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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2 , Vol. 41 >Issue 10: 1846 - 1858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2.10.006

研究论文

流出地空间资本与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分化

  • 董雅静 , 1, 2 ,
  • 林李月 , 1, 3, * ,
  • 朱宇 3, 4 ,
  • 柯文前 1, 3 ,
  • 肖宝玉 1, 3
展开
  • 1.湿润亚热带生态地理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州 350007
  • 2.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州 350007
  • 3.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福州 350007
  • 4.上海大学亚洲人口研究中心,上海 200444
*林李月(1985— ),女,福建霞浦人,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人口迁移与城乡发展研究。E-mail:

董雅静(1996— ),女,河北藁城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人口与城乡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2-04-10

  修回日期: 2022-08-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2-12-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6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0)

收起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spatial capital in the places of origin and their housing choices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 DONG Yajing , 1, 2 ,
  • LIN Liyue , 1, 3, * ,
  • ZHU Yu 3, 4 ,
  • KE Wenqian 1, 3 ,
  • XIAO Baoyu 1, 3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for Humid Subtropical Eco-geographical Process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zhou 350007,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 3. Institute of Geograph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 4. Asian Demographic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4-10

  Revised date: 2022-08-10

  Online published: 2022-12-28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168)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180)

Fold

摘要

流动人口的住房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论文探究了流动人口的流出地空间资本对其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性。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以租住房为主,产权房和免费房为辅,流出地的空间资本是造成流动人口流入地住房选择分化的重要因素。流出地城市规模与住房选择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流出地聚落等级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水平对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有促进作用,但当流出地为乡镇和县城时,流动人口倾向于通过市场途径获取住房。采用删除各流入地地级市中数量较少样本的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表明上述结论是稳健可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流出地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在不同代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论文着眼于流动人口流出地空间资本的影响效应,拓展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分化研究的视角,研究结果对进一步优化面向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和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关键词： 流出地; 空间资本; 住房选择; 流动人口; 市民化

本文引用格式

董雅静 , 林李月 , 朱宇 , 柯文前 , 肖宝玉 . 流出地空间资本与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分化[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 41(10) : 1846 -1858 . DOI: 10.18306/dlkxjz.2022.10.006

Abstrac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housing choices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ir citizenization level and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phase of urbanization. While a large body of literature has been generated concerning floating population's housing choices and its determinants, little has been done regarding that the role of floating population's spatial capital of the original place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2017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and China's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7,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ways in which spatial capital in the original plac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shaped their housing choices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using choic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is mainly rent housing, supplemented by property right housing and free housing. Findings from ou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spatial capital in the places of origin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ir housing choice of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Specifically, there is not a simple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ity size of the original places and housing choices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the location and the level of humanistic development in the places of origi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housing property rights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However, being from town and county places of origin, floating population tends to obtain housing through the market. The robustness test is carried out by deleting a small number of samples from each prefecture level city, which shows that the above conclusions are robust and reliable. Our finding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spatial capital in the places of origin exerted different impacts on different heterogeneity groups in terms of their generation, education level and income. More precisely, compared with the new generation, high education level and high-income floating population group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capital in the places of origin on the housing choice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different generations, education level and income level. Based on a new way of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spatial capital in the place of origin, we especially focused on the role of spatial capital in the places of origi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hich expanded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on housing choice differenti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meantime, the results also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optimizing the housing policy for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promoting the citizeniz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Key words： the places of origin; spatial capital; housing choices; floating population; citizenization

流动人口的住房是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1],直接关系到其在流入地的生存状态和融入水平。然而,长期以来,流动人口的住房状态一直处于不利地位,严重限制了其在城市的定居意愿和市民化进程[2-3]。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厘清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迄今研究已从流动人口个体与家庭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制度、市场和城市特征等角度对其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解释[4⇓⇓⇓-8],但并未考虑到流动人口的流出地及其背后的空间禀赋差异对其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事实上,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流出地的空间禀赋差异亦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资本,这是因为来自不同城乡属性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流动人口的发展机会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会伴随着人口的空间流动从流出地转移到流入地并体现在住房选择上,这对于解析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分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现有研究中这一因素往往被忽视。
事实上,国外相关研究已表明,空间资本可独立于其他资本并成为影响家庭或个体的居住迁移和住房选择的重要因素。DaVanzo[9]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特定空间资本”(location-specific capital)的概念,并实证检验了这种空间资本在人口的再次迁移和回流决策中的影响作用。他认为空间资本是指在某个地区拥有的物质资源、亲属人脉和对地区的了解程度,实际上是指任何将一个人与某个特定地方“联系”的因素,对迁移者的再次迁移和回流决策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是一种独立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外的资本要素[9-10]。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将空间资本做进一步的细化,并提出“出生地资本”“出生地效应”等概念[11-12],强调了流出地的重要性。从流出地看,个体成长环境在社会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个体可获得的教育、工作等资源的差异,这种差异会随着空间流动而影响到流入地的住房分化[12]。例如,较差的原籍社区地点具有空间上的延续性,会导致搬迁后的住房水平和质量依旧很差[13-14]。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空间上的差异会作用于个体的代际、职业、收入等诸多方面,这一机制不断积累和循环而引发社会不平等事件的发生,并最终导致住房隔离或者住房环境较差等结果[11-12]。
中国是一个具有复杂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国家,城乡之间、不同等级规模城市之间或者同一等级城市在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且显著的差别。这种空间上的差异意味着不同空间有不同的优势或劣势,这些优势或劣势将会影响那些附着在特定空间内的人们向上或向下的流迁[15]。人们的住房选择行为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具有很强的空间“黏着性”,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流动,如从农村迁向城市,往往影响着其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变动,因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住房选择的结果造成影响。然而,这种空间上差异,特别是流出地空间上的差异在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新近的一些基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流出地的城市等级、流出地县级行政区类型是影响其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的重要因素[16],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流出地空间差异对流动人口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作用。
有鉴于此,本文关注流动人口由于流出地的城乡属性差异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间的不均衡性所导致的流入地住房选择分化现象,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究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分化,并剖析流出地的空间资本如何影响其流入地住房选择。这一研究成果有望深化对中国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特征与形成机制的认识,亦可为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乃至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1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移民的住房选择一直是相关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者也从不同视角给出解释。从经济理性角度考虑,较高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对更好的住房选择有促进作用[17-18]。从生命周期视角看,年龄、婚姻、生育等一系列家庭结构或规模的变化都可能对住房选择产生影响[19-20]。此外,种族或民族差异、居住时间、英语水平和代际支持等也是造成国际移民住房拥有率差异的重要因素[21⇓-23]。同时,较高的房价收入比和经济衰退等市场环境要素也对家庭或个人的租购选择起着很大的作用[24⇓⇓⇓-28]。
国内学者对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关注的重点是个体及家庭社会经济特征、流入地的制度、市场和城市特征等。从个体及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作用看,年龄大、已婚、受教育程度高、在流入地的收入水平和就业层次高,家庭随迁人数多,流动人口有可能在流入地城市获得住房产权或者选择居住在正规性住房中[5,29⇓-31]。从流入地看,户籍制度及其附着在其上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对非户籍流动人口的排斥作用是导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状况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因素[6,32⇓⇓-35];同时,流入城市的住房市场和政策等也是影响流动人口住房产权获得的关键因素[36-37]。同样地,流入地城市规模特征也是影响住房结果的重要变量[8,39]。
以上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而重要的基础,但上述研究大都忽视了流出地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选择上的影响。实际上,基于对空间机会结构理论和“出生地效应”的理解,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流出地的空间资本亦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带有差别化的“空间机会”,并且这种空间资本具有空间延续性,会伴随着人口的空间流动而影响到他们流入地的社会分层[39-40],由此形成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分化。在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资源禀赋存在差异,以及城镇体系中不同等级规模城市间在社会、经济、体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差异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流动人口对资源的获取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还可以通过代际传递,将这种地理空间赋予流动人口父辈的资本延续到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和资本获得。
第一,与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相比,来自城镇地区的流动人口个人和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越多,越能为其通过市场途径购买商品房和租赁住房提供经济支持,从而提高住房产权获得和租房的可能性[41-42]。同时,即便同样是在城镇地区,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住房保障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不均衡,从而导致所能够赋予流动人口的资源禀赋和资本积累也不尽相同。已有研究发现,流出地为城市且其城乡等级越高,其父母越有可能从住房制度改革中受益,因而具备越雄厚的经济实力以补贴子女的住房[24]。流出地聚落等级的差异,既体现了乡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性差异,又展示了不同行政等级城镇在经济基础和公共服务等要素上的区别。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流出地聚落水平越高,流动人口越有可能拥有产权房;在非产权房中,流出地城乡等级越低越有可能选择免费房。
第二,中国城市在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上不仅存在显著的行政级别,还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不同等级规模城市便是这种差异的体现。一般来说,城市规模大,往往能够获得更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财政倾斜,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形成明显差距。基于对空间机会结构和出生地效应的理解,城市间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影响着居民原始资本的积累,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个体间的社会分化[16]。因此,流动人口如果来自规模更大的城市,可能会拥有更高的“出生地资本”,并为其在流入地城市的住房产权拥有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流出地城市等级越高的城市,其房价和生活成本越高,意味着城市住房的商品属性和投资价格也越高,并可能迫使流动人口或其家庭在其发生流动前就已在流出地城市购买住房,这种购房和流动之间的时间错配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购房的迫切性。此外,来自于更高规模城市的流动人口,其对于住房的质量、属性要求相对也会有所提高,对于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或就业场所等免费性住房的抵触心理会更为强烈,因而会更加倾向于通过市场途径租住房来解决其在流入地的住房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2：流出地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产权房获得间可能存在着非线性的关系;在非产权房中,流出地城市规模越大越有可能通过市场途径选择租住房,而非居住在免费房中。
第三,近年来,不少实证研究发现,流入和流出地之间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也已经在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等行为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3]。这种差异背后的逻辑机制可以折射流出地社会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行为决策的重要制约作用。一般来说,流出地的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往往意味着流动人口能够在流出地享有越多的公共服务和越好的教育资源,在循环累积的作用下不断强化所具备的空间资本优势[44],并通过人口的空间流动带入流入地,大大增强流动人口拥有产权房的可能性。更好的居住条件和教育资源等都对流动人口拥有产权房有显著的作用[40]。此外,流出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越好,其对于住房的质量、属性要求也会越高,对非市场性突出的免费房也会持有谨慎的态度,因而选择租住房。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3：流出地人文发展水平越高,流动人口越有可能拥有产权房;在非产权房中,流出地人文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可能选择租住房。

2 数据和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 Dynamic Survey, CMDS),暂不含港澳台地区。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流动人口,共获得169989个样本。应研究需要,剔除了2017年5月1日前一周未做过1 h以上有收入工作和近期个人收入缺失及低于零值的样本,最终筛选得到来自297个城市的118215个在调查时点处于就业状态的样本。样本所在流出地和流入地信息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数据库(CEIC),与CMDS微观个体数据合并构建本文最终数据库。

2.2 变量设定

2.2.1 因变量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是本文所关注的因变量。首先,根据是否具有产权房将住房类型分为产权房和非产权房。接着,在非产权房中,再根据是否从市场途径获得住房,将其分为租住房和非市场途径获得且无需支付房租的免费房（图1）。基于此,因变量为2个递进的变量：其一,是否为产权房（1=“是”,0=“否”）;其二,如果不是产权房,那么是否为租住房（1=“是”,0=“否”）。
图1 住房选择分类

Fig.1 Classific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s housing choicess

2.2.2 核心自变量

探究流出地空间资本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选择间的关系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基于前述分析,本文从流出地城市规模、流出地聚落等级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指数3个维度刻画空间资本。其中,流出地城市规模包括中小城市、大城市和特/超大城市3类;流出地聚落等级包括农村、乡镇和县城、地级市、省会和直辖市4类。人文发展指数是中国对贫困地区划定补助范围的一个综合性指标,由财政收入、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3个部分组成[45]。本文受此启发,综合流出地地级市的公共财政收支、每万人小学生生师比、每万人中学生生师比、每万人床位数、每万人医院数、每万人医疗从业人员等指标利用熵值法计算了流出地人文发展指数,以此来测度流出地的社会发展水平。

2.2.3 控制变量

借鉴前文中与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相关的文献,本文选择个体、家庭、制度、市场、流出地城市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家庭特征为同住家庭成员人数、职业类型和家庭月均收入;考虑到户口性质与流出地城乡等级间的高度相关性,因此制度因素中只考察流入地城镇住房市场的商品房限购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市场特征为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和人均GDP;最后将流入地的城市规模也纳入控制变量。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Tab.1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住房选择(Y)
Y1为是否为产权房 产权房=1;非产权房=0 0.249 0.001
Y2为在非产权房中,是否为租住房 是,即租住房=1;否,即免费房=0 0.821 0.001
核心自变量
流出地城市规模(X1) 中小城市=1;大城市=2;特/超大城市=3 1.388 0.002
流出地聚落等级(X2) 农村=1;乡镇和县城=2;地级市=3;省会和直辖市=4 1.282 0.002
流出地人文发展指数(X3) 连续变量 0.204 0.001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X4) 女=0;男=1 0.572 0.001
年龄(X5) 连续变量(岁) 35.247 0.028
婚姻状况(X6) 单身=0;已婚=1 0.805 0.001
受教育年限(X7) 数值型变量(a) 10.226 0.009
家庭特征
同住家庭人数(X8) 连续变量 3.103 0.003
职业类型(X9) 白领人员=1;商业服务业人员=2;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3;其他人员=4 2.220 0.002
家庭月均收入对数(X10) 连续变量 8.719 0.001
制度特征
住房限购政策(X11) 无=0;有=1 0.471 0.001
市场特征
流出地房价(X12) 连续变量(万元/m2) 0.546 0.001
流出地人均GDP(X13) 连续变量(万元) 5.344 0.001
流入地房价(X14) 连续变量(万元/m2) 1.118 0.003
流入地人均GDP(X15) 连续变量(万元) 9.258 0.012
城市特征
流入地城市规模(X16) 中小城市=1;大城市=2;特/超大城市=3 1.935 0.012

注：职业类型中的其他人员包括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无固定职业、其他劳动人员。

2.3 分析策略

首先进行基准回归分析;接着采用删除样本量较少城市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从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3个方面展开异质性分析。由于本文将住房选择分为2个递进的二分类模型,因此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具体内容详见文献[46]。

3 实证分析结果

3.1 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分化及其空间差异

调查数据表明,本文样本中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存在分化,形成了以租住房为主、产权房和免费房为辅的分布态势。从3种住房选择的分布看,租住房占61.60%,产权房占24.93%,雇主提供的无租金住房、就业场所、其他非正规居所和借住房等免费房占13.47%,说明绝大部分流动人口仍是通过市场途径的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研究中普遍认为的流动人口住房拥有率低的事实[7]相比,近年来流动人口住房状况显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住房拥有率达到24.93%。
图2为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空间分异图。从图中可知,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其中产权房的高值区与租住房的低值区在空间上形成“一高一低互补”的格局;而免费房的占比在新疆的吐鲁番市最高,说明该地区流动人口住房的非市场性尤为突出。具体来看,流入地产权房拥有率的高值区域坐落于朝阳市、盘锦市、德州市等东北地区、山东半岛地区和其他零星地区,前10名中有6个城市位于东北地区。其中朝阳市以100%的产权房拥有率居首,与最低的昭通、漯河和潮州市间形成巨大的落差。租住房的高值区集中在云南昭通、广东潮州和河南漯河市;此外,福州龙岩、湖北孝感、云南保山和丽江等城市,其流动人口选择租房的比例也较高。其中,昭通和潮州2个城市的占比高达100%。在免费房中,流向新疆吐鲁番、吉林辽源、江西抚州、海南儋州和贵州铜仁等地区的流动人口住在免费房中的比例较高,均超过了50%,其中吐鲁番以82.61%居首。
图2 流入地住房选择空间差异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0)4632的标准底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2 Spatial difference of housing choices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3.2 空间资本与流动人口住房选择

不同流出地空间资本状态下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表2)。从流出地的城市等级规模看,流出地为大城市及其以上规模时,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能够拥有产权房的比例明显高于整体平均水平,与此相反的是,租住房的比例明显要低于整体平均水平,而且这种差异性规律在来自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流出地聚落等级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指数看,总体上呈现出流出地的聚落等级和人文发展水平越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拥有产权房的比例越高、选择租住房和免费房的比例越低的变化趋势。
表2 空间资本与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

Tab.2 Spatial capital and housing choices of migrants (%)

住房选择 产权房 租住房 免费房
整体 24.93 61.60 13.47
流出地城市规模
中小城市 23.13 63.17 13.70
大城市 28.86 58.19 12.95
特/超大城市 27.31 59.51 13.18
流出地聚落等级
农村 22.66 63.60 13.74
乡镇和县城 30.16 56.87 12.97
地级市 41.01 48.02 10.97
省会和直辖市 48.29 41.32 10.39
流出地人文发展指数*
高 30.17 57.25 12.58
低 20.39 65.37 14.24

注：*表示以根据熵值法计算得到的流出地城市人文发展指数的平均数为界,将高于平均值的城市设定为高,将低于平均值的城市设定为低;表中变量均已通过卡方检验,P值均小于0.001。

3.3 流出地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

3.3.1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首先,对全部样本进行分析,将住房选择划分为是否拥有产权房2种类型,构建模型1;接着,以尚未拥有产权房的样本作为分析对象,将其住房选择按照是否从市场途径获得住房划分为租住房和免费房2种类型,构建模型2。回归模型结果见表3,从模型1和模型2的-2倍对数似然值和伪R2可见,模型的整体拟合度和解释力都具有显著意义,说明基于模型结果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有效的。
表3 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

Tab.3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housing choices of the migrants

因变量 模型1 模型2
是否为产权房 是否为租住房
系数(边际效应) 优势比 系数(边际效应) 优势比
核心自变量 流出地城市规模(中小城市)
大城市 0.162***(0.018) 1.176 -0.035(0.024) 0.966
特/超大城市 -0.487***(0.037) 0.615 0.166***(0.046) 1.180
流出地聚落等级(农村)
乡镇和县城 0.121***(0.019) 1.129 -0.060**(0.025) 0.942
地级市 0.395***(0.037) 1.484 -0.076(0.057) 0.927
省会和直辖市 0.469***(0.060) 1.598 -0.066(0.094) 0.936
流出地人文发展指数 3.327***(0.129) 27.846 0.929***(0.174) 2.532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女) -0.124***(0.015) 0.884 -0.025(0.019) 0.976
年龄 0.020***(0.001) 1.020 -0.004***(0.001) 0.996
婚姻状况(单身) 0.804***(0.027) 2.235 0.572***(0.029) 1.771
受教育年限 0.143***(0.003) 1.153 0.016***(0.004) 1.016
社会经济特征 同住家庭成员人数 0.186***(0.007) 1.204 0.096***(0.010) 1.101
职业类型(白领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0.378***(0.023) 0.685 0.706***(0.031) 2.026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0.612***(0.029) 0.543 -0.262***(0.033) 0.770
其他就业人员 0.071**(0.033) 1.073 -0.010 (0.041) 0.990
家庭月均收入对数 0.543***(0.015) 1.722 0.219***(0.015) 1.245
制度特征 住房限购政策(否) -0.027(0.021) 0.973 -0.241***(0.026) 0.786
市场特征 流出地房价 -0.668***(0.017) 0.512 0.204***(0.017) 1.226
流出地城市人均GDP -0.031***(0.003) 0.970 0.002(0.004) 1.002
流入地房价 -0.132***(0.034) 0.876 -0.086*(0.048) 0.917
流入地城市人均GDP 0.009**(0.004) 0.876 -0.026***(0.005) 0.975
城市特征 流入地城市规模(中小城市)
大城市 -0.019(0.019) 0.981 0.418***(0.025) 1.519
特/超大城市 0.528***(0.030) 1.695 0.025(0.036) 1.025
-2倍对数似然值 -58237.477 -39419.195
伪R2 0.123 0.056
样本量 118215 88737

注：括号内的类别为该自变量或控制变量的参照组;*、**、*** 分别表示P<0.05、P<0.01、P<0.001。下同。

流动人口流出地的城市规模对其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与来自中小城市的流动人口相比,来自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拥有产权房的概率显著提高,后者是前者的1.176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流动人口的流出地城市等级规模上升至特/超大城市时,其在流入地拥有产权房的可能性却仅有来自中小城市流动人口的61.5%。这可能是因为流出地为特/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其自身或家庭本来就已经在流出地拥有产权房,从住房的商品价值和投资效应看,在流入地城市付出较大的风险和成本再次购买产权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会大大降低,因此对于整个家庭来说,通过租住房来解决居住问题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至此,假设1基本上得到证实。
模型1的结果显示,流出地的聚落等级和人文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的产权房拥有率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2和3亦得到证实。一般来说,流出地聚落等级和医疗、教育、财政等人文发展水平越高,从该地流出的流动人口自身的资本积累和资源禀赋相对来说也越高,这种资源禀赋会通过空间流动而影响其在流入地的社会流动,并为其在流入地购房产权房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这一结果再次证实了出生地的不同会带来发展机会的不均等的论断[11,44]。由模型2可知,相对于免费房,与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相比,仅来自乡镇和县城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选择租住房的可能性略低,而来源地聚落等级为地级市与农村间的差异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来自乡镇和县城的流动人口更多从事生产制造加工业或是低端的商业服务业,这2种职业类型的流动人口更有可能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或是就业场所等免费住房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租住房的概率。流出地的人文发展水平虽然对流动人口选择租住房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影响程度比产权房要小得多。
就控制变量的作用看,模型1表明女性、年龄较大、已婚状态、同住家庭人数较多、白领和其他人员,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月均收入越高,流入地人均GDP越高以及流入地为特/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群体其拥有产权房的概率越大;而男性、商业服务业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群体与之相反。流入地和流出地房价和流出地人均GDP高以及流入地为特/超大城市对产权房均起到显著的激励作用。模型2表明已婚、受教育水平越高、同住家庭成员越多、商业服务业人员、家庭月均收入越高、流出地房价越高、流入地为大城市的群体越倾向于选择租住房,而不是免费房。年龄越大、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流入地有住房限购政策且房价和人均GDP越高则越倾向于选择免费房。

3.3.2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更换样本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一些地级市流动人口样本过少的情况,将样本量小于100的地级市删除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即是否为产权房模型中删除5350个样本,非产权房样本中是否为租住房的模型中删除6497个样本。
表4显示了稳健性检验的实证分析结果。从总体上看,与前述基准模型相比,空间资本对于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作用和方向基本上未发生显著的改变,这表明基准模型的变量选取具有代表性,其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模型3 模型4
因变量 是否为产权房 是否为租住房
系数(边际效应) 优势比 系数(边际效应) 优势比
核心自变量 流出地城市规模(中小城市)
大城市 0.168***(0.019) 1.183 -0.017(0.025) 0.983
特/超大城市 -0.473***(0.038) 0.623 0.222***(0.047) 1.249
流出地聚落等级(农村)
乡镇和县城 0.126***(0.020) 1.134 -0.069***(0.026) 0.933
地级市 0.416***(0.039) 1.516 -0.051(0.060) 0.950
省会和直辖市 0.491***(0.061) 1.634 -0.094(0.098) 0.911
流出地人文发展指数 3.026***(0.134) 20.607 0.786***(0.183) 2.19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2倍对数似然值 -54917.202 -36219.200
伪R2 0.124 0.059
样本量 112865 82240

3.3.3 异质性分析

上述分析验证了流出地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的显著影响。鉴于流动人口在代际、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上的分异,这种影响往往体现出群体差异性,因此分别从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展开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5。
表5 异质性分析

Tab.5 Heterogeneity test

因变量 是否为产权房 是否为租住房 是否为产权房 是否为租住房 是否为产权房 是否为租住房
模型5A 模型5B 模型5C 模型5D 模型6A 模型6B 模型6C 模型6D 模型7A 模型7B 模型7C 模型7D
群体 老生代 新生代 老生代 新生代 低教育水平 高教育水平 低教育水平 高教育水平 低收入水平 高收入水平 低收入水平 高收入水平
核心自变量
流出地城市规模(中小城市)
大城市 0.122*** 0.195*** -0.065* -0.024 0.184*** 0.079** -0.023 -0.076 0.104*** 0.220*** -0.115*** 0.041
特/超大城市 -0.542*** -0.438*** 0.135** 0.202*** -0.570*** -0.221*** 0.147*** 0.206* -0.662*** -0.314*** 0.021 0.363***
流出地聚落等级(农村)
乡镇和县城 0.117*** 0.140*** -0.127*** -0.019 0.159*** 0.184*** -0.089*** 0.054 0.116*** 0.143*** 0.018 -0.132***
地级市 0.409*** 0.429*** -0.304*** 0.079 0.473*** 0.378*** -0.069 -0.113 0.437*** 0.368*** -0.001 -0.129*
省会和直辖市 0.590*** 0.446*** -0.131 -0.009 0.700*** 0.338*** 0.212 -0.274** 0.579*** 0.331*** 0.314** -0.317***
流出地人文发展指数 2.835*** 3.808*** 0.953*** 0.818*** 3.299*** 3.117*** 0.958*** 0.769* 3.059*** 3.328*** 0.937*** 0.57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2倍对数似然值 -25466.326 -32636.215 -15444.505 -23818.430 -45571.439 -12455.997 -33428.214 -5862.964 -28767.071 -29037.306 -20487.210 -18527.446
伪R2 0.076 0.158 0.043 0.070 0.089 0.157 0.056 0.073 0.119 0.115 0.058 0.061
样本量 47788 70427 35186 53551 96341 21874 75745 12992 65166 53049 42225 46512

注：限于篇幅本部分仅展示各个变量的系数值,未展示边际效应和优势比的结果;低教育水平指学历在高中及以下;高教育水平指学历为大专及以上;高收入水平指收入在平均值及以上;低收入水平指收入在平均值以下。

根据模型5A~5D,在产权房模型中,除特/超大城市外,其他空间资本的表征变量对新生代的影响作用都要强于老生代。说明较好的“地理出身”有利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实现在流入地的住房自有。然而,在是否租住房的模型中,情况却有所不同,仅特/超大城市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指数仍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这说明流出地空间资本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住房自有的促进作用无法直接推演到租房中。
模型6A~6D反映了受教育程度对流出地空间资本影响的调节作用。就产权房而言,流出地城市规模为大城市时对低教育者拥有产权房的显著的促进作用要强于高教育水平,为特/超大城市时对低教育者购买产权房的负向作用大于高教育者。流出地聚落等级和人文发展指数对低教育水平者的激励作用总体上强于高教育水平者(乡镇和县城除外),说明低教育水平群体的住房选择更加依赖于空间资本。就租住房来说,流出地城市规模为特/超大城市对高教育者的影响强于低教育者。流出地聚落等级为乡镇和县城时,对低教育者租住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当流出地聚落等级为省会和直辖市时,却对高教育者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余类别的影响作用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流出地人文发展指数较高对低教育者租住房的激励作用显著强于高教育者。
模型7A~7D反映了收入状况对于流出地空间资本影响的调节作用。就产权房而言,流出地城市规模为大城市时,对高收入者购买产权房的激励作用要强于低收入者,但流出地城市规模为特/超大城市时,对低收入者购买产权房的抑制作用要显著强于高收入者,说明流出地城市规模对高收入者拥有产权房的作用具有积累促进效应。然而总体上,流出地聚落等级越高对于低收入者购买产权房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就人文发展指数而言,人文发展指数越高对高收入者购买产权房的正向激励作用越强。说明流出地公共服务水平对高收入者影响更为显著。就租住房来说,在流出地城市规模上,与中小城市相比,流出地为大城市仅对低收入者的租房行为有显著抑制作用,而流出地为特/超大城市时能促进高收入者选择租房而不是住在宿舍或就业场所等环境相对较差的居住空间。在流出地聚落等级上,无论属于何种等级,对高收入者的租房行为始终起到抑制作用;相反,当流出地聚落为最高级别的省会和直辖市时,显著提升了低收入者选择租房的概率,而在整体模型中这一类别的影响效应并不具有显著性,说明流出地聚落等级高对低收入者选择的调节效应比较明显。流出地人文发展指数对低收入者的正向影响作用强于高收入者。这与上述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结果相互呼应,因为低教育水平者往往属于低收入者,导致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相对较弱,所以更依赖于先赋的空间资本。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相匹配的流出地和流入地数据对接,实证检验了流出地空间资本的影响作用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存在分化,形成了以租住房为主、产权房和免费房为辅的分布态势。流出地空间资本可独立于其他“先赋性”的资本成为影响流动人口流入地住房选择的重要因素,证实了先天性的“空间资本”的重要作用。然而,不同维度的空间资本发挥的影响作用并未完全一致。流出地城市规模对是否为产权房和市场性质住房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表现出城市规模越大,越有可能拥有非产权房的特征;就产权房而言,而流出地聚落等级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指数高能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产权房拥有率;就租住房而言,流出地聚落等级为乡镇和县城抑制了选择租住房的可能,流出地人文发展指数越高则租房的可能性越高。这说明在考察空间资本的影响时,需尽量顾及空间资本的不同方面,若只考虑一个或几个方面,可能会得到有偏差的研究结论。采用删除样本过少地级市的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表明上述结论是稳健可信的。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在不同代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有以下3点值得从政策层面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第一,立足于流动人口住房拥有率低的事实,分类施策满足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首先,流动人口租房占比高的区域,应该积极完善城市租房环境[47],促进租房制度的市场化和制度化,切实保障流动人口的租房权益。其次,一部分免费房由于缺乏市场监管,存在居住环境、基础设施条件差和居住隔离等隐患。特别是非正规住房占比高的地区,在取缔部分非正规住房的同时,还须切实改善流动人口居住环境,增加公共娱乐空间,规范非正规住房市场。最后,在有条件的地方可试行启动“售租同权”机制,保障正规住房和非正规住房拥有者在教育、医疗、户籍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权利。
第二,尽快破除空间资本对于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分化的隐形限制,清理阻碍流动人口自由选择住房的空间资本壁垒;建立完整的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缩小不同规模城市的发展差距和空间差异。另外,也要正视流出地城乡等级的差异对住房选择造成的影响,促进不同层级城市的均衡发展,构建健康的城市等级体系。最后,流出地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对其住房选择也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应促进区域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落实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教育设施、医疗服务等民生领域的资金投入和制度保障,促进流动人口流出地空间资本的累积和提升。
第三,考虑到空间资本对不同代际、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化影响,应重视老生代、低教育水平和低收入水平等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例如,针对老生代群体,应促进廉租房制度的深入推进,保障其住房需求,在土地征收和税收要求方面对廉租房和公租房等项目提供快速支持通道。对于低教育水平和低收入流动人口,一方面要鼓励其不断学习和进步,增强个人的技能和水平以提高其改善住房的能力;另一方面应重点发展保障型住房租赁市场解决其住房问题,或在税收和住房补贴等方面为其提供便利,进一步促进弱势群体住房水平和住房质量的提升。最后,在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群体的诉求,应推进整体全面的城市住房资源均等化和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
受数据限制,本文仅从流出地城市规模、流出地聚落等级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水平3个维度考察流动人口流出地空间资本的优劣程度,未来可进一步挖掘和深化空间资本的内涵和外延,更加科学地阐释空间资本的内在含义,构建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影响的完整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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