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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41 >Issue 6: 1097 - 1108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2.06.012

研究综述

地图与制图术：国际批判制图学/GIS研究进展

  • 王韬 , 1, 2 ,
  • 刘云刚 , 2, 3, *
展开
  • 1.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 2.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亚洲地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 3.华南师范大学北斗研究院,广东 佛山 528225
*刘云刚(1973— ),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生活空间论。E-mail:

王韬(1991— ),男,重庆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地理学、批判制图学。E-mail:

收稿日期: 2021-06-03

  修回日期: 2022-03-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8-28

收起

Mapping and “cartographicality”: Progress review of critical cartography and critical GIS

  • WANG Tao , 1, 2 ,
  • LIU Yungang , 2, 3, *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 the Center for Asian Geographical Studi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3. Beidou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528225,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6-03

  Revised date: 2022-03-22

  Online published: 2022-08-28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42028)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187)

Fold

摘要

地图是地理学的基本语言,也是空间分析必不可少的工具。但长期以来,地图一直被视为一种客观中立的科学成果。受批判地理学的启发,批判制图学/GIS应运而生,其目标是阐明制图实践中所嵌入的话语、权力关系,挑战地图表征中未经检验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经历40余年的争论与磨合,这一研究领域初现轮廓,批判制图学/GIS大致形成2个研究方向：解构路径主要从制图主体身份和地图知识生产过程2个方面出发,分别剖析制图术与国家治理密不可分的联系及其内在的权力作用机制;建构路径主要借助协作制图和反制图手段以实现地图数据的再生产。国内批判制图学/GIS研究刚刚起步,需要继续吸收批判地理学成果,开展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地图的解构研究,也需要加强建构路径与解构路径的深度弥合,并面向公众开展更加开放、公正的地图应用研究,将研究成果积极应用于社会实践。

关键词： 批判制图学; GIS; 权力; 知识生产; 协作制图; 反制图

本文引用格式

王韬 , 刘云刚 . 地图与制图术：国际批判制图学/GIS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 41(6) : 1097 -1108 . DOI: 10.18306/dlkxjz.2022.06.012

Abstract

Maps are the basic language of geography and an indispensable tool for spatial analysis. But maps have long been seen as an objective, neutral scientific product. Inspired by critical geography, critical cartography/GIS emerged with the goal of elucidating the nature of discourse, power relations, and eve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embedded in cartographic practice and challenging the untested but taken for granted assumptions in cartographic representation. After nearly 40 years of debates, this field of research has been gradually defined, and a blueprint of "hybrid geographies" has gradually emerge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various geographical methodologies, critical cartography/GIS has generally formed two research directions. The deconstruction approaches mainly start from the identity of cartographers an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map knowledge, and analyze the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tographicality"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inherent mechanism of power. The construction approaches mainly explore the new produ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maps by means of collaborative mapping and counter-mapping. The research of critical cartography/GIS in China has just started,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draw on the achievements of critical geography to carry out the deconstruction research of different types of map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strengthen the convergence of construction path and deconstruction path,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 applications of research results.

Key words： critical cartography; GIS; power; knowledge production; collaborative mapping; counter-mapping

空间分析是地理学4大传统之一,而地图是空间分析必不可少的工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Harvey[1]就指出,地图“是所有地理知识形式的结构支柱”。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批判理论的流行,地理学研究的关注点一度从空间“实体”转向“社会—空间”,转向“空间生产”等非实体空间的理论建构。其结果是,地理学界关于地图、制图学和GIS的讨论日益减少[2]。IGU(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政治地理委员会创始于世界政治地图研究组,Taylor[3]在期刊Political Geography纪念制图学大师J. B. Harley的文章中还指出,“地图与政治地理息息相关”,但各种政治地理学出版物中已基本看不到地图[4]。与之相对应的是,另一方面在“科学认识论”主导下,地图学者和GIS学者在政治、权力、话语以及后殖民抵抗等话题中也集体失语[2]。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诸多转向也引发地理学者的一系列思考,在走向“混合地理学”(hybrid geographies)[5]的背景下,批判制图学(Critical Cartography)和批判GIS应运而生,直面地图制作和使用、传播中所嵌入的话语、权力关系,挑战地图表征中未经检验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并质疑地图思考空间的方式[2]。传统制图学在实际操作中过分强调“客观”的特性,它使看地图的人,以及被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或偏见所诱发而接受它就是空间客观事实的人,看不到必然存在的利益;同样使制图者也看不到这些利益,乃至危害制图者自身[6]。批判制图学旨在揭示这些“隐藏的制图议程”,即“作为社会空间力量的工具”,以此弥合技术导向型地图设计与社会权力分析之间的鸿沟。
当前,批判制图学/GIS已经引起了国外地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着眼于地图/GIS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分析其实际运用中可能存在的偏见和局限性;也在不断发展新的技术手段以期突破传统限制、寻找更加丰富多元的表征方式,建构更具开放和包容性的地图。相较之下,国内地理学仍为“科学”话语所主导,大量研究不加批判地使用通过各种途径采集到的空间数据,执着于对“客观”空间结构和模式的探索。在此背景下,本文总结批判制图学/GIS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方向,以期对当前国内的地图/GIS研究有所借鉴。
批判制图学和批判GIS两个领域有重叠,但并不重合。批判GIS强调用作交互式空间数据可视化和分析的地理信息系统/科学的社会、政治含义,而批判制图学指的是对地图和制图过程的批判性反思,如何区分两者取决于人们对GIS和制图学之间联系的理解。本文在此并不试图对两者进行严格的划分,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二者的叠合部分即制图本身上,因此采用了“批判制图学/GIS”的组合概念表达。

1 批判制图学/GIS的发展

1.1 “科学”制图学地位的奠定

人类制作地图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直到15—16世纪,地图制作方法才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7]。1400年左右,欧洲制图学的规则由中世纪强调的叙述和象征意义逐渐让位于由几何原理构成的“科学”制图学[8],空间变成了天象和地球之间关系的问题,距离用度数、三角形和几何图形来计算[9],此后,地图一直被视为客观、中立的科学成果。制图学作为一种科学的追求,致力于回答如何最好地表达空间数据,例如如何利用新的技术呈现数据,如何运用色彩,如何使地图与人们的思维更相匹配、更易读,等等[10]。到19世纪,不仅着眼于地理要素呈现,还注重不同地理现象分布的相关关系,即空间分析的研究也已出现,这些统计和专题地图被广泛应用于教育、犯罪和疾病等社会问题[11-12]。此外,关于国家和国家对领土的合法占领的各种观点也都是用科学术语进行书写的,人们认为自然现实可以决定地缘政治安排[13]。由此,制图学也与政治地理学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战之后,Robinson等[14]重新定义了制图学,并系统描述了地图设计的原则;Bunge[15]1966年出版的《理论地理学》宣称,制图学是地理学的数学;一些学者甚至认为,GIS的发展为形成“一种完整的、科学化的新地理学”提供了可能[16]。不过,事实上,对制图学/GIS的反思也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初期并未受到重视。著名的美国政治地理学家Spykman[17]在《和平地理学》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世界地图的绘制,分析不同投影方法下的地缘政治隐喻;Lacoste[18]也曾指出,“地图过去是,现在也是地理学的核心,是一种基本权力工具。地图是一种表现空间的方式,便于空间的支配和控制。制作地图,就是为国家机器的现实利益服务”。1974年Peters[19]也提出,“最受欢迎的投影法总是夸大了较高纬度地区的面积(主要是北半球陆地面积),而代价不只是部分真相,而且是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形象”。“其他多数投影法均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它们“透过放大镜来看待欧洲与北美,然后再以望远镜来看世界其他地区”[20]。Peters[19]随之提出,彼得斯—高尔投影(Peters-Gall projection)法力求将世界各国按照其实际地表面积进行展示。不过,Peters的批评虽指出了其他地图的“主观性”,却是建立在认为自己的地图最“客观”的基础上。

1.2 GIS论战与批判制图学/GIS的诞生

GIS快速发展的年代,人文地理学者大都远离了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思潮,因而对GIS企图统一地理学为“科学地理学”的主张颇有微词[21],由此引发了批判学者与传统GIS学者一场持久的论战,这场论战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表1)。尽管分歧仍然存在,但关于地图/GIS的认识论基础已基本得到统一,而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逐渐成型。
表1 批判地理学与GIS论战的3个阶段及主要特征

Tab.1 Three stages and main features of the debate between critical geography and GIS

阶段划分 论战核心内容
1983—1993年 第一轮论战,GIS被批判学者贴上“非智力”和假定客观的“实证主义”标签,其研究基础是事实数据而非具有价值的信息;GIS学者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应,认为对方对“科学”缺乏深入理解
代表性文献：[16,22-23]
1993—1998年 第二轮论战,GIS过度依赖的笛卡儿式几何空间仍被反复强调,此外批评者认为其代表了霸权主义,也使社会面临沦为监视社会的危险;与此同时,争论双方开始共同举办会议以弥合分歧
代表性文献：[24-25]
1998—2001年 论战的第三阶段,争论双方均意识到GIS并不必然是实证主义的,它同样可以用于弹性的非决定论分析。双方的争论逐步让位于如何共同“重构”一个更具有社会责任感的GIS
代表性文献：[26-28]

注：资料来源于参考文献[2,16,21⇓⇓⇓⇓⇓⇓⇓⇓⇓-31],有改动。

第一阶段的批判认为,地理是一门过于复杂和多样化的学科,认为GIS有压倒后实证主义方法的危险,从而限制了地理学理解世界的能力[25,32]。此外,GIS中嵌入了特定的空间概念(特别是几何空间)和特定的推理形式(特别是布尔逻辑),把空间描绘成一个独立的网格,社会过程就在其中,而不是爱因斯坦或莱布尼茨关于空间是关系的论点,使得GIS不能充分代表非欧洲的空间概念和日常生活的沟通理性[33⇓-35]。
这些批评引起GIS专家同样尖锐的反应,他们发现这些批评过于简单化、过分悲观甚至偏执,表明批判学者们对GIS缺乏理解和经验。与此同时,他们把这些批评看作一种可以忽略的愤怒,因为学生和实践者对GIS的兴趣越来越大[36]。当然,其时在地图学界内部,Harley[8,11,37]、Monmonier[38]、Wood[6]等学者已经放弃了将地图作为“客观”“科学”产物的本体论,他们的著作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力。不过,Harley的专长在于地图史,更像是一位历史文化地理学者;Monmonier则代表了地图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而Wood关注地图艺术更多,都并非当时的主流学者。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批判地理学和GIS之间形成了几乎完全二元对立的局面。
到20世纪90年代末,地图和GIS的科学神话已经在其内部被瓦解,它不再被视为技术和工具理性的象征,相反,它是各种权力/知识的角力场。这并不意味着GIS不再具有用武之地,对数据和技术的反思推动了不断探索定性和混合研究在GIS中运用的可行性[39-40]。随着更具包容性的表征手段以及更高社会敏感度的分析方法的发展,GIS变得越来越具有自反性。2009年,Tim Schwanen和Kwan Mei-Po就曾在期刊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连续组织了2期(61卷,3、4期)“批判计量地理学(Critical Quantitative Geographies)”专栏。同年期刊Cultural Geographies(16卷,2期)也组织了“本土制图学(Special issue: Indigenous cartographies)”专栏。2012年期刊Cartographic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Geovisualization(47卷,2期)则组织了一整期“本土制图学和反制图(Indigenous Cartographies and Counter-Mapping)”专辑。2018年期刊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70卷,1期)再次组织了“批判性数据,批判性技术(Critical Data, Critical Technology)”专栏。这都昭示了地图/GIS在更广阔的领域可能发挥的潜在作用,批判制图学/GIS在地理学界引发持续关注。

1.3 批判制图学/GIS的研究领域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批判制图学/GIS逐步形成相对清晰的谱系和脉络,并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各子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图1)。学者们主要从以下2个维度对传统制图学/GIS提出反思和质疑(表2)：一方面,传统上认为,国家和制图专家才是可靠和有效的数据来源,但随着网络地理服务(geoweb)与新空间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业余”的空间数据提供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自下而上”的力量,正在迅速(自愿或非自愿地)改变“自上而下”的知识生产模式;另一方面,传统的“科学化”制图被认为用带有制图者主观偏见的“客观事实”掩盖了复杂的社会现实,它仅仅是一种话语和实践、一个具有学科和社会影响的对象[43]。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制图学的本体论基础,从理解地图表征转变为理解地图过程,不再热衷探讨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而是关注事物如何发生[44]。
图1 人文地理学各流派的对立与融合

注：资料来源于参考文献[36,41],并根据参考文献[42]作了修改。

Fig.1 Opposi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human geography

表2 批判制图学/GIS的分析框架

Tab.2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ritical cartography/GIS

权力表现 科学制图学/GIS 批判制图学/GIS
激进制图学/GIS(解构) 质性制图学/GIS(建构)
地图的外在权力：谁拥有制作、传播与解释地图的权利? “自上而下”倡导制图技术专业化致力于建立制图学/GIS学科知识体系 将“治理术”概念拓展到“制图术”,揭示专业化的制图知识背后无处不在的国家空间治理逻辑 “自下而上”倡导制图实践的业余化公众参与致力于各类网络地理服务与新空间媒体的开发与开放
地图的内在权力：地图表达、声张或掩盖了谁的空间权利? 认为地图是对空间的客观表征,空间信息可以通过“科学化”的语言得以完整表达
推崇数据的定量化		 认为任何制图过程都是对客观现实的选择性表达
揭示地图强化了哪些主体的权力的同时压制了哪些群体的权力		 重视艺术/非科学制图强化定性GIS (qualitative GIS)、反制图(counter-mappings)等非定量手段
因此,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工作可分为解构与建构2个维度。批判地理学背景的学者侧重对地图的解构,重点关注16世纪以来的“科学”地图的生产赋予了哪些特定的群体/知识/空间观念“特权”,从而使国家治理“正当化”;同时被压抑和边缘化的知识和“失语”的群体如何使得国家治理“失效”。而传统制图学/GIS背景的学者侧重对“问题”地图的重新建构。虽然激进的批评者认为,由于空间分析手段的“非情境化”,经验(实证主义)空间分析方法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45],但前文的分析表明,制图学和GIS也可以向多源数据和多元文化、价值观开放,生产“情境知识”。基于此,对地图/GIS的新观念、新方法进行探索,可以使被压制群体的空间观念得到展现,传统上无法进行“科学”的地图表征的质性数据也可以得到弥补,对官方数据不加考虑便进行分析导致的谬误也有望得到缓解。

2 解构地图/GIS：破除双重二元论

解构地图的“正统”源头来自J. B. Harley。1987年起,Harley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引发了学界对地图本质认识论的深刻转变。Harley[37]认为当时人们仍不加批判地接受地图绘制者展现出来的“事实”,特别是,人们常常倾向于假设制图者毫无疑问地从事一种“科学的”或“客观的”知识创造工作,这构成了人们理解地图的一个主要障碍。即使是“科学的”地图,也不仅是“几何秩序和理性秩序的规则”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秩序的规范和价值”的产物;尽管“科学”制图学努力将文化转化为自然,并“自然化”社会现实,它仍然是一种修辞话语。绘制地图的步骤——选择、省略、简化、分类、创建层次结构和“符号化”——本质上都是修辞,都象征着人类的主观目的。在“普通”的科学地图中,科学本身成为了隐喻,这类地图包含了一种“象征性现实主义”的维度,它是一种政治权威和控制的声明[37]。
因此,地图仅仅是人类看待世界的多种方式中的一种,而远非对世界的真实、全面的镜像表达。用Michel Foucault、Jacques Derrida的话来讲,地图就是一种“知识的形式和权力的形式”,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基础媒介[8]。因此,与其专注于地图如何反映主题,不如重新思考地图如何作为空间、地方和领域的产物,以及人们如何塑造了这些空间的政治身份[46]。
Harley[37]还指出,地图的权力是双重的。首先,“内在权力”或“认识论权力”,决定了制图的原则：在特定的上下文背景中什么被认为是地图,它是如何生产的,空间是如何表征的。在这方面,地图上的认知规则决定了某种地图制作模式所产生的“类型”空间。其次,“外在权力”或“制图者权力”,这是由地图的制作者和使用者实现的。简单地说,认识论权力决定了如何书写空间,而制图者身份决定了作者是谁,或者可以是谁。“认识论”与“制图者”的关系显然从未完全分离。在现代西方社会,地图迅速成为维护国家权力的关键,正是由于空间的“科学”表现与国家机构在制图学中的主导地位相结合,才使得科学地图成为一种重要但不透明的权力来源[37,47]。
对地图双重权力的揭示有利于我们理解1.3节所提出的分析框架中传统和批判制图学/GIS之间显著的双重二元对立。其中外在权力涉及制图者身份与世界观的对立,对之的探讨主要解决地图“为何(需要/应该)是这样/那样”的问题;内在权力涉及“科学—非科学”的对立,相应地,对之的探讨则侧重分析地图“如何表达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下文将从地图/制图术的外在权力和内在权力2个视角展开阐述。

2.1 地图的外在权力：制图术与国家治理

制图术是国家治理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生命政治实践依赖于政府在地理空间定位(locate)其人口的能力[48],从而将人口塑造为能被国家有效统治的“对象/客体”[49]。地图最广为人知也最具有争议的用途是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对具有清晰地理边界的民族国家的塑造。Strandsbjerg[47]指出,以地图方式表示领土是现代领土秩序出现的一项必要条件,他讨论了1450—1650年间制图术的转变如何改变丹麦的空间知识,地图使国家将自身建构为一个空间实体,并声称对整个领土拥有所有权。类似地,Branch[50]分析了地图在法国领土形成中起到的作用;Winichakul[51]则以东南亚唯一未曾被殖民的国家泰国为例,分析了地图如何在非西方国家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并取代原有的地理学话语。
国家尺度以下,制图术的“科学”权力提供了充分的“国家理由”。Martin[52]认为,资本主义的进步是一种制图学意义上的进步,它既体现在民族国家内部对调查和控制的制度化方面,也体现在其经济的扩张和对其他形态经济的吞并方面;Hannah[53]通过对1870年和188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研究,展示了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人口普查和政治制图有效地维持对其国家领土的控制;Crampton[54]同样展示了早期法国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通过绘制汇总数据的等值线地图以获取人口信息,从而为国家决策提供信息;由此,等值线地图被引入“人口/领土可计算性的合理性”,成为现代政府项目的核心。

2.2 地图的内在权力：制图术中的权力/知识

制图必然涉及人口、资源属性的筛选、分类、尺度的选择。借助生命政治视角,Painter[55]指出,统计、模型、预测、地图和图表是具有表演性和说明性的：变量的选择和联系、边界的绘制和假设的制定,具有以牺牲其他因素为代价而呈现世界某些特征的效果。
制图术的内在权力首先体现在基于特定目的对要素属性呈现的区分、筛选乃至屏蔽,而分类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表达。Harley[37]认为,阶级与权力的区分是通过地图符号的方式被设计、具体化和合法化的。地图符号通过“越强大就越突出”的规则将空间层级化,这往往并非制图者刻意为之,却恰恰反映出现实中“国王比男爵的地点更重要,城堡比农民的房子更重要,大主教比高级教士更重要”,被视作理所当然。制图学相应地运用了它的词汇,从而体现了一种系统的社会不平等。Wood[6]指出,即使是像地形图或道路地图这样“中立”的东西,也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图的沉默和省略(例如任何非机动车道或自行车道,或任何关于公共交通的信息)代表了汽车对其他通勤方式的特权,因此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和政治的)选择。在空间人口统计中,使用遵循国家定义边界的区域来汇总数据,可以“看到”人口现象,但不一定能反映出正在研究的人口本身的特征[56],而是加强了国家的视角,引发典型的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MAUP)[57],使一些社会问题或被放大、或被掩盖[56,58],等等。

3 重构地图/GIS：超越绝对空间制图法

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制图学与GIS中可能具有的自反性。为了“恢复”制图学/GIS的批判潜能,不同学者主要在数据生产与表征2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3.1 地图数据的生产：协作制图(Collaborative Mapping)

一般认为,协作制图起源于本土制图（indigenous cartography/mapping）,最早自20世纪60年代起,加拿大和美国阿拉斯加的土著群体就开始了本土制图实践[59],通过自主制图的方式表达空间,从而突破官方制图的限制,以实现土地主权的确立、本地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土著文化的传承[60]。之后这一实践也推广到其他社区,形成了一系列社区制图(community mapping)或参与式制图(participatory mapping)项目。如Perkins[61]指出,自1985年起,英国就开始推广教区地图项目(Parish Map Project)以支持地方特色和地方增权。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数字媒体的兴起,(公众)参与式GIS((Public) Participatory GIS, (P)PGIS) ①（①尽管有学者认为,PGIS更侧重“技术层面”且多运用于落后地区,而PPGIS多关注“参与决策”并主要在发达地区使用;但通常来讲,PGIS与PPGIS在学术定义上没有明确区分,以下统称为PPGIS。）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在上述项目中迅速得到广泛应用[59,62]。进入Web 2.0时代后,制图技术和支持多个用户同时编辑内容的应用程序(OpenStreetMap、Wikimapia等)使自愿参与成为可能[63⇓-65]。此外,数据存储成本的降低,社交媒体应用与地图服务的进一步聚合(Foursquare、Flickr等)以及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移动设备更加便捷地产生和访问地理信息,由此实现“地理众包(geo-crowdsourcing)”[65]。“地理众包”可以通过自发地理信息(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VGI)和非自发地理信息(in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VGI)2种数据形式实现。VGI指用户通过在线协作的方式,以普通手持GPS终端、开放获取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及个人空间认知的地理知识为基础参考,创建、编辑、管理、维护的地理信息[66];iVGI通过个人移动设备和外部设备记录地点和活动[67]。 Miller[68]认为,Web 2.0时代第一个真正的“地理众包”式协作制图可能是2005年8月志愿者创建的第一个谷歌地图聚合(mash-up),目的是让美国新奥尔良的公民共享信息以更好应对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巨大破坏。
在此背景下,PPGIS支持下的协作制图②（②在这一研究领域,本土制图、社区制图、参与式制图等术语仍在为不同学者使用,并不存在一个通用的说法。但不同研究的出发点基本是一致的,下文统称为协作制图。）已不仅仅是官方地图数据的补充,它正在逐步重构地理现实。Leszczynski[69]指出,虽然国家机构仍然是地图数据的来源,不断增加的公民和私营部门参与正在释放代替国家为主要权威来源的信号。Elwood等[70]在对99项VGI计划的调查中发现,这些计划中有近2/3是由营利性机构发起的,只有7%是由政府发起的;目前,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作为一个监管机构,以及公民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中介。美国一些社区的当地居民正在变成“地图机构”,使用诸如GPS和手机等手持设备收集和绘制社区数据,并向地方当局报告犯罪等社区问题[71];在加拿大,某些土著社区正在利用地理社交媒体推动其政治议程,他们与研究机构合作,开发协作的在线制图应用程序,以取得其项目的所有权[72]。在这种新兴的模式中,公民日益被定位为“生产消费者”(prosumer),他们既是免费空间产品的消费者,也是网络空间数据的无偿生产者[73]。
不过,仍有学者对基于地理社交媒体的协作制图是否切实减少了社会和历史分歧持保留态度。通过社交媒体集体制作的地图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少数具有技术能力的贡献者的价值观的表达[60],即“富有、强势、受过教育、且多为男性精英”的过度表征(over-representation)[74]。它更多是对现有权力结构的改造,而不是真正的抵制[60]。

3.2 地图数据的表征：被压制群体的反制图(counter-mapping)

相较于协作制图,反制图则更具革命性。在其思维方式下,被主流忽视的群体不再是“被动”的数据来源,而是可以“主动”把握地图表征。反制图通常依靠人类学方法(ethnographic approaches)、认知地图(cognitive cartography)、地图传记(map biographies)和村级会议(village-level meetings)等形式进行,通过质性手段呈现本土知识而不是将其置于主流话语当中进行阐释[75]。认知地图,如示意草图(sketch mapping)等已经在边界感知,以及个人的、具体的地方经验等地理学研究中得到运用[76]。如Ben-Ze'ev[77]通过手绘草图研究以色列犹太大学生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大学生如何体验其周围的环境;Gieseking[78]通过对一所学校的32名女学生进行了访谈和心智地图练习,从而了解女性在进入这所学校后的性别认同和权力体验;Hirt[79]认为,通过绘制梦和梦的实践地图使人们能够考虑神、精神以及非人类行为者的存在对土著空间观念的作用;Sletto[80]进一步探讨了土著社区的身份形成过程、地方景观的社会建构、记忆和地图之间的关系;Mekdjian[81]和Fischer等[82]也一直在与艺术家和寻求庇护者合作,帮助他们绘制自己的移民经历和记忆的个人地图。此外,一些创新的制图语言也被用于表征土著文化知识,如以动画、声音和气味地图表征精神和想象地理等[83-84]。
将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运用到GIS当中,可以视作反制图领域的突破,它引导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定性GIS(qualitative GIS)。一些研究者认为,扎根理论的核心——编码(coding),是一个数据简化和数据分析的过程,这与GIS的分析过程是类似的,两者都涉及处理数据丰富的环境以及理解模式和流程[85]。基于此,Kwan[27]率先实现将计算机辅助质性数据分析软件(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oftware, CAQDAS)与GIS开发设计平台结合,研究了非裔美国女性在波特兰的时空路径;并辅以定性叙述数据研究了哥伦布市伊斯兰教妇女在9·11事件后的生命轨迹[86-87]。Hawthorne等[88]采用Q方法③（③一种因子分析法,旨在从不同的、主观排序的文本陈述或图片中找出观点的共性。）对居民情感数据进行“定量”转换,研究了铁路开发对社区产生的邻避效应; Pavlovskaya[89]利用民族志资料绘制的后社会主义城市综合经济地图,将非正式的雇佣工资收入、非正式的和没有支付的家庭内部流动的物品与服务也纳入居民经济收入范畴;Knigge等[85]将基于GIS的空间分析和定性数据结合起来,对水牛城(Buffalo)社区花园进行了全面研究,探讨了社区花园的社会意义,以及花园所处的经济和人口环境;Kim[90]通过将扎根理论运用到胡志明市街头摊贩对人行道空间使用争论的研究中,实现了对相关人群空间体验的进一步概念化。
除反制图外,一些GIS学者也提出了更具“技术性”的创新,如对属性地图(cartogram)的重新重视[91];运用分区密度地图(dasymetric mapping)解决空间要素分布的实际边界与既有统计单元(如人口普查单元)边界不符的情况[92-93],一定程度上推进了MAUP的解决;此外,也有学者对MAUP相关的不确定的地理背景问题(the 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 UGCoP)展开了探索,识别和描绘能够代表个体日常活动真实环境的地理单元[94],虽然目前尚属于较新的研究领域,但也表明批判制图学/GIS研究已开始从数据的生产、表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解释层面。

4 总结与展望

地图作为一种社会表征,各种权力关系嵌入其中并转化为一种话语权力来规约个体行为和控制群体实践[95]。所有地图因而都是制图者对世界认知的“主观”表达。然而,“科学”制图学往往声称自己表征了“客观”世界,这就造成了无处不在的“绘图焦虑(cartographic anxiety)”[96]。20世纪80年代起,批判地理学者率先对空间分析中数据的先验“客观性”假设提出了质疑,随即引发了GIS学者的批评与回应。经历多次争鸣,批判地理学与GIS逐渐走向相互理解与让步,并开始融合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批判制图学/GIS,同时形成解构与建构2个研究方向。解构路径主要遵循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将“治理术”延伸到“制图术”,从制图主体身份和地图知识生产过程2个方面出发,分别剖析其与国家治理密不可分的联系及其内在的权力作用机制;建构路径则汲取了人文主义方法论的精髓,并尝试寻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结合,主要借助协作制图和反制图手段以实现地图数据的新生产和新表征。
反观中国地理学,批判制图学/GIS可谓是一块尚待开发的领域。交通出行、社交媒体、POI等大数据[97]在国内城市研究中的热度不断上升,不过这些数据多被视为空间的“客观”实质而被不加批判地使用。当前中国人文地理学也呈现出一些批判制图学/GIS研究萌芽的迹象,如安传艳等[95]借助社会表征理论揭示了地图话语体系的微观权力运作机制;有学者呼吁引入“混合性”理念,以打破“空间—分析”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分野[98];或强调基于地方性的地理知识生产或思想创新研究以实现人文地理与GIS的结合[99],如何光强等[100-101]分析了地图投影的选择对全球地缘政治分析产生的特殊影响,以及二战期间美国地缘战略空间观念的转变。此外,得益于同国内人文地理学者的合作,对UGCoP的探索也在国内城市得到一些实证[94,102]。总之,国内的批判制图学/GIS研究才刚刚起步,但各类丰富的大数据平台尤其是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应用(location based services,LBS)提供的个人属性地理信息仍是不可多得的优势[103],将人文主义方法论与实证主义结合,应成为未来国内批判制图学/GIS发展的大致方向。
具体而言,首先,继续吸取批判地理学成果(尤其在社会、文化、政治地理领域),综合相关学科理论视角,开展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地图的解构研究。这其中既包括对地图中权力/知识的再解读,也包括对资本、文化等微观权力机制和运作具体案例的经验研究[1]。其次,加强建构路径与解构路径的深度弥合,将批判性思维贯穿到研究的全部过程中。最后,需要着重强调研究的公众服务导向,面向社会应用开展研究,并积极投身研究成果的社会实践。Thatcher[104]就提出“志愿者信息服务(volunteer information services)”的概念,认为需要通过改善实地行动的协调性,利用VGI为民众服务。“目击者(ushahidi)” ④（ ④一个肯尼亚团队创建的非营利性危机预警平台,将社会活动、公民新闻和地理空间信息进行结合,利用“众包”的概念来促进社会活动和公共责任。）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它不仅从人群中收集地理空间数据(即“众包”),还将这些信息返回给人群,即“众供(geo-crowdfeeding)”[105],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地理学者借鉴的学术应用范例。此外,PPGIS本身就更多作为一种应用技术手段被广泛运用于规划实践当中。希望蓬勃发展的批判制图学/GIS研究为地理学者走出象牙塔、深入田野直接参与社会空间实践带来更多的启示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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