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科学进展 >

2022 , Vol. 41 >Issue 5: 880 - 895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2.05.011

研究论文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

  • 张晖 ,
  • 郭庆宾 , *
展开
  • 海南大学经济学院,海口 570228
*郭庆宾(1982— ),男,山东日照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E-mail:

张晖(1980— ),男,湖北武汉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E-mail:

收稿日期: 2021-08-18

  修回日期: 2021-10-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7-2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1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63005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JL05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JY194)

收起

Logic of production of space of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 ZHANG Hui ,
  • GUO Qingbin , *
Expand
  • School of Economics,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8-18

  Revised date: 2021-10-29

  Online published: 2022-07-28

Supported by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9ZDA110)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718630056)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8BJL056)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9BJY194)

Fold

摘要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论文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其空间生产的特征,构建“资本—权力—战略”三维逻辑框架,以解析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从资本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特征,在流动空间的作用下,其资本三级循环过程有利于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从权力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了制度空间,能形成对政府权力的规训,推动海南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从战略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背景下“新国家空间”的一种形态,表征了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基地、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等战略意义。论文运用空间生产框架从理论层面分析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地理学逻辑,能增进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解,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空间生产; 资本空间化; 权力规训; 新国家空间; 海南自由贸易港

本文引用格式

张晖 , 郭庆宾 .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 41(5) : 880 -895 . DOI: 10.18306/dlkxjz.2022.05.011

Abstract

Developing free trade por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strate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to deepen reform and expand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is the product of promoting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the new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 up. Based on Lefebvre's spatial trivariate dialectic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logic of spatial production of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Lefebvre's framework can be visualized as the three-dimensional logic of "capital-power-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capitalization of spa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pace of flow, its three-level capital circulation proces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to build a new highland of open economy and 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consumption cen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gic of power,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can regulate the government power by means of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al space, and promote Hainan to build a pilot zone for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a pilot zone for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gic of strategy,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is a form of "new national space", representing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 national major strategic service support base, the South China Sea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plan of China. From the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using the framework of space production to analyze the geographical logic of free trade por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enhanc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ractice, and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further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Key words： production of space; spatialization of capital; regulation of power; new national spac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球视野和战略高度系统谋划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开启了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自2013年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中国已经分多批次批准设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初步形成了“1+3+7+1+6+3”的基本格局①(① 2013年9月29日,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上海挂牌成立,并于2019年8月20日挂牌成立了临港新片区;2015年4月21日,分别在广东、天津、福建挂牌成立了第二批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年4月1日,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2018年10月16日,国务院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2019年8月30日,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运行;2020年9月24日,北京、湖南、安徽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运行。)。十九大报告还明确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由此海南省成为第一个被赋予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使命的省份。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正式开启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征程。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也引起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服务开放、金融制度创新、法律制度保障及建设模式等方面的成果逐渐涌现[1⇓⇓⇓-5]。但这些研究多属于政策性研究,局限于对策建议、实施路径等操作层面,鲜有文献从学理上探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运作逻辑和生产特征。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设立,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空间生产战略的深化和升级,将深刻影响中国空间生产的特征、布局和过程,以及地域生产组织和生产机制的创新,在开放经济发展中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中国新阶段改革开放的开拓性创新实践,有必要厘清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海南之所以成为第一个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相对独立的岛屿型地理单元特征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涉及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零关税、低税率、法治等国家边界构建和政策实验性内容。正因如此,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也可以从政治地理学视角去解读[6]。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基本框架,同时结合哈维、福柯、布伦纳等对空间生产的相关理论贡献,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地理学逻辑进行分析,以加深对这一开放战略及其实践活动的理解和认识。

1 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生产的三维逻辑框架

1.1 空间生产理论概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以列斐伏尔、哈维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的倡导下,运用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研究城市化、全球化、空间演变、资本循环等问题的潮流开始兴起,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逐渐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的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的倡导者是列斐伏尔。他是“空间的生产”概念的提出者,提出了“(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7]26的基本思想,倡导从“空间中的生产”转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研究范式[7]15。他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即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表征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s)[7]33,是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主要方法论和核心框架。这3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如果出现其中一方面主导其他方面,就标志着社会空间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形成。列斐伏尔的“三位一体”空间生产理论把各种不同类型的空间及其生成模式纳入一个统一理论框架中[7]16,揭示了丰富的实际空间生产过程。
但是,列斐伏尔并未解释为什么空间生产对资本循环(也即资本主义生产)至关重要,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哈维提出了资本的三级循环模式[8],对空间生产的运作机制进行了解释：第一级循环是指一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利润性生产,即直接的生产和消费,这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产业资本的循环;第二级循环是指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等领域的投入,包括生产领域的固定资本和消费领域的消费基金;第三级循环,包括生产领域的科研与开发和消费领域的社会支出。资本在一、二级循环领域的过度积累危机可以在三级循环中缓解,这是资本主义通过时间延迟解决危机的“时间修复”机制,但当三级循环领域中出现剩余的时候,就必须开辟新空间,重启三级循环,这是通过地理扩张(空间转移)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空间修复”机制[9]。哈维的学生尼尔·史密斯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直接生产过程可以把空间由自然物转化为生产资料和社会产物,从而改变地理空间性质,这一过程是实际的空间一体化,与哈维的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形式化的空间一体化是不同的;尼尔·史密斯用实际的空间一体化、地理尺度等新范畴阐述了地理空间与资本积累过程中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10],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资本空间生产不平衡发展的机理。
与哈维不同,福柯[11]更为强调空间生产微观尺度的实践以及权力的重要性,他认为权力是空间得以被生产的前提与条件,空间是权力运作所必需的工具。权力通过毛细血管般的微观机制,渗透到社会关系的每一个角落,实现对空间中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和规训。后现代空间转向论者卡斯特尔认为空间具有把同一时间里并存的实践聚拢的作用,并提出了“流空间”概念,即“不必地理邻接即可实现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流空间[12]”,更加强调了科技发展对空间生产的作用。流动空间是一种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在网络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空间形态,更加符合全球化社会活动的特征和规律。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化实践、权力下放等社会经济活动不断交织,引发了国家空间的重构。布伦纳的“新国家空间理论”将国家空间视为一个通过不同领域和尺度上的管制策略和社会政治斗争而进行重构的动态过程[13],对国家空间过程进行了“地理描述”,从而将空间生产理论拓展到了国家和全球层面。新国家空间理论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空间将发生持续重构,国家权力在全球化中会通过空间选择性(spatial selectivity)赋予特定尺度和领域一定的优先性,以引导国家空间中的资本循环[14]。这些理论从不同层面对空间生产的内涵和相关机制进行了解读,为理解特定的空间生产实践提供了多样性的视角和工具。综合上述分析,所谓“空间的生产”主要是指决策者、规划者、技术专家、市场主体等对空间的设计、建设、优化、改造等活动的过程,赋予了原有空间新的关系结构和可被感知的新内容。

1.2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空间生产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使命就是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路子,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累经验、夯实基础。根据空间生产理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独特空间,生产方式的转变就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出现,这个新空间是空间生产的产物,而不是“容器”。海南自由贸易港表面上指的是承载开放型经济活动的物理场所(如海南岛),实质是指国家空间的生产者通过税收政策、金融开放、监管制度等空间生产措施生产出来的具有“境内关外”特征的新空间,它是空间生产的产物。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本质上是“空间本身的生产”。
由于列斐伏尔所开创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尤其是他的核心理论框架所使用的“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等术语较为抽象,而我们身边社会空间实践现象却是鲜活而具体的,理论与实践较难对应起来,使得大多数人对该理论的理解似是而非[15]。因此,在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解析生动的空间生产活动时,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挖掘出每一个空间生产层面的运行要素和结构特征,建立起连接抽象理论和生动实践的桥梁。具体而言,列斐伏尔在进行资本主义“空间批判”时对“空间的实践”的描述仍然比较宽泛和模糊,几乎可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概念。哈维则坚持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从资本维度细化和深化了列斐伏尔的观点,以较为实证的方式论证并充实了列斐伏尔的理论命题,更符合实践背景和时代趋势。其次,空间的社会性是列斐伏尔理论的基石。在“空间的表征”层面,空间的生产可视为某种意义上全新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列斐伏尔也正是以社会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作为切入点展开空间批判。但列斐伏尔把空间本身放在“绝对核心”位置,其关注的空间和社会关系的关系缺乏一个直接的显示,更像是一种空泛的甚至抽象的存在物。由此,福柯在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思想基础上,将空间具象到权力的拥有者本身,进而从权力这一实实在在的、可以触摸的存在的角度将空间生产理论引向了微观机制层面,并把空间与权力关系聚焦到“纪律”这一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上,强化了生产活动在特定空间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内容。第三,“表征的空间”是列斐伏尔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二元对立的超越,既是两者的融合,也是全新的升华,更加抽象和宽泛,其解析过程需在前2项分析基础上再结合空间生产具体特征来完成。
下文将基于“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三维框架,结合哈维、福柯、布伦纳等学者的理论观点,梳理出“资本—权力—战略”三维逻辑,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空间形态进行分解,赋予其更加具象化的空间生产属性及内涵(图1),将空间生产理论与实践有机联系起来,为开放经济的空间组织演化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图1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结构

Fig.1 Logic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of space of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1.3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资本—权力—战略”三维逻辑

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的实践”是对空间内涵的物质层面的理解,属于社会空间的感知维度,涉及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职能,以及社会形式的特定区位和配置组合。空间是一种人类实践活动的存在方式[16],它既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物质前提,也是空间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发展的必要基础,实际上体现了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第一性原理的坚持,以“确保社会的连续性和凝聚力”[7],并保证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马克思认为,空间是一种生产资料,空间本身具有直接的物质生产力意义。资本的直接表现形态是物质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在资本的支配下,当空间本身也成为生产资料时,也会转变为资本。可见,空间与资本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资本是最积极最活跃、嗅觉最为灵敏的要素,当出现新的空间超额利润时,能最先捕捉到发展机遇并介入该空间的肯定是资本。自2018年4月13日以来,海南取得的能直观感受到的、较为突出的建设成就主要体现为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大型企业和机构的投资签约,以及数十项重点项目的开工建设,这充分体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对资本的吸引力。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点是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其目的在于对标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实践探索。因此,在列斐伏尔“空间的实践”的意义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主要体现为资本逻辑,其“空间产品”是物质层面上的国际经贸活动以及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的打造。
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容纳人类活动的空间本身也必然反映或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的表征”就是对空间内涵的社会关系和秩序层面的理解,属于社会空间被构想的(conceived)维度,涉及知识、符号、编码与权力关系等。空间的生产往往存在多元利益主体,包含着各种利益的冲突和社会力量的博弈关系,与“政治性”紧密相连,因此空间生产的形式和秩序也蕴含了权力的逻辑。因为权力产生的初衷是一群人为了协调矛盾和解决社会分配问题,拥戴一部分人来替大家管理并维持秩序,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在资本逻辑驱动下,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生产的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冲突与博弈更加激烈,如政府与企业、国外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自由化便利化与监管、免税购物与走私、套代购等,冲突的协调、秩序的维持都需要空间生产的权力逻辑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理论表明,空间的生产始终遵循着权力逻辑,或者说空间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而权力又通过空间来发挥作用。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权力研究者认为,权力既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又是一种社会生产的工具。当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时,承载这种社会关系的空间也会发生重构,空间生产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变化。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核心生产策略是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这就需要最大程度上减少政府权力的空间运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建构的,由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等一系列概念化的构想组成,要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对接最新国际经贸规则、创新社会治理和法治体系,这都属于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的表征”范畴。在这个范畴里,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生产应遵循权力逻辑,重构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框架,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建立起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此外,在“空间的表征”范畴里,鉴于海南独特的生态优势,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生产还需配套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构想空间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的新规则标准和新秩序关系。
资本逻辑下的经济活动是空间生产的物质特性,权力逻辑下的秩序建构是空间生产的精神想象。当物质属性的空间与精神属性的空间相互融合,就会相互解构、重组并产生新的开放性选择,既与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相似,又有不同,这也就突破了简单的“物质—精神”二元论逻辑。这就是列斐伏尔所指的“表征的空间”,是对空间内涵的意义和隐秘层面的理解,属于社会空间的“斗争场域”维度,包括复杂的象征、社会生活的底面以及统治性社会秩序的批判及对现有空间的重构。空间的生产并非随机的、自然发生的事情,空间总是被某种意图有目的地生产出来的。空间生产活动背后所隐藏的想法和推理体现的是“战略逻辑”。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是战略性的[17]。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不是简单的发展海南经济,也不只是为了探索开放经济新体制,其他很多区域都能承担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探索的任务。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党中央着眼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十九大提出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总体目标,为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而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因此也是战略性的。在发展开放型经济和构建新体制基础上,海南自由贸易港还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这要放在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中去挖掘,如“一带一路”倡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南海综合开发等。因此,海南自由贸易港不只是某一个特定区域(如海南)的空间生产问题,更是国家空间生产的问题,是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发展逻辑的底层和国家斗争场域的空间重构。在列斐伏尔“表征的空间”范畴内,这就体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战略逻辑,其实也是一种“国家逻辑”。

2 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分析

2.1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的天然属性就是为追逐利润而不断循环。资本可以促进社会化再生产和空间的扩张,具有塑造地理景观的功能。在循环过程中,资本总想创造出与自身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空间以扩大生产,这使得空间生产成为特定时期资本增值的重要方式[10]。列斐伏尔的追随者大卫·哈维说,“资产阶级空间化及空间的结构与功能是根植于生产、再生产、循环和整体组织的资本积累过程”[18]。从这一视角看,资本空间化及其空间结构的生产其实是资本循环与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同时资本内部结构的调整会使其产生的社会空间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类型与格局。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中国主动支持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是全球化的一大显著特征[19]。资本空间化是指资本的逻辑通过借助空间从而使自身转变成为现实的社会存在的过程,而空间资本化则是指在人类劳动实践基础上构建出来的社会空间从商品转变成资本的过程,即空间也成为一种资本[16]。由于资本具有内在的扩张性和空间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资本的扩大生产,就必须依据资本自由流动和深层循环的逻辑生产出新的适应全球化规则的空间结构,也就是说,在不改变某一地点位置的情况下重构空间的内在属性和结构。海南自由贸易港就是中国决策者对照全球最高水平开放形态而采取的空间生产策略,为扩大资本循环和空间积累提供“场所”和“容器”。以投资贸易便利自由、零关税、低税率等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港实质是空间生产者创造出的有利于资本循环和增值空间。据统计,2018—2020年,海南分别实现实际使用外资7.33亿、15.1亿、30.33亿美元,连续3 a翻番,3 a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占建省办经济特区32 a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37.3%;3 a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分别为167、338、1005家,同比增长91.95%、102.40%、197.34%,占近10 a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74.9%②（② 海南自贸港释放引资“磁力”实际使用外资连续三年翻番: 外资市场主体大幅增长 外资为何瞄上海南? 海南日报, 2021-01-22.）,特别是无考核任务的屯昌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也实现使用外资零的突破,海南的微观主体结构和资本结构也因此进行了重新联结和组合。这足以看出自由贸易港建设对资本空间化的作用。
另一方面,空间不仅是资本生产的产物,还可以通过成为可交换的商品变成资本[16],并投入资本的再生产。自由贸易港通过资本空间化促进资本积累循环,让资本生产出新的商品,这些空间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又可以帮助资本获得更多的货币,实现了价值增值,反过来又可以作为一种“投入”直接参与到全球空间再生产中,使资本获得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构建和促进剩余资本的循环,这一过程中空间商品作为生产资料就被资本化了,是一种空间资本化的实践过程。为促进投资贸易自由便利,目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已出台实施原辅料、营运用交通工具及游艇、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发布了“一负三正”“零关税”政策清单中的3张清单③（③ 即原辅料“零关税”政策正面清单、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正面清单、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负面清单。）。海关的进口申报数据表明,货值4084万元的原辅料“零关税”货物进口免征税款可达550万元,游艇购置也可减免38%的关税及进口环节税。这些政策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推动了企业的业务发展。节省的税款其实就是自由贸易港经过空间生产而产生的“空间商品”,是自由贸易港这一空间内特有的。当企业用它们来购买其他生产资料投入下一阶段生产,空间产品就资本化了。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红利空间的深度挖掘和充分释放,这些空间就能像资本一样参与到企业生产过程,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助推器。
综上,从空间生产角度看,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在资本生产过程中是内在统一的。资本空间化是资本和资本生产得以持续的关键策略,而空间资本化是资本和资本发展的重要目的[20],二者相辅相成,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的典型特征。

2.2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三级资本循环

资本总是向有潜在利润的、无阻碍的、开放的空间流动、循环和积累,同时也“逼迫”想要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区域提供对应的空间和场所,呈现出一个资本空间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循环和积累成为了主导地理景观形成的2种力量。
资本空间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逐步展开,这一过程涉及资本的三级循环(表1)。第一级循环就是扩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4大环节。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海南岛这一特殊地理单位上构建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全球化生产网络,创造了一个有利于资本循环和增值的新空间,也深度重构了国际经贸新规则,扩大了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范围,促进了国际大交换,有利于促进海南特色产业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海南与环北部湾区域也能通过新增长点的形成,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互动,从高效率、低成本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分享到全球化大生产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红利,并通过这种“以开放促发展”的手段,解决中国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利用外资增速趋缓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给国内社会分配带来的矛盾。亚当·斯密强调,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目的和终点。海南自由贸易港在使资本持续循环、生产和再生产不断扩大过程中,也创造了一个多元复合的消费空间,如免税商品、体育彩票、外国文娱项目、外资医疗服务等差异化消费形态,推动国内消费升级,同时也起到有组织地延伸生产力的作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④(④ 海南自由贸易港4大战略定位之一。另外3个分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为资本一级循环提供了巨大的潜在空间。
表1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三级资本循环及重点项目

Tab.1 Three-level capital circulation and key projects of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资本循环层级 重点场域 代表性重点项目⑤（⑤ 主要涉及已建、在建、已签约或列入省“十四五”规划的项目。）
资本一级循环 特色产业发展、国际贸易、国际旅游消费 热带数字农业产业链引陪、邮轮旅游、文昌航天主题公园、中化石油离岸贸易结算中心项目、免税店、腾讯生态村、中国游戏数码港、中国智力运动产业基地
资本二级循环 基础设施、城镇化、乡村振兴 环岛旅游公路、全域旅游示范县、城乡一体化供水管网、国家新型城镇化示范县、“海澄文定”城际铁路
资本三级循环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社会保障 崖州湾种子国家实验室、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教育(哈罗公学)项目、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海南西南部医院、省级临床医学中心、中医药出口服务基地
随着资本在一级循环领域的积累,资本创造的消费空间也会开始控制和塑造生活空间,从而推动新型生活空间及其社会形态(如新型城镇)的形成。为保障商品、物资和信息的顺畅流通,就必须加强机场、港口、公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居住生活设施及生态环境建设。这就是资本的第二级循环。与国内其他开放前沿地区不同,海南自由贸易港有着广大的农村区域和40%的农村人口,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这就为资本的空间深化提供了机遇。海南正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把以旅游业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分工向乡村梯度延伸,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一大批央企纷纷开始到海南投资,重点领域就包括基础设施、城镇化等,这将助推海南城镇生活空间格局的重构。为维持生活空间秩序和社会再生产,基础研发、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私人资本不易实现、但城镇化空间所必需的一些领域,就会构成资本第三级循环。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发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海南自由贸易港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独立办学。目前,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已经签约入驻了19所高校,其中就包括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等多所国外知名高校。已经落户海南洋浦的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是中国境内第一所境外高校独立办学项目。随着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推进,海南的科技、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也会大量增加,在资本的第三级循环中优化和丰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空间生产结构,助推海南自由贸易港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高地。

2.3 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的流动性

资本空间化过程是动态的、演化的,而资本的三级循环空间也存在空间边界。当原有的资本积累与扩张模式遇到障碍而不能继续获得超额利润时,就需要生出新的“空间”来获取超额利润,以推动空间生产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不断突破内部与外部以及内部各场域之间的空间边界,以产生获取超额利润的新“空间”,其空间作用力来自可强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流动性。流动性是资本的典型特征,资本化的空间因此也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流动性是一种对地理形态的形成过程和规律机制的解读[21],具有塑造空间形态的作用。
全球化的一个直接作用就是增强了商品、货物、信息、资本和服务的流动,以及人的流动。流动性就意味着原有边界的打破,能催生新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获取资源与机会的能力。在资本空间化过程中,在逐利性作用下,空间的要素会通过流动性找到潜在利益场域,将空间中的短缺商品生产出来。流动性使得空间在不同“场域”活动,最终导致空间分化,生成新的空间形态,使静态的“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s)”向动态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12]”转换。
作为中国最高开放形态的区域,海南自由贸易港可给予全球货物、资金、信息、技术、人员等各类要素和商品相较于其他区域更大的流动自由,催生出更加多元化、复杂化的经济活动,如金融空间的深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迅猛发展,资金流在金融衍生品、证券化等工具作用下,使得空间生产过程显现出金融化的特征[22]。在金融化的空间生产模式中,利润的获取不是通过商品生产和贸易而是通过金融渠道[23]。自由贸易港因其货物流通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贸易结算自由等流动性生产特征,必然引致其金融空间生产的发展大大快于城市空间生产。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化发展一直都是自由贸易港的核心内容,成功的自由贸易港往往也是自我增值的金融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一大核心任务就是发展离岸金融服务业,打造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24]。从一个金融业较为滞后的省份发展成为未来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没有充分的空间流动性是很难实现的。
信息和数据是现代社会的关键生产资料。当前,数字技术与社会经济活动在各领域高度融合,催生出基于数据获取与存储、信息分析与处理的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解构和重构各个领域的空间生产结构。海南自由贸易港要“面向自由贸易港全域及国际开展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等业务”“培育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作用……加强数据有序共享,提升政府服务和治理水平⑥ （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2020-06-01.）”,就有利于启动和推进网络及信息空间的生产过程。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这一实施路径,也正好契合了当前社会空间形态最显著的变化特征,即虚拟的网络空间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正逐渐超过物理空间[25]。此外,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特色空间形态和消费激励,也会驱动人流构建出旅游流空间,既通过旅游、观光、购物等旅游活动本身获取收益,也能通过依附于“人”的信息、技术等“流要素”,进一步拓宽价值生成空间,促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世界上较为成功的自由贸易港都是空间形态的旅游属性很明显的区域,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目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个人全年离岛免税额度已达10万元,消费的空间边界进一步提高,刺激了人流的运动。即使是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海南离岛免税全年总销售额也达到了274.8亿元,同比增长103.7%,有效促进了消费回流。海南“一负三正”清单中的海南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清单即将发布,将进一步刺激海南的免税品购物,促进人流、物流、消费流增长。
传统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追求专业化,打破空间边界的主体能动性不足,容易造成空间结构的内部分割。空间流动性的意义就在于打破边界的藩篱,营造互联的、无分割的空间关系。综上所述,在生产实践层面上,在资本空间化过程中,空间流动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关联、集聚、扩散、分异等空间作用机制,有利于缩短场所空间之间要素运动的时空距离,改变和优化区域经济发展格局[26],推动资本三级循环,推动建设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而这也正是空间实践意义上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空间生产特征。

3 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生产的权力逻辑分析

3.1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制度空间结构

在空间的生产中,权力这个政治要素与资本这个经济要素一样,也成为重新塑造空间生产的重要力量,从而使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要扫清限制其流通中的障碍,实现其空间拓展,常常需要得到权力的帮助,而与权力关联的、促成空间资本化的关键因素就是制度[27]。从福柯的权力理论角度看,制度就是现代社会一套关于权力运行的技术方法和结构性表述,也是“纪律”发挥作用的工具。用制度激励资本循环就是权力运用的具体体现。政府作为权力的拥有者和执行者,主要是通过区域发展战略与定位、规划设计、土地制度及配套政策来实施对空间的改造。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也同样涉及决策者和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场域”界定,还涉及由地方精英和行动者所组成的发展联盟与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反发展联盟之间的博弈。自由贸易港的本质是一种制度供给[28],换句话说,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制度安排就是权力逻辑下政策决策者推动空间生产的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问题上,强调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⑦（⑦ 习近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 人民日报, 2020-06-02(1).）。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一个包含投资、贸易、金融、税收、监管等一系列规则重构的制度空间,它不依附于某个“场域”,它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就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本身。没有了优惠政策,开发区仍然是开发区,因为开发区的空间生产模式主要依赖于物理空间,但如果没有了与之对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海南自由贸易港就退化为一般“场所空间”,不再具有制度空间生产的属性。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制度设计有11个方面共39条,其中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是重点,资金、人员、运输、数据等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有序安全便捷流动和现代产业体系是支撑,税收制度安排、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是保障,它们共同构筑起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制度空间结构,推动海南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图2)。
图2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制度空间结构

Fig.2 Institutional space structure of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3.2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府权力规训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所进行的上述一系列制度创新,本质上是权力运行的一种表征,即政府决策者和行动者通过对标国际最高开放形态,获取高层次开放经济发展的知识,从而设计出一套完全不同于以往国内任何其他空间生产模式的策略和规则。福柯认为,只要占据了生产主流话语与主流知识的位置,任何人都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权力,对其他的社会群体进行控制与规训⑧[29]（⑧ “规训”一词来源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1],意为政府权力对空间的监管与控制。）。即权力逻辑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在空间生产中的引导和规划作用,对空间生产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会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因此,不能只强调政府权力对其他行动者的支配和控制,还应该强调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和规训。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长期被发达国家质疑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行为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甚至还存在行政权力越位、错位、缺位。对标国际最高开放形态,就需要规训政府干预市场的行政权力,规范市场中的政府行为。福柯指出,“规训”与“法律”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规训权力”还得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法律[30]。在福柯所说的“普遍知识分子”的代表法学家们的努力下,法律成为人们最希望能限制权力的有效手段。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就是这样用来限制政府权力的方法和工具。因此,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要进一步完善与权责清单制度相对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各级政府权力清单,压缩政府官员寻租设租空间,减少对空间生产的干扰。目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已经出台(https://www.hainan.gov.cn),也将助力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这将会对干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政府权力形成有效约束和规训。
由于权力是一种单向度的支配性力量,具有自我扩张和自我膨胀的能力。福柯就对法律作为各种权力斗争的最终权衡机制的作用表达了疑问。由于福柯观察到了权力超越法律的现象,因此在福柯看来,法律并不是他所说的“规训权力”。福柯认为,只有像监狱那样能够通过惩戒和管制造就出一个“听话的、顺从的身体”并实现对人的控制的系统,才算是”规训权力”[31]。在权力谱系中,与政府权力相生相克的是市场权力。从“权力—空间生产”维度看,运用市场权力“规训”政府权力是另一种可能更有效的途径。在福柯意义上,市场权力非常符合“规训权力”的要求。竞争性市场具有强大的渗透和自我扩张能力,会慢慢地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充彻到社会的“毛细血管”之中,形成规训权力。建设自由贸易港,向世界开放市场,是主动将自己的生产体系嵌入全球市场,接受国际规则的改造,也倒逼着政府进行“自我革命”,转换职能。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并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国际标准的市场原则和规则体系也在形塑着自由贸易港的社会关系,构成了规训政府权力的中坚力量。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解读,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市场并不受任何特定机构的调节,反而市场是调节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占据主导地位,整个社会为资本逻辑服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增长和扩张是规训社会的主要手段。结合马克思和福柯的理论可知,市场的发展和壮大能成为规训政府权力的主要机制,实现政府权力的主动让渡和规训。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培育市场的规训权力,就必然要求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原则上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最大程度上扩大市场权力的空间边界。海南自由贸易港已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试行)》《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加强海南自由贸易港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等一系列放宽市场准入、提升促进市场机制作用的政策法规,以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但在当前市场还不成熟阶段,还是应该主要依靠法治手段实现权力规训。
此外,为实现绿色发展,海南自由贸易港也要实现对有损生态环境的行为的规训。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五章就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明确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规训,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进出境环境安全准入管理制度、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等。这些都属于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表征。

3.3 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空间生产的分异

由以上分析可知,由于集成创新而成的制度结构对政府权力的规训,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生产模式产生了区别于传统空间生产的显著特征,集中表征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通过让渡部分行政和经济管理权力给国内外投资者,改变了传统的政府权力运行边界,实施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投资贸易自由便利政策,促进行动者接受与国际接轨的经贸规则,推动了空间生产的自由化进程,成为国内开放程度最高的生产空间。在政治层面,其空间分异主要表现在政府权责清单、“一线放开”、制定《自由贸易港法》、授权立法、监管机构等政治法律制度改革与机构设置改革方面。在经济层面,空间分异主要表现为经济管理权限对市场主体尤其是外资的让渡(比如负面清单、降低所得税,取消关税、外汇管制,允许设立外资独资医院、金融机构等)⑨（⑨ 2020年6月1日发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全岛封关运作前,对部分进口商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全岛封关运作、简并税制后,对进口征税商品目录以外、允许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口的商品,免征进口关税”“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以及以资金、货物、人员等要素自由流动为特征的最高层次开放形态,这是一个市场发挥基础性、主导性、决定性作用的权力空间(表2)。尤其是取消关税和外汇管制、单独立法、免签入境等突破国家管制权限的制度举措,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国家层面独具特色的空间生产表征,对于全国的深化改革开放试验也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海南自由贸易港要实现6个方面的自由便利,就需要实施“一线放开”、清单管理、极简审批等一系列约束政府行政权力的规则制度,能有效推动流动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而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就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竞争政策、加强产权保护,以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方式规训政府权力,使之更有利于市场的高效运行,从而推动构建开放型、生态型、服务型产业体系;而在保障和监管制度方面,在通过法治化建设、单独立法、行使改革自主权、简化税制等一系列与传统行政权力运用不同的方式,构建起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表2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权力规训及空间生产分异

Tab.2 Power regulation of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patial production

制度空间构成 权力规训方式 空间生产分异
6个方面的自由便利 “一线放开”、正面清单、负面清单、极简审批、入境免签等 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
现代产业体系 政府职能转变、竞争政策、产权制度、服务型政府 开放型生态型服务型产业体系
保障和监管制度 法治化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制度集成创新、单独立法、行使改革自主权、低税率与简税制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4 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生产的战略逻辑分析

4.1 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生产的战略价值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只是海南本地化的空间生产,更是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是国家空间生产的表征,其空间生产分异是国家层面扩大对外开放的实践探索成果。国家的战略部署和重大举措是服务于新时代战略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逻辑解决的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生产的目标和价值问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是发挥独特区位优势,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国家之所以赋予海南第一个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任务,就有对其独特的岛屿单元特征和可作为面向太平洋与印度洋重要门户的地理区位优势的考虑。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理解,需要将地方尺度的领土安排与宏大的地缘战略联系起来[6]。国家赋予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战略定位,要求海南深度融入海洋强国、军民融合发展等重大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加强支撑保障能力建设,切实履行好党中央赋予的重要使命,提升海南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地缘政治经济视角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可促进海南与南海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合作,推动构建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32],也是中国南向开放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交汇点,有利于构建起一个“地方—区域—全球”的多层次战略互动和空间生产格局。只有一个经济繁荣、开放经济新体制完善、符合最新国际经贸规则的海南,才能在“双循环”、南海维权与开发、泛珠三角、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战略支点作用和服务保障作用,充分体现“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战略价值。为实现上述空间生产目标,海南自由贸易港需采取对应的空间生产策略,如表3所示。
表3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作用及其空间生产策略

Tab.3 Strategic function of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nd its spatial production strategy

国家重大战略/倡议 空间生产尺度 海南的作用 海南的空间生产策略
“一带一路”、“双循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交流与合作 全球 战略支点 博鳌亚洲论坛、跨国企业国际总部和区域总部、琼海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重点领域合作交流平台
南海维权与开发 区域 服务保障 重点基础设施、救援保障体系、海上旅游合作开发基地、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
泛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合作交流 区域 参与主体 共建海洋经济示范区与海洋科技合作区、深化琼州海峡合作、港航与旅游协同发展
军民融合 地方 发展示范 军民融合发展示范基地、文昌国际航天城、军地土地置换、国家战略能源储备基地
二是为全球生产结构重构和世界经济治理贡献中国力量。当前中国正以坚定的步伐重回世界舞台中心位置,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构将会对中国造成强大冲击。由此,理解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意义需要使用全球尺度。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就是要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为中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竞争赢得主动,也为世界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三是为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高标准示范。党的十八大提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历史实践证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海南作为经济特区也应该为中国新形势下的改革开放探索规律,不断形成新经验、深化新认识、贡献新方案。海南自由贸易港正是通过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构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并以开放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高标准示范。

4.2 海南自由贸易港表征的“新国家空间”

由前文分析可知,由于制度空间的分异,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空间生产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意义空间生产的特征,这些特征需要从更大尺度去理解。由于“空间”是社会空间生产的竞技场(arena)、脚手架(scaffolding)与层级(hierarchy)[33],在开放经济中,区域发展的动力不再仅止于本地所在空间的内在发展与小范围互动,而是有着非地方性、多重的、更大尺度的空间组织在影响着区域与地方的发展过程与空间生产景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要素的交流融合以及不同体制和规则的碰撞冲突作用下,对于一个国家领土的理解不应局限于不变的实体和固定的主权空间[34]。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的是“境内关外”管理模式,即在本国领土范围内构建出一个离岸的“制度特区”,以便柔化本国法律法规所固有的“本土性”,破解制度差异造成的贸易障碍[35]导致一个国家领土内产生国家主权管理的等级分异[36]或政策空间分异[37]。
国家选择海南作为第一个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省份,以实现其战略目标,这种空间生产的战略逻辑源于琼斯和布伦纳所说的“国家空间选择性”,强调的是国家对特定地方优先性的赋予[38-39]。在国家空间选择过程中,国家通常运用具体的空间政策和空间规划作用于空间,以此引导资本循环和国家空间重构,表现为国家以外的社会关系及其在空间中的分化,如国家的空间政策、国家政策的空间效应、国家机构的尺度分化等[40]。为实现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点的战略目标,国家权力下放、放松要素流动管制等重构国家行政结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方式的实践得以展开。海南自由贸易港正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家空间选择的新偏好和新产物。这种着眼于全球化生产而进行国家空间重构的策略选择正是布伦纳所提出的“新国家空间”发展战略的一种形态。
从新国家空间视角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地方全球化的空间生产尺度。自由贸易港是货物、商品、资本、人员等要素自由流动的生产空间。海南自由贸易港尽管依附于地方化生产,但通过国家空间重构,消除了国家空间与全球空间之间的生产性障碍,融入全球生产体系,进一步平滑了全球生产空间,实质是一种“地方全球化”策略,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战略部署的支撑。二是国家管制空间的深度重构。作为转向全球生产尺度的空间组织,海南自由贸易港对照全球最高开放标准,通过“境内关外”的管理模式,构筑起一个深度参与和推动全球化大生产的“制度特区”。2025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将正式实现“封关运作”,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模式,这个政策将区别于国内其他地区。这是一个超过传统意义国家尺度的新国家空间,不是简单的让渡行政和经济管理权力给国家以外的社会关系,而是把海关后撤到二线,压缩了国家权力的空间管制边界。海南与内地之间的商品流动视同进出口,而在国际市场上则自由贸易,这种特征使得海南离国际市场比国内市场更近(图3),在中国之前只有港澳台地区才有此特征。海关是一种代表国家主权、被赋予一定的立法权和准司法权的复合型权力[41]。海关的后撤表征着国家主权将这个空间的管理权限上移给了超国家层面的全球生产体系,深度重构了国家空间生产的结构和边界。不仅如此,全国人大还为海南单独立法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授予海南更大立法权限和自主改革权限。而中国从国家层面为一个地区单独立法是除港澳地区外,独一无二的。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海南自由贸易港就具有了一定的“超国家空间”属性,与将国家部分管理权限下放地方、增强区域管理自主性的经济特区、开发区、国家级新区等“次国家空间”有着本质区别。只有这样的“新国家空间”才能突破传统意义“国家空间”的边界藩篱,增强与国际市场的“邻近性”,“就近”参与国际经贸事务和世界经济治理,更顺畅地参与全球互动,“表征”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互式、开放式空间生产。
图3 海南自由贸易港表征的新国家空间

Fig.3 New national space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由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较为概念化和抽象化,容易造成三元空间的具体指代无统一标准[42]。本文基于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维框架逻辑,构建更具真实性和包含具体要素的空间生产模型,分别从资本、权力和战略3个层面解释了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空间生产逻辑,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定位进行了理论内涵阐释。作为空间实践的资本具体表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新兴业态与产业空间分布格局,并进一步聚焦于微观层面的外国投资者数量、规模及其他区域限制准入的主体类型等可感知的要素,推动海南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由于空间规则的制定必须符合国际资本循环和全球再生产规律,不断集聚的资本在扩大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同时,又能起到指导权力对空间进行管制和支配的作用。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空间生产模式中,表征着制度空间的权力是为国家空间选择(即战略逻辑)和资本循环服务的,具体表现为各级政府、规划者、学者等参与政策设计与权力配置,以实现对新国家空间的支配和利益分配,同时也使投资者、利益相关者认清生产规则,形成利益预期。海南打造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正是要为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探索。通过制度空间的构建,国家既是自由贸易港制度与政策体系、法律法规等空间生产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国家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国际贸易与全球治理等潜在利益的最大受益者,体现了国家导向的空间表征性。而这种国家导向正是由国家构建全球最高开放形态的战略思考驱动的,源于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对抗)的“底层”想象力,是国家在深刻变化的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博弈策略选择以及国家对于世界经济发展权利的争取,表征的是“新国家空间”,为海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种国家空间战略选择既主导了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和权力配置,又对全球投资者形成了强烈的激励,正在重塑国际资本循环。

5.2 讨论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的3个层面具有多重辩证的相互生成和建构关系。空间的实践是促成生产与再生产的连续性以及增强凝聚力的空间过程,是支撑起“表征的空间”与“空间的表征”正常运作的物质基础;空间的表征是(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实现空间秩序化的空间生产工具,有助于受支配者认清形势与定位,以寻求发起抵抗的路径;表征的空间是产生对抗、主导秩序的空间领域,是支配的利益与反抗的力量共同争取与挪用的斗争场所[43-44]。这三者在具体的空间生产中会表现出一定的时序关系。海南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却成为全国第一个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地区,主要是因为其独特区位和战略意义,而不是经济和物质条件。2018年9月24日发布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就指出,海南要“坚持开放为先,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而且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由此可知,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核心任务是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作用,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探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并不是发展海南经济。海南自由贸易港是由国家主导和管控的空间生产,因此,基于权力逻辑“自上而下”推动的建构性“空间的表征”要位于海南由贸易港建设空间生产时间序列的先发位置,而物质性的“空间的实践”过程要晚于“空间的表征”。这也意味着,对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来说,产业发展和经济繁荣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制度空间生产的产品。由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以“制度”为先的建构性空间生产模式,因此当前不应过于重视招商引资、项目开发等空间实践活动,应着眼于制度空间的构建,完善自由贸易港政策与制度体系,为自由贸易港的空间实践活动搭好平台和框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作为“空间的表征”的概念化空间形成之后,才能使投资者、利益相关者等形成具有意蕴的抽象符号,以此指引空间实践过程,推动产业、贸易和经济发展,共同作用支撑起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基地等战略性的“表征的空间”(图4)。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是辩证统一的,在空间流动性的作用下可以协同互动,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空间生产不断向更宽尺度和更深层次迭代演化,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起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自由贸易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基础上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并基于战略支点建设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经贸格局中发挥作用。
图4 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生产的三位一体关系

Fig.4 The trinity relation of spatial production of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谢申祥, 高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服务业开放机制探索: 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例[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6): 33-43.

[ Xie Shenxiang, Gao Yuan. Exploring the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 mechanism of the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aking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s an example.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21, 43(6): 33-43. ]

[2]
管斌, 郭金鑫, 管乐之.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金融法治创新: 一个空间视角[J]. 经济法论丛, 2021(1): 92-121.

[ Guan Bin, Guo Jinxin, Guan Lezhi. Innovation of financial rule of law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 spatial perspective. Economic Law Review, 2021(1): 92-121. ]

[3]
裴广一. 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的实现模式与路径[J]. 经济纵横, 2021(2): 90-96.

[ Pei Guangyi. The linkage development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n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mplementation patterns and path selectio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2021(2): 90-96. ]

[4]
朱福林. 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阶段性成果、瓶颈因素与突破路径[J]. 经济学家, 2021(6): 91-99.

[ Zhu Fuli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Phased achievements, bottleneck factors and breakthrough path. Economist, 2021(6): 91-99. ]

[5]
李猛, 黄庆平, 翟营. 论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对接[J]. 经济体制改革, 2021(4): 58-65.

[ Li Meng, Huang Qingping, Zhai Ying. Discussion on the strategic connection between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2021(4): 58-65. ]

[6]
刘云刚, 刘玄宇. 政治地理学视角下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解读[J]. 资源科学, 2021, 43(2): 209-216.

[ Liu Yungang, Liu Xuanyu.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from a political geography approach.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2): 209-216. ]

[7]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UK: Blackwell, 1991.

[8]
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间[M]. 胡大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55-178.

[ Harvey D. Space of hope. Translated by Hu Daping. Nanjing,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5-178. ]

[9]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初立忠, 沈晓雷,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94.

[ Harvey D. The new imperialism. Translated by Chu Lizhong, Shen Xiaole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94. ]

[10]
谢富胜, 巩潇然. 资本积累驱动下不同尺度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 史密斯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探讨[J]. 地理学报, 2018, 73(8): 1407-1420.

DOI

[ Xie Fusheng, Gong Xiaoran. Uneven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eographical space in distinct scales driven by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 discussion on Smith's spatial Marxist theor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8): 1407-1420. ]

DOI

[11]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4版.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Foucault M. Surveiller et punir. 4th Edition. Translated by Liu Beicheng, Yang Yuanying. Beijing, China: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185-191. ]

[12]
Castells M. The informational city: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gress[M]. Oxford, UK: Blackwell, 1989:146.

[13]
Brenner N.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state spaces in Western Europe, 1960-2000[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3): 447-488.

DOI

[14]
李鲁奇, 马学广, 鹿宇. 飞地经济的空间生产与治理结构: 基于国家空间重构视角[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3): 346-356.

DOI

[ Li Luqi, Ma Xueguang, Lu Yu. The production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enclav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spatial restructur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3): 346-356. ]

DOI

[15]
殷洁, 罗小龙. 资本、权力与空间:“空间的生产”解析[J]. 人文地理, 2012, 27(2): 12-16, 11.

[ Yin Jie, Luo Xiaolong. Capital, power and space: Decoding "production of space". Human Geography, 2012, 27(2): 12-16, 11. ]

[16]
张梧. 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 31(1): 62-70.

[ Zhang Wu. The spati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capitalization of space.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7, 31(1): 62-70. ]

[17]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M]. 李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37-39.

[ Lefebvre H. The space and politics. Translated by Li Chun.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37-39. ]

[18]
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M]. Oxford, UK: Blackwell, 1988: 36.

[19]
丰子义. 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403.

[ Feng Ziyi. Philosophy of social history towards reality. Wuhan, China: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403. ]

[20]
胡博成, 朱忆天. 从《资本论》到新时代: 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7(2): 214-224.

[ Hu Bocheng, Zhu Yitian. From Das Kapital to new era: Max's theory of space prod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27(2): 214-224. ]

[21]
唐雪琼, 杨茜好, 钱俊希. 流动性视角下边界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 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X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6, 35(8): 1535-1546.

DOI

Tang Xueqiong, Yang Xihao, Qian Junxi. Meanings and practices of bor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 border mobility: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X, Hekou, Yunnan at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land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8): 1535-1546.

DOI

[22]
宁殿霞. 金融化: 空间生产与权力聚变[J]. 贵州社会科学, 2018(9): 131-136.

[ Ning Dianxia. Financialization: Space production and power fusion.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18 (9): 131-136. ]

[23]
格·R. 克里普纳.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J]. 丁为民, 常盛, 李春红,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08(6): 7-15.

[ Krippner G 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Translated by Ding Weimin, Chang Sheng, Li Chunhong.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2008(6): 7-15. ]

[24]
曹晓路, 王崇敏.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离岸金融的创新路径与立法保障: 以海南自由贸易港离岸金融创新为视角[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4): 65-75.

[ Cao Xiaolu, Wang Chongmin. The innovation path and legislative guarantee of the offshore finance based on Hainan's Free Trade Por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41(4): 65-75. ]

[25]
路程.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中的身体问题[J]. 江西社会科学, 2015(4): 100-106.

[ Lu Cheng. Physical problems in Lefebvre's theory of space production.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15(4):100-106. ]

[26]
董超. “流空间”的地理学属性及其区域发展效应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2, 31(2): 5-8, 14.

[ Dong Chao. On the geographical attributes of space of flows and their effect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2, 31(2): 5-8, 14. ]

[27]
郭文. “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J]. 经济地理, 2014, 34(6): 33-39, 32.

[ Guo Wen. Connotation, logical system and its reflections of production of space on Chinese new urbanization practi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6): 33-39, 32. ]

[28]
史本叶, 王晓娟.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理论解析、经验借鉴与制度体系构建[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6(4): 149-158.

[ Shi Benye, Wang Xiaojuan.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por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y,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56(4):149-158. ]

[29]
王晓玲. 国际经验视角下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路径研究[J]. 经济学家, 2019(3): 60-70.

[ Wang Xiao-ling.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free trade por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Economist, 2019(3): 60-70. ]

[30]
赵永琪, 陶伟. 权力空间的研究进展: 理论视角与研究主题[J]. 世界地理研究, 2017, 26(4):1-10.

[ Zhao Yongqi, Tao Wei.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power spac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topics.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7, 26(4): 1-10. ]

[31]
景象. 权力·话语·法律: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研究[J]. 经典中的法理, 2010(2): 93-131.

[ Jing Xiang. Rights, discourse and law: A study of Foucault's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Jurisprudence in Classics, 2010(2): 93-131. ]

[32]
张尔升, 李雪晶.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与构建南海海洋共同体互动研究[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19(2): 85-97, 3.

[ Zhang Ersheng, Li Xuejing.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commun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Maritime Affairs, 2019(2): 85-97, 3. ]

[33]
Brenner N. The limits to scal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scalar structuratio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1, 25(4): 591-614.

DOI

[34]
Agnew J. The territorial trap: 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1): 53-80.

DOI

[35]
李猛. 新时代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政策创新[J]. 经济学家, 2018(6): 38-47.

[ Li Meng. Policy Inno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Economist, 2018(6): 38-47. ]

[36]
Park B G. Spatially selective liberalization and graduated sovereignty: Politics of neo-liberalism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South Korea[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5, 24: 850-873.

DOI

[37]
孟广文. 建立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政治地理学理论基础及模式选择[J]. 地理科学, 2015, 35(1): 19-29.

DOI

[ Meng Guangwen. Establishment and model selection of Free Trade Zones in China based on graduated sovereignty and policy geographical differenti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1): 19-29. ]

DOI

[38]
Jones M R. Spatial selectivity of the state? The regulationist enigma and local struggles over economic governanc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7, 29(5): 831-864.

DOI

[39]
Brenner N. New state spaces: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hood[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7-69.

[40]
马学广, 李鲁奇. 新国家空间理论的内涵与评价[J]. 人文地理, 2017, 32(3): 1-9.

[ Ma Xueguang, Li Luqi. A summary and review of the framework of new state space. Human Geography, 2017, 32(3):1-9. ]

[41]
于申. 海关权力的法律思考: 兼论《海关法》的修改与完善[J]. 国际贸易问题, 2000(2): 59-63.

[ Yu Shen. Legal thought on power of the Customs.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2000(2): 59-63. ]

[42]
吴冲, 朱海霞, 彭邦文. 资本循环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 以秦始皇陵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5): 751-765.

DOI

[ Wu Chong, Zhu Haixia, Peng Bangwen. Rural social space production mechanism in a great relics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circulation theory of Harvey: A case of Qin Shihuang Mausoleum.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5): 751-765. ]

DOI

[43]
王志弘. 多重的辩证: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概念三元组演绎与引申[J]. 地理学报(中国台湾), 2009(55): 1-24.

[ Wang Chih-Hung. Dialectics in multitude: An exploration into/beyond Henri Lefebvre's conceptual triad of production of space.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Taiwan, China), 2009(55): 1-24. ]

[44]
庄良, 叶超, 马卫, 等.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新区的空间生产及其演化逻辑[J]. 地理学报, 2019, 74(8): 1548-1562.

DOI

[ Zhuang Liang, Ye Chao, Ma Wei, et al.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developmental logic of new urban districts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8): 1548-1562. ]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