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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4 , Vol. 43 >Issue 4: 755 - 770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04.010

研究论文

“水平+结构”双视角下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多维资本建构

  • 余乐水 , 1 ,
  • 马蓓蓓 , 1, * ,
  • 余乐山 2 ,
  • 曹文玉 1 ,
  • 薛东前 1 ,
  • 宋永永 1
展开
  • 1.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西安 710119
  • 2.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西安 710119
*马蓓蓓(1983— )，女，河南信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E-mail:

余乐水(1998— )，女，陕西汉中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3-08-30

  修回日期: 2023-12-04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4-2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20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01251)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领航人才培养项目(LHRCCX23160)

收起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 constru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under the level and structure perspectives

  • YU Leshui , 1 ,
  • MA Beibei , 1, * ,
  • YU Leshan 2 ,
  • CAO Wenyu 1 ,
  • XUE Dongqian 1 ,
  • SONG Yongyong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 2.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30

  Revised date: 2023-12-04

  Online published: 2024-04-25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214)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204)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01251)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Pilot Talent Training Program(LHRCCX23160)

Fold

摘要

在当前城乡空间高度重构的背景下，作为发展的行动者和终极目标的“人”的幸福感的新构建特征及其城乡异质性，对均衡有效地提升中国城乡发展的幸福红利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将资本作为研究工具引入人文地理学的福祉研究，从“经济+文化+社会”三个资本维度设计了多维资本对幸福感建构的分析框架，通过“水平+结构”双视角探讨高流动性背景下幸福感的建构特征及城乡分异。结果表明：① 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体验处于较高且城乡相对均衡的水平，“水平”视角下的城乡居民幸福感建构呈多元化特征，即经济资本的基础性效应，文化资本的转化性和社会资本的强敏感性均对城乡幸福感提升起促进作用；② 在考虑资本“结构”的整体性和生态位后，多维资本对幸福感建构的影响从单向提升效应演化为不确定性和结构化特征，尤其是局部生态位上的优势或匮乏所产生的强化或缺失等效应使资本维度对幸福感建构表现出更复杂的运行逻辑；③ 居民幸福感对各维资本的响应强度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其中社会资本是幸福感建构中敏感性最强且城乡分异最显著的资本维度，表明中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应重点关注城乡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机制与效应。研究结果有利于揭示幸福感建构在中国的现代性和本土性特征，可为均衡有效提升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的政策制定提供研究基础。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 多维资本; 建构; 结构; 城乡分异

本文引用格式

余乐水 , 马蓓蓓 , 余乐山 , 曹文玉 , 薛东前 , 宋永永 . “水平+结构”双视角下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多维资本建构[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4) : 755 -770 . DOI: 10.18306/dlkxjz.2024.04.010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high degree of urban-rural spatial reconfiguration, the new constructed characteristics of happiness and its urban-rural heterogeneity of humans, which are the actors and ultimate target of development,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balanced and effective enhancement of the dividends of happiness in China's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introduced capital as a tool into the study of happiness in human geography, and used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o desig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appiness by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constructed characteristics of happiness and its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the context of high mobility in 2018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evel and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hinese residents' happiness was at a high level and relatively balance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construct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are diversified under the "level" perspective, that is, the basic effect of economic capital, the transformative effect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strong sensitivity of social capital contributed to the enhancement of happines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2) Having considered the integrity of capit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niche, the impact of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appiness has evolved from one-way enhancement effect to uncertainty and structuralized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the strengthening or missing effects caused by the dominant or deficient local ecological niche, which makes the capital dimension more complex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ppiness. 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the response strength of residents' happiness to various dimensions of capital, among which social capital showed the strongest sensitivity 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ppiness, which indicates that China's current new-type urbanization proces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production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urban-rural social capital.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conducive to revealing the modern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ppiness construct in China,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balanced and effective policy formulation to enhance the happiness of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 subjective happiness;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 construction; structure; urban-rural division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类曾梦寐以求的“丰裕社会”似乎正成为现实[1]。同时，现代性危机、压力感和意义缺失等社会心理体验问题开始显现，幸福感逐渐成为西方城市社会研究中的重要命题[2-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在带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伴生了区域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公共资源失配、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地方意义弱化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突出矛盾[4⇓⇓-7]。尤其是近20年来城乡间社会经济要素的高度流动重塑了中国二元结构的基本国情，为当前中国的城乡发展研究展现了新的背景和议题。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提出“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4]。2023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幸福指数在137个国家中位列第64位，但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并未得到均衡提升，部分区域甚至出现下降趋势[4]。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当前城乡社会经济空间高度重构的新背景下，作为发展的行动者和终极目标的“人”的幸福感构建的新特征及城乡异质性展开系统研究。本文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资本维度划分，采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从“经济+文化+社会”三个维度设计多维资本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建构的分析框架，通过“水平+结构”双视角探讨新背景下居民幸福感的建构特征及城乡分异规律。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基于新时期的中国城市化实践，对西方经典的幸福感建构研究进行现代性和本土性的发展，为均衡有效提升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的政策制定提供研究基础。

1 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

1.1 研究进展

1.1.1 幸福感建构研究进展

世界范围内的幸福感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1]，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幸福感进行了定义和扩展[1,8⇓⇓-11]。现代心理学中的幸福感有源于“快乐主义”的主观幸福感和源于“实现主义”的心理幸福感两大取向：前者指人们依据自设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由认知性评价(满意度)和情感性评价(积极/消极情绪)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组成，后者则涉及自我接受、个人成长和良好关系等多种因素[1,12⇓⇓-15]。尽管幸福感带有强烈的个体主观性，但在空间和群体的尺度上，幸福感的建构特征和机理仍表现出普遍主义所强调的稳定性特征[6,11,14]。在幸福感的测度上，既有研究存在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两种思路，前者是通过经济(GDP/收入)、社会(教育/健康等)、环境等方面的数据[6,14-15]进行衡量，后者往往采用自陈量表法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居民对自身生活的主观评价[13⇓-15]。
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持续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作为一个新的视角和工具集被引入幸福感研究[16⇓-18]。社会实践理论将资本定义为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认为资本是“可被使用的资源和权力”和“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外在生存条件”，并将其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等具有转化关系的4种类型[19⇓-21]。在幸福感建构研究中，前三个资本类型均受到了普遍的关注。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的核心命题之上的[22-23]，但美国学者于1974年提出的“伊斯特林悖论”认为收入增长与其带来的幸福红利存在不对等状态[24-25]。随后众多学者就“伊斯特林悖论”现象与机制展开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收入增长外，通货膨胀、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政治制度因素和社会环境等都会对幸福感建构产生影响，且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在经济资本对幸福感建构的影响机理研究中，社会比较理论、相对收入理论和“隧道效应假说”等均强调了幸福感取决于基于社会比较的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22⇓⇓⇓-26]。文化资本维度反映了主体自我实现的文化基础。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文化参与越丰富的人，越容易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从而获得幸福感[13,27]。社会资本维度表征了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所附着的资源集合体，包括信任、规范、关系网络和行动共识等[8,17]。社会互动理论认为个体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中，高质量的社交活动和公共生活是个体幸福感建构的重要因素，亲缘、地缘、亲社会支出、制度信任和社会参与等社会资本要素均会对幸福感建构产生重要影响[28-29]。
综合既有研究，目前对某一维度下的资本丰裕水平与幸福感建构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已较为充分，但采用联系的视角将上述三种对幸福感建构均具有重要影响的资本维度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多维资本共同作用下的幸福感建构过程和机理的研究尚较为少见。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包括社会实践理论的诸多研究均意识到资本维度间的比例关系对行动主体的社会空间定位具有重要影响[21-22]，但长期以来一直缺少有效的研究工具定量化地测度和分析资本的组合结构及动态转化对幸福感建构的影响。

1.1.2 幸福感的城乡分异研究进展

20世纪70年代，随着数量革命引发的人文地理学领域的拓宽[6]，幸福感逐渐进入地理学的研究视野[30⇓⇓⇓-34]。依据社会比较理论，人们会倾向于将自己的生活与近邻的其他人进行比较，因此幸福感在空间上表现出聚集性和依赖性[8⇓-10]。地理学界的研究大多基于空间视角，从国际、国家、区域和城乡多个尺度揭示幸福感的空间差异[35⇓⇓⇓-39]及其建构的地理因素[40⇓⇓⇓⇓-45]。其中城乡差异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既有研究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普遍高于乡村居民，而在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区域，幸福感的城乡分异则会弱化甚至发生逆转[33,36]，如Berry等[38]的研究证实，美国居民的幸福感有一个梯度，这个幸福梯度从中心城市向外逐渐增加，在小城镇/农村边缘达到最高水平。另一种观点认为，因研究尺度、城乡识别标准和幸福感侧重点等不同，幸福感的不同维度在城乡居民中会表现出不同的模式[32⇓-34]。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与户籍制度在城乡地域积累了较为显著的福祉差异[13,36]，也形成了差异化的城乡幸福感体验空间和建构模式[37]。关于城乡居民哪个群体具有更高的幸福感，现有研究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一种观点基于城乡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等客观差距，认为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对农村社会的观念与心理冲击大于城市，因而造成了农村居民较低的幸福感体验[36]；另一种观点主要基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及生活状态改善感知等因素，认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体验高于城市居民，未外出务工的农民较外出务工者具有更高的幸福感[13,23]。多年来，中国的统计和研究部门多以行政地域或户籍口径为基础进行静态的城乡地域划分[46-47]。随着中国城乡流动性的显著增强，基于传统二元结构的城乡划分方式可能无法捕捉到更有实践意义的城乡地域差异，在客观上为当前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城乡异质性研究造成了前提性障碍[48-49]。高流动性背景下居民幸福感构建的城乡差异研究同样需要以城乡地域或群体的准确识别为前提，也有必要对中国当前常用的不同城乡划分方式下的研究结果及适用性展开比较研究。

1.2 理论框架

既有研究表明，在单项或者多项问题所组成的问卷帮助下，通过被调查者的自我判断和自我报告可以获得其幸福度指数[8-9,13⇓-15]。本文采用可靠性和有效性已被证实的主观自陈法测度幸福感[8,14]，即CFPS问卷中“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对城乡居民幸福感进行测度。CFPS问卷关于幸福感的问题设置中并未提前设定幸福感的定义，而是依据被调查者自行确定的幸福标准和自己感知的幸福程度作答，属于被调查者对自身生活满意度和情感的直觉性认定，因此符合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和内涵[50]。在既有研究中，CFPS问卷中的幸福感数据也被认定为被调查者的主观幸福感[50⇓-52]。
在幸福感的多维资本构建框架设计中，本文依据社会实践理论将资本定义为：主体个人或家庭先天具备或后天获取的可用于生产生活的各类资源、能力和技术知识储备的集合，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三个维度[33]。其中，经济资本是指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并且能制度化为财产权形式的物质资本，是其他资本的根源[20]；文化资本是指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实践或教育行动所获得和积累的文化资源，表征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结构关系[22]；社会资本指社会成员或团体由于社会身份和关系等获得的资源和权力[17-18,20]。“经济+社会+文化”维度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和转化关系，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运作过程和机理[20-21]。在社会实践理论的资本构成中还包括了符号资本，是指用以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等象征性现象的权力形式[20-21]，如荣誉头衔等。但符号资本所产生的效应具有间接性，需要源于其他资本类型的成功使用，因此被称为“被否认的资本”或“不再被看作资本的资本”。以往相关研究也主要关注经济、文化和社会三个具有直接效应的资本维度与幸福感的关系[23⇓⇓⇓⇓⇓-29]，因此，本文在研究设计中未将符号资本作为独立的资本维度列出。
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在中国当前城乡空间高度重构的背景下，居民幸福感的建构过程和特征与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资本的丰裕水平呈现怎样的作用关系?在考虑了资本维度的组合关系等结构性特征后，城乡居民幸福感与多维资本间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和规律?与西方传统幸福感建构理论相比较，基于中国当代城市化实践的幸福感研究具有哪些地域性或时代性特征?
围绕研究目标，本文在社会实践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城乡分异原理和结构主义等理论和思想的基础上，设计了“2种视角+3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图1)。其中，“2种视角”分别指基于丰裕度的要素“水平”视角，与基于整体组合特征和局部生态位的要素“结构”视角；“3个维度”分别指对幸福感建构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维度。本文基于CFPS中的幸福感得分和相关属性数据，采用Probit回归模型探讨“水平+结构”双视角下幸福感的建构特征及城乡分异规律。
图1 双视角下居民幸福感的多维资本建构分析框架

Fig.1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s' happiness from two perspectives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调查是一项始于2010年的全国性综合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每2年进行一次，样本覆盖中国25个省份的人口(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香港、澳门、台湾数据暂缺)。CFPS采取了内隐分层的、多阶段、多层次、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式(PPS)，确保了样本的随机性和代表性[53]。本文采用2018年数据，通过家庭唯一标识码连接个人问卷与家庭问卷，共获得32376个样本量，清洗并删除缺失值后，共保留25755个有效样本。在中国目前常见的4种城乡划分方式下(基于建设层面、基于户籍层面、基于生计层面和基于常住层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样本数量分别为10379、7504和7872个，各地区城乡样本占比见图2，其中基于建设层面的城乡划分方式下样本的城乡和地域均衡性均为最优。
图2 样本的城乡结构和地域分布

注：本文依据传统3大地带划分法，将北京、河北、上海、天津、辽宁、福建、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等10个省份归为东部地带；将安徽、江西、山西、河南、湖北、黑龙江、吉林和湖南等8个省份归为中部地带；将广西、四川、重庆、甘肃、贵州、陕西和云南等7个省份归为西部地带。

Fig.2 Rural-urban structure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s

2.2 变量选取

在因变量即幸福感得分上，采用CFPS问卷问题“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进行测度。原始回答为“0~10分”的次序变量，采用二分类变量赋值法[11]将其转化为可使用逻辑回归的概率计算(评分≤5赋值为0，评分>5赋值为1)。为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扰，选取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为控制变量。在城乡识别上，结合中国常用的城乡划分方式和CFPS数据中的城乡属性，分别采用4种方式进行样本归组和对照研究，各划分方式的名称和对应属性分别为：基于建设层面的城乡识别——“行政区划和实际建成环境”，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辖区为划分对象，以实际建成环境为城乡划分依据；基于户籍层面的城乡识别——“户籍信息”，依据CFPS问卷中“您现在的户口状况”确定，将“非农户口”归为城市，“农业户口”归为乡村；基于生计层面的城乡识别——“职业类型”，是以CFPS问卷中“是否从事农业工作”，将“否”归为城市，“是”归为乡村；基于常住层面的城乡识别——“社区性质”，依据CFPS问卷中“当前居住的社区类型”确定，将“居委会”归为城市，“村委会”归为乡村。
参考已有研究和中国当前城乡发展的现实特征，对居民幸福感多维资本建构的要素因子体系进行设计(表1)。在经济资本维度，从绝对性和相对性两个方面共选取了5项指标，并充分考虑了现代家庭经济资本的多元构成及抗风险性[22-23,25-26]；在文化资本维度，从基础性和发展性两个方面共选取了三项指标，包括被制度化的教育资格、可获取的文化资源及文化实践的参与机会[13,27,31]；在社会资本维度，从内生性和外部性两个方面共选取6个指标，涵盖了基于邻近性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和更广泛的、“非附近”的社会空间特征[54]。
表1 幸福感多维资本建构的要素因子体系

Tab.1 Factors of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s' happiness

资本维度 性质 要素因子 表征含义 权重/%
经济资本(E) 绝对性 人均家庭纯收入(E1) 基于货币数值的经济实力 40.54
房子当前市价(E2) 主要资产的当前和预期价值 11.41
商业性保险支出(E3) 金融资源的丰富度和抗风险性 6.31
耐用消费品总值(E4) 家庭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12.91
相对性 个人收入在本地的位置(E5) 主体对自身经济地位的相对感知 28.83
文化资本(C) 基础性 受教育年限(C1) 接受基础文化教育的程度 26.97
发展性 教育培训支出(C2) 能获取的提升性文化资源的丰裕程度 32.89
是否有实习兼职/全职工作经历(C3) 更广泛的文化实践参与机会 40.14
社会资本(S) 内生性 人缘关系(S1) 社会关系网络的整体质量和强度 9.84
人情礼支出(S2) 社会关系网络的维持成本 9.44
对邻居的信任度(S3) “附近”的影响 13.86
外部性 对陌生人的信任度(S4) 对陌生人社会的信任水平 33.37
对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度(S5) 对制度信任和安全的关注 11.92
对互联网社交的重要性感知(S6) 对更广泛的社会资源的获取能力 21.57

2.3 研究方法

2.3.1 Probit回归模型

多元概率比回归模型[53](Probit)是一种适用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的广义线性回归模型。相较于Logistic回归模型，Probit回归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将“是否感到幸福”作为二分类变量，构建二元Probit回归模型以分析多维资本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公式如下：
P r o b i t ( h a p p i n e s s = 1 | x ) = F ( x , β )
式中：happiness为居民幸福感，取值为0或1；x为解释变量；β是回归系数；F(·)为标准正态的累积分布函数。

2.3.2 熵值法

熵值法是根据指标观测值来确定权重的客观赋权方法。基于Stata软件，采用熵值法确定居民幸福感建构的各要素因子体系的指标权重，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各维度幸福感得分值，具体步骤详见以往相关研究[55-56]。

2.3.3 资本结构的类型划分

从结构的视角探讨多维资本对幸福感建构的影响是本文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借助地理学中常用的生态系统思想，依据熵值法所得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三个资本维度综合得分的比例关系，从整体结构和局部生态位两个方面将资本结构划分为多维均衡型、双维主导型、单维主导型三种主类型和7种子类型，划分方法和各类型的样本特征见表2。
表2 资本结构类型和样本特征

Tab.2 Types of capital structure and sample characteristics

结构类型 子类型 样本数 (比重) 划分方法
多维均衡型 “E+C+S”均衡型 232 (3.0%) 采用比值法进行维度间多次两两比较，结果均在[0.9, 1.1]阈值范围内，即认定为多维均衡型
双维主导型 “E+C”主导型 533 (6.9%) 通过排列组合分为3种子类型，子类型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以“经济+文化”主导型为例）：① “双维度”得分相近，即采用两两比较法，a/b阈值范围为[0.9, 1.1]；② 经济和文化资本占“主导”地位，即a>c、b>c，且“大于程度”均超过50%点位
“E+S”主导型 410 (5.3%)
“C+S”主导型 729 (9.4%)
单维主导型 “E”主导型 1266 (16.4%) 通过排列组合分为3种子类型，子类型中的“主导”维度的确定需同时满足(以“经济”主导型为例)：a>b、a>c，且“大于程度”均高于50%点位
“C”主导型 2624 (34.0%)
“S”主导型 1932 (25.0%)

注：a、b、c分别表示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综合得分。

3 多维资本与幸福感建构及城乡分异

3.1 不同城乡划分方式下的居民幸福感

在4种不同的城乡划分方式下，本文选取的25755个有效样本的城乡属性归属存在显著差异(图3)。基于建设层面的城乡样本分布最为均衡，其次为基于生计层面和基于常住层面；基于户籍层面的城乡样本存在较大差距，乡村样本量达73.53%。但4种划分方式下，城乡居民幸福感的整体得分情况较为一致，城乡样本组得分均值分别为7.63和7.40，表明当前中国城乡居民的幸福感体验整体较为均衡，城市地域略高于乡村。
图3 不同城乡划分方式下的样本量和幸福感得分

Fig.3 Sample size and happiness scores under different urban-rural divisions

3.2 “水平”视角下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多维资本建构

首先，采用Stata软件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多维资本要素因子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VIF<10)。在4种城乡划分方式下，分别对多维资本水平与城乡居民幸福感进行Probit回归分析，以探讨当前中国居民幸福感建构的关键资本维度、要素因子及城乡分异。表3为多维资本水平与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为便于分类描述，依据自然间断点法将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分成强、中、弱三个等级。综合4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尽管是在不同的城乡划分方式下，多维资本与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建构仍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共性特征：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的资本建构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多维资本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强度排序均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而乡村居民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强度排序均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表明整体来说，经济资本对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建构的基础性作用十分显著，这与经济学中“收入被认为是幸福的本质”的观点具有一致性[14,22⇓-24]，其次为表征社会资源和权力关系的社会资本，而表征自我实现的文化基础的文化资本由于其间接性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建构的影响均为最弱。
表3 多维资本水平与幸福感的回归结果

Tab.3 Regression results of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 level and happiness

资本维度 要素因子 模型1 (建设层面) 模型2 (户籍层面) 模型3 (生计层面) 模型4 (常住层面) VIF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经济
资本(E)
 人均家庭纯收入(E1) 0.0279*** 0.0260*** 0.0284*** 0.0217*** 0.0219*** 0.0285*** 0.0214*** 0.0246*** 1.49
房子当前市价(E2) 0.0175*** 0.0143*** 0.0060 0.0167*** 0.0146*** 0.0148*** 0.0092** 0.0148*** 1.40
商业性保险支出(E3) 0.0004 0.0031** 0.0003 0.0023** 0.0003 0.0037*** 0.0008 0.0031*** 1.34
耐用消费品总值(E4) 0.0094*** 0.0068*** 0.0098*** 0.0076*** 0.0104*** 0.0060*** 0.0095*** 0.0079*** 1.43
个人收入在本地的位置(E5) 0.0540*** 0.0530*** 0.0539*** 0.0536*** 0.0582*** 0.0513*** 0.0561*** 0.0538*** 1.06
文化
资本(C)		 受教育年限(C1) 0.0127*** 0.0121*** 0.0108*** 0.0117*** 0.0135*** 0.0108*** 0.0106*** 0.0121*** 1.64
教育培训支出(C2) 0.0013 0.0041*** 0.0012 0.0034*** 0.0014* 0.0042*** 0.0001 0.0039*** 1.09
是否有实习兼职/全职工作经历(C3) 0.0310*** 0.0137 0.0119 0.0258*** 0.0297*** 0.0157* 0.0168* 0.0233*** 1.24
社会
资本(S)		 人缘关系(S1) 0.0587*** 0.0664*** 0.0516*** 0.0662*** 0.0565*** 0.0680*** 0.0493*** 0.0682*** 1.14
人情礼支出(S2) 0.0069*** 0.0033** 0.0045*** 0.0052*** 0.0062*** 0.0053*** 0.0053*** 0.0055*** 1.09
对邻居的信任度(S3) 0.0184*** 0.0240*** 0.0150*** 0.0240*** 0.0174*** 0.0248*** 0.0169*** 0.0239*** 1.23
对陌生人的信任度(S4) 0.0065*** 0.0025 0.0016 0.0051*** 0.0050*** 0.0037** 0.0061*** 0.0033** 1.13
对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度(S5) 0.0132*** 0.0151*** 0.0148*** 0.0137*** 0.0150*** 0.0136*** 0.0128*** 0.0146*** 1.20
对互联网社交的重要性感知(S6) 0.0162*** 0.0216*** 0.0119*** 0.0184*** 0.0189*** 0.0173*** 0.0138*** 0.0185*** 1.45
控制变量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样本量 12790 12965 6817 18938 12358 13397 7929 17826

注：***、**、*分别表示P<0.01、P<0.05、P<0.1。下同。

3.2.1 经济资本水平与幸福感建构

综合4种模型，经济资本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均值比为1.3∶1，表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对经济资本的响应较乡村居民更加显著(图4a)。从稳定性来看，城市样本组中经济资本边际贡献的变化幅度(CV=0.10)远高于乡村样本组(CV=0.01)。在具体指标中，体现相对经济实力的“个人收入在本地的位置(E5)”对城市和乡村样本组的回归系数均远高于经济资本的其他指标，其次为体现绝对经济实力的“人均家庭纯收入(E1)”(表3)。这表明幸福感作为主观体验，主体通过社会比较获得的相对感知比基于货币数值产生的绝对感知更有意义。“商业性保险支出(E3)”在城市居民样本组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乡村居民样本组中为边际强度最小的有效回归因子(表3)。这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居民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对旨在提高附加抗风险能力的商业性保险的敏感性不足，而随着乡村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基本医疗保障政策的普及，商业性保险在乡村地域的购买率逐渐提高[57]，成为乡村家庭经济资产配置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表征物质生活水平的“耐用消费品总值(E4)”始终属于经济资本中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弱边际效应的因子类型，在城乡样本组的边际效应均值分别为0.0098和0.0071(表3)；表征资产价值的“房子当前市价(E2)”在4个模型的乡村样本组均为边际效应中等的因子类型，而在城市样本组中表现得较为混乱(表3)。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中国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已达到较好的基本面，同时在近年来波动强烈的房地产市场背景下，作为家庭最主要资产的房产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现得较为复杂。
图4 资本“水平”对幸福感建构的边际强度及城乡分异

Fig.4 Marginal strength of the capital "levels" on happiness constructs and rural-urban differences

3.2.2 文化资本水平与幸福感建构

综合4种模型，文化资本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均值比为1.35∶1，表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对文化资本的响应较乡村居民更加显著(图4b)。尤其是在基于建设层面的城乡划分方式下(模型1)，城乡边际效应均值比高达2.7。从稳定性来看(图4b)，城市样本组中文化资本边际贡献的变化幅度(CV=0.31)同样高于乡村样本组(CV=0.23)。文化资本中的基础性因子在城乡居民幸福感建构中有着较为稳定和均衡的基本认可度，具有强转化性的发展型因子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边际贡献更加突出。具体来看，基础性指标“受教育年限(C1)”除在模型3的城市样本组属于中等影响因子外(0.0135)，在其他模型中都属于边际效应为低的因子类型，但在全部乡村样本组中是低边际效应因子组中回归系数最高的指标。发展性指标“教育培训支出(C2)”除模型3外，在城市居民样本组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3)，在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模型中也都属于边际效应为低的因子类型。与经济资本具有直接转化性的发展性指标“是否有实习兼职/全职工作经历(C3)”除在模型1的乡村样本组和模型2的城市样本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在其他模型中都为文化资本中边际效应值最强的要素因子；同时该指标也是所有资本要素中城乡差异最显著的要素因子之一，城乡边际效应比为1.89∶1(模型3)。上述特征反映出随着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措施的推进，基础教育资源在城乡间和城乡内部已有了相对丰富和均衡的配置；同时，社会竞争的加剧和知识溢价的再分配促使城乡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对有可能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效益的实习/兼职等学习经历和能力的认可度显著提升；而对“教育培训支出”的低敏感性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城乡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对近10年来由于教育培训过载所积累的消极心态。

3.2.3 社会资本水平与幸福感建构

综合4种模型，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均值比为0.83∶1，表明乡村居民的幸福感对社会资本的响应较城市居民更加显著(图4c)。从稳定性来看，城市样本组中社会资本边际贡献的变化幅度(CV=0.06)也小于乡村样本组(CV=0.09)。作为城乡居民幸福感构建中敏感性最强(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要素因子比重最高)的关键维度，社会资本在具体要素因子上也表现出最为显著的城乡分异。整体来说，社会资本中的内生性要素因子对幸福感的影响强于外部性要素因子。其中，表征社会关系网络整体质量的“人缘关系(S1)”是对城乡居民幸福感中边际效应最强的要素因子，回归系数远高于社会资本中的其他指标(表3)；值得关注的是，乡村样本组中，“人缘关系(S1)”均超过了经济资本中的“个人收入在本地的位置(E5)”，成为影响乡村居民幸福感建构中最重要的要素因子。这充分说明即使在中国当前高度流动性的城市化背景下，社会系统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熟人社会的传统特征[16]，这在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乡村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其次为内生性因子“对邻居的信任度(S3)”，该指标在大多数样本组中均属于边际效应为中等的因子类型，虽然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城市样本组属于弱边际效应强度，但其回归系数也是弱边际效应强度中最高的(表3)；这也印证了中国居民，尤其是乡村居民在社会交往中重视邻里关系的传统观念和对“附近”的重视。内生性因子“人情礼支出(S2)”在所有的模型中都对城乡居民幸福感产生了弱正向影响，体现了在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后作为亲社会支出所带来的价值感和意义感等长期积极效应。在外生性因子中，“对陌生人的信任度(S4)”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较弱，但城市样本组的边际效应均值(0.0059)略高于乡村样本组(0.0040)，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当前尤其是在乡村地域，标志现代性的陌生人社会的氛围并未完全建构。同时，表征更广泛意义的制度信任和社会资源获取能力的外生性因子“对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度(S5)”和“对互联网社交的重要性感知(S6)”在绝大多数样本组中均属于边际效应为中等的要素因子类型，这表明当前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建构空间逐渐由“附近”扩展至更广泛的“非附近”。

3.3 “结构”视角下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多维资本建构

幸福感的提升不仅需要资本水平的合理提升，也需要资本结构在多个维度的合理配置和优化[19]。为探讨资本结构特征对幸福感建构的影响及城乡分异，本文借助生态系统思想，以资本维度组合关系为切入点，分别将不同资本结构下(多维均衡型、双维主导型和单维主导型)城乡居民幸福感与各资本维度综合得分进行Probit回归分析，并进行4种不同城乡划分方式的比较研究。

3.3.1 多维均衡型资本结构下的幸福感建构

在平衡态的资本配置结构下，城乡居民幸福感对多维资本的敏感性普遍较弱(有效回归结果比重为20.8%，城乡分别为8.3%和12.5%)，大部分模型的回归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仅在建设层面的城乡划分方式下(模型1)的乡村样本组中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图5a)。在该样本组中，前述“水平”视角下一直被强调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基础性效应并未突显，而作为反映物质和精神之间结构关系的文化资本对乡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提升作用非常显著。这表明在均衡型的资本结构下，原本以文化参与或制度化的教育资格等相对间接或隐蔽的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对乡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显化。
图5 资本“结构”对幸福感建构的边际强度及城乡分异

注：图a中，模型2户籍层面的回归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故图中无数据。

Fig.5 Marginal strength of the "structure" of capital on happiness constructs and rural-urban differences

3.3.2 双维主导型资本结构下的幸福感建构

在双维主导型结构下，城乡居民幸福感对多维资本的敏感性有较大提升(有效回归结果比重为54.2%，城乡分别占26.4%和27.8%)。整体来说，乡村居民幸福感对多维资本的响应强度高于城市居民，多维资本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边际贡献均值比为0.92∶1(图5b)。该结构下，多维资本在居民幸福感建构中的城乡分异十分明显(图5b)，如模型1中3项资本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边际效应较为均衡(1.29∶1∶1.34)，而在乡村样本组则表现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远大于文化资本(8.63∶1∶5.79)。在双维主导型资本结构中，不同城乡划分方式下差异化的主导资本组合配置呈现出的回归模型特征更为复杂。“E+C”双维主导型下，处于优势生态位的经济和文化两项主导资本在所有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处于匮乏生态位的社会资本则对居民幸福感建构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表4)。“E+S”双维主导型下，经济和社会两项主导资本在所有模型的乡村样本组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出现了若干负向的有效回归系数，处于匮乏生态位的文化资本在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情况下，对居民幸福感建构均为正向影响(表4)。“C+S”双维主导型下，文化资本作为主导维度在所有的模型中均呈现出负向效应，而同为主导维度的社会资本则都表现为正向效应，处于匮乏生态位的经济资本在大多数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对居民幸福感建构产生了强边际效应的正向影响(表4)。综合以上，在双维主导型结构下，经济、文化和社会三个资本维度在优势生态位上对居民幸福感建构均表现出了多向性特征，而处于结构性匮乏的生态位时各维资本对居民幸福感始终表现出由缺失效应产生的正向促进作用。
表4 多维资本结构与幸福感的回归结果

Tab.4 Regression results of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 structure and happiness

资本结构
类型		 资本结构
子类型		 资本
维度		 模型1 (建设层面) 模型2 (户籍层面) 模型3 (生计层面) 模型4 (常住层面)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多维均衡型 均衡型 E -0.6155 -3.1991* -1.4693 -0.9147 -0.5839 -0.8494 -1.1361 -0.5470
C 0.7106 6.9043*** 1.7615 1.8639 1.3913** 0.5599 2.2106** 1.3120
S -0.0375 -2.7602* -0.3121 -0.5323 -0.6032 0.7945 -0.9768 -0.3388
双维主导型 “E+C”主导型 E -0.1765 0.5933 -0.4860 0.5696 0.0379 0.2614 0.3072 0.0726
C 0.3765 -0.2753 0.8493 -0.4248 0.2209 -0.0574 -0.2867 0.2835
S 0.5223*** 0.5745** 0.0034 0.7491*** 0.5529*** 0.4160* 0.5606** 0.5580***
“E+S”主导型 E -0.4911 1.6378** -1.5377** 1.1660* -0.8915 1.9618** -1.5745** 1.8681***
C 0.3704*** 0.3767*** 0.3732 0.2706 0.5615** -0.0348 0.6632*** 0.0223
S 0.6892 -1.6031** 1.6138** -1.0621* 1.1032 -1.8102** 1.5056** -1.6685**
“C+S”主导型 E 1.7764*** 1.6144** 1.2793 1.8093*** 1.8084*** 1.5301* 0.9944* 1.9613***
C -1.0026** -0.8924 -0.5330 -1.1388** -1.3882*** -0.3858 -0.9458* -0.8875
S 1.3278*** 1.2447 1.0963 1.4366*** 1.7442*** 0.7639 1.2694** 1.2590**
单维主导型 E 主导型 E 0.5135*** 0.0727 0.6540*** 0.1053 0.3745** 0.1593 0.3152 0.1983
C -0.1334 -0.1202 -0.0485 -0.1535 -0.1109 -0.1275 0.1559 -0.2214
S 0.5205*** 0.7735*** 0.1757 0.7783*** 0.3796** 0.8737*** 0.3990* 0.7301***
C 主导型 E 1.6446*** 1.8319** 2.3016*** 1.5660*** 2.0360*** 1.6100*** 1.6882*** 1.7900***
C -0.0217 -0.0120 -0.0277 -0.0193 -0.0231* -0.0328 -0.1334 0.0125
S 0.7634* 0.7849*** 0.4374** 0.8511 0.7344*** 0.7642*** 0.8339*** 0.7113***
S 主导型 E 1.6004*** 1.5450*** 1.4525*** 1.5425*** 1.3429*** 1.8056*** 1.2629** 1.8206***
C 0.4614* 0.3312* -0.6132** 0.6251*** 0.5516** 0.3885** 0.0845 0.4668***
S 0.1894 0.3078*** 0.4860*** 0.1647* 0.4101*** 0.1169 0.3006** 0.1834*
控制变量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3.3.3 单维主导型资本结构下的幸福感建构

在单维主导型结构下，城乡居民幸福感对多维资本的敏感性有了进一步的小幅提升(有效回归结果比重65.3%，城乡分别为34.7%和30.6%)。整体来说，乡村居民幸福感对多维资本的响应强度高于城市居民，多维资本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边际贡献均值比为0.88∶1(图5c)。不同主导资本结构下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建构呈现出显著差异。“E主导型”结构下，经济资本作为主导维度对城市样本组幸福感建构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边际效应均值为0.514，而在乡村样本组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作为非主导维度，文化资本在所有的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资本则在城乡样本中整体均表现出强烈的正向促进效应(表4)。“C主导型”是样本量最多的资本结构类型，比重占全部样本量的34.0%(表2)。在该结构类型中，文化资本作为主导维度对居民幸福感建构反而呈现出负向作用，这一特征在城市样本组表现得更为显著；作为非主导维度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在城乡样本中整体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表4)。“S主导型”结构下，社会资本作为主导维度在城市样本组幸福感建构的正向促进效应更明显，边际效应均值为0.398。作为非主导维度，经济资本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建构均具有远高于其他维度的正向促进效应，文化资本整体上也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综合以上，可见，在单维主导型结构下，经济资本无论处于何种生态位，在大多数模型中对幸福感建构均表现为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文化资本则表现出不确定性特征，其处于优势生态位时，对幸福感建构反而起到负向作用；处于匮乏位时，对幸福感建构不敏感或起到正向提升作用。而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单维主导结构下得到显化，无论是优势或匮乏生态位，均对幸福感建构产生强烈的正向促进效应。

3.4 “水平+结构”双视角下幸福感多维资本建构的比较

对照前述“水平”和“结构”视角下的分析，发现在考虑了资本维度组合结构后，多维资本对居民幸福感建构的影响从单向性的提升效应演化为更复杂的不确定性和结构性特征(图6)。在水平视角下，经济资本的基础性效应、文化资本的转化性和社会资本的强敏感性均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在城乡分异上，城市居民对具有基础性效应的经济资本的响应性最强，乡村居民对表征权力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响应性最强，效用相对间接的文化资本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为最弱。而结构视角下的居民幸福感建构机理比上述结论要复杂得多，不同的资本维度在不同的整体组合结构和局部生态位下对居民幸福感构建表现出差异化的作用方向和机理。如在双维主导型资本结构下，经济、文化和社会三个资本维度在优势生态位时对居民幸福感建构表现出多向性特征，而在匮乏生态位时则均表现为缺失效应下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不同的资本结构下，各资本维度对幸福感建构作用的城乡差异显著，整体来说，随着资本结构非均衡性的增强，城乡居民幸福感对多维资本的敏感性亦随之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一定结构下，资本维度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建构的影响有可能超越维度本身的社会经济内涵和常规转化路径，表现出更多元化的特征和更复杂的运行逻辑。
图6 “水平+结构”视角下幸福感的多维资本建构模式

注：图中I、II、III表示各维度资本对城市或乡村居民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强度排序。

Fig.6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 construction model of happiness from the "level + structure" perspective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社会实践理论，从“经济+文化+社会”三个维度设计了多维资本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建构的分析框架，通过“水平+结构”双视角探讨高流动性背景下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建构特征及城乡分异规律。主要结论如下：
(1) 经过30多年来社会经济要素的高度流动，整体来说，中国城市和乡村居民的幸福感体验均处于相对较高的得分水平，城市地域仅略高于乡村地域。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目前中国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普遍高于乡村居民”的欠发达特征，进入到城乡居民幸福感相对均衡提升的发展阶段。
(2) 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的资本建构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不同资本维度在幸福感建构中表现出差异化的功能和城乡分异。“经济+文化+社会”三个资本维度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均起到了正向提升作用，其中城市居民对具有基础性效应的经济资本的响应性最强，乡村居民对表征权力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响应性最强，效用相对间接的文化资本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为最弱。从指标来看，经济资本中的相对经济地位感知、社会资本中表征关系网络内部特征的内生性因子、文化资本中具有直接经济资本转化性的发展性因子对居民幸福感建构的影响最为显著。
(3) 本文在考虑“结构”的整体性和生态位的基础上得出，多维资本对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建构的影响从单向性的提升效应演化为更复杂的不确定性和结构化特征。城乡居民幸福感对多维资本的敏感性随资本结构非均衡性的增强而增强；不同资本维度在不同的组合结构和局部生态位上对居民幸福感建构表现出差异化的作用方向和机理。局部生态位上的优势或匮乏所产生的强化或缺失等效应有可能超越资本维度本身的社会经济内涵，从而使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建构表现出更复杂的特征和运行逻辑。在不同的资本结构下，各资本维度对幸福感建构作用的城乡差异显著。整体来说，均衡型结构下城乡居民幸福感对各维资本的响应强度普遍较弱；双维主导型和单维主导型结构下，居民幸福感对多维资本的响应强度表现为乡村地域强于城市地域。
(4) 社会资本是中国当前城乡居民幸福感建构中最敏感的维度，也是城乡异质性最为显著的资本维度，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重点关注城乡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机制和效应，尤其需要关注处于由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群体，为其重建内生性社会关系网络和积极公共生活秩序提供政策引导和支持。

4.2 讨论

本文立足于高流动性重塑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国情[13,36]，在结构主义思想指导下，把基于整体结构和局部生态位的资本“结构”研究视角与多维度的资本“水平”视角相联系，探讨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多维建构模式和分异特征，研究结论有利于均衡有效地提升中国城乡发展的幸福红利，也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福祉研究引入了基于资本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工具。
(1) 多维资本“结构”视角下的幸福感建构研究为揭示维度与维度之间、维度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性提供了更有科学意义的分析路径。结构主义认为要素只有在一定结构的系统中才能获得意义和功能[58]。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也认为资本量和资本比例均对行动主体的社会空间定位具有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一直缺少有力的研究工具来量化资本维度间的比例关系和作用效应[21]。本文借助地理学中常用的生态系统思想，通过资本维度间比例关系的主导性来刻画资本结构的整体特征，通过生态位的优势或匮乏来描摹多维资本所处的局部结构特征，从而使多维资本对居民幸福感建构的复杂性、结构性和系统性得以一定程度地展现。
(2) 信息化和高流动性背景下居民幸福感的解构与重构。当前互联网在社会生活的深度嵌入和中国城乡发展的高流动性共同解构并重塑了传统的“人与空间”的关系[13]，因此，本文在幸福感构建的要素因子体系设计中针对“熟人社会的消解”“附近的消失”等现代性特征进行了指标设计。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城乡社会系统表现出明显的转型过渡特征，一方面，居民幸福感的建构边界逐渐由“附近”扩展至更广泛的“非附近”和虚拟空间；另一方面，基于熟人社会和地理邻近性的传统社交网络对居民幸福感建构，尤其是对乡村居民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 高流动性背景下常见城乡划分方式的识别力和适用性比较。随着中国城乡流动性的显著增强，传统基于二元结构的静态城乡划分方式可能无法捕捉到更有实践意义的城乡地域差异。因此，近年来在遥感、大数据等技术的支持下，众多地理学者开始探讨城乡空间边界和群体识别的新思路和方法[46⇓⇓-49]。本文选择目前最常使用的4种城乡划分方式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当前中国区域研究中城乡空间界定方式的复杂性和适用性问题做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回应。在本文中，以行政区划和实际建成环境为划分依据的建设层面城乡划分方式更加全面和综合，在城乡对比研究中的现实性和适用性最优。但该结论的可推广性仍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基于更多元的数据源和案例进一步完善和修正。
(4) 受限于数据和篇幅等原因，本文未能体现居民幸福感建构在时间尺度上的演化视角和空间尺度上的地域分异。本文基于2018年的截面数据，某些具有时间累积性和发展性的问题在研究设计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和验证，如社会比较理论认为收入的增长性能够带来更高的幸福感体验，但不断增长的期望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抵消收入增加带来的幸福感提升等[8]。同时，地理环境和区域开发差异对幸福感也会产生重要影响，造成幸福感水平和构建模式的地域差异[4,11]。受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仅对研究样本的东、中、西地域分异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研究样本在三大地带分布中具有较好的均衡性和合理性。在后续的研究中拟通过系统化的降尺度研究，探讨城市群和省域尺度下居民幸福感建构的资本模式、地域差异和城乡分异，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的尺度精准性和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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