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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0 >Issue 4: 554 - 564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1.04.002

"社区生活圈规划"专栏

新兴城市类单位社区生活圈的建构路径与特征差异——以深圳为例

  • 龚咏喜 , 1, 2 ,
  • 段婧赫 1, 3 ,
  • 王嘉琪 1, 2 ,
  • 肖作鹏 , 1, 2, *
展开
  • 1.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广东 深圳 518000
  • 2.深圳市城市规划决策仿真重点实验室,广东 深圳 518055
  • 3.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200092
* 肖作鹏(1988— ),男,湖南衡阳人,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时空间行为与城市规划方面的研究。E-mail:

龚咏喜(1974— ),男,湖北黄冈人,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大数据支持下的城市空间社会感知及其应用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0-09-02

  修回日期: 2020-12-08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6-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83064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0115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69)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8A030310691)

收起

Danwei-based life circle practice in the emerging city of Shenzhen: Constru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 GONG Yongxi , 1, 2 ,
  • DUAN Jinghe 1, 3 ,
  • WANG Jiaqi 1, 2 ,
  • XIAO Zuopeng , 1, 2, *
Expand
  • 1. Architecture College,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518000, Guangdong, China
  • 2. Shenzhen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Shenzhen 518000, Guangdong, China
  • 3. Shanghai Municipal Engineering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Shanghai 20009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9-02

  Revised date: 2020-12-08

  Online published: 2021-06-28

Supported by

Key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83064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41801151)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41771169)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Guangdong(2018A030310691)

Fold

摘要

有关单位制度与生活圈的讨论多数集中在具有较长计划经济历史与较强国有经济色彩的城市,但是实际上一些新兴城市也存在单位制度实践或类似制度实践。以深圳为例,论文在分析了深圳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单位制度力量后,选取7个具有单位社区特征的社区,对比商品房社区与城中村社区,从空间行为和社会关系等维度描绘了这些社区居民生活圈的特征差异。结果表明：单位制度在这些社区中的空间与社会实践过程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传统单位与类单位社区的生活圈结构与模式。相比于单位社区,类单位社区生活圈具有职住接近、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社区共同体意识强等传统单位社区特征的同时,也因居民对单位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居民能够充分利用城市各项设施,满足多样化城市生活需求。研究认为应该鼓励发展多种类型的类单位社区,支持各类企业单位或社区开发商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完善社区生活圈的建构机制。

关键词： 单位制度; 类单位社区; 生活圈; 社会特征; 空间行为; 深圳

本文引用格式

龚咏喜 , 段婧赫 , 王嘉琪 , 肖作鹏 . 新兴城市类单位社区生活圈的建构路径与特征差异——以深圳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 40(4) : 554 -564 . DOI: 10.18306/dlkxjz.2021.04.002

Abstract

As the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planned economy, the danwei syste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daily activity space and life circle structure of urban residents. However, currently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nwei system and life circle mostly focus on citie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planned economy and strong state-owned economy. Few studies have attempted to focus on the danwei system in emerging cities, although the danwei system practice existed in these cities. In addition, few studies have explain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ir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y supply mechanism.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d the evolving role of the danwei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henzhen City. Seven communities with features of danwei compounds, named as pan-danwei communities, together with one commercial housing community and one urban village community, were selected to depict the life circles of residents in these communitie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patial behavior and social relations. We believe that the path differences of the danwei system on the spatial and social practice that occurred in these communities have resulted in different community life circle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The life circle of these pan-danwei communities has similar features with the traditional danwei communities. These features include work-housing balance, self-contained amenity provision, and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residents have no personal attachment to the danwei or the neighborhoods, they can make full use of various urban facilities to meet diverse demands. It provides a new model of reconstructing life circle in China, learning from the danwei communities. It is essential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types of pan-danwei communities. Especially, various enterprise units or community developers should be suppor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 good provision mechan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s should be improved. Analyzing the localized practice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s of this type of danwei compound can enrich the concept and construction models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 in a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Key words： danwei system; pan-danwei community; community life circle; public good provision; spatial behavior; Shenzhen City

生活圈的理念近来成为新时期推进高质量城镇化与社会建设的重要政策工具,引发多个学科的关注,探讨生活圈的概念与内涵、划分方法以及应用领域等[1⇓⇓⇓-5]。部分学者持续探究变迁中的单位制度与居民日常生活转型的关系[4],认为单位制度是理解中国城市日常生活转型的关键钥匙[5]。单位制度深层指向的是公共产品与社会福利的组织化供给与集体消费,其运作逻辑是依靠各级各类工作单位进行社会成员统合及公共资源分配[6-7],工作单位的力量也因此延伸到个人与家庭生活领域,单位成员对单位形成了较强的人身依附和资源依赖。其空间表征就是,单位员工都居住在由其工作单位建设或分配使用的相对封闭以及自成一体的单位大院之中[8⇓-10],同一单位的居民日常生活时空间具有相对一致性,社会成员间的交往大多发生在单位大院内[11-12]。因此,单位制度是彼时塑造居民生活圈的关键制度力量,促进了中国城市在“制度—空间—社会”框架下的实践[13]。进入市场转型后,这种以单位为基础的生活圈结构发生了多重转变。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圈在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及改革开放后先后经历了被单位制度锁定以及被解锁的过程[14-15]。单位制度是透视中国城市居民生活圈变化的重要视角。
不过,过往有关单位制度与生活圈的研究大部分都关注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国有经济成分较重或制度转轨明显的城市[16⇓⇓-19]。追溯一些新兴城市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到很强的国有单位力量或类似单位制度的社会与空间实践[20]。譬如,尽管深圳是中国最早开展市场经济的城市之一,但其早期发展也有“引入各类国有单位、划拨土地配套建设生产生活空间”的发展路径[21],产生了很多单位化社区并遗留至今[22]。其次,因为单位制度及国有经济成分对中国城市社会运作根深蒂固的影响,即便已然褪去,仍然隐匿潜行继续产生作用。譬如,城市住房建设中一直就有单位制度的身影,“企业办社会”[23]的方式甚至蔓延到民营企业,产生了一批“企业社区”,形成了一批“类单位社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有哪些形式的类单位社区与传统单位社区接近,如何度量这种接近或分别程度,这些社区与传统单位社区在塑造居民日常生活圈的路径有何不同,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社区生活圈有什么启示?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深圳为案例,在分析深圳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单位制度力量后,采用分层抽样调查问卷的方法,对比城中村社区和商品房社区,刻画保留完好的单位社区、已经杂化的单位社区、特定行业的公共租赁住房社区、民营企业人才公寓或蓝领社区等类型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差别,深入剖析不同类单位社区内居民生活圈的建构路径与特征差异,以期为中国城市社区生活圈从空间行为特征、公共产品供给、社会关系营造等方面开展研究与规划提供新的视角。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案例

深圳市位于广东省南部,南邻香港,北接东莞和惠州。得益于改革开放与经济特区等政策,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深圳已经从边陲小镇一跃成为陆域辖区面积达1997.47 km2、常住人口1302.66万人的现代化大都市[24]。
回顾深圳城市发展历史,来自于港资和外资的建设力量广为人知,但来自于中央及内地各省(市、区)的支持则似乎不太为人所知。以电子工业为例[25],现今很多企业实际上是由中央及内陆地区帮扶建设的。例如,1979年广东电子工业局负责将地处粤北山区从事电子工业的3个省属小厂迁入深圳组建深圳华强电子工业公司(即现华强集团);总参通信兵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深圳投资成立了“洪岭电器加工厂”,先后改组成为深圳电器集团、深圳市电子工业总公司、深圳电子集团公司,也即今天的赛格集团;第三机械工业部(现航空工业总公司)在深圳设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办事处(即现深圳中航集团)。这些企业提供技术与产业力量,深圳市划拨土地建厂建园,共同建成了南山沙河工业区、福田工业区和上步工业区等[26]。同时,为解决这些企业职工的居住配套问题,深圳市也拨出土地为这些企业分别建设了华强花园、赛格小区及爱华、南园等单位住区。
为从内地调入国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人才,深圳早在1988年就效仿香港启动了以实物配租为特点的住房改革[27],建设了一批面向政府和国企的微利房与福利房,形成了很多依附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大院/小区。这些包括市委大院、边检大院、海关大院、和平大院、特检站大院、市政大院、勘察大院、外贸大院、公路局大院、巴士集团员工宿舍区、建设集团大院、食品公司大院、145号大院等。此外,还有很多以村命名的公务员社区,如梅林一村、红荔村、莲花村、桃源村、深云村、侨香村、南华村等。这项工作直到2003年国家叫停实物分房后得以中止。
随着国家重启两限房及公租房建设等,以及深圳近年启动的新一轮人才房及保障房建设,各种为特定单位/职业群体的公寓项目/小区又逐步出现。例如,为深航员工提供的深航幸福花园,为公务员、教师以及国企员工群体配建的桃源村教师公寓、塘朗朗麓花园、深圳北龙悦居等项目也先后配租入住。此外,还支持了一些外资/民营企业建立了自己的大院/小区,如比亚迪村、富士康宿舍区、华为的百草园社区、深圳地铁员工公寓、中兴通讯人才公寓等。
除政府推动建设的保障住房和市场上的商品房外,深圳建设过程中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是自建房和城中村。配合村办工业和村办工业园,城中村成为周边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配套区,也因此有众多学者将之纳入单位化的视野之中[28-29]。2004年深圳完成全域城镇化后,各村集体都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加大了对城中村的管控与福利供给,使城中村成为另外一种类单位制的社区形式。
因此,按照不同时期深圳城市与住房建设的制度环境以及社区与单位制度的关联程度,大体可以提取4种与单位制度相关的住宅及社区型态(图1)。① 保存完好的单位社区：建市早期为特区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国营机构以及中央及各省、市的驻深单位就近配建的生活区,仍有主管单位积极进行养护,例如核电花园小区、人民医院住区、边检大院等。② 已经杂化的单位社区：原有单位主体湮灭或转制后残留下生活区,社区侵入演替现象明显,如市政大院、汽车大院等。③ 特定行业的公共租赁社区：2010年后,面向特定公共服务行业对象建设的以租赁为主的社区,如桃源村教师公寓、深圳地铁员工公寓等。④ 支持民营企业等自主建设、自主管理的蓝领或人才社区。
图1 单位社区与类单位社区形态

Fig.1 Danwei neighborhood and pan-danwei neighborhood forms

1.2 研究数据

为考察不同类型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特征,根据社区类别、区位及人口规模等因素,本文选择了9个典型样本社区(图2及表1),并对这些样本社区的成年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调查开展于2019年3月,为期1周。每个样本社区发放100份问卷,共计发出90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873份。问卷内容包括居民基础信息、工作地、日常活动范围、社会关系及社区认同等。其次,通过实地踏勘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访谈,就住房产权、福利配套设施配备情况等进行调研。此外,研究还使用了深圳市社会综合治理织网工程数据,提取了样本社区所有居住人口的社会经济统计信息。
图2 调查社区空间分布

注：本图基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审图号为粤S(2018)02-6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neighborhood samples

表1 样本社区基本情况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neighborhood samples

社区类型 样本社区 行政辖区 建设年份 占地面积/hm2 住宅楼栋数 人口规模/户 居住人群
保存完好
单位社区 		深圳人民医院住区 罗湖 1982 2.94 14 335 深圳人民医院职工
已经杂化
单位社区 		市政大院 福田 1983 6.62 32 1200 深圳建设系统员工
海关草埔生活区 罗湖 1995 3.82 12 498 深圳海关员工
民营企业
人才社区 		比亚迪员工公寓 坪山 2008 9.86 13 7000 比亚迪公司员工
中兴人才公寓 南山 2010 4.51 12 810 中兴公司员工
特定行业
公共租赁
住房社区 		深圳地铁竹子林公寓 南山 2011 2.26 7 — 深圳地铁公司员工
桃源村教师公寓 南山 2009 1.48 3 820 北大、清华、哈工大等教职员
商品房社区 缇香名苑 福田 2003 2.08 8 745 无特定对象
城中村社区 南水村 南山 — 45.00 188 6000 无特定对象

1.3 指标与变量

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以传统单位社区特征为准则,建立了类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城中村社区与传统单位社区的相似性指标(表2)。空间行为维度包含居民同一工作地占比、职住距离以及居民日常休闲活动特征[30]。社会维度主要表达社区共同体的形成程度,包括邻里关系、情感纽带和社区依赖[31⇓⇓-34]等。邻里关系包括交际圈大小与交际圈固化程度,情感纽带包括排外性及归属感,社区依赖则用居住时间与迁居频率为代理变量。
表2 社区生活圈特征评价指标体系

Tab.2 Indicators for evaluating neighborhood life circle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含义
空间 工作地同一性(C1) 居民在同一工作单位工作的比例(%)：数值越高越接近单位社区
行为 职住地距离值(C2) 居民职住地平均空间距离(km)：距离越短越接近单位社区
维度 外出休闲频率(C3) 离开社区开展休闲活动不同频次居民的占比：低频次居民占比越高越传统
社会 邻里关系(C4) 日常交际圈大小(C41) 社区内熟识人数(人)：值越大,越接近传统单位社区
关系 交际圈固化程度(C42) 日常交际圈内同事占比(%)：平均值越大,居民生活越接近传统单位社区
维度 情感纽带(C5) 排外性(C51) 对外来人员的识别难易度(量表)：对外来人员的识别性越高,居民生活越接近传统单位社区
归属感(C52) 对单位或公司的依赖程度(量表)：居民留在单位内的意愿、与单位内产生亲属或家庭联结的意愿、遇到困难时向用人单位寻求帮助的倾向性
单位或公司在社区居民生活中的参与度(李克特量表)：单位或公司对社区集体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的程度、单位或公司介入社区内居民纠纷的频率
社区依赖(C6) 居民在社区平均居住年数(a)：时间越长,人口流动性越低,对社区依赖越强
为消除各指标计量单位的不一致性,将各项不同数量级指标转化为标准化后的数值,用熵值法确定指标体系中各级指标权重汇总计算。熵值法的原理是利用熵的特性评价多个指标中有效信息的稳定性,得到各个指标的信息熵。信息熵越小,信息越有序,其效用值越大,指标所占的权重越大;反之,信息熵越大,信息越无序,效用值越小,指标所占的权重也越小。并且根据熵的可加性,多层次的评价系统在确定各层次权重时,上层指标的权重可按比例由下一层级指标信息的效用值确定。

2 单位与类单位社区居民的空间行为与社会特征

2.1 空间行为特征比较

传统单位社区生活圈的重要特点就是居民工作地的同一性,即大比例的社区居民在同一工作单位或相关单位工作(表3、图3)。在深圳市人民医院住区中,42.5%的被调查居民在医院内部工作或为医院提供后勤保障的公司工作。这一特点在一些类单位社区表现更为突出。例如,深圳地铁竹子林公寓居民的工作同一性高达79.3%,比亚迪员工公寓也达到56.1%。这一比例在中兴人才公寓略为降低到32.1%,与教师公寓的36.3%表现相仿。市政大院中只有20.9%的社区居民在附属深圳建设系统的天健物业管理公司工作,海关草埔生活区中只有13.7%居民在深圳海关工作或其下属的海关缉私局内工作,其较低的工作地同一性与完全市场化的商品房社区和城中村比较接近,说明已经杂化的单位社区居民就业地在城市范围发散(图3c)。
表3 各社区居民空间行为特征及其得分

Tab.3 Spatial and behavioral features of residents by neighborhood

样本社区 C1/%
(工作地同一性) 		C2/km
(职住地距离值) 		C3/%
(外出休闲频率) 		标准化后
得分
统计值# 均值 标准差 一周多次 一周一次
保存完好
单位社区 		深圳人民医院住区 42.5 2.719 6.236 26.8 23.7 0.1266
已经杂化
单位社区 		市政大院 20.9 5.413 7.408 22.7 40.2 0.0908
海关草埔生活区 13.7 5.206 3.791 39.2 32.0 0.0804
民营企业
人才社区 		比亚迪员工公寓 56.1 8.420 15.054 28.9 30.9 0.1412
中兴人才公寓 32.1 8.490 8.549 28.9 48.5 0.1031
特定行业
公共租赁
住房社区 		深圳地铁竹子林公寓 79.3 1.753 4.256 21.7 39.2 0.1841
桃源村教师公寓 36.3 4.360 8.507 20.6 48.5 0.1151
商品房 缇香名苑 12.4 6.479 7.402 19.6 34.0 0.0756
城中村 南水村 18.6 8.723 10.470 18.6 38.1 0.0830

注：#根据深圳市织网工程提供的社区全样本数据计算。

图3 社区居民工作地分布密度

Fig.3 Spatial kenel density of residents' workplace by neighborhood

单位社区居民平均通勤距离整体较短,如人民医院住区居民平均通勤距离是2.719 km,只比深圳地铁竹子林公寓居民的1.753 km略长。海关草埔生活区和市政大院居民则平均在5 km,较教师公寓居民平均通勤距离(4.360 km)要远,但较之中兴人才公寓与比亚迪员工公寓的8 km左右则要短。后者已接近或超过商品房缇香名苑及城中村南水村居民的通勤距离。不过,各社区居民通勤距离有很大的标准差,显示出内部差异较大。
从外出休闲频率来看,人民医院住区居民一周一次或多次外出休闲的频率(约50%)较其他社区低,这与单位社区的成熟度以及工作时间安排有关。这一比例在中兴人才公寓、比亚迪员工公寓、深圳地铁竹子林公寓、桃源村教师公寓等都达到60%,可以说这些新型单位社区中的居民日常生活并没有像传统单位社区居民那样被锁定。海关草埔生活区外出休闲比例达到71.2%,显示出居民构成分散、行为差异加大的杂化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商品房社区和城中村社区居民高频率外出休闲比例相对较低,这与家庭结构、周边设施情况、日常行为、时间收支等因素相关。

2.2 社会特征比较

市政大院和人民医院住区整体上居民社会关系较强,社区共同体意识相对较为明显(表4)。例如市政大院居民,在社会关系上排名首位,这是较长居住年份所形成的结果。人民医院住区居民虽然在邻里关系及社区依赖上不如市政大院,但情感纽带较强,因此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在单位社区中,只有海关草埔生活区的整体情况不甚理想,显示出杂化特征。
表4 各社区社会关系特征及其得分

Tab.4 Social features by neighborhood

样本社区 C4
(邻里关系) 		C5
(情感纽带) 		C6/a
(社区依赖） 		标准化后
得分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保存完好
单位社区 		深圳人民医院住区 14.98 0.4632 1.36 0.0347 4.55 6.1026 0.0615
已经杂化
单位社区 		市政大院 17.57 0.5434 1.31 0.0341 12.20 11.9190 0.0799
海关草埔生活区 10.29 0.3182 1.15 0.0298 5.62 4.7600 0.0474
民营企业
人才社区 		比亚迪员工公寓 14.75 0.4562 1.48 0.0367 3.31 2.8495 0.0602
中兴人才公寓 15.22 0.4707 1.45 0.0382 5.47 2.1958 0.0644
特定行业
公共租赁
住房社区 		深圳地铁竹子林公寓 12.92 0.3995 1.48 0.0351 3.75 3.6354 0.0554
教师人才公寓 9.32 0.2883 1.31 0.0339 4.69 3.3367 0.0445
商品房社区 缇香名苑 9.68 0.2995 1.34 0.0343 5.40 4.3068 0.0469
城中村社区 南水村 8.67 0.2706 1.15 0.0291 3.57 3.1331 0.0398
面向企业的新型单位社区在社会关系和情感纽带等也具有明显优势,甚至一度高过传统单位社区。特别是在情感纽带上,中兴人才公寓、比亚迪员工公寓及深圳地铁竹子林公寓在参与社区事务以及个人在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向用人单位寻求帮助,与传统单位生活圈也更相似。教师公寓居民相对来说则没有比较明显的类似特征,反倒更加倾向接近商品房社区。社会关系维度表现欠佳的是城中村社区南水村,无论是社会关系指标、情感纽带,还是社区依赖等方面都不够靠前。

2.3 各社区生活圈特征总体比较

总体来看,保存完好单位社区(如深圳人民医院住区)在空间行为与社会维度上具有显著的传统单位社区生活圈特点,居民就业单位同一性强、职住接近以及社区联系紧密。与之对应,海关草埔生活区则没有那么明显,这与该生活区人口较少、住房楼龄过老等有较大关系,是典型的衰退的、杂化的单位社区。市政大院虽然在社会关系维度上表现不错,但是在居民构成及其日常空间行为上显示出很强的杂化特点(图4)。
图4 样本社区居民生活圈特征分类

Fig.4 Classification of neigborhood life circle

面向特定企业的公租房社区也显示出很好的传统单位社区特征。例如,中兴人才公寓和比亚迪员工公寓虽在空间行为上有差异,但在社区共同体建设上表现突出。在这些类单位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空间范围较多围绕工作地与生活区展开,通过工作建立的日常生活关系网相对稳定,社区内部社会关系和情感联结都相对较强。不过,这些面向企事业单位的类单位社区也有例外。如教师公寓,因住区居民来自多个高校单位,社区中人员互动交往程度并不多。与之对照,地铁员工公寓在居民行为特征与社会关系维度表现良好,甚至超出保存完好单位社区。两相对比显示出住区专属性或就业单位延伸到社区管理的重要性。
作为对照组的商品房社区和城中村在社区生活圈特征上与传统单位特征相差较远,居民生活圈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型特征,在社区较少留存社会关系与地方依赖[35]。

3 单位与类单位制度实践下社区生活圈的建构路径

3.1 单位性质与生命周期及其资源投入的影响

单位制度对于居民生活圈建构路径的关键在于单位体系能否持续给社区居民提供工作岗位,能否通过投入资源及参与社区管理对居民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形成社区居民整体的生活圈结构(图5)。已有研究表明,工作单位的行业特点、机构性质及生命周期等因素会影响到工作单位对于居民社区资源投入及社会活动介入的力度[36-37]。本文中,医院等在权力体系较为稳定的单位能持续地对于附属于其体系之内的职工及其生活区保持较好控制力。一些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部门,如公共运输及教育行业等,也容易被赋予建设或分配专属生活区。不过,按一般认知,单位体系只面向机关、事业及国营单位等。但在深圳,民营企业也被分配到相关资源,配建专属生活区,发展出了一批专门服务民营企业的员工社区,形成了以民营企业工作地为中心、相对紧凑、具有凝聚力的社区生活圈。
图5 单位与类单位社区生活圈的建构路径

Fig.5 Construction of danwei and pan-danwei neighborhood life circle

除行业特点及性质因素外,工作单位生命周期,特别是在市场转型期间,对于单位能否在其附属社区建构良好生活圈发挥重要作用。持续发展、转接顺利的单位能持续维持单位对于生活区的影响力。相反,转制不顺利导致主体不明确,或被整合进入其他单位的,则对原有生活区缺乏掌控力。在本文案例中,因为所属主体的模糊,教师公寓社区的建设运营实际上并无相关就业单位的持续投入,只有依靠物业公司维系基本运作,也较难形成良好的社区生活氛围与社区共同体意识。

3.2 住房及空间设施对行为的影响

在中心城区和城市功能发展相对完善的区域,社区周边设施相对完善,社区居民更容易获取外部资源,社区资源也容易侵入单位大院或类单位社区,居民频繁离开单位社区开展日常活动。例如位于市中心区域的海关草埔社区,周边设施配置齐全,业主单位也考虑到此,较少在社区内部配置相关设施,因此居民主要依托外部城市资源。对于周边设施配套并不完善的社区,其所属的企业为了使员工日常生活得到保障,会倾向于利用企业自身资源为社区居民进行福利设施配套。例如,位于坪山区的比亚迪员工公寓,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周边配套设施的可达性不够理想,各项设施只能内部配套。因此,园区内部配建了食堂、超市、篮球场、会所等设施,满足员工日常生活需求。行政体系中级别较高或经营较好的单位,它们有资源也有意愿对生活区设施进行有效管养,使社区维持较高品质。如市政大院一直是使用附属单位下属的天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维护,物业品质也相对较高。

3.3 单位的介入与社区共同体意识

工作单位对于社区生活圈的建构发挥影响的第二条路径在于对于社区生活的介入程度。资源丰富、内聚力强的单位可以在居住准入、社会福利以及活动组织、工作模式等方面发挥影响。
部分单位社区因为单位持续发展或转制顺利,在居住准入以及住房控制等方面,保持较高人员同质性。例如,深圳地铁集团在深圳有较高地位,能够根据自身发展和建设需要持续建设配套员工公寓,为员工提供相应的住所且设有一定的入住条件以便于管理。社区内部居民的同质性依旧保持较高水平。相反,部分社区因为主管单位弱势或者主体模糊,人员构成逐渐杂化,居民日常行为趋向于在城市空间中展开,显示出城市化特点。例如,海关草埔生活区就有很多居民实际上是外来住户,而不是原海关系统的职工或家属。
稳定发展、内聚力强的单位还在社会福利等多方面让社区居民产生归属感。例如,通过举办工会活动、提供节日福利、组织单位活动等方式,提高社区的组织性与内部联结。不同社区所属的单位的日常工作模式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社区居民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在社会交往的层面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工作时间内人员交往占据了日常大部分时间,在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更容易被带入生活中,塑造单位社区中的邻里关系。工作联结较弱的单位社区居民之间,由于交集较少,在社区中的情感联结也较弱。比亚迪的工厂流水线加工、集体研发等,人民医院的急救、巡查、会诊等工作方式,使得员工长时间存在工作交流,并且大多拥有相似的工作内容、作息时间以及活动规律,个体之间频繁地产生交集,在社会关系中产生一种“封闭”的状态,邻里关系也就更加亲密。
因此,总体而言,保持稳定以及主体清晰的单位,能够通过持续的资源介入与治理介入,完善社区配套设施,维护物业品质,甚至推行社区内循环,对入住人员进行筛选控制,保证居民同质性;居民以社区和单位为中心就近通勤与在地化活动,较少远离社区及单位周边进行活动。社区内个体间交流频繁,社区认同较强。因此,单位制度作用下的社区资源投入与治理结构,深刻地影响了社区居民行为,标定了居民生活圈的结构与类型。部分社区因此经历了单位化的过程,形成了保留完好的单位社区生活圈,有一些则经历了混杂化过程成为单位社区,一些社区经历了类单位化过程成为新型单位社区。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单位制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城市居民生活圈的组织。这种影响不仅发生在计划经济与国有经济氛围浓厚的城市,也发生在有如深圳这般新兴城市之中,只不过,在这些新兴城市,使用类单位制度或类单位社区更为妥当。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表明：类单位社区表现出与传统单位社区比较接近的特点,如职住接近、社区内设施满足居民日常需求、社区居民互动频繁以及关系密切、具有较强的社区依恋与社区共同体意识。不同的是,类单位社区的居民对单位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自由流动,能够充分利用城市各项设施,日常活动特别是休闲活动具有城市性特征,并非被单位制度锁定在社区内部而呈现出整齐划一的特征。
单位制度对传统单位型社区与新兴类单位社区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这是城市社会生活中工作单位进入居民私人领域不同方式形成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各类工作单位以不同的方式获取资源并影响住区的治理结构与运作模式,帮助社区居民完善设施、维护物业、组织活动,提高社区凝聚力,在住房及空间设施建设与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与市场力量形成不同的互动模式。传统单位社区因为建设之初没有相关设施,从而只能自主配建自己满足,并且因为大的制度环境使得市场体系已然消失,因此形成日常生活圈完全单位化的路径依赖。
深圳的类单位制度实践与社区生活圈的响应生动地展现了在政府、企业、市场之间生活圈混合共治的实践过程。类单位社区一方面不排斥城市配置和市场配置公共资源,另一方面也通过积极的组织化行为弥补政府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不足,应对政府失灵(没有足够资源配置各项设施)与市场失灵(过于偏僻配置难以盈利而动力不强),形成公共产品的俱乐部供给机制,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处理好组织化力量与市场化力量的关系。这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在地化实践为现今我们理解社区生活圈的概念内涵与政策设计提供了经验借鉴。具体包括：① 鼓励建设以租赁为主的企业社区。国家发布文件支持各类企业以自有建设用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建构“居者有其屋”的保障体系。响应国家政策,根据深圳中小企业多的特点,深圳正在建立以人才住房及公共租赁房为主体形态的保障房体系。全市成立人才安居集团以及各区成立对应建设市场主体,加大土地与房源筹措,以整建整租的方式将各类民营企业及公共服务部门纳入服务体系。从深圳的经验来看,这种在市场化的体系下基于就业关系而不是人身依附关系的住房保障安排,促成了社区生活圈的形成与发展。② 鼓励企业/社区开发商参与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支持企业引进专业服务完善社区建设。传统单位生活圈的特点是,就业单位承担了一部分社区服务职能。随着社会发展,需要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机制,鼓励开发商、物业企业以及承租单位等创新机制,参与社区生活圈的建构。现有有关生活圈的研究,多侧重于设施配置以及具体范围的划分等,较少涉及设施配置的主体和路径及讨论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深圳的类单位实践可以为全国各地开展的生活圈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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