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科学进展 >

2022 , Vol. 41 >Issue 4: 582 - 594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2.04.004

研究论文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 陶慧 , 1, 2 ,
  • 张梦真 1 ,
  • 刘家明 , 3, *
展开
  • 1.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 2.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 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刘家明(1966— ),男,河南信阳人,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E-mail:

陶慧(1983— ),女,湖北恩施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人类学。E-mail:

收稿日期: 2021-06-30

  修回日期: 2021-08-24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6-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180)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SZKY2021071)

收起

Symbiosis and integr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uman-land-industry in rural heritage sites: A case study of the Tingsong cultural community

  • TAO Hui , 1, 2 ,
  • ZHANG Mengzhen 1 ,
  • LIU Jiaming , 3, *
Expand
  • 1.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 2.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Research Center in Beijing, Beijing 100081, China
  • 3.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6-30

  Revised date: 2021-08-24

  Online published: 2022-06-28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01180)

Independent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for Postgraduate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SZKY2021071)

Fold

摘要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关键词： 乡村遗产地; 人—地—业; 共生; 听松文化社区

本文引用格式

陶慧 , 张梦真 , 刘家明 .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 41(4) : 582 -594 . DOI: 10.18306/dlkxjz.2022.04.004

Abstract

Many rural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are rich in natural an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co-creation of landscape resources, co-ownership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diverse ethnicities and rural social relationship provide the basis and conditions for the symbiosis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addition, as an open system with comprehensive multidimensional and dynamic evolution, rural heritage sites are 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are the core elements of rural development. Symbiosis theory is an important theory for study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s of rural systems, which can be used to analy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hs of human-land-industry subsystems in rural heritage sites. Taking Tingsong cultural community in Yi County, He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ollaborativ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three subsystems of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driven by the returning eli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and put forward the symbiotic paths of rural development: 1) Building the symbiont of rural community. 2) Promoting the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sphere. 3) Cultivating the horizontal symbiotic chain of industri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may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in rural heritage sites.

Key words： rural heritage sites; human-land-industry; symbiosis; Tingsong cultural community

长期以来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冲击下,中国乡村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村空心化、土地空废化以及产业滞后化等问题[1]。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破解乡村凋敝的难题。2016年以来的4个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国务院在2018年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都提出乡村旅游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要鼓励和引导更多外部资源支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可以看出,国家战略赋予了乡村旅游更多的功能,要将旅游业培育成为激活乡村地区的重要抓手,以此构建人口、土地、产业等多种要素的协同发展格局。
目前,世界遗产委员会并未对乡村遗产做出单独类型的划分,但学者们均认可乡村遗产是凝结于乡村地域范畴内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地域集合体[2]。乡村遗产地在历经世代变迁后,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聚落结构、生产秩序和文化记忆。其中,农户通过自组织形成的共同体以及旅游产业集群式发展特征都为旅游共生发展奠定了基础。关于“共生(symbiosis)”概念,目前公认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Anton de Bary提出,是指不同种属的生物互为补充,相互依存、共同成长,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和生态平衡[3]。20世纪中叶,共生理论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以“发展、合作、互惠、共赢”等理念为核心,阐述不同事物之间通过“紧密合作”形成稳定的共生体,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4]。已有研究发现,共生理论主要是围绕共生三要素进行分析,即单元、环境和模式,在旅游领域中,学者们主要通过实证分析探寻旅游资源联动下区域空间共赢发展的内在逻辑。旅游共生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思路一直备受各界关注[5-6]。
当前以共生关系为主题的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区域旅游的竞合和边界共生的讨论上,多关注如何通过加强旅游联动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缺乏对单个乡村遗产旅游目的地共生关系的微观研究。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清西陵腹地的听松文化社区为案例地,通过分析文化主体间的互动以及乡村资源转型的内在逻辑,试图讨论如何在地方精英的主导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桥梁,再现文化遗产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从实践层面提炼出乡村遗产地实现现代化与地方化的文化复兴路径和要素融合发展模式,以期为乡村遗产地实现人口、土地和产业的全面振兴提供参考依据。

1 理论框架

协同发展是指区域内各平衡与开放的子系统相互协同配合,从而自组织形成一套高效协同的发展机制[7]。但在城镇化进程中,生计方式转变、土地利用转型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1984年Stringer等[8]在对旅游社区的研究中首次运用共生理论。随后中国学者将共生理论应用于旅游研究,围绕民族地区利益共生、旅游资源整合、产业链及产业集群共生等问题展开研究[9⇓-11]。

1.1 主体多元：协调与共生

主体共生是指主体间通过协同与竞争实现共同进化,从而形成一种合作性竞争关系并以此推动共生体形成稳生机制,最终实现“双赢”或“多赢”[12⇓-14]。在共生模式上,学界均将“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界定为旅游共生的最佳组织模式,并认为该模式是共生体间逐步提高共生度的过程[15]。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竞合关系极大地影响着主体间的共生度,因此如何创建稳生机制以促进利益共生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16]。有学者提出,由于亲缘与地缘关系,返乡精英往往比外来投资者更有主人翁意识和地方精神,更愿意促进普通居民在参与中习得可持续发展的生计能力,最终形成共生体推动目的地的良性发展[17⇓⇓-20]。此外,相关研究指出,理想的共生模式需建立在各核心利益主体地位平等、权责一致的基础上,通过利益补偿、利益协调、利益共赢等方式得以实现[21-22]。其中,自我补偿作为利益补偿的一条重要途径,是指通过自己积极参与到旅游活动中,如参与就业、参与投资、参与管理等,并从中得到利益补偿,从而建立新的共享关系;利益协调即利益相关者通过竞合、博弈等形式达到对称性互惠共生和连续共生模式[23];利益共赢机制主要通过实现主体间共同获利,从而无限接近或达到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模式,是建立在利益补偿和利益协调的基础上[24]。

1.2 空间流动：竞合与共生

土地作为人类主要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共生就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25-26]。总体上讲,关于空间共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共生、资源共生以及环境共生等方面[27⇓-29],学者们大多赞同在资源整合、产业联动的基础上进行良性互动,正如吴泓等[30]所论述的空间共生是多方受益的“正和游戏”,要依据空间的分散和集聚效应通过“合作性竞争”达到共生的目的。
乡村与城市作为2个具有复杂相关关系的生态簇群,其发展本质上如同生物的成长,基于特定的自然基础和外部环境,发生着“基因”的突变或转型。中国关于城乡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败的乡土社会,费孝通[31]最先提出了“城乡有机循环论”,以期提高城乡经济互助模式的韧性。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者尝试基于多学科视角构建本土化的城乡关系理论模型。曲亮等[32]最早基于共生视角提出城乡统筹的运作机理及可行对策;武小龙[33]则利用共生理论构建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框架,旨在超越城乡二元封闭局势,注重城市对乡村的反哺。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要正视城乡间的差异并以此为动力推动地区间共生发展[34]。

1.3 产业延伸：融合与共生

产业链思想最早由亚当·斯密[35]提出,伴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达,已然成为产业运行的基本模式。乡村旅游产业日益多元,并随着内部分工的深化不断向相关产业延伸与渗透。目前学者们基于产业角度普遍将乡村旅游产业链界定为满足游客不同休闲需求的相互内在联系的产业共同体[36⇓⇓-39],均认可乡村产业的发展既创造了无数就业机会,又重塑了当地资源的利用方式。现有关于旅游产业共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平衡状态的产业集聚共生研究和理想状态的产业融合共生方面[40]。
乡村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延展与集群化是乡村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与组织结构不断演变革新的过程,同时也是乡村资源整合与共生的象征[41]。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不断相互交融、妥协,一些业态将2种文化糅合在一起并不断推动其交流,最终形成了新文化的稳定状态,既留有农耕田园质朴、自然、传统的空间秩序,也追求现代文明创新、开放、高效的思维模式。

1.4 共生视角下的“人—地—业”协同路径分析框架

共生理论不仅强调居民可通过地方性资源与资金注入以及直接的劳动推动地方发展来实现主体价值,也强调乡村地域内的产业并非孤立发展,而是接纳资源多元化的利用与产出方式。此外,共生理论还主张空间上的内外联动。可以说,“人”的在地性是乡村复兴的活力之源,土地资源禀赋作为乡村遗产地发展的基底,共同催生了多元的产业发展机会,三者的交互协同保证了乡村居民生产、生活及生态空间需求的多元价值。
乡村景观资源的共创性、土地空间的共有性以及乡村社会关系的族群性都为共生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基于以上理论基础,本文构建出“人—地—业”视角下乡村遗产地协同发展的理论框架(图1),以听松文化社区为案例地探讨乡村遗产地返乡精英如何带动村民充分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优势进行身份转变,并通过“共生”发展策略将短板转变为旅游资源“优区”,以此寻求一条新的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共生模式。
图1 共生视角下乡村遗产地社区共生演化框架

Fig.1 A framework of the symbiosis evolution process

2 研究区域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

听松文化社区位于河北易县五道河村清西陵腹地,西侧紧邻清西陵中规制最齐全、规模最大的泰陵,较早接受了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的溢出效益。五道河村始建于1730年,原为泰陵内务府营房所在地,几乎祖祖辈辈都是守陵人,该村是一个典型的满族村落。截至2020年全村总面积9 km2,有350户1187人,其中满族人口占50%,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数为51户126人①(① 数据来源：西陵镇政府。)。陵区境内遍布1.5万株古松和20万株幼松,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人工古松林。听松文化社区是2015年由返乡精英梅静以众筹形式在自家宅基地重建的一个具有公益与教育性质的乡村社区,依托清西陵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创办了包括听松书院、民宿客房、文创设计、乡村美育等业态板块,占地面积约为其所在村落的1/5。经历了多年产业转型发展,听松文化社区为乡村遗产的空间审美和乡村文旅产业复兴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示范,作为世界遗产地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极具价值。

2.2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2019年以来对听松文化社区的田野调查,依托ArcGIS 10.2解译了听松社区及周边地区2015—2020年期间的土地利用情况,以此分析微观聚落空间的要素共生过程及其内在规律,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深入访谈和文本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通过ROST CM6词频分析加强了对“人—地—业”协同路径的理解。此外,收集了约17万多字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旅游发展规划、媒体新闻报道等二手资料用来补充和佐证一手资料。
课题组于2019年5月、2020年12月以及2021年3月期间共完成了3次实地调研,共计23 d。通过最大差异抽样(如居住地位置)和分层抽样(如是否在听松社区工作)选取34位当地居民为样本,进一步对有代表性的13名社区成员进行深度访谈。此外,根据性别、受教育程度、出游目的等对游客进行筛选,最终选定调研期间入住的14位游客作为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对受访者进行分类时考虑了受访者的经济状况、生计方式、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因素,使用编号代替真实姓名,以保持受访者的匿名性。访谈对象按照“人员类型+受访排序”方式进行编号,M为听松文化社区管理者,S为员工,O为政府工作人员,T为游客,V为当地村民(访谈信息见表1)。
表1 重点访谈材料总结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s

主要访谈对象 编号 时间 地点 访谈内容
企业高管及员工 M01~M03
S01~S06		 2019年5月1—9日
2020年12月20—27日
2021年3月1—7日		 听松书院 了解听松文化社区创建及与周边农户“共生”过程并访谈部分重点员工
当地居民 V01~V13 2019年5月1—9日
2020年12月20—27日
2021年3月1—7日		 五道河村 听松对当地就业环境以及居民文化生活的改善与带动作用
政府工作人员 O01~O03 2021年3月1—7日 西陵镇政府 听松产业对改善基础设施、带动当地产业发展以及提升乡村整体形象所产生的示范效应
游客 T01~T14 2020年12月20—27日
2021年3月1—7日		 听松书院 对听松文创产品、民宿风格以及美育课程的评价

3 听松文化社区共生模式演化

清西陵的发展带动周边村落向旅游业转型并为清西陵发展提供旅游接待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提升了乡村的居住环境品味,推动了传统乡村聚落的保护和更新,也为精英返乡创业提供了动力。听松文化社区依托世界遗产所带来的旅游机会,由返乡精英将宅屋重建为900 m2的“书院+民宿”,随后发展到十余公顷的听松文化社区。听松文化社区以书院为中心,将民宿和文创产品销售作为核心业务,再分别延伸出亲子文化讲堂、乡村社区美育以及研学旅行等新兴业态。听松文化社区近年来的发展,实现了本地精英与地方社群的多元主体价值共创、土地资源的利用以及传统农业与文创产业的融合,最终实现了城乡之间的资源互通与共生。
本文结合案例地实际情况,在已有研究成果上基于共生视角,从“人—地—业”3个方面探讨乡村遗产地返乡精英如何带动村民盘活土地资源,并充分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优势进行生计转型,通过“共生”发展策略将短板转变为旅游资源“优区”,以此寻求一条新的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共生模式。

3.1 主体回归与合作

3.1.1 返乡精英：共生体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乡村经济增长为返乡精英提供了新的舞台,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42]。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社区精英理论认为精英是指那些在某一领域具备突出能力的个体或群体[43]。听松文化社区创始人梅静作为五道河村第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在北京从事建筑行业,2015年返回家乡创办了一家旅游公司,通过众筹的方式融得264万启动资金,在自家宅基地建立了听松书院以及9间民宿客房,自此,文化贫瘠的五道河村有了第一个公共文化空间。“从小听着松涛阵阵,以及其中夹杂的松果飘落的声音,这种声音深入我成长的记忆中,“听松”代表了一种乡愁的声音符号”(M02)。梅氏自幼在西陵成长,接受乡土文化的培育,在创业之初就提出希望听松呈现出一种契合地脉与文脉的朴素且稳定的精神,“很多民宿的建设都像是一场新生,但对于听松来说,我一直觉得它就在那里,只是需要我把它找出来”(M02)。当地民居住宅均为朴素的灰色调,听松建筑的外立面以灰色的砖为主,并选择了传统的灰瓦的屋面,保留了干插瓦的屋顶,打造了一座具有西陵特色的“在地建筑”,远远看过去,听松文化社区与整个守陵村落融为了一体,“我从小看着乡人以修缮古建为生,浸染在古建的空间和色彩中,这些是最打动我的”(M02)。
听松文化社区作为乡村与现代生活的连接,提供了典型的都市与乡野之外的“第三种生活”,正逐渐成为世界遗产地的重要吸引物。与此同时,创始人推行的地方文创与新乡土审美推动了乡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三产的融合,使乡村经济结构更加多元,同时增加了当地居民的就业渠道,带动本村及周边村落居民的在地就业。截至2020年,企业规模增长至50余人,年营业额近700万元,员工全年薪资总额超200万元。

3.1.2 身份转换：多元化的生计方式

从共生的视角上看,听松文化社区的形成和演化是建立在合作和资源共享的基础之上,通过共生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与交换,不断提高共生组织化程度,主体身份在这其中也逐渐发生着变化。
乡村共生发展是一个参与的过程,地方居民通过参与转变了生计方式,同时将自身转化为推动内生发展的核心力量。调研中发现,五道河村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村内劳动力流失严重,“我们作为乡村企业一定得扎根,必须得跟这一方水土的村民有紧密的联系,才能推动乡村发展”(M02)。听松文化社区积极带动当地村民参与发展,在用工方面优先选择本地村民,给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前台是邻近的留守妇女,听松帮助她实现了在地就业,“从生了孩子就没再上班,这儿(听松文化社区)开张没多久我也就来应聘了,今年是第三年了”(S04)。清西陵周边村落的诸多留守妇女凭借这样的乡村平台实现了身份的转换,“我之前没工作,熟人介绍的,就来这打工了,这儿(听松文化社区)真挺好的”(S05)。
听松文化社区自创建以来一直发展“听松X”项目,即通过出资共建等方式将附近村民闲置的宅基地盘活。民宿里有3间独立的小院,是采用邻居赵某家的房屋,她丈夫常年在京津打工,赵某最初打算将老房改造成二层小洋楼,听松团队主动找到其进行协商,最终通过听松团队出具的设计图纸进行筹资共建。完工后听松文化社区取得了房屋6 a的使用权,赵某也成为了其中一名员工,“我们把老房子让出来3间,我之前一直在家看孩子,跟他们合作了就在这一直上班”(S03)。当地体制精英的参与助力听松的发展。书院东边原先是村干部经营的“燕赵山庄”,2017年听松文化社区与其合作,提升了内部硬件设施的配置与安全标准,更名为“听松画院”,作为学生艺术写生基地。此外,听松画院与保定、北京高校美术学院的教师达成长期合作,请他们带着学生在清西陵进行写生课,算是有了稳定的“客源”,截至2019年,听松民宿板块实现总流水300余万元。

3.2 空间融通与共生

3.2.1 土地资源整合

土地是乡村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为空间重构、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等提供资源支撑的基础性作用。五道河村受地形影响耕地面积约为1.1 km2,据当地村委会了解,“村民种地收入很少,还得靠打工,现在外出打工的人数占百分之七八十”(O01)。在城镇化冲击下,乡村空心化现象严重,进而导致宅基地空废闲置、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景观破败等一系列问题。
听松文化社区扎根于乡村,既受周遭环境限制又最大限度利用环境,经过长期的演化将杂乱无序的民居形态规划成整体有机的空间秩序。研究基于长时间序列的Google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解译了听松及周边地区2015—2020年间的土地利用情况(图2)。听松原址为梅家闲置的老宅,通过将老宅拆除重建,形成建筑面积近1000 m2的听松书院。听松书院西面的一大片土地早先被划分给了四五家农户,“那一片‘小游乐场’原先是空地,村民用来堆放建筑材料,还有一块地方盖了公共厕所”(M02)。听松通过协商将其租赁下来,经过“花园式”的改造,并由木匠打造儿童滑梯与秋千等游玩设施,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将荒废的土地资源建设成了公共的儿童乐园,从而实现了乡村生活空间重构,改善了当地人居环境。在此基础上,听松整合存量资源,通过联合、租赁等方式与周围9处院落进行合作,建设了“听松梅苑”“卧龙禅院”与“听松X”等系列文化主题民宿并负责后期运营管理。此外,听松西面彼邻一家农家乐,经营状况较差,随后与听松合作,将其改造为“松果之家”餐厅,经过5 a的发展,听松逐渐成长为总占地近2667 m2的文化社区。作为传统与现代交错、功能糅合多元的复合文化社区,听松不仅提高了土地资源效率,而且实现了乡村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重构,将以本地人为主的生活空间转变为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的交织。
图2 2015—2020年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Fig.2 Land use change from 2015 to 2020

3.2.2 地方资源互补

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的影响下会产生共生关系,并且良好的共生环境能对共生关系起激励作用。在与听松民宿经理的访谈中得知,“(游客)主要是从携程和美团上预订,从别的平台订的也有,但很少”(M03)。本文通过爬取携程与美团的评论,经过ROST CM6对评论总体进行了词频分析,并删除了原始数据中意义泛化的词语,例如：“有点”“觉得”“我们”等词。根据统计结果,词频排序位于前150位的高频词如表2所示,并制成词云(图3)。不难看出,听松不同于一般的乡村文旅企业,它不以传统的文化景观作为支撑,“环境”和“生活”成为了主导资源。一方面,清西陵为听松提供了良好的共生环境,“如果没有世界文化遗产地,这里承载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只是普通的太行山村”(M02);另一方面,听松文旅项目的发展推动祖祖辈辈传承的西陵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发展与创新。
表2 网络评论词频统计前150位高频词

Tab.2 Top 150 high-frequency words in web reviews

词频统计
1.环境(55) | 2.西陵(45) | 3.感觉(35) | 4.孩子(31) | 5.安静(25) |6.书院(23) |7~9.推荐/服务/小院(22) | 10~11.舒服/入住(21) | 12.设施(19) | 13~15.前台/loft/整体(17) | 16~19.风格/朋友/地方/适合(15) | 20.体验(14) | 21~22.老板/好吃(13) | 23~28.住宿/装修/设计/干净/免费/有机(12) | 29~35.餐厅/满意/简单/附近/位置/选择/方便(11) | 36~42.鸡蛋/独院/景区/晚上/文艺/卫生/特色(10) | 43~46.这儿/房子/实在/周围(9) | 47~54.人员/细节/店家/玩的/空调/幽静/下次/总体(8) | 55~63.太行/周边/晚餐/分钟/吃饭/小时/味道/距离/问题(7) | 64~78.老人/步行/景点/易水/氛围/卫生间/雅致/客房/客栈/美好/公益/停车/值得/停车场(6) | 79~93.服务员/院里/开心/再次/舒适/隔音/硬件/洗澡/虫子/咸菜/态度/热情/宽敞/馒头/农家(5) | 94~117.时光/边儿/享受/度假/秋千/新鲜/满族/优雅/空气/阅览室/温馨/性价比/出游/气息/真心/饭菜/社区/旅游/用心/保定/清新/齐全/院子/枕头(4) | 118~150.家常菜/格调/建筑/农家乐/清幽/房屋/实惠/清净/木马/庭院/古典/蹦床/小住/吊床/家庭/藏书/优美/放松/感受/星星/静谧/人多/小孩/咖啡/简陋/文化/经历/心情/春节/别致/假期/国学/古色(3)

注：“|”号用以区别出现频次不同的原始词汇,“/”用以分隔频次相同的词汇,括号中数字为词汇频次。

图3 听松体验的内容构成云文字图

Fig.3 Word cloud of the Tingsong experience content

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空间共生现象越来越普遍。清西陵景观资源分散,听松在引入资金长期租赁清西陵、易水湖、太行水镇景区附近闲置的农家院落,适度改造后对外经营,由点成面,试图打造听松小院聚落,将村民闲置的生活空间转换为容纳游客休闲娱乐的栖居空间,通过产业的增长极作用加强与其他区域的联系,转换空间功能,激活区域经济的发展。
此外,清西陵与易水湖、云蒙山等景区地域相邻,分别相距15 km和11 km,这2处景区与清西陵形成优势互补,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巧妙组合,易产生资源整合的聚集效益,创造更强的整体竞争优势,促使游客在区域间的空间流动,从而可达到客源共享的效果。

3.3 业态融合与创新

3.3.1 文化复兴,培育内生动力

从共生的视角,听松产业体系的形成和演化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在清西陵宏观共生环境下,听松文化社区将现代化产业融入地方性文化体系中,从而实现产业链的带动和辐射功能,促使产业共生体系朝多元化、多层次发展。
在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听松文化社区依靠当地旅游优势,发展以民宿经济为主的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极易受到季节潮汐等因素的扰动。2017年下半年以创始人梅氏为设计核心,开始精准锁定清西陵地域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创作出事事如意砚台、如意云尺、鸱吻卷尺等文创产品4大类12个品种。听松设计的第一件产品是拓片纹饰的丝巾,拓片纹饰来自于清西陵大红门前麒麟神兽的须弥座,上线一周就预定了近百条,这些弥足珍贵的原乡文化创新所蕴含的力量开启了听松文创的篇章。听松民宿的员工在淡季时也会参与制作松果灯、崖柏香之类的手工制品,并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售卖。据听松经理介绍,“淡季的时候就让服务员做一些手工品,然后放到电商平台上去卖,也算是维持她们的工资”(M03)。对当地员工而言,产品设计承载了传统文化的根脉,唤起了强烈的地方记忆;对于游客来说,感受到了别具风格的原乡文化,具有较强的文化获得感,在无形之中对乡土文化进行了宣传。此外,听松原乡艺术工坊以听松文化社区为设计生产销售基地,主要从事易县本土特色旅游文化产品开发,现有员工34名,常年从事以木石金陶(根雕、易砚、绞胎)为核心的特色工艺品生产,总类已达30多项,年营业额逐年递增,目前累计完成总产值1000万元。听松深入挖掘当地资源,围绕易县文化的遗存与自然资源,开发属于当地的文化产品,延伸产业链,扩展产业类型,使效益最大程度回归当地,把听松品牌进行延伸。
听松文化社区各个板块业务形成了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共生产业体系,夏季忙旅游接待,冬季忙产品生产,既解决了北方旅游淡旺季交替的问题,也为本土高端智力人才的保留开发搭建了平台。“我们的产业跟松树很像,创造了一个板块,可能存活不下去,但是很快别的板块又生长起来了,只要企业肯扎根乡村,放低利润,一定有生存的空间。这是乡村经济的特点,也是乡村经济的独特魅力”(M02)。在销售方面,听松依托新兴的直播带货,在电商平台成立了自己的直播间,“听松未来的目标是要做成一个‘千人企业’,发展成为一个返乡青年人的降落伞与着陆垫”(M01)。听松一边培育乡村人才,一边搭建平台鼓励更多的返乡青年加入其中,共同创造乡村价值。

3.3.2 乡村美育,城乡文化共情

社会变迁加速着乡土文化的流变、转型甚至消亡,“村子里原先有几位老先生,走街串巷教书法……但渐渐都不见了”(M02)。Jenkins[44]认为传统文化可以被用来强化地方的关系网络从而促进当地的发展,因此开展乡土文化教育成为听松首要选项。通过访谈得知,听松美育课堂在传播乡土记忆的同时,逐渐强化了村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通过增强地方居民的文化认同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动力(图4)。
图4 听松美育文化价值重塑

Fig.4 Cultural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Tingsong culture community

听松书院建成以来,已向当地及周边乡村读者借出图书约2000余册,固定读者已达400余人,不固定读者超过4000人,累计阅读量超过10000次。听松书院会定期组织乡村建设和地域文化大讲堂,曾邀请清华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杂志主编等数十人开展公益演讲,使读者在不断接收到关于当地知识的同时加深与世界遗产地的联系程度及情感水平。此外,书院每周开设听松美育课堂、自然讲堂等,为本地孩子进行美育及通识教育,打破“书斋式”教学与乡土生活的壁垒,带领孩子鉴别中草药、描绘西陵风景、聆听西陵故事,多感官的深度参与逐步加深了对于故乡的认同与依恋,没有边界的文化课堂,由书院的实体有效承载并发挥巨大作用。书院还面向当地的中小学生设立了公益高校支教讲堂,提升本地孩子的科学启蒙及语文水平,同时为高校学生提供支教平台,目前累计将近有500名孩子和家长参加。听松还设立了寒暑假冬、夏令营,对接京津冀的优质生源,通过清西陵古松自然美育和清西陵古典建筑空间美育等课程,辅以古建彩绘手工课程、燕下都古迹及易县博物馆游学等,促进易县及西陵旅游路线及品质的提升。多元文化并存已是当下社会生活的常态,在面对异质文化的碰撞时,听松一方面在引导居民感悟乡土文化的情怀,传承文化基因,逐渐强化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以消解城市文化带来的文化剥夺感;另一方面在不断促进多元文化的共生,通过实现乡土文化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的互融来彰显遗产地无法复制的文化特质。以文化为主导,不断培育文化生态才是听松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近年来,民宿等新兴业态迅猛发展,许多乡村企业由于产业单一,无法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用合理的设计去激活陈旧的乡土资源,也需要用足够的文化理念去让乡村体验变得更为丰富和有价值。听松作为空间形态与产业的载体,依托乡村的文化资源向文创借力,带动农村多层次产业链发展,让城市游客既感受自然生态之美,又体悟遗产文明之韵,进一步推动城乡之间的资源流通。

4 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路径

依据协同学创始人Haken所提出的协调共生原则：在一定条件下,系统内的子系统间通过相互影响和协作最终形成稳定状态的自组织结构[45]。该理论基于遗产资源保护与利用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容性,强调世界遗产的资源保护和旅游开发具有正向互动性,即适度发展旅游能够创造资金流,提高对遗产资源的保护能力,从而使世界遗产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得以调和。本文借鉴协同共生这一概念,通过听松文化社区的发展模式分析,从“人—地—业”3个层面提炼乡村旅游共生路径：① 主体参与层面,鼓励精英返乡创业,带动村民身份转变,携手各方利益主体共创乡村价值;② 土地资源层面,加强资源整合利用,推动异质景区的共生发展,并以乡村企业为载体带动城乡资金与人口的流动;③ 产业融合层面,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与独特的历史文化,向科技借力推动产业融合,盘活乡土文化,为发展乡村旅游、农业会展和农业科技等现代服务业奠定基础(图5)。
图5 乡村遗产地共生图

Fig.5 The symbiotic paths of rural heritage

4.1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区旅游的发展为精英的返乡创业提供了契机,通过注入资本与技术,带动村民成为参与者,修复乡村社会关系,重塑乡村社会秩序。与此同时,以当地政府、高等院校等构成的外界主体作为监督与推动力量,促使精英与村民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是在乡村共同体的语境下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启示。
一方面,乡村社会的基本属性是建立在血缘与地缘之上的熟人社会网络,是依托社区内主体与主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对话关系和“默认一致”的意志诉求所建立的“共生体模型”,这也决定了要在原本主体间有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上整合着力点,与本就有基础、有共识的乡村体制精英及“守土”乡贤先行联手合作,这将有利于促使阻力最小而达到协同共生的机会最高,同时加大对在地居民乡村建设意识的培育,激发社区居民将民间智慧与生活经验融入乡村重构过程中,通过不断凝聚强化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促进乡村社区共生体的形成。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农户间加强合作,以家为单位进行资源互惠共享,并以此为纽带组建“家庭经营户+企业”的经营模式,从而提升剩余资源的使用率,并加大当地居民参与旅游的组织化程度,由当地政府或相关组织带动,积极协调各共生单元利益诉求,形成合理、稳定的共生利益目标,彼此相互提供帮助产生“共生绩效”,缩小旅游发展收益差距。通过合作不断进行磨合,同时强化乡村利益共生体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从而在动态调试中达到稳定的共生状态,并以此形成独特的原乡品牌,推动共生体持续稳定发展。

4.2 筑牢地域循环共生圈

“地域循环共生圈”强调区域间是共荣共生的有机整体,倡导开放的、以对流为基础的内源式发展,主张空间要素双向流动,这种通过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共生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
共生视角下乡村文旅项目主导的振兴路径,关键在于推动城乡共生单元要素的联动,进而增强乡村的流动性。乡村要在现代化社会中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与互动,就需要将当地的文化基因与创意观念进行巧妙地融合,如开展亲子传统文化体验项目、非遗项目体验馆等。此外,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也顺应了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新趋势,但大多缺乏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的人才,当地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和相关政策鼓励返乡大学生或新农人创新创业,通过文旅项目的梯度推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互动融合。乡村共生体要在现代社会保持活力,就需要与社区外保持联系与互动,而不是把社会重新“部落化”为一个个孤立的、自我的单位。“地域循环共生圈”鼓励旅游地在承认竞争和利益冲突的前提下,着眼于发展和保护共同优势,搭建一个文化传播的旅游活动空间,实现游客在空间领域的双向流动,通过资源优势互补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共生机制。

4.3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

中国拥有丰富的遗产资源,盘活乡村遗产资源,在文化与旅游交融的边界寻找彼此协同发展的契机,用现代思维助推文化旅游,用新兴的旅游方式为文创铺设坚实的展演舞台,这既是对文化复兴战略的呼应,也是推动乡村发展与振兴的重要途径。
中国许多地区文化资源丰富,适宜发展乡土文化产业、构建“文化+”新型产业链,以达到增强村庄造血机能的目标。乡村企业应向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借力与主流媒体合作发布“现象级”文化创意产品,塑造自身文化品牌,并发挥产业的聚合效应,寻求共生合作组织,与美妆行业、电商行业和餐饮行业等进行合作,推动横向产业链共生,将当地的文化基因与创意观念进行巧妙地融合,使游客充分感受文物建筑等蕴含的丰富内涵,实现在现代化社会中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与互动,增强地方经济韧性。
文旅融合是目前发展的一大趋势,同时也是推动文化焕发生机的一个重要途径。以往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合作为二者的共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大数据时代,借助新兴媒介的资源存量分析和市场走向分析进行网络定向推广,应在实践创新中不断摸索前进。

5 结论与展望

自然生态、文化习俗与人居环境等共同构成了乡村遗产地的文化景观,这一景观的形成历经了岁月的磨炼,是由多代族群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共同创造的。乡村遗产地作为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特殊区域,通过乡村人、地、业的协同发展不断激发乡村的发展潜力。听松社区从现象到模式,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实验。本文基于共生视角从“人—地—业”3个方面探讨听松的发展过程并提出共生机制：① 主体层面,鼓励精英返乡与“能人治村”,并带动当地村民的身份转换,使其在参与价值创造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和人格尊重,从而重构乡村经济体系和乡民文化信仰;② 土地资源方面,通过资源整合来激活乡村土地的资本价值,实现城市资本与农村闲散、空置土地资源的良性互动,搭建起城乡间资源有效流动的新渠道,并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根基;③ 产业方面,以旅游开发为载体,乡村文化凝聚为内核,通过合理的设计去激活陈旧的乡土资源,进而打破相对单一功能和均质的空间,让乡村产生与城市同步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相比于以外来开发和政府补助为主的“输血式”乡村振兴模式,建立可持续性社区可以使其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具有一定的生存韧性。
乡村遗产地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相较于“以资为本”的建设模式,这种自下而上地遵循遗产地本土文化规律与规则,主动融入遗产地文化体系的实践模式在北方的小山村中颇为经典。乡村遗产地的共生系统是农业社会多功能性的延展,通过遗产旅游吸引物的营建与效益辐射,将乡土社会的传统资源激活,联动遗产地的休闲空间节点,以不超出遗产生态资源、社会文化等供给能力为底线,通过恰当的文化创意,设计出符合现代审美的遗产旅游产品。同时,通过发展文旅产业,提高文化主体的价值转换,让主、客双方都享受到遗产保护的红利。重构乡土社会的传统价值是中国大地之所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真实基础,是实现丰产的、安全的、美丽而健康的“桃源”目标。
然而,旅游引导的乡村转型离不开长期的跟踪研究,未来将继续追踪听松社区发展,探寻居民如何逐步加入其社区建设,深入开展观测研究,统筹多要素特征与融合多主体力量以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从而实现乡村遗产地的经济、社会及生态价值的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DOI

[ Liu Yansui.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

DOI

[2]
陶慧, 麻国庆, 冉非小, 等. 基于H-I-S视角下传统村落分类与发展模式研究: 以邯郸市为例[J]. 旅游学刊, 2019, 34(11): 82-95.

[ Tao Hui, Ma Guoqing, Ran Feixiao, et al. The class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H-I-S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Handan City. Tourism Tribune, 2019, 34(11): 82-95. ]

[3]
周慧玲. 旅游共生的研究述评[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4, 30(9): 1134-1137.

[ Zhou Huiling. Research review about tourism symbiosis.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Market, 2014, 30(9): 1134-1137. ]

[4]
Viken A. Tourism, research, and governance on Svalbard: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J]. Polar Record, 2011, 47(4): 335-347.

DOI

[5]
刘玮, 王婷, 谭晓军. 区域协同发展视角下的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规划研究: 以重庆市巫溪县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21, 39(5): 32-40.

[ Liu Wei, Wang Ting, Tan Xiaojun. Research on the scenic area-based rural tourism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aking Wuxi County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21, 39(5): 32-40. ]

[6]
程明洋, 刘彦随, 蒋宁. 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协调发展格局与机制[J]. 地理学报, 2019, 74(8): 1576-1589.

DOI

[ Cheng Mingyang, Liu Yansui, Jiang Ning. Study on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rural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in Huang-Huai-Hai are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8): 1576-1589. ]

DOI

[7]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中国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特征[J]. 地理研究, 2015, 34(3): 475-486.

DOI

[ Yang Ren, Liu Yansui, Long Hualou. The study on non-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o-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ase study of the Bohai Rim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3): 475-486. ]

[8]
Stringer P F, Pearce P L. Toward a symbiosis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tourism studi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4, 11(1): 5-17.

DOI

[9]
王金伟, 王士君. 黑色旅游发展动力机制及“共生”模式研究: 以汶川8.0级地震后的四川为例[J]. 经济地理, 2010, 30(2): 339-344.

[ Wang Jinwei, Wang Shijun. A study on dynamic mechanism and symbiotic model of dark tourism: A case of Sichuan after Wenchuan MS 8.0 earthquake.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30(2): 339-344. ]

[10]
陆相林, 孙中伟, 马世猛. 京津冀区域城市旅游共生关系分析与协同发展对策[J]. 经济地理, 2016, 36(4): 181-187.

[ Lu Xianglin, Sun Zhongwei, Ma Shimeng.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the polycentric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urban tourism 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4): 181-187. ]

[11]
弓志刚, 李亚楠. 乡村旅游产业链共生系统的特征及模式的演化和构建: 以山西省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1, 32(1): 73-77.

[ Gong Zhigang, Li Yana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chain symbiosis system and its 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terns: A case study of Shanxi Province.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1, 32(1): 73-77. ]

[12]
Butcher J. Can ecotourism contribute to tackling poverty? The importance of 'Symbiosi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1, 14(3): 295-307.

DOI

[13]
高俊, 王灵恩, 黄巧. 边境旅游地乡村转型及可持续发展路径: 云南打洛口岸地区的民族志研究[J]. 地理研究, 2020, 39(10): 2233-2248.

DOI

[ Gao Jun, Wang Lingen, Huang Qiao.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border tourism destination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Daluo port area in Yunna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10): 2233-2248. ]

DOI

[14]
郭旸. 共生型跨区域旅游空间融合的CAS动态演化机制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 2011, 26(2): 33-36.

[ Guo Yang. Study on CAS dynamic evolution mechanism of space integration of symbiosis cross-regional tourism.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1, 26(2): 33-36. ]

[15]
杨昀, 保继刚. 本地旅游精英培育与目的地层面内在影响研究: 基于阳朔的历时性解释[J]. 旅游学刊, 2020, 35(5): 87-97.

[ Yang Yun, Bao Jigang. The cultivation of local tourism elites and the influences of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A diachronic interpretive case study of Yangshuo. Tourism Tribune, 2020, 35(5): 87-97. ]

[16]
李灿. 基于共生理论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关系研究: 基本逻辑与演进机理[J].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13, 36(6): 88-92.

[ Li Can. Research on symbiosis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stakeholders: Basic logical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3, 36(6): 88-92. ]

[17]
成竹, 吕宛青, 陈伟. 滇越国际旅游合作共生机制研究[J]. 思想战线, 2016, 42(4):153-157.

[ Cheng Zhu, Lv Wanqing, Chen Wei. A study of the symbiosis mechanisms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between Yunnan and Vietnam. Thinking, 2016, 42(4): 153-157. ]

[18]
朱德亮, 张瑾. 基于共生理论的桂黔湘边区民族旅游竞合模式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12(4): 185-192.

[ Zhu Deliang, Zhang Jin. The cooperation-competition model of Ethnic Tourism in Guangxi-Guizhou-Hunan border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12(4): 185-192. ]

[19]
李春发, 李萌萌, 王强, 等. 生态工业共生网络中利益相关者关系研究[J]. 软科学, 2012, 26(12): 5-9.

[ Li Chunfa, Li Mengmeng, Wang Qiang, et 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takeholders of eco-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Soft Science, 2012, 26(12): 5-9. ]

[20]
孙九霞, 阿荣娜.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0(1): 54-62.

[ Sun Jiuxia, Arongna. Growth path and community role of new county sages in the field of ethnic tourism. 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20(1): 54-62. ]

[21]
Zhu F K, Zhang F R, Ke X L. Rur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s metropolitan suburbs: Evidence from the land use transition of rural enterprises in suburban Beijing[J]. Land Use Policy, 2018, 74: 121-129.

DOI

[22]
李婷婷, 龙花楼.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 以山东省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4): 531-541.

[ Li Tingting, Long Hualou. Rural development from viewpoints of transformation and coordination: A case in Shandong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4): 531-541. ]

[23]
姚旻, 赵爱梅, 宁志中. 散居型村寨旅游“共生”发展机制与培育路径[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40(12): 132-138.

[ Yao Min, Zhao Aimei, Ning Zhizhong.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path of "symbiosis" of ethnic village tourism in scattered village.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19, 40(12): 132-138. ]

[24]
黄艺农, 李竹, 许春晓. 国内旅游共生研究的阶段性及其成就[J]. 湖南社会科学, 2016(1): 144-148.

[ Huang Yinong, Li Zhu, Xu Chunxiao. Stages and achievements of tourism symbiosis research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Hunan, 2016(1): 144-148. ]

[25]
胡婷. 区域旅游地共生系统测量与结构研究: 以湖南湘西地区为例[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 21-30.

[ Hu Ting. Study on measurement and structure of regional symbiosis system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Taking western Hunan for example. Changsha, Chin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9: 21-30. ]

[26]
龙花楼, 张英男, 屠爽爽.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10): 1837-1849.

DOI

[ Long Hualou, Zhang Yingnan, Tu Shuangshuang.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0): 1837-1849. ]

DOI

[27]
杨永侠, 孙婷, 张丽红, 等. 京津冀地区耕地质量空间分布分形机制研究[J]. 农业机械学报, 2017, 48(2): 165-171.

[ Yang Yongxia, Sun Ting, Zhang Lihong, et al. Fractal mechanism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rable land qualit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ransactions of the CSAM, 2017, 48(2): 165-171. ]

[28]
Arouri M, Nguyen C, Youssef A B. Natural disasters, household welfare, and resilience: Evidence from rural Vietnam[J]. World Development, 2015, 70: 59-77.

DOI

[29]
白凯, 郭生伟. 旅游景区共生形象对游客重游意愿及口碑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西安曲江唐文化主题景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10, 25(1): 53-58.

[ Bai Kai, Guo Shengwei.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symbiotic image in scenic areas on tourists' willingness of revisit and their words of mouth effect: A case study on Qujiang scenic areas with the theme of Tang culture in Xi'an. Tourism Tribune, 2010, 25(1): 53-58. ]

[30]
吴泓, 顾朝林. 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竞合研究: 以淮海经济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04, 24(1): 104-109.

[ Wu Hong, Gu Chaolin. The cooperation-competition of regional tourism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A case study on Huaihai economic reg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04, 24(1): 104-109. ]

[31]
费孝通. 论中国小城镇的发展[J]. 中国农村经济, 1996(3): 3-6.

[ Fei Xiaotong.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China. Chinese Rural Economy, 1996(3): 3-6. ]

[32]
曲亮, 郝云宏.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乡统筹机理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4, 25(5): 371-374.

[ Qu Liang, Hao Yunhong. Research on plan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a whole based on symbiosis theory.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04, 25(5): 371-374. ]

[33]
武小龙. 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 一种新型城乡关系的解释框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 39(4): 14-22.

[ Wu Xiaolong. Symmetry mutualism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8, 39(4): 14-22. ]

[34]
孙九霞, 王学基. 城乡循环修复: 乡村旅游建构新型城乡关系的框架与议题[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1): 25-32.

[ Sun Jiuxia, Wang Xueji. Urban-rural cycle restoration: The framework and issues for rural tourism to construct a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21, 42(1): 25-32. ]

[35]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Smith A.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1. Translated by Guo Dali, Wang Yanan.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8. ]

[36]
臧玉珠, 杨园园, 曹智. 大城市郊区乡村转型与重构的典型模式分析: 以天津东丽区华明镇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3): 713-724.

DOI

[ Zang Yuzhu, Yang Yuanyuan, Cao Zhi. Typical model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structure in suburban areas: A case study of Huaming Township in Dongli District, Tianjin C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713-724. ]

DOI

[37]
张鹏岩, 杨丹, 李二玲, 等.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 以中原经济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8): 145-154.

[ Zhang Pengyan, Yang Dan, Li Erling, et al.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reg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8): 145-154. ]

[38]
叶强, 钟炽兴. 乡建, 我们准备好了吗: 乡村建设系统理论框架研究[J]. 地理研究, 2017, 36(10): 1843-1858.

DOI

[ Ye Qiang, Zhong Chixing. Have we been ready for rural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construction system.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0): 1843-1858. ]

DOI

[39]
弓志刚, 原梅生. 休闲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组织创新研究[J]. 财贸经济, 2009(1): 114-117.

[ Gong Zhigang, Yuan Meisheng.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09(1): 114-117. ]

[40]
Xu W, Tan K C. Impact of reform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n rural system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Yuhang, Zhejiang[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2, 18(1): 65-81.

DOI

[41]
李涛, 朱鹤, 王钊, 等. 苏南乡村旅游空间集聚特征与结构研究[J]. 地理研究, 2020, 39(10): 2281-2294.

DOI

[ Li Tao, Zhu He, Wang Zhao, et al. The cluster characteristics and structural model about rural tourism in South Jiangs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10): 2281-2294. ]

DOI

[42]
孙九霞, 黄凯洁. 乡村文化精英对旅游发展话语的响应: 基于安顺屯堡周官村的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 40(3): 27-33.

[ Sun Jiuxia, Huang Kaijie. The response of rural cultural elites to the discours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Research based on Zhouguan village of Anshun Tunpu.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19, 40(3): 27-33. ]

[43]
贾榕榕, 吴冰. 乡村旅游精英的权力维度及其阶段性呈现特征: 以袁家村为例[J]. 人文地理, 2020, 35(2): 142-151.

[ Jia Rongrong, Wu Bing. The power dimensions and stage presen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ourism elite: A case study of Yuanjia Village. Human Geography, 2020, 35(2): 142-151. ]

[44]
Jenkins C L. The use of investment incentives for tourism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Tourism Management, 1982, 3(2): 91-97.

DOI

[45]
赫尔曼·哈肯. 协同学: 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 凌复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17-21.

[ Haken H. Erfolgsgeheimnisse der natur synergetik: Die lehre vom zusammenwirken. Translated by Ling Fuhua.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3: 17-21. ]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