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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4 , Vol. 43 >Issue 8: 1525 - 1541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08.005

研究论文

“主体—空间”视角下乡村工业遗产的新内源式发展

  • 陶慧 , 1 ,
  • 王彩媛 1 ,
  • 王磊 , 2, * ,
  • 章骢耀 1
展开
  • 1.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 2.宁夏大学前沿交叉学院，银川 750021
* 王磊(1981— )，男，宁夏银川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企业管理、旅游规划与开发、葡萄酒旅游等。E-mail:

陶慧(1983— )，女，湖北恩施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旅游人类学、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重构、旅游规划与开发。E-mail:

收稿日期: 2024-03-19

  修回日期: 2024-05-09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8-22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BSH070)

教育部主题案例征集项目(TZ-23100523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180)

收起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space

  • TAO Hui , 1 ,
  • WANG Caiyuan 1 ,
  • WANG Lei , 2, * ,
  • ZHANG Congyao 1
Expand
  • 1.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 2.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3-19

  Revised date: 2024-05-09

  Online published: 2024-08-22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3BSH070)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Thematic Case Solicitation Project(TZ-231005233)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01180)

Fold

摘要

凝聚乡村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于一体的乡村工业遗产作为乡村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见证着乡村工业发展的重要历程。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文旅产业与乡村工业遗产的创造性联结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围绕乡村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模式正是多元主体交互下空间实践的当代表征。论文以河北彭城镇为案例地，提出“主体—空间”以探索性案例的研究方法解析新内源式发展模式的具体内涵，结果表明：① 多元主体的交互突破了传统熟人社会的稳定结构，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多维实践中重构了乡村工业遗产地独特的“主体—空间”互构关系；② 乡村工业遗产地的空间生产是政府权力、文化资本等外部力量与地方社群的文化主体价值的多方合作实践，将乡村工业遗产地打造为文化旅游消费空间，推进乡村工业社会整体更新的过程；③ 新内源式发展路径赋予乡村社会全新的内涵，主体与空间的链接互动跳出了传统地方价值循环演绎的困局，更多叠加了外围元素的内化糅合，乡土社会实现新维度的更新与再造。文化旅游加持之下乡村工业遗产地的演变，既是乡村振兴的一种新的典范，也是工业遗产在乡村地区活化的科学示范。

关键词： 乡村工业遗产; 空间; 主体; 新内源式发展; 河北彭城镇

本文引用格式

陶慧 , 王彩媛 , 王磊 , 章骢耀 . “主体—空间”视角下乡村工业遗产的新内源式发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8) : 1525 -1541 . DOI: 10.18306/dlkxjz.2024.08.005

Abstract

Rural industrial heritage, which integrates rural historical value, technological value, social value, and artistic value, serv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rural industrial culture, and has witnessed th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journey of rural industries.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regions have actively promote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and the creative connection between cultural tourism and rural industrial heritage has provided new idea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ourism+" centered on rural industrial heritage is the contemporary representation of spatial practice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is study proposed a "subject-space"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through exploratory case stud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has broken through the stabl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reconstructed the unique subject-spac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in rural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practices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2)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 is a process of the joint efforts of external forces such as government power and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cultural subject value of local communities, which transform rural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 into cultural tourism consumption spaces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renewal of rural industrial society. 3)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ath endows rural society with a new connotation. The intera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subjects and spaces transcends the dilemma of cycled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local value, incorporating more peripheral elements, and realizing the renewal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ety in new dimensions. The evolu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 supported by tourism is not only a new paradig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a scientific demonstration of the reacti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rural industrial heritage; space; subject;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engcheng Town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嵌合于乡村内部的具有鲜明特色、独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成为助力乡村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步伐的战略需要[1]乡村旅游作为激活乡村内生活力关键角色，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而像“药引子”一般存在于乡村内部空间的文化遗产地就更显弥足珍贵。2022年1月《“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发布和2023年3月《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的印发，进一步肯定了乡村旅游发展必须依托自有本土特色资源，聚焦文化挖掘、坚持创新驱动，盘活乡村产业，再度肯定工业遗产对于乡村振兴的文化影响力。可以看出，国家战略赋予乡村旅游发展更大的使命，依托本土特色资源带动经济发展、推动农业升级转型和促进人民增收致富等方面之余，仍要注重对于文化深层次的挖掘。那么，零落在乡村区域的工业遗产作为乡村工业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者，其本身多元文化符号带给乡村旅游发展更大的机会。但是，由于其凋敝的固有存在形式，使得如何将已有资源合理配置整合、已有存量更新提质增效，激活文化内生活力，创造“源头活水”且开放闭环式协同发展成为重要的议题。
目前，关于乡村工业遗产定义停留在“农村工业遗产”基础概念之上，是相较于城市工业遗产的一种更加强调分布地域的工业遗产类型[2-3]。本文相对于城市工业遗产来讲，将乡村工业遗产的定义置于凝结乡土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载体的语境之下，其整个工业发展脉络反映村落社会结构、人口与土地之间的连接关系等，特指工艺作坊、遗址区等。正如费孝通等[4]将云南易村作为内地乡村工业研究样本的农村社区一样，手工业的兴衰是易村社会变迁的缩影。再如，丽江东巴纸等典型村落社区手工业的发展源远流长，凝结了地域文化传承属性的产业遗存集群[5]。纵观各遗存，其大都处于残垣断瓦的零落状态，非常容易被忽视，其价值往往被严重低估。再加上目前乡村振兴工作初上日程，乡村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尚未被系统化提及。纵观国内外典型工业遗产的整个活化模式，城市无疑是其主场。20世纪80年代开始，工业遗产旅游模式的探讨在不少欧美国家获得成功，诸多工业遗产旅游目的地的开发与经营展现出巨大市场活力[6-7]。在国内，2002年李蕾蕾[8]通过对德国鲁尔地区的工业遗产旅游研究，首次提出了工业遗产旅游的概念。直到2006年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上颁布的《无锡建议》才对工业遗产的概念和范围做出了界定[9]，很快便受到国内学者广泛关注，拉开了工业遗产旅游本土化研究的序幕。然而，当前研究方向仍旧更多局限聚焦于城市地区，对于农村地区的乡村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利用的研究却十分匮乏。已有的研究仅停留在乡村工业遗产旅游的价值评价方法的提及[10]、旅游相关旅游开发模式的介绍[11]以及开发现状阐述[12]。在当前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村地区大量废弃的工业遗产本身就具有很丰富的研究价值，它的存在为村落经济资源的盘活创造了新的支撑点、对于村落整治更新提供重要的思路，为乡村脱贫攻坚打开了新的一扇窗。工业遗产地不再是冰冷的物理载体的存在，其凝结乡村地域范畴且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地域综合集合体的身份[13]，印证其作为文化主体资本的可能性，唤醒对乡村在地性文化价值的尊重[14]。秉持着推动文化主体资本向着经济资本的转化逻辑，立足村落本身，依托内外部资源最优化的整合思路，实现乡村经济涅槃的路径探索成为了最有价值的命题。然而，实践层面乡村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成效欠佳，与旅游嵌合路径研究以及其间多元主体的协同角色扮演尚不明晰，缺乏成型的参考范式。围绕工业遗产地在乡村地区内多元主体的空间实践亟待进一步探究。
河北彭城镇地处华北太行山地带，曾以其古窑器烧制造诣颇高而享誉海内外。依托工业遗产旧址对旅游产业进行开发，对于地方特色、区域特征和独有文化属性的展示，使其成为拥有别样魅力和普世文化价值的特殊旅游吸引物，从而形成一个独特场域空间。布厄迪尔(Pierre Bourdieu)认为，每一个场域都有各自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场”是力量凝聚的所在[15]。然而，学术界对于场域内“力量”的已有探讨，聚焦主体、权力与资本不同维度的行动者实践[16⇓-18]，对于行动者个体所处空间一体化能量以及个体所处空间的整体互动性相关研究甚少。因此，本文将“行动者主体”纳入流动的空间实践之中加以考量，以彭城镇为案例区，通过分析拥有不同能量维度的多元主体间的互动以及乡村多维空间的演化内在逻辑，试图讨论如何在内生主体的主导性角色扮演之下达成资源最大化整合、实现在地性开放闭环模式培育，再现乡村工业遗产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从实践层面提炼出乡村工业遗产地实现地方性回归的新内源式发展路径，以期为工业遗产在乡村地区的活化提供科学示范，对于乡村振兴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理论综述与研究框架

1.1 场域的变迁：“主体—空间”视角转向

场域被定义为各个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场域概念源自19世纪中期的物理学，指物理量在空间的分布[19]。随后，其踏足社会科学，并且有了人文主义倾向[20]。20世纪90年代，布厄迪尔认为场域是具有属于本身力量关系分布的结构性空间，由空间中能动者所占据的位置之间关系所决定，并且对于行动者的实践的强调，强化了场域内部个体主义立场[21]。这进一步说明，场域内部“场”作为力量的凝聚，内部区域呈现为不同“各方力量”分布的空间形态[22]，场域内行动者主体具有鲜活性，其感知、意识兼具。Fligstein等[23]的战略行为场域的提出，使得场域关注视角有了一个新的转向，从既存场域本身转换为场域间互相作用或者场域本身的演变，即场域的变迁，并且对于僵化的空间演变形式注入了更多人文色彩，主体之间的链接纽带不再是冰冷的支配体，如权力、资本。更多掺杂了空间互动的情绪性，多了情感主义的关注[24]。由此可见，空间是场域在社会学上表征的一个延展。对于场域内空间的实践则能够更好地解释场域的变迁，即赋予空间社会学意义的一个实践过程[25]。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空间生产理论的提出，使得空间转向中空间的生产进入了我们的视野[26-27]。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建构一度获得学界认可[28]，当然更有立足已有三维基础基于共同体使命叠加生命文化空间的细分建构[29]。不难看出，无论是何种建构方式，全都是基于空间社会学的属性特征，均对主体力量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正如费孝通[30]关于“主体性”在中国乡土发展与演变过程之中存在的特殊意义的相关概念阐述。所以，对于空间的生产则是空间社会性的极致表述，对主体的嵌入则更加全方位置于日常生活实践的语境，从而以“主体—空间”的视角梳理一个区域或者村落的地方演化与重构，以特定的“变迁”反映社会的推衍逻辑以及文化生态适应过程的生动演绎[31]。这也为乡村在地性的搭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即视其为村落演化根植于“地方”的乡土文化流动、融通的重要中介体，既可以凝视地理性功能主义的建构，又可以倡导人文主义精神文化，进而从物理建设、多元主体实践与空间生产等多维度对其重构路径进行总结。围绕乡村工业以遗产为核心，伴随多元主体多维度的亲和与共谋，乡村所依存的历史文化空间与植根乡土的地方性文化产生了感应，弥落的“地方感”再度被唤醒，地方认同价值、地方依恋情结再次得以强化[32]。以此为嵌入对于我们挖掘乡村内生的发展路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1.2 新内源式发展：多元主体的空间实践

为应对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作为外源式发展模式的补充，内源式发展模式崭露头角。相较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外源式发展，内源式发展模式更加注重内部主体力量的调动[33]，并且要充分利用和挖掘乡村内部资源，对居民主导地位予以肯定，最大化发挥本地人力资源、倡导内生力量的主导性作用[34]。然而，外源式的强势外部“投喂式”圈养使得内部缺乏“鲶鱼”激活的效应，难以持久[35]；而内源式发展模式却很容易“闭门造车”，举步维艰[36]，两种模式在实践中都不尽人意。此时，从欧洲学者最初在农村地区对于两种模式对比探索到两种混合模式的深入实践研究，规避对立、寻求二者统一的新内源式发展模式进入视野，并获得学界认可[37-38]。新内源式发展依托地方文化自信对本地民众的主体地位予以特殊关注，依托政府、外源性主体等外部资源的参与，最终实现具有特殊文化符号和文化认同的“地方”。其区别于内源式发展：其一，发展驱动力不要求严格产生于内部，很可能是外部战略机遇的推动；其二，民众主体参与并且在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该模式“新”在开放闭环式格局，内部充分调动之余，积极迎合接纳外部资源的帮扶。实现资源最大化整合于地方内部，并且迅速“野蛮生长”，滋养地方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
马克思主义精神最基本的内核便是基于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之下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合[39]，“人”是构成主体这一实体单位最基本的元素之一，对于以“人”为基本单位所构建的社会网络之中所呈现的各种“主体”实践活动引发关注。乡村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乡村地域系统载体之上的，乡村地域系统是乡村整体性重要构成要素。所以，谈到主体实践很难不去关注乡村各要素的综合系统的演变[40]。伴随旅游所裹挟的现代的实践方式渗透到乡村工业遗产地的空间实践当中，对乡村功能变迁与结构重组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41]。面对工业化、城镇化冲击之下的系列“乡村病”，其契机窗口的打开往往伴随着政府等权力主体的强势干预[42]，提供政策性支撑与资源调配的优先级之余，支持角色扮演贯穿整个空间实践。处于乡村“本地”民众将会拥有最直观的体会，同样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提供定向的依托，主体在能动之余必会基于地域“距离”寻求助益，达成内生性的关键主体力量凝聚，实现主体间的协商与合作，达成“为我性”基础上的实践[43]，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高频次沟通，旅游参与及新的社交网络的形成，落实到乡村社会空间的表征之中。本着主体特有“为我性”特征，主体实践行为必将向外蔓延，以便于资源最优化整合与升级，最终同外源性帮扶主体实现内外双向互导的模式，实现生产、生活与生态等维度的空间遵循，叠加此基础之上基于“主体”诉求不同，行成多类型的组合型外源性供给分类[44]。从乡村物质实践、地域及其附加空间的实践成果的立场来看，是主体在能动性劳动实践中实现“本质能量具象化”的一个结果。在一个流动的空间里，需要考虑对于内生力量主体与外源帮扶主体共同缔造的富含地方性特征表征空间形态，如：绝对的话语权、成果“移活”于当地等。这与倡导内生力量主体性的地位、资源最大整合且成果留存当地的新内源式发展模式不谋而合。国内学者贴合本土化乡村进行了系列探究，从“内外部资源整合”兼具“强调内生性”路径特征到特殊个案的探索[45-46]，进一步明确了对于“主体”的主导地位角色，对于新内源式发展模式多元主体实践路径有了空间维度的建构。

1.3 基于“主体—空间”互构新内源式框架模型

空间生产理论以一种创造性的视角提供一种全新的空间分析思维，从感知、构想与体验的维度对地方空间进行立体呈现的划分。它不仅强调定向空间本身丰富内涵包含的表达及不同表征空间“边界”沟通与空间本身的演变，而且强调空间实践者的角色扮演，多元主体可通过合作与协商共同参与空间的缔造和演化，更是接纳资源多角度化地在多元主体内部进行流动与整合。可以说，“主体”的能动性是空间演变的催化剂，主导地方演化的形态与方向，换言之，主体与空间的交互保证了地方的良性互动，最终使得地方拥有新维度的空间表达。
旅游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作为现代性力量表达与流动性社会的表征，引导着乡村地区业态的迅速调整与乡村内部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变迁。在旅游业主导下的地方变革与重塑之中，乡村工业遗产地作为特殊的乡土空间，迅速适应空间演化的语境。内生主体以主人翁的姿态迅速驱动资源的整合与调动，以新内源式的方式实现地方情感的重新培育，达到“在地性”的唤醒，实现乡村文化生态的培育。基于以上理论阐述，本文构建基于“主体—空间”互构新内源式框架模型(图1)，以彭城镇为案例地来探讨乡村工业遗产地多元主体如何实现优势资源整合及其在地方空间的参与，打破地方固有的原始围绕血缘、地缘而形成的群集合形式，实现依托普世价值，糅合多元、外源性元素的新型乡村共同体[47]。新内源式模式实践的空间表达，无疑赋予乡村地方性价值新的内涵。通过特有乡村工业遗产的新内源式演化路径探讨，寻求一种新的文旅融合促进地方振兴的模式。
图1 基于“主体—空间”互构新内源式发展框架模型

Fig.1 A framework of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base on "subject-space" mutual construction

2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概况

河北省作为中国古窑器发源地和重要产地之一，邢窑、定窑、磁州窑、井陉窑又称“河北古代四大名窑”，其中以磁州窑的艺术成就最高，体系规模最大。磁州窑名声享誉海内外，在中国窑器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也代表了古代北方民窑的最高水平[48]。彭城镇地处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中部，与峰峰矿区人民政府所在的新城区相距3.5 km，其东与临水镇隔山相望，东南与大峪镇相连，南与界城镇相接，北与义井镇相邻(图2)。该地面积共36.57 km2，截至2023年末，户籍人口5.3万余人。因该地四周是山，处于盆地之中，故名“盆城”，后雅化为彭城。彭城镇早在北齐时便开始烧造陶器，被誉为“磁州窑”发祥地，历史上素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美誉。作为河北省老牌遗留工业区，已发现有磁州窑遗址、富田遗址、盐店遗址、彭城老街、黄家窑址等(图3)。关于陶瓷厂发展，史料有非常详实的相关记载。迄今保存有30余座古窑、50余座古作坊、7座渣堆等大量地面遗存，其地下遗存也极其丰富。但1949年后彭城镇的发展却举步维艰。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其两大支柱产业——陶瓷工业和煤化工业，在面对效益下滑、国企改制等众多利空因素的出现回天乏术。大批国有陶瓷厂陆续关闭，工人迎来下岗潮，原有厂房设备等遭到遗弃。无独有偶，传统能源地位的下降，煤化产业再遇瓶颈，经济发展一度停滞，同时生态环境濒危。为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当地政府另辟蹊径，于2017年进行了产业升级，围绕陶瓷工业遗产、遗址进行了系列综合改造。在本地传承人、社会精英等内部力量与外地政府、外部企业以及外部专家等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依托历史悠久的制窑文化特色大力发展工业遗产旅游，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现有安际衡、刘立忠、任双合、闫保山、宋润生、张拥军、刘鹏任7位国家级陶瓷大师，政府认可的磁州窑技艺传承人累计16人，相关的磁州窑文化工作室有40多个，且均分布在该镇主要工业遗产旅游景点周围。2021年，彭城镇全镇常住人口42000余人，当年旅游收入已达220多万元，相关磁州窑文化工作室的作品产量已经达到了5万多件。旅游业已经取代原有的两大工业，发展成为彭城镇当地的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彭城镇也因此成为了河北省知名的乡村振兴示范村镇之一，并凭借磁州窑特色烧制技艺获得了文化和旅游部2021—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荣誉称号。通过内外部主体力量的亲和与共谋，当地民众主体经济受益之余对旅游产业拥有足够话语权。
图2 彭城镇区位

Fig.2 Location of Pengcheng Town

图3 彭城镇工业遗产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 Pengcheng Town

2.2 数据收集与分析

2.2.1 数据收集

本文数据收集过程严格遵循Yin[49]“三角验证”的要求，通过不同被访者回答之间的相互比较，以及被访者回答与其他档案数据之间的交叉验证来避免潜在偏误，提高案例的信度和效度。研究团队于2022年1月至2023年11月期间展开了共计40 d实地调研，遵循数据饱和的原则。聚焦彭城镇磁州窑工业遗产地旅游活动实践的相关问题，对政府人员、一般旅游从业人员、旅游企业主、传承人和居民等50余人展开深入访谈，访谈总时长(包括补充访谈)累计达到60 h，具体各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约为12~257 min不等。通过最大差异抽样(担负职务不同)和分层抽样(如是否从事旅游业工作)选取51位旅游从业者为样本，进一步对有代表性的12位旅游从业人员进行深度访谈。此外，根据性别、受教育程度、从事职业等对居民进行筛选，最终选定调研期间的14位居民作为访谈对象。对受访者进行分类时考虑了受访者的经济状况、生计方式、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因素，使用编号代替真实姓名，以保持受访者的匿名性。访谈对象按照“人员类型+受访排序”方式进行编号，Z为政府人员，Y为一般旅游从业人员，L为旅游企业主，C为传承人，M为居民，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有些旅游企业主本身也是传承人的双重身份，则将其编号记为传承人(表1)。例如，Z01表示对于工业遗产地第一位相关政府人员的访谈资料，以此类推。同时，也通过政府工作报告、旅游发展规划、媒体新闻报道等二手资料用来补充和佐证一手资料。
表1 重点访谈材料总结

Tab.1 Summary of key informant interview materials

主要访谈对象 编号 时间 地点 访谈内容
政府人员 Z01~Z03 2022年1—8月 当地政府 政府对于磁州窑文化发展的相关帮扶政策与措施、旅游产业对改善基础设施、带动当地产业发展以及提升乡村整体形象所产生的示范效应
一般旅游从业人员 Y01~Y12 2022年1—8月 彭城镇 参与旅游的动机及参与旅游前后的经济收入、生活方式等的前后变化；对于彭城发展旅游之后地方物理景观、文化渗透的直观感受
旅游企业主 L01~L05 2022年1—8月 业主企业地 企业的经营状况、遇到的困难，业主合作情况以及外力帮扶情形；文化的改观以及整个场域空间的前后变化
传承人 C01~C16 2022年1—8月
2023年11月		 彭城镇 旅游市场的外部力量对于磁州窑文化传承的影响、本地传承以及措施制定等
居民 M01~M14 2022年1—8月
2023年11月		 彭城镇、张家楼村 发展旅游前后对于磁州窑文化的了解程度、地方情感的认同变化、生活空间变化等

2.2.2 数据分析

为应对经典扎根理论的不确定性，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和朱丽叶·科宾( Juliet Corbin)在1988年提出了程序扎根理论，其程序化水平更高、编码过程更加系统严格[50]。分为开放编码(open coding)、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和选择编码(selective coding)三个步骤，此套扎根理论目前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与应用[51]。因此本文依照程序扎根理论的逻辑，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开放式编码要求研究者以一个开放的态度，将所有资料最大化还原的状态进行编码。本文围绕“多元主体空间实践”这一主题展开编码，对转文本之后的数据资料进行概念提炼与归纳，共提炼出93个初始概念。将各概念相互比较、整合，最终得到18个初始范畴。开放式编码部分示例见表2。
表2 开放式编码范畴化(部分示例)

Tab.2 Open coding and categorization (partial examples)

资料文本 初始概念 初步范畴
2013年之前，我们这里的雾霾天气已经很常见了，很影响平时生活。当时周围的人谈起来都觉得这样长期下去肯定不是事(M01) 空气污染 生态异质化
滏阳河是我们这里的母亲河，过去有些厂把废水直接往里面排，又脏又臭的水看得我很心痛(M07) 水质受到污染
旅发大会筹备期间要制定发展规划，区政府当时参考了多位专家的意见，有环境学的，有旅游学的，还有做城乡规划的(Z01) 制定发展规划 政府支持
有些游客过来想要做的产品比较难或者要的比较急，如果自己做不了就可以推荐给协会里会的别人家做，别人家接单了我这里也有分成(L02) 重商氛围营造
看到这儿被改成旅游景点，我就想到以前我在这里烧窑的日子，我就觉得我该做点什么，就做了环保志愿者(M10) 自觉参与环保行为 内生主体
有些教授推荐我去他们学校讲课，还把我这里作为实习基地，每年都有学生来实习，有些学生就留下来长期干了(L03) 实习基地 校企合作
我们这里几个装修很好看的工作室都是有外面企业参与出钱建的，光靠本地人投资不起来(Y11) 外面企业参与出钱 外来资金导入
我就希望旅游能够好好搞起来，让更多的人过来看看我们这里的文化(M14) 看看我们这里的文化 地方认同
主轴性编码在开放性编码基础上，按照一定逻辑对初始范畴进行比较分析，从18个子范畴中归纳出个5主范畴，分别是时空失序、多元主体共谋、资源整合、空间演化、地方重构。
选择性编码阶段需要对主轴性编码形成的主范畴进行探究，分析其内在关联后，梳理出能统领整个主范畴的故事线。在故事线中将主范畴有机串联，得到过程示意图(图4)。
图4 多元主体空间实践过程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rocess of multi-agent spatial practice

我们对政府工作人员、一般旅游从业人员、旅游企业主和居民的访谈记录以及游客的第三方平台评价各保留一篇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表明，对于18个主范畴，均没有发现新的重要概念，主范畴之间也没有发现新的关系。由此可以认为，在理论上“多元主体空间实践过程”已饱和。

3 工业遗产地的多元主体空间实践

工业遗产地的再度开发带动彭城镇整个村落向旅游业转型，并为彭城镇的发展形塑了友好的空间环境，一定程度上改善和提升了乡村居住生态环境、盘活了乡村基底运作大盘，推动了传统村落的升级与转型，并且对于参与内外部各主体实现了全方位充分的调动。彭城镇以磁州窑工业遗产地为突破口，紧握文旅融合契机，坚决打好工业遗产地“以点带面”的全面调动的大牌，为“地方”再造路径提供了“源头活水”。

3.1 问题诊断：时空失序

3.1.1 生态异质化

乡村生态环境的友好和谐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52]。然而，地处重要的传统工业区，社群主体的生计对于工业重度依赖，彭城镇的生态一度濒危，其景观等元素随着工业发展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异性，出现空气与水质双重污染以及地表沉陷、土壤板结等系列问题。根据2013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3年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排名，邯郸市位列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10座城市名单之一，而彭城镇所在峰峰矿区则在邯郸市内排名堪忧，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远低于50%。空气质量的下降大大挫伤了本地居民的未来希冀，当地民众引以为傲的陶瓷产业消失殆尽，对于地方情感耗损可谓雪上加霜。“2013年之前空气污染已经特别严重了，陶瓷厂也只剩下一些破破烂烂的厂子了”(L02)。工厂集聚地本身土壤严重板结化，地表大面积沉降，其直接排污行径更使得被不少本地人视作母亲河、提供重要水源的滏阳河一度成为臭水沟，“滏阳河是我们这里的母亲河，过去有些厂把废水直接往里面排，又脏又臭的水看得我很心痛”(M01)。滏阳河的严重污染伤害了居民主体的地方情感，迫于地方发展压力，政府主导开展系列滏阳河综合治理修复工作(图5)。生态异质化问题成为阻碍该地方发展的一个重大掣肘。
图5 政府开展滏阳河综合治理修复工作

注：图片来源于峰峰矿区人民政府网站。

Fig.5 The government carrying out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nd restoration work on the Fuyang River

3.1.2 生产盲目化

生态环境的濒危使得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煤炭产业对于本地资源持久的不计成本的“索取”导致地方业态发展频频受阻。在产业淘汰升级的大浪潮之中，彭城镇的经济发展裹挟其中。其煤炭产业殆尽、陶瓷工业也被重重拍倒在了“时代变革的沙滩”之上，被市场逐步淘汰，产业凋零，迎来寒冬潮。“原来我们这里好多矿厂，后来煤炭采的差不多了，就陆陆续续都没了，运矿车也少了很多。陶瓷厂也没了好多家，市场竞争变激烈了，大家都打价格战，越打没的厂越多”(L03)。工厂关停，紧随其后便是如火如荼的下岗潮。特别是陶瓷厂的失业工人，面临严重的市场相关技能不对口、难以找到新工作的困境。对此，彭城镇曾做过挣扎，试图招商引资为失业工人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无奈产业严重失衡、区位缺乏优势，再者环境污染、生态濒危雪上加霜。作为外部主体的资本吸引力力几乎为零，自主“输血”能力降到冰点，几度碰壁。“过去我们出去招商，人家企业过来看到我们这里环境不行，交通基建也不好，都不愿意来。招商的事我们领导也很头疼”(Z02)。依靠外部主体帮扶来激活当地经济脉搏如同天方夜谭。再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当地民众市场敏感度欠佳等原因，地方生产呈现盲目化，产业升级再度陷入沉寂。

3.1.3 生活脱域化

生存模式决定行为模式。经济发展的停滞，居民在当地生存受到威胁，适龄劳动力必须外出务工以维持生计，整个地方状态呈现“缺场”状。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成为了当地主要生活主体，“空心化”现象加剧，民众生活游离。“在家里挣不到钱了，大家就去外面厂里打工，老人没法出去，就呆在家里带孩子”(Y07)。更为致命的是青年在家乡就业机会严重不对口，本地濒危的生态、糟糕的经济现状进一步加剧了青年力量的流失，形成恶性闭环。“我以前上学时班会有个介绍家乡的活动，我都不想说，更不会向别人推荐我们这里，环境太差了”(Y04)。民众主体地方情感逐步缺失、地方认同感跌入低谷。民众生活脱域化成为常态，社会结构悬置，难以正常运转。

3.2 多元主体实践的空间表征

3.2.1 权力主体扶持，物理空间符号化形塑

内部主体力量的激活需要一定的外部依托[53]。政府作为重要权力主体明确提出要借助磁州窑工业遗址文化，打造古镇彭城的磁州窑旅游路线。此契机的获得得益于峰峰矿区通过竞争获得了2017年第二届邯郸市旅游发展大会的主办权，彭城镇的旅游建设作为旅游发展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划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政府选取了具有区位优势与典型地方特色的废弃厂区——陶瓷七厂，提取其特有老砖、笼盔、陶瓷等艺术元素经进一步创作改造为富有磁州窑韵味的艺术街区，形成“中心”景点。对于周边“辐射”主要为“两个基本点”：其一，将街区中心的东阁打造成彭城镇的标志性建筑；其二，对文化街区附近的盐店遗址进行了保护性改造，改造成富有特色的磁州窑遗址博物馆，在保持遗址原真性的基础上增加了观光游览的功能。“我觉得政府把盐店博物馆建得挺好，很有磁州窑的特色”(L05)。与此同时，为了旅游发展大会的顺利开展，政府对本地通往旅游景区的主干道路(如滏阳路)进行改建拓宽，又新修建了彭南路、彭河路等连接旅游景区的支干道路，促进了镇内旅游交通线路的完善。当然，整个景观改建与物理空间的重塑过程中，离不开外部专家的助力，充当智囊团的角色。“旅发大会筹备期间要制定发展规划，区政府当时参考了多位专家的意见，有环境学的，有旅游学的，还有做城乡规划的”(Z03)。这些专家的建设性建议使得本地的旅游开发规划设计更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更有部分外地专家实地考察，贴合本地资源实际给出了针对性的发展建议。“来自省里的专家特地来我们这里考察，对我们这里的旅游资源给了很高的评价。后面我们就有计划去做改造，去开发旅游资源”(Z02)。研究团队整理了访谈过程中受访者涉及环境变化的相关访谈，利用python技术进行了词频分析，在初始结果的基础上删除了“觉得、有些”等意义泛化的词语，并将一些意义相近的词进行合并(如游玩、玩统一合并为游玩)，并根据统计结果将频次排序位于前100位的高频词制作成可视化词云(图6)。不难看出，街区、博物馆、道路等词也是受访者对环境变化谈及较多的词，这些都和政府的建设开发密切相关。
图6 关于环境变化可视化词云

Fig.6 Visual word cloud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政府对于物理景观的重塑，非常注重对“磁州窑”地方符号的提炼，随处可见陶瓷文化的缩影。文化符号物理空间的建构，给予最强的感官刺激，唤醒民众最深处关于彭城的记忆，关于地方的记忆，进而使得居民个体对于“地方”的实践理解产生变迁，从而外化体现到其行为之上。“我们这里很多年纪稍大一点的人，之前都在七厂里干过，有的甚至一家老小都呆过。我们是看着七厂从兴旺一步步走向倒闭的，其实大家对它都有感情”(C01)。对于无人问津的废弃厂区摇身一变为热闹的旅游景点，激发了本地人的情感共鸣，集体记忆也被触发唤醒。“看到这儿被改成旅游景点，我就想到以前我在这里烧窑的日子，我就觉得我该做点什么，就做了环保志愿者”(L03)。这促使本地民众自发参与到环保行为，成功激发了本地民众的环保意识，从而让本地内生力量得以发展，加强了对本地环境的保护，培育了内部主体的新惯习。而且，相比外部力量对彭城镇环境改善的短期性作用，来自本地民众主体对环境的日常保护则更具有持续性，使得本地民众主体最终成为了彭城镇环境改善的主体中坚力量。

3.2.2 外源主体帮扶，社会空间迂回化赋能

新乡贤中坚力量的发挥有力带动了民众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彭城镇的地方重塑离不开外源性主体(企业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帮扶。当然，政府对于重商氛围的营造、人才创业奖励和土地租金减免等系列经济扶持政策使得产业发展如虎添翼。如果说民众主体力量助力产业的兴旺，那么外源性主体的持续发力对于产业的高效能运转则持续保驾护航。回归到彭城镇的发展，作为本地知名的国家级磁州窑技艺传承人和企业家，在当地有极高威望和影响力的安际衡作为新乡贤代表牵头联合数名旅游企业主，自发成立了磁州窑协会。“有些游客过来想要做的产品比较难或者要的比较急，如果自己做不了就可以推荐给协会里会的别人家做，别人家接单了我这里也有分成”(L03)。协会内部实现客源资源共享，此举有力避免信息不对称问题，杜绝恶性价格战。同时，协会内部进行技术资源的交流交换，使得烧制技艺的水平始终维持在一定水准之上。生产资料实现良性迂回化运转，社会空间步入正常轨道。
本地企业作为外源性主体的主要力量，对于磁州窑产品的更新迭代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当地企业领头人之间对于运营策略与游客喜好定期持续的交流沟通，使得产品始终走在迎合大众审美的前沿。“我觉得磁州窑的发展一定要结合市场需求才行，我半年就要去趟景德镇，看看那里市场流行什么，有变化了我就回来自己琢磨着改，所以我烧的东西来买的人多”(L04)。本地企业有目的性地定期外出实践考察，对外部市场需求把握较精准，使得自身产品适调性有了很大的弹性空间，助益本地企业的旅游收入。与此同时，外部专家智囊团主动充当高校和本地旅游企业的沟通桥梁，促成高校社会实践基地的建立，近5年部分高校实习累计近300人次。此路径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人才交流，增加人才储备。也有部分专家受聘于当地企业，扮演企业发展顾问的角色。当然，当地企业对于外部企业的依托合作也起到了积极助推。拓宽客户渠道、本土企业品牌推广等方面颇有助益。“我们本地没有专业做推广的，我自己也不会做，现在交给外面的公司做，省心多了”(L01)，与外部企业的联手，有力规避了本地企业的短板。知名度的扩大、融资渠道的多方位延展，使得当地旅游发展更具吸引力。吸引力本身又将为企业带来更多机会，形成良性循环。本地旅游企业通过内部联动和积极外部融通等创新方式，强化自身主体力量的同时也主导了彭城镇的旅游业发展。政府帮扶、外源性主体智囊团角色的发挥有力助推本地内生力量的发展，推动了旅游业的兴旺。业态兴旺将反哺地方发展，二者呈现良性共生的蓬勃发展。

3.2.3 内生主体蓄力，文化空间动态化调试

从场域流动变迁视角来看，彭城镇的文化空间形塑和演化是多元主体共同发力的一个动态的交互叠加更新的过程。微观聚焦经历文化—认知性要素的时空转向。政府、外源性主体蓄力带动民众力量，民众主体经历从自觉到自为的一个过渡提升阶段，促使彭城镇地方文化再唤醒，重塑了地方文化空间。文化适应于其环境的创造性过程，即文化生态[54]。
(1) 加强地域认同根本途径是文化的培育[55]。磁州窑发展工业遗产旅游的魂是磁州窑文化。对于磁州窑文化的推广，则由本地传承人牵头。“光看还不够，要自己动手才有比较好的感觉”(C01)，以岳福生为首的本地传承人面向社会成立磁州窑研学基地。此外，秉持文化的推广从娃娃抓起，步履不停，入驻校园开设磁州窑课外实践课程，在周末以及寒暑假期间通过专业的实践授课讲解，向本地的中小学生传播磁州窑文化。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宣传本地磁州窑文化，一方面，政府不定期邀请专家前来开展集体讲座或者举办研讨会，“有些专家讲的很有意思，就算不知道什么是磁州窑的人，只要听了就立马有了兴趣”(Y12)，加深本地人对磁州窑的理解，增强地方认同感；另一方面，依托磁州窑文化中介，出现专家、本地传承人协同入户民众开设“座谈会”，近距离小范围的接触之中，磁州窑文化得以传播开来。当然，政府利用媒体窗口对于磁州窑文化宣传的支持贯穿始终，包括系列宣传片的拍摄、主流传统媒体报道、官方新媒体推送等(表3)。通过本地政府、外部专家和传承人积极传播(图7)，进一步强化了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可，“我就希望旅游能够好好搞起来，让更多的人过来看看我们这里的文化”(M14)，呼声高涨背后，民众如火如荼投身参与地方旅游，直接参与磁州窑文创品的烧制，亦或者投身餐饮住宿等旅游相关行业。民众的积极响应，内部主体蓄力、发力，并且整合“力量”，流动性凝聚多方力量。进一步促进了彭城镇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表3 部分磁州窑宣传片信息(部分)

Tab.3 Information of Cizhou Kiln promotional videos (partial)

宣传片名称 出品时间 出品单位
磁州窑赋 2015年 峰峰矿区人民政府
山城水乡瓷都 2016年 峰峰矿区人民政府
磁州窑火 2018年 峰峰矿区人民政府
邯郸磁州窑 2021年 峰峰矿区人民政府
图7 磁州窑文化传播写实图

注：照片来源于团队拍摄。

Fig.7 Dissemination of the Cizhou Kiln culture

(2) 艺术家入驻，绅士化显现[56]。贴合中国本土性，乡村绅士化概念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乡村绅士化为乡村带来正面的影响，并且与乡村的旅游发展紧密相连[57]。隶属于彭城镇的一个传统古村落——张家楼村，它是磁州窑的主要瓷土产地，它的整个建设，堪称文化空间动态化调试的典范。通过政府帮扶、外部艺术家入驻及本地民众支持，张家楼村从一个“空心村”变成充满韵味的文化空间(图7)。其屋舍建筑在保留原真性的基础之上，提炼笼盔、灰砖等传统建筑元素，对于原真的生活气息最大限度进行保留，场地历史记忆一度被唤醒。“在我小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泥土都一样，现在这里看上去到处都很有文化的那个感觉”(Y04)。张家楼艺术公社的实景是对磁州窑文化的生动演绎。流动的艺术家群体不断地对磁州窑文化萃取加工、凝结升华，文化空间创造的同时不忘寻找与现代生活衔接口，所以有了咖啡厅、音乐餐吧等身影现身于街区。艺术家所带来的文化资本与符号的商业价值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增加了彭城文化空间的流动传播力，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商业价值创造过程又会进一步吸引新的艺术家绅士，艺术家、游客、艺术公社三方主体形成良性积极互动，进一步深化绅士化的进程，促进彭城镇文化生态的流动化培育。

4 在地性“唤醒”：主体—空间互构下的新内源式发展

拥有工业遗产的特有乡村存在形式，有力弥补了乡村文化载体的缺失、特色文化资源的流失问题，为地方“记忆”重构提供了重要支撑[58-59]。围绕乡村工业遗产开展的“旅游+”产业建设，使得地方协同融通发展，乡土社会在流动变迁之余实现了超越与再造。本文借鉴空间生产理论，通过对彭城镇工业遗产的发展演变模式置于空间“蝶变”的过程之中进行分析，结合新内源式发展的特有属性，以“主体—空间”为嵌入口，从“主体—空间—地方”的3个立体递进层面提炼乡村工业遗产的新内源式发展路径：① 主体参与层面，政府作为特殊的权力主体单元积极充当排头兵的作用，制度政策友好之上充分调动民众主体参与外源性主体的积极涉足。多元主体共谋充分利用自身特有工业遗产遗址资源优势，同外源性资源达到高效、强势的整合。② 空间演化层面，充分调动多方主体进行物理景观再建，主体身份认同之余同时完成符号化业态的升级，最终完成“三生”空间重塑。③ 地方价值较量层面，地方感唤醒体现着行动者努力的方向和成果。彭城镇的“再造”体现为多维度、多层面覆盖的重塑，并且其成果成功“移活”于当地多元主体共谋过程之中，达成空间的多维演化，主体顺利完成文化适应的调试(图8)。
图8 乡村新内源式赋能乡村在地价值框架

Fig.8 A framework of the new endogenous empowerment of rural value in the locality

4.1 冲突与共谋：多元主体协同联动

在地方重塑过程之中，多元主体基于各自角色扮演，贡献出了各自维度的力量。对于彭城镇乡村空间的解构过程中，我们发现乡村主体在特定的物理环境之下，其生产、生活呈现失序状。民众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并未意识到情感与文化的错节，共同情感依托对于复杂乡村地域的现实重要性不容小觑，它以一种无形的力支撑起地方独有属性的呈现。任何形式的主体力量对于乡村的改造都会或多或少影响乡村社会的基本属性[60]，主体力量的存在使得乡村的自然、社会与文化的边界不断被挤压，导致其边界不健全，甚至畸形。面对乡村社会的整个变革过程，政府作为权力主体承担主要支持作用，并且拒绝大揽大包，而是全程扮演着一个支持者的角色；民众作为内生主体的主力军，其长时间生活在一个由地缘等相互叠加的熟人社会之中，如同各种成熟组织一般。内部充满了“约定俗成”，保有内在行动逻辑，扮演行动者角色；外源性主体出于资源导向，以帮扶、合作者的身份参与到乡村旅游建设之中。在多元主体协同的过程之中，乡村社会得以良性运转，地方性的符号特征得以存续。本文发现，多元主体除了“各司其职”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过程之中的资源互利、协同联动机制的形成。
内生主体力量的迸发对新内源式发展模式的开展具有特殊意义，使得乡村对外拥有最大话语权，并且成果留存当地，乡村成为最大受众群。对于内生主体的主导性角色的维护，需要制定全方位的规则及充分调动内部。一方面，正式制度的刚性推力。政府主体对于促进地方发展，因地制宜的支持性政策的制定，或来自经济层面之上，或来自社会民生层面之上。规则的制定之下，使得主体能动性有的放矢。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的弹性支持。在外部环境规则变迁之时，主体对于规则的认知要素发生变迁。需要及时积极建立民众主体与政府、外源性企业等多元主体的沟通渠道，需要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极力规避民众主体信息不对等等空间非正义现象。保持多元主体间信息的流动，增强乡村空间的内在凝聚力，强化民众主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如协会、社区、公益性自发组织等的建立。总之，对于内生性主体力量的激活，需要主动的政策干预与侧面的良性诱导，充分调动之余不可忽视政府权力主体与外部企业等外源性主体的帮扶与资源支持。所谓独木不成林，乡村社会围绕工业遗产地的旅游的开展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内部充分联动之余，恰巧对于内生力量的额外倚重，使得资源叠加最终倾向乡村本地，形成“百鸟归巢入雀笼”的态势，最终成果顺利“移活”于当地。

4.2 归位与调试：助推空间融通演化

从“主体”的不同空间“位置”分布来看，持有各种不同资源的主体形成各种不同形式的主体集合，每一个载体都有其占主导地位的主体。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体便会主导其所处的“载体”，即主体的空间表征，我们称之为各种不同的空间形式。物理空间侧重于物理景观呈现，生活空间倾向于社会关系的强调，生产空间则关注业态的发展，有多少主体细分就会有多少种空间形态。由于主体的身份多元性，空间总是难以避免地产生嵌合性交流，寻求空间良性双导向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良性互动圈的培育使得空间流动有形可依。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提升促进物理空间的重建，物理空间的更新支撑生产空间的完善并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入驻进一步促进物理景观的构建，物质与精神双重满足使得地方价值得到回归，使得地方认同感得到回溯，达到文化空间的培育，最终实现地方意义重构。可见，空间的归位与调试为乡村社会的“自循环”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其能量的维持需要我们注重空间策略布局。其一，强化意向性建设。对于物理景观等生态环境的打造、景区文化元素注入建设以及业态的开展需要主观文化元素的精准提炼与多维呈现，使得整个空间的特色性内核达到深度串联。其二，打造战略性焦点。焦点的打造依赖节点的进入，乡村典型的主要民众活动区域聚集地的链接打造或者某个乡村特有特殊的符号化集中点。例如，彭城镇张家楼艺术公社选址综合考量多方因素，最终形成艺术化符号焦点的凝聚地。总之，助推空间融通演化，需要宏观战略布局，也需要局部重点突出的把控。

4.3 整合与升级：筑牢地方价值回归

从“空间”到“地方”的身份转变，无异于“情感”的入驻，使得地方更具有“情绪性”。空间是主体进行相关活动的特定地域，具有固有的特征。主体可以内部自成体系，偶尔也能充当外部的参照。决定地方的特征是其主体的联系性，可能包含多种多样的排列组合群，典型的排序方式往往作为一个特征组被标注和识别，呈现给我们的便是地方感。要创造一个强烈的地方感，必须对于地方价值进行一定强化。实践之中，乡村社会往往存在一些特别的符号表征，但是难以支撑地方属性的表达，缺乏深层次能量的冲击，使得地方价值强化冲击力薄弱。
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掘当地的特色优势资源并完成与外界产业的深度结合。一方面，对于自身优势资源要拥有恰当的特色提炼。将乡村内部的文化基因与现代化创意进行深度组合，打造地方内部独有优势吸引力资源，对外源性以外能量的流动双向流动奠定基调，为了资源的整合提供先发契机，增强乡村流动性；另一方面，受限于物理距离等客观因素，对于近邻或者关联的外源性资源具有因地制宜的适用观。学会正视外源性资源，拥有“借力”的战略性眼光，并且优化利益分配策略，完善主体参与机制。通过优势资源整合与互补，完成资源导向最大程度“本土化”升级。此外，基于整合与升级所创收的利益符合优化配比的形式给予内生主体，受益之余地方认同进一步得到滋养，地方价值进一步得到回归，成功迎合文化生态的培育，使得区域完成从“形”到“神”的立体升级，对于筑牢乡村社会拥有特殊意义。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乡村工业遗产以乡村工业发展历史的见证者身份存在于乡土，历经磨砺而生生不息。在场域变迁的广袤沃土之下，通过旅游产业的赋能，内生民众主体成功被激活，通过政府和外源性主体等外源性资源的支持与帮扶，达成文化生态的重新培育，顺利完成新内源式发展模式的空间呈现。通过旅游产业的赋能，工业遗产地的“蝶变”路径主力支撑点放到“主体”上、细化在“空间”维度，立体呈现于流动变迁的乡土文化之中。纵观河北彭城镇整个生产与演化机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 围绕乡村工业遗产的整个旅游开发在生产—生活—生态多维实践中，主体—空间实现多层次、多维度、全方位的互构与嵌合，以共同体的状态完成地方的多维空间重塑。
(2) 进行在地性“唤醒”过程为新内源式发展模式的生动演绎。以民众为典型代表的在地内生性主体主导，外部企业、专家顾问等主体帮扶性参与以及政府权力性主体全程政策支持与良好氛围营造。多元化主体亲和、协商与共谋过程中，实现资源最优化整合，以“磁州窑文化”为中心的旅游产业成果成功“移活”于当地。
(3) 乡村工业遗产的整个发展过程，使得乡村在地价值得到发展，实现地方重构。乡村社会转向更多外围元素的内化糅合，借势旅游产业使得地方协同融通发展，使得乡村场域完成新一轮的主体—空间—地方的有限立体升级演化。换言之，旅游产业渗入使乡村的景观、空间，甚至民众的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均有了新的参考点，乡土社会在流动变迁之余实现了超越与再造，地方性价值被赋予新的内涵。

5.2 讨论

乡村工业遗产地旅游引导的乡村转型离不开长期的跟踪研究，未来将继续追踪彭城镇发展，探寻该路径的持续性，过程之中不断统筹融合多要素、多方主体力量，顺利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实现全方位振兴。另外，本文的案例选取及分析单位仍限于单个村落，而事实上，如果置于主体—空间视阈之下，对于新内源式发展模式路径探究，广义上空间范围已远不可再局限于单个村落，因此，后续也可对多个案例地进行考察，并且对案例地周边多个村落地域的综合性辐射与带动进行综合考察。
最后，本文为工业遗产地在乡村地区活化提供一些启示。① 坚持“文化”元素提取，创新活态化传承模式。注重文化对于民众个体“化导”，将文化元素融入地方建设；迎合市场新媒体等多元宣传方式，鼓励IP化品牌卖点运营，创新拓展本地旅游市场受众群，助推文化旅游资源向着经济资源快速转化。② 坚持开放式“地方自治”原则。围绕乡村地区工业遗产地的地方发展，内生民众主体应当拥有绝对话语权。其一，地方性价值认同叠加更加有益于产业发展；其二，避免最终地方“文化失真”现象的出现[61]。③ 完善多元化合作机制，强化民众参与。政府积极鼓励外部资金参与，支持同外部企业合作盈利；资源进行合理化配置，对于旅游资源收益实现科学化配比，通过收益保障实现个体参与对于旅游产业发展的认同；建立公开透明化民众参与机制，促进民众、一般旅游从业者、企业主及文化传承人等主体的参与性，注重多方意见的听取，实现社区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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