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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2 , Vol. 41 >Issue 11: 2108 - 2122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2.11.010

研究论文

制造地理视角下乡村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实践

  • 黄素云 , 1, 2 ,
  • 陶伟 , 1, 3, * ,
  • 蔡浩辉 1, 4
展开
  • 1.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 2.南宁师范大学旅游与文化学院，南宁 530001
  • 3.粤港澳大湾区村镇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 4.埃克塞特大学地理系，埃克塞特 EX4 4QJ
*陶伟(1971— )，女，河南平顶山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形态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城市旅游与遗产保护。E-mail:

黄素云(1990— )，女，江西新余人，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文化地理学。E-mail:

收稿日期: 2022-04-01

  修回日期: 2022-07-08

  网络出版日期: 2022-12-29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16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40)

收起

Production practice of rural traditional craf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es of making

  • HUANG Suyun , 1, 2 ,
  • TAO Wei , 1, 3, * ,
  • CAI Haohui 1, 4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School of Tourism and Cultur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 3.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and Tow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4.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Exeter, Exeter EX4 4QJ, UK

Received date: 2022-04-01

  Revised date: 2022-07-08

  Online published: 2022-12-29

Supported by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8ZDA161)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271240)

Fold

摘要

随着西方第三次工艺复兴浪潮的兴起，“制造文化”成为西方地理学者关注的新兴话题，而传统工艺制造的具身和物质层面的生产形式也得到关注。论文以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安顺石头寨布依族蜡染技艺为例，基于制造地理的理论视角剖析了布依族蜡染的生产实践。研究发现：蜡染生产是一种具身性、物质性、地方性和关系性的实践。在身体、家庭、工坊、社区和线上等不同空间，手工艺人的身体是蜡染生产实践的主体，通过具身练习提升蜡染技能，并充分发挥能动性对产品进行创新，同时制造实践也引发了手工艺人正面或负面的身体体验；蜡染生产流程具有鲜明的物质性特征，物质的活力和能动性引导着手工艺人进行“人与物质”的合作生产；地方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等地方要素是蜡染生产的基础和条件，同时蜡染的生产实践又塑造地方的身份和特性；蜡染生产不仅是手工艺人表达自我的创造性实践，同时建构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关系。研究有助于加强对经济生产实践中的文化维度的关注，为文化经济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同时通过对手工艺人的身体技能、具身体验等方面的关注，也有助于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提供更具关怀性的保障措施。

关键词： 制造地理; 身体; 物质; 传统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 乡村

本文引用格式

黄素云 , 陶伟 , 蔡浩辉 . 制造地理视角下乡村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实践[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 41(11) : 2108 -2122 . DOI: 10.18306/dlkxjz.2022.11.010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third wave of craft revival in the West, "making culture" has become an emerging topic concerned by Western geographers, and the embodiment and material production forms of traditional craft making have also received attention. This research selected Shitouzhai Bouyei batik, a traditional craf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Guizhou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es of making, we analyzed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of Bouyei batik.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batik production is an embodied, material, local, and relational practice. In different spaces such as human body, family, workshop, community, and online, the body of the craftsman is the subject of the batik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through embodied practice, the batik skills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products can be innovated by using their agency. The making practice also shapes the body of the craftsman, resulting in positive or negative embodied experience. The batik production process has distinct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gency of materials guide a craftsman to carry out human and material cooperative production; Local elements such as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the basis and conditions of batik production, and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of batik also shapes the ident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ce; Batik production is not only a creative practice for craftsmen to express themselves, but also to construct a specific sociocultural relations. The research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production, and provides important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ultural econom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hysical skills and embodied experience of the craftsmen, it also helps to provide more caring safeguards in the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Key words： geographies of making; body; materials; traditional craft; prod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ural area

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政策的支持和推进下，非遗作为重要的资源被纳入了乡村发展战略，尤其是传统工艺类非遗在提高乡村自主发展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当前，中国农村手工业生产正在复苏，手工作坊和乡村企业激增，众多传统工艺被国家建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被视为丰富的资源。部分传统工艺的复兴使村落摆脱贫困，并成为乡村文化经济的一部分，如山东大瓯村依靠鸟笼制作工艺成为远近闻名的“淘宝村”[2]、云南新华村银器产业造就“一品富裕千万家”的局面[3]，等等。传统工艺类非遗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切入点，同时也是吸纳村民就业、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突破口，传统工艺的生产成为研究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的关键[4]。但从总体而言，中国乡村手工业发展不均衡，一些地区成功实现了复兴，但多的是手工艺生产走向衰落的现状[3]，表现在年轻人外出打工，村落空心化现象严重，手工技艺出现代际传承危机[5]，以及机器批量化生产旅游商品，手工产品价格较高，销路不畅以及手工艺人传承意识欠缺[4]等方面。
非遗实际上是一种“身体遗产”[6]，身体作为手工艺实践的第一工具，身体动能是手工艺最主要的能量来源[7]，材料和工具等也是传统手工艺品成型的物质载体[8]。目前，地理学家也越来越关注工艺生产是不同行动者(人类和非人类)、技术和物质材料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环境和背景下的共同作用[9]。因此，在传统工艺类非遗的生产中，手工艺人如何运用身体习得技艺并对物质进行生产制作，身体和物质在生产中如何发挥能动性，其生产过程又如何塑造个人及其与他人的关系?为探讨这些问题，本文以贵州安顺石头寨布依族蜡染技艺为研究对象，基于制造地理理论视角对其生产实践进行研究，着重剖析蜡染手工艺人如何运用身体和物质等开展制造实践，并通过蜡染的生产成就自我、建立社会关系及保护传承地方传统文化，以丰富非遗在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并为促进手工艺人的保护、传统工艺的振兴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进展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资源危机等问题，西方社会更加认识到物质产品制造的重要性，同时也开始反思将“身体”和“头脑”分离的大规模机器制造业生产模式。而关注制造者的身体和物质互动的制造(making)实践为应对当前的物质和环境危机提供了方法，并促进了生产中生产者身心的结合，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制造也成为近年来西方地理学研究备受关注的新兴领域之一，并与工艺、技能、物质、隐性知识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制造地理研究进行回顾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相关研究内容，对传统工艺类非遗的生产过程进行更清晰的描绘。因此，本文主要从制造地理和乡村传统工艺类非遗制造2个方面的研究进行回顾。

1.1 制造地理的研究进展

随着西方国家第三次工艺复兴浪潮的兴起，以及“纱线轰炸(yarnbombing)”“创客运动(makers movement)”等活动的爆发，制造文化(making cultures)日益成为国外学术界关注的话题[10]。对于“制造”的概念，英国著名人类学家Ingold[11]在其著作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制造是有知觉的实践者与有活力的物质不断互动的实践，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同时，手工艺、艺术以及创意经济等方面的制造实践也得到了地理学家的关注和探索。随着全球北方制造业进入衰落期以及环境问题日益加剧，物质的生产制造仍然是人类经济发展和生存的基础[12]。2016年澳大利亚地理学家Carr等[12]首次提出了“制造地理”(geographies of making)，并认为制造的范围比工艺(craft)和大规模制造业(manufacturing)更广，包含了基于工艺、流水线、修复、修理等不同的生产模式以及超越手工作坊、工厂、家庭等不同的空间。这一关于制造的批判性地理学视角挑战了“旧”的传统工艺和“新”的大规模制造业模式的二元对立，同时认为使用物质的能力以及制造、修复和再利用物品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技能[12]。此外，Hawkins等[13]在Geographies of making, craft and creativity一书中认为制造是一种具身的(embodied)、物质的(material)、关系的(relational)和情境的(situated)实践。地理学家不仅关注制造发生的地方，如工作坊[14]、家庭[15]、社区和咖啡馆[16]以及线上[17]等不同空间的制造实践，还通过对技能实践[18]、具身知识[19]、与物质工作的热情[14]以及所形成的制造社区和团体之间的联系[16]等方面的探讨而更加关注制造的具身和物质层面的生产形式[13]。因此，制造不仅可以超越不同的生产模式和空间，还可以超越不同的身体和情感；不仅是一种劳动实践，同时也是一种具身的感官实践和日常生活实践，还对物质及其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具有变革性[16]。而制造地理也旨在引起人们对身体、物质和实践过程的关注，以及它们如何在不同的尺度空间相互作用[20]。
制造过程中的身体和物质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是制造地理关注的重点。正如Carr等[12]所言“专注于制造意味着在更广阔的空间和环境中考虑制造者及其操作技能，以及物质的调配和能动性”。首先，制造地理对身体如何在制造文化中工作感兴趣[21]，这些身体是正在学习的、有技能的、疲惫的、有激情的身体[13]。例如，手工冲浪板的制造如塑形、打磨、抛光等依赖于制造者的触觉、视觉和对木板的感觉之间的高度协调，同时制造者在长期的具身实践中通过身体与制造工具、材料的接触形成特定的、内化于身体的触觉技能和身体感觉[14]。Shipp[20]认为身体是针织制造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针织制造既使针织者之间建立了联系，也是对针织者的身体具有内在好处的实践。其次，对物质的思考是制造实践得以产生的基础与核心[12]，在探讨冲浪板[22]、针织品[16]、牛仔靴[23]等物品的制造过程中，木材、纱线、动物皮等物质一直贯穿于制造的全过程。同时，制造地理也关注物质的修复、修理和再利用等实践，这些实践不仅可以延长物体的物质生命，还可以融入社会关系之中，融合了具身技能、劳动、修复工艺、空间和时间等要素[24]。如DeLyser等[25]认为摩托车的修复不仅要了解物质的属性和能动性，掌握相关的修复技能，还需要充满爱和热情的劳动。对于Gauntlett[17]来说，“制造就是连接(making is connecting)”，不仅需要与物质联系在一起才能制造新的东西，还需要与那些想要分享制造经验或物品的人进行社会和情感上的交流。如Price[16]认为，针织就是一种将物质、创造力和建立社会关系的能力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是社会和物质联系的实践。
此外，制造地理还特别关注制造者的身体和物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首先体现在被Collins[26]所定义的“制造者—惯习(maker-habitus)”上，即制造者所积累的隐性的、具身化的知识对识别物质材料的潜力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如O'Connor[19]在吹玻璃的实践中探讨了工人积累的具身知识如何通过人—材料—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玻璃制造进行预测以及在特定的时刻采取行动。这种制造者与物质之间的对话或具身化的关系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超越人类的社会关系[21]。另一方面，物质的能动性也可以反作用于人类制造者。如美国得克萨斯州牛仔靴的生产体现了工匠积累的触觉技能与动物物质性的相互作用，工匠需要掌握不同部位的动物皮在制造靴子时的感觉、强度、延展性等方面的技能，并直接引导其制造实践，如脚后跟使用耐磨的皮革，而动物皮革也直接影响牛仔靴的手感、气味、颜色和质地[23]。这体现了Bennett[27]所认为的非人类物质具有生命力和能动性，是充满活力的。而这些物质是运动中的、流动的和不断变化的，需要遵循“跟随物质(follow the materials)”的经验法则[28]。正如Patchett[29]描述了标本制作师必须“跟随物质”并有节奏地与物质进行协商。

1.2 乡村传统工艺类非遗制造的研究进展

随着20世纪70年代福特式经济模式日益衰落,西方出现了第三次工艺复兴浪潮[30]。手工技艺从之前被低估以及手工劳动价值被大规模机器生产削弱等困境中日渐复兴[18]，并成为展示独特地方艺术传统和促进当地创收的文化表达的工具[31]，致力于提高当地生产能力，创建地方生产网络，并与区域身份的形成密切相关[32]。同时，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生产被认为是一种对环境危害较小，运用技能自由劳动且更具社会公正性的生产组织形式，也是建设地方社区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33]。手工制造的产品也成为新的时尚，以及对千篇一律的高度同质化商品的反叛[34]，这种复兴被学者称为新兴的“本土性”以及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抵制[35]。
传统手工生产的复兴也吸引了国内外地理学者进行研究，他们较多关注传统工艺产业规模演变和空间演化[36]，手工艺集群化发展[37]，物质性、劳动过程和地方[38]以及创意工匠的流动性[39]等要素在工艺集群生产和演化创新的作用等方面。在对乡村传统工艺类非遗生产的研究方面，Fois等[2]探讨了在面临集体所有制生产模式废除、改革开放、新技术引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背景下中国山东大瓯村手工鸟笼生产动态，发现手工艺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手工艺制造实践和商品化具有重要意义；Chen等[15]探讨了丹寨蜡染在生产过程中的复杂网络关系，以及蜡染手工艺人如何在生产中发挥能动性。同时，工艺生产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形式，传统工具、物质材料、传承下来的触觉技能和手工劳动过程在特定地方的嵌入性和持续性[38-39]，以及手工艺企业和行业协会等[40]都对手工艺生产的连续性具有重要作用。此外，传统工艺类非遗的生产还较多关注社会背景及制度结构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如传统工艺被纳入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生活，政府掌握其生产的政策导向[41]，同时还强调微观层面人的行动在生产中的作用，强调生产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和互动的结果，尤其突出手工艺人在生产中的核心地位，或从手工艺人身份的视角探讨传统工艺的生产过程[42]。此外，相关研究较多从非遗的角度探讨传统工艺的生产性保护[5]。
综上所述，现有成果较多从城市、镇域等宏观尺度对传统工艺生产进行研究，而从微观层面对身体、家庭、工坊等较小尺度中手工艺人、物质性等要素在传统工艺生产中所发挥作用的研究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案例：石头寨村布依族蜡染技艺

石头寨村隶属于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旅游区(原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黄果树镇(图1)，位于黄果树瀑布景区上游3 km处，是贵州石头建筑的典型代表。该村由石头寨、偏坡、普叉3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是有600多年历史的布依族村寨，总人口共749户3321人。1992年该村被国家民委指定为“民族风情旅游点”，2014年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并入选国家第三批传统村落名录和首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图1 石头寨村区位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1 The location of Shitouzhai Village, Anshun City, China

石头寨村蜡染制作历史悠久，在当地流传一句谚语，“3岁学搓麻，7岁学纺线，9岁种棉学点蜡”，素以“家家有蜡，户户事染”而闻名。早在1994年，石头寨就被贵州省文化厅评为“布依族蜡染艺术之乡”。2008年包括苗族蜡染和布依族蜡染在内的安顺蜡染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2019年布依族蜡染技艺被列入贵州省第5批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因村寨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谋生，石头寨村现有蜡染工坊6家，共80余人在农闲时从事蜡染生产和制作，平均年龄为50岁左右。石头寨布依族蜡染制作工艺包括练布→构思→配蜡和点蜡→染色→脱蜡→漂洗→晾晒7道工序(表1)。手工艺人通过蜡刀蘸蜡在棉布或麻布上绘制图案，用10多种中草药作为植物染料进行染色，蜡作为防染剂会自然皲裂而呈现出特别的冰纹，再通过脱蜡、漂洗和晾晒等工序最终形成蓝底白花的图案。
表1 石头寨布依族蜡染制作工序

Tab.1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Bouyei batik in Shitouzhai Village

工序 具体操作
练布 对棉布或土布浸泡、捶打、清洗后晾干，以清除杂质，使布料变得白亮光洁
构思 构图以及确定所绘制的图案，一般有花、鸟、鱼等自然纹样，也有梅花、平行线、水涡、流水、铜鼓等纹样
配蜡和点蜡 蜂蜡、白蜡以及回收的黑蜡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配置，后在蜡杯中加热成蜡汁，并用三角形、柱形等铜质蜡刀在白布上绘制图案，俗称“点蜡”
染色 采用蓝靛、老佳蒜、水草蒲等10余种草果作染料，并辅以生石灰、白酒等材料配制染液，将点蜡后的蜡布片放入染缸，并多次重复浸染—拿出氧化风干—浸染的过程
脱蜡 先用清水去除染好的蜡布片表面的蜡和浮色，将蜡布片放入沸水中，不断上下提放，直到蜡脱落为止；脱下来的蜡凝固后还可继续使用
漂洗 将脱好蜡的布料放入清水中，洗净浮色
晾晒 放在竹竿上晾干即可

2.2 研究分析框架

传统工艺类非遗根植于地方，其生产制造不仅受到手工艺人的身体和物质共同作用，还受到地方文化、自然环境、社会关系等要素的影响。本文基于制造地理的理论视角，构建了传统工艺类非遗生产的分析框架(图2)。制造地理强调对不同空间下身体和物质互动过程及其产生的关系以及与地方之间的相互建构。首先，传统工艺类非遗的生产是身体与物质的合作互动，这种合作生产根植于地方，因地方不同具有不同的特点，反之生产实践也会塑造地方特性。其次，基于地方的物质和身体的制造实践是一种包含“人—物—地”之间关系的网络，制造实践会促进三者之间关系的强化，从而实现传统工艺生产的延续性。
图2 研究框架

Fig.2 Structure of research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半结构访谈法，并于2021年4月17—24日进行为期8 d的田野调查。通过参与式观察法了解研究区域内布依族蜡染的生产情况，同时笔者还作为消费者亲身体验蜡染制作，了解制作蜡染的材料、工具以及流程等。此外，本文进行了有目的抽样，通过村委干部、传承人的帮助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访谈关键人物。对政府人员、村委干部、蜡染传承人、工坊经营者、手工艺人等主体进行了18次面对面的半结构化访谈(表2)。对政府人员和村委干部的访谈主要是了解蜡染技艺保护和传承现状、政府相关措施以及蜡染产业发展情况；访谈蜡染传承人、手工艺人、工坊经营者等则主要围绕蜡染制作流程、制作过程中的感受和故事等。上述访谈分别持续了20~120 min不等，获得访谈文本3.45万字。此外，在实地考察后还通过微信与受访者保持联系，以便后续的追踪调查。
表2 受访者资料

Tab.2 Respondents profile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身份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身份信息
Z01 女 35~40 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C01 女 50~55 手工艺人
Z02 男 40~45 区非遗处 C02 女 45~50 手工艺人
Z03 男 35~40 村委书记 C03 女 70~75 手工艺人
Z04 男 55~60 村委干部 C04 女 50~55 手工艺人
G01 男 30~35 蜡染工坊经营者，区级非遗传承人 C05 女 60~65 手工艺人
G02 女 30~35 蜡染工坊经营者，县级非遗传承人 C06 女 45~50 手工艺人
G03 女 50~55 蜡染工坊经营者 J01 女 55~60 农家乐经营者
G04 女 65~70 蜡染工坊经营者 J02 男 25~30 民宿经营者
G05 女 40~45 蜡染工坊经营者 J03 女 35~40 农家乐经营者

3 石头寨村布依族蜡染的生产实践

Hawkins等[13]认为制造特别关注具身劳动、触觉技能以及物质的作用等方面，并从产生与自我、社会、环境的联系以及地方的形成等方面探讨制造的力量。基于图2的研究分析框架，安顺石头寨布依族蜡染的生产涉及手工艺人的身体、物质、地方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本节主要探究在石头寨村布依族蜡染的生产实践中，手工艺人、物质材料、地方等如何作用，并发挥人与物质的能动性进行合作生产以及营造地方。同时，分析在家庭、社区等不同空间的蜡染生产过程中，手工艺人在与自身、他人和社会的互动中如何建立关系。

3.1 蜡染生产的具身实践：具身化技能的习得与创新

受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启发，对制造感兴趣的地理学者将这一领域视为具身的劳动过程[10]。身体作为距离最近的空间，正成为当代地理学讨论制造实践最常见场所之一[16]。Hawkins等[13]认为，制造者的身体通过具身化、物质、身份和技能、记忆和习惯的复杂交叉点变得擅长感知，并推动着制造的持续生产。在制造的讨论中，为了获得更多创造性或触觉知识，身体成为制造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工具[43]。布依族蜡染的制造过程充分体现了身体的实践，这种实践将物质、工具、时间和身体交织在一起。正如Price[16]所言，制造是对物质制作有节奏且熟练，并需要耐心和时间的具身实践。
首先，身体的主要维度之一是感官，通过感官与物质的亲密接触形成感官刺激和具身化的体验。在蜡染的制作过程中，身体的视觉、触觉和嗅觉发挥主要作用。如练布中，需要用手搓洗白布以去除浆质；需要通过看加热后的蜡汁颜色以及出现的白烟来判断温度是否适合点蜡，不仅闻着蜡汁气味，图案线条的工整与否也取决于手、眼和蜡刀在棉布上的熟练配合(图3)；染布时也需要眼睛观察染缸中布料的颜色来决定染布的时间等等。其次，制造技能的习得从身体练习开始[44]，在练习中与蜡、蜡刀、植物染料、棉布等物质亲密接触。通过不断的练习，手工艺人的身体会形成对这些物质的身体适应与敏感性，对其使用的材料和工具有一种“感觉”，并形成肌肉记忆，这时蜡染技艺嵌入身体当中而成为身体记忆的一部分。当通过明确的规则从外部掌握的技能一旦渗透到身体中，这种技能就完全被学会了[45]。“现在村里还在做这个的，年纪比较大，做蜡染的时间比较久，对布依族传统的图案比较熟悉，闭着眼睛都可以画出来的(G01)。”因此，蜡染的制造是贯穿整个身体的感觉，是身体、材料和工具、时间之间的纠缠，不仅塑造了手工艺人的身体，通过长期实践积累了具身知识和技能，还引发了某种特定的感官愉悦和痛苦。如这种具身化的体验过程具有迷人的情感体验，并呈现一种“流动感(feeling of flow)”，即制造者完全投入于制造物品，身体在几乎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运动[46]，以至于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我每天画蜡、做衣服忙都忙不过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怎么会无聊，除非你不喜欢这个，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总感觉时间不够。作为布依族从小就接触蜡染的人都会喜欢蜡染的，我们传承着自己民族文化技艺，同时它更是一种情怀。这个制作过程是享受的，是幸福的，只有放下一切杂念和浮躁，静下心来才能画出灵动的蜡染画来(G02)。”然而，制造者的身体也会因长期工作而遭受折磨，也有重复的、艰苦的、厌倦的、负面的身体体验。“我嫁过来后跟婆婆学的，做这个肩膀比较累，容易得颈椎病，画的不好，去卖也不值钱，所以我就没做了，后面就开了这个小餐馆(J03)。”“做这个要坐得住，年轻人不一定坐得住，我有时候一天坐十来个小时，腰酸背痛，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越来越不好了，不知道还能做几年(C01)。”可见，通过感官和身体直觉等提供的蜡染制造实践体验对少数人而言是休闲放松和愉悦的，但对大部分人而言，制造工作仍然被低估，所获得的经济收入较低，仅作为补贴家用的一种日常生活技能。
图3 点蜡

Fig.3 Painting wax

此外，蜡染手工艺人从实践中逐渐获得有关蜡、植物染料、棉布、蜡刀等物质知识及点蜡、染色等触觉技能后，在不断发展的劳动过程和具身的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能动性。经营蜡染工坊的手工艺人在熟练掌握布依族蜡染基本图案的画法及有关材料、工具以及技能等方面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市场的需求将传统图案元素融入蜡染旅游商品中，促进产品创新。在石头寨蜡染工坊调研中可以看到诸多融合布依族的水波纹、铜鼓纹等传统纹样设计的茶席、包、台灯、围巾、裙子、壁挂等产品(图4)。“你画真正的传统的这种，只有我们民族自己穿，没有客人喜欢，旅游商品要跟着市场上走。如果我们不改变，东西就销不了，别人不穿的。我们也把这些传统图案放在旅游商品里面，染的颜色也没有传统服饰那么深(G05)。”如蜡染制造的第二个环节是“构思”，即用指甲或者铅笔等在棉布上绘制所画图案。图案既有水波纹、铜鼓纹等传统纹样，也有源于其日常生活，通过对周围环境的解释和观察所获得的创新图案。绘制草图的能力源于身体和物质之间不断重复的练习和实践，并最终转化为嵌入的、具身化的记忆和技能，而所画的草图越来越成为手工艺人创作和学习的重要资源，以及思考和展示其想法的空间[47]。“我在设计的时候会先用铅笔画底稿，画错了或者有新的想法都可以改，但如果直接用蜡来画，画错了就要把整个布拿去锅里面煮，洗干净，再晾干，太浪费时间了(G02)。”因此，蜡染制造通过具身实践习得技能和知识，获得身体感官体验，在此基础上身体也发挥其能动性并推动蜡染产品的创新。
图4 工坊的蜡染产品

Fig.4 Batik products of workshop

3.2 蜡染生产的物质性实践：人与物质的合作生产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文化地理学”的出现，物质文化的研究出现了“物质转向(materialist turn)”，呼吁重新认识物质性[48-49]。同时，物质生产仍然是人类生活的核心，使用物质的能力以及制造、改变实物用途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技能，尤其是在未来资源越来越有限的情况下[12]。Carr等[10]地理学家认为制造不仅是一种社会和经济实践，也是一种物质转化的过程，这使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家不仅关注在制造中人类的能动性，还致力于探索物质在制造中如何发挥作用。首先，棉布、蜂蜡、白蜡、蜡刀、草药、白酒等物质贯穿于布依族蜡染的制造过程之中(图5)。Sennett[44]认为了解物质材料是制造东西的第一步，因而要熟练掌握物质材料的特性，以充分发挥物质的作用。例如，在练布阶段，如果使用自织土布，需要先用草木灰水漂洗以去除浆质，而使用机织棉布也需要用清水清洗晾干后再用。布处理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点蜡和染色，浆质如不除去，点蜡时线条不顺畅，染时也会影响染液吸收，会造成浮色过多。而在配蜡中也需要熟知不同类型蜡的特性，如蜂蜡性粘韧，能画出均匀的线条效果；白蜡性松软，单独使用容易出现碎裂冰纹。在石头寨手工艺人长期的实践中，还会回收脱蜡后凝固的黑蜡，避免浪费，并将蜂蜡、白蜡和黑蜡按一定的比例混合使用，这充分体现了制造地理中对物质重复利用的实践。
图5 蜡和蜡刀

Fig.5 Wax and wax knives

此外，在制造的讨论中，物质还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可以引导制造者[16]。如蜡汁融化到一定温度后，需要手工艺人用蜡刀蘸取蜡汁，蜡要滴干净，并快速在棉布上点蜡，否则蜡刀中的蜡汁会迅速凝固，所画出的线条也会粗细不均匀。因此，蜡汁的物质性会引导手工艺人的行动。同时蜡汁的物质性也会改变手工艺人预期的创作方向，通过身体以及物质的能动性将其转化为其他创造性的尝试。蜡染工坊经营者(G05)谈到，“我们在画蜡的时候，经常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有时候设计好了，但是蜡的温度或者手没有控制好蜡刀，蜡不小心滴到布上，也只能将错就错，根据蜡汁的形状即兴创作，所以我这里基本上很少有一模一样的蜡染画。”这样的物质是一种被称为事物的物质性所固有的活力[27]。在蜡染的制造过程中，手工艺人与物质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作用，但人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操控物质。染色是蜡染技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包括染液配制和蜡布片浸染2个过程。其中，染液的配制需要草灰、白酒、生石灰及蓝靛等10余种中草药，每家的染液配料或者配比有所不同。在访谈中受访者都提到，“染缸(图6)是像人一样的，有生命力的，需要保养的。我们每次染完之后，要往里面加新的材料，如蓝靛、中草药等，要保养的。一个染缸不是染一次的，保养的好可能几年一直循环往复(G01)。”“染缸是有生命的，是很小气的。染缸怕油、怕脏东西，所以每次都要盖好，如果维护不好，就会死掉，就染不上颜色(C06)。”因此，制造不是人类对静态物质材料的简单形式的主张，而是人类与有生命的物质相互作用的合作生产，并被其塑造[11]。
图6 染缸

Fig.6 Dye vat

3.3 蜡染生产的地方性实践：不同空间的制造实践与地方相互建构

制造地理研究非常关注制造的空间和地方[50]。家庭、工坊和社区是石头寨蜡染技艺传承和制造蜡染产品的主要场所。首先，家庭是生产蜡染的第一个关键场所。受访者表示从小在家看长辈做蜡染，从耳濡目染中对蜡染的工具、材料、工艺等有所了解，虽然最初只是作为观察员角色，而非直接的参与者。但无论是童年时期还是现在，有趣和好玩对于培养手工制作兴趣和能力都非常重要。传承人(G01)受访谈到，“我8岁就开始学画蜡了，当时看我母亲在家做蜡染，就觉得这个蜡染很神奇，在一块布上面画蜡，然后再染，就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出来，就觉得很好玩。我小的时候就很好奇，就去跟着妈妈学着画了。”同时，蜡染工坊和社区也是蜡染生产的重要场所。目前，石头寨共有6家蜡染工坊，工坊经营者通过定制、零售和批发等方式销售蜡染产品，在订单较多的情况下向村里的妇女提供布和蜡并通过计件的方式聘请其画蜡，再统一回收染色。“有时工坊那边有货会帮做，工坊做的图案和传统的不一样，太复杂的也画不了，工坊会画一个模板出来，跟她学会了我再画的……我们有时候在店里画，有时候拿回来画，在店里人比较多，可以聊聊天，多交流画的技巧，有问题可以及时改正(C04)。”此外，社区的日常交流也是习得蜡染技艺和生产蜡染产品的重要空间。如在农闲时石头寨村的蜡染一条街经常聚集着画蜡的妇女，她们互相交流技艺，以及蜡、草药等物质来源的相关信息(图7)。“我是外面嫁过来的，之前不会画蜡，后来跟着邻居们一起做，她们有时候教我一下，这个就是熟能生巧，慢慢就学会了(C06)。”
图7 在蜡染一条街做蜡染

Fig.7 Making batik in batik street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方性[51]，蜡染的生产也与地方紧密相连，首先体现在蜡染的制造根植于地方，具有地方嵌入性。石头寨村蜡染制作历史悠久，但在当前机器印染产品的冲击之下，以及安顺市区、丹寨等地大规模使用工业染料，该村一直采用传统纯手工制作和使用植物染色。一方面，这与扁担山地区布依族的丧葬仪式、婚俗和“六月六”等民俗节庆活动息息相关。如在葬礼中，逝者所穿的寿衣必须是布依族传统蜡染服饰，同时族中儿媳妇需要身着盛装(锦衣配红裙)走在棺材前面“引路”，这显示了布依族母系社会遗痕，也表达了儿媳妇对逝者的孝道。正如受访者所言，“老人去世要穿布依族的老衣，生是布依族的人，死是布依族的鬼……孝女(素装，即素衣配黑裙)、孝媳(盛装)都必须穿传统服饰送上山，不然会被说不孝子孙，会被谴责的(Z04)。”同时，在石头寨的婚礼中，新娘必须穿布依族盛装在神龛前叩拜父母和祖先，才能真正算是布依族的人。受访谈者都提到“娶儿媳妇至少买两套布依族传统服饰，手工制作，植物染，如果买假的(机器的)，哪个嫁啊，村子里都会笑话的，肯定要买真的，纯手工的。以前就有人买了假的，好好的婚事没了(Z03)。”而在“六月六”等民族活动中，不穿布依族服饰被认为不是本民族的人。因而布依族服饰成为本民族身份认同的象征，蜡染也成为其保持布依族特性的重要符号。另一方面，石头寨所处的扁担山一带水田较多，而土地较少，人地关系矛盾较为突出，因而石头寨妇女每年在4—6月和8月农忙之外有大量的时间用于制作蜡染，蜡染已成为当地妇女重要的生计方式。为满足扁担山地区布依族的仪式需求，以及获得更高的收入，蜡染手工艺人继续沿用传统工艺、材料和图案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蜡染技艺传承的稳定性。制造的材料大多来自本地，如蜡刀为本村工匠制作，蜡、白酒和棉布等在本地集市购买，主要的植物染料蓝靛来自山上野生的、自己种植，或到邻近的贞丰县购买，其他草药多采摘自山上或河边。当地妇女将制作好的蜡染布于每周六上午拿到扁担山镇的大抵拱集市销售(图8)，大抵拱也成为扁担山区布依族蜡染、织锦、刺绣以及布依族服饰的重要贸易中心，并构建了当地的生产—贸易—消费网络。
图8 大抵拱集市的蜡染销售

Fig.8 Batik sales in Dadigong market

其次，传统文化、材料、知识和技能等特定的地方要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蜡染制造的地方。石头寨村民的一生都与蜡染制品相关，如花背扇、床单、头巾、布依族盛装、素衣、老衣、盖灵巾和招魂幡巾等等，20世纪90年代获得“布依族蜡染艺术之乡”的美誉。目前，石头寨蜡染技艺成为石头寨重要的符号，并通过蜡染一条街、石头寨博物馆、包含8组蜡染工艺流程圆雕的石头寨人口文化园、村寨蜡染工坊等物质景观，手工艺人蜡染制作的日常实践及婚礼、葬礼和“六月六”等民俗节庆等方面予以体现。使用植物染料也成为其区别于安顺市区、丹寨等地蜡染产品的重要不同之处，正如受访者G01所言，“我们和安顺市区、丹寨那边不一样，那边很早就是用工业染料染色，我们一直用的是纯天然的植物，没有污染的，你看我们村的水渠就知道了，也比较环保，对身体没有那么多伤害。”因此，蜡染生产存在于不同的空间，并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产生于特定的地域环境中，与地方材料、知识技艺、传统民族文化紧密相连，并用于满足地方仪式需求和生计需要，同时这些要素也建构了石头寨作为“布依族蜡染艺术之乡”的身份。

3.4 蜡染生产的关系性实践：生产自我和社会关系

Gauntlett[17]认为，通过制造、赠送、交谈和分享等实践，可以与自己、他人和社会建立联系。日常手工制造实践是社会和文化的，塑造着相关个人及其与他人的关系[52]。制造是将物质转化成新的东西，不仅是对自我意识的转化，还可以展示自我技能和创造力，并生产自我，其他人可以看到手工艺人的技能，并向其学习[17]。对于石头寨的蜡染手工艺人而言，通过画蜡可以将其在日常生活、生产中所看到的铜鼓、花、山、水等转化为图案，并出售蜡染补贴家庭收入，满足个人生计需求。在访谈中，村民表示，“前几年政府征了很多地建那个公园，现在地很少，种的粮食只够吃，家里找不到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现在主要是我们这些老人在家做蜡染补贴家用，我们也做不了别的，年纪大了(C03)。” “会做蜡染很好啊，我是10来岁学会的，小时候放学、放假了就画，得的钱就自己存着，自己用来交学费、买文具，那时候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现在我也是有空就做，可以自己另外赚点钱补贴家里(C02)。”同时，蜡染制造是极具创造力的实践，熟练手工艺人充分融合民族传统与现代需求，在其中她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创新蜡染产品，部分手工艺人还被政府认定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个需要一定的绘画技巧的，现在我们这里能做蜡染旅游商品的人不多的，主要就是现在经营工坊的，我也会给一些年轻一点的培训画这个，但年纪大的就只会画传统的图案，这种做不了(G01)。”
手工艺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社会活动，包含了生产性的休闲方式，同时融入日常生活，并将感兴趣的手工艺人聚集在一起。通过制作蜡染打发时间、缓解无聊，或者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转移注意力，可以减少负面情绪。“天气好的时候，这个蜡染一条街(图7)经常可以看到三五个人围到一起画蜡染。一边画一边聊聊天，打发打发时间。有时候心情不好，一起画画蜡、聊聊天也好多了(C04)。” 正如Shipp[20]所认为的，针织的制造实践不仅可以缓解抑郁、孤独，改善心理健康；还可以与世界各地的针织者建立联系，增进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因此，制造还生产社会关系。与西方国家主要通过工艺行会[40]、团体组织[16]等开展的工艺实践建立的社会关系不同，中国语境下的蜡染制造所产生的社会联系处于由血缘、亲缘和地缘交织的网络中。在蜡染制造者不具备画蜡、染色等技能和知识时，家人、朋友、邻居等是其寻求帮助的关键对象。在蜡染的制造过程中，手工艺人不仅一起分享制作蜡染的知识、技巧和情感，同时蜡染产品经常被当作礼物赠送给他人，制造蜡染也经常与传统的女性关怀和美育、美德联系起来，如长辈帮小辈制作的嫁衣、包被等。“我们布依族的女孩子结婚时，妈妈都会准备一套布依族手工制作的传统服饰作为嫁妆，出嫁的时候带到夫家，代表了对女儿的祝福(G02)。”在制作过程中，这些物品充满了爱和关怀。此外，政府针对非遗保护所做的相关工作也对促进社会交往发挥重要作用。在访谈中得知，政府不仅挑选传承人参加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还组织传承人给村里的妇女进行蜡染培训，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提高了通过身体和语言传递隐性知识的能力，很多妇女提升了蜡染技艺，提高了社区凝聚力，还具有吸引潜在制造者的潜力。正如县级非遗传承人G02所言，“现在我建立了妇女的蜡染传承群，群内现有40余人，包括本村及邻村喜爱画蜡的妇女们。不断有年轻妇女加入到我们的蜡染群，希望大家一起努力，重拾布依族女性的蜡染手工技艺，好好把蜡染技艺传承下去。”
进入21世纪，随着自媒体的发展，网络使人们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分享其创造力成果，并共同协作创造有趣、信息丰富和富于娱乐的文化空间[17]。在这个共享的空间中，任何人都可以发布内容，使用和参与的人越多，空间的价值越高。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也扩展了石头寨蜡染制造的规模和范围，通过互联网可以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蜡染制造商联系起来，如在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通过视频、图片和文字等分享自己制造的、表达自己情感或想法的创造性手工制品，越来越多人可以通过平台了解蜡染技艺和产品，获得乐趣和连接感，并发表评论，激发其学习兴趣或产生购买行为。这一网络数字空间打破了蜡染制造的地理界限，增加了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机会，并成为延续、发展和壮大业余爱好者实践的基础，也是学习新技能、展示产品以及与他人联系的新工具。“我经常在微信朋友圈和抖音发些蜡染制作的服装成品和画蜡的全过程视频跟爱好者们一起分享，大家一起学习传统蜡染及创新的工艺品和工艺，经常有人询问工具哪里买的，或者哪里可以学，买这些衣服、围巾、玩偶之类的蜡染制品(G02)。” “我现在抖音也有2000多粉丝，经常有客人看到我上传的画蜡视频联系我定制蜡染产品(G03)。”
无论是单独制作还是作为社会活动一部分的集体制作，人类手工制作东西的乐趣，都提升了生活和交流的品质，超越了世俗和表面[34]。在制造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快乐和幸福，这种幸福感的核心是一种赋能感和连接感。Miller[30]认为制成的物品可以展示手工制作纯粹的乐趣、想象力和才华，因为它们“建立在关怀艺术之上”。而这种在制造过程中所获得的乐趣被Dormer[53]认为是手工艺得以生存，甚至变得越来越流行的原因之一。这也反映了在制造实践过程中手工艺所体现出来的内在满足感、保持活力的感觉等都对手工艺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17]。因此，在西方研究中，工艺制造经常是为了乐趣而不是利润，是以网络和社区为基础。正如将冲浪板制造的乐趣描述为一个在工作空间内形成的工人之间以及工人和客户之间的社会关系，冲浪板制造者继续手工制作冲浪板，不是因为有利可图，而是制作他人喜爱的东西获得的满足感[14]，以及对手工制作的热爱、奉献的情感和因其建立的关系和社群[25]。在蜡染的制造中，手工艺人的乐趣不仅来源于对蜡染技艺的喜爱，获得满意的蜡染作品和经济报酬，还来源于在制作过程中与他人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被他人认可和尊重。而在石头寨村的蜡染制造中，更多是为了补贴家用，出于生计考虑，但同时也从中体会到与他人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乐趣。
综上可知，地方、身体、物质和关系四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蜡染的生产(图9)。在这一过程中，制造者的身体是生产实践的主体，通过身体感官、具身技能等开展实践；反过来制造实践也可以形塑身体，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身体体验。其次，蜡、蜡刀、染料等物质材料是制造的基础，同时这些物质是有活力的，其能动性也反作用于人类制造者，引导蜡染的生产。石头寨村田多地少的自然环境、婚礼丧葬等布依族传统文化以及长期实践积累的蜡染具身知识和地方物质材料等地方要素是蜡染生产的条件，同时，其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地方，使其具有地方特性。此外，不同空间的蜡染生产实践促进了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地方之间的连接，强化了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又促进蜡染的生产。
图9 制造地理视角下的蜡染生产实践

Fig.9 Production practice of batik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es of making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制造地理的理论视角，以贵州安顺石头寨村的布依族蜡染技艺为例，分析蜡染生产过程中手工艺人的身体和蜡染物质性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
(1) 蜡染的生产是具身性实践。在蜡染的生产过程中，身体感官、材料和工具、时间之间互相作用，不仅塑造了手工艺人的身体，形成肌肉记忆，获得具身的知识和技能，还引发了愉悦的或者痛苦的身体感官体验；与此同时，手工艺人在实践中掌握蜡染制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后会积累一定的能动性并进行传统蜡染产品的创新，以抵抗机器产品的冲击。
(2) 蜡染的生产也是物质性实践。物质贯穿于蜡染生产的整个过程之中，掌握物质特性是蜡染制造的第一步；同时物质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和活力，可以引导手工艺人的创作，因而蜡染的制造是人和物质相互作用的合作生产。
(3) 蜡染生产是地方性实践。蜡染的生产存在于家庭、工坊、社区等不同的空间，并根植于地方，与地方文化、材料、知识和技能、自然环境等息息相关，同时蜡染生产实践也塑造了地方，凸显了地方特性。
(4) 蜡染生产是关系性实践。通过做蜡染不仅可以补贴家庭收入，也是一种表达自我的创造性实践；同时通过在家庭、社区和线上等空间交流、分享蜡染制作经验以及赠送蜡染手工艺品增强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保护和传承蜡染技艺并促进社区凝聚力的提升。
目前，制造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国家，因此，本文立足于中国语境将制造地理这一理论视角引入传统工艺类非遗生产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进一步论证了Hawkins等[13]“制造是一种具身的、物质的、关系的和情境的实践”的观点，石头寨布依族蜡染的生产是基于地方并在身体、家庭、工坊、社区、线上等不同尺度空间下手工艺人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具身技能和物质性知识，表达自我、建构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关系以及地方身份。同时还进一步探讨了身体、物质、关系以及地方4个方面对蜡染生产的作用机制。此外，制造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过程[12]。针对当前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54]，对传统工艺类非遗生产中手工艺人的身体、具身知识技能、物质、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探讨，有助于加强对经济生产实践中的文化维度的关注，并为文化经济的理论研究提供重要实证[55]。从实践方面而言，当前人才流失和技能传承仍是困扰传统工艺类非遗复兴的主要困难。诸如蜡染等传统工艺，制作技术难学难精、费时费力且经济回报较低，导致手工艺从业人员日益减少、后继无人。本文通过制造地理的微观视角，关注手工艺人个人与自身技能、生产物质、社会关系和地方的互动，呼吁在非遗保护实践中践行“以人为本”的理论，深入理解手工艺人在传承非遗中的体验，提供更具关怀性的非遗传承保障措施。
然而，本文所探讨的蜡染生产主要为狭义的生产阶段，制造地理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身体或物质等微观尺度，未来的研究需要追踪蜡染等手工艺商品后续的流动和消费过程，探讨更为复杂的人与人、人与物质、人与地的关系网络。地方性的非遗实践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高度的“跨地方”流动特征，与不同尺度的外部建立着开放、动态联系的复合过程[56]，需要关注手工艺人、技艺、物质等不同要素的高强度流动对传统工艺类非遗本身以及所在地方社区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同时，针对制造地理对物质可持续性的关注，可以继续挖掘传统工艺类非遗中人类与自然物质的和谐关系，探讨传统技艺中重复利用、修复修理的实践策略对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贡献。此外，不同地方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的生产实践具有不同的特点，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对该理论进行验证和完善，并通过实证案例进行横向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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