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 方远平 , 1 ,
  • 张峰 1 ,
  • 阮爱婷 2 ,
  • 毕斗斗 , 3, *
展开
  • 1.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 2.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广州 510006
  • 3.华南理工大学旅游管理系,广州 510006
* 毕斗斗(1976— ),女,湖北襄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服务业与旅游产业经济。E-mail:

方远平(1974— ),男,湖南桂东人,博士,教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7124M),研究方向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区域创新、经济地理与城乡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24-03-07

  修回日期: 2024-06-02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8-2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172)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0A1515010835)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Advances and prospects

  • FANG Yuanping , 1 ,
  • ZHANG Feng 1 ,
  • RUAN Aiting 2 ,
  • BI Doudou , 3, *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3.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3-07

  Revised date: 2024-06-02

  Online published: 2024-08-22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172)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2020A1515010835)

摘要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作为提供知识和技术服务的产业,被视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KIBS的空间分布与知识扩散过程,以及在促进产业融合、区域创新、经济转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推动了KIBS在国家及区域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等地理学领域的应用研究。然而,在当前全球化新形势和经济地理学新研究范式下,学术界对KIBS与经济地理学各研究范式的融合、KIBS对新信息技术革命及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KIBS对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产业升级与区域转型、全球—地方生产网络、多尺度创新空间重构等的影响机制等研究相对不足。针对上述问题,论文梳理了国内外KIBS在地理学领域的关键研究文献,概括KIBS的时空分布特征,利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 6.2.R6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总结KIBS的研究热点内容与研究动态趋势。结合全球化新形势及中国经济地理的现实问题,提出未来KIBS地理学研究应关注全球化新趋势下KIBS与区域发展转型、KIBS与新质生产力及国际—区域科创中心、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KIBS与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研究、KIBS与多尺度创新空间耦合研究的展望。

本文引用格式

方远平 , 张峰 , 阮爱婷 , 毕斗斗 .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8) : 1617 -1632 . DOI: 10.18306/dlkxjz.2024.08.012

Abstract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KIBS) is considered a key driver of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era as an industry that provide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With the rise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1990s, scholars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began to focu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IB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diffusion, as well as its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api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propelled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KIBS in geographical fields such as national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innovation network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s of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KIBS and various research paradigms of economic geography, the mechanism of impact of KIBS on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mechanism of impact of KIBS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local interaction, global-loc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multiscale innovation space reconstruction are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the authors reviewed the key publications on KIBS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summariz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KIBS publications, and used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6.2.R6 to make a visual analysis of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W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hotspot content and research trend of KIBS. Combined with the new situa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major strategic issues of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we put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KIBS geographical research focusing on KIB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new trend of globalization, KIBS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global-local innovation centers, KIBS and global-local innovation net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local interaction, and KIBS and multiscale innovation spatial coupling.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KIBS)是指具有较高知识性,依靠专业知识与新兴技术,产业间互动特征较明显的服务产业[1]。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和高级化,加快了KIBS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融合[2]。KIBS具有高知识性、高信息化、高创新性、高互动性等特点,在创新系统中起到知识生产、知识交换、知识传播以及创新桥梁的功能,被认为是技术变革、创新和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1,3]。在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加强科技创新,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KIBS的发展有利于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知识与技术基础,将以知识创新为成果的服务产品应用到各类产业发展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梳理KIBS的研究进展与研究趋势,对于拓展服务业地理学研究,推动KIBS服务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型国家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关于KIBS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Miles等[3]首先提出并界定了KIBS的概念、内涵和特征,探讨了KIBS与服务创新、KIBS与制造业的关系等。国内关于KIBS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2004年国内学者引入了KIBS的概念,从KIBS集聚的测度与空间效应、KIBS与经济发展、KIBS与区域创新等方面开展研究。在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式多次“转向”背景下,KIBS与经济地理学当前重要的研究范式和研究问题的融合相对不足。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对国内外关于KIBS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利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 6.2.R6对KIBS领域的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对KIBS目前的研究热点领域进行归纳,探讨KIBS与演化经济地理学、创新地理学、关系经济地理学三个研究范式相结合的可行性,并从多个理论视角提出了未来对KIBS的地理学研究展望。

1 KIBS文献时空分布及热点词频研究

本文选取Web of Science (WoS)中的SSCI英文数据库和中国知网的CNKI中文数据库作为文献的数据来源,数据采集时间为2023年12月1日。本文将检索主题设置为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KIBS (WoS)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CNKI)。在预检索中发现关于KIBS研究的记录最早始于1994年,故将时间范围设置在1994—2022年。通过对研究方向进行筛选,选取地理类文献,剔除学位论文和报纸等内容,共得到有效英文文献588篇、中文文献615篇。

1.1 发文量的时空分布特征

国外对KIBS的研究文献数量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平,发文量呈波动上升的趋势。1994年,地理学期刊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刊登了关于KIBS研究的第一篇地理类论文,但该文并未对KIBS进行详细界定。1995年,Miles等[3]在研究报告中系统提出KIBS的概念和特征。2008年以Shearmur等[4]、Doloreux等[5]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KIBS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以及区域、部门特征进行探讨,引发了学术界对KIBS地理学研究的热潮。2019年,Lafuente等[6]在期刊Regional Studies组织了主题为“地区服务化、制造业复兴和KIBS”的特刊,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国内对KIBS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关于KIBS的研究最早起源于1998年对知识经济的探讨。2004年,魏江等[7]首次将KIBS的概念引进国内,指出在产业集群中KIBS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之一,从此开启了国内对KIBS的系统研究。国内关于KIBS研究的发文量增长较为缓慢,在2010—2014年间出现连续高峰,2016年以来对KIBS的研究趋于平缓下降。总体而言,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KIBS的关注度要高于国内。
从KIBS在WoS的发文量空间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和中国。从大洲尺度来看,欧洲的发文量最多,达到677篇,其后依次为亚洲125篇、北美洲94篇、南美洲35篇、大洋洲22篇。从国家尺度来看,英国的发文量最多,达到146篇,其后依次为中国87篇、西班牙87篇、意大利83篇,发文量在40篇以上的国家还有芬兰、美国、德国、法国,总体上KIBS的英文文献数量在空间上分布不均。

1.2 KIBS的研究热点分析

本文借助CiteSpace 6.2.R6软件,利用关键词共现网络和聚类网络以识别KIBS在国内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KIBS的研究内容。

1.2.1 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图谱

本文提取1994—2022年WoS数据库和1998—2022年CNKI数据库关于KIBS相关研究的关键词,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图1)。国内KIBS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共有节点530个,连接线933条。除了研究主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外,还有服务创新、产业集群、空间集聚、制造业、产业结构等关键词,可见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内容比较丰富,涵盖范围较广。网络密度为0.006,表明不同关键词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但不够紧密。国外KIBS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共有节点488个,连接线2005条,主要包括创新、企业、绩效、知识、增长、区位等关键词,与国内相比,国外的KIBS研究同样注重KIBS的创新研究,但更强调企业绩效、区位选择和知识传播等方面。网络密度为0.0169,表明不同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相对紧密。
图1 KIBS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注:图中关键词圆圈越大表示以该词作为关键词的文章越多。

Fig.1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KIBS research

此外,筛选出中英文关键词频前5位的关键词,形成高频关键词统计表(表1)。国内外均把KIBS与创新的研究视为该领域重要的研究方向。除了创新以外,国内更关注KIBS与创新、制造业和产业集群的关系,以及KIBS集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国外更注重KIBS对企业创新的研究,以及KIBS的区位选择、KIBS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表1 高频关键词

Tab.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CNKI关键词 首现年份 频次 中心性 WoS关键词 首现年份 频次 中心性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2004 311 1.32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1998 175 0.26
创新 2005 79 0.25 innovation 1999 136 0.27
服务业 2003 43 0.12 performance 2010 82 0.19
制造业 2005 15 0.07 firms 2005 72 0.20
产业集群 2006 13 0.03 knowledge 2005 66 0.11

1.2.2 研究内容: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识别KIBS的研究领域,将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其中,模块值Q值分别为0.6843和0.4807,表明聚类团结构显著;平均轮廓值S值分别为0.9736和0.7969,表明聚类可信度较高。由图2可知,国内与KIBS相关的研究领域主要有KIBS创新、KIBS与制造业的关系、KIBS与产业升级、KIBS与知识经济等。国外与KIBS相关的研究领域主要有KIBS与经济发展、KIBS在城市和区域的布局、KIBS的信息传播、KIBS与创新合作、KIBS的竞争力等。基于此,本文将从KIBS的区位选择、KIBS与创新、KIBS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展开讨论。
图2 KIBS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2 Keyword cluster map of KIBS research

2 KIBS研究热点领域

2.1 KIBS的区位选择

2.1.1 KIBS的空间分布

不同于制造业对传统生产要素成本的考虑,KIBS的产品具有无形性、不可存储与运输性和生产与消费的空间不可分性,其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更多受信息获取成本和目标客户的接近性等因素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
(1) 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地区,区域分布不平衡性显著。已有研究表明,KIBS多集中在大城市和城市的中心区域。国外对美国和北欧的实证研究显示,KIBS大多数集中分布在大都市区或首都[8-9]。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KIBS在周边地区小城市的布局逐渐减少[4],首都城市越来越成为KIBS高度专业化的地点[10-11]。国内学者以城市群或东西部地区对比进行实证研究,对KIBS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时空格局进行量化测度,均认为KIBS地区集聚不均衡,呈现从发达地区至欠发达地区的“核心—外围”趋势发展,这一趋势在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中更为明显[12-15]
(2) 逐渐由大都市区聚集向城市群多中心扩散。KIBS有向城市边缘区和郊区扩散的趋势,受城市规划的影响而形成多核心的模式。国外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指出,KIBS在欧洲等地区的分布呈薄弱的分散化趋势[11,16]。也有学者研究了加拿大农村新兴产业使用KIBS知识服务的案例,发现某些类型的知识服务是在非城市或小城镇集群中产生的,不同类型知识服务来自不同类型的区位[17]。国内学者以城市群和地级市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KIBS在长三角聚集态势明显,但也从以上海为核心的单核态势逐渐演变为“上海—杭州—南京”的多核的聚集态势,而城市间高铁开通显著推动了KIBS区域内的均衡布局[18-19]

2.1.2 KIBS的区位因素研究

研究表明,KIBS主要集中分布在大都市地区,并存在多中心的演化趋势。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KIBS的区位选择主要受以下3个方面的影响:
(1) 区位条件与要素禀赋的驱动。一是城市区位条件驱动。大城市具有便利的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有利于节约接近客户和获取信息的成本,获取隐性知识与接近全球网络[20-22]。城市经济的繁荣和产业部门的多样性也为KIBS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基础和产业基础,且城市的等级越高其拥有越广阔的市场腹地[23]。有学者指出,劳动力市场、协同作用和溢出效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KIBS总体空间分布及其演变,但区域和城市规模仍然是它们跨空间的主要组织因素[4]。城市空间结构和KIBS区位之间存在关联性,KIBS以多中心形式定位寻求城市化经济,但某些高度集中在几个次中心寻求地方化经济,靠近核心区和集聚经济是影响KIBS选址的一个因素[24]。二是城市要素禀赋驱动。城市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和基础设施集聚的区域。大城市具有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丰富的科教文卫资源、高度的信息化水平,吸引高层次的人力资本集中,并形成良好的学习与创新环境,从而促进KIBS集聚[25-28]。此外,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扶持政策也是KIBS集聚的重要原因[23,29-30]
(2) 知识溢出效应的产生。KIBS作为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为制造业提供知识产品作为高级生产要素和中间投入品,在此过程中可以产生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31]。KIBS高度重视对知识的获取和传播,集聚提供了良好的创新与学习环境,促进了企业间的集体学习和知识的流动。空间距离的缩短增强了KIBS与目标客户的交互性,通过直接与间接效应,使其在为客户提供知识解决问题的同时,促进了隐性知识的传播与外溢,从而提高客户企业的创新能力[32-34],发挥着知识传播的桥梁作用和知识基础设施的角色[35]。在成功的知识密集型创新环境下,通过使集群内的企业进入“集体学习过程”,可以增强这一地区集群的竞争优势,从而提高集群的竞争力。有研究指出,知识生产网络对KIBS位置很重要,以工业设计公司为例,集中在城市地区是因为知识网络包括特定类型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当地社会网络,这些社会网络为KIBS提供了良好的创新与学习环境,而本地化、专利活动和从事研发职业的员工比例对KIBS投资的选址决策有很大影响[36-37]
(3) 产业关联性。一方面,KIBS在社会生产中作为中间投入部门的角色,服务于传统制造业部门,对其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另一方面,KIBS融入制造业的生产与创新过程,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有学者利用米兰KIBS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KIBS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KIBS与相关企业接近程度的影响[38]。对珠三角KIBS企业区位动态研究表明,KIBS企业倾向于靠近跨国企业和已经建立的KIBS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吸引KIBS诞生发挥积极作用,塑造了珠三角KIBS企业的选址模式,新的KIBS企业倾向于与现有的KIBS企业共处一地,这证实了累积因果机制在珠三角新的KIBS企业形成过程中很重要[39]。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都会地区,区域经济中跨国企业的存在对于附近KIBS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40]

2.2 KIBS与区域创新的关系

KIBS作为高度依赖专业知识的行业,其与创新的关系是服务业地理重要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包括与KIBS有关的创新绩效、创新的影响因素、创新的空间差异等。
(1) KIBS创新的影响因素。区位和距离是影响KIBS创新空间模式的地理因素,二者之间存在关联性[41]。就距离而言,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是McCann[42]提出的连续空间和创新之间存在联系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不同类型的创新集中分布在大都市地区,创新会随着与大都市地区的距离变化而变化,与大都市核心区的距离先减少后增加[41-43]。在对德国KIBS企业创新绩效与最近城市的距离和规模的关系研究发现,KIBS创新存在非常强烈的距离衰减和城市规模效应,这些效应因创新类型而不同[44]。在中国,KIBS创新会形成不同的趋同俱乐部,出现俱乐部之间趋异的现象,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遵循着地理距离衰减效应[45]。就区域而言,KIBS的创新活动出现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和市场规模大的地区,地区的知识储备对创业活动有明显的积极影响,即使形成这些条件的经济体系遵循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指导原则,区域条件也很重要[46]。KIBS企业的创新能力因其所在地区(城市或农村)而不同,大都市与农村地区的KIBS创新具有不同性质,战略相关因素对于农村KIBS正在进行的创新活动最为重要,而城市KIBS的相应活动则由学习和网络相关因素驱动[41,43,47]
(2) KIBS创新的生产与传播。KIBS在创新系统中扮演着创新的生产者与传递者的角色,促进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扩散与融合[48]。KIBS可以在全球城市和区域进行创造和消费,通过客户获取外部专业知识,而形成一个不断发展的专业知识空间,并通过商业服务连接性沟通多尺度城市间的联系[49-50]。沈飞等[51]结合网络分析,对长三角区域的KIBS进行创新扩散溢出能力与效应的网络化层级和动态结构进行分析评价,认为KIBS的创新扩散溢出网络具有层级扩散特征。郑兵云[52]认为KIBS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溢出能力和较高的科技创新吸收能力,是网络系统中最活跃的部门,同时KIBS也接受高新技术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科技创新溢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国民经济创新系统中的知识转换器功能。
(3) KIBS与区域的创新绩效。在创新绩效方面,Corrocher等[53]研究了KIBS与欧洲区域创新体系结构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KIBS是创新导向型地区的决定性要素。国内学者以城市群或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KIBS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通过产业关联、知识溢出、技术溢出等方式提高区域的创新绩效和旅游业等行业的创新水平[15,54-55]
(4) KIBS的创新生态系统。陈强等[56]梳理了国内外KIBS创新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基于上海杨浦区经济普查数据,从创新种群、创新群落、创新环境三个结构层次对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的发展现状与问题进行剖析。张霞等[57]指出KIBS在不同的创新流程中发挥不同的功能,构建了基于KIBS的区域创新内生系统,并指出KIBS的生存与发展机制为该系统提供了内生动力。

2.3 KIBS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关系

2.3.1 KIBS与区域经济发展

KIBS作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知识基础设施和产业部门,国内外学者对KIBS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给予了较大的关注。
(1) KIBS促进区域经济发展。KIBS通过专业人员和专业手段为各产业提供知识服务产品,将知识资源最有效率地配置到企业、个人或公共部门中去,从而促进经济发展[58]。国外学者以英国、挪威等地对KIBS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认为KIBS对促进城市就业、提高区域发展的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59-60]。细化到具体行业,有学者指出金融业集聚在中国东部地区与经济发展呈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西部地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长期增长[61]。也有研究以中国香港专业服务业为例,实证分析了KIBS对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62]
(2) KIBS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KIBS主要通过集聚推动创新的产生与扩散,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也通过克服中间产品与最早产品使用者的信息摩擦对产出和消费的短期增长产生正向影响[63-64]。国内学者主要从KIBS集聚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根据集聚外部性理论,KIBS集聚在适度水平时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集聚不适度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65]。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可对KIBS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进行测度,KIBS集聚程度的上升对城市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布局现象[66-67]。KIBS的规模经济特征与空间集聚效应具有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促进了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68]。也有学者认为KIBS只有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集聚,才能对经济发展有较强的正向驱动作用[69]

2.3.2 KIBS与制造业的关系

(1) KIBS推动制造业的发展与创新。主要体现在KIBS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绩效的影响。通过运用DEA、构建联系指数等方法,有的学者发现KIBS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70-72]。在创新绩效层面,KIBS既可通过专业化效应、知识转移效应和创新嵌入效应三个方面对制造业创新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73-74],也能在降低交易成本、提供高级生产要素等方面促进制造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75]。此外,也有学者将KIBS作为中介因素或细分子行业,发现KIBS对本土制造业吸收外资研发外溢的积极效应有正向影响,认为KIBS的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具有促进作用[76-77]
(2) 制造业反过来促进KIBS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制造业的发展对KIBS的带动作用和二者的协同发展。作为高度依赖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产业,KIBS的发展也会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以信息产业、中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辅助产业对KIBS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78]。在城市群等协同发展的区域,工业城市的制造业发展与资源的整合,加大了对区域中心城市KIBS服务产品的需求,从而对KIBS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0]。此外,KIBS与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还体现于一种共生关系[79]。在知识经济内部KIBS与高技术产业具有明显的协同增长效应[80]。有学者基于就业与动能转换的双重视角,证明KIBS的发展有助于制造业规模的扩张(表现为行业内的就业创造),而蓬勃发展的制造业又带动了配套KIBS的发展,并改变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产业发展的动能转换[81-82]。除了制造业与高技术产业,KIBS与平台经济等行业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83]

3 KIBS研究趋势的动态变化

为分析KIBS的研究趋势,本文提取了CNKI与WoS中关于KIBS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谱(图3),根据关键词内容将时间节点分为2013年前后两个时间段进行分析。2013年以前,国内对KIBS的研究聚焦于创新系统、创新模式、作用机制、产业政策等方面;2013年后更关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创新绩效、创新网络、制造业、产业集聚、协同创新等内容。相比于国内,国外对KIBS的研究更关注KIBS的企业层面、竞争力、经济增长等内容,近年来更聚焦于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研究空间溢出、城市、服务化、集聚经济、多样化等内容。综上,本文总结以下三点研究趋势。
图3 KIBS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注:图中红色表示关键词爆发的起止时间;较深的蓝色表示研究热度较低的年份;最浅的蓝色表示对应年份没有出现相关研究。

Fig.3 Keyword emergence map of KIBS research

3.1 更加关注KIBS在促进产业升级与区域转型中的作用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2013年以前主要关注的研究热点为产业集群、人力资本、产业政策、知识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主要研究包括KIBS发展的影响因素、KIBS的创新政策等,研究重点主要放在KIBS自身的发展上。2013年后主要关注的研究热点包括产业结构、产业升级、共生关系、增长、合作生产、多样化、制造业,开始关注KIBS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注重产业发展中KIBS与制造业的协同与共生关系、KIBS服务制造业转型升级、KIBS在产业多样化中的作用、KIBS在产业集群中的功能。目前已有研究KIBS自身的时空演化趋势以及相关产业演化的空间关联特征,但将KIBS与区域发展路径演化的机制探讨相对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在“演化转向”的背景下与演化经济学相融合,诞生了演化经济地理学[84-87]。路径依赖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认为区域发展路径是一个内生的过程,受到过去的历史决策和发展路径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产生自我强化[88]。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区域经济韧性成为了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重要内容[89]。相关多样化被认为是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强调区域多样化的产业间存在技术关联性。目前已有研究针对产业相关多样化、无关多样化与经济韧性的关系展开讨论,研究对象以制造业为主[90-95]。关于KIBS与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相对缺乏,与之相类似的研究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既可通过增加产业结构的非相关多样化直接增强城市经济抵抗力,也可通过增强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化诱发技术创新,间接提升城市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96]。此外,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对本地经济韧性具有正向影响,对邻地经济韧性也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97]

3.2 更加关注KIBS在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中的作用

KIBS与创新的关系自KIBS的概念提出以来,一直都是重要的研究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KIBS与创新的相关研究也经历了研究对象与关注重点的变化。2013年以前,主要关注的研究热点为创新系统、创新模式、创新过程,研究重点放在KIBS的创新要素、创新范式、创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自2014年起,开始关注创新绩效、创新网络、创新能力、协同创新等内容,KIBS创新的空间扩散、时空格局、创新路径等,在产业创新上关注KIBS与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创新能力,并在区域层面探究KIBS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创新效率等多方面的影响。虽然KIBS与创新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在产业集群创新网络这一方面仍然缺乏研究深度。
产业集群正成为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是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98]。作为知识生产与知识溢出并存的区域,产业集群是研究创新网络的最佳空间单元,以产业集群为载体的区域创新网络也将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99]。KIBS可在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创新系统中KIBS作用于创新的源头、创新的传递和推动[100],不仅体现在宏观创新系统中,也体现在企业创新网络中。创新作为一个高度互动的过程,促使KIBS在创新网络中与其他合作者形成协同创新过程[34],共同推动集群创新的发展。第二,在知识创造和客户企业的创新过程中KIBS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101]。一方面,KIBS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是新知识的来源,KIBS在集群创新中起到知识载体、交换器和生产者的功能[45];另一方面,KIBS在客户企业的创新过程中主要扮演着“创新桥梁”的作用,通过整合外部获取的显性和隐性知识将新知识传递给目标客户[66]。因此KIBS起到的前瞻性、领导性和新驱动者的作用,将成为策动集群创新网络不断发展的引擎。

3.3 更加关注KIBS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作用

2015年以前,国内外学者对KIBS与生产网络的关系缺乏探讨,研究视野局限于KIBS的企业发展、产业及区域层面的研究。自2015年起,关注的研究热点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合作、网络、价值共创、价值创造力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外学者对KIBS的关注逐渐从研究KIBS的特征、影响因素、发展状况,到关注KIBS在网络中的作用,突出体现KIBS在生产网络中的价值创造、在产业集群内的嵌入方式,以及与制造业等产业的合作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关系经济地理学派成为解释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扩张的重要理论,关系经济地理学强调“全球—地方”互动对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基于关系经济地理学视角,Coe等[102]提出了“战略耦合”的理论概念,认为战略耦合是区域资产与行动者战略需求相互嵌入的结果,区域的发展受到二者的相互影响。在全球化复杂的竞争关系和多尺度的联系中,区域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行动者相互嵌入,进行价值捕获与创造,从而实现区域发展与福利提升的目的。KIBS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互嵌。有部分学者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嵌入的关系,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的全球生产网络位置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103],而制造业在全球分工水平中的地位能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嵌入程度,从而影响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104]。也有学者研究制造业嵌入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将地域嵌入的理论和经验从全球生产网络引入服务网络,研究跨国制造业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认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跨国制造业与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密切的产业关系[105]。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有较好的嵌入程度,金融、电信等行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而创新能力对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有正向影响[106]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知,KIBS作为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可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上,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提高。尽管国内外学者对KIBS的研究涵盖了经济地理学的多个方面,然而,在当前全球化新形势和经济地理学新研究范式下,学术界对KIBS与经济地理学不同研究范式的融合关注不足,对新信息技术时代KIBS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KIBS对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产业升级与区域转型、全球—地方生产网络、多尺度创新空间重构等的影响机制等经济地理学热点议题研究较少。为此,本文首先通过对国内外关于KIBS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利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 Space对KIBS领域的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对KIBS目前的研究热点领域进行归纳,探讨KIBS与演化经济地理学、创新地理学、关系经济地理学三个研究范式相结合的研究趋势,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KIBS发文量的时空间特征及研究方向。① 从发文量的时间特征来看,国外的研究相比国内起步较早,发文量相对较多,近年来文献发表量仍保持较高频率。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与区域创新、制造业协同等多个研究领域相结合,近年来发文量有所下降。② 从空间特征来看,KIBS的相关研究集中在中国与欧美国家,发文量在空间上分布不均。③ 从研究方向来看,国内的研究主要有KIBS的服务创新、KIBS与制造业和产业升级的关系等,国外的研究主要有KIBS与经济发展和创新合作的关系、KIBS在城市和区域的布局、KIBS的信息传播扩散与竞争力等。
第二,KIBS研究的热点领域。① KIBS的区位选择研究。KIBS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地区,区域分布不平衡性显著,并逐渐由大都市区聚集向城市群多中心扩散;KIBS的区位因素研究包括大都市的区位条件与要素禀赋等;此外,KBIS知识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性等也是重要研究议题。② KIBS与区域创新的关系研究。KIBS创新的影响因素主要取决于其区位及其与大都市中心区的距离;KIBS创新的生产与传播、KIBS创新扩散溢出网络具有层级扩散特征;此外,KIBS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KIBS的角色及其与创新生态系统的关系也是重要的研究议题。③ KIBS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关系。KIBS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并与制造业的发展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第三,KIBS的研究趋势变化特征:① 从关注KIBS自身的产业要素、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影响因素及产业政策,到更加关注KIBS在促进产业升级与区域转型中的作用;② 从关注KIBS的创新要素、创新系统、创新范式、创新评价,到更加关注KIBS在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中的作用;③ 从关注KIBS自身特征、影响因素、发展状况,到更加关注KIBS在全球价值链及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作用。

4.2 研究展望

总体而言,国内外对KIBS的研究较为充分,但目前仍存在局限性,结合当前全球化新形势和中国经济地理研究的重大战略议题,未来可从以下方面推动KIBS的地理学研究。
第一,以全球化新趋势为背景,加强KIBS对区域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近年来全球经济遭受新冠疫情冲击和局部军事冲突、大国对抗和逆全球化风险等多重压力,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贸易受阻,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对国家和区域发展带来的冲击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学术界基于路径依赖等理论视角,较多关注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实体经济在受到外部冲击时与区域发展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区域经济韧性等方面的内容,但对KIBS如何嵌入实体经济的关注度较低。KIBS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起到前瞻性、领导性和驱动性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未来对KIBS的研究可结合演化经济地理学及路径依赖、邻近性等理论,探讨KIBS嵌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集群和地方产业集群,促进知识溢出、技术关联,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技术创新与服务创新,实现新路径创造,从而促进区域转型发展,对处于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二,以创新驱动为引领,探究KIBS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及国际—区域创新中心演化研究。创新驱动已成为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许多国家都将创新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层面,全球进入了空前的创新密集时代[107]。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创新的驱动作用,更离不开KIBS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制造业的融合。KIBS中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服务等行业本身具备新质生产力的特性,通过提供知识产品创新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国家“十四五”规划均提出加快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创新高地建设,KIBS作为创新的载体、桥梁,可有效统筹创新要素,加速创新产品在区域各创新主体间的流动与应用,满足区域创新中心的建设与发展需求。目前关于KIBS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国际—区域创新中心的演化趋势及其内在机制的研究尚缺乏足够的探讨,未来可研究KIBS集聚对区域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KIBS嵌入下地方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结构与演化特征、KIBS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创新高地建设的机制,将KIBS创新成果应用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之中,深入探讨KIBS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乃至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创新高地的作用和理论机制。
第三,基于全球—地方互动视角研究KIBS在全球—国家—区域创新系统中的角色和作用。在全球生产一体化的背景下,将全球与地方相结合已成为区域发展等方面研究的重要视角,区域内的各个经济行为主体也将在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和战略耦合视角下体现出在区域发展研究中的独特性。KIBS作为知识密集型和创新型的行业与企业集合,可通过“全球管道”参与全球知识流动对知识产品进行获取与加工,再通过“地方蜂鸣”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主体提供知识服务作为创新要素投入。此外,KIBS作为创新主体本身也在全球—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进行创新产出,促进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目前,在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KIBS与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相对不足,研究KIBS企业如何帮助地方在全球经济中复杂的竞争关系下,进行知识创造和捕获,如何根据不同的耦合模式在与全球创新网络的耦合过程中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实现区域发展的利益最大化,是未来将KIBS与关系经济地理学研究融合中值得关注的内容。同时,基于“全球—地方”互动视角,揭示KIBS对地方创新网络与全球创新网络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优化升级的路径与对策,也是未来KIBS相关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第四,关注KIBS在多尺度创新空间体系中的区位与作用。当前城市群或都市圈已成为中国区域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逐渐形成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的单中心城市群和以多个主中心城市协同发展的多中心城市群,区域空间尺度的差异将影响KIBS资源配置和创新要素流动。加上制造业在东西部的转移和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不同尺度的产业布局也将影响区域创新主体的分布与创新要素的配置。从省域、城市群、都市圈到城市、城区、园区乃至街区,不同空间尺度的创新要素分布和创新联系存在空间异质性[108]。国内外均有研究指出,KIBS的空间布局逐渐从“核心—外围”格局向多中心分布的演化趋势。未来需着重分析KIBS在城市群创新空间、创新城区、创新园区、创新街区等多尺度中的区位选择与创新联系,研究KIBS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对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绩效的作用机制。
[1]
魏江, 陶颜, 王琳.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概念与分类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07(1): 33-41.

[Wei Jiang, Tao Yan, Wang Lin. The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China Soft Science, 2007(1): 33-41.]

[2]
方远平, 谢蔓, 林彰平. 信息技术对服务业创新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J]. 地理学报, 2013, 68(8): 1119-1130.

[Fang Yuanping, Xie Man, Lin Zhangping. A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impact of ICT on service innovation: Based on analysis of 21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119-1130.]

[3]
Miles I, Kastrinos N, Bilderbeek R.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Users, carriers and sources of innovation[R]. Manchester, UK: EIMS Publication, 1995.

[4]
Shearmur R, Doloreux D. Urban hierarchy or local buzz? High-order producer service and (or)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location in Canada, 1991-2001[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8, 60(3): 333-355.

[5]
Doloreux D, Amara N, Landry R. Mapping regional and sectoral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Evidence from the province of Quebec (Canada)[J]. Growth and Change, 2008, 39(3): 464-496.

[6]
Lafuente E, Vaillant Y, Vendrell-Herrero F. Territorial servitization and the 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 in knowledge-based economies[J]. Regional Studies, 2019, 53(3): 313-319.

DOI

[7]
魏江, 夏雪玲. 产业集群中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功能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4(12): 7-9.

[Wei Jiang, Xia Xueling. The function of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in industry cluster.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04(12): 7-9.]

[8]
Beyers W B. Producer servic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3, 17(2): 221-231.

[9]
Illeris S, Sjoholt P. The Nordic countries: High quality service in a low density environment[J]. Progress in Planning, 1995, 43(2/3): 205-221.

[10]
Jennequin H. The evolu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tertiary sector activities in Europe[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8, 28(3): 291-306.

[11]
Deza X V, López M G. Regional concentration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in Europ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2014, 32(6): 1036-1058.

[12]
邹德玲, 丛海彬, 徐明. 长三角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综合测度[J]. 中国科技论坛, 2015(11): 54-60.

[Zou Deling, Cong Haibin, Xu Ming.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in Yangtze River Delta.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15(11): 54-60.]

[13]
周麟, 沈体雁, 于瀚辰, 等. 城市内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时空格局研究: 以保定市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11): 1-6.

[Zhou Lin, Shen Tiyan, Yu Hanchen, et al. Temporal-spatial pattern of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in the inner city: A case study of Baoding.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6, 23(11): 1-6.]

[14]
霍鹏.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动态演化及驱动因素[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2, 31(4): 770-780.

[Huo Peng.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knowledge intensive service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2, 31(4): 770-780.]

[15]
方远平, 毕斗斗, 陈宏洋, 等.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J]. 地理学报, 2021, 76(6): 1521-1536.

DOI

[Fang Yuanping, Bi Doudou, Chen Hongyang, et al. Spatial effects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clustering on tourism innovation in urban aggolomeration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6): 1521-1536.]

DOI

[16]
Sokol M, Van Egeraat C, Williams B. Revisiting the 'informational city': Space of flows, polycentricity and the geography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in the emerging global city-region of Dublin[J]. Regional Studies, 2008, 42(8): 1133-1146.

[17]
Shearmur R, Doloreux D. The geography of knowledge revisited: Geographies of KIBS use by a new rural industry[J]. Regional Studies, 2021, 55(3): 495-507.

[18]
史安娜, 刘海荣. 长三角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空间极化与辐射分析[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21(3): 29-36, 106.

[Shi Anna, Liu Hairong. Spatial polarization and radiation analysis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21(3): 29-36, 106.]

[19]
霍鹏, 魏剑锋. 城市间高铁开通影响了产业集聚态势吗? 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例[J]. 产业经济研究, 2021(4): 13-26, 84.

[Huo Peng, Wei Jianfeng. Does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between cities affect the trend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 example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 Industrial Economics Research, 2021(4): 13-26, 84.]

[20]
Koschatzky K, Zenker A. The regional embeddedness of small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firms: Regional networking as knowledge source for innovation?[R]. Karlsruhe, Germany: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ystemsand Innovation Research, 1999.

[21]
Keeble D, Nachum L. Why do business service firms cluster? Small consultancies, cluster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London and southern England[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2, 27(1): 67-90.

[22]
Smith W L, Sassen S.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J]. Teaching Sociology, 2006, 23(4): 426.

[23]
邱灵, 方创琳.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发展研究[J]. 经济地理, 2012, 32(11): 76-80.

[Qiu Ling, Fang Chuanglin. Study o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32(11): 76-80.]

[24]
Romero de Ávila Serrano V. The intrametropolitan geography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KIB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ix European and U.S. city-regions[J].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19, 33(4): 279-295.

[25]
任国岩, 蒋天颖. 长三角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特征与成因[J]. 经济地理, 2015, 35(5): 85-91.

[Ren Guoyan, Jiang Tianying. The agglomeration and reasons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5): 85-91.]

[26]
郑长娟, 郝新蓉, 程少锋, 等.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空间关联性及其影响因素: 以浙江省69个县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3): 121-128, 173.

[Zheng Changjuan, Hao Xinrong, Cheng Shaofeng, et 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its determinants: spatial statistical survey and econ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data of 69 cities and counties.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3): 121-128, 173.]

[27]
刘芳. 高速铁路建设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一个实证[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 35(3): 132-139.

[Liu Fang. The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constru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 industry: An empirical study.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8, 35(3): 132-139.]

[28]
霍鹏, 魏修建. 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 基于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J]. 经济问题探索, 2019(11): 151-163.

[Huo Peng, Wei Xiujia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Chinese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 about 286 prefecture and above level cities.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19(11): 151-163.]

[29]
朱有明, 刘金程.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16(5): 42-47.

[Zhu Youming, Liu Jincheng. Empirical 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 industry. Research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2016(5): 42-47.]

[30]
梁志霞, 安景文, 王鹏. 京津冀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 城市问题, 2020(12): 46-56.

[Liang Zhixia, An Jingwen, Wang Peng.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Urban Problems, 2020(12): 46-56.]

[31]
赵明霏.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研究[D]. 天津: 南开大学, 2013.

[Zhao Mingfei.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 Tianjin, China: Nankai University, 2013.]

[32]
石林. 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地级市视角[J]. 经济问题探索, 2015(3): 102-106.

[Shi Lin. Research on the agglomeration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15(3): 102-106.]

[33]
Pinch S, Henry N. Paul Krugman's geographical economics,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the British motor sport industry[J]. Regional Studies, 1999, 33(9): 815-827.

[34]
Gadrey J, Gallouj F. The provider-customer interface in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98, 18(2): 1-15. doi: 10.1080/02642069800000016.

[35]
Toivonen M. Foresight in services: Possibilities and special challenges[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4, 24(1): 79-98.

[36]
Skytt-Larsen C B, Winther L. Knowledge production, urban locations and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network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5, 23(9): 1895-1917.

[37]
Marek P. Agglomeration and FDI in East German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J]. Economia politica, 2012, 29(3): 343-360.

[38]
Antonietti R, Cainelli G. KIBS and the city: GIS evidence from Milan[J]. Economia Politica, 2012, 29(3): 305-318.

[39]
Wang J J, Zhang X H, Yeh A G O. Spatial proximity and location dynamics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6, 53: 390-402.

[40]
Jacobs W, Koster H R A, van Oort F. Co-agglomeration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14(2): 443-475.

[41]
Doloreux D, Shearmur R. Collaboration, information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12(1): 79-105.

[42]
McCann P.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nd the geography of global and regional trade[M]// Cooper R, Donaghy K, Hewings G.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modeling. Berlin, Germany: Springer, 2007: 15-34.

[43]
Shearmur R, Doloreux D. Place, space and distance: Towards a geography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innovation[J]. Industry & Innovation, 2009, 16(1): 79-102.

[44]
Brunow S, Hammer A, McCann P. The impact of KIBS' location on their innovation behaviour[J]. Regional Studies, 2020, 54(9): 1289-1303.

DOI

[45]
方远平, 谢蔓, 郑心怡. 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格局的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55(5): 838-849.

[Fang Yuanping, Xie Man, Zheng Xinyi. Spatial divergence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innovation of China: Base on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method.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2021, 55(5): 838-849.]

[46]
Wyrwich M. The role of regional conditions for newly emerging KIBS industries in the face of radical institutional change[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3, 21(11): 1760-1778.

[47]
Fernandes C, Ferreira J J, Marques C S. Innovation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in rural and urban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Empirical evidence[J]. Service Business, 2015, 9(2): 233-256.

[48]
Hauknes J. Services in innovation-innovation in services[R]. Oslo, Norway: STEP Group, 1998.

[49]
Bryson J R, Rusten G. Spatial divisions of expertise: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firm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Norway[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5, 25(8): 959-977.

[50]
Hoyler M, Kloosterman R C, Sokol M. Polycentric puzzles: Emerging mega-city regions seen through the lens of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J]. Regional Studies, 2008, 42(8): 1055-1064.

[51]
沈飞, 吴解生.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扩散溢出能力、效应及其网络质量评价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 32(8): 133-138.

[Shen Fei, Wu Jiesheng. The evaluation studies on the abilities of innovations' diffusion and spillovers, effect, diffusing network quality.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5, 32(8): 133-138.]

[52]
郑兵云.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科技创新传导实证研究[J]. 软科学, 2018, 32(2): 16-19.

[Zheng Bingyun. Study on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transfer of KIBS. Soft Science, 2018, 32(2): 16-19.]

[53]
Corrocher N, Cusmano L. The 'KIBS engin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gions[J]. Regional Studies, 2014, 48(7): 1212-1226.

[54]
刘胜, 陈秀英.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对城市群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J]. 河北地质大学学报, 2019, 42(6): 104-108.

[Liu Sheng, Chen Xiuying. The impact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 industry on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Journal of Hebei GEO University, 2019, 42(6): 104-108.]

[55]
夏杰长, 丰晓旭, 姚战琪.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3): 60-69.

[Xia Jiechang, Feng Xiaoxu, Yao Zhanqi.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regional innovatio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Front, 2020(3): 60-69.]

[56]
陈强, 李伯文, 刘笑.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生态系统结构解析、问题诊断及其优化: 以“环同济”为例[J]. 科技管理研究, 2017, 37(1): 99-104.

[Chen Qiang, Li Bowen, Liu Xiao. Research on structure analysis, problem diagnosis and optimization of KIBS industrial innovation ecosystem: A case from Tongji knowledge economy circ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17, 37(1): 99-104.]

[57]
张霞, 杜跃平, 王林雪. 基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区域创新内生系统构建[J]. 2013, 30(4): 33-38.

[Zhang Xia, Du Yueping, Wang Linxue. Construction of endogenou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based on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3, 30(4): 33-38.]

[58]
金雪军, 毛捷, 袁佳. 知识服务业产业效能研究: 理论与实证分析[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4): 68-76.

[Jin Xuejun, Mao Jie, Yuan Jia. An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functions of the knowledge service industry: Theoretical and positive studies.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4(4): 68-76.]

[59]
Wood P. Urban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Too many unanswered questions?[J]. Growth and Change, 2006, 37(3): 335-361.

[60]
Aslesen H W, Isaksen A. New perspectives on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 and innovation[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2007, 89(S1): 45-58.

[61]
苏李, 臧日宏, 闫逢柱. 中国金融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分析: 基于地理集聚视角[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2(1): 23-28.

[Su Li, Zang Rihong, Yan Fengzhu. Analysis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economic growth by Granger's method: Perspective based on geographical aggregation.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10, 12(1): 23-28.]

[62]
周泳宏, 谭海泉. KIBS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香港专业服务业为例[J]. 产经评论, 2013, 4(4): 81-93.

[Zhou Yonghong, Tan Haiquan. The impact of KIBS on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Hong Kong. Industrial Economic Review, 2013, 4(4): 81-93.]

[63]
Mas-Verdú F, Wensley A, Alba M, et al. How much does KIBS contribute to the generation and diffusion of innovation?[J]. Service Business, 2011, 5(3): 195-212.

[64]
Huang C-Y, Ji L.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and economic growth with endogenous market structure[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13, 38: 95-106.

[65]
万丽娟, 杨艳琳, 尹希果.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22(2): 32-38.

[Wan Lijuan, Yang Yanlin, Yin Xiguo. Research on effects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 industries agglome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 22(2): 32-38.]

[66]
方远平, 唐瑶, 陈宏洋, 等. 中国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J]. 经济问题探索, 2018(2): 85-93.

[Fang Yuanping, Tang Yao, Chen Hongyang, et 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A GMM method based on dynamic panel data.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18(2): 85-93.]

[67]
张蔷薇, 段霞.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生产率异质性的影响研究[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62(3): 21-27, 152-153.

[Zhang Qiangwei, Duan Xia.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productivity heterogeneity in knowledge intensive service industry.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2, 62(3): 21-27, 152-153.]

[68]
宋丽萍, 谭洪波.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特征及其区域一体化效应[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2(12): 196-200.

[Song Liping, Tan Hongbo. Spatial feature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 and its regional integration. Price: Theory & Practice, 2022(12): 196-200.]

[69]
李福柱, 李倩.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及二者协同集聚的创新驱动效应[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9, 36(17): 57-65.

[Li Fuzhu, Li Qian. The innovation driving effect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agglomeration, high-tech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and co-agglomeration of the two.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9, 36(17): 57-65.]

[70]
时省, 洪进, 赵定涛.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13(1): 43-49.

[Shi Xing, Hong Jin, Zhao Dingtao. Impacts of KIBS on two-stag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y.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13(1): 43-49.]

[71]
张珺, 杨思嘉.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FDI与制造业技术进步[J]. 管理现代化, 2014(2): 66-68.

[Zhang Jun, Yang Sijia. FDI in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manufacturing. Modernization of Management, 2014(2): 66-68.]

[72]
赵明霏.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影响实证分析[J]. 科学管理研究, 2017, 35(5): 84-86, 99.

[Zhao Mingfei.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 on manufacturing efficiency. Scientific Management Research, 2017, 35(5): 84-86, 99.]

[73]
吕民乐, 安同良.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15, 29(12): 134-138.

[Lv Minle, An Tongliang.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on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2015, 29(12): 134-138.]

[74]
吕民乐, 金妍.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实证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 2016, 35(4): 17-24.

[Lv Minle, Jin Yan. The impact of KIBS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novation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16, 35(4): 17-24.]

[75]
赵明霏.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 企业管理, 2015(11): 120-123.

[Zhao Mingfei.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lea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Enterprise Management, 2015(11): 120-123.]

[76]
黄烨菁.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视角下外商直接投资“外溢”的作用机制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19(2): 123-134, 137.

[Huang Yejing. Huang Yejing. Spillover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its determinants from local knowledge intensive service business development. World Economy Studies, 2019(2): 123-134, 137.]

[77]
沈运红, 孙莉.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浙江省2008—2017年面板数据[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 41(7): 164-170.

[Shen Yunhong, Sun Li. Research on impact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clusters on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upgrading: Based on panel data of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21, 41(7): 164-170.]

[78]
施卫东, 朱新琴.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PLS结构方程模型[J]. 新金融, 2016(7): 41-45.

[Shi Weidong, Zhu Xinqin.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development: Based on PL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New Finance, 2016(7): 41-45.]

[79]
史安娜, 潘志慧. 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高技术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共生发展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6): 33-38, 46.

[Shi Anna, Pan Zhihui. Reaearch on the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manufacture and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in the central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8(6): 33-38, 46.]

[80]
任皓, 周绍杰, 胡鞍钢.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增长效应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7(8): 34-45.

[Ren Hao, Zhou Shaojie, Hu Angang. The synergistic growth effect between knowledge intensive services and high-tech manufacturing. China Soft Science, 2017(8): 34-45.]

[81]
肖挺.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实证分析: 基于就业与动能转换的双重视角[J]. 中国科技论坛, 2018(10): 128-137, 145.

[Xiao Ting.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18(10): 128-137, 145.]

[82]
肖挺. 良性循环: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与制造业的就业扩张[J]. 当代经济科学, 2018, 40(3): 86-94, 127.

[Xiao Ting. Virtuous circle: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and the employment expans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2018, 40(3): 86-94, 127.]

[83]
王欣, 刘永进, 夏文灏. 平台经济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关联发展: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 水利经济, 2020, 38(3): 39-45, 85.

[Wang Xin, Liu Yongjin, Xia Wenhao. Correlated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economy and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 industry: Case study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Water Resources, 2020, 38(3): 39-45, 85.]

[84]
刘志高, 尹贻梅. 演化经济地理学: 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J]. 国外社会科学, 2006(1): 34-39.

[Liu Zhigao, Yin Yimei.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A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economic geography. Social Sciences Abroad, 2006(1): 34-39.]

[85]
苗长虹. 欧美经济地理学的三个发展方向[J]. 地理科学, 2007, 27(5): 617-623.

[Miao Changhong. Three approaches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geographie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 27(5): 617-623.]

DOI

[86]
刘志高, 崔岳春. 演化经济地理学: 21世纪的经济地理学[J]. 社会科学战线, 2008(6): 65-75.

[Liu Zhigao, Cui Yuechu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21st century. Social Science Front, 2008(6): 65-75.]

[87]
颜银根, 安虎森. 演化经济地理: 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第二座桥梁[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5): 788-796.

DOI

[Yan Yingen, An Husen. The second bridge between economics and geograph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2(5): 788-796.]

DOI

[88]
Martin R, Sunley P.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4): 395-437.

[89]
田光辉, 苗长虹, 胡志强, 等. 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 概念内涵、测度方法及影响因素[J]. 人文地理, 2023, 38(5): 1-8.

[Tian Guanghui, Miao Changhong, Hu Zhi-qian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Human Geography, 2023, 38(5): 1-8.]

[90]
杜志威, 金利霞, 刘秋华. 产业多样化、创新与经济韧性: 基于后危机时期珠三角的实证[J]. 热带地理, 2019, 39(2): 170-179.

[Du Zhiwei, Jin Lixia, Liu Qiuhua. Industrial diversity,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era. Tropical Geography, 2019, 39(2): 170-179.]

[91]
郭将, 许泽庆. 产业相关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 地区创新水平的门槛效应[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9, 36(13): 39-47.

[Guo Jiang, Xu Zeqing.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related variety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alysis of threshold effect based on regional innovation level.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9, 36(13): 39-47.]

[92]
徐圆, 邓胡艳. 多样化、创新能力与城市经济韧性[J]. 经济学动态, 2020(8): 88-104.

[Xu Yuan, Deng Huyan. Diversification,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0(8): 88-104.]

[93]
陈奕玮, 吴维库. 产业集聚、产业多样化与城市经济韧性关系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1, 38(18): 64-73.

[Chen Yiwei, Wu Weiku.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and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21, 38(18): 64-73.]

[94]
邓又一, 孙慧. 工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J]. 软科学, 2022, 36(3): 48-54, 61.

[Deng Youyi, Sun Hui.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its mechanism. Soft Science, 2022, 36(3): 48-54, 61.]

[95]
武翠, 谭清美. 产业相关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 来自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性的解释[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3, 40(6): 69-79.

[Wu Cui, Tan Qingmei.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related variety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 explanation from innovation ecosystem symbiosis.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23, 40(6): 69-79.]

[96]
杨帆, 郑晴晴. 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J]. 热带地理, 2022, 42(12): 1953-1963.

DOI

[Yang Fan, Zheng Qingqing. Producer services and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hina. Tropical Geography, 2022, 42(12): 1953-1963.]

DOI

[97]
张明斗, 代洋洋. “两业”融合发展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视角[J]. 华东经济管理, 2023, 37(4): 88-100.

[Zhang Mingdou, Dai Yangyang.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wo industries" integra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2023, 37(4): 88-100.]

[98]
陆大道. 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Lu Dadao.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2003.]

[99]
周灿, 曹贤忠, 曾刚.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集群网络模式与演化路径[J]. 地理研究, 2019, 38(9): 2212-2225.

DOI

[Zhou Can, Cao Xianzhong, Zeng Gang. Cluster networks and evolution path of China'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innov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9): 2212-2225.]

[100]
Czarnitzki D, Spielkamp A. Business services in Germany: Bridges for innovation[J].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3, 23(2): 1-30.

[101]
蔺雷, 吴贵生. KIBS在创新中的作用[J]. 科学学研究, 2003, 21(S1): 257-260.

[Lin Lei, Wu Guisheng. The role of KIBS in innovation.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03, 21(S1): 257-260.]

[102]
Coe N M, Hess M, Yeung H W, et al. 'Globaliz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perspective[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4, 29(4): 468-484.

[103]
毛海欧, 刘海云. 中国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位置如何影响国际分工地位?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效应[J]. 世界经济研究, 2019(3): 93-107, 137.

[Mao Hai'ou, Liu Haiyun. How does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s global-production-network position influence its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status. World Economy Studies, 2019(3): 93-107, 137.]

[104]
梁经伟, 刘尧飞. 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82-93.

[Liang Jingwei, Liu Yaofei.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roducer services embedded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6): 82-93.]

[105]
李玮, 黄耿志, 薛德升. 世界城市制造业地域嵌入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汽本田和空客汉堡为例[J]. 地理研究, 2021, 40(2): 343-355.

DOI

[Li Wei, Huang Gengzhi, Xue Desheng. Dynamic processes and factors of territorial embeddedness of manufacturing in world cities: Case studies of Honda in Guangzhou and Airbus in Hambur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2): 343-355.]

[106]
韩沈超.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嵌入位置测度、影响因素及攀升策略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3, 40(6): 80-90.

[Han Shenchao. The participation and embedding position measure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upgrading strategy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23, 40(6): 80-90.]

[107]
裴小革. 论创新驱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J]. 经济研究, 2016, 51(6): 17-29.

[Pei Xiaoge. On innovation driving: A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6, 51(6): 17-29.]

[108]
玄泽源, 段进军, 华怡宁, 等. 长三角数字创新网络空间结构演化及机制差异的多尺度分析[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4): 63-72.

[Xuan Zeyuan, Duan Jinjun, Hua Yining, et al.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differences of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a multi-scale perspective.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23(4): 63-72.]

文章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