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 王淑芳 , 1, 2 ,
  • 杨鹏 , 1, * ,
  • 孟广文 1, 2, 3 ,
  • 周俊 1, 2
展开
  • 1.天津师范大学地理学部,天津 300387
  • 2.天津师范大学自由经济区研究所,天津 300387
  • 3.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天津 300387
* 杨鹏(1997— ),男,四川芦山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一带一路与海外园区。E-mail:

王淑芳(1979— ),女,浙江金华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一带一路与海外园区。E-mail:

收稿日期: 2023-11-29

  修回日期: 2024-05-09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8-22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3YJAZH14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138)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

  • WANG Shufang , 1, 2 ,
  • YANG Peng , 1, * ,
  • MENG Guangwen 1, 2, 3 ,
  • ZHOU Jun 1, 2
Expand
  • 1. Faculty of Geography,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 2. Institute of Free Economic Zon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 3. Institut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1-29

  Revised date: 2024-05-09

  Online published: 2024-08-22

Supported by

The Planning Foundation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23YJAZH146)

Major Project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0&ZD138)

摘要

海外园区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为探究中国海外园区研究进展的脉络,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为数据源,利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软件,梳理中国海外园区研究的发文量与期刊分布,识别研究团队与研究热点,并从经济与贸易、制度与文化、地缘政治、布局与规划及生态环境等视角综述海外园区的研究进展,揭示当前海外园区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研究的重点。主要结论有:① 海外园区研究的发文量呈“先升后降”态势,分为缓慢增长、快速上升、回落下降三个阶段;② 海外园区整体研究经历了从企业视角到园区视角再到发展视角的转变,主要对海外园区的发展模式与特征、区位选择、空间规划以及制度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③ 提出中国海外园区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推进海外园区韧性研究、拓展海外园区的“关系”和“尺度”研究、加强地缘环境与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深化全球海外园区空间布局研究、推进园区的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

王淑芳 , 杨鹏 , 孟广文 , 周俊 . 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8) : 1633 -1648 . DOI: 10.18306/dlkxjz.2024.08.013

Abstract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COIP) are important means for implemen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vital strategic support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and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ly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COIP, this study used the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as data sources and the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o examine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s, and identify the research team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COIP research. It further elaborated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COIP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y and trade, institution and culture, geopolitics, layout and plann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veal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research in COIP and future research prioriti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1) The overal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COIP research shows a trend of first increasing and then declining,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slow growth, rapid rise, and decline. 2) The overall research on COIP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corporate perspective to an industrial park perspective, and then to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mainly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models and characteristics, location choices, spatial planning,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COIP. 3)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COIP may include promoting research on the resilience of COIP, expanding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nd scale of COIP, strengthening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setting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IP, and increasing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layout of global COIP, as well as research on promoting green, low carb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IP.

海外园区作为中国海外投资的一种创新模式,兼具商业属性和公共政策属性(国际战略、对外发展和外交等功能),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承担“国内境外平台联动”、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的特殊任务。时至今日,海外园区已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融入全球的重要途径。早在20世纪90年代,海尔集团就开始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兴建工业园,此后大批中国企业开始了探索海外园区建设的历程[1]。进入21世纪,商务部于2005年提出建立海外园区的对外投资举措,从政策保障、专项资金和园区规划等方面予以支持[2]。正如Porter[3]在其论述“钻石模型”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所言,“每个国家的人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理想的发展模式是将资源利用在最有生产力的领域”。而海外园区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为中国企业“集体出海”创造了“投资花园”[4],在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促进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据商务部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经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设立了125家海外园区,其中112家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投资3979亿元,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5]。海外园区快速发展也催生了相关的理论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目前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主题不断多元化,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内容不断深化。海外园区整体研究经历了从企业视角到园区视角再到发展视角的转变,并就海外园区的发展模式与特征[6]、园区类型[7]、经济效益[8-10]、区位选择[11]以及制度文化与空间规划[12-13]等方面展开了讨论。此外,相关研究机构也开展了海外园区的智库建设与研究报告工作,如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曾刚团队在分析海外园区发展历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对海外园区进行综合排名,提出了园区发展的对策建议[14]。特别地,在海外园区的综述研究中,Meng等[15]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海外园区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已有文献聚焦案例与演绎研究、贸易网络和双边贸易关系研究,以及园区规划设计研究。但现有综述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文献计量分析不够全面,仅关注关键词共现,较少关注相关领域的作者发文情况、期刊分布以及研究热点;二是尚未探讨海外园区的地缘环境、地缘政治及生态环境等研究主题,不能反映海外园区综合性、区域性、生态性的特点;三是注重现象描述和案例分析,缺乏理论的系统梳理。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从多维视角解读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进展,并指明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首先,本文利用文献知识图谱分析软件CiteSpace和VOSviewer对中国海外园区的中英文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其次,从经济与贸易、制度与文化、地缘政治、布局与规划、生态环境这5个视角解析中国海外园区研究进展;最后,揭示当前研究的不足及原因,提出今后研究的主要议题,以期清晰呈现中国海外园区研究的学术脉络,为海外园区进一步研究指明方向。

1 中国海外园区研究的总体概况

1.1 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文采用学界常用的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和VOSviewer对中国海外园区的相关文献进行解析。CiteSpace通过特定的算法来分析文献的关键词、作者、机构和国家等信息,帮助研究人员清晰地把握相关领域研究的核心关键,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VOSviewer是由莱顿大学团队开发的基于可视化文献分析的软件工具,适用于总量较少的文献分析。基于文献数量多寡,本文使用CiteSpace软件分析中文文献,而采用VOSviewer软件对英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文中涉及的中文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英文文献来源于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本文所指的海外园区是指中国在海外设立的各类工业园、农业园、科技园、经济特区、经贸合作区、产业合作区、商贸物流合作区和综合开发区的统称。目前学者们把海外园区也称为境外经贸合作区或境外合作区或境外园区[1]。为了检索的全面性,中文文献检索关键词设置为“海外园区”“境外经贸合作区”“境外合作区”“境外园区”“境外产业园”“境外工业园”“海外工业园”等,文献发表时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来源类别为“SCI、北大核心、CSSCI、CSCD”,共得到171篇学术研究文献,去除主题不相关等类型的文章,得到有效文献142篇。英文文献检索关键词为“China's overseas park”“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China's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共得到24篇文献。

1.2 发文数量与期刊分布

1.2.1 发文数量

中国海外园区发文量方面,中文呈现“先升后降”态势,而英文则显示“波动上升”的趋势(图1)。根据文献发文数量变化,海外园区的研究可划分为3个阶段:缓慢增长阶段(2000—2013年)、快速上升阶段(2014—2019年)、回落下降阶段(2020年至今)。在缓慢增长阶段,关于海外园区的研究数量较少,每年的发文量在10篇以下。2000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战略举措加大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力度。随着实践驱动理论研究的推进,学界开始关注海外园区的研究。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海外园区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平台,广泛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快了国内企业“抱团出海”。在此背景下,海外园区研究热度陡增,论文数量快速上升,从2013年的6篇提升到2019年的23篇。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海外园区运营一度举步维艰,学界和业界实地调研受阻,其理论研究成果也呈回落下降态势。
图1 2000—2023年中国海外园区中英文文献发文量

Fig.1 The numbe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ublications on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during 2000-2023

1.2.2 期刊发文数量

根据文献计量统计,中国海外园区的中文文献主要分布在经济学、地理学以及城市规划等领域,发表在《国际经济合作》《地理科学》《国际城市规划》等期刊上(图2a)。截至2023年12月,发文量前5名的中文核心期刊中,最高的是《国际经济合作》,达到17篇。此外,《地理科学》4篇、《地理学报》3篇、《经济地理》2篇,这些期刊均为国内地理学领域的权威期刊,这也反映了地理学对于中国海外园区研究的关注度较高。英文文献主要分布在地理学、环境科学以及区域规划等领域期刊,例如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SustainabilityRegional Studies等。其中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发表的有关中国海外园区英文文献最多,达到8篇;其次为Sustainability,为5篇。同时也不乏Regional StudiesPolitical Geography等国际权威期刊。
图2 中国海外园区发文量前5位的中文和英文期刊

Fig.2 Top five Chinese and English journal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on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 research

1.3 研究团队与热点分析

1.3.1 研究团队

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中文文献作者,发现被引用频次较高的作者分别是王兴平、孟广文、王淑芳、刘志高等学者(图3a)。文献知识图谱中共产生了203个节点、185条联系,形成了明显的团队合作网络。其中,王兴平团队主要研究海外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实践[13];孟广文和王淑芳研究团队主要探讨了海外园区的投资效益[8]、产业集聚[16]、文化适应性[17]和政策移动[18]、辐射效应[19]和本地嵌入[20]等。此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志高等[21]对“一带一路”视角下海外园区的尺度耦合等进行了研究;中山大学梁育填等[22-23]主要研究海外园区的发展策略以及案例研究;南开大学严兵等[24]、马学广等[25-26]开展了海外园区的空间规划与治理体系研究。英文文献分析显示,作者间的合作网络较稀疏,但也形成了Liu Weidong(刘卫东)、Liu Zhigao(刘志高)、Song Tao(宋涛)和Liang Yutian(梁育填)等研究团队(图3b)。这些团队大多为国内学者在国外期刊或者国内主办的英文期刊上发表文章,如Song等[12]以泰中罗勇工业园和中印经贸合作区为例,总结了不同类型的境外合作区的组织模式;但也出现了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共同合作的情况,如梁育填和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Kuik Cheng-Chwee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园区政策转移理论的适应性和创新性[27]。现有团队的研究主要从文化与制度的视角出发,融合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阐述海外园区如何作为中介,将投资国的建设理念、发展模式、税收政策嵌入东道国当地。
图3 中英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Fig.3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 in Chinese and English publications

1.3.2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聚类可以反映在一定时间内的研究主题热点。目前关于中国海外园区引用次数排名靠前的关键词有境外经贸合作区、产业集群、“一带一路”、园区开发、网络嵌入和制度环境等。海外园区的研究热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① 缓慢增长阶段(2000—2013年),以经贸合作为主,研究主题包括境外经贸合作区、国际边境合作、经贸合作和“走出去”战略等;② 快速上升阶段(2014—2019年),以国际产能合作和对外投资为核心,包括全球价值链、产业转移和产能合作等;③ 回落下降阶段(2020年至今),从经贸视角转向制度与文化视角,关注的领域集中在产业集群、制度环境、网络嵌入等(图4)。
图4 中国海外园区研究主题的演变

Fig.4 Evolution of research themes on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2 多维视角下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进展

海外园区研究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具有多学科交叉综合性的特点。从多维视角来梳理海外园区的研究进展,可以全面反映当前的研究热点,更好地促进海外园区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文献归纳总结,聚焦关键词和研究热点,本文在已有的经济与贸易、制度与文化等综述研究视角上,增加了地缘政治、布局与规划和生态环境的视角,以此构建中国海外园区研究进展的知识体系(图5)。
图5 中国海外园区研究进展的知识体系

Fig.5 Knowledge system of research progress about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2.1 以经济与贸易为视角的海外园区研究

海外园区可通过政策制定、基础设施改善、信息传递等方式发挥中介的作用,显著地促进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28]。这一跨境耦合过程不仅可以为当地经济带来大量的优质投资,还可以带动当地企业的升级转型,有效解决失业问题[29]。因此,从经贸视角出发研究海外园区成为学者们传统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海外园区的发展模式、运营模式、产业集聚和效益评估。
在发展模式方面,根据主导产业,海外园区可以分为农业型、制造业型、贸易型、科技型和综合型5种类型[30];根据运营主体,则分为政府主导、企业主导、政企合作3种类型[1]。在海外园区的起步、建设、成长和稳定阶段,政府部门、投资企业、开发公司、管委会、行业协会等主体发挥各自的作用,呈现异质的演化特征[31]。随着海外园区建设规模扩大、类型增多,其发展模式从单一的传统商品物流型园区转向多元化的创新型智慧园区,并且出现了“园中园”的发展模式[23,32]。根据海外园区发展阶段的不同,宜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以应对园区面临的问题,促进园区的高质量发展[22]。在运营模式方面,园区通常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能够有效解决海外园区面临融资困难、管理不善的问题,同时依托“项目建设+土地抵偿”的模式获取效益[33]。特别是对于农业型园区来说,土地是园区和农户获取利益的重要途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园区与农户之间关于土地征用的博弈过程。但受制于东道国的土地制度、投资成本以及地缘风险等因素,通过征地获利仍然存在较多困难[34]。在产业集聚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形成产业集聚[35],海外园区通过产业关联吸引上下链企业集聚,提高了企业规避风险的能力,也为企业及所在的地区融入全球化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然而产业集聚度高并不能说明园区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如尼日利亚奥贡广东自贸区的产业集聚程度虽处于高度集聚水平,仍然存在产业特色不突出、资金链不完善的问题[16]。海外园区产业集聚方面,关利欣等[36]、赵政原[37]分别研究了新加坡和日本的海外园区产业集聚模式,指出中国应该借鉴其成功经验,大力发展园区综合型产业,即包括企业策划、物业管理、融旅研学等多种功能在内的综合产业服务,提升海外园区的国际竞争力以及东道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38-40]。在效益评估方面,研究者普遍运用线性回归预测和灰色关联分析法[8]等方法来评价海外园区对东道国产生的效益,结果显示东道国制度质量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外资流入增加与就业改善是园区产生经济效益的内在作用机制[24]。海外园区通常以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张为手段,提高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水平,其作用效果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而海外园区的运营效果更多地体现在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互补上,特别是对收入水平较低、商业体系较差的国家具有更强的经济促进作用[41]。当前海外园区仍面临众多不稳定的风险,极大地影响园区的效益,因此对其进行韧性评估显得尤为重要。Lee等[42]从区域发展基础、产业结构等角度出发,构建了产业园区的经济韧性评估框架,发现多样化的产业结构是增强园区经济韧性的关键要素,能有效提升产业园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增加园区收益。此外,也有学者研究海外园区发展所产生的综合效应,如地缘环境效应[43]、多元辐射效应[19]等。
综上所述,以经济贸易为视角的海外园区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一是研究方法多样,综合运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海外园区对外投资进程;二是海外园区经济韧性研究的重要性上升,成为评估园区效益的方向之一;三是研究侧重于分析海外园区的发展模式、运营模式、产业集聚和效益评估。

2.2 以制度与文化转向为视角的海外园区研究

制度和文化作为内生变量,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4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不再仅关注经济现象本身,而是开始探索隐藏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空间、制度结构等因素,也称为“社会转向”,包括制度、文化、尺度和关系转向[45]。在此背景下,海外园区研究关注的焦点逐渐由“国内—产业”视角转向“国外—园区”视角,并思考如何将国内园区的制度和文化有效转移到海外园区的建设运营中。
制度转向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涉及多个组织者在长时间内的参与情况[46]。其核心观点是要厘清制度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而文化转向则是探讨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于经济主体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制度与文化的交织发展催生了经济地理学家对社会行动者关系网络以及研究对象区域空间尺度的关注,即关系转向和尺度转向[47-48]。具体而言,在制度转向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园区的适应性、本地嵌入性和制度障碍克服等方面。首先是适应性的研究,有学者提出根据政策实行的影响因素及对合作区的作用,可采取直接复制、部分调试和完全创新三种方式来适应东道国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18]。如基于中埃两国之间的互补性、流动性和连通性,中国·埃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通过“制度化”融入伊斯兰文化,实现了园区发展的本地“适应性”[49]。其次,通过嵌入性研究发现,海外园区的建设经验主要来自国内园区,从国内环境“脱嵌”,再“嵌套”到东道国新环境中[7],嵌入的程度是多尺度耦合、多主体博弈和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再次,制度障碍克服的研究则是通过探讨收益、土地和人才在促进这些园区发展中的作用,进而发现园区发展面临海外配套政策和制度建设落后于实际建设等问题[50-51],以此提出“制度转移”的策略。在文化转向方面,研究者们从文化的物质、行为、制度和精神4个维度探讨了海外园区的文化适应性问题[17],为推动海外园区“嵌入”当地提供了分析思路。在尺度转向方面,重点关注海外园区行为主体的空间尺度。根据园区嵌入当地的程度等因素,将企业建设项目分为变革性和支撑性等4种类型[21],进而从多尺度耦合的角度探索海外园区的发展策略。一是尺度上升策略,加强与东道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二是尺度下降策略,为园区企业发展搭建平台[52]。在关系转向及其他方面,海外园区通过空间、产业、职住等形式与东道国的城市产生互动关系效应,并进一步发挥增长极的作用,带动园区周边区域综合发展[53]
制度与文化转向视角下的海外园区研究范式可总结为“理论模型—案例分析—实证检验”。该视角下海外园区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一是研究方法以质性分析为主,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案例分析等方法解析海外园区如何通过“制度演化”适应东道国的发展环境;二是以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引用为主,而经典的地理学理论运用较少;三是重点关注“制度”与“文化”,而对“尺度”和“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2.3 以地缘政治为视角的海外园区研究

地缘政治是研究某一政治军事联盟或集团基于地理空间区位而产生的相互关系及演变过程[54]。海外园区是利益相关方博弈合作的结果,是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以经济效益为主,同时叠加双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个过程。地缘政治环境也是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在投资中起到基础性作用[55]。中国海外园区大多位于发展中国家,宗教冲突、政治纷争和资源争夺逐渐凸显,海外园区面临新的挑战。纵观已有的文献,目前地缘政治视角下的海外园区研究主要集中于风险分类、空间治理和地缘关系方面。
在风险分类方面,目前大多数学者将海外园区面临的风险划分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社会风险[56]。地缘政治风险包括东道国政局不稳定、官员贪污腐败、地方恐怖主义等[57];地缘经济风险包括投资风险、外汇风险等;地缘社会风险包括宗教信仰差异、异质文化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等。在空间治理方面,政府、企业、园区管委会作为海外园区多尺度的行为主体,促使其逐渐成为全球网络中的重要空间治理单元。已有研究分别从制度、组织、规划、投融资和保障5个方面解析了中国海外园区空间治理体系[25]。此外,学者们还关注海外园区的全球空间布局形态特征及其网络联系,发现中国海外园区的国内对口省份与东道国合作空间联系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26]。在地缘关系方面,东道国不健全的政治环境、政策制裁以及违约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海外园区通过“中介作用”可以加强双边政治关系,消除投资者面临的投资障碍和运营风险。这与张宏等[11]的研究结论一致,即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是海外园区在该国布局的重要参考因素。尽管中国政府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推动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全球化[58],如以中白巨石工业园为例,其建立可以让白俄罗斯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并减少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的依赖,从而寻求新的地缘经济合作伙伴[59],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自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园区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开展地缘竞争的重要平台,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区域则从海外园区广泛分布的东南亚转向地缘政治关系复杂的“独联体”国家[60]。在当前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亚太地区国家与中国对于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中国应妥善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地缘关系,促进区域大国关系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地缘政治视角下的海外园区研究具有以下的特点:一是注重多种学科方法的运用,体现了地缘政治学的交叉学科特性,突出了海外园区在全球政治地理空间中的重要节点作用;二是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探究海外园区的全球空间布局及网络联系;三是现有的研究侧重地缘风险分类与识别,但鲜有关注海外园区如何应对地缘风险,以及如何增强园区韧性。

2.4 以布局与规划为视角的海外园区研究

中国的海外园区分布呈现明显的“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其中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园区数量最多(①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纳入统计范围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 2018-11-15. https://oip.ccpit.org/ent/parkNew/138.)。以中国商务部确认考核的20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例,位于亚洲的有10个,占合作区总量的50%。园区普遍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六大经济走廊覆盖的区域,如南亚、东南亚、非洲等[6]。布局在东道国的海外园区可以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转化、引导地方创新以及提升城市化率[61-62]。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布局和园区规划方面。
在海外园区的空间布局方面,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企业为何会进行跨国投资。众多经典的理论为此进行了解释。如20世纪60年代,Vernon[63]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来解释企业海外投资的空间变化原因。20世纪70年代,Dunning[64]则从企业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出发,认为企业若具备这三种优势就会自发地产生跨国投资的行为。由此可见,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克服了以往对外直接投资只关注“成本”和“经济利益”的缺点,将优势理论和区位选择等因素综合起来,然而他们的理论未涉及中介组织对于国际投资的影响。为此,Phelps等[65]认为应统筹国内供给方、东道国需求方和中介机构的作用,为企业对外投资寻求新的“社会秩序”,进而争夺有利市场。
其次,学者们思考了海外园区在何处布局的问题。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定量空间模型的方法,通过空间相关性来实证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如Zheng等[66]使用Logit回归模型评价海外园区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该方法可以减少内生性及异质性对于园区区位选择的影响。张宏等[67]的研究发现,海外园区整体上的布局较为合理,大部分园区都位于“最合适”和“比较合适”布局的东道国。优越的地理区位能够集聚大量资源、减少成本,形成规模经济。例如中国在非洲的工业园主要位于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乌干达等国家,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且东道国政策、营商环境、发展经验、投资风险是其考虑的主要因素[68]。也有学者指出,海外园区的合理空间布局可以有效抵消地理距离对于贸易的不利影响,并产生乘数效应[69]。中国海外园区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存在明显的制度偏好,即两国之间的制度越接近越容易分散风险,越倾向于在该国投资建设园区。一般情况下,园区在选址时倾向于较高税率水平的东道国,以形成园区内外的成本差异,同时双边投资协定有助于企业规避风险,使得企业能够在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选址建园。在空间规划方面,城乡规划领域的学者们探讨了园区的居住空间规划建设[70]、开发技术标准[71]以及规划实施评估框架[72]等,有力促进了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合理地编制园区规划[73]
综上所述,布局与规划视角下的海外园区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区域上,重点关注东南亚及非洲地区的海外园区,探讨了海外园区多尺度格局下的空间分布格局;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以定量分析为主,缺乏对海外园区空间格局演变机制的探讨;三是在研究内容上,以区位选择为主,兼顾园区规划的合理性探讨。

2.5 以生态环境为视角的海外园区研究

根据商务部国贸经济研究所出版的《中国“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助力可持续发展报告》,在纳入统计的42家海外园区中,93%的园区开展了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并作为企业入驻园区的前提条件。生态环境成为海外园区建设关注的重点之一,现有学者们针对低碳海外园区建设、园区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园区的生态环境影响等方面展开了研究。
2023年全球CO2排放量达到374亿t的历史新高,比上年增加1.1%,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形势依然严峻(②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CO2 Emissions in 2023: A new record high, but is ther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https://www.iea.org/reports/co2-emissions-in-2023.)。中国在海外建立园区,势必通过产业转移、兴建基础设施、修建厂房等行为对当地的环境产生影响,已有研究也表明了海外园区的设立增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CO2的排放,尤其是对于收入收平低、投资风险较高的国家[74]。学者们从能源利用、低碳设施和低碳管理等角度出发,构建中国海外园区的低碳发展指标体系,结果表明,不同类型海外园区低碳发展模式侧重不同且能源转型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75-76]。除了低碳排放研究外,海外园区如何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的建设可能会给东道国带来空气和水污染、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破坏以及石油泄漏等问题[77-78],海外园区过度开发和治理机制的缺乏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内在原因。在此背景下,学者们提出了海外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与路径[79],其措施包括借鉴新加坡产业园区模式、设计绿色环保的厂房以及建立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评估体系等。随着政府、企业和园区管委会等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运用在海外园区建设过程中,能耗、水耗、碳排放、有害气体排放和固体废物排放等生态环境影响因子逐渐纳入海外园区高质量建设评价体系中[80]。中国政府也加大了对企业在外投资建设的生态环境影响管理力度,相继出台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③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wj/201705/t20170516_414102.htm.)及《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④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wj/201705/t20170505_413602.htm.)等文件,强调海外园区建设要突出生态文明理念,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化。此外,随着海外园区贸易网络的建设,将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生态产品贸易结构产生影响,有必要加强海外园区贸易畅通网络的建设力度和广度,推进绿色园区建设,建立更包容开放的国际贸易网络,实现绿色产业园区发展[81]
综上所述,海外园区生态环境研究的特征如下: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大多从宏观角度阐述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园区生态环境的微观分析不充分;二是在研究重点上,主要关注“一带一路”沿线海外园区生态环境,对于非“一带一路”沿线海外园区关注较少;三是研究内容上,分析了海外园区对东道国产生的负面环境影响,但尚未深入探讨环境影响的反馈机制。

3 中国海外园区研究展望

中国海外园区发展已从1.0版迭代到2.0版,从初期建设阶段演进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基于海外园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国内外学者对其开展了多维度、多视角、多尺度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结合前文的文献计量以及研究进展分析,不同视角下的海外园区研究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经贸视角下的研究,缺乏应对外部冲击和不确定风险的海外园区韧性研究。现有研究重点关注海外园区的发展和运营模式、产业集聚以及效益评估,尚未涉及中国海外园区的发展韧性与网络韧性研究。二是制度与文化视角下的研究,注重现象描述和案例分析,对于“实证检验”研究不足,缺乏运用地理学经典理论解释园区“尺度”和“关系”的研究。三是地缘政治下的研究,缺乏从地缘环境视角探索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从制度与文化、合作伙伴、政策移动等视角探讨海外园区的发展,鲜少从地缘环境视角探究园区的安全高效发展。四是布局与规划视角下的研究,缺乏地缘战略指导下的海外园区全球空间布局研究,较少从国家通道安全或国家对外战略的角度探讨海外园区在全球的合理布局。五是生态环境视角下的研究,缺乏海外园区绿色低碳的生态效应和长效机制研究。现有研究对园区的生态环境微观分析不够全面,尚未探讨园区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机制。为解决上述问题,未来应深化海外园区在高安全、高水平、高效益这三个方向上的细化研究,并侧重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图6):
图6 中国海外园区研究展望框架

Fig.6 Prospect of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 research

一是强化海外园区的韧性研究,构建面向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性风险的海外园区韧性研究框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多尺度危机冲击的情境下,以风险抵御和恢复为内核的韧性研究已成为当下人文地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82]。尤其是当前国际动荡加剧、地区冲突频繁、零和博弈的思维沉渣泛起,全球投资趋于疲软,借贷成本上升,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风险。而海外园区地处境外,易受地缘环境剧变所导致的地缘风险冲击,使得园区应对风险冲击的适应能力、抵御能力、恢复能力和转型能力的研究尤为紧迫。未来应在现有发展模式、运营模式、产业集聚和效益评估的研究基础上,重点加强园区的发展韧性和网络韧性研究,关注海外园区面临的地缘风险和发展困境,量化测度园区韧性,刻画园区韧性的时空演变和空间分异特征,识别影响园区韧性的主要因子,揭示园区韧性的影响机理,探索园区韧性的提升路径并进行案例验证,提出园区韧性增强的策略并验证其有效性。
二是推进“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园区制度与文化转向的演进研究,拓展海外园区的“关系”和“尺度”研究。首先,引导以“本地化”和“嵌入性”为核心的制度与文化转向研究,探讨“路径依赖”造成的园区制度难以适应当地环境的解决方案,进而分析实现中国企业生产制度、建设制度、管理制度在东道国落地生根的可能性,揭示隐藏在园区经济行为背后的“制度—文化—关系—尺度”问题。其次,加强对海外园区“关系”和“尺度”的研究。“关系”方面,探索关系网络中不同主体在参与园区建设过程中如何发挥相应的功能,构建完整的“点—线—面—网络”关系结构。即以园区管理人员、职工和当地居民为“点”,企业生产线、园区内部交通道路、物流运输线为“线”,单个园区为“面”,分布在全球的海外园区组成“网络”的园区组织结构;“尺度”方面,合理划分园区从内部企业、地方、区域到全球的尺度空间大小,利用尺度重组理论探索海外园区的实体范围、权利分配、管理层级、区域分布等问题[83]。一方面,通过尺度越级,探索建立超园区管理联盟、统一数据运行中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尺度降级,重构园区内部的“级权”分配制度,以适应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此外,通过尺度融合,优化企业内部管理体系,将中国先进管理体制与东道国的体制融合,实现园区管理有序发展。
三是加强地缘环境与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推进海外园区安全、高效地发展。海外园区是一个与周边要素互动的多元“地缘体”,要加大对海外园区地缘环境要素的解析,例如探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社会、地缘文化之间多维度的耦合对海外园区的叠加影响,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对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国家间的地缘关系与海外园区布局的时空相关性,海外园区所处的地缘环境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厘清海外园区建设与海上通道安全以及国家海外战略实施的内在逻辑。此外,海外园区的建设运营与东道国及全球产生密切联系,如何构建高安全、高水平、高效益的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模式关乎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的合作共赢。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要持续推进海外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路径以及反馈机制的研究。
四是深化全球海外园区空间布局研究,加强地理学视角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助推国内外园区的双向联动。一方面,要持续推进海外园区空间布局合理性及评价体系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加强海外园区与其他海外投资项目的协同性研究,思考如何将园区这些散落的“珍珠”通过中欧班列等跨洲跨洋国际运输通道互相借力串成“项链”。此外,强化对特定地区和国家的全方位研究,结合园区类型及发展定位,探索不同地区或国家布局海外园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鼓励海外园区与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产业园区、自贸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内园区的“内外联动”,推动园区融入双循环,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云计算、地理信息空间、数字经济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新一轮的地理产业变革,今后要探讨海外园区的数字化运营,科学编制园区规划,打造跨境产业链,构建海外园区“大数据+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形成完善的上下游产业体系;同时发挥大数据快捷、方便的特点,建立完善的海外园区监督体系,探索海外园区数字化发展的科学路径。
五是推进海外园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升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不仅通过环保标准和监管机制解决园区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改变企业自主行为(如研发先进的生产流程)来降低对资源的消耗[84]。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一带一路”大型项目的生态环境问题,而较少聚焦到海外园区。未来研究可以探索园区绿色发展的有效方式、生态效应和长效机制,探讨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园区的投资环节、建设环节、运营环节和管理环节,加大对境外产业园区生态环境效应反馈机制的定量研究,提高生态绿色产业在园区的比重,深化落实海外园区的绿色低碳发展模式,提炼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精髓,形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为世界各国的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

4 结论

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目前国内外关于海外园区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进展。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和VOSviewer软件,分析了中国海外园区的发文数量与期刊分布、研究团队及研究热点,并从经济与贸易、制度与文化、地缘政治、布局与规划、生态环境5个视角解析了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进展,揭示了海外园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和重点,主要结论如下:
(1) 海外园区研究总体发文量“先升后降”,研究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缓慢增长阶段、快速上升阶段、回落下降阶段。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为代表的研究人员逐渐形成了团队合作网络,研究聚焦在园区发展与规划、投资效益、政策与文化等方面。海外园区研究的热点开始从经济与贸易转向制度与文化。
(2) 总结中国海外园区研究进展:经贸视角下,学者们关注园区的发展模式、运营模式、产业集聚和效益评估的研究;制度与文化转向视角下,侧重海外园区的本地嵌入、制度障碍克服、政策移动和文化适应性等方面研究;地缘政治视角下,主要集中于海外园区的风险分类、空间治理和地缘关系;布局与规划视角下,关注海外园区分布的格局、过程、空间布局和园区规划编制;生态环境视角下,重点关注园区低碳建设、园区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园区的生态环境影响等。
(3) 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缺乏应对外部冲击和不确定风险的海外园区韧性研究;缺乏运用地理学经典理论解释园区“尺度”和“关系”;缺乏从地缘环境视角探索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缺乏地缘战略视角下的海外园区全球空间布局研究;缺乏海外园区绿色低碳的生态效应和长效机制研究。
(4) 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方向:强化海外园区发展韧性研究,构建面向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性风险的海外园区韧性研究框架,推进“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园区制度与文化转向的演进研究,拓展海外园区的“关系”和“尺度”研究,推进地缘环境与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加强地理学视角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并深化全球海外园区空间布局研究,探讨海外园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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