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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3 , Vol. 42 >Issue 3: 464 - 477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3.03.005

研究论文

城—城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改进与新口径下的流动特征和影响因素

  • 王婧雯 , 1, 3 ,
  • 朱宇 , 2, 3, * ,
  • 林李月 1, 4 ,
  • 柯文前 1, 4 ,
  • 肖宝玉 1, 4
展开
  • 1.湿润亚热带生态地理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州 350007
  • 2.上海大学人口研究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上海 200444
  • 3.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州 350007
  • 4.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福州 350007
*朱宇(1961— )，男，福建闽清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流动、城市化与区域发展。E-mail:

王婧雯(1997— )，女，福建泉州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与城乡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2-10-06

  修回日期: 2023-01-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3-2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68)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项目(DP230103060)

收起

Improvement in the statistical criteria of inter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mobility features and determinants under the new criteria

  • WANG Jingwen , 1, 3 ,
  • ZHU Yu , 2, 3, * ,
  • LIN Liyue 1, 4 ,
  • KE Wenqian 1, 4 ,
  • XIAO Baoyu 1, 4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for Humid Subtropical Eco-geographical Process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zhou 350007, China
  • 2. Asian Demographic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 4. Institute of Geograph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0-06

  Revised date: 2023-01-10

  Online published: 2023-03-27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180)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168)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Project(DP230103060)

Fold

摘要

城—城流动人口是影响中国人口流动格局演变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论文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城—城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进行改进，并分析了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社会经济特征、空间分布格局和人口城—城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42.92%，远高于原口径的18.85%。② 与原口径相比，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具有性别比高，已婚者比例高，首次流动时更年轻，流动年限更长，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定居意愿更低的特征。③ 与农村户籍相比，城镇户籍城—城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更远、流入城市等级更高，后续流动仍然高度集聚在沿海发达城市，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继续在沿海城市间流动的同时，出现明显的向中西部回流的态势。④ 模型结果显示，年轻、教育年限长、已婚、从事商业服务业、流动时间长、家庭收入高的人口更容易城—城流动，但家属随迁和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抑制人口城—城流动；首次流入城市较低的工资水平和绿化覆盖程度、较高的人均GDP和财政支出都有效地推动了人口的城—城流动。论文纠正了迄今城—城流动人口统计口径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城—城流动人口认识的偏差，推进了对人口城—城流动这一薄弱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 城—城流动人口; 统计口径; 流动特征; 后续流动

本文引用格式

王婧雯 , 朱宇 , 林李月 , 柯文前 , 肖宝玉 . 城—城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改进与新口径下的流动特征和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 42(3) : 464 -477 . DOI: 10.18306/dlkxjz.2023.03.005

Abstract

Inter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is a key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evolution of migration and mobility pattern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7 China migrant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this study improved the statistical criteria of inter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analyzed their sizes,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he determinants and mechanism of their intercity mobility under the new criter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nter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by the new criteria accounted for 42.92% of the total floating population, much higher than the 18.85% by the original criteria. 2) Compared with those by the original criteria, members of the inter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by the new caliber had a slightly higher proportion of males and married people, a younger age at the time of first migration, a longer migration duration, a lower level of education, income, housing condition, social security, occupational status, and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in the current city. 3) Compared with rural-urban migrants, the urban-urban migrants were more capable of long-distance migration, and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migration experiences in cities at high levels in the urban hierarchy and migrate to coastal prosperous cities in their subsequent migration. In contrast, rural-urban migrants who came to coastal areas were more likely to return to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migrants, their mobility and families, and the first destination cities of migration ha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intercity mi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probability of subsequent migration between cities was higher among business and service sector workers and people with younger age and higher educational level, being married, having longer migration duration and higher family income, but lower for those with accompanying family members and an increased number of childr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y also affected the subsequent urban-urban mobility, with lower average wage level and green space coverage and higher per capita GDP and financial expenditure promoting subsequent mi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ities. These results corrected some problems in the statistical criteria for inter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s on them based on such criteria, and promoted research of this relatively weak field.

Key words： inter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statistical criteria; mobility characteristics; subsequent mobility

当前中国已全面迈入城镇化中后期，人口迁移流动的类型和模式也正随之发生深刻转变，人口城—城流动渐趋常态化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特征[1-2]，但现有文献中对城—城流动人口的研究还非常有限。这一方面源于人们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趋势的判断出现偏误，另一方面与当前有关流动人口的测量和数据收集无法准确反映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和地位有关[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结果显示，2020年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虽然较2010年有大幅度上升，但其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4-5]。这一结果意味着城—城流动在中国人口流动中的地位始终没有明显提升，与此前基于国际相关理论和实证经验得到的理论预期不符[1]。
造成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基于普查得到的城—城流动人口数据无法完整地反映出人口城—城流动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判定流动人口的依据是“人户分离”[6]，流出地的城乡性质是以流动人口户籍的城乡性质、而不是当次流动的实际来源地为依据来判定的。基于这种统计口径得到的城—城流动人口仅包括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许多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来到城市后，在不同城市间的流动行为虽然在空间意义上也属于城—城流动，但在普查的统计口径中仍被认定为乡—城流动人口，而非城—城流动人口。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人口普查数据中，也存在于近年来被广泛使用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这不仅严重低估了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和地位[3]，而且导致对其流动特征和影响因素的不准确刻画。
因此，要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城镇化中后期中国城—城人口流动的规模、特征和趋势，首先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要科学地界定和统计城—城流动人口，将进入城市后继续在城市间流动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与城镇户籍流动人口一起纳入城—城流动人口的统计范围内，并在此基础上估计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刻画其特点与流动规律。由于城—城流动人口将成为影响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格局演变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一工作在揭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演变规律，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将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此做一尝试。

1 文献综述

1.1 城市间人口迁移流动的相关理论和国际经验

中国是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历程上的一个后来者，因此，国际上的相关研究为我们认识发生在中国的城—城人口迁移流动提供了重要借鉴。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完整经历了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的各个发展阶段，这种借鉴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相关经历，以及在此基础上总结的各种不同形式人口迁移流动的发展演变规律，并可以从人口移动转变、城市发展阶段、个人及家庭生命周期3个视角加以概括。
首先，Zelinsky[7]的人口移动转变理论表明，人口在城市间和城市内部迁移流动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变迁的必然结果。Zelinsky把人口移动转变划分为传统社会时期、早期转型社会时期、晚期转型社会时期、发达社会时期以及未来超先进社会时期等5个阶段，并基于发达国家的经历，揭示了乡—城迁移、城—城和城市内部迁移在上述发展阶段的演替中此消彼长的规律：在早期转型社会时期，乡—城迁移的规模快速增长，直到晚期转型社会时期的后期达到顶峰，之后趋于下降；而在乡—城迁移下降的同时，人口的城市间和城市内部迁移逐步上升；到了未来超先进社会时期，乡—城迁移趋于消亡，而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迁移将占据主导地位[7]。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人口的城市间迁移流动早已十分频繁，居民由于上学、就业、家庭构成变化、养老等原因产生居住需求的变化，从而引起了人口在城市间的迁移[8⇓-10]；同样，在墨西哥、巴西等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城—城流动也已成为主要的人口流动形式[11]。因此，不论从理论还是实际经验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演变，城—城迁移流动必然会取代乡—城迁移流动成为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形式。
其次，学者们在对城市发展阶段的研究中发现，城市间和城市内部人口的迁移流动是城市化进程中与郊区化过程相伴随而出现的迁移形式。战后时期大都市地区的郊区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生着，其中美国的郊区化发展得更远更快，由于都市中心的土地和住宅无法满足人们的商业和居住需求，人口大规模向外围甚至更远的地方流动[12-13]。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事实，Hall[14]提出了城市演变模型，他认为城市的发展具有6个阶段，前期人口不断向都市中心集聚，第四至第五阶段人口开始向郊区转移，第六阶段进入逆城市化时期，都市区中心部分人口向郊区、低等级城镇，甚至非都市区转移。20世纪90年代末的韩国也到达了城市发展的后期阶段，长期以来其经济发展集中于首尔大都市区，但随着首尔与邻近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加以及限制人口流入首尔政策的出台，人口大规模向郊区转移，并逐渐延伸至首都周边城市，在这一进程中人口的城—城流动得到快速发展[15]。由此可见，城市间和城市内部人口的迁移流动是发达国家城市进入郊区化发展阶段后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
再次，个人及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也是人口在城市间和城市内部迁移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1]。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生命周期与人口的迁移流动存在密切联系，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个体，其就业、婚姻、组成家庭后的生育、子女离迁等生命事件的发生均可能引起人们更换住所以满足其居住需求的变化[16⇓-18]。另外，有学者认为个体的家庭、社会背景以及生活经历对人口的迁移流动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不同群体会在流动轨迹和流入城市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这些流动经历还会影响下一代甚至是几代人的生活环境和流动行为[19-20]。总之，生命过程中个体需求和家庭结构的改变，会使人口不断在城市间或城市内部探索新的居住区位，因此，在城镇化中后期，这将逐渐取代乡—城迁移流动，成为人口空间变动的主要动力。上述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国际经验和相关理论，为本文对中国人口城—城流动的考察奠定了重要基础。

1.2 国内对城—城人口流动的初步研究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直到21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城—城流动才通过城镇户籍人口在城市间转移的现象进入学者们的视野[21⇓-23]。由表1可见，尽管当前有关城—城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尚未统一，但基本上多是指“户口性质为非农业，流入地为城镇的流动人口”。相关研究以此为标准对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一些初步考察。
表1 城—城流动人口的不同统计口径

Tab.1 Different statistical criteria of inter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年份 文献来源 城—城流动人口的不同统计口径
2014 马小红等[24] 户口性质为“非农业”，流入地为“城镇”的流动人口
2018 陶树果等[25] 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和“非农业转居民”的流动人口
2020 孟凡强等[26] 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和“非农业转居民”以及因户口改革以外的其他原因获得居民户口的流动人口
2021 卓云霞等[27] 户口类型为非农业、非农转居，或户口类型为农转居、居民户口且非农户口的获取方式为升学、工作(招工)、转干、家属随转或购房落户的人口；现住地为居委会，或现住地为村委会但居住在政府提供公租房、自购商品房、保障房或小产权房的人口
第一，在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和地位上，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一直在上升，从2000年的2267.42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4694.25万人，2020年更是猛增至8216.97万人，但其占总流动人口的比重却始终维持在21%左右，在流动人口整体中的地位并无显著变化[4-5,28]。一些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2013年城—城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达到14.44%[29]，2017年这一比例也仅上升至16.51%[26]，可见城—城流动人口的比重不大且增长幅度较小，这类研究结果虽与普查数据存在差异，但也得到了与上述相近的结论。
第二，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和流入地的户籍人口存在较大差异。附着于城镇户籍上的各项社会福利和就业机会，使得城—城流动人口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要高于乡—城流动人口，这具体表现在前者的教育水平、职业层次、收入水平、社会保险参与程度、社会融入情况等比后者更具优势[23⇓-25,30]。此外，比起出身于农村的流动人口，来自其他城市的流动人口更渴望融入新的城市[31]。然而，与乡—城流动人口一样，城—城流动人口也是户籍制度下“区域分割”的受损者[32]，作为“外地人”，尽管他们的收入水平较高，但在就业质量、住房保障、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条件上却远不及本地市民[33⇓-35]，而这会使得城—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三，城—城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则较为匮乏，但也有研究显示，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其他流动人口相似，他们都存在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集聚的趋势。在不同等级城市的分布上，城—城流动人口主要从低等级城市向高等级城市转移[36]，也有一些人倾向流入一线城市周边的二三线城市[37]。在地区分布上，城—城流动人口多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主要从邻近欠发达省市流入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也有部分流入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和少数工矿城市[37]。此外，在城市间流动的中国大学毕业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研究显示，省会城市是毕业生的主要目的地，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非省会城市也对他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39]。
第四，迄今研究还初步揭示了影响人口在城市间流动的多方面因素。个体及其家庭的特征、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水平都对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具有显著影响。研究显示，男性、年龄小、受教育程度高、流动时间越长的群体更易更换城市以寻求就业机会[40-41]。另外，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决策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庭结构的改变也会影响人口的城—城流动，正如非核心家庭成员多会因核心家庭成员的转移而转移，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增加也会导致家庭迁居方式改变[40,42]。同时，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和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存在较大差异，(特)大城市对于中小城市人口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43]，经济发展水平、房价、设施条件差距越大的城市和地区之间越容易产生人口的流动[44-45]。

1.3 迄今中国城—城人口流动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内外学者围绕人口城—城流动进行的大量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为本文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长期以来中国的人口流动研究多聚焦于人口的乡—城流动，对城—城流动的研究仍十分薄弱。有限的一些研究局限于部分区域，未能在全国大尺度层面上对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和影响因素获得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城—城流动人口在学历水平、职业构成等方面与其他流动人口间存在显著的差异[23⇓-25,30]，这种差异也势必造成城—城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与影响机制具有其特殊性，然而现有研究却远未揭示这种特殊性。
第二，迄今研究对城—城流动人口的判定是以“户籍地”而不是“流出地”为标准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城市间的后续流动行为未能被纳入城—城流动人口的统计当中，从而严重影响了对城—城流动人口规模、地位、特点的准确判断。有研究显示，2010年在东部地区城市间转移的流动人口中农村户籍占比达到76.78%，而非农户籍仅占23.22%[46]；因此，可以推断忽视农村户籍的城市间流动人口导致的对城—城流动人口实际规模的低估是十分严重的，据此口径对其进行的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特征以及流动机制的分析也必然存在各种偏差。希望本文的工作能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

2 统计口径改进方案和新旧口径下 城—城流动人口的样本特征

2.1 城—城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改进

城—城流动人口原统计口径(即流动人口的户口性质为非农业，流入地为城镇[24])是以“户籍地”而不是“流出地”为判定标准的，这导致了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城市间的后续流动未能被纳入城—城流动人口的统计当中。本文认为，城—城流动人口，不仅包括户籍所在地和流入地均为城镇的城镇户籍流动人口，还应包括完成首次乡—城流动之后，继续在城市间转移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因此，参照已有研究[27]，结合理论思考和数据特征① (①有关此次调查的抽样手段、调查对象和调查内容等说明，详见《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技术文件》。)，按以下口径筛选城—城流动人口：
(1) 户籍地所在位置为乡镇、县城或城市，现居地在居委会，或现居地在村委会但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自购商品房、保障房或小产权房者② (②政府通过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或提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35]，因此，居住在村委会中的公租房、自购商品房、保障房或小产权房属于进入了当地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或拥有了自主产权房，这也应视为流入城镇。)；
(2) 户籍地所在位置为农村，首次流入地行政单元为县级及以上的城市③(③由于数据中流动人口的首次流入地信息只到区县一级，并未告知流入地的城乡属性，故本文认定流动人口首次流入县级及以上的城市则为流入城市，以此原则剔除的样本中可能也存在城—城流动行为，若纳入此部分样本，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还会有所增加。)，现居地要求与(1)相同，初次离开户籍地至调查时点期间总共流动过的城市个数大于1。
与旧口径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将完成首次乡—城流动后，继续在城市间流动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也纳入城—城流动人口的统计范畴。

2.2 新旧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和地位

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中全部流动人口有147970人，根据新旧统计口径筛选城—城流动人口，结果显示，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中全部流动人口有147970人，根据新旧统计口径筛选城—城流动人口，结果显示：在原统计口径下，2017年城—城流动人口只有27885人，仅占流动人口总量的18.85%；而新口径下的城—城流动人口则达到63507人，其占比也提升至42.92%，其中农村户籍占23.37%、城镇户籍占19.55%(表2)。与原口径相比，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增加了35622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重也提升了24.07个百分点。增加的这部分群体正是以往统计所遗漏的农村户籍城—城流动人口，而实际上这部分群体的规模和地位已然超过了城镇户籍城—城流动人口。可见，原统计口径大大低估了真正意义上发生城—城流动的流动人口规模，而新统计口径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的人口城—城流动正向高速增长阶段迈进的事实，对于系统认知中国人口城—城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表2 新旧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the sizes of inter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by the old and new statistical criteria

流动形式 户籍类型 原统计口径 新统计口径
人数/人 占比/% 人数/人 占比/%
城—城流动 农村 — — 34578 23.37
城镇 27885 18.85 28929 19.55
其他流动 农村 120085 81.15 79698 53.86
城镇 — — 4765 3.22
总计 147970 100 147970 100

2.3 新旧统计口径下的城—城流动人口社会经济特征

由表3可知，新旧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职业层次、住房条件和社会保障等均优于流动人口整体，这与前人对城—城流动人口的认知[23⇓-25,30]基本相同。然而，相较于原统计口径，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的男性和已婚者比例略高，首次流动时更年轻，流动年限更长，教育、职业、收入、住房和社会保障水平均更低，在当前城市的定居意愿也比较低，这主要与新口径中农村户籍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水平较差有关。可见，原统计口径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城—城流动人口的平均水平，新统计口径所反映的情况应更具有真实性。
表3 新旧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

Tab.3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under the old and new statistical criteria

社会经济特征 全部流动人口 城—城流动人口
原统计口径 新统计口径
不区分户籍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男性/% 51.43 49.44 52.44 56.25 47.88
首次流动年龄/岁 25.47 27.03 23.87 21.22 27.03
调查时的年龄/岁 36.54 37.81 36.33 35.33 37.52
受教育年限/a 10.31 12.62 11.30 10.46 12.31
已婚/% 81.56 80.43 82.13 85.35 78.27
管理技术人员/% 10.01 20.12 13.52 10.14 17.90
个人月均收入/元 4375.59 5464.86 4942.29 4584.15 5407.34
流动年限/a 11.06 10.77 12.46 14.11 10.49
自购房/% 24.89 45.16 34.89 29.12 41.78
已办理社会保障卡/% 50.88 67.25 57.47 51.48 64.63
愿意在当前城市定居/% 36.10 55.82 43.68 36.51 52.20
样本量/份 147970 27885 63507 34578 28929

3 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

3.1 城—城流动人口流动范围的变化

将流动人口的首次流入地和现居地分别与户籍地相比较得出流动人口的首次流动和本次流动范围(表4)。两次流动中跨省流动始终是城—城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方式，但与首次流动相比，本次流动中跨省流动的比重有所降低。这说明城—城流动人口虽以远距离流动为主，但有就近转移的趋势。分户籍来看，农村户籍流动人口首次流动到省外后，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省中其他市或县的比例均高于城镇户籍者；而在城镇户籍流动人口中，无论首次为哪种流动方式，本次为跨省流动的比例均高于农村户籍流动人口。这说明城镇户籍流动人口更有能力进一步远距离流动，而多次流动后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回流的可能性更大。
表4 城—城流动人口的首次和本次流动范围变化情况

Tab.4 Changing distances of the first time and current migration of inter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

区域范围 首次流动范围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国内跨省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总计 国内跨省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总计
本次流动范围 国内跨省 37.05 6.17 1.25 44.47 41.16 8.94 1.68 51.78
省内跨市 12.07 21.52 1.58 35.17 10.36 20.59 1.58 32.53
市内跨县 8.10 3.42 8.84 20.36 5.68 3.48 6.53 15.69
总计 57.22 31.11 11.67 100 57.20 33.01 9.79 100

3.2 城—城流动人口流出和流入城市规模及其变化

将流动人口的流出和流入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Ⅰ型小城市和Ⅱ型小城市7个等级④(④城市规模等级根据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按各地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数量进行划分。)。表5数据显示，城—城流动人口来自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Ⅰ型小城市的比例超过了80%，分户籍来看，城镇户籍流动人口的户籍地城市等级要比农村户籍高。在流入地的分布中，城—城流动人口虽集中在超大城市和Ⅱ型大城市，但相对于首次流入时，现居住于低等级城市的比例有所提高(尤其是农村户籍)。另外，两户籍城—城流动人口首次流入和现居住在超大城市中的情况存在明显差异，有6.14%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并未继续留在超大城市，而是向其他等级城市转移；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则进一步向超大城市集中，并且当前居住在超大城市的比例比农村户籍多11.35个百分点。总体上，城镇户籍人口的户籍地、首次流入地和现居地城市等级均比农村户籍高，且留在高等级城市的可能性也比农村户籍大。
表5 城—城流动人口流出和流入城市规模变化情况

Tab.5 City sizes of the origin and destination of inter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

类别 户籍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 Ⅰ型小城市 Ⅱ型小城市 总计
户籍地 农村 4.91 1.09 2.46 23.11 35.19 29.84 3.40 100
城镇 7.01 2.51 4.41 24.22 32.43 26.82 2.87 100
首次流入地 农村 18.58 12.51 13.71 33.95 12.50 6.93 1.82 100
城镇 20.31 11.94 13.93 32.77 11.56 7.76 1.73 100
现居地 农村 12.44 8.91 12.62 34.95 14.54 13.00 3.54 100
城镇 23.79 9.07 11.77 30.20 11.87 10.63 2.67 100

3.3 城—城流动人口的流动轨迹变化

如表6和图1所示，城—城流动人口的户籍地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其中重庆与合肥的流出人口占比最大。城—城流动人口的首次流入地与现居地的分布相对集中，沿海和内陆的发达城市均为流动人口的重要流入地。与首次流动相比，后续流动的集中程度更高，其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珠三角城市群的吸引力明显减弱，而重庆作为城—城流动人口流入地的地位明显上升。分户籍看，虽然重庆、武汉等中部城市是城镇户籍流动人口的重要流入地，但在后续流动中进一步流入沿海发达城市的城镇户籍流动人口比例更高，其中上海、北京、深圳等超大城市所集聚的城—城流动人口最多；而与前者不同的是，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向上海等沿海城市流动的同时，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向重庆、合肥、长沙等中西部城市回流的趋势。
表6 城—城流动人口占比排名前10的城市

Tab.6 Top 10 cities by the proportion of inter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

占比排名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户籍地 首次流入地 现居地 户籍地 首次流入地 现居地
城市 占比 城市 占比 城市 占比 城市 占比 城市 占比 城市 占比
1 重庆 4.66 深圳 6.45 重庆 4.55 重庆 5.86 北京 6.04 上海 8.80
2 合肥 1.90 广州 5.32 上海 3.09 合肥 1.47 上海 5.67 北京 6.75
3 阜阳 1.72 上海 4.86 合肥 2.94 岳阳 1.02 深圳 4.76 重庆 5.66
4 六安 1.47 北京 4.36 厦门 2.51 哈尔滨 0.98 广州 4.17 深圳 2.40
5 周口 1.35 苏州 2.75 青岛 2.50 盐城 0.98 重庆 3.63 天津 2.28
6 安庆 1.26 重庆 2.72 深圳 2.32 孝感 0.94 东莞 2.80 武汉 2.16
7 上饶 1.10 青岛 2.30 北京 2.30 上饶 0.93 武汉 2.62 合肥 2.09
8 邵阳 1.08 武汉 2.13 天津 2.14 安庆 0.93 成都 2.06 太原 1.90
9 商丘 0.97 成都 1.91 南京 2.12 六安 0.90 苏州 1.88 南京 1.83
10 南充 0.96 佛山 1.87 长沙 2.07 南昌 0.89 西安 1.83 厦门 1.77
图1 城—城流动人口的流动轨迹变化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569的标准底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1 Migration trajectories of inter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4 人口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

4.1 模型选择和变量设置

为了探究人口城—城流动的影响机制，本文采用Logit模型分析流动人口是否发生后续城—城流动。借鉴已有研究，将个人特征、流动方式、家庭和城市特征作为自变量。其中，个人特征包括性别、首次流动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职业；流动特征包括流动年限、首次流动原因；家庭特征包括首次有无家属随迁、首次流动前子女数量、家庭收入；城市特征⑤(⑤房价数据来自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其他城市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包括首次流入地⑥(⑥由于部分群体仅流动了1次(仅从户籍地到达现居地)，其现居地即为首次流入地，并未发生后续的流动，本文中模型只探讨流动人口的首次流入地对其后续城—城流动的影响。)的房价、绿地覆盖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GDP、工资水平、城市规模、地区分布(表7)。本文分别对农村户籍人口和城镇户籍人口的城—城流动进行分析，由于农村户籍人口只有在首次乡—城流动后才可能发生后续城—城流动，因此，在城镇户籍流动人口的模型中也仅分析城镇户籍人口进入首次流入地后的后续城—城流动，以更好地对比农村和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在城—城流动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表7 变量的名称和赋值

Tab.7 Names and value assignment of variables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个体特征 性别 女性=0；男性=1 0.52 0.50
首次流动年龄 连续变量(岁) 23.87 10.32
受教育年限 数值型变量(a) 11.30 3.50
婚姻 单身=0；已婚=1 0.82 0.38
职业 管理技术及办公人员=1；
商业服务业人员=2；
农业制造业人员=3；
其他人员=4		 2.09 0.70
流动特征 流动年限 连续变量(a) 12.46 7.82
首次流动原因 社会因素=0；经济因素=1 0.88 0.33
家庭特征 首次家属随迁 无=0；有=1 0.29 0.45
首次流动前子女数量 数值型变量(个) 0.99 0.80
家庭月均收入 连续变量(元)，取对数 8.82 0.63
首次流入地城市特征 房价 连续变量(元)，取对数 9.23 0.74
绿地覆盖率 连续变量(%) 41.46 3.90
地方财政支出 连续变量(万元)，取对数 15.60 1.54
人均GDP 连续变量(元)，取对数 11.48 0.43
工资水平 连续变量(元)，取对数 11.31 0.24
城市规模
中小城市 否=0；是=1 0.21 0.41
大城市 否=0；是=1 0.47 0.50
特大/超大城市 否=0；是=1 0.31 0.46
地区
东北 否=0；是=1 0.09 0.29
西部 否=0；是=1 0.23 0.42
中部 否=0；是=1 0.17 0.37
东部 否=0；是=1 0.51 0.50

注：① 离婚者归入单身类别。② 地区划分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4.2 模型结果及其解释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家庭特征和城市特征均对流动人口的城—城流动有显著影响，而各要素的影响程度与方向存在户籍分异，具体情况见表8。
表8 人口城—城流动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Tab.8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city mobility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模型1：农村户籍 模型2：城镇户籍
个体特征 性别(女性)
男性 -0.009 -0.004
首次流动年龄 -0.041*** -0.052***
受教育年限 0.056*** 0.043***
婚姻(单身)
已婚 0.418*** 0.191***
职业(其他人员)
管理技术及办公人员 0.273*** 0.007
商业服务业人员 0.403*** 0.185***
农业制造业人员 -0.116*** -0.248***
流动特征 流动年限 0.055*** 0.075***
首次流动原因(社会因素)
经济因素 0.422*** 0.660***
家庭特征 首次家属随迁(否)
是 -1.027*** -1.087***
首次流动前子女数量 -0.098*** -0.033
家庭月均收入 0.194*** 0.205***
首次流入地城市特征 房价 -0.229*** 0.022
绿地覆盖率 -0.008*** -0.015***
地方财政支出 0.501*** 0.005
人均GDP 0.338*** 0.437***
工资水平 -1.045*** -1.386***
城市规模(中小城市)
大城市 -0.380*** 0.044
特大/超大城市 -0.827*** 0.099
地区(东北)
西部 0.224*** 0.239***
中部 0.275*** 0.455***
东部 0.233*** 0.455***
伪R2 0.1669 0.1817
LR卡方检验值 18867.66 6386.92

注：括号内为参照组；*、**、***分别表示估计值在10%、5%、1%水平上显著。

(1) 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年轻、受教育年限长、已婚的流动人口发生后续城市间流动的概率更高，但性别与后续城—城流动的发生无显著关联。年轻劳动力需要积累经验和财富，已婚人口则更需要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更换流动城市能为他们带来新的机遇，从而过上更好的生活。高学历流动人口往大城市集聚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47]，他们也更容易为提升自我而往更高等级的城市流动，因此其城—城流动的情况也更为普遍。在职业方面，结果显示，农村户籍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城—城流动的可能性最大，城市中的商业服务业存在大量流动人口，但此类人口的就业条件不稳定，市场的动荡会加剧他们的流动。
(2) 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和家庭特征。流动年限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结论相同，流动人口在外时间越长，其经验和技能得到提升，则越有可能流动到更好的城市以谋求更优质的工作机会[41]。此外，城—城流动人口后续在城市间流动更多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说明与其他流动人口相同[22]，经济趋向也是城—城流动人口的典型特征。在家庭因素中，流动时有家属随迁和子女数量较多都会阻碍流动人口更换居住城市，有研究显示，家庭同住人数越多、子女个数越多的流动人口在当前城市具有更高的居留意愿[48]，这也意味着此类家庭更换居住城市的可能性更低。同时，家庭收入越高的流动人口越可能城—城流动，说明家庭经济支持是前往更好的城市工作生活的一个重要条件，并且由于城镇户籍人口平均家庭条件优于农村户籍，因此，在模型中这一要素对城镇户籍人口的影响程度更大。
(3) 流动人口首次流入地的城市特征。城市特征也对人口城—城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要素的影响方向存在差异。工资水平高低直接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收入水平，是吸引经济型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绿化覆盖率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生活环境的舒适程度。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同，首次流入城市的工资水平对人口城—城流动的影响程度最大，城市工资水平越低，流动人口越倾向于更换居留城市，同时绿化覆盖程度低的城市也很难留住外来人口，并且这一因素对城镇户籍人口的影响程度更深，说明城镇户籍人口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更高[49-50]。而不同于以往研究结果的是，在控制了包括工资水平在内的其他变量后，城市的人均GDP和财政支出越高，流动人口越容易离开，这可能与流动人口缺少户籍制度的合法性保障[51]，从而无法和户籍人口一样享受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有关；城市较高的人均GDP也未必都能转化为每个流动人口较高的工资收入，因此，宏观层面上人均GDP和财政支出的高指标未必能在个体层面上惠及、进而留下流动人口；然而，这些指标所表征的城市发展却打开了流动人口的眼界，使他们更有欲望和动力到其他城市做新的尝试，寻求新的机会。事实上已有研究显示，没有永久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不受这些城市人均GDP的影响，但与这些城市的工资水平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其背后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在于高工资水平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现实的经济利益，而城市较高的人均GDP却未必能给每个流动人口个体带来这种利益[52]。这一结果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印证了前述工资水平和人均GDP对城—城流动的影响及其机制的合理性。另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对农村户籍人口来说，首次流入的城市房价越高，其迁往其他城市的可能性越低。这可能是由于城市的高房价在心理上和实际行动中分别降低了流动人口在城市间进一步流动的愿望和能力，使得一部分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将选择在城市积累了经验和技能后，直接返回户籍地农村就业或创业。此外，从首次流入地的城市规模和地区分布来看，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中首次流入中小城市和中部地区者后续城—城流动的可能性最大，其背后可能是这部分流动人口进一步梯次迁移(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从中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力量使然；而城镇户籍流动人口中，首次流入中部和东部地区者后续城—城流动的可能性高于流入西部和东北者，反映出西部和东北地区作为首次流入地为流动人口后续梯次流动提供的动力不如东部和中部地区。

5 结论与讨论

长期以来，流动人口研究中判定城—城流动人口所依据的是“人户分离”的原则，以流动人口的户籍所在地为依据来判定流动人口的来源地是否为城市，导致过去学界对城—城流动人口的认识仅限于城镇户籍人口，忽略了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后在城市间的后续流动。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城—城流动人口的统计方法，将农村户籍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的后续流动纳入人口城—城流动的统计范围，有助于更加全面了解中国人口城市间流动的全貌。在此基础上，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新口径下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社会经济特征和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利用Logit模型考察了人口在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所得研究结论如下：
(1) 在改进后的统计口径下，中国城—城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42.92%(农村户籍占23.37%、城镇户籍占19.55%)，远高于原统计口径下的18.85%，同时也高于“七普”21%的水平[4-5,28]。这表明，由于迄今人口城市间流动的相关研究仅考虑了城镇户籍流动人口，使得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后续城市间流动被忽略，导致城—城流动人口的实际规模和强度被严重低估，这一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 与原统计口径下的相关结果相比，改进后的统计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的男性和已婚者比例略高，首次流动时更年轻，流动年限更长，教育、职业、收入、住房和社会保障水平均更低，在当前城市的定居意愿也比较低。这是由于以往人们所认识的城—城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实际上仅是城镇户籍城—城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而在新口径下得到的结果由于纳入了发生后续城—城流动的农村户籍人口，基于此展示的城—城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比以往仅基于城镇户籍的城—城流动人口的认知更为全面和真实。
(3) 同样，以往对城—城流动人口空间特征的认识也仅是基于城镇户籍人口城—城流动的空间格局，而改进后的统计口径把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城—城流动纳入分析的视野，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城—城流动的不同空间特征也因此以揭示。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看到，城—城流动人口在流动范围上以跨省流动为主，相较于农村户籍，城镇户籍流动人口更有能力进一步远距离流动；在不同等级城市的分布中，城镇户籍城—城流动人口的户籍地、首次流入地和现居地城市等级均比农村户籍高，且留在高等级城市的可能性也比农村户籍大。在流动轨迹上，城—城流动人口的户籍地主要在中部和东北地区，与首次流动相比，其后续流动的集中程度更高，进一步流入沿海发达城市的比例更高，其中上海、北京、深圳等超大城市具有突出地位，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流入上海等发达城市的同时，呈现出明显向重庆、合肥、长沙等中西部城市回流的趋势。
(4) 人口后续城—城流动影响因素的模型结果表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家庭以及城市特征均对人口后续的城—城流动有显著影响。个体特征中，年轻、受教育年限长、已婚、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发生后续城市间流动的概率更高。流动特征中，流动人口在外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发生后续城市间流动，并且流动人口后续在城市间的流动呈现明显的经济趋向。家庭特征中，家属随迁和子女数量的增加均会阻碍流动人口在城市间转移，而家庭收入越高则会促进人口的城—城流动。首次流入地的城市特征中，工资水平低、绿化覆盖程度低的城市留住外来人口可能性更低；此外，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是，城市的人均GDP和财政支出越高，流动人口越容易离开；同时，首次流入的城市房价越高，流动人口越不会去往别的城市；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中首次流入中小城市和中部地区者及城镇户籍流动人口中首次流入中部和东部地区者后续城—城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上述研究结果纠正了迄今城—城流动人口统计口径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的在城—城流动人口规模、强度和特征等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揭示了城—城流动人口在城市间流动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推进了对人口城—城流动这一薄弱领域的研究。此外，研究结果中所呈现的农村与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在社会经济特征、流动轨迹以及城—城流动影响机制上的差异尤其值得进一步关注。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由于城乡两户籍流动人口的社会属性、享有的福利和积累的资本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他们在城市间流动所面临的困难必然不同，在研究分析时不可同一而论。这就要求各地针对两户籍城—城流动人口的需求分别制定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和保障制度，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流动人口市民化，更好地维护流动人口中不同群体的各项权益。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未能描述出城—城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基本特征的变化，也未能在人口城—城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纳入每次流动时个人及其家庭的经济社会特征和所经历城市的资源禀赋特征。期待未来能有更详细丰富的数据，针对上述不足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进一步完善、拓展和深化对中国人口城—城流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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