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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4 , Vol. 43 >Issue 8: 1609 - 1616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08.011

研究论文

1841—1842年西藏抗击查谟入侵之战的军事地理分析

  • 杨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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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杨霄(1988— )，男，山东青岛人，博士，青年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12-13

  修回日期: 2024-04-01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8-22

基金资助

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2020-DX05-B-018)

收起

A military geographic investigation on the Xizang-Jammu War in 1841-1842

  • YANG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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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2-13

  Revised date: 2024-04-01

  Online published: 2024-08-22

Supported by

Consultation and Evaluation Project of the Facul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2020-DX05-B-018)

Fold

摘要

中国西藏阿里地区海拔高、山岳连绵、峡谷交错，严酷的地理环境成为开展军事活动的限制性因素。1841—1842年，这里曾发生西藏抗击查谟入侵的战争，与当前中印两国边界争议息息相关。论文借助多学科的研究路径和军事地理分析框架，分析军事地理格局与过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战役的时空机制与结构机制。研究认为，清代后期，西藏阿里地区的军事地理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东提、楚舒勒和什布奇山口三处位置，由后方的交通要道变为军事前沿，其军事地理价值凸显。战争初期，查谟军队通过秘密集结、隐蔽意图，快速通过各险要隘口，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藏军被迫以空间换取时间，在多玉重创查谟军队，进而收复全部失地。但由于藏军的主要作战基地均位于廓尔喀(尼泊尔)方向，从前藏、后藏出击的藏军在到达列城时，已经远离自己的作战基地超过2000 km。从时间和距离因素上分析，都难以长期支撑其作战行动。因此，当藏军的攻势超过“顶点”时，“核心—边缘”结构发生转化，藏军由优势转为劣势，不得不从拉达克撤退。论文通过军事地理分析，揭示了军事地理环境与战争间的关系，提出了准备和实施战争的关键区域，对于当前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西藏阿里地区; 查谟; 拉达克; 军事地理; 克什米尔

本文引用格式

杨霄 . 1841—1842年西藏抗击查谟入侵之战的军事地理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8) : 1609 -1616 . DOI: 10.18306/dlkxjz.2024.08.011

Abstract

Ali Prefecture of Xizang, China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and western sections of the China-India border, where the high altitude, continuous mountains, and crisscrossing valleys pose many restrictions on military activities. It was in this region that Chinese Xizang fought against Jammu's invasion from 1841 to 1842. The result of this wa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rrent border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litary geography, the military geographic pattern of Ali region underwent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three locations of Dongti, Chushule, and Shibuqi became the frontline of th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the Jammu army quickly passed through these three key locations and carried out a surprise attack. Xizang's army was forced to exchange space for time, and stroke a heavy blow to Jammu's army in Duoyu, recovering all lost territory. During the war, the main bases of operation of the Xizang army were located in the direction of Gorkha (Nepal). When they arrived in Leh, they were already over 2000 km away from their base. The Xizang army's attack was clearly unsustainab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ime and distance factors. Thereby, the previous military structure of core-periphery was dramatically reversed, forming a new military geographic situation. When the Xizang army's attack exceeded its "peak", their situation shifted from advantaged to disadvantaged, forcing them to withdraw from Ladakh. This article aimed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ars and military geographic environments through military geographic analysis, and then identify key areas for war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three recommendations for border security and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in the Ali region.

Key words： Ali Prefecture in Xizang; Jammu; Ladakh; military geography; Kashmir

西藏阿里地区西临克什米尔，北接阿克赛钦，从阿里地区发源、穿越拉达克境内的狮泉河(印度河、拉楚河)谷地控扼着通向南亚克什米尔地区的“天然通道”，对中国西部领土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2]。阿里地区海拔高、山岳连绵、峡谷交错，对国防建设形成限制性因素。近年来，由于印度方面严重违反中印双方共识，频繁越线非法活动，导致西藏阿里的中印西段和中段边界地区局势紧张，威胁中国边防安全和边疆稳定。由于影响战争活动与军事行动的自然地理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因此，通过对一些以往发生的特定战例的军事地理分析，揭示军事地理环境与战争间的关系，及其对准备和实施战争的影响与相应对策，对于当代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3⇓-5]。1841年夏季，克什米尔南部土邦查谟大举入侵阿里，沿班公错南岸夺取战略要地日土，沿象泉河侵占札达盆地，沿狮泉河、噶尔藏布宽谷直抵今拉昂错和玛旁雍错地区，一度侵占了阿里全境。西藏军民依托高寒山地环境和严冬的气象条件，击退了来犯之敌，并一度收复中国故土拉达克。目前，学界已经围绕拉达克被查谟侵占经过以及西藏抗击查谟入侵的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基本复原了这次战争的背景、过程并分析了战争带来的深远影响[6⇓⇓⇓⇓⇓-12]，但军事地理层面的分析还很薄弱。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运用军事地理分析框架[13]对这一战例进行新的解析，并尝试在研究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军事地理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同时，希望引起学界对本区域军事地理研究的重视，从而服务于当前的国防建设。

1 研究区域和分析方法

1.1 研究区域

本文的研究区域包括了拉达克、毕底(司丕提，今印度的丹噶尔工巴地区)和现在的阿里地区，这些区域在清代前期和中期均属西藏阿里地区的疆域[14]，也是西藏抗击查谟入侵之战的主要交战地域。上述区域包括孔雀河(麻楚河)、象泉河(狼楚河)、狮泉河三河流域和班公错地区，行政上是清代阿里地区的西部。拉达克山脉(阿依拉山)平均海拔约5700 m，自西北—东南方向纵贯阿里地区。狮泉河切穿山脉所形成的隘口，成为交通上的重要通道。狮泉河流域以北是班公错和曼冬错内陆流域，班公错湖面海拔4212 m。南部喜马拉雅山脉绵亘于中印、中尼边境，象泉河以东的阿依拉山脉，与西南面的喜马拉雅山主脉走向大致平行，其间相隔30~60 km不等。冈底斯山主脉南翼陡峭，多6000 m以上山峰，北侧的支脉散布在高原上，大多是平顶山脊，海拔在5000 m左右。位于冈底斯山和阿依拉山之间的噶尔藏布宽谷，海拔约4500 m，形成了一条天然的西北—东南向通道[15]。自象泉河以西，喜马拉雅山主脉穿过毕底等地区的西侧，直至印度河畔，长约570 km，未被河流切穿(图1)。
图1 西藏阿里军事地理格局及查谟军队进犯路线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2)430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据《青藏高原地图集》普通地图狮泉河幅、日土幅，《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拉萨幅改绘。

Fig.1 Military geography pattern of Ali Prefecture and Jammu Army's route of attack

1.2 分析方法

地理学的区域性通过地理分异以“格局”来表现，“地理过程”则显示出地理现象的时空演变，耦合“格局与过程”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重要途径和方法[16-17]，这也应当是军事地理研究的突破点。军事地理学涉及地理学、军事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借鉴历史学的方法实现对军事地理格局和过程的复原，以军事学的理论检验上述复原的可靠性，并最终以地理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从而实现对军事地理环境演变的解释和预测[13]。地理环境和军事行动特征均表现出空间异质性，研究这些异质性环境下的军事地理过程和影响可认为是军事地理学研究的前沿。在对军事地理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中，佩尔蒂尔等[18]归纳了军事地理学研究中最基本的9组概念，即概率论、时间表、通达性、机动性、能见度、冲突矩阵、利害冲突、实力平衡和战争规模，指明概率论是贯穿所有概念中的基础概念，通达性是军事地理学的核心。军事地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战场环境与军事活动间的关系。因此，从地理学的本源出发，军事地理分析框架应当遵循由“格局—过程—机理”构成的研究范式。通过对军事地理格局和过程的研究，揭示影响军事活动的各种地理单元的空间关系和响应的演变过程，进而探究因这种演变所带来的战略态势或战场环境的变化。修春亮等[19]将地理学的经典研究范式“核心—边缘”结构加以改进并运用于军事地理分析，突出分析的综合性及尺度转换的影响，在理念和方法层面推动了军事地理研究的发展。军事地理分析中的“核心—边缘”结构，以核心区和边缘区分别表示交战双方各自占据优势和劣势的空间范围。这一动态结构随着战场态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是军事地理格局和过程相互影响的具体表现。但“核心—边缘”结构的转化过程仍需进一步明晰，其转化应当有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临界点，这与军事学说中“胜利的顶点”理论[20]殊途同归。此外，如果将通达性视为军事地理学的核心，则“时间—距离”因素显然是影响通达性最主要的军事地理要素，并且这种影响是普遍存在于陆地、海洋和空天范围内的。本文尝试将上述理念和方法运用于军事地理分析，希望为同类研究铺垫基础，不断推进军事地理分析的科学化、规范化。

2 军事地理格局与过程的重建与耦合

2.1 军事地理格局

军事地理格局指构成战场环境的各种地理单元在空间上的位置关系。在清代的阿里地区，西藏地方政府设置“阿里总管”(噶尔本)为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阿里总管下属有普兰、杂仁、日土、达巴四宗，各宗宗本的治所都是城堡，也是藏军在阿里地区的主要军事存在。关于清代阿里诸城的分布，见于《大清一统志》记载[21]：“布拉木达克喇城，在布拉木之地，距喇萨西南二千五百余里。其所属有喀尔多木、日底二城。又古格扎什鲁木布则城，在喇萨西南二千四百九十余里。其所属有冲龙、则布龙、楚木尔的三城。拉达克城，在喇萨西南三千七百五十余里，其所属有扎石刚、丁木刚、喀式三城。毕底城，在喇萨西南三千八百余里。鲁多克城，在喇萨西北二千九百余里。”
布拉木达克喇城即普兰宗本居住的宗堡。喀尔多木又作噶尔冻，其地在今普兰县北的仁贡乡。日底又作什德，在今普兰县西南的尼泊尔境内。古格扎什鲁木布则城即今札达县东北的古格王城遗址。冲龙在今札达县东南的曲龙乡。则布龙即今日阿里札达县的扎布让区，其东南有达巴宗(达巴喀尔)。楚木尔的在札达县西北的什布奇山口附近。鲁多克城即茹托，在今阿里的日土县。拉达克城即拉达克王国的首府列城，丁木刚则位于列城西北。扎石刚即今阿里噶尔县西北的扎西冈区。喀式今属巴控克什米尔。毕底，即司丕提，其中心在现今印度的丹噶尔工巴地区[22-23]。噶尔雅莎和噶尔昆莎为阿里总管驻地，位于阿依拉山和冈底斯山之间的河谷中，控制着从拉达克至拉萨的交通要道(图1)。《大清一统志》的记载反映了清代中期阿里地区的军事地理格局。在克什米尔方向，拉达克城及其附属城堡扼守着狮泉河谷地的西部入口；在象泉河方向，则有毕底和楚木尔的等城堡，有效控制着经象泉河进出札达盆地的交通线。
清代后期，中国西南边疆的宏观军事地理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19世纪初，原本依附于清朝的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等国，在英国的不断渗透下，逐渐脱离清朝的掌控。与此同时，克什米尔西南土邦查谟(今属印控克什米尔)迅速扩张势力，1834年入侵拉达克，1839年将拉达克吞并。1840年，查谟又利用巴尔蒂斯坦(今属巴控克什米尔)默格本王室的内乱，入侵了巴尔蒂斯坦[8]。这样一来，狮泉河谷地的西部入口，完全暴露在查谟军队的兵锋下。

2.2 军事地理过程

军事地理过程是军事行动中兵力、兵器和物资的流动所带来的战场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体现战场环境变化、发展的动态特征。军事地理格局与过程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二者相互作用直接影响战场态势和战役进程。查谟在侵占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后，不但控制了狮泉河谷地的入口，还掠夺了大量财富、物资，裹挟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两地的大批士兵和伕役，为进一步入侵西藏准备了条件。1841年夏季，查谟从其征服的原西藏所属拉达克，继续向东入侵至阿里地区。入侵军队大约有6000人，其中查谟兵士约3000人，其余是拉达克人和司丕提人[11]，其军事地理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841年4—7月(藏历，下同)，查谟军队隐蔽意图，快速推进，分三路进犯阿里(图1)。北路于4月22日攻占日土；南路沿象泉河进犯，4月初攻下连克杂仁、达巴两宗；中路沿狮泉河直驱扎石刚，5月4日占领噶尔昆莎。此后查谟军队继续集结兵力，7月4日占领噶尔冻，7月8日攻占普兰，侵占了阿里全境。
第二阶段为1841年9月至1842年3月，藏军主力陆续从廓尔喀方向调往阿里，并从西藏各地征调兵员和物资，逐次发起反击。9月26日夺回噶尔冻，11月2日藏军在多玉(今普兰县驻地以北的多油村)重创了查谟军队。此后，藏军乘胜西进，于12月底收复全部失地。1842年3月9日，藏军进入拉达克首府列城。
第三阶段为1842年4—7月，查谟军队从克什米尔调集援军，4月初再次占领列城，击退藏军并再次进犯阿里。7月底两军在班公错南之咙沃决战。藏军虽受挫，仍顽强战斗；查谟军一时不能击溃藏军，双方达成停战协定[10-11]。
1842年9月17日，双方于列城举行谈判，最后签订了停战协议。约定维护战争前的传统边界和贸易惯例，但并没有确定拉达克的所属问题[11]。

2.3 格局与过程耦合——对关键地理位置的识别与分析

军事地理格局和过程的相互关系与耦合机制是军事地理学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研究途径为在给定格局条件下分析军事地理格局对过程的影响或在已知军事地理格局变化条件下分析军事地理过程的响应。军事地理位置是关键地形、战略目标与特定地点的结合[24]。对军事地理位置的占有和使用，通常是交战双方向战区投送军事力量，或拒止敌方力量的前提条件。因此，对关键地理位置的识别与分析，就成为建立军事地理格局与过程之间的逻辑关系的重要环节。
清代中期，拉达克和毕底是西藏阿里地区靠近克什米尔地区的前沿要塞。在这种军事地理格局下，要防御克什米尔地区的军事威胁，关键在于强化拉达克和毕底这两处前沿位置的军事部署。拉达克、毕底与阿里腹地之间的交通线，必须经过河流切穿山脉所形成的若干隘口，这些隘口是维持交通线畅通的重要节点，但不具备明显的战略价值。在西藏抗击查谟入侵之战爆发前，查谟通过长期的扩张，已经非法控制了巴尔蒂斯坦、拉达克等地区。这就使阿里地区的军事地理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西部战略纵深大为缩小。
受自然地理条件制约，查谟军队可用于进犯阿里腹地的通道狭窄且数量有限，从拉达克沿狮泉河来犯，必经狮泉河切穿拉达克山脉的东提山口；而要进犯日土，则需要通过拉达克山脉与喀喇昆仑山脉之间的要地楚舒勒；从毕底方向侵入札达盆地又不得不经过象泉河上的什布奇山口(图1)。东提、楚舒勒和什布奇山口三处位置由后方的交通要道，变为两军相持的前沿，其军事地理价值凸显。从微观尺度分析，一旦控制上述隘口，则防御一方可以通过彼此连接的一个个坚固阵地，组织起坚强的防御。由于进攻作战较防御作战需要投入更多兵力，通常这一比例至少为3:1[25]，而进攻一方的优势兵力在狭窄通道中无法展开，因此上述位置就具有重要的战术价值。从宏观尺度来说，阿里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进攻一方几乎无法从翼侧绕过这些地点。防御一方在战术上所占有的比例优势在战役和战略层次上也充分表现了出来，从而使这些位置在战略全局中起到关键作用。但处于守势的藏军却未能对军事地理格局的变化做出积极应对，在上述关键地理位置均未进行有效控制与防御。以至于在战争伊始就出现“拉夷与森番因窥唐古特边界并无扼要隘口，前将茹妥、堆噶尔本二处营官寨夺占，今又逼至补仁营官所属之噶尔冻地方”[26]的情形。而这些要地一旦失陷，则后方宽阔的河谷将无险可守，整个战局随之陷入被动。

3 战役的机制分析

在已经报道的文献中，关于西藏抗击查谟入侵之战的影响机制分析，主要涉及历史上的国际关系[12]、气候因素和气象条件[10]以及民心士气[8]等方面。本文尝试从相对稳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军事地理空间结构方面入手，进行战役的机制分析。途径为通过“时间—距离”分析，开展战役的时空机制分析；借助“核心—边缘”结构分析，实现战役的结构机制分析。

3.1 “时间—距离”分析

在军事理论中，作战计划中的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良好可靠的基地的保障，使其军队可以从这里获得进行战争所需的物质器材及增援部队；当军队采取进攻行动时，可以此作为起点；当其任务为防守本国国土时，则可以此作为依托[24]。在军事地理学中，“时间—距离”分析的对象，应当是作战基地与作战地域之间的距离、运输方式和所需时间。这些因素决定了军队从集结地投射到战场的速度，同时也影响着部队到达后迅速部署展开的能力[27]。清朝从1792年起在西藏设立常备藏军，“于前后藏各设番兵一千名。此外冲途要隘之定日、江孜地方，安设番兵各五百名”[28]，以上4地同时驻扎绿营，成为藏军的作战基地。由于清代中后期，清朝在西藏的军事部署以防御廓尔喀为主要目标[29]。因此清朝驻西藏的绿营和藏军主要集结于廓尔喀的正面，形成以定日、江孜、后藏、前藏为核心的纵深防御体系(图2)。在这种部署之下，一旦阿里方向遭遇入侵，藏军既无法快速反应，也难以形成显著的兵力优势。从战报来看，堆噶尔本营官早在1841年4月间就已上报拉达克头人勾结森巴(即查谟)部落生番、以朝雪山为名欲来唐古特境内的军情[26]。而由于“前后藏距补仁地方数千余里，所派之番兵又未到齐”，使得查谟军队“连将达坝噶尔及杂仁、补仁三处营官寨均为夺占”[26]。驻藏大臣只能增派“后藏番兵一千名并前藏鸟枪番兵三百名，拨派土兵一千名，派员管带起程分拨堵御”[26]。由于路程太远，环境恶劣，补给困难，第一批开赴阿里的援军2038人中，在途中冻死、累死、饿死的不下数百人，冻伤的人更多[10]。而在查谟军队于7月初夺取阿里全境后，直到9月下旬藏军反击前，有充分时间整备防务、修筑大量工事。战报中描述这些新筑番寨四面建立碉房，高达三层，上有垛口，下挖水濠宽深丈余，碉寨四面均设有火炮，极其坚固[26]。这样一来，查谟军队以逸待劳，就使藏军的作战非常艰难。
图2 清代中后期西藏军事地理格局

注：据孙宏年等[28]的统计资料增补；底图选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3年6月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

Fig.2 Military geography pattern of Xizang in the mid- to-late Qing Dynasty

3.2 “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核心—边缘”结构由Friedmann[30]于1966年提出，对“核心—边缘”结构的识别与分析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军事地理学的“核心—边缘”结构中，核心区和边缘区分别代表一国或一地区军事力量集中和分散的区域，进攻通常在己方力量占优势的核心区域内发起。但“核心—边缘”动态结构可以发生转化，导致战场态势发生逆转。如果一方军队在自身军事力量集中的核心区内发起攻势时，未能歼灭敌军或迫使其投降，而敌军仍能在退却中继续战斗，就可能导致“核心—边缘”结构发生转化。在抗击查谟入侵之战中，藏军主力部署在定日、江孜、后藏、前藏，上述区域也就成为藏军军力的核心区。查谟军队入侵至多玉时，距离藏军在定日的基地约800 km，而从拉达克出发的查谟军队已经前出了约1200 km，靠近藏军的核心区而远离自己的核心区，这就为藏军在多玉取得决定性胜利创造了条件。藏军在多玉击溃了查谟军队后，作为胜利之师收复失地，并挺近拉达克，此时藏军占据优势的核心区亦随之扩展。但在到达列城后，从前藏、后藏出击的藏军已经前出了约2000 km，其所需要的作战物资和补充兵员则必须靠日益延长的交通线来维持。这样一来，藏军要巩固战果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包括从作战前线抽调兵力或动用增援部队来补充其后勤供应部队。相比之下，查谟败军在退却的过程中，不断靠近自己的核心区，交通线相应缩短。因此，查谟败军就能够减少其为维持运输所占用的兵力，从而将更多兵力投入前线。因此，虽然看上去藏军占据优势的核心区已经扩展至拉达克，但却难以维持。以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来说，藏军此时已超过“胜利的顶点”[20]。当得到补充的查谟军队再次发起进攻时，藏军只能撤退。藏军退至班公错以南后，两军相持于咙沃。咙沃实际成为当时两军各自核心区的边缘，以至于在兵力、后勤等方面形成新的均势。

4 结论与讨论

在中印边境西段的高寒山地环境中，重装备的部署和展开受到很大限制，而对军事地理位置的占有和控制交通线等最基本的军事地理原则，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分析，阿里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是喜马拉雅山脉及毗连区域内各条山间河谷中的险要隘口。在上述地形中，防御一方在微观和宏观尺度上均占据明显优势，在抗击查谟入侵之战中，作为防守一方的藏军，未能在这些位置实际设防，导致查谟军队很快夺取阿里的各处要地。藏军虽然坚决反击，但由于藏军的主要作战基地均设置在廓尔喀方向，对阿里方向遭遇的入侵，藏军既无法快速反应，也难以形成显著的兵力优势。从前藏、后藏出击的藏军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战场，虽借助严寒击败查谟军队，但在兵锋到达列城时，已经远离自己的作战基地超过2000 km。藏军所需的补给，也要通过长距离的运输，从驻地和其他地点运往前线。藏军的作战基地距战场的距离和藏军抵达战场所需的时间，均大于查谟军队。从时间和距离因素上分析，都难以长期支撑其作战行动。因此，当藏军的攻势超过“顶点”时，“核心—边缘”结构发生转化，藏军由优势转为劣势，不得不从拉达克撤退。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 东提、楚舒勒和什布奇山口是控制阿里地区地面交通线的关键位置，战时对这些位置的占有和使用，是决定双方陆地进攻线和退却线能否畅通的重要因素。
(2) 查谟军队沿象泉河入侵阿里的道路，亦是今日阿里通往印度腹地的快速通道。从札达县出发，穿越什布奇山口后，沿河谷公路可直达印度的西姆拉，此后即广阔的恒河平原，200余km外就是新德里。
(3) 班公错一带目前仍为中印边界对峙的热点地区，印方拥有以列城为核心的后勤补给网络，支撑着从班公错至加勒万河谷一带的军事部署。考虑到军事上作战基地与作战地域之间的距离、运输方式和所需时间等因素，能与印度在列城的基地形成均势的只有日土。而当年查谟军队借莫尔多通道经曼冬错威胁日土的古道，今日仍为确保日土安全的关键。

匿名审稿专家在论文结构、地缘政治表述、关键地点考证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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