其响应治理需要立足具体的关联语境去展开。针对中国城市收缩效应的响应治理必须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治理目标、体制机制环境等)”的基本逻辑去落实。

2.1 强调多源数据、新技术手段、新理念对中国城市收缩效应的评价

大数据时代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处理可以实现对事物之间的关系形成更为精准的判断。针对城市收缩效应，如上所述，已有研究源于数据可取性的限制而大多选择立足于经验主义的定性描述，习惯将收缩效应的某些维度外在表征现象或地理事实作为衡量标准而对整个城市收缩效应作出持肯定或否定的诊断，而立足于数理模型和数据统计的定量评价相对偏少。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集约用地、保护耕地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针对收缩过程中引致的住房空置、城市空置地、城市居民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匹配水平等低效用地情况如何识别与测评可谓困难重重。采用传统的实地调研或立足西方发达国家的识别方法难以实现，例如住房空置率，中国城市住房基本是一些多高层住宅，而西方国家多为1~3层独栋的别墅住宅，因此，新时期响应城市收缩效应的中国逻辑应该强调尊重科技发展、充分利用新技术挖掘多源数据、新技术手段、新理念对中国城市收缩效应的科学评价。

2.2 强调解析城市收缩效应生成逻辑的中国语境

城市收缩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因果循环过程，其所产生的收缩效应，以城市收缩的“因”与“果”而同时存在[39]。城市收缩是一个嵌入全球而根植于本土化的世界性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其形成背景与作用机理存在发展语境的差异性(区域异质性、国别差异性)，亦表明城市收缩效应的生成逻辑具有语境关联性。解析中国语境城市收缩效应的生成逻辑，需要将其关联与之相关且彰显中国特色的根植性、本土化异质性因子。如基本国情、中央“统”—区域“合”—地方“分”(中央统筹→鼓励地区联动→重点带动突破→注重内生嵌入)的体制机制环境，具体对应到“产权区域→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统一→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税制→中央对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和财政转移支付”的等级化行政体制[40]，及其由此形成的“中央经济→地方(区域)经济→省域经济→市域经济→县域经济→乡村经济”的垂直型区域经济关系[41]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以及彰显人本主义情怀的新型城镇化等，强大的地方政府组织与政府行为使中国城市收缩效应的生成逻辑完全有别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完全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立足中国语境开展城市收缩效应生成逻辑的本土化思考可能使其更富有解释力和现实意义，将有助于“中国方案”的形成和“中国经验”的凝练。

2.3 强调响应城市收缩效应治理目标的区域统筹发展观

在发展中落实安全与保护、效率中追求公平与可持续性，实现城乡统筹、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政府推进城市—区域发展战略布局以来一直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和目标导向，强调区域综合效益的最大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底线思维以及城市—区域一体化的治理逻辑[15]，并紧紧围绕发展着力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和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增强抵御外界越发不确定性的“抗扰动”能力而对城市—区域发展治理进行统筹布局。意味着响应城市收缩效应不能“就收缩论城市、就城市论治理”，强调在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中落实收缩效应的规划响应与空间治理，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定位大框架下设定与选择具体的治理目标和治理思路：契合国家对该城市—区域主体发展功能定位，如边境口岸城市强化国防安全和深化对外开放的主体功能，粮食主产区强化粮食安全生产和耕地保护功能等，强调综合效益和整体战略目标定位的统筹布局，以区域主体发展功能定位为着力点，在“集约用地、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的导向下置收缩城市于区域统筹发展中响应城市收缩效应的治理逻辑。

2.4 强调响应收缩效应治理手段的以人为本和差别化路径设计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只有通过城乡统筹、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路径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响应城市收缩效应治理应该满足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立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底线思维，满足通过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本体论逻辑；即要满足以家庭为单位的人的全面发展、充分生活和充分就业，就需要不断提升收缩城市的活力及其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单纯强调“精明收缩”的治理理念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与满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发展诉求。其次，强调多级政府联动治理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中国政府运用集体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收缩城市通常面临严重的地方债务风险，财政自给能力较差，为了保证基本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底线思维，需要上级政府的财政拨款与统筹兼顾；同时，城市收缩伴随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将变得越发凸显而遍在，需要上级政府统筹各部门有针对性地落实规划响应，充分发挥强大政府对响应收缩效应的积极作用。再者，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差异显著，意味着响应城市收缩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和差别化调控路径的设计。

3 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效应的综合诊断与认知

3.1 研究区域概况

中国东北(本文特指东北三省)因特殊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结构及其发展阶段性特征而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布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不可取代的地位与作用——曾凭借钢铁、煤炭石油、重型机械等产业发展而一跃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经济发展与建设的主板块，通过输送能源矿产木材等原材料、粮食和重型工业产品而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战略地位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考察调研，为东北振兴把脉定向：在2018年座谈会上强调东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关乎国家发展大局”；在202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会议上再次强调了“推动东北振兴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东北地区资源条件较好，产业基础比较雄厚，区位优势独特，发展潜力巨大，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② ”。
但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持续深化改革，对外开放以及以效率为导向的“向海”经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空间布局导向，加上东北内部矿产资源日趋枯竭等多种因素的交叠影响，东北先后衍生出“东北现象”[42]、“新东北现象”“后东北现象”[15]等区域发展问题而被动演化成为国家在落实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战略布局中的“问题区域”(图2)，现已演化成为全国城市收缩现象最为典型、收缩城市最为集中的典型代表区——无论从人口流失规模还是少子老龄化结构变化，抑或所引致的多维度城市收缩效应(如地方财政自给率和债务风险等)还是所识别的多尺度收缩城市与收缩城镇，东北已呈现出十分显著的区域化城市收缩现象。给新时期构筑全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
图2 东北现象时间线

Fig.2 "Northeast phenomenon" timeline

针对东北现象与东北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若干建议(2003年)→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2012年)→走出全面振兴东北新路子(2016年)→提出新时代的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2018年)→推动东北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2023年)”的战略安排和发展布局(图3)；2024年更是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东北全面振兴，面临新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如何充分发挥东北比较优势，加快落实与强化东北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显得尤为必要而迫切。其中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是东北推进全面振兴中拟重点突破与优先解决的关键性科学问题，但如何认知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及其收缩效应目前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
图3 东北振兴重要政策和东北三省GDP占全国GDP份额的变化

Fig.3 Important policie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changes of the share of GDP in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in the national GDP

3.2 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认知观与响应观

针对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目前学术界持有两种相异的认知观和响应论[15]：一种观点认为其是全国城镇化与市场化发展结果的现象表征，具有客观的使然性——在以效率为导向围绕“向海”“向江”经济而构筑形成全国层面“T字型”国家整体经济战略布局的大框架背景作用影响下，东北由于远离国际国内市场而缺乏效率保障。从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源于地缘政治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被赋予鲜明的计划经济特色而带来的快速发展，并不适宜当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时代，当前表征出来的城市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外流以及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是市场对计划经济时代带来的快速发展的一个“修正”及其常态化“回归”，同时认为城市收缩有助于强化东北的“粮食安全”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与规模化，以及降低人地作用强度而有助于落实东北生态安全，故此强调顺其自然、不必大惊小怪的无为而治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是一种不合理的“市场失灵”，是区域发展能力、发展效率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持续下降的集中映射，是对国家整体效益最大化的损害，源于城市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发展要素外流不仅进一步加剧了“新旧东北现象”和东北问题的凸显，而且也在不断加大东北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障碍与损害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故此强调带有尺度属性的差异化的“活力再生”与“精明收缩”相结合的城市收缩响应观。
两种互异的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认知观和响应论，本质在于对城市收缩效应存在认知偏差和缺乏对区域发展环境与发展阶段响应而形成的差异化结果。首先，在区域发展环境与发展阶段响应上，中国在以效率促发展保公平的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发展阶段，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是以适当牺牲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来提升全国层面整体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实现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所说，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其他人和其他地区再富起来，基本前提和实现路径是通过对外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外资和国际大市场而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来实现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以达到提升效率的目的。而今时代在变化，随着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经济形势转变与发展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剧，国家提出了构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安排，以期通过扩内需、调结构、落实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时期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动力和实现形式。与此同时，东北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善为其边境口岸城市的深度改革开放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意味着依然将东北看成是一个远离国际国内市场、效率相对低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边缘区显然已经不再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重新认知东北在国家区域发展大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妥善处理呈现出的区域性城市收缩问题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
其次，在城市收缩效应的认知上存在偏差，第一种观点将人口外流等价于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加及其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生态环境和居民幸福指数的改善，但事实上，人口流失不是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机械化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其亦可能导致农村空心化和“撂荒”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现实中普遍存在。众所周知，城镇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和主体，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单纯通过人口外流而限制城镇发展能力显然无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个效应显然是可能存在的，因为人对地的作用强度在该过程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降低；但对于居民幸福指数的改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城市收缩通常存在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与人口分布的空间错位问题，而且缺乏足够的资金对基础公共服务设施进行更新与改造，并不必然带来实质性的收缩正效应。相反，第二种观点将其看成是城市—区域发展能力受限、发展效率下降的结果映射，似乎更具解释力和现实意义，表征出来的经济发展低迷、地方债务风险剧增、土地资源空置低效等形象地验证了这一点。那么，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效应到底是正是负，或者说哪些为正、哪些为负、正或负哪个占主导地位，是清晰认知与科学响应东北区域性城市的前提与依据。下文据此依据上述构建的城市收缩效应从三个维度对此展开系统性诊断。

3.3 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效应诊断

(1) 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已经成为区域协调、城乡统筹高质量发展的“桎梏”与障碍
其一，伴随人口流失(第六次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东北流失人口数高达1101万，也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较为严重的区域)与经济发展滞后的恶性循环，东北已成为引致中国南北差距的重点区域且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也由此成为当前中国解决南北差距的关键节点区——东北GDP占比一直处于下降态势，由2000年的9.45%下降到2020年的5.05%，下降幅度高达46.6%(图3)，是北方GDP占比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人均GDP相对于东部地区基准价，由2000年的73.8%持续衰落到2020年的55.6%[43]；安树伟等[44]的研究也指出，“自2014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南北方向上”，东北等的成片塌陷导致了北方的相对落后[45]；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将东北剩余劳动力和资金、技术等的空间“再区位”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二，东北区域内部，竞争大于合作，中心城市首位度持续走高，沿哈—大城市走廊呈现出明显的核心—外围特征和区域空间极化现象，2010—2019年期间，哈尔滨市的城市首位度由3.16增长至3.42，长春市由2.4增长至3.64，但是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极其有限，反而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空间剥夺”现象[15,46]——通过“极化效应”剥夺腹地来填补自身在区域空间关联中的损失(如高素质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等)，都市圈、城市群等区域一体化终极形态依然任重道远。
其三，城乡一体化层面同样如此，作为中心的城镇源于收缩导致自身发展能力(城镇区域发展要素集聚能力)的相对(或绝对)下降而难以发挥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中心“城”对外围“乡”的辐射带动作用，驱使城乡关系趋向于各自相对独立的稳态化低水平发展，且城乡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呈现出不断扩大的发展态势。农业机械化[47]、现代化水平[48]在2010—2019年期间都呈现出某种增长趋势，人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人均粮食生产产量也均呈上升趋势(表1)，无论是增长规模还是增长速度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似乎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在促进东北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和现代化发展，事实是否如此?
表1 东北人均粮食产量与人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010—2020年)

Tab.1 Per capita grain production and per capita grain crop planting area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2010-2020

年份 人均粮食产量/kg 人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亩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全国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全国
2010 406 1036 1309 418 1.09 2.45 4.48 1.25
2011 465 1154 1453 438 1.09 2.48 4.50 1.26
2012 472 1216 1503 452 1.10 2.51 4.51 1.26
2013 500 1291 1566 462 1.10 2.61 4.52 1.27
2014 399 1284 1628 466 1.11 2.73 4.58 1.28
2015 456 1325 1654 479 1.13 2.77 4.63 1.29
2016 480 1355 1592 476 1.11 2.76 4.66 1.28
2017 533 1524 1953 474 1.19 3.06 5.60 1.26
2018 502 1340 1985 469 1.20 3.11 5.65 1.25
2019 558 1438 1994 472 1.20 3.15 5.73 1.23
2020 548 1569 2347 474 1.24 3.55 6.83 1.24

注：1亩=1/15 hm2。数据来源于2011—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此引发思考：城市收缩是如何对其产生影响的，因为人口外流所致?事实上，东北农业发展与国家全面推进东北振兴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举措直接密切相关，城市收缩既不是东北农业规模化、现代化、集约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是必要充分条件，反而可能源于作为中心的城镇发展能力受限而在制约城市对农村的反哺辐射带动作用，致使农村空心化与撂荒现象的出现。通过城镇化途径有序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反而是促进农村农业规模化、现代化、集约化发展的健康之径。
王志浩等[49]的研究也指出，东北是中国人力资本流失最为显著的区域，伴随“以高素质青壮年为核心的人口流失→经济不景气→人口进一步流失”的恶性循环而形成对经济的拖累，导致其内部人力资本的低效配置，具体呈现出“大多数产业体现出对人类资本的高需求弹性，而基础工业和公共性服务的人力资本配置比例过高”的演化特征，区域性城市收缩将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形：带有一技之长或者高学历的高素质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将造成区域创新能力、产业转型、产品升级技术储备等的缺失或不足而进一步加大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差距，造成与之组合的其他相关发展要素(资金、工厂企业、技术)的进一步被“空间剥夺”。东北在落实“五大安全”的战略使命时，粮食安全层面，在当前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新时代的“新农民”要求懂机械化生产技术、懂新式培育播种技术、懂新型农产品数字化营销技术，离不开对高素质人才和人力资本的现实诉求，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对此更是一种消极性打击，无助于农业现代化、集约化发展。因此，从这个视角来说，单纯将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看成是一个人口流失与规模总量减少的现象之说显然是不合理的。
(2) 区域收缩城市呈现出发展能力受限、资源利用低效等特征
其一，城市活力与经济发展层面，呈现出收缩城市区域发展集聚能力减弱，发展能力受限等特征。城市需要时刻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转化与传递，通过城市区域发展要素聚集能力的动态变化而表征出增长或收缩特征：在与区域关联和空间相互作用下，城市区域发展要素聚集能力增强则城市呈增长扩张趋势，减弱则城市呈收缩态势。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过程中，城市活力、经济增速和失业率等都在不同程度表征着收缩城市发展能力受限、发展效率下降的地理事实。首先，在城市活力层面，冯章献等[50]通过对东北收缩城市与增长城市的比较归纳分析，发现收缩城市的综合活力水平较非增长城市而言明显要低，经济系统表现得尤为显著，水平普遍偏低，对应的营商环境亦如此；其次，在经济发展层面，据统计，在2010—2020年间，东北收缩城市的经济增速与人均GDP与全国、东北区域平均水平相比相差较大、失业率指标亦呈现出动态的螺旋式增长趋势等[51]，导致东北GDP占比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图3)；李秀霞等[52]的研究也指出，东北(人口)收缩源于制约了经济、就业密度和能源供应水平的提升以及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而引致凸显的经济负效应。
其二，资源利用效率层面，首先表征出十分显著的住房空置现象。刘艳军等[53]从居民用电量视角估算了2013—2018年间东北典型资源型收缩城市伊春市的住房空置率，结果发现：随着收缩阶段的演进，其空置住房和住房空置率总体表征出波动式上升趋势，人口流失等因素导致了城市内部住房空置的空间分布格局；李彦凝[54]以黑龙江省某典型县级收缩城市为例展开分析，同样发现其空置率远高于国际国内普遍认知的城市合理空置率阈值；对应到住房价格和土地财政上，梁晓璇[55]通过对2009—2019年东北三省城镇人口变化对商品房价格的非对称影响展开研究，发现城镇人口收缩对商品房价格存在阶段性负向影响，集中发生在2014—2019年城市收缩集中形成发展阶段；孙倩等[56]基于全国277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了城镇人口变化对城市住房价格与土地财政交互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东北住房市场活跃度相对偏低，其中城镇化影响不显著，指出源于近些年东北呈现出的人口流失所致，导致其城市住宅土地价格使用权出让价格下降，土地财政严重受限。其次表征出低效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孙平军等[38]基于对2010—2019年间东北34个地级市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收缩城市不同发展阶段(收缩初期、中期、后期)以及不同收缩类型收缩城市的比较归纳分析，揭示出东北收缩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存在明显的“收缩效应”：收缩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整体水平要远低于非收缩城市，且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集约度随着城市收缩阶段的演进而在不断下降；徐惠孝等[57]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对资源型城市伊春市的实证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收缩促使城市建设用地效率向低水平均衡方向演进。
(3)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呈现出阶段性和维度差异性特征
居民幸福指数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和检验社会良性发展与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依据。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将其概括为“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生态环境指数”的综合 ③ ；也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主观居民幸福指数(侧重居民心理上的变化，情绪上是失落还是满足、高兴还是郁闷等)和客观居民幸福指数(侧重居民生产生活物质性影响，如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建成环境质量、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水平等)两大类[58]，但现有研究基本集中于后者。从这些指标来看，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和维度差异性。
其一，收缩通过影响城市公共资源人均占有水平和地方财政供给水平而给城市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和社会文明指数带来阶段性的影响：收缩初期，源于人口外流引致人均城市公共资源占有水平的提升而让城市居民感觉收缩并非坏事，人均享有的公共资源反而显得更多了[58]，带来收缩正效应的出现；但随着收缩阶段的演进，源于收缩引致经济发展低迷、失业率剧增，以及地方财政受限与地方债务风险剧增而导致城市公共资源相对缺乏更新与维护资金的支撑而被迫降低对居民生活质量的有效供给，引致城市社会健康、福利和文明指数的下降，带来收缩负效应的出现(具体作用机理见图4)。如李倩[59]通过对吉林辽源收缩城市中的公共服务被空间剥夺的实证分析得出“城市收缩问题越凸显，城市遭到公共服务被空间剥夺的居住小区所占比重越高”；陈立雪[60]对吉林省城市服务业的活动强度分析得出类似的结论，“随着城市收缩程度加剧而引发城市服务业活动强度明显降低，供给呈现出不足”；刘菊等[61]基于比较归纳法对2010—2019年东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在该研究期内，东北34个地级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整体呈现出螺旋式动态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收缩效应”(负效应)——整体呈现出“收缩后期城市<收缩中期城市<收缩初期城市<非收缩型城市”的演化规律。
图4 城市收缩对地方债务及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Fig.4 Impacts of urban shrinkage on local government debt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过程中引致了地方财政严重缩水、城市债务风险剧增。据统计，2010—2019年间，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引发区域公共预算收入及其收支在全国总份额中的占比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公共预算收入占全国比重由2010年的4.05%下降到2019年的2.64%，公共预算支出占全国比重由2010年的8.05%下降到2019年的6.15%[15]；李珂等[62]和王振宇等[63]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指出东北是中国地方财政收入波动性最大、收支失衡最显著的区域，也是中国地方债务风险最大的区域——截至2022年末，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10980亿元、7291亿元、7168亿元，排在全国第14、24、25位；但由于东北三省GDP规模相对有限，其地方政府负债率(债务余额与GDP的比值)分别达到37.9%、45.9%、54.8%，排在全国第12、7、3位。也由此限制了地方财政对居民幸福指数的保障能力。
其二，收缩通过降低人对地的作用强度和幅度而使生态环境指数表征出相对显著的收缩正效应，即伴随收缩进程的推进和程度的加深，生态环境质量不降反升，属于典型的收缩正效应，源于人口外流及其生产生活互动的减弱而降低了对生态环境的作用强度所致。诸多研究成果都证明了这一点：如王雪梅[64]通过对2010—2018年资源型收缩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生态环境宜居性得分由初期的0.019提升至末期的0.024，增幅十分明显；Yang等[65]通过对收缩情景下2005—2018年间东北碳排放实证分析同样证明了生态环境存在收缩正效应性；孙永胜等[66]对2008—2017年东北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得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持续上升，一方面得益于“东北振兴”战略和“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另一方面也与城市收缩减少人对地作用幅度和强度直接相关；正如万军等[67]所言，“土地退化正将脆弱生态区的人类—环境系统导向毁灭的边缘，而减轻人类对环境的压力是进行生态重建的前提和最佳组建方式”。可见，城市收缩效应存在维度异质性，并非全面的收缩负效应，其中亦可能存在收缩的正效应，需要分维度、辩证地去看待。
(4) 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效应综合诊断
通过上述对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效应进行分维度诊断可以发现：其一，收缩效应如同外部性，概念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但有正负效应之分，不能笼统将收缩效应等价于负向影响；其二，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现实发展数据揭示出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效应在目前看来是一个以负效应为主、正向效应为辅的综合作用结果，收缩负效应要大于收缩正效应，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国家赋予东北的战略定位和东北全面振兴战略的落实。对于收缩城市本身而言，是城市发展要素聚集能力的相对或绝对下降而带来城市发展能力受限、发展效率低下及由此衍生的耦合效应的集中映射；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更多是城市健康、福利和文明的受限，但对生态环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改善契机，但依然是负效应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至于说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促进了农业机械化、规模化与集约化水平，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支撑。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城市收缩效应作为城市收缩的“因”与“果”而同时存在，对于深入揭示城市收缩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形成有针对性的规划响应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针对当前学术界对此研究整体显得零散、不体系，侧重基于经验主义的定性描述而相对忽视基于数理模型和数据统计的量化分析，文中围绕城市收缩效应的概念内涵、尺度效应及其研究的中国逻辑展开了理论探讨与逻辑思辨，并以此为基础对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效应进行了诊断。结果如下：
(1) 城市收缩效应是指在城市收缩这一特定语境下，城市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相关发展要素在城市与区域、与周边其他城市、与乡村空间关联耦合作用下“再区位(收缩行为)”所带来的区域关系、城市内部运行效率和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发展变化的结果反馈。涵盖了以下三个层面的逻辑关系：其一，收缩行为的特征描述，是城市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相关发展要素不断外流及其“再区位”(现象)的集中表征；其二，收缩行为引致区域关系、城市内部运行效率和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发展变化等的结果反馈；其三，收缩行为的出现是根源于收缩城市及其与周边区域空间交互关联之内部—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产物。
(2) 城市收缩效应具有综合性和多维表征性特征；存在尺度—维度的正负效应之分——国家区域层面、城乡层面和收缩城市层面看待城市收缩及其效应存在尺度异质性，层次越高追求的是区域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强调人口、资金等“再区位”是市场对资源的基础优化配置过程，层次越低关注点越聚焦、强调对自身发展利益的影响——自身发展能力受限、发展效率下降；存在路径传导性和发展语境关联性特征；存在收缩效应治理的发展语境异质性特征。
(3) 响应城市收缩效应治理的中国逻辑强调“多源数据、新技术手段、新理念对中国城市收缩效应的评价，解析城市收缩效应生成逻辑的中国语境，响应收缩效应治理目标的区域统筹发展观以及响应收缩效应治理手段的以人为本和差别化路径设计”。
(4) 城市收缩效应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在观测数据下进行城市收缩行为的因果效应评估，理由是收缩效应是源于城市收缩行为的“因”而换来城市发展多维度受影响的“果”的集中映射。故此，依据关联主体，本文将城市收缩效应研究内容划分为区域关系、城市内部运行效率和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发展变化三个维度，并指出适宜采用匹配法、双重差分法、面板效应模型和比较归纳法等进行评价。
(5)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现实发展数据揭示出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效应在目前看来是一个以负效应为主、正向效应为辅的综合作用结果，整体上可能不利于国家赋予东北的战略定位和东北振兴战略的全面落实；至于说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促进了农业机械化、规模化与集约化水平，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支撑；至于三个维度收缩效应呈现出了如上所述的多维表征性、路径传导性、维度异质性等特征，各维度收缩负效应大于收缩正效应。

4.2 讨论与展望

(1) 城市收缩效应的词性之辩。城市收缩效应如同外部性，本身是一个综合概念、中性词，包含收缩正效应与收缩负效应，不能将其直接等价于收缩负效应，如对东北的实证中得出，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引致了较为显著的生态环境收缩正效应。
(2) 客观看待城市“尺度”收缩效应的异质性特征。区域性城市收缩、地级市城市收缩、县城城市收缩所带来的收缩效应随着“尺度”的降级而越发聚焦收缩城市本身的发展，收缩治理强调精明收缩、减量规划的空间响应；反之随着“尺度”的升级而越发强调区域关系的影响，需要将其上升到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定位层面来看待收缩所带来的影响；如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效应强调了收缩对东北振兴、“五大安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布局所带来的影响，认为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使其演化成为了一个问题区域，属于“市场失灵”行为，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宏观调控。
(3) 城市收缩效应如上所述是城市收缩的“因”与“果”，其形成背景与作用机理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表明开展城市收缩效应研究必须扎根地方—区域特色，形成彰显本土化的城市收缩效应理论分析框架。中国城市收缩效应研究必须立足于人口规模巨大、地域辽阔、区域发展差距大，位处城镇化、经济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中国特色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化城市收缩效应研究框架体系。
(4) 城市收缩效应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概念，一个典型的“因果关系”，如何理顺不同维度不同效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路径传导性是今后有待深层次梳理的科学问题。
本文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现实发展数据揭示出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区域性城市发展问题，其与国家推出东北全面振兴战略相吻合：为什么振兴东北、振兴东北什么?落脚点就是城市—区域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谈的城市收缩并非单纯的人口流失的现象表征，更是收缩背后城市—区域发展能力受限、人力资本—工厂企业—资金等发展要素不断外流及其效应耦合的综合概念，东北连续10多年的人口负增长、“投资不过山海关”及其GDP份额占比的持续下降等，都在形象说明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效应的负外部性。当然这是笔者的个人观点与思考，也期望通过本文唤起更多的学者对此予以关注与深入研究。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研究内容设置、中国逻辑和东北诊断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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