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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2 , Vol. 41 >Issue 11: 2152 - 2164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2.11.013

研究综述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 魏湖滨 , 1, 2 ,
  • 戚伟 , 1, 2, * ,
  • 刘盛和 1, 2 ,
  • 刘振 1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 2.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戚伟(1989— )，男，江苏泰州人，副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7891A)，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人口地理研究。E-mail:

魏湖滨(1998— )，女，江苏南京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人口地理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2-03-10

  修回日期: 2022-08-04

  网络出版日期: 2022-12-2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37)

收起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suburbanization research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 WEI Hubin , 1, 2 ,
  • QI Wei , 1, 2, * ,
  • LIU Shenghe 1, 2 ,
  • LIU Zhen 1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3-10

  Revised date: 2022-08-04

  Online published: 2022-12-29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237)

Fold

摘要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城市郊区成为人口集聚的重要载体之一，有必要在此新形势下系统梳理中国城市郊区化脉络和研究展望。论文通过CiteSpace 5.8软件，以中国知网(CNKI)中北大核心与CSSCI来源期刊以及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郊区化主题文献为对象，对郊区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和突现词探测进行分析，在探究郊区化研究总体特征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1983年至今郊区化研究热点与前沿及其演变。结果表明，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在1996年之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1997—2015年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进入关注活跃阶段，但是2016年以来相关研究逐步淡化。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热点主要包括郊区化与城市化、郊区化的人口分布与流动、郊区化的动力机制以及案例区的具体研究等，基本符合“借鉴学习—摸清现象—探究本质—实际应用”的研究脉络。面向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新阶段，有必要重新审视城市郊区化的内涵，同时关注不同群体、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郊区化过程，重视郊区化与城市空间重构的关系探究，并突出城市郊区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软层面保障措施的综合研究。

关键词： 郊区化; 新型城镇化; 研究进展; 研究展望; CiteSpace

本文引用格式

魏湖滨 , 戚伟 , 刘盛和 , 刘振 .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 41(11) : 2152 -2164 . DOI: 10.18306/dlkxjz.2022.11.013

Abstract

As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enters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the suburb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essential residential plac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context and research prospect of suburbaniz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this study, the CiteSpace 5.8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keywords and detect emergent words in the core journals and CSSCI and the literature on suburbanization in master's these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f CNKI, and to explore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suburbanization research.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hotspots and frontiers of suburbanization research and its evolution from 1983 to the pres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udy of suburbanization in China was in the initial stage before 1996.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suburbanization studies in China entered the active stage from 1996 to 2015. However, the related studies have been gradually weakened since 2015.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suburbanization in China mainly include suburba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mobility of suburbanization, dynamic mechanism of suburbanization, and the specific study of case areas. It conforms to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from others - understanding the phenomenon - exploring the essence -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connotation of suburbaniz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urbanization and urban space reconstruction.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uburbanization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 groups. Research on the suburbanization processes in the inland areas, including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areas, are also essential. 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uburbanization and soft safeguarding measures needs to be highlighted.

Key words： suburbanization; new-type urbanization; research progress; prospect; CiteSpace

城市郊区化是指人口产业等功能要素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的离心扩散现象[1-2]。在城市发展史中，郊区一度由聚集在城镇外围的房屋组群构成；随着城镇化发展，以欧美为代表的城市发育出了以中上阶级或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郊区化模式，形成了空间联系更为广阔的区域城市(the regional city)，也有学者称之为“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中国城市郊区化有着区别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前，郊区作为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划单元而存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郊区化伴随着城市蔓延的快速过程受到关注，并以区县级或乡镇级行政区划单位确定的近郊区、远郊区等概念；时至今日，山西省阳泉市、安徽省铜陵市、黑龙江佳木斯市等地仍然保留“郊区”的行政区划建制。事实上，中国在城市行政区划体系、郊区土地制度、人口户籍制度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都存在显著差别[3]，在快速的城市蔓延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如欧美般大规模地以中上阶级或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郊区化模式。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中国城镇化建设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镇地区，中心城区面临着功能疏解等新命题。
随着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由中心城区向郊区外延，郊区成为接纳城市人口的新空间。最新的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的外围市辖区常住人口比重相对于中心城区明显上升，在统计上呈现出人口郊区化的特征。鉴于中国的城市郊区化模式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郊区化历程的明显差别及其在城镇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中展现出的人口集聚等多方面潜力，有必要在中国新的城镇化发展阶段重新审视城市郊区化这一综合性议题[4]。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研究脉络，明晰中国城市郊区化的既有研究进展，提出面向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城市郊区化研究展望。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所讨论的“郊区”是功能地域概念，而非行政区划单元。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郊区化呈现显著的国情特色。特别是在当前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背景下，把脉城市郊区化发展重点与路径并同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相衔接具有重要意义。从新型城镇化政策热点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城镇化相继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指示。中国正在高质量编制新一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并在同步编制“十四五”时期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2014年，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国家级战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城市郊区承担了农业人口市民化和城—郊—乡空间统筹规划的重要角色。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各省市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以2035年为远景目标，编制“十四五”新型城镇化规划。如2021年发布的《湖南省“十四五”新型城镇化规划》，将城郊作为提升城市规划空间治理水平的重要载体以及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节点；而2021年10月印发的《南京市“十四五”新型城镇化规划》更是明确指出，统筹南京市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的一大要点在于强化新城新市镇载体支撑作用、建设产城融合的郊区新城。由此可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郊区不仅是城—郊—乡空间统筹规划的重要支点，而且在人口城镇化和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中都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当新型城镇化规划与“十四五”规划相结合之时，郊区化更是作为产城融合的载体起到增长极式的辐射带动效应。这不仅从2014年至今的各期新型城镇化规划中逐步凸显，更随着规划尺度的降级愈加清晰。
此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也存在密切联系，而郊区对于城乡融合起到不可忽视的纽带作用。除上文提到的各级新型城镇化规划之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历年均印发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如最新的《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指出，郊区新城在以下3个方面起到纽带与桥梁作用：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落户人口分流至新区郊区，有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二是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通过郊区新城承接中心城区疏解的非核心功能，有利于组团式发展，促进超大特大城市优化发展；三是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城郊乡村延伸，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郊区化问题在学界引起了广泛讨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对郊区化这一现象深入探究[5-6]。并且由于其与空间布局的紧密结合，郊区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命题。虽然有学者如表1所示对于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展开述评[7⇓⇓-10]，但大都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城市郊区化研究、致力于厘清该时期中国城市郊区化的驱动力与负面影响，而鲜有针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来城市郊区化的研究综述。同时，既有研究大多使用文献阅读归纳法，总结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脉络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于中国知网(CNKI)郊区化领域的核心文献进行图谱量化研究，对领域热点与前沿进行系统梳理，并通过与传统文献梳理相结合的方法，重点评述各阶段的研究热点与前沿演变的总体趋势和内在逻辑，以期加深对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郊区化领域与方向的把握，为未来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的发展提供参考。
表1 国内城市郊区化研究现有综述及主要结论

Tab.1 Reviews of suburbanization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ir main conclusions

文章标题 年份 作者 研究内容 主要结论
北京的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 1996 周一星[7] 特征界定 将人口外迁作为城市郊区化的最基本特征并根据霍尔(P. Hall)的城市变动模型判定一个城市是否进入郊区化阶段
影响因素 中国城市郊区化的条件和力量与西方国家多有不同，主要原因为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城市道路的大量修建、住房制度改革和城区危旧房改造
我国城市郊区化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2001 冯健[8] 现象界定 以城区人口呈现绝对数量的负增长而郊区人口正增长迅速作为城市郊区化的标志和最典型特征
动力机制 人口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是触发因素，住房制度的改革与城区危旧住房的改造则是促进因素。工业郊区化的原因：城市规划、产业结构调整、工业企业发展的要求
独特形式 中国城市的郊区化历程具有与西方不同的、中心区和郊区同时繁荣的独特形式。而北京、沈阳、大连、杭州、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郊区化也存在差异
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2003 张文新[9] 现象特征 中国城市的郊区化目前是大城市人口与工业及部分商业的郊区化，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仍在向城市中心集中
影响因素 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与危旧房改造及郊区新居住区的建设，城市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产业结构与布局的调整
郊区化研究中若干问题新探 2011 石忆邵[10] 测算方法 采用郊区非农用地扩张系数、郊区就业扩张系数、郊区资本扩张系数等3个主要指标综合测算郊区化的进程和适宜程度
认识误区 过分夸大郊区化的负面效应，无视郊区化的正面效应，忽视美国特殊的国情条件，漠视郊区化的演进态势

1 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脉络

1.1 数据与方法

本文数据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数据库(CNKI)，来源类别为北大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文献检索时间截至2022年1月，检索条件为主题包含“郊区化”一词。文献筛选方面，借鉴孙威等[11]的方法，将1992年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正式出版之前的全部期刊文献数据录入。综上，本文的分析对象为：1992年以前的全部期刊文献、1992年以后的北大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以及硕博士学位论文，剔除期刊卷首语、个人学术成果介绍、书评、无作者文献、重复文献等无效数据，共得文献1600篇。
CiteSpace软件由陈超美团队研发，采用共现分析、聚类分析、文献耦合分析等方式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实现学科演变与发展的可视化[12-13]。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对阶段化的前沿与热点研究进行直观展示的基础上，对节点文献重点阅读与分析，梳理内容的基础上揭示内在规律。

1.2 研究脉络

20世纪80年代，欧美大城市衰落，中心区空心化等问题日益严重，城市化终结论、反城市化论等思潮涌动，成为发达国家学界的研究热点。在此情况下，日本经济学研究员李公绰将城市郊区化理论介绍到中国，成为国内郊区化研究的开端。根据符合主题的CNKI的北大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以及硕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变化，结合相关政策、方针等确立的时间节点，将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归纳为3个阶段：关注起步阶段、关注活跃阶段和关注下降阶段，如图1所示。
图1 1983—2021年郊区化研究发文数量

Fig.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suburbanization during 1983-2021

(1) 1983—1996年关注起步阶段
1996年之前，国内城市郊区化相关文献发表数量仅为22篇，平均每年见刊不到2篇。在此阶段，郊区化领域并没有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独立课题进入大众的视野中。这与当时的国情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城镇化水平不到20%，而后却突飞猛进[14]，因此学界更多地将精力放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亟待研究的社会议题。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期已经有学者对国外的大都市区郊区化进行了剖析[15]，并对国内的郊区化进行了富有前瞻性的探讨[7,16]，这为第二阶段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 1997—2015年关注活跃阶段
1996年之后的18年间，郊区化主题的发文总量超过1300篇，平均年发文量近70篇，2007年的发文总数更是达到了124篇。众多学者从国内外对比分析、典型案例区研究、理论应用与实践等多角度深入探究郊区化这一影响社会经济的重要议题。
2013年，即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第二年，《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以及《人民论坛》两份思想理论刊物便刊登了两篇文章，前者指出郊区化是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合理优化疏解超大、特大城市承载的要素和职能的重要途径，后者则强调在新型城镇化这一城市化中后期的关键阶段，大城市人口郊区化进程呈持续推进趋势。从这些文献开始，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郊区化研究逐步受到关注。在此之前，学界对于城市郊区化的广泛讨论一方面是城市地理学框架下的理论探索，另一方面是对于职住分离、城市蔓延等普遍现象的社会关切的映射；而于此之后，除了对如上内容的实证探究之外，“人”的城镇化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大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如何疏解，亟待市民化的大量人口在何处安身立命?这些议题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学界备受关注的郊区化课题。
(3) 2016年至今关注下降阶段
2016年以来，郊区化方面的文章发表数量逐年降低，年平均39篇，这一方面代表郊区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或消解，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城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特大城市要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例如，北京开展非首都功能疏解，除向雄安新区、通州副中心及“北三县”疏解大量非首都功能外，还将通过提升5个平原新城的承载能力缓解中心城区发展压力。因此，特大城市功能疏散为郊区化提供了战略机遇。在此背景下，本阶段城市郊区化产生了动因复杂化与表现多元化等趋势，其人口变动、动力机制等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内容[17-18]。这也恰恰说明在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也是城市郊区化的蓬勃发展阶段，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的交通连接和公共服务设施共享日益完善，郊区成为承载人口、产业的重要载体，最直接体现在郊区人口比重提升。现实中的郊区化快速发展发育与学术中郊区研究的淡化形成鲜明对比，学术现象中表现出的相对“弱化”和现实需求的明显增长存在突出矛盾，因此亟需重视新时期城市郊区化的研究。

2 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及演变

2.1 研究热点识别

关键词共现网络以关键词及其出现频率揭示学科领域中知识的内在联系[19]。由图2可知，“郊区化”一词在相关文献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城市化”“北京”“上海”“美国”等次之，且周围都形成了明显的放射状网络，使郊区化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主题多元化的特征。
图2 郊区化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2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keywords for suburbanization research

2.2 主要研究热点及进展

根据共被引网络图谱，可以将郊区化研究热点及其进展归纳为以下5类：
(1) 郊区化的概念界定与基本特征
在判定郊区化的特征之前，确定郊区的内涵至关重要。历史沿革上，中国早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具有专门设置的郊区建制，是由市直接管辖的区级建制；从与城区的关系方面考虑，郊区居民大多数从事农业，在社会经济方面与城市建成区联系密切，同时享受或提供一部分城市功能；从城市规划角度来说，郊区指城市外围地区、城市建成区内外边缘的周边区域，郊区用地是指城市规划区的外围，即城市发展需要控制的区域[20]。
对于郊区化本身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郊区化端倪初现之时，国内学界基本认同国外学者的观点，即以城区人口呈现绝对数量的负增长而郊区人口显著正增长作为城市郊区化的标志和最典型的特征[10]。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城市郊区化程度的加深，其与以美国城市为代表的西方城市郊区化的差异日渐凸显：与中国较为稳定的行政区划不同[21]，西方的“city”通过兼并郊区空间不断扩张(如芝加哥，在1860—1920年间面积增至原来的11倍)，因此原样照搬西方郊区化的研究结论与中国城市实际表现不相符。在城市郊区化的判定方面，21世纪初，英国城市规划家Hall[22]根据人口增速建立的“五阶段”论城市郊区化判断指标一度具有统治地位；但是郑卫[23]明确指出以人口绝对或相对指标无法界定中国的郊区化；在此基础上，石忆邵[10]通过实证分析提出采用郊区非农用地扩张系数、郊区就业扩张系数和郊区资本扩张系数等3个主要指标来综合测度中国大都市郊区发展中土地非农化、劳动力非农化和资本非农化的协调程度。由此可见，虽然郊区化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对于“郊区化”以及“郊区城镇化”等基本概念，国内学者还是存在混用、混淆的情况。
(2) 郊区化的类型划分
郊区化作为经济、交通、产业的综合作用与现象，不同研究视角会产生不同的分类，带来多元化的研究结果。从作用力来说，分为主动郊区化和被动郊区化，区分的标志是政策引导。前者是中国常见的郊区化方式，后者是大部分西方国家的郊区化进程[24]。
从宏观城市要素来说，分为人口郊区化、产业郊区化、商业郊区化、交通郊区化等[25]。其中人口郊区化是最直观的要素变化，而制造业、创新产业等产业郊区化是推动郊区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产业园区在郊区创造了稳定就业机会的情况下，郊区才能“留住人”，避免成为纯粹的“卧城”“睡城”等。相对应地，从微观个体生命历程来说，分为居住郊区化、就业郊区化等。
(3) 郊区化的人口分布与流动
人口的空间演变机制与规律是城市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主题，人口分布的变化则是郊区化最明显的表征，也是郊区化领域中学者关注的热点，本次符合检索主题的文章中，超过一半的文献都用部分或较长的篇幅讨论了人口郊区化的相关内容。
郊区化疏散了大城市中心区过密的人口，使人口分布趋于合理，这也是人口要素向郊区扩散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口流动与分布也呈现出差异化与多元化的现象[26-27]。就郊区对城市人口的“引力”而言，郊区不仅以其更优美的环境吸引着户籍人口的郊迁、承接主城区人口外溢，进一步地，作为资源承载力更强的郊区，由于当地政府的郊区“低门槛”落户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容纳了大量新增外来迁入人口，甚至出现郊区外来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倒挂”现象。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均被郊区所吸引，成为郊区化的重要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经过实证分析发现，近年来，郊区化的人口流动不再展现出单一的中心区疏散的扩散现象，由于基础设施等要素的非配套扩张等特征，上海等大都市也出现了移民回流的“外溢—回波”效应[28-29]。
(4) 郊区化的动力机制
郊区化是怎么形成的，各项驱动力是怎样作用的，不同时期的动力机制又是如何演变的?这是许多学者致力于探究和回答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解读和节点文献的精读，如表2所示，梳理出中国城市郊区化不同时期的动力机制。表2中，不仅列出动力机制，同时还列出负反馈调节效应(当输出产生负面影响时会在下一阶段减小该项输出，从而维持系统向好发展)，将不同阶段产生的负面效应也纳入表中，以期对动力机制的演变具有更全面的动态认识。
表2 中国城市郊区化不同时期的动力机制

Tab.2 Driving forces of suburbaniz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China

阶段 驱动力 动力机制 (预测的)负面效应
关注起步阶段 政策驱动 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城市土地行政划拨、无偿使用制度变为土地有偿使用推动级差地租的凸显，城市中心区与远郊地价差距导致土地功能的空间置换 (1) 城市空心化：主城区白天繁荣，夜晚萧条，出现“白天人口”现象
(2) 城市两级化：居住空间两极分化体现出的收入差距导致社会距离拉大
(3) 城市摊大饼化：城市建成区在空间上的联系扩张和无序外延，规划中的城郊隔离绿带易被蚕食
(4) 交通压力：居民外迁，不合理的通勤流给城市交通带来更大压力
(5) 历史风貌保护挑战：城市中心区大规模更新改造，对保护城市传统历史风貌的努力形成严峻挑战
(6) 步伐不协调：大型工业区“蛙跳式”空间扩散导致多数工业区没有配套的服务业及文化福利设施，城市建设步伐与工业扩散并不协调
住房制度改革 商品化代替福利分房，推动居住郊区化
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1984年放宽了户籍管理对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控制，形成大规模“民工潮”，流动人口大多集中在城市边缘区，促进郊区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企业外迁与园区建设的拉动 由于城市中心区的地价上涨等排斥力和郊区广阔空间等吸引力，大量企业从城市中心区迁出；各种开发区吸引外资，规划面积庞大
旧城改造与基础设施建设 在危旧房改造与大规模市政工程需要的大规模搬迁中，政府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促进原有居民前往郊外，推动人口居住的郊区化
技术驱动 交通和通信发展的推动 公路发展突飞猛进，私人轿车拥有量急速上升以及轨道交通的牵引效应，使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距离缩短，联系增强，住宅沿交通干线迅速扩展
信息技术的发展 缩小了空间距离，减小了对中心城区的依赖，为人口郊区化、工业郊区化和后台办工业郊区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关注活跃阶段 政府力 行政区划兼并 消除郊区土地开发的空间阻碍，地方政府对地区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向的控制能力增强 郊区土地低效蔓延，耕地流失；郊区房地产市场危机，包括房地产泡沫的隐性危机和大量房屋空置带来的“鬼城”“空城”现象
增长导向的规划 通过增长导向的战略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或城乡总体规划修编等推动空间拓展，加快郊区化资本积累
市场力 房价的推拉效应 收入水平确定愿意支付的住宅总价格；另一方面，高收入人群对于郊区的生态环境优美区域具有生态偏好
社会力 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规划编制
关注下降阶段 失地农民社区的建立 通过土地征用和再开发安置失地农民实现乡村聚落和景观实现重组与改造，乡村产业与城市产业圈融为一体，农民就地市民化 现有的失地农民补偿机制很难实现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不利于维持郊区化进程的稳定
高校郊迁 高校在郊区的集聚改善交通及配套建设，促进郊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就业市场的扩大和商业文化的传播，优化郊区整体的人居环境 中心城区文化资本流失，城市空间利用不公平
移民回流 农村—城市回流移民利用其从城市带回的资本、技能和工作经验等建立和经营非农企业 当家乡的工业基础薄弱时受到很大制约
在关注起步阶段，国内学界就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影响因素形成了共识[30]。这些动力以人口郊区化以及工业郊区化为作用路径，促进了郊区化进程的发展。在此时期，由于郊区化还没有形成“现象级”作用，所以学界对郊区化影响的认识大多来自于理论推测和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其负面效应总体而言尚限于预测与警惕之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具有演进性，因此关于动力机制的研究也是有“效力”的。不同阶段的户籍、土地等政策对于不同时期的郊区化的作用机理具有差异，上一阶段的动力机制不能用于解释下一阶段的城市郊区化发展。如户籍制度改革，在当下的对郊区化的作用机理更加丰富与差异化，与关注起步阶段不尽相同。
在关注活跃阶段，张庭伟[31]于2001年提出的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动力机制理论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该理论指出塑造城市空间的社会力量分为政策力、市场力和社会力，三股力量在现实中按照覆盖模型相互作用。此理论极大地影响了本时期的城市郊区化研究。许多学者直接使用张庭伟的理论从不同角度剖析郊区化的形成机理，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以适应研究区的现实情况[32-33]。在负面效应方面，上一时期学界所忧虑的问题虽然没有全然发生(如城市中心区并没有出现衰败现象，反而愈加繁荣)，但是耕地流失、郊区房屋空置等现象还是普遍地出现在了大城市的郊区，这也是下一阶段负反馈调节机制作用的基石。此外，虽然国内已有学者提出关于公众参与以及户籍政策改革与城市郊区化关系的观点，但是在缺乏实证研究的情况下对于此议题的探究不甚深入明晰，亟需深入探索。
在关注下降阶段，学界对驱动力的探究从机制理论基础的建构转向了对新生动力及其作用路径的探讨。这一时期出现了失地农民社区建设、高校郊迁、移民回流等新现象，需要基于研究区的现实情况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4⇓-36]。在政策调控的作用下，上一时期郊区化的负面效应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比如2013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划定各级生态保护红线，有效地遏制了耕地流失和绿带侵占的势头，促使城市郊区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5) 城市郊区化的案例区研究
郊区化是以各大城市、都市区的空间结构演变为依托发展成长的领域，其研究不仅反映出如人口分布变动等共同的议题，也呈现出不同研究区之间存在的差异。图2也展现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是国内郊区化研究的重要案例区，学者们通过研究北京、上海、广州、大连、天津、长春、南京等国内具有一定郊区化水平的东部地区的超大城市与大城市、探究共性的同时也力图探究差别，形成其他城市郊区化进程中可借鉴的参考。如表3所示，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中涉及北京、上海、广州的文献数量与研究议题，归纳共性的同时寻求三座城市郊区化进程中的代表特征。
表3 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典型案例区的研究议题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research topics in typical case areas of suburbanization in China

案例区 文献数量 主要研究机构 共同性研究议题 特色性研究议题
北京 359篇 北京大学(13.37%)
北京师范大学(5.01%)		 人口分布变动，城区扩展机制与特征，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分布与区位选择，空间结构变化 职住分离，公共交通、出行行为与通勤模式，郊区巨型社区居民活动，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优化，新城建设等
上海 308篇 华东师范大学(29.87%)
同济大学(12.01%)		 外资机构时空演化、就业格局、职住分离、工业用地扩张与效益
广州 80篇 中山大学(18.75%)
华南师范大学(13.75%)		 商业空间分布、郊区转型、创业精神等
由表3可知，北京和上海是国内研究郊区化进程的典型案例区，相关文献数量相当；广州稍逊一筹，文献数量不足京、沪的1/3。北上广三城的人口分布变动、城区扩展机制与特征，产业分布与区位选择以及空间结构变化都受到了广泛探索，成为案例区郊区化研究必不可少的探究内容。在此基础上，对三城郊区化的研究展现出差异化的特点，这反映了三城郊区化特征与模式的区别。关于研究对象的内容较多，而关于郊区化本身的理论热词较少，说明实际上过去的郊区化研究是研究对象的“对象导向型”，而不是理论问题的“理论导向型”，对于整体郊区的理论和发展规律的探究较为不足。在北京郊区化研究中，职住分离、通勤模式、郊区巨型社区居民的出行行为等活动成为重要研究方向。其中，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柴彦威课题组，以北京市回龙观、天通苑、亦庄等地为研究区域，通过多项Logistic模型、密度插值法等计量方法及标准置信椭圆等空间分析方法，从行为地理学视角实证探究郊区化对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37]。此外，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优化与新城建设也成为北京郊区化的重要研究内容[38]。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三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布局优化、生态环境联治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协同潜能，而发展首都“新两翼”也成为了京津冀城市群中新城建设的有力抓手，在郊区化进程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核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在上海郊区化研究中，外资机构空间布局的时空演化成为特殊的郊区化研究议题，而外资机构布局的郊区化带来就业岗位的郊区化、职住分离和工业用地的扩张[39]。21世纪以来，上海外资研发机构数量呈现迅速增长，进入规模快速扩张阶段[40]。外资机构引致的上海郊区化发展引起了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相关学者的关注。赵新正等[41]发现，外资企业区位选择是经济全球化与地方政府互动的过程，空间布局上呈圈层扩散趋势，空间单元均衡度提高，呈现出多极引领的族群式集聚模式。而广州郊区化研究方面，虽然文献数量不多，但其地方性特征同样突出：作为中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基于市场经济的商业体系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广州商业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受到了中山大学与华南师范大学学者的关注。在广州市郊区化过程中，郊区居住和城区商业中心重构了大城市的核心—边缘关系，而郊区的居住空间也随着商业业态空间的变化而拓展[42]。
除了国内的典型案例城市，学者们还注重与国际典型城市郊区化的对比研究。由于发达国家郊区化发展早、现象突出且研究丰富，因此国内在1995年以前的郊区化相关文献都是通过对纽约等典型大都市区的考察，深入探究国外郊区化的模式与特征等[15]。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对其影响进行了系统梳理：大都市区郊区次级中心的形成及扩张有力地拓展了城市空间，也带来如增加就业、缓解城市病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也带来城市财政危机、公共设施资源浪费、优质教育资源流失等负面影响[43-44]。1996年，周一星[7]首次提出以北京为代表的国内大城市“已经进入了郊区化过程”的观点，开启了国内郊区化研究的新纪元，国内外郊区化的对比研究从此开始。20多年来，国内学者从国外郊区化研究中汲取灵感，透过现象寻求经验、得到启示，以求通过政策引导和科学规划等手段提前规避如环境恶化等负面影响，发挥郊区化的正向效应[45]。
与国内外郊区化对比研究类似，在国内郊区化现象日益凸显之后对国内大城市郊区化情况的比较研究也悄然兴起。不仅限于以上提到的北上广三城，比较研究涉及包括南京、杭州、苏州等数座城市，内容也从人口郊区化到空间结构变化，不一而足。这不仅表现出学界对于郊区化理论应用研究的关心，也折射出中国许多城市已经进入郊区化进程这一现实情况。以人口郊区化为例，南京师范大学的曾文等[26]利用南京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南京都市区2000—2010年人口空间变动及其规律，发现在距离市中心大约2 km处形成人口密度“火山口”，研究区的人口分布初步形成多核心结构；而上海市的对比研究则表明外来人口在空间上呈面状增长态势，其增长率在内环线与外环线之间的中心城边缘区域存在一个低谷地带，即上海市外来人口增长率的“环间塌陷”现象[27]。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城市的郊区化研究对比也是最早关注新型城镇化对郊区化的现实作用的领域。2015年张越等[46]发表的实证研究不仅深入剖析了高速城镇化阶段的沿海地区大城市不断向外蔓延的发展动力，更强调了在新型城镇化阶段 “从精明增长的新理念出发”， 在郊区新区的建设过程中走健康城镇化的道路。

2.3 研究热点演变

突现词探测(burst detection)用于反映频次在较短时间内的激增[12]。在关键词共现网络中进行探测，得到大都市区、城市化、空间结构、动力机制、上海、北京市、大城市等突现关键词，在时间上呈现出有序梯度性，在内容上也展现出尺度和层次的丰富性，这反映了郊区化领域研究前沿的变迁，总体而言呈现出“借鉴学习—摸清现象—探究本质—实际应用”的研究逻辑。
根据对于郊区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和突现关键词分析，可以梳理出国内城市郊区化研究的基本脉络，如图3所示。本文将国内对于城市郊区化研究概括为“1-2-3”，即“一项议题、两条主线、三大阶段”：研究主要围绕城市郊区化这一议题，由对“郊区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以及“国外城市郊区化”的摸索探究为两条主线，贯穿自1983年至今的学界三大关注阶段。
图3 郊区化研究前沿热点演变框架

Fig.3 Evolution framework of hot topics in suburbanization research

在关注起步阶段，此时国内城市化水平尚且不高，遑论尚未起步的郊区化进程。此时学界的目光集中在对国外纽约、东京等大都市区的现象、驱动力与产生的恶果研究。在关注活跃阶段，国内对于城市郊区化研究重点产生了转移——从侧重国外郊区化现象的研究转移到了对国内城市郊区化现象的探究。学界意识到，随着北京、上海等国内大城市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其郊区化现象愈发显著，也展现出与国外城市郊区化不同的表征与动因。在此基础上，不仅可以将国内郊区化的城市进行横向比较，也可以与国外区位近似、定位相仿的大都市区进行纵向比较，在此情况下进行其驱动因素和作用机理等方面的实证分析以获得更有启发性的结果。2016年以来，进入关注下降阶段，对国外郊区化的研究更多地结合了如“精明增长”等新生理论，而对于国内城市化与郊区化的研究则破除了两者二元对立的矛盾，在新型城镇化思想的指导下将“郊区化”的研究融入对城乡关系的探究，并通过“城镇开发边界”等规划红线对于郊区化的不良效应予以预判与纠正。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论述的“关注下降阶段”只是针对既有的文献综述分析，未来随着城市郊区化的关注，未必持续呈现“关注下降”的特征。

3 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CiteSpace 5.8软件，对于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和突现词进行分析，在文献计量的基础上结合传统文献阅读方法，在探究郊区化研究总体特征的基础上，归纳了1983年至今郊区化研究热点与前沿及其演变。结果表明，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在1996年之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1996—2015年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进入关注活跃阶段，但是2016年以来郊区化逐步淡化。当前，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郊区化与城市化、郊区化的人口分布与流动郊区化的动力机制以及案例区的具体研究等。纵观整体，国内郊区化研究围绕“1-2-3”即“一项议题、两条主线、三大阶段”进行，逻辑上也符合“借鉴学习—摸清现象—探究本质—实际应用”的研究脉络。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阶段，有必要面向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重新审视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研究展望。

3.1 界定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郊区化内涵

与城镇化不同，对于郊区化的概念界定，国内学者莫衷一是，对部分相关概念的认知尚未达成共识。就郊区化本身来说，有文献提出应当细分出城市郊区化、郊区城市化、新型郊区化、就地城市化、逆城市化等众多概念，但反对意见表示将其全都涵盖在郊区化的概念之中。
面向新型城镇化发展，城市郊区化的概念界定并不能局限于空间范围本身。随着郊区与城区和乡村形成了复杂的功能联系网络，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内涵不能局限于郊区空间范围本身，而应当置身于与周边区域联系这一更为广域的内涵中。这种联系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空间上的联系，应该向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系、经济联系、环境联系等延展[47-48]。中国新型城镇化强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近年来又越来越强调都市圈的作用，无论是城市群尺度还是都市圈尺度，郊区无疑都是城际联系和城乡联系的重要一环，有必要从联系和网络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内容。

3.2 细化不同主体在城市郊区化中的现象与机制研究

新型城镇化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尤其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受高等教育或高技能群体、老龄化人口等群体，而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这3类群体的规模在10年间大幅增长、已经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关注居住在郊区的不同群体的郊区化过程和机制。目前，对于人口郊区化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快速城镇化阶段研究区内的人口总量变化，对于细分主体的研究并不多见。不同主体对于城市郊区化的适应与偏好也不尽相同，例如高收入或受高等教育群体由于对优美环境的和高生活质量的偏好，趋向于向郊区进行舒适性迁移；随着郊区本地产业的发展，郊区本地的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居住形式和就业模式存在分异等。因此，构建符合不同主体城市郊区化现状的理论框架、解释并指导郊区化的发展是应有之义。

3.3 加深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郊区化研究

对国内城市郊区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大型、超大型城市之间，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郊区化案例研究相对较少。中国新型城镇化重视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强调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等。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发展和都市圈发展成为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特别以省会或首府为代表的城市正在成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新的人口集聚中心，这些城市同样也面临城市郊区化的发展，这些城市郊区化案例研究也应当得到重视；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集聚了中国大量的中小城市，相对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市郊区化发育并不突出，但是也不乏新城新区建设；同时，近年来涌现的收缩型中小城市也应当受到关注，特别是衰败郊区的发展，亟待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3.4 探究新时代下城市郊区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西方城市郊区化发展过程中，最饱受诟病的是郊区化发展导致通勤距离拉长带来的碳排放增长，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49-50]。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紧密联系的。当前，对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社会、经济和空间过程，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中国城市郊区化发展及其伴随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组织过程如何更加低碳减排，城市郊区化本身涉及的与周边城乡形成的固体废弃物与污水等处理网络如何低能耗高效率地运行，也是优化中国城市郊区化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重要命题。

3.5 深入城市郊区化与城市空间重构的探究

城市空间具有多元性和特殊性，城市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到多中心的演变是中心化与去中心化过程拮抗平衡的空间体现。产业郊迁、中心城区功能疏散往往伴随着新园区、新规划在郊区的落地，但以此为形式的郊区化并不具备居住、就业之外丰富的服务功能，因此，新城、新区所形成的“次中心”功能单一，难以实现城市副中心的多层次的疏散要求。郊区的新城、新区建设带来的空间重构机制是怎样的，其形态与功能是否符合城市多中心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些问题亟需城市地理学者以深入研究进行回答。

3.6 加强城市郊区化软层面保障措施综合研究

为了避免“摊大饼”式的城市蔓延，郊区化发展需要政府通过规划手段合理引导实现郊区空间的有效治理，这就需要规划权力的保障；规划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各级政府以及企业等行为主体直接协调配合、法律不可缺位；推动郊区化高质量发展，“千城一面”不可取，应当展现出符合当地文化的地方性、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这也是作为区域增长极必备的能力。关于权力保障、法理保障、能力保障的研究，应该面向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郊区化的发展趋势，建立坚实可信的评估与督查体系，对“三位一体”的保障措施进行前瞻性软层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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