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科学进展 >

2023 , Vol. 42 >Issue 3: 505 - 517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3.03.008

研究论文

流动性视角下三亚俄语区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

  • 夏志 , 1 ,
  • 刘云刚 , 1, 2, *
展开
  • 1.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亚洲地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 2.华南师范大学北斗研究院，广东 佛山 528225
*刘云刚(1973— )，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5141M)，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和生活空间论。E-mail:

夏志(1994— )，男，安徽安庆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地理学和跨国移民。E-mail:

收稿日期: 2022-07-08

  修回日期: 2022-10-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3-2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8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2230705)

收起

The spatial practi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Russian-speaking immigrants in Sany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 XIA Zhi , 1 ,
  • LIU Yungang , 1, 2, *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he Center of Asian Geography Stud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Beidou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528225,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7-08

  Revised date: 2022-10-29

  Online published: 2023-03-27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187)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230705)

Fold

摘要

三亚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国际流动人口塑造了俄语语言景观，吸引了俄语区国家移民流动至三亚。论文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在流动性框架下分析三亚俄语区移民与城市空间的联结。在新型流动性范式下，借助流动/停泊辩证观分析移民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以理解俄语区移民的流动性特征，从日常流动实践中揭示移民空间集聚形成的停泊点结构与意义。研究发现，群体身份可通过社会网络和组织来营造与认同。俄语区移民居所与社会身份具有流动性及不稳定特征，但空间性建构的基础设施作为其日常流动的停泊点赋予特殊地方性意义。停泊点以空间地方性建构引导群体的日常生活流动，开启社会网络的重建。在此过程中，群体对地方性的塑造与体验，通过语言文化产生了群体身份的营造与认同，以及他者对群体的社会建构，形成俄语国家的社交网络。移民在停泊空间的日常流动空间实践与社会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地互动下新的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丰富了移民流动性的研究案例，拓展了在华跨国移民群体研究对象与其在旅游城市日常生活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关键词： 俄语区群体; 流动性; 空间性; 俄语; 三亚

本文引用格式

夏志 , 刘云刚 . 流动性视角下三亚俄语区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 42(3) : 505 -517 . DOI: 10.18306/dlkxjz.2023.03.008

Abstract

China is becoming a country with both outflow and inflow of popul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ross-border migra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tourist destination, Sanya City's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bility has shaped its Russian language landscape and attracted immigrants from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 to migrate to the city.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mmigrants and urban space in the Russian-speaking areas in Sany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and discussed the mo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immigran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everyday practice, and how to produce and construct urban space. Under the new paradigm of mobility, this study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tion in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and moorings dialectic and revealed the struc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moorings formed by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immigrants from everyday mobility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identity behind them. The study found that group identities can be created and identified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While the residence and social identity of Russian-speaking immigrants in Sanya are characterized by mobility and precariousness, they are given special place significance through spatially constructed infrastructures that act as moorings for their everyday mobility. The moorings guide the everyday mobility of the group through spatially constructed placeness and initia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is process, the shaping and experience of placeness by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 produces the cre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group identity through linguistic culture, as well a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group by the others, forming a Russian-speaking social network. As an important mooring space for migrants' mobility trajectories, their everyday spatial practice of mobili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interact and depend on each other, and the migrants' spatial practice and identities constitute important elements of new social networks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people and places. Based on this, we hop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anya as a multicultural city, attract more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to work and live in Sanya,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ainan as 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island and a free trade port.

Key words：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 mobility; spatiality; Russian; Sanya City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逐步深化的背景下，中国正由传统的人口流出地发展为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并行的国家。中国的迅猛发展吸引了大量国际人口流入境内进行旅游、居留就业。其中，在华跨国移民在此背景下类型与数量日益增多，流动性不断加强。基于此，国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成立移民管理局，出台更新在华外国人就业、跨界流动等相关法规与政策，推进针对跨国移民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反映出不同类型的跨国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中国公共政策管理与关注的重要对象[1]。
海南自1988年建省以来，以独特的岛屿地理区位与地缘资源优势出发，旅游业逐渐成为其发展核心。在国际旅游岛与自贸港建设的推动下，入境旅游业与国际化程度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吸引了大量国际人口入境海南旅游或居留。三亚是国际热带海滨风景特色的旅游目的地，作为海南省国际化与旅游业发展最为突出的城市，其国际人口流动特征也具有代表性。据统计，2019年三亚市入境游客为90.63万人次，占海南省国际旅游者近7成，其中俄罗斯游客为30.44万人次，占三亚入境游客总数的42%[2]。俄罗斯作为海南传统的国际旅游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是海南最大的入境旅游客源国，三亚是俄罗斯等国际游客入境海南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伴随着三亚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初具规模的跨国移民群体在三亚形成。
海南暂时没有对跨国移民数量的官方统计与公布，我们经过深入调研与实地考察，据走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外国人居住小区以及相关人员的访谈信息，发现三亚的跨国移民分布数量、类型与国内其他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存在较大差距。移民存量少，流动性强，但呈现了显著地方化特征。据调查推测与估算，目前三亚约有2000名左右外国移民，其中俄罗斯人占最大比例(约60%)，与其作为俄罗斯最大客源国旅游市场相关性较强。因此，以俄语为三亚特色的语言市场，吸引了不同俄语区国家的人员前来就业、求学与居留，这也是本文所指俄语区群体的概念范畴。俄语区国家是以俄语为重要语言且原属于苏联，解体后的原独联体成员国，俄语区移民是三亚跨国移民占比最高的群体，约70%。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许多城市成为跨国流动的关键节点，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族裔群体。目前国内主要关注在发达城市广州、北京和上海的国际移民，缺乏对旅游目的地三亚国际流动人口的关注。来华合法居留的外籍人士主要分为2类：一是在华从事商贸活动或作为普通劳动力的跨国移民，以广州的非洲人、北京与广州的韩国人为代表[3]；二是跨国公司或驻外机构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上海、广州的日本人、美国人和德国人等为代表，这类跨国移民受政府或公司派遣来华从事管理与技术工作，受教育程度与收入较高[4-5]。这2类国际流动人口在各大城市进行地方嵌入的特征各有不同，共同推动了当地的族裔社区、族裔经济及社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现有研究中多以国别或地区来对跨国移民的流动性特征及机制展开分类研究，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与国及地区与地区之间所拥有的共同文化(如语言、饮食和宗教信仰等)这一影响流动动机和流动性实践的关键要素，文化视角突破了跨国移民研究的国籍限制[1]。本文以俄语作为语言文化的独特维度，探讨三亚俄语区移民的流动性特征与空间性的建构过程，诠释跨国移民日常流动的地方性意义。旨在突破以往移民研究的地域限制，同时突显三亚的俄语景观特征。流动性已成为移民迁移过程中不同地理尺度与空间互动的主要形式，此视角有助于挖掘移民流动性特征背后所引申出的社会网络关系、情感归属、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以期让移民研究的空间现象得到更好的剖析[6]。同时，希望推动三亚的多元文化城市建设，吸引更多国际人口在三亚进行生产与生活，进一步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和自贸港建设进程。

1 研究视角

1.1 移民的流动性研究

流动性自古有之，且与人口流动紧密联系。从原始游牧社会至当今后工业社会，长期积累的流动性历史经验表明，流动性深刻影响着人们社会角色的分配和扮演[7]。古代中国有流民、流官的流动与限制。欧洲封建时代，绝大多数人(奴隶等)受贵族控制，其流动性在地方尺度受到管制。当代更多与农村流动至城市的移民相关，再到全球化下的跨国移民与旅游流动。移民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在特定空间下短暂或永久的迁移，是一种特殊的人口流动形式[8]。流动性是移民最显著的特征，地理学主要研究移民在不同尺度下的空间模式和规律及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过程[9]。早期研究中，地理学对跨境移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尺度下的流动动力机制和普适规律，产生了许多经典的解释性理论，如推拉机制、新古典主义经济、劳动力市场分割、世界体系、跨国主义等[10]。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移民流动的动因集中在流动发生的行为原因及可能的条件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移民的跨境流动特征呈现多元化、加速化，移民与地方间的互动不断重塑了社会文化空间，移民与流入地的社会互动和地方协商成为研究重点[10]。一方面，关注中观尺度下跨国移民流动对流入地地方构建的意义。城市作为移民所身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本底，移民在城市通常以不同族裔身份与空间进行互动。基于此，围绕不同城市的族裔社区、族裔景观等分析其社会与经济活动空间互动[11]。这类研究主要强调移民的族裔空间的出现、持续与移民跨地方空间流动形成的关系。如Zhou[12]对洛杉矶华裔移民的研究指出，移民群体在一定的跨地方空间内聚集形成了族裔空间，并在此形成大量商业企业服务于自身的聚落空间形态；Law[13]关注菲佣群体在中国香港的大量出现，指出其每周日在中环的公共空间通过音乐和饮食实践临时营造出的“小马尼拉”是群体在跨地方空间流动作用的结果。还有一些研究分析在广州、上海的日本移民族裔经济与社会空间的形成机制，发现在华日本移民对族裔经济的高度依赖性[3,14]。因此，跨国移民与城市空间的频繁互动不断突破传统地域间的界限，重塑不同城市的社会文化空间，在物质和意义层面重构地方。另一方面，在文化转向与流动性转向的影响下，跨境移民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实践受到重视，移民的日常生活流动中的认同、情感等微观尺度对理解空间与地方提供了重要视角[15-16]。如Kothari[17]有关移民日常生活流动策略的研究表明，通过与本地人以及其他移民的日常生活互动，移民的身份认同与地方感被不断重构；陈昊曦等[1]将法系群体流动至广州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其地方认同联系起来，分析非英语国家群体对融入广州本土社会的意愿。
综上，地理学对移民流动性的研究将全球尺度与城市尺度的日常活动结合起来。研究逐渐从宏观的流动模式、机制转向中观的移民空间实践与地方互动，以及微观尺度下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其产生的认同等。新型流动性范式强调的身体日常移动、物质流动、视觉载体所带来的流动想象、流动体验与意义[18-19]，为移民流动性研究关注的多尺度空间现象提供了更佳诠释。因此，从城市尺度下揭示移民的日常生活及其与空间的关系是流动性视角关注的重点，但目前学界对国内跨国移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与城市空间协商互动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尚未充分关注。

1.2 流动/停泊辩证下移民的节点空间

在现代网络化的社会形态中，流动成为人与空间之间动态联结的通道，是社会生活重构与文化身份的决定性因素[20]。非流动性作为流动的对立面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与流动性共同构成“流动/停泊辩证观”[20]。一些研究认为，流动和不流动之间具有典型的复杂性关系，如果没有停泊组成庞大系统，就不会出现流动性单方面增加的现象[19,21]。在流动/停泊辩证关系的关照下，流动的本质才得以显现。现有相关的研究中，停泊点一般指衔接流动的基础设施，如机场、铁轨、酒店、公园等[19,22]。流动性具有关系性与社会性，基础设施本身具有不流动的特质，但其作为流动中的节点为流动系统提供支撑作用，物质、人员、信息等进行交汇，不同主体对停泊点的实践，使其变为复杂的社会空间[23]。
跨境移民在停泊点的空间特征是理解移民日常活动的重要基础，也为跨国迁移与社会嵌入性的相互联系提供分析视角[24]。流动性范式下移民在城市具身实践中产生集聚与分离，产生地方情感与权力表征，各群体借以空间策略进行社会关系的生产，日常生活中涉及不同的流动对城市空间性建构产生影响[10]。流动性视角没有忽视停泊作为流动节点，停泊空间结构与意义是移民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支撑，影响移民的行为与空间实践。城市尺度下的特定基础设施构成不同停泊点，如车站、酒店、海滩等公共空间[24]。衍生出的社会网络构成移民的内部跨地方结构，塑造了移民的流动性特征。
停泊空间不仅为移民提供聚集、社交和再创造的机会，而且也被不同主体的日常参与所重塑[25]。社会空间实践对地方意义及个人、群体的空间感知具有深刻影响，群体塑造的具身实践过程也是身份认同的建构。一方面移民对流动性的依赖转化为对地方的依赖，流动/停泊辩证下的空间转变为地方空间，不仅指代地方的物质性，还包括地方认同，丰富了地方意义，直接影响移民对地方的依附[26]。另一方面，群体在停泊点支撑下形成身份的创造，表现其对群体符号的持续呈现，空间中符号(如语言、绘画和饮食等)的分布也为群体广泛表达其身份提供了更为亲切的方式[27]。在城市的空间实践中，移民群体响应不同的地方文化，会形成不同的身份认同，催生出流动情感，各停泊点中的社会空间实践进一步巩固其身份边界。
本文主要聚焦城市尺度下移民的实践及流动产生的意义，从跨国移民在城市的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进行揭示。流动/停泊辩证下移民与城市空间互动，为跨国移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与城市协商互动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提供补充与衔接。停泊点作为基础设施嵌入流动拓扑网络中的空间性建构是群体日常流动与其身份协商的社会物质基础，也是地方性塑造的产物[28]。为揭示移民的流动空间实践与停泊点之间的密切关系，本文试图在流动性视角下分析跨国移民在城市空间中的嵌入过程及意义，区域尺度下基础设施作为移民流动轨迹的重要停泊空间，其空间实践与社会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分析其如何将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地互动下的社会网络进行衔接[29]。本文对调节流动主体的情感、群体身份建构等的讨论均是对流动/停泊辩证关系的验证与完善，也是移民基础设施理论对流动与城市空间联结的应用[30-31]。此外，以此案例反映在华不同跨境移民在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集聚与分异，揭示中国逐渐多元的国际流动人口在旅游城市的特征，关注以同一语言文化的移民群体在流入地的人地互动模式，拓展了国内跨国移民的研究群体。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三亚地处海南岛的最南端，国内外游客、移民等在此享受热带海滨风景，构成了多元包容的城市文化。课题组经过前期资料查阅与长期跟踪关注，得知三亚俄语语言景观丰富，推测聚集有一定数量说俄语的外国人群体。本文主要采用实地调研进行数据与资料的收集，实地调研时间为2020年8、9月和2021年8、11月，调研对象为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俄语区移民、当地居民、外来经营者及物业管理者等。调研部门为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和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以了解三亚国际旅游和跨国移民的整体发展状况及管理政策。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为主要方法，借此获取访谈文本资料。访谈对象以俄语区移民为主，并结合其他不同社会主体来综合得知俄语区移民的实际情况。访谈对象一共30名，其中俄语区移民20名，访谈时间为20~120 min不等。本文在参考现有文献和研究框架的基础上，设计不同主体的访谈大纲。受访者的样本编码与属性特征见表1，采用“Y+编号”与“Z+编号”形式，分别代表俄语区移民和其他群体。访谈俄语区移民对象选择时也充分考虑其不同的人口学特征(包含了不同国家、多种职业、不同年龄层次及性别等)，以在小样本量的情况下尽可能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表1 访谈对象基本属性

Tab.1 Basic attributes of interviewees

编号 性别 年龄 国籍 学历 职业、身份 居住地 来华时长/年 在三亚时长/年 汉语水平
Y1 男 40 俄罗斯 本科 A俄罗斯商店老板 大东海社区 16 16 流利
Y2 男 27 俄罗斯 本科 B水烟吧老板1 大东海社区 6 2 日常交流
Y3 男 25 俄罗斯 本科 B水烟吧老板2 大东海社区 8 2 流利
Y4 男 34 白俄罗斯 本科 C餐吧合伙人兼主理人 半山半岛 16 6 流利
Y5 男 28 哈萨克斯坦 硕士 D沙滩吧合伙人兼经理 大东海社区 11 3 流利
Y6 男 45 俄罗斯 本科 E俄罗斯餐厅老板 大东海社区 5 5 简单交流
Y7 男 32 俄罗斯 硕士在读 导游 红沙 3 3 日常交流
Y8 女 28 哈萨克斯坦 本科 导游 渔村 5 5 流利
Y9 男 30 俄罗斯 本科 旅行社工作 渔村 5 5 流利
Y10 女 33 俄罗斯 本科 全职妈妈 红沙 13 13 日常交流
Y11 女 32 俄罗斯 硕士 记者 半山半岛 12 3 流利
Y12 男 35 乌克兰 本科 贸易咨询 渔村 8 3 流利
Y13 女 32 俄罗斯 本科 旅行社工作 渔村 11 4 流利
Y14 男 23 哈萨克斯坦 本科 水烟吧打碟工作者 下洋田 3 2 日常交流
Y15 女 21 哈萨克斯坦 本科在读 水烟吧兼职服务员 下洋田 2 2 日常交流
Y16 女 22 乌兹别克斯坦 本科 酒吧服务员 下洋田 3 3 流利
Y17 女 23 乌兹别克斯坦 本科 酒吧调酒师 下洋田 3 3 流利
Y18 男 25 乌兹别克斯坦 本科 酒吧服务员 下洋田 4 0.5 流利
Y19 男 29 俄罗斯 本科 舞蹈演员 红沙 1.5 1.5 不会
Y20 女 32 乌克兰 本科 外教 半山半岛 6 3 日常交流
Z1 男 38 中国 — 当地居民 — — — —
Z2 男 32 中国 — 物业 — — — —
Z3 男 40 中国 — 三亚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支队队长		 — — — —
Z4 男 39 中国 — 三亚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支队俄语翻译员		 — — — —
Z5 男 25 中国 — 三亚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支队警员		 — — — —
Z6 男 41 中国 — 三亚文旅局科长 — — — —
Z7 男 55 中国 — 下洋田社区管家 — — — —
Z8 男 40 中国 — 按摩店老板 — — — —
Z9 男 43 中国 — 当地居民 — — — —
Z10 男 45 中国 — 沙滩吧老板 — — — —
调研地点主要在外国人聚集最多的大东海旅游区，访谈不同群体的过程中，验证了大东海是俄罗斯人和其他外国人聚集最多的区域，发现沙滩、酒吧等地点存在大量的俄语区群体。另外，大东海内的餐厅、酒吧、水烟吧、沙滩被频繁提及，这几大场所是俄语区群体进行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重要实践空间。因此，将大东海内的A俄罗斯商品店、B水烟吧、C餐吧、D沙滩吧及E俄罗斯餐厅作为重要的田野场所。经过走访发现，大部分老板、负责人和员工是俄语区移民，基本能讲流利的俄语与汉语，其具有稳定的不同国家顾客群体来源，有利于本研究招募多样化的对象。在调研时得知俄语区移民居住地主要分布于大东海社区、下洋田小区、渔村、红沙、半山半岛等，对移民主要居住地进行了走访(图1)。
图1 案例地与俄语区群体居住分布

Fig.1 Sanya case areas and 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of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

3 三亚俄语区群体流动性特征

3.1 流动的职业与居所

经实地调研得知，居留在三亚的俄语区群体就业选择主要分为以下类型。第一，旅行社员工。俄语区移民利用自身的语言文化优势，从事导游、翻译等服务三亚的国际游客市场，是俄语区移民工作占比最高类别。第二，服务行业。这类主要在酒吧、餐厅、剧院等从事服务员、舞者、歌手等。第三，自主个体商户。主要经营酒吧、餐厅、商品店。另外，也有部分从事外贸生意。第四，高薪阶层。相对上述3类群体，收入水平最高，主要从事外教、机长、记者等工作。流动的职业和收入是俄语区群体的主要特征。前3类职业特征与旅游市场紧密相关，收入与工作时间较不稳定。“旅行社工作不稳定，有时候没有什么俄罗斯游客入境的时候，我会去大东海朋友开的酒吧兼职。在当导游之前，我在三亚药店工作过，主要服务俄罗斯游客(Y7)。”第一类与第二类群体经常互相兼业，如旅行社的接待工作效益不好时，他们会选择兼职去酒吧工作以维持收入。“我最初在旅行社工作，后来在这边认识了很多俄语区国家的朋友，知道在大东海有很多外国游客，所以觉得在大东海开俄罗斯餐厅会不错，就选择自己当老板(Y5)。”第三类群体也大多由前2类群体转化而成，因在三亚当地积累了人力资源，转而经营酒吧或餐厅等成为个体商户。
俄语区群体内部收入水平产生了流动性分异，居住空间的实践存在流动性差异。第一类、第二类俄语区群体收入相对较低，其人均月薪6000元左右，且收入与职业不稳定。这2类群体选择居住的空间以离工作地点近、房租廉价等为原则。另外，会主动选择具有俄语区群体居住的小区进行聚居，以下洋田小区、大东海社区、渔村和红沙为主要聚居地，月租基本在800~1500元，居住环境会偏向选择地势高、安静的地点进行聚居。第四类群体主要居于高档小区，以小东海旅游区附近的开发小区半山半岛及其周围高档小区为主，月租基本为5000~6000元。此区域背山靠海，是三亚有名的富人区、度假区，少量俄语区群体分散居住其中，周围还分布了高尔夫球场、国际学校等高档基础设施。第三类群体的居住空间选择具有自身特征。在大东海旅游区内自主营业群体优选于店铺附近的大东海社区内高档小区居住，月租大约为3000~4000元。居留在三亚较早的Y1一家在大东海附近购买了房子，靠近自主经营的商品店。
流动会产生资源或机会的差异，因此，必然受权力影响并塑造权力关系[20]。俄语区群体内部流动性差异与权力不平衡也体现在工作与居住实践上，收入较高的第四类群体居住环境更加优良且稳定，房东也更偏向租给这类群体。“在半山半岛的外国人住的较为分散，他们之间也无较多来往，因为从事不同职业。这里喜欢把房子租给外国人住，他们会把房间装饰的和自己家里一样，很干净和有设计感。住在这里的俄罗斯人和其他外国人收入都比较高，房东会相对把房租价格变高点。他们也很稳定，很多在这住了很多年(Z2)！”第一类和第二类群体居住于普通小区，工作时间与生活习惯都与当地居民具有明显差异性，他们的流动性也较大，群体收入较低，工作与居住呈现不稳定，更倾向选择聚居于一起互帮互助。由于生活习惯与不稳定因素，房东也不乐意租给他们。这2类群体居住空间实践的差异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来三亚换了很多次住的地方，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是因为工作原因，或是房东不愿意租给我们，又或是自己收入的问题，现在只好与哈萨克斯坦的朋友合租(Y7)。”“在下洋田的外国人喜欢选择把房子租在一块，比如这边的大真岭巷。他们会经常住在一起喝酒、跳舞。他们流动性很大的，一般好多人只住一段时间。另外，他们没有存钱的习惯，可能花完今天没明天，有时候就交不起房租和水电费。一般很晚才回来，生活习惯和我们差异较大，所以和他们平时没什么交流(Z7)。”

3.2 流动中停泊点的空间性建构

在不同国家的城市中，跨国移民形成聚集区与社会经济网络等提供移民在城市中进行日常生活实践。三亚俄语区移民与传统的以聚居为基础的移民聚居区或商业活动区不同，如广州的小北路、北京的望京及各国的唐人街等。俄语区移民每类群体的收入、工作内容、来华经历等均不完全相同，其在旅游目的地三亚分散居住，与俄罗斯游客在三亚的旅游活动实践的空间具有重叠特征，大东海旅游区是俄罗斯游客和俄语区移民聚集的主要活动区域。流动性视角下，大东海是其在三亚的重要停泊空间，区域内分布的基础设施作为汇集群体的重要消费与休闲场域。俄语区群体活动集中在海滩、A俄罗斯商品店、B水烟吧、C餐吧、D沙滩吧及E俄罗斯餐厅(图2)。从上述基础设施的服务性质和人员的更替来看，其本身作为流动的空间，但不同主体对空间的表征与塑造呈现不同空间性特征。
图2 俄语区群体停泊点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mobile moorings in Sanya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

3.2.1 空间实践与意义

空间实践是生产社会空间性的物质形态的过程[32]。空间实践与感知空间产生紧密联系，感知空间是直接可感知的、具体化的和社会生产的空间，是各类社会活动或互动关系的连接链条[33]。本文以此揭示俄语区群体日常生活流动的停泊点如何在三亚形成，诠释在区域内所塑造的空间性特征。
大东海旅游区作为俄语区群体的停泊空间，由其旅游空间衍生而来。大东海位于三亚市区以东约3 km处，海滨资源条件优良，海湾位于三亚兔子尾和鹿回头两山间，空间尺度适中[34]。其绝佳的海滨度假资源和便利的区位条件，使其成为国内外游客的热门胜地，俄罗斯等国际游客是其中重要的消费与观光者。大东海于20世纪90年代大力开发，三亚大东海管理有限公司负责项目开发管理，集中对海滩附近的商业和娱乐配套进行改革和优化发展。在俄罗斯游客不断入境三亚的市场背景推动下，吸引了俄语区群体在此从事相关工作。同时，景区内的公共设施由旅游开发公司统一规划，增添了俄语的景区公共设施路标，基于经济利益与协商，各店铺经营者纷纷主动制作俄语标牌、菜单等以吸引俄语区群体。因此，旅游经济发展背景下嵌入的俄语符号景观在大东海突显而出。其中，A俄罗斯商品店、B水烟吧、C餐吧、D沙滩吧及E俄罗斯餐厅由俄语区群体经营与管理的族群店铺入驻大东海，进一步巩固其具有俄语符号景观的空间社会意义，是分散于三亚不同区域的俄语区移民日常流动轨迹的重要停泊点，也是群体日常生活实践与内部联系的中心。
A俄罗斯商品店由俄罗斯人Y1自主经营，主要零售酒水、各类食品、配料等，以俄罗斯商品为主，辅有部分欧美食品与中国食品。B水烟吧是由俄罗斯兄弟Y2、Y3经营的集餐饮、水烟为一体的酒吧，餐饮以俄餐为主，水烟是俄罗斯人、欧美人等喜爱的类似于香烟的产品。E俄罗斯餐厅由Y6自主经营，店内装饰和菜品均与俄罗斯紧密相关，俄餐、俄式餐具，店内悬挂着俄罗斯的电影海报、特色动物头像，同时电视播放着俄罗斯传统的动画片，构建了传统俄罗斯餐厅景观。C餐吧的股东与主理人是来华16年的Y4。D沙滩吧是海滩边的集冲浪和酒吧为一体，经理是哈萨克斯坦人Y5。俄语区群体不仅在这些场所中可以寻找熟悉的饮食、物品，而且可以感受俄语符号与声音，也为群体流动与社会空间网络提供支撑。

3.2.2 空间感知与地方依附

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俄语区群体对大东海具有特殊的空间感知，通过行为主体的空间感知可分析“地”对“人”构成的社会产生的影响和价值呈现[32]。群体内部对各停泊点具有不同的空间感知，各商铺经营者对大东海存在部分功能性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选择在大东海驻留经营服务俄语区群体的店铺，与俄罗斯游客、酒吧文化氛围以及社会网络的存在紧密相关。“大东海这边酒吧挺多的，这里的海滩吧很有特色，因为外国人都会来这边，特别是说俄语的外国人，不管是游客还是工作的，都喜欢喝几杯(Y14)。”对于部分寻求工作的俄语区群体而言，大东海是部分不擅长中文的移民的重要机会空间，他们不仅可以在相关餐厅、酒吧等工作，也可在此利用同语言群体的资源得知工作机会信息。大部分俄语区群体对大东海的功能性依附强烈，同时存在情感性依附，区域内满足自己对家乡饮食文化的思念，可以使用熟悉的语言进行自由交流，作为其社会与生活的实践场所不仅是群体相对依赖的服务与休闲空间，更是兼具开放式的社会关系生产、日常生活协同以及社会活动展演的关系空间。俄语区移民成为停泊点的主要群体，为移民聚集、社交和再创造空间，改变地方的意义，直接影响移民对地方的依附。群体在停泊空间具有同质的流动时空轨迹。“我们基本都会下午开始来到大东海活动，3点左右去沙滩晒太阳，并会到自己熟悉的沙滩吧点几杯酒，等到5点左右，会去海里游泳，或在沙滩吧租用冲浪板进行冲浪，偶尔与俄语区朋友有约打沙滩排球。7点多会选择到俄罗斯餐厅、水烟吧或餐吧中选择一处进行晚餐。晚上10点之后会选择继续在餐吧喝酒或去沙滩吧喝酒跳舞，到12点以后会在水烟吧喝酒、跳舞、聊天与抽水烟。时间充裕的情况和玩得开心的时候，一般会玩到很晚(Y12)。”通过不定期的酒吧派对、舞会等活动，以此为中介延展出使用俄语交流的社交网络，俄语区群体对日常流动的依赖转变为地方依赖。
总体而言，大东海旅游区赋予俄语区群体停泊的空间功能，作为日常活动的中心，不同行为主体对其产生着复杂的地方依附情感，也是群体进行社会空间实践的重要区域。一方面，空间感知下的俄语区群体地方依附的形成，也衍生出群体汇聚于大东海停泊地的象征性。依据移民对地方的依附，也生产出了将大东海作为日常行为的地方，并重构群体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地方想象与记忆建构的“文化符号”，对其身份认同起到重要的正反馈作用[35]。

4 流动中停泊点的意义：身份建构

4.1 群体身份的营造与认同

跨境移民和本地居民不仅通过感知和界定特定的景观与符号来表征自我身份、营造族裔气氛，食物、物件、族群的现身与展演、感官实践和相互观看等也成为转化和生成族裔空间的物质化和流动中的具身实践，使不同空间成为人际网络维系的平台[36]。族裔企业家或社群也可能推动自身的族裔特性商品化，以获取利益且稳固群体认同[37]。族裔群体特性也出现在三亚具有同一语言文化的俄语区群体之中。俄语区移民在大东海停泊空间的消费与休闲实践场所是群体活动的中心，同时也作为其工作实践的特殊空间，店内的员工基本来自俄语区国家。“酒吧14位员工都是俄语区国家的，俄罗斯的厨师、DJ、调酒师、服务员等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因为我们的顾客基本是说俄语的朋友光顾，需要会说俄语的员工。在三亚很好招俄语区国家的员工，他们有的是朋友推荐，有的是自己看到我们的招聘信息(Y3)。”当问到会不会招中国员工的时候，“之前有一个中国的厨师，他是海南人，但做了一段时间，领了工资，直接不和我们讲，自己离开了。所以我们也不太敢再招中国员工了。之前也有一个中国的服务员，他会说俄语(Y2)。”俄语区群体利用特定语言领域化了酒吧的消费与工作空间，特定语言在移民日常生活体验中对不同情景下身份边界的重构和原有空间秩序的转换具有重要影响[38]。
流动塑造的“具身结构”是跨境移民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特征，通过不同的社会规则和社会化经验形成，并制约着个人的实践和行为[39]。由于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文化和习惯通常是相似的，它们也在社会空间及基础设施中塑造集体实践[40]。集体实践不会使其所身处的空间割裂，反而移民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和特性的塑造有赖于通过空间作为平台和中介培育、协商、强化和维系[37]。俄语区群体流动至公共空间进行停泊，相同的语言文化构建了物理领域的文化景观，俄语文化符号、饮食习惯、活动方式和生活节奏等较为一致的俄语区移民区隔了其他群体，形成了群体的特殊流动性实践。
晚上我们基本会去酒吧，有时候是为了喝酒和俄语国家的人相互间聊一聊在异国他乡的近况。有时去沙滩吧，我来的时候只有一个沙滩酒吧，现在很多了，不同的酒吧适合不同的人，有的适合中国人、有的适合讲英语的国家的外国人、有的适合我们说俄语的国家，环境和音乐不一样，不同的酒吧通常聚集不同的人。为什么这样?一是吧台的店员说话的方式不同，二是他们的音乐不同。我们一般去水烟吧和经常去的那家沙滩吧，因为那里的老板或者经理是俄语区国家的，各方面都很适合我们(Y9)。
俄语区移民聚集在与其他群体不同的空间邂逅，在特定的基础设施中与相同语言的外国人进行交流，“我群”和“他群”之间的群体边界在不断强化的局面中。在此基础上，俄语区移民借助消费休闲空间生产了群体的身份认同。
在这里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关系友好的。在三亚我喜欢有一点，我听说在中国别的城市有这样一种情况，比如这里有哈萨克斯坦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不同国家的人单独生活，没有什么交往。这里是不同的，我有乌克兰朋友、白俄罗斯朋友、哈萨克斯坦朋友。俄语区国家的人在三亚可以很好地和谐相处，西方国家的人会跟你称呼朋友但不会讲内心的事。俄语区国家的人我喊一声哥们，我们就是哥们了，但和其他国家的人不会这样，他们可能是朋友但不是我的亲密朋友(Y9)。
借助酒吧、沙滩吧等消费休闲空间，群体间利用同一语言文化建立独特的交流互动媒介。“大部分在酒吧认识，因为不同职业的人都会去酒吧。有时候在酒吧，就问一句会不会踢球，有兴趣就加群(Y13)。”在酒吧群之外延展了不同的朋友群、踢球群、“互助群”等，在群里可能发布招聘或求职信息、组织文体活动和在异国他乡的困难求助等各类信息。线上与线下不断互动形成了三亚俄语区群体的交往圈，俄语区移民在流动性实践中镶嵌的再领域化过程进一步维护了身份认同。

4.2 他者的社会建构

身份建构需要主观和客观的双重性展现，不仅需要群体自身的主观认同，外在群体客观的社会性建构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我知道那家水烟吧可以喝酒吃饭，但基本都是外国人去，我应该不会去，里面的人都在说俄语，可能去了不好交流(Z9)。”因此，外国人或讲俄语的酒吧可能给予其他消费者沟通不便的刻板印象与标签，因而很少选择去这样的场所消费与工作。在特殊的情况下，如与俄语区国家之外的群体发生冲突时，身份认同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强化，同时俄语区移民之外的他者也对群体的身份产生认同。
有时候会有不同国家的人发生冲突，比如以前有一个哈萨克斯坦人，喝酒后去沙滩吧跳舞，一个非洲人喝酒不小心碰了他，然后发生口角。那个非洲人找来几个朋友想一起教训他，他喝醉了说没问题，下次我把我们俄语国家的朋友也都叫来。听到后他们最后也不敢继续发生冲突(Y8)。

5 结论与讨论

新流动性范式为理解移民、跨地方联系、日常流动以及社会嵌入的身份建构等提供了有力的分析视角[41]。流动/停泊辩证关系下，移民的停泊在城市空间中以基础设施得以支撑与维持，以流动性视角探寻跨国流动主体以何种方式停泊在特定的城市空间，并关注此过程中空间的物质和非物质构成的实践[39]。本文以三亚俄语区移民为研究对象，探讨跨国移民的流动性特征，分析相关主体如何利用停泊空间的地方性进行群体身份建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和启示。
流动性具有尺度化特征，多尺度作用推动了俄语区移民社会网络的形成(图3)。跨国尺度上，全球流动性不断加强，俄罗斯等国家人员入境中国海南进行旅游或居留。地区尺度上，海南岛以其自身优越的地缘环境、国际旅游岛与自由贸易港等政策进一步吸引俄语区游客、移民的流入。城市尺度下，三亚作为俄罗斯等国际游客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及当地对于俄语需求的就业机会，为俄语区移民日常生活流动提供基础。区域尺度下，三亚俄语区游客与移民共同塑造的大东海旅游区作为其汇聚停泊的重要空间，在此俄语区移民通过空间性建构的基础设施作为其日常流动中的停泊点。基础设施不仅是移民日常流动的产物，也是维持日常流动与停泊方式的社会物质要素[28]。俄语区移民利用基础设施生产了群体在旅游区尺度下的社会网络。在此过程中，群体对地方性的塑造与体验，通过语言文化产生了群体身份的营造与认同，以及他者对群体的社会建构，形成俄语的社交网络，赋予特殊的地方性意义。俄语区群体在国内其他城市也大量存在，其他地区很少形成俄语区群体的概念，但在三亚形成了群体的身份认同。一方面，旅游市场发展而来的俄语语言景观也支撑了俄语区移民在三亚的流动实践；另一方面，三亚多元包容文化，以及国际流动人口特征与俄语市场紧密联系，进一步塑造了俄语的社会网络。
图3 俄语区移民社会网络的形成

Fig.3 Formation of social networks in Russian-speaking immigrants

停泊点通过空间地方性建构引导群体的日常生活流动，开启社会网络的重建[31]。流动性具有社会性与关系性，在日常流动停泊的社会空间塑造中体现[29]。流动性促进了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也对流动模式产生影响[26]。研究表明，在城市中的移民所经营的商店等基础设施不仅作为族裔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社区尺度下移民日常流动的中心，并作为不同国家或地区、工作等社会身份移民间联系的桥梁[28]。散居的俄语区移民汇聚至具有俄语语言景观的集旅游空间、生活空间及工作空间为一体的大东海旅游区进行停泊。由俄语区移民经营或主理的酒吧和餐厅等构成的基础设施，不仅为群体提供日常生活习惯的商品、语言文化与服务，也是移民日常活动、内部交流、社交与工作机会的社会中心。
群体身份通过社会网络和组织来营造与认同。过去主要关注族裔飞地或聚居区，现有移民的社会空间模式可通过社会网络和组织而不是居住集聚来创建和维护[24]。三亚俄语区移民居所与社会身份具有流动及不稳定、特征。群体内部多数职业与旅游业相关性高，收入较不稳定，职业交集与转化情况显著。不同身份属性的俄语区群体在三亚具有不同的居住选择模式，由俄语区移民构成的基础设施是群体交流和休闲的场所，以及移民会面、了解原籍国的事件或可能的工作机会的社会网络空间。通过共同语言文化构建与重塑俄语区移民身份的空间，跨越了国家边界。但基础设施给予移民日常生活提供支撑的空间具有不同的感知与地方依附，同时也衍生出俄语的“文化符号”对群体身份建构。一方面，来自于群体自身对身份的主观认同，群体利用特定语言领域化停泊点的消费与工作空间，俄语区移民为主要的消费者与服务者，进一步巩固了群体身份边界；另一方面，需要他者客观的社会性建构，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与行为均对现实的社会建构做出辩证性描述。相同的语言文化构建物理领域的文化景观，文化符号、饮食习惯、活动方式和生活节奏较为一致的俄语区移民区隔了其他群体，“我群”和“他群”之间的边界在不断强化的局面中。
流动性框架下将移民流动轨迹与城市空间进行联结，基础设施是移民流动空间实践与社会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重要因素，有助于推动流动性研究进一步关注移民在城市停泊的基础设施对其社会关系、身份构建等的作用[29,31]。同时，促进了对三亚国际流动人口空间实践的认识，可为政府更好地作出合理的精准引导与管治提供有效的参考价值。流动已成为全球尺度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语境，地方与认同为在流动性视角下跨国移民的重要关注话题。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不同语言文化的跨国移民群体流入中国不同城市，进一步探索与促进跨国移民对于主动适应与融入中国城市的认同，是推进中国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陈昊曦, 袁振杰, 蔡晓梅. 广州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地方认同研究[J]. 地理科学, 2020, 40(12): 2027-2036.

DOI

[Chen Haoxi, Yuan Zhenjie, Cai Xiaomei. The daily life and place identity of the Francophone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12): 2027-2036.]

DOI

[2]
三亚市统计局. 三亚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 232-235.

[Sanya Bureau of Statistics. Sanya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20: 232-235.]

[3]
刘云刚, 陈跃. 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及其社会空间特征[J]. 地理学报, 2014, 69(10): 1533-1546.

DOI

[Liu Yungang, Chen Yue. Global economy, local landscape: Study on the ethnic economy of Japanese expatriates in Guangzhou Cit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0): 1533-1546.]

DOI

[4]
刘云刚, 周雯婷, 黄徐璐, 等.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 广州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案例研究[J]. 地理科学, 2017, 37(7): 976-986.

DOI

[Liu Yungang, Zhou Wenting, Huang Xulu, et al. Production of space of South Korean enclave in Yuanjing Road, Guangzho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7): 976-986.]

DOI

[5]
李志刚, 薛德升, Michael Lyons, 等.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J]. 地理学报, 2008, 63(2): 207-218.

[Li Zhigang, Xue Desheng, Michael Lyons, et al. The African enclave of Guangzhou: A case study of Xiaobeil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2): 207-218.]

DOI

[6]
陶伟, 蔡少燕, 余晓晨. 流动性视角下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J]. 地理学报, 2019, 74(6): 1252-1266.

DOI

[Tao Wei, Cai Shaoyan, Yu Xiaochen. The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practices of mobilizing family: A perspective from mobilit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6): 1252-1266.]

DOI

[7]
Adey P. Mobility[M]. 2nd ed. London, UK: Routledge, 2017: 269.

[8]
欧阳漪, 黄剑, 陈晓亮. “文化转向” 视角下移民地理学研究进展与趋势[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2): 2118-2128.

DOI

[Ouyang Yi, Huang Jian, Chen Xiaoliang. Research progress and trends of geographies of mi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ur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12): 2118-2128.]

[9]
吴越菲, 文军. 新流动范式: 当代移民研究的理论转型及其论争[J]. 学术月刊, 2016, 48(7): 79-88.

[Wu Yuefei, Wen Jun.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The theoretical transition and its controversies of contemporary migration studies. Academic Monthly, 2016, 48(7): 79-88.]

[10]
王敏, 江荣灏, 林元城. 跨境流动背景下族裔社区研究进展及启示[J]. 人文地理, 2020, 35(3): 1-9.

[Wang Min, Jiang Ronghao, Lin Yuancheng. Progress and enlightenment of ethnic community researc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ross-border mobility. Human Geography, 2020, 35(3): 1-9.]

[11]
Lawson V A. Arguments within geographies of movement: The theoretical potential of migrants' stori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0, 24(2): 173-189.

DOI

[12]
Zhou Y. Beyond ethnic enclaves: Loc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producer service firms in Los Angeles[J]. Economic Geography, 1998, 74(3): 228-251.

[13]
Law L. Home cooking: Filipino women and geographies of the senses in Hong Kong[J]. Ecumene, 2001, 8(3): 264-283.

DOI

[14]
周雯婷, 刘云刚. 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J]. 地理研究, 2015, 34(11): 2179-2194.

DOI

[Zhou Wenting, Liu Yunga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apanese ethnic economy in the Gubei Japanese enclave of Shanghai City,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1): 2179-2194.]

DOI

[15]
Gregson N, Metcalfe A, Crewe L. Identity, mobility, and the throwaway societ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07, 25(4): 682-700.

DOI

[16]
Kobayashi A, Preston V, Murnaghan A M. Place, affect, and transnationalism through the voices of Hong Kong immigrants to Canada[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1, 12(8): 871-888.

[17]
Kothari U. Global peddlers and local networks: Migrant cosmopolitanism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08, 26(3): 500-516.

DOI

[18]
Sheller M, Urry J.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J]. Environment &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06, 38(2): 207-226.

[19]
Hannam K, Sheller M, Urry J. Editorial: Mobilities, immobilities, and moorings[J]. Mobilities, 2006, 1(1): 1-22.

DOI

[20]
Adey P. If mobility is everything then it is nothing: Towards a relational politics of (im)mobilities[J]. Mobilities, 2006, 1(1): 75-94.

DOI

[21]
Urry J.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London, UK: Routledge, 2000: 49-70.

[22]
解佳, 孙九霞. 旅游流动中停泊的意义: 移动性视角下的青年旅舍研究[J]. 旅游科学, 2019, 33(4): 32-46.

[Xie Jia, Sun Jiuxia. The role of moorings in tourism mobility: A study on youth host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bility paradigm. Tourism Science, 2019, 33(4): 32-46.]

[23]
刘玄宇, 刘云刚. 流动中的地方记忆: 南海渔民的流动性与集体记忆建构[J]. 热带地理, 2022, 42(7): 1128-1137.

DOI

[Liu Xuanyu, Liu Yungang. Place memory on the movement: Mobility and collective memory construction of fisherme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ropical Geography, 2022, 42(7): 1128-1137.]

DOI

[24]
Collins F L. Transnational mobilities and urban spatialities: Notes from the Asia-Pacific[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 36(3): 316-335.

DOI

[25]
Peth S A, Sterly H, Sakdapolrak P. Between the village and the global city: The production and decay of translocal spaces of Thai migrant workers in Singapore[J]. Mobilities, 2018, 13(4): 455-472.

DOI

[26]
Yu S. " I am like a deaf, dumb and blind person" : Mobility and immobilit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Flushing, Queens, New York City[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6, 54: 10-21.

DOI

[27]
Yuan Z, Zhu H. Uyghur educational elites in China: Mobility and subjectivity uncertainty on a life-transforming journey[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21, 47(3): 536-556.

DOI

[28]
Jung P R, Buhr F. Channelling mobilities: Migrant-owned businesses as mobility infrastructures[J]. Mobilities, 2022, 17(1): 119-135.

DOI

[29]
孙九霞, 周尚意, 王宁, 等. 跨学科聚焦的新领域: 流动的时间、空间与社会[J]. 地理研究, 2016, 35(10): 1801-1818.

DOI

[Sun Jiuxia, Zhou Shangyi, Wang Ning, et al. Mobility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Time, space and socie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0): 1801-1818.]

DOI

[30]
熊伟, 黄媚娇, 蔡晓梅, 等. 新流动范式下非流动性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研究, 2022, 41(3): 748-763.

DOI

[Xiong Wei, Huang Meijiao, Cai Xiaomei, et al. Immobility under the new flow paradigm: Research progress and future prospec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3): 748-763.]

DOI

[31]
Xiang B, Lindquist J.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14, 48(S1): 122-148.

DOI

[32]
林耿, 王炼军. 全球化背景下酒吧的地方性与空间性: 以广州为例[J]. 地理科学, 2011, 31(7): 794-801.

DOI

[Lin Geng, Wang Lianjun. Placeness and spaciality of bar under globalization: Case of Guangzhou City,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7): 794-801.]

DOI

[33]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译. 北京: 商务出版社, 2021: 55.

[Henri Lefe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Liu Huaiyu. Beijing, China: Commercial Press, 2021: 55.]

[34]
保继刚, 刘俊. 三亚海滨度假区形态研究: 以亚龙湾、大东海、海坡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07(1): 15-18.

[Bao Jigang, Liu Jun. Coastal resorts morphology: Yalong Bay, Dadong Hai, Haipo, Sanya, Hainan Province as case studies.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7 (1): 15-18.]

[35]
Tolia-Kelly D P. Materializing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Examining the textural landscapes of migration in the South Asian home[J]. Geoforum, 2004, 35(6): 675-688.

DOI

[36]
王志弘, 沈孟颖, 林纯秀. 族裔公共空间的划界政治: 台北都会区外围东南亚消费地景分析[J]. 台湾东南亚学刊, 2009, 6(1): 3-48.

[Wang Zhihong, Shen Mengying, Lin Chunxiu. Politics of boundary-making in ethnic public spaces: Southeast Asian landscapes of consumption in outer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6(1): 3-48.]

[37]
王志弘. 我们有多元文化城市吗? 台北都会区东南亚族裔领域化的机制、类型与作用[J].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2011(82): 31-84.

[Wang Zhihong. Do we have a multi-cultural city? The southeast Asian ethnic territorialization in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2011(82): 31-84.]

[38]
Valentine G, Sporton D, Nielsen K B. Language use on the move: Sites of encounter, identities and belonging[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8, 33(3): 376-387.

DOI

[39]
Bourdieu P.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J]. Theory and Society, 1985, 14(6): 723-744.

[40]
Ellis M, Wright R, Parks V. Work together, live apart? Geographies of racial and ethnic segregation at home and at work[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4, 94(3): 620-637.

DOI

[41]
Feng D, Zhu H, Wang Y H. Agency and mo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induced migration: The case of Three Gorges out-migrants[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21, 47(12): 2745-2759.

DOI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