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会信任与区域创业活跃度——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

翁鸿妹; 王琛

doi:10.18306/dlkxjz.2023.04.010

地理科学进展 >

2023 , Vol. 42 >Issue 4: 742 - 753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3.04.010

研究论文

多维社会信任与区域创业活跃度——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

翁鸿妹 ^,¹^,² ,
王琛 ^,¹^,²^,^*

展开

1.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杭州 310027
2.浙江大学地理与空间信息研究所，杭州 310027

*王琛(1981— )，女，湖北天门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产业和经济发展研究。E-mail: chencwang@zju.edu.cn

翁鸿妹(1998— )，女，福建莆田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E-mail: 22038022@zju.edu.cn

收稿日期: 2022-09-28

修回日期: 2023-01-17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4-2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0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收起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trust and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WENG Hongmei ^,¹^,² ,
WANG Chen ^,¹^,²^,^*

Expand

1.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2. Institute for Geography & Spatial Inform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9-28

Revised date: 2023-01-17

Online published: 2023-04-27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871106)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

Fold

摘要

社会信任作为非正式制度环境的核心构成要素对区域创业活动有复杂而重要的影响。由于社会距离、交往对象的不同，社会信任在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方面差异明显，但现有研究鲜有关注社会信任不同维度对区域创业的影响。论文从普遍信任、亲缘信任、制度信任3个维度构建社会信任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2、2014、2016、2018年4期面板数据和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在全国尺度，亲缘信任显著提高了区域创业活跃度，而普遍信任、制度信任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作用不明显。② 交互效应结果显示，普遍信任、亲缘信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普遍信任与政府干预互为补充，政府干预越弱，普遍信任对区域创业的激励作用越强;而制度信任与政府干预表现为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共同促进了区域创业活跃度。③ 分样本异质性检验表明，东部地区创业活跃度对社会信任的依赖度较弱;中西部地区创业活跃度受到普遍信任、亲缘信任的积极影响;政商关系良好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受到制度信任的促进作用，创业政策红利得到有效释放;在政商关系普通城市，普遍信任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激发创业活力。研究证实了不同维度社会信任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差异，从非正式制度视角丰富了经济地理文化制度转向的成果，对地方优化创业制度环境有重要实践意义。

关键词： 普遍信任; 亲缘信任; 制度信任; 区域创业

本文引用格式

翁鸿妹 , 王琛 . 多维社会信任与区域创业活跃度——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 42(4) : 742 -753 . DOI: 10.18306/dlkxjz.2023.04.010

Abstract

As the core elemen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ocial trust has a complex and important impact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Due to the different social distance and communication objects,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form and mechanism of social trust, b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rare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the sub-dimensions of social trust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social trust framework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universal trust, kinship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conducted an empirical analysis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2012-2018 and the micro data of enterpris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At the national scale, kinship trus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activity of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while universal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had little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system. 2) The results of interaction effects show that there was a substitution effect between universal trust, kinship trus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was a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ffects of universal trust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showed a mutually reinforcing effect, which jointly promoted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3)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ests show tha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s was less dependent on social trus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as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universal trust and kinship trus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cities with good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was promoted by institutional trust, where the entrepreneurial policy dividend was effectively released; and in cities with average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universal trust c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entrepreneurship and stimulate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social trust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which enriches and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inform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local enterprises to formulate entrepreneurial policies and optimize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universal trust; kinship trust; institutional trust;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部署，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的关键抓手。创业活跃度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素，在促进就业、改善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2]。大量的研究反映了创业活跃度存在地域差异，指出集聚经济、人力资本、金融市场等区域社会经济背景对创业活动的重要影响^[3⇓-5]。然而，现有的研究仍难以解释创业活动的部分区域差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非正式制度对创业的作用^[6-7]。特别是在转型经济体中，新创企业家尤其容易受到不确定、复杂的外部环境所施加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正式的关系治理^[8]。非正式制度环境包括社会信任、社会习俗、文化和价值观等^[9]，往往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减少了个人或集体决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激励创业行为^[10]。其中，社会信任是非正式制度环境的核心构成要素，并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和宏观经济后果存在显著关联^[11-12]。

在创业研究中，信任被认为是企业家启动和发展新业务的关键因素，有效地降低了一个地区经济参与者之间契约和非契约互动的交易成本和感知风险^[13⇓-15]。对市场主体来说，长期的信任关系与合作有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不确定性^[16]。然而，信任似乎成为了包罗万象的标签，其结构化特征则被极大地忽视了。信任作为一个多维概念已经在社会学领域中引起了广泛讨论，它不仅是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现为个人与集体、组织和制度的关系^[14]。在个人层面，信任关系受到认知、情感的影响^[17]，对于已知特征的群体如家人、朋友等的信任度明显区别于对陌生人的信任度。由此，社会信任被区分为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18]、亲密信任与抽象信任^[19]、内群体信任与外群体信任^[20]等。在制度层面，信任关系受到社会固有的规范、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制约。基于宏观制度的信任源于组织整体的声誉，相比个人信任对创业者而言更加稳定而有效^[14]。不同层次和来源的信任在创业环境中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地理学者在区域实证研究中仍将社会信任简单地概念化为对社会多数人的普遍信任^[21-22]，尚未厘清社会信任的细化维度对区域创业的影响。

此外，学术界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创业的影响路径方面尚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指出在促进合作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地方社会网络、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与更高发展水平或更有效的其他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替代效应^[9,12]。部分观点则认为区域社会信任作为知识传播管道和机会识别的角色在新公司形成过程中并不明显，而是作为调节因素起到间接辅助作用^[23-24]。但鲜有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层次的信任与创业的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尤其是在中国关系型社会背景中，信任表现出“差序型”格局^[25]，探究多维社会信任如何在正式制度的调节下作用于中国创业实践将更具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主要从2个方面探索社会信任与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创业和制度研究做出积极的理论探讨和补充：第一，关注社会信任细分维度，基于普遍信任、亲缘信任、制度信任3个维度进一步探讨不同层次的社会信任与区域创业活跃度的深层联系;第二，关注社会信任与区域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社会信任对哪些正式制度因素更为敏感，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之间潜在相互作用提供实证依据。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社会信任及其经济逻辑

信任发生于社会互动的多个层面^[26]，对社会信任概念的充分把握首先要认识其多维度的特征。已有的研究集中在社会信任二分模型上，例如 Uslaner^[18]将信任视为嵌入在人类互动中的人际属性，认为人们根据交往对象的已知特征形成既定的认知，进而产生特殊信任，与之相对应的是对未知的、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换句话说，特殊信任是基于过去社会互动的经验，普遍信任则是道德层面的个人倾向^[27]。类似地，Freitag等^[19]从情感视角出发，认为对熟悉人的信任是一种具体的亲密信任，对未知人的信任则是一种抽象信任。总体而言，社会信任二分模型所表征的是基于受托人的亲密度、熟悉度做出的可信度预测，是以个体互动为基础的信任形式^[20]。Luhmann^[28]在社会系统理论中首次对社会信任进行了深层次的社会功能分析，认为社会信任提供了一种降低社会互动内部复杂性的机制，使参与者能够建立对未来行为的相互期望。信任水平高意味着更加开放的社会结构，在这些结构中人们互动和相互学习的障碍很低，易于激发知识溢出效应^[29]。在创业研究领域，信任已被证明可以极大地促进企业的商业交易^[30]，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补充甚至替代一些法律和监管缺陷，是地区创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31]。

相比之下，基于制度的信任是一种非人格的信任，反映的是对宏观层面利好形势的预测^[32]。制度信任最早由Zucker^[33]提出，他主张在交易主体间缺少交流和熟悉性的经济环境中，制度信任是更为重要的信任产生模式。这一观点也被广泛应用于商务情境中，信任水平高的创业者对外部形势的判断更加乐观，即使处于困难时期也愿意从事高风险的经济活动^[21]。制度信任研究认为信任从根本上是由制度塑造的，个人纽带或群体关系只在非常有限的社会边界内产生安全感或信任感。然而，这种信任感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常见的非会面或大规模交流中可能非常有限和脆弱。因此，经济活动依赖于在一个更广泛的情境中产生的信任，为其提供稳定的、可预见的交易环境。

尽管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尝试结合人际信任观点与制度信任观点^[34]，但很少将两者放在相同的多维社会信任框架中进行实证研究。在本文中，多层次特征信任不是水平的分析，而是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机制区分普遍信任、亲缘信任和制度信任，从而塑造多维社会信任，并以此来研究社会信任与创业的关系。

1.2 多维社会信任对创业的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梳理，本文通过分析社会信任不同维度对地区创业的具体影响，以及地方经济、政府干预对社会信任的调节作用，揭示地区多维社会信任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理。

普遍信任意味着对人性持有积极看法，相信不同群体间互动与接触是卓有成效的^[35]。多样化群体间的信息流动让区域成为互动的节点，而信任则是知识交流的前提和润滑剂^[36]。在交易特殊性和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治理机制，能降低风险保障需求，从而减少企业间合作的交易成本，为企业提供竞争优势的来源^[15]。人们对其他社会成员的积极期望有助于促进信息共享、知识转移和经济参与者之间的合作^[9,37]。企业主体之间、以及企业与地方之间的信任营造了一种“集体情感”^[38]。在面临经济交换的风险时，双方的信任降低了事前信息处理成本并增加了信息共享，使双方的交换关系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并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39]。因此，普遍信任有助于克服人际互动障碍，让人们敢于分享知识、激发创新溢出效应，与区域新业务的形成存在正相关关系^[40-41]。研究表明，普遍信任水平更高的群体一般具有风险偏好，从而更有可能进行创业或提升创业规模^[42]。在创业环境中，普遍信任更高的公司所有者倾向于发展不同的业务合作伙伴，并相信对方以互惠的方式行事，从而更易达成广泛的联系以促进地区创业^[15]。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普遍信任与区域创业活跃度正相关。

亲缘信任是一种特殊化的信任，更加强调群体认同感、边界感。特殊信任一般发生于社交半径较小的群体，他们将自己的社交圈建立在家人、亲密朋友或同一民族、宗教之中，更加信任日常生活中密切联系的人^[19]。中国社会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核心，因此信任网络的中心是亲缘信任，这种信任具有清晰的内外界定^[43]。群体成员通过频繁的互动，能够形成稳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信任。在企业发展初期，牢固的联系不仅可以带来创业所需的资源，还可以提高新创企业家的信心和预期。来自家人和朋友或种族社区的承诺和帮助是企业生存早期阶段的重要支撑因素，有助于形成长期和密切的强关系利益链^[44]。已有的实证研究指出，亲缘网络能为创业提供重要的信息、资金和情感支持，有利于激发个人自主创业^[26]。在中国创业背景下，信任因关系的亲疏远近表现出内外圈层结构，即“差序格局”^[27]。亲缘关系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和较低的心理契约成本，他们不惜自我牺牲来换取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能够产生较佳的创业激励效果^[45]。这种内外有别的固有认知使得创业者依赖于亲近的关系，以此积累创业资本和管理基础。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亲缘信任与区域创业活跃度正相关。

制度信任反映的是个人对组织环境的乐观程度，本质上是对行政治理环境的综合认可^[46]。基于制度的信任通常被视为一种较弱的信任形式，然而它在激发创业机会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在解释和预测企业家行为方面，计划行为理论指出了个体对于环境风险的主观感知以及对于外在制度的可控性均会对其决策行为态度产生关键影响，而创业正是个体实施机会识别、创造和发展的计划过程^[47]。创业机会发生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中，在制度信任水平高的地区创业者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他们相信商业系统的制度框架能够产生正向反馈，对创业结果持积极的预期^[32]。由于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经历了由限制到改革发展的曲折历程，一批潜在创业者对新企业的成立环境和发展过程存在较高的感知不确定性。一些国内学者认为中国普遍存在制度信任危机，从根本上威胁到市场和交易的存在^[48]。地区制度环境塑造了企业家对创业政策的感知预期，从而影响其创业导向^[49]。因此，如果制度信任得以重塑，创业者对宏观政策环境恢复信心就足以改变区域创业活动^[50]。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制度信任与区域创业活跃度正相关。

然而，社会信任作为非正式制度对区域创业的影响易被覆盖。制度研究认为，信任关系、价值规范等社会因素往往受到经济、政治等正式环境的调节，无法独立于区域社会经济结构^[51]。但鲜有文献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者相互作用的综合视角对其进行实证研究。经济发展和制度条件的变化对创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52]。由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对称性，社会信任的积极影响在更发达的经济体中却经常被替代和忽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力市场效率更高，市场规模更大，金融资源和风险资本的供给也更强^[53]。这些因素为经济市场中的创业者提供了更强的交易信任，部分抵消或替代了较低水平的社会信任。此外，政府治理、干预力度也可能缓和社会信任的影响^[54]。有效的制度支持和惩罚机制有利于约束企业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形成良好的信任基础^[55]。反之，当正式制度不成熟时，人们可能更加依赖社会信任来为新业务的启动提供保障。因此，本文将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作为正式制度因子纳入模型分析框架，进一步关注社会信任与正式制度之间的替代效应，以期对社会信任与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关系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补充。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区域创业数据来源于工商企业注册登记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了中国大陆所有工商企业注册信息，包含新注册企业的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注册地址及经营范围等庞大资料，具有统计学上的代表性和科学性;社会信任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该数据库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自2010年起实施的全国性社会跟踪调查，采用城乡一体抽样框、多阶段概率抽样、等距抽样等方式收集了14960户家庭成员的信息，跨轮追踪率达到85%以上，具有较高的纵向研究价值。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于CFPS社会调查项目仅在偶数年开展，本文基于数据可得性考虑选取2012、2014、2016、2018年4期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共涉及115个地级市，覆盖中国25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及港澳台地区)。样本划分依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对中东西部地区的解释，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8》。

2.2 变量选取与处理

2.2.1 被解释变量：创业活跃度

本文参考已有的文献^[56]，将区域创业活动限定为各地区的新增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之和，并以该地区常住人口作为标准化基数，即用每万人新增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登记户数量来衡量城市创业活跃度。

2.2.2 核心解释变量：社会信任

考虑到社会信任多层次、多类型的复杂特征，以往单一维度的衡量方法不能满足研究需要。结合已有文献中对CFPS中信任维度的提取方法^[22,57]，本文设定了由普遍信任、亲缘信任、制度信任3个指标构成的多维度评价体系，通过计算各题项平均值作为地级市层面指标。① 以对陌生人的信任度来衡量普遍信任。对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则可以视作润滑剂，是构建和拓展创业网络活动的重要节点^[58]。② 以对父母的信任度来衡量亲缘信任。以血缘亲疏为纽带的信任为创业者提供了一层强关系网络，充分输入情感、资金和信息支持^[24]。③ 以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来衡量制度信任。人们容易从对代表性的人格信任转化为对整个政府系统信任^[59]，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越高，意味着人们对民主运行、制度有效性的信心越高。3种信任度数值区间均为0~10，数值越大表示信任程度越高。

2.2.3 控制变量

为减少模型估计偏差，更加全面地分析社会信任与创业活跃度的关系，本文设定正式制度因子和其他区域属性因子作为控制变量：① 正式制度因子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和政府干预。本文沿用主流研究的测度方法^[60]，采用人均GDP水平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用政府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② 其他区域属性因子包括：金融发展、人口密度、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其中：金融发展采用金融机构贷款占GDP比重衡量^[61]，金融发展有利于解决企业融资困境，降低创业资本门槛;人口密度采用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衡量^[62]，人口密度越大意味着经济密度越高，为初创企业提供了劳动力共享、知识溢出等潜在供应市场;创新水平采用地区发明专利授权量衡量^[63]，良好的创新氛围有助于创业主体获取技术溢出外部性成长优势;产业结构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衡量^[64]，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结构优化，带来更丰富的创业机会。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对比率数据以外的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各变量的具体衡量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

Tab.1 Variable definition

层次	变量	衡量方法	样本量
被解释变量	创业活跃度	每万人新增的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注册登记户数(户)	460
解释变量	普遍信任	根据CFPS数据库中“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这一问题，取地级市层面平均值	460
	亲缘信任	根据CFPS数据库中“对父母的信任程度”这一问题，取地级市层面平均值	460
	制度信任	根据CFPS数据库中“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这一问题，取地级市层面平均值	460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	人均生产总值(万元)	460
	政府干预	地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460
	金融发展	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额占GDP比重(%)	460
	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人/km²)	460
	创新水平	地区发明专利授权量(个)	460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460
区域划分	东部地区	位于东部地区的地级市数量(个)	160
	中西部地区	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市数量(个)	300
	政商关系良好城市	大于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名样本组中值的地级市数量(个)	228
	政商关系普通城市	小于等于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名样本组中值的地级市数量(个)	232

2.3 模型构建

为检验上述基本假设，本文利用Stata15.0软件工具构建如下计量研究模型：

(1)

E n t r e p i, t = α + β 1 U n i v T r u s t i, t + β 2 K i n T r u s t i, t + β 3 I n s t T r u s t i, t + ∑ β C o n t r o l s C o n t r o l s i, t + μ i + δ t + ε i, t

式中：

E n t r e p

表示创业活跃度;

U n i v T r u s t

表示普遍信任程度;

K i n T r u s t

表示亲缘信任程度;

I n s t T r u s t

表示制度信任程度;

C o n t r o l s

表示控制变量;i为地级市;t为年份;

μ 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δ 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 i, t

为随机扰动项;

β 1

、

β 2

、

β 3

、

β C o n t r o l s

为回归系数，反映自变量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α

为常数项。

为进一步讨论不同维度社会信任与正式制度的交互效应，本文在式(1)中引入二者的交互项，进一步拓展计量模型：

(2)

E n t r e p i, t = α + β 1 U n i v T r u s t i, t + β 2 K i n T r u s t i, t + β 3 I n s t T r u s t i, t + γ 1 U n i v T r u s t i, t * + γ 2 N e i g h T r u s t i, t * + γ 3 I n s t T r u s t i, t * + ∑ β C o n t r o l s C o n t r o l s i, t + μ i + δ t + ε i, t

式中：

U n i v T r u s t i, t *

、

K i n T r u s t i, t *

、

I n s t T r u s t i, t *

分别表示普遍信任、亲缘信任、制度信任与正式制度因子的交互项;

γ 1

、

γ 2

、

γ 3

为交互项的系数。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础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2012、2014、2016、2018年4期面板数据探究社会信任与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内在联系。首先，研究样本通过了共线性检验，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3.5。其次，Hausman检验 (P<0.001)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以控制不可观测的地区和时间效应。表2为2012—2018年社会信任与区域创业活跃度的面板回归结果。模型2结果显示，在控制正式制度环境和其他区域属性后，亲缘信任对区域创业的影响仍保持显著正向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这表明创业活动更容易产生于亲缘信任更强的地区，说明熟人社会关系仍然是创业最主要的驱动来源，邻近关系中的信任能够给予更强的创业支持，符合以往中国情境创业研究^[45]。而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均不显著，不支持假设H1和假设H3。但这一结果仅说明了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对于区域创业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以往的区域研究也指出了信任对区域创业的影响存在被更高效的社会经济背景所取代的可能^[39]。与个体创业不同的是，区域创业活跃度受到区域整体营商环境的影响，宏观正式制度要素对创业的直观影响可能会掩盖社会文化、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创业活动的潜在作用。因此，探讨正式制度对信任环境是否存在替代效应这一问题将更具研究价值。

表2 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面板回归结果

Tab.2 Panel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ctors affect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普遍信任	0.005	0.093	0.101	0.031^*	-0.053
亲缘信任	0.526^***	0.304^***	0.274^***	1.779^**	0.335^***
制度信任	-0.078	-0.016	-0.041	-0.167	-0.061^*
经济发展		0.485^***	0.626^***	2.493^**	1.316^***
政府干预		-0.878^***	-0.907^***	-0.931^***	2.251
金融发展		0.002^***	0.003^***	0.002^***	0.530^**
人口密度		-0.200^***	0.249^***	-0.203^**	-6.039^**
创新水平		0.008^**	0.011^***	0.015^**	0.013^**
产业结构		0.017^**	0.023^**	0.015^**	0.016^***
普遍信任 $×$ 经济发展				-0.125^***
亲缘信任 $×$ 经济发展				-0.245^***
制度信任 $×$ 经济发展				0.108
普遍信任 $×$ 政府干预					-0.316^***
亲缘信任 $×$ 政府干预					-0.407
制度信任 $×$ 政府干预					0.416^**
常数项	-0.432^*	-4.196^***	-1.908^**	-25.230^**	-5.156^***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60	460	460	460	460
R²	0.318	0.513	0.647	0.522	0.510

注:*、**、***分别表示通过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下同。

在控制变量方面，政府干预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考虑到政府干预指标不仅包括了创业方面的财政支出，还包括了其他公共服务支出，带来了更强的“就业效应”，从而抑制创业活动的产生。人口密度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人口集聚地区一般性就业机会多，从而削弱了人们的创业意愿^[65]。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创新水平、产业结构等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这些要素变量为创业环境提供了更好的经济、融资、技术和市场条件，有利于提升区域创业活跃度，符合以往的研究结论和社会经验^[3]。

3.2 稳健性检验

基于回归结果稳健性考量，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表2)。第一，逐步放入解释变量、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模型1和2结果显示3种信任的显著性和系数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研究结论受模型设定的影响较小，结果较为稳健。第二，借鉴翟仁祥等^[61]利用新建企业数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本文以各地级市新增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登记户数量的对数值作为因变量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3显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后亲缘信任维度指标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与前文结论基本相同。

3.3 经济发展和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检验社会信任与区域经济发展、政府干预之间的替代效应，本文构造了相关交互项如模型4和5所示。回归结果显示，亲缘信任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亲缘信任的影响受到经济发展的显著削弱作用，即经济发展有效提高了创业者对外部环境的积极预期，而不必依赖于熟人关系，对亲缘信任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替代作用。普遍信任与经济发展、政府干预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发展、政府干预越强，普遍信任作为创业市场的“润滑剂”角色越弱。这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往往具有较为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经济制度，为创业主体提供了值得信任的交易环境和有效的制度保障^[50]。政府干预和治理不仅规范了市场秩序，也向市场主体展示了正式机构的权威和能力。正如La Porta等^[66]所分析的，创业者首先关注的是商业交易结果，如果企业可以转向正式机构的管理系统来解决商业纠纷，那么普遍信任的相对重要性就会减少。制度信任与政府干预的交互项呈正向显著，说明地区行政治理环境与制度信任之间并非替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协同关系。基于制度的信任有助于双创政策背景下个体创业意愿的形成，这是宏观预期内化为个人态度的自然过程^[54]。而地区财政支出反映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程度，有力地刺激了潜在创业意愿转为创业活动。

3.4 区域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条件差异较大，创业活动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异质性，本文首先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社会信任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东部地区，亲缘信任对创业活跃度的积极影响显著减弱，印证了3.3节中经济发展水平对亲缘信任的削弱和替代作用。东部地区发达的经济条件与活跃的市场环境使得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创业生态更加高效，因此，创业主体对于信任的依赖性有所减弱。在中西部地区，普遍信任、亲缘信任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显著，说明该区域的创业活动对市场中的普遍信任更加敏感，同时也更有可能在亲密关系中获得创业资源。这是由于社会信任作为非正式制度只有在创业环境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不可控的因素时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36]。而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相对较弱，创业支持要素不足，导致创业过程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在这一过程中普遍信任、亲缘信任分别给予潜在创业者积极的预期和稳定的情感、资金支持，从而成为区域创业活跃度强大的驱动力。这一结果与Audretsch等^[39]的发现相吻合，在不发达地区相对薄弱的正式制度中，个人信任对创业的积极影响可能不限于知识溢出，而且提高了商业协商与谈判的效率。

表3 分地区回归结果

Tab.3 Regional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东部	中西部	政商关系良好城市	政商关系普通城市
普遍信任	0.130	0.095^**	0.017	0.145^**
亲缘信任	0.033^*	0.253^***	0.257^***	0.093^***
制度信任	0.080	-0.061	0.033^**	0.01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0	300	228	232
组数	40	75	57	58
R²	0.529	0.369	0.430	0.471

注：组数表示面板回归中每年涉及的地级市数量。

3.5 政商关系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地区政商关系可能影响到创业政策红利释放程度和社会信任，使得城市之间创业活跃度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根据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总健康指数对研究样本进行排序，按组中值将其分为政商关系良好城市与普通城市进行分组回归(表3)。结果显示，政商关系良好城市中的亲缘信任、制度信任对创业活跃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在政商关系普通城市，制度信任对创业活跃度的正向显著性减弱，普遍信任的影响系数上升并呈显著正值。这说明在政商关系良好城市，制度信任更好地推动了政府与创业主体的有序互动与通力合作，从而激发更强的创业激情;同时，良好的政商关系为企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降低了企业经营和创业风险，因而潜在创业主体可能并不需要通过普遍信任渠道来应对经济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反之，政商关系普通城市中创业者则需要更强的普遍信任来弥补监管缺位、腐败带来的交易成本。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在梳理社会信任理论和区域创业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由普遍信任、亲缘信任、制度信任组成的多维社会信任体系，为探究影响区域创业活跃度的非正式制度环境提供了具有创新性和拓展力的理论框架。研究实证部分基于中国2012—2018年的城市层面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交互效应模型检验了多维社会信任与创业活跃度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信任的不同维度对创业的影响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创业者依赖于区域网络中亲密、稳固的亲缘信任，这种特殊的资源与情感支持具有人情社会根源，仍然是区域创业最主要的社会动力。这与以往的中国社会关系下的信任研究结论相一致^[45]。与研究假设不同的是，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创业活跃度的直接作用并不显著，而是表现为与经济发展、政府干预等正式制度之间的更为复杂的相互影响。一是替代效应，普遍信任对市场交易的润滑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并不显著，其作用集成于区域已经建立的、先进的创业系统中。这种效应在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二是协同效应，表现在制度信任维度。对政府系统的信任加快了创业政策红利释放，而地方财政投入为创业者塑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特别是在政商关系良好的城市，创业者对制度环境更有信心，感知市场风险减弱而创业机会显现。本文通过实证数据系统性地揭示了以社会信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因素之间的2种主要效应，为已有的创业制度研究^[53-54]提供了有力证据。

4.2 讨论

首先，本文证明了个人之间的信任水平对区域创业极其重要，同时关注社会信任的宏观层次，拓展了现有的社会信任多维研究^[19,27]。尽管陈福平^[43]已经验证了社会信任多维结构在市场参与中的可靠性，但社会信任理论在创业研究中的运用仍以单一维度为主^[21-22,24]。同时，本文为制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系并不是单一方向的，而是多维度多水平的纵横关系。Granovetter^[51]的研究论述了经济行为在区域制度与社会网络中的根植性，但关于制度的讨论在区域创业研究中仍然是一个庞大的黑箱。

其次，有别于以往基于地理空间的区域结构^[5,67]，本文突破了区域创业研究聚焦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局限性，证实了社会和制度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并对难以量化的制度环境进行识别和分层，并结合地方特性进行交互分析，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地理文化制度转向^[51]的重要成果。中国人情社会背景中的亲缘信任对创业固然重要，但多维信任与更有效的正式制度环境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和相互依赖的区域关系结构，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验证和深化。但实证部分仍存在不足，因微观数据获取限制，未能识别具体的创业类型(如生存型和机会型、初创期和成长期)，后续研究可以通过案例调研或借助其他数据库继续深入剖析社会信任在不同创业类型中的内在影响机制。

最后，本文具有较强的政策性指导意义。社会信任是创业环境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应注重自下而上构筑适宜的非正式制度，使地区创业环境的软效力与硬支撑相互调适。第一，重视家庭的创业教育功能。组织开展社区宣导、典型人物表彰等，通过亲密的社交网络传递积极的创新创业态度，将有助于激发家族成员的创业行为。第二，将制度信任作为社会诚信建设的关键抓手。保障政策落实，从登记注册服务、经营场所供给、金融社保等方面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抒困帮扶，自下而上积累政府声誉，提升企业家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信任，从而构建起内外稳固的信任网络，稳定宏观预期。第三，建立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时代市场监管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持续完善互信互利的市场环境。尤其是经济、政治环境发育不完善的地区更需要健全社会互信机制，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罚措施，加强各类主体之间的互信感，从而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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