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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3 , Vol. 42 >Issue 4: 796 - 808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3.04.014

研究综述

基于尺度重组的发达国家小城镇转型发展研究综述与反思

  • 胡晓亮 , 1 ,
  • 张小林 , 1, 2, * ,
  • 李红波 1, 2 ,
  • 李庭筠 1
展开
  • 1.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 2.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23
*张小林(1966— )，男，江苏南京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城乡发展与区域规划。E-mail:

胡晓亮(1994— )，男，山东蒙阴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城乡发展与区域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22-09-03

  修回日期: 2023-01-09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4-2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1FSHB01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YJCZH069)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2106860029)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CX21_1283)

收起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caling

  • HU Xiaoliang , 1 ,
  • ZHANG Xiaolin , 1, 2, * ,
  • LI Hongbo 1, 2 ,
  • LI Tingyun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2.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9-03

  Revised date: 2023-01-09

  Online published: 2023-04-27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224)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1FSHB014)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inanc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20YJCZH069)

Scholarship from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202106860029)

Postgraduate Research & Practice Innovation Program of Jiangsu Province(KYCX21_1283)

Fold

摘要

小城镇在城乡聚落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自20世纪中叶以来，小城镇分化发展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随着城乡互动与全球流动的不断加剧，小城镇受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尺度的影响愈加显著。因此，论文将尺度概念和尺度重组理论与小城镇相结合，对国外相关研究开展综述，以期对发达国家小城镇的转型发展提供合理解释。研究指出，小城镇具有多尺度性，可以用梯形尺度、嵌套尺度、网络尺度等隐喻进行具象化表达。小城镇的转型发展蕴含了尺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并且可进一步分为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4个维度。研究认为，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小城镇原有的“核心—边缘”结构发生重构，正在经历一个跨尺度的网络化的尺度重组过程。有些小城镇在此过程中走向衰落，有些则能够成为全球网络尺度中的节点，在梯形尺度方面实现了发展跃迁，在嵌套尺度方面则扩大了腹地范围。最后，研究认为基于尺度重组理论开展中国小城镇转型发展研究有利于突破就小城镇论小城镇的研究禁锢，但需要注意不同语境下的差异性。

关键词： 小城镇; 转型发展; 尺度; 尺度重组; 发达国家

本文引用格式

胡晓亮 , 张小林 , 李红波 , 李庭筠 . 基于尺度重组的发达国家小城镇转型发展研究综述与反思[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 42(4) : 796 -808 . DOI: 10.18306/dlkxjz.2023.04.014

Abstract

Small towns occupy a vital position in the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 system and are one of the main settlement types of humankind.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mall towns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gradually started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Their overall decline and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have become a universal phenomenon worldwide. With the increasing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global mobility, small towns are increasingly influenced by forces at the 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 scales. Therefor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relevant studi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ummarized the processes and patterns of their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scalar characteristic and rescaling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and policy, with the hope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study holds that small towns have a multi-scalar characteristic and can be embodied by ladder scale, nested scale, and network scale metaphor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contain the process of scal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and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of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and poli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original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of small towns is undergoing a trans-scale and networked scale restructuring process. Some small towns tend to decline in this process, while others can become nodes in the global network scale, achieve a development transition in the ladder scale, and expand the hinterland in a nested scale. Finally, this article argu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when we examin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China based on the rescaling theory. There is still a considerable gap in the research on the pluralistic differenti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China, which urgently needs to be supplemented by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urban and rural geography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small towns in China.

Key words： small town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cale; rescaling; developed countries

小城镇是人类生活的主要聚落类型之一，在城乡聚落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2]。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兴起，大城市开始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心，不仅引起了各国在国家政策层面的注意，也激发了城市科学领域相关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3]。经济发展推动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小城镇人口却在不断萎缩。尽管如此，根据联合国城市化展望报告，在人口少于30万的中小城镇中生活的居民数量仍然占据了全球城市人口总量的最大份额，虽然这一占比预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略有减少，但到2030年，中小城镇仍将容纳接近40%的全球城市居民[4]。即便如此，在国际城市和乡村研究的主流话语中，小城镇的重要性仍未能得到其应有的关注，甚至被忽视了，相关学科针对小城镇的理论研究明显不足。
当下，小城镇的分化发展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小城镇，从20世纪中叶率先开始，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深刻转型，有的亟需优化提升，有的仍在壮大规模，有的则面临衰退甚至消亡。例如，苏格兰的小城镇Arbroath，因地处偏远、产业和人口流失以及渔船禁航而逐渐衰落[5];法国的小城镇Vitré、Vannes[6]，瑞士的Le Locle、Langenthal等[7]，至今仍是人们理想的通勤居住地和诸多出口导向型产业总部的集聚地，也是全球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显然，小城镇的兴衰与其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很多小城镇通过自身的某项突出职能与不可或缺性在城乡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区域性影响，而不局限于地方空间，同时，地方尺度下的腹地规模也已经无法匹配其转型发展的需求[8]。当前，诸多小城镇的发展早已深嵌到更大尺度的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网络之中。与此相对，一些未能成功嵌入更大尺度中的小城镇则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因此，相关研究应当将小城镇的发展有机融入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过程中，充分把握跨越各种边界、多级尺度的小城镇转型分化现象的动态性和流变性，把研究视线拓展到垂直空间的范畴。在已有研究中，中心地理论、城乡相互作用理论这些较为静态的理论工具将小城镇视为水平空间内“核心—边缘”相互作用的产物，虽然可以较好地解释小城镇起源与早期发育的过程，但已经难以对当代小城镇的剧烈分化发展提供合理充分的解释[9-10]。鉴于此，本文引入尺度概念和尺度重组的理论工具，解析西方发达国家小城镇近几十年来的转型发展过程，可以为当前小城镇转型发展研究的不足提供理论层面的有益补充。
尺度重组主要源起于人文地理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时期国家权力重组的研究，一个核心论点是：为了保持社会再生产与资本积累的一致性，后福特主义国家正在经历国家的去国家化、政治体制的去中心化和政策的国际化，因此，国家治理正在通过尺度重组转移到区域和全球层面[11-12]。国内学者较为严格地遵循了尺度重组研究的经典分析框架，主要聚焦于区域行政区划的调整[13-14]、城市和城市群的治理[15⇓-17]、国家空间和国家新区[18⇓-20]、开发区等功能区[21⇓-23]的治理等方面，特别强调国家权力在地方空间中的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过程。总体来看，尺度重组已经发展为一套较成熟的理论工具，其概念和方法相对固定，对分析国家和城市/区域的政治经济变迁具有较好的解释效力，却对乡村及小城镇等边缘地区的关注不足[24]。因此，本文基于西方国家小城镇转型发展相关研究综述，将尺度概念和尺度重组理论与小城镇相结合，把尺度视为社会的产物，关注尺度重组背后更广泛的几何学和空间意义，能够进一步拓展尺度重组在村镇研究领域应用推广的可能性，为小城镇转型发展提供一套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

1 理论基础

1.1 尺度和尺度重组

尺度长期以来都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人文地理学将尺度概念进行理论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对“尺度政治”的讨论[25]。对于尺度的理解主要可以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2个基础出发。从唯心主义基础出发，尺度被视为一种认识论范畴内的分析工具，可以将尺度理解为一种对不同范围的地理过程和不同维度的地理属性进行划分、组合和表征而形成的等级化的结构或者关系，这样的结构与关系具有水平范围和垂直等级的双重特性[26]。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们倾向于把尺度看作一种真实物质性的存在，是政治斗争和社会进程的产物[27]。本文所运用的尺度重组的概念正是基于后者进一步发展而来，主要将尺度看作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产物，尺度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其范围、内容、相对重要性和相互关系不断地进行重新定义、争论和调整[28-29]。尺度重组是一个空间与附着其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再结合的过程，从资本主义全球化、国家管制、区域和城市规划等方面，研究原有的尺度结构如何通过多维过程进行重组[30]。尺度重组通常涉及权力结构、治理模式、生产方式的重组，意味着旧尺度解体以形成一种新尺度，可观察到的现象包括地域空间结构变化、行政组织调整、治理模式变动等[13]。

1.2 尺度作为分析工具：小城镇的多尺度性

尺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形式，主要包括梯形尺度、嵌套尺度、网络尺度3种，并且可以借助梯子、同心圆、蚯蚓洞等隐喻进行表征(图1)，使之更为具体地被理解。其中，梯形尺度从下到上依次为地方、区域、国家、全球，各尺度相互独立，有着明显的等级限定。同心圆则表达了水平维度上不同范围的嵌套关系，各尺度虽然相互独立，但等级高低不明显，从地方尺度到全球尺度更多是领土规模大小的区别。蚯蚓洞表征的网络尺度则明显不同于前2种，这样的隐喻将世界理解为一个网络，各级尺度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成为一个整体，很难判断哪里是一个尺度的终点，哪里又是另一个尺度的起点[27]。
图1 各类尺度的隐喻示意图[27]

Fig.1 Metaphors for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27]

小城镇在城乡聚落体系中的位置多重性决定了小城镇具备多尺度性(图2)。首先，小城镇具备一定的经济社会规模和能级，往往在垂直等级关系中处于乡村和高等级城市之间。其次，小城镇既辐射一定范围内的乡村腹地，又处在其他城镇的辐射范围之内，所以，小城镇与其他城乡地域也是一种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最后，关系空间下的城镇往往是超地域存在的，具有典型的“流空间”特征，因此，小城镇还是城乡联系愈加紧密的城乡网络中的节点。综上所述，小城镇的多尺度性不仅意味着尺度的多层级，也包含了尺度的多类型，理解小城镇的多尺度性需要有机结合以上3种情形，人文地理学中的梯形尺度、嵌套尺度、网络尺度等尺度隐喻恰好可以对这些情形进行具象化表达(图2)。
图2 小城镇的多尺度性示意图

Fig.2 The multi-scalar characteristic of small towns

1.3 尺度作为社会产物：小城镇的尺度重组

小城镇转型发展是多方面的，是一个由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多个侧面构成的复杂过程。如果认定尺度是社会的产物，那么小城镇的尺度就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经由多维条件生产出来的。因此，小城镇的转型发展蕴含了尺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尺度也就成为了小城镇作为一个地理事物的核心支撑，小城镇与尺度之间便建立起了真实与抽象的关系，这也恰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所秉持的尺度是一种抽象的真实物质性存在的观点。
经典的尺度重组研究主要关注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本文进一步将影响小城镇尺度重组的因素分为经济维度、社会维度、文化维度、政策维度等4个方面(图3)。其中，经济维度受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小城镇(通过地域化的资本)控制和参与经济活动能力的大小、所控制的地域范围等;社会维度受居住环境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小城镇对人口的吸引程度与辐射范围;文化维度受地方性和居民地方认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小城镇受外界影响时所展现出来的文化资本和特性;政策维度受各级政府和机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与小城镇相关的各类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其中，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是小城镇转型发展的客观现实情况，政策维度则是依据现实情况进行决策而形成的，并能够引导和调节小城镇的转型发展与尺度重组。4个维度的各要素之间也会产生相互作用，且作用力度与效应均表现出高度不确定性，小城镇转型发展的路径与结果也存在积极、消极等多种可能性。
图3 小城镇的尺度重组示意图

注：根据唐承辉等[16]、Jessop等[31]的研究修改整理而成。

Fig.3 Rescaling of small towns

小城镇若要实现转型发展，势必伴随着从一种尺度形态转化到另一种尺度形态的过程。此过程中，小城镇原先所处的“核心—边缘”结构的均衡状态被打破，不同小城镇有的发展、有的衰落，新的网络空间结构将会逐渐建构起来(图3)。同时，尺度的生产既是历史的结果，也是未来的前提，尺度作为一种抽象的实体，也具有一定的能动性，进而对小城镇转型发展产生影响。

2 发达国家小城镇转型发展研究进展

2.1 后工业化背景下小城镇产业兴衰

大多数小城镇的兴起主要依赖于地方特有的资源优势，如木材、矿产和土地的开发，同时，小城镇作为乡村腹地的商业节点，也为农牧场主提供了农产品和牲畜的贸易场所[32]。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区域内的城乡互动开始加剧，西方国家的制造业由大都市区向生产要素成本低廉的都市边缘地区外溢，部分小城镇由传统的农业与商品服务中心转为生产中心[33-34]。例如，1960—1985年，美国经历了轻工业工作岗位从都市区核心向外围的转移，非都市区的轻工业工作岗位占比从23.5%增加到28.8%[35]。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全球尺度的产业流动加速，西方国家农业与制造业的经济地位进一步下滑，多数乡村地区人口流失显著，位于传统农业区域的小城镇在其区域环境中失去了经济地位，难逃整体性衰落的命运[36]。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小城镇居民不再被限制在单一小城镇内部开展消费活动，这些小城镇的商业服务能力也开始下降[37]。
制造业的流失更是加速了工业小城镇的衰 退[38]。Cox等[39]指出，许多小城镇通常面临企业外迁率较高、交通可达性差和资源约束性强等不利因素，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阻碍小城镇经济的可持续增长。Gordon[40]指出，相对于大城市而言，企业外迁造成的人才流失对小城镇的损害更为明显，原因是该企业可能在当地经济总量和税基中占很大比例。例如，曾是美国炼钢之都的匹兹堡之所以能够再次获得经济活力，是因为它将自己重新定义为金融、教育和生物技术中心，部分也归因于它的城市规模和经济活动的多样性，而小城镇从经济上进行自我改造的能力则十分有限[41]。但也有研究表明，小城镇能够在经济发展不稳定时期起到缓冲作用，如González-Val[42]在对1900—2010年间欧美城镇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发现，在经济萧条时期，大城市的失业人群通常会选择回到小城镇生活。其中，距大城市的远近和生活便利设施的数量等因素与小城镇人口增长率显著相关，多样化的产业基础、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靠近大城市地区是对小城镇收入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的主要因素。
此外，受益于全球化、技术发展、休闲经济等因素，部分小城镇亦可以在经济衰退之后实现复苏，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证据表明，一些小城镇已经能够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服务业部门，这些发展态势良好的小城镇往往位于大都市地区可以辐射到的范围之内，特别是那些靠近较大的城市中心、毗邻主要交通走廊、当地居民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及生活环境优越的地区，对逆城市化、退休和旅游人群具有很强的吸引力[40]。

2.2 移民推动小城镇社会结构多元化

作为乡村地区的服务和经济中心，小城镇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逆城市化潮流的出现，小城镇逐步吸引越来越多的大都市居民迁入，较慢的节奏、舒适的生活和独特的社区意识为小城镇提供了一种无形资产，小城镇可以利用这种资产来吸引那些不愿或不能面对大都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及社会复杂性的人群[41,43]。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乡村地区人口的增长一度超过都市地区。Johnson[44]指出，许多美国人喜欢住在靠近都市区但不在都市区内部的小城镇。Johnson等[45]研究了不同乡村地区和小城镇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吸引力，结果表明，某些年龄段的人明显被某些具有特定特征的县所吸引，如通勤县对30~40岁人群的吸引力最大，而休憩县则吸引了较多的退休人群。大量外来人口迁入深刻改变了小城镇当地的社会结构，诸多学者将研究视线转向物质空间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Thomson等[46]通过对加拿大Wilmot小镇100个家庭的调查，认为有乡村背景的返乡者比没有乡村背景的城市移民与所住小镇的空间联系和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联系更强。
在经历了“孤立的小城镇”(small town in isolation)和“大众社会的小城镇”(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的时代之后，有学者认为当前正在进入“全球社会的小城镇”(small town in global society)时代[47]。“全球社会”区别于“大众社会”的2个因素是全球化竞争的加强和地理位置相关性的降低[47]。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全球范围内移民流动的强度和复杂性可能会加深[48]。在许多小城镇，移民迁入导致了民族和种族的剧烈变化。有学者认为，社会构成复杂性的增加会导致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出现，在这些小城镇中，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的社会互动可能会被打乱，移民造成的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甚至比收入降低带来的经济影响更大[49]。移民可能会导致原有居民流离失所，削弱地方特性和依恋关系，打断人们与社会物理环境的连续性[49⇓-51]。Leitner[52]通过分析美国明尼苏达州乡村地区的一个小城镇的白人居民与有色新移民的混居状况，指出同化主义(assimilationist)的想象与小城镇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的现实发生了冲突，主张用更加包容性的政策保持社会关系跨越种族和文化差异的承诺。与之相对，有学者认为移民的迁入也可以产生积极效应，因为小城镇能够维持大量的活跃人口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所以移民对地方和区域的决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53]。Berg-Nordlie[54]考察了挪威若干地方社区媒体中关于新移民的评论，发现对移民进行赞赏的话语占据着主导地位。
整体来看，有移民迁入的小城镇毕竟是少数，人口流失才是小城镇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且人口流失的趋势往往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不是所有发展滞后的小城镇都要被动地接受人口流失的命运，当地需要做的不是试图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而是制定适应人口收缩态势的新发展方案[55]。对于许多小城镇来说，精明收缩策略可能是应对人口长期流失的最佳选择。精明收缩的发展框架认为，人口减少是一个需要进行妥善治理的过程，通过缩减地方政府、社区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规模，以匹配较小的人口基数，并能持续保障社会的公平性[56-57]。研究表明，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小城镇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通过精明收缩策略成功提高了社区生活质量[58]。

2.3 小城镇认同感与特色文化的变迁

小城镇通常被认为是友好、有爱心的社区，有着许多亲密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普遍信任，邻里文化氛围浓厚[34]。与城市不同，小城镇的人居环境安宁、方便，没有源自交通堵塞的焦虑感或犯罪事件频发的恐惧感。此外，在政治方面，小城镇的地方政治进程更民主，更诚实，更个性化，冲突更少[34]。这些认知普遍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的和谐源于同质性，以及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似经历而形成的社区共识。在小城镇中，集体行动抑制了个人主义，友好和相互支持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59-60]。尤其在美国，小城镇被视为国家传统、规范和价值观的宝库，是美国文化中最经久不衰的元素之一，大多数美国人仍将乡村和小城镇视为他们愿意居住的地方，关键就在于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信仰和梦想。在理想化的美国小城镇中，社区的意识形态体现在以下特征中：当地希望将小城镇视为一个有价值的地方，个人希望获得社区意识和正直公民的声誉[61]。逆城市化移民从大都市回迁到小城镇也通常被解释为试图重新获得失去的理想。
同步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小城镇传统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正在发生变化。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破坏了小城镇的既有产业，加剧了人口的流失和发展的不平衡，经济衰退又进一步破坏了居民之间的集体认同感和小城镇的自治能力[62]。工厂的关闭导致小城镇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也就意味着小城镇适合退休的人居住，但不适合有年轻人的家庭[63]。尽管如此，小城镇对农民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这是他们与其他人联系、提供和寻求支持、建立归属感的主要场所，归属感和社会参与有助于增强当地社区韧性，进而缓解经济衰退[64]。但有时候，人口增加的效应也可能是消极的。例如，长期在小城镇社区的居民认为，本地社会是一个由具有共同背景和共同兴趣的人组成的网络，新来者会破坏当地的认同感，而不是振兴社区[65]。
随着经济和产业的多元化发展，资本向诸多领域不断渗透，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地方文化和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一些小城镇已经开始采用文化主导发展战略，重点是营销地方品牌，培育文化产业，将以前的生产场所改造成旅游、节庆等消费场所。小城镇旅游产业的强势增长来自于对自然环境或比较优势的认识或创造，小城镇在向更广阔的地域展示自己时，越来越注重独特性和地方叙事，这是一种能够使其更充分地融入世界体系的天然优势[66]。Knox等[67]指出，小城镇为居民提供了特别的机会，他们通过建立越来越多的局部性以获得全球的连通性，使其集体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替代路径。保持小城镇特色是对实现神话般的小城镇理想的一种尝试，一个繁荣小城镇的理想形象应该是有一些保养妥善的独户住宅、一所社区学校、两三个教堂和一条熙熙攘攘的主街道[68]。但同时需要警惕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力量虽然助推了文化经济的发展，但也往往使地方变得商品化和同质化，并重组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69]。

2.4 渐趋多样化的小城镇发展政策

由于每个小城镇所处的区域环境不尽相同，因此，没有任何一项单一的政策能够解决小城镇正在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一个成功小城镇的发展经验也很难被其他地方复制。后工业化时代的小城镇吸引了大量的舒适物导向移民(amenity-oriented immigration)与旅游观光者，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成为小城镇复兴的主要模式[3]。然而，小城镇复兴的路径是多样化的，学者们在经济政策[70⇓⇓-73]、社会政策[74⇓⇓-77]、文化政策[78-79]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替代性方案。
在经济政策方面，经历了4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之后，国家层面对小城镇发展进行政策干预的能力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70]。国家支持力度的减弱和应对地方经济发展挑战的迫切需要，促使地方的个人、机构和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以恢复当地的活力。小城镇往往必须审视自身的内部资源和地方领导能力，并通过新地方主义或新区域主义的议程，有选择地参与一系列社会发展和治理问题[71]。因此，具有鲜明的自下而上特征的内生发展理念在许多国家萌生，强调小城镇和区域本身的发展能力，例如，德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然而，这些理念只有在当地具备应有的资源和能力时，才能发挥主要作用[72]。这类以市场驱动为导向的战略通常无法产生预期的积极效果，不能被视为扭转小城镇衰退趋势的有效措施，因为这类政策更适用于大都市区，而不是边缘地区。与之相对，还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驱动的凯恩斯主义方法，即发展支持弱势地区和减少区域差异的政策机制。虽然国家政策可以通过财政均衡计划、制定落后地区的发展方案和修建基础设施等措施来公平分配发展福利，但它不能取代区域在提升地方发展能力方面的责任，这意味着两者在必要的时候应该进行良好的结合[72]。
在社会政策方面，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对小城镇而言是集体行动和改善社区境况的关键资源，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复苏地方经济[74]。社会资本的下降意味着小城镇在面对全球性和结构性压力的扰动时缺少一种维持或改善当地生活质量的重要基础[74]。有研究认为，技术专长和人力资源的匮乏、公众参与的缺失、治理的精英化等因素影响了小城镇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小城镇的社会资本明显不足[75]。由于缺乏所需的信息、专家、资金等原因，小城镇的规划机构也很少能够有效地规划自己的城镇[75]。高社会资本城镇应该有更多的公民参与，即居民对社区组织和项目的参与，以及更高层次的集体公益行动。因此，了解与小城镇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变化相关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国内和国际政策意义。例如，Daniels[76]强调小城镇应该依托独特的本地资源与地方领导力形成竞争力。Peters等[58]指出小城镇实现精明收缩主要是由强大的社会基础设施驱动，而不是由经济和物质基础设施驱动的。同时，就经济复苏而言，往往充满活力、具有社区意识的企业家能够成为关键催化剂。Nel等[77]通过对新西兰68个小城镇的研究，揭示了在全球化和乡村多功能主义的背景下，虽然国家政策减少了对地方发展的支持，但企业家(尤其是那些希望鼓励其他人来到自己所在的小城镇定居的企业家)可以在小城镇的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文化政策方面，全球文化所主导的政策流动性正在影响小城镇和乡村地区。地方层面的政策并不是纯粹作为地方叙事构建的，而是越来越多地作为一个网络的一部分产生，在这个网络中，思想在空间中流动，并被重新加工为有基础的、有地域的叙事[75]。Lysgård[78-79]分析了挪威南部乡村地区4个小城镇的文化主导策略，发现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政策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文化产业、地方营销和新自由主义消费文化政策流动的影响。然而，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文化政策似乎更多地基于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的理念，并受到路径依赖、地方遗产、文化传统、社区实践和社会资本的引导[78-79]。与其不加批判地接受那些有着浓厚的大城市色彩的文化主导政策，如吸引力、竞争力、地方营销和创意产业，小城镇和乡村地区可能更应该关注文化发展政策的基本原则，把社区建设、社会一致性、地方认同等问题放在首位[69]。

3 发达国家小城镇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尺度重组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小城镇转型发展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策维度均体现出了从全球到地方的多尺度特征(图4)。基于小城镇的多尺度性看待小城镇的转型发展过程，可以认为，地方尺度是小城镇转型发展的直接体现，各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和政策实施集中发生于小城镇内部，区域、国家、全球等尺度则表达了小城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来看，在全球要素流动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小城镇不仅是简单地被动承受更高级尺度带来的影响，而且有能力主动参与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尺度的一系列事务，成为网络尺度中的节点。Swyngedouw[29]提出“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来概括国家权力的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即制度/监管安排从国家尺度向上转移到超国家或全球尺度，向下转移到个体或地方、城市或区域尺度。而小城镇的尺度重组更多地是地方尺度经由上推与更高级尺度的下推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些由城乡互动与全球流动引发的“城市—乡村”“全球—地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便是小城镇转型发展的主要诱因与动力。
图4 小城镇转型发展的多尺度性与尺度重构

Fig.4 Small tow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multi-scalar characteristic and rescaling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关系逐渐突破固有结构和地域边界。在地方尺度上，小城镇正在由相对封闭和同质变得更为开放和异质，原有的“核心—边缘”结构发生重构，小城镇正在经历一个跨尺度的网络化的尺度重组过程。小城镇与其他城乡地域联系密切，尤其受大城市影响更为明显，被大都市区嵌套的小城镇虽然容易被城市虹吸，但也往往可以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位于偏远或边陲地区的小城镇则很难突破不断衰退的路径依赖。在全球范围内，国际间的产业、移民、文化要素流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小城镇转型发展，有些小城镇因资源持续流失而走向衰落，有些小城镇则能够成为承载要素流动的全球网络尺度中的节点，在梯形尺度方面实现了发展跃迁，在嵌套尺度方面则扩大了腹地范围。
从经济维度看，在产业资源于世界范围内转移的过程中，有的小城镇能够抓住产业转移或者培育新兴产业的机遇，提高经济韧性、实现经济复苏，而有的小城镇则因产业持续流失、经济韧性下降、陷入持续衰退。从社会维度看，跨国、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加剧，有的小城镇因移民迁入带来的人口增加提升了社会资本和社区韧性，却也可能由此引发阶层或种族间的社会矛盾，削弱小城镇居民的地方与身份认同感。有的小城镇虽然人口减少，却能成功实施精明收缩策略，进而提高社区生活质量。从文化维度看，在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趋势以及消费主义盛行的宏观背景下，地方独特性越来越体现出其文化经济价值，使得小城镇获得了全球连通性，但也面临着被同化倾向所反噬的风险。从政策维度看，在小城镇转型发展过程中，各类相关政策跨越各级尺度，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2种路径，兼顾国家与区域扶持和地方内生性发展，综合外部资源引入和社区优势支撑，迎合了各个尺度间互动愈加频繁的趋势，充分引导与调节小城镇的发展，对其转型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先强调了小城镇在城乡聚落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并指出当前相关研究热度与小城镇的重要性不相匹配。为了更好地了解小城镇的转型发展过程与规律，本文认为应当将小城镇的发展有机融入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过程中，充分把握跨越各种边界、多级尺度的小城镇转型分化现象的动态性和流变性。研究认为，尺度是能够把世界层级化、条理化的重要分析工具，小城镇具有多尺度性，可以用梯形尺度、嵌套尺度、网络尺度等隐喻进行具象化表达。尺度作为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产物，小城镇的转型发展蕴含了尺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势必伴随着从一种尺度形态向另一种尺度形态的转化。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梳理发达国家小城镇转型发展相关研究，认为小城镇不仅是简单地被动承受更高级尺度带来的影响，而且有能力主动参与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尺度的一系列事务。区域与国家尺度的城乡互动与全球尺度的要素流动是小城镇转型发展的诱因与动力，经济、社会、文化等侧面转型发展的积极或消极结果最终在地方尺度得到直接体现，各类政策工具也表现出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跨尺度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分别由财政包干和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起点的国家权力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过程，对小城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进而带动了小城镇的大发展;后者则激发了大中型城市的扩张，使得小城镇在整体性衰落中走向进一步分化[80-81]。近年来，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双轮驱动下，城乡融合发展逐步成为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城乡聚落功能与形态的转型重构趋势明显[82-83]。在此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直接联系越来越广泛，各类要素无需通过小城镇进行传导，小城镇逐渐处于一种“中空”的位置，其在“城—镇—村”关系中的作用与地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成为缺乏竞争优势的“夹心层”[84]。因此，当前的小城镇研究亟需突破就小城镇论小城镇的禁锢，尺度概念恰能为之提供有效的理论认知和方法工具。将尺度作为分析工具，有助于通过小城镇的多尺度性理解小城镇在不同尺度中存在的意义与内涵。将尺度作为社会产物，有助于采取有效的治理手段促进小城镇的尺度生产与再生产，解绑地方尺度对小城镇的束缚，赋予面广量大的小城镇未来以更多的发展可能性。由此可见，多尺度性与尺度重组对于描述中国小城镇的转型发展存在一定的理论潜力，尤其是拥有特定行政级别的中国小城镇的区划调整和行政机构改革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语境下的小城镇转型发展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西方国家在历史逻辑、社会环境、自然地理本底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差异，国家权力尺度下推的效应或者地方尺度上推的动力机制与尺度重组路径都不尽相同。例如，同样面对国家权力的去中心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呈现出小城镇蓬勃发展的态势，而西方国家更多地经历了大都市区增长。从全球尺度来看，中国的城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外部性影响。
本文仅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发达国家小城镇转型发展中的尺度重组进行了初步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需持续开展案例研究对此进行补充，深入讨论各类典型小城镇转型发展与尺度重组的内在机理，通过对每一块“马赛克”的诠释，最终拼贴成“万花筒”般的小城镇问题的整体性认知。因此，中国小城镇多元分化与转型发展研究尚存在巨大的空白，亟待有关学者进行研究补充，这也将进一步丰富与细化城市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理论体系，为中国未来的小城镇规划与建设提供学科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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