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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Vol. 34 >Issue 5: 563 - 570

DOI: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5.004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

  • 郑蕾 1, 2, 3 ,
  • 刘志高 , 1, 2, 4*, *
展开
  • 1.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 4. 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昆明 650500
通讯作者：刘志高(1974-),男,副研究员,湖北江陵人,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

作者简介：郑蕾(1988-),女,博士研究生,河南南阳人,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

网络出版日期: 2015-06-1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41037)

收起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 ZHENG Lei 1, 2, 3 ,
  • LIU Zhigao , 1, 2, 4, *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4.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Geopolitical Setting of Southwest China and Borderland Development, Kunming 650500, China

Online published: 2015-06-17

Copyright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Fold

摘要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如何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提升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与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现有对外投资理论多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目前的研究侧重从自然资源、市场要素等方面分析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动因及影响机制,缺少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宏观投资格局研究。本文通过集成统计数据、实地调研和高层访谈等,在回顾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础上,提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战略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和产业选择;尔后,剖析投资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提出中国对沿线地区的空间差异化投资引导战略。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空间差异化引导战略; 中国

本文引用格式

郑蕾 , 刘志高 .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 34(5) : 563 -570 . DOI: 10.11820/dlkxjz.2015.05.004

Abstract

The Vision and 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policy document was issu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28 March 2015. How to implement the overall national strategy becomes a major topic of theoretical discussion with much practical significance, namely,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industries,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countr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through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Existing literature on ODI originated largely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us cannot satisfactorily explain the booming ODI from emerg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Moreover,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cused more on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market factors in analyzing motivations and driving forces, mainly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There is little discussion on large scale, national demand-oriented Chinese ODI strategy, for example,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 strategy of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using statistical data and results from fieldwork and interviews. It first develop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based on a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t then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ODI in this region with regard to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hoice of sectors. Third, the article explores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will face when they implement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 Finally, it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investment guiding strategy for Chinese ODI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al choice; ddifferentiated investment guiding strategy; China

1 引言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作为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学者的高度关注。国内部分学者评估了建设“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建设思路和基本架构(胡鞍钢等, 2014);探讨了国内沿线地区优势产业空间差异与产业空间布局战略(郭爱君等, 2014;袁培, 2014);初步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经济体,尤其与中亚(李琪, 2014)、俄罗斯(赵东波等, 2014)等地区的合作问题。还有学者从地方利益出发讨论了如何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提升地方竞争力(丁文恒等, 2014)。但这些研究多局限于国内视角,未系统考虑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且较少涉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分析。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强调“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扩展相互投资领域”等。如何落实国家总体部署,找准与沿线国家利益交汇点,促进中国产业国际转移、推进与相关经济体投资合作成为关键。本文重点关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空间格局和产业选择,讨论宏观视角下相应的投资战略。现有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理论多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研究多关注投资动因及影响机制,面向“一带一路”战略需求的大尺度投资研究相对不多。因此,本文在统计数据、实地调研和高层访谈的基础上,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格局和面临的困境及挑战,探讨相应的投资战略和政策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分析框架与数据基础

2.1 分析框架

当前国际上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多为基于二战后欧美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下的直接投资动因以及区位选择理论,包括Hymer(1960)的垄断优势论、Knickerbocker(1973)寡占反应理论、Buckley等的内部化理论(Buckley et al, 1976; Rugman, 1981)和Dunning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 1977; Dunning, 1988)。但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Lall(1983)、Wells(1983)、Cantwell等(1990)、Mathews(2002)分别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升级理论、联系—学习—杠杆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但上述研究多从企业的静态、微观角度出发,缺乏从国家尺度的宏观、动态角度的分析,很少涉及到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差异性讨论(Child et al, 2005; Kolstad et al, 2012)。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热点之一。国内外学者或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东道国经济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生产成本等对中国ODI的影响(Buckley et al, 2007; Rodriguez et al, 2011; Quer et al, 2012; Hu et al, 2014);或通过大量案例研究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战略资源需求等要素的影响(Buckley et al, 2008; Gonzalez-Vicente, 2012; Tan, 2013; Zhang et al, 2015)。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经济要素关注多,对制度和文化考虑较少,尤其是对地区冲突、国际地缘安全因素关注少;单边(东道国自然、市场要素)考虑多(Luo et al, 2010; Tolentino, 2010),双边(如与中国产业互补性)尤其是多边影响要素(如已有和潜在的国际竞争)考虑少;影响要素的一般性规律讨论多(Buckley et al, 2007),空间影响差异、区位选择差异问题讨论少;历史数据分析、动因解释多(Rodriguez et al, 2011),而面向未来的、面对不确定环境的投资战略讨论少,尤其缺少面向国家需求的对外投资空间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期的背景下,由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这与企业自发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很大不同,但却深刻地影响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因为经济行为往往根植在其制度背景中,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仅带有母国制度的烙印,也受东道国制度的影响。前者如母国高税率促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外汇管制限制对外投资规模、政府合作建设产业园推动企业“走出去”等(Mishra et al, 2007; Morck et al, 2008; Bräutigam et al, 2014),后者如海外投资时必须适应当地的法律制度和商业规则,东道国政治经济稳定是否稳定、是否有优惠政策直接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等等(Alan et al, 2004; Buckley et al, 2008; Peng et al, 2008)。此外,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还受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影响(Buckley et al, 2012)。因此从国家视角出发,需要制定宏观的总体对外投资战略,通过相关政策引导、支持、监管企业海外投资行为。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投资战略,需要体现国家战略目标和意图,坚持以“共享”为基本原则,以“睦邻、亲邻、安邻、富邻”为目标,既要有助于中国战略资源保障能力的提高,通过转移国内剩余产能、吸收先进技术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同时也要谋求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具体分析对沿线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战略时,既要考虑各自资源禀赋结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和发展需求,也要考虑双方的合作基础,同时积极关注并利用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及经济关系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总体效益(图1)。基于上述思想,下文首先从空间格局和产业选择两个方面刻画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合作基础,然后分析目前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最后提出差异化的空间投资战略和具体的政策建议。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图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战略分析框架

2.2 数据基础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来源于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境外设立机构(企业)数、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来源于商务部网站和调研资料。本文作者在国家相关部门支持下,2013年9月-2015年4月期间,向全国14个省区市的发改委、商务厅、工信厅等部门负责人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遇到的问题和风险等基本情况。为了深刻理解“一带一路”国家自然资源禀赋、投资环境和政治体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还与沿线主要国家研究专家和国家开发银行等相关部门进行了座谈。

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十一五”期间开始简化对外投资项目审批手续,并实施一系列鼓励政策,全面落实“走出去”战略。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对外投资流量居世界第三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日益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目的地。截至2013年,中国对沿线64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高达72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1%左右,而2003年这一比重仅为4%(表1)。过去1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长51%,高于同期对其他地区投资增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尤为明显。
Tab.1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stock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2003-2013

表1 2003-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存量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沿线地区/亿美元 13.4 19.5 34.1 52.7 97.3 149.8 202.6 292.5 416.8 567.6 720.2
世界/亿美元 332.2 447.8 272.1 750.3 1179.1 1839.7 2457.6 3172.1 4247.8 5319.4 6604.8
沿线地区比重/% 4.0 4.4 12.5 7.0 8.3 8.1 8.2 9.2 9.8 10.7 10.9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差异较大。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规模最大,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增速最快(图2)。2013年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直接投资72.7亿美元,存量已达356.7亿美元,均占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流量、存量的一半以上。而2003-2013年期间,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速高达69%,远高于对其他地区年均增速。中国对中东欧的投资最少,截至2013年仅16亿美元。从国家尺度上看,中国直接投资集中在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缅甸和蒙古国(图3)。从2007年起,新加坡就已经成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存量、流量最多的国家。截至2013年,中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存量达148亿美元,主要投资领域包括批发零售贸易、运输和物流、金融保险和酒店餐饮等。这与新加坡工业、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发达,且政治稳定、投资环境透明,又与中国文化相近密切相关。
Fig.2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stock in six reg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2003-2013

图2 2003-2013中国对“一带一路”六大区域直接投资存量

Fig.3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in 2003 and 2013

图3 2003、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直接投资格局

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丰富,而轻工业相对落后,因此中国对中亚投资集中在石油勘探与开采、交通及通讯建设、化工、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截至2013年,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接近89亿美元,其中,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占对整个中亚地区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大型投资项目集中在石油开发、汽车组装、农产品加工等。
尽管中国对蒙古国及俄罗斯直接投资规模不大,但自2004年以来,对俄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直接投资存量已位列对俄投资前十国,而中国对蒙古国已连续多年为其最大投资国。2013年,中国在俄罗斯和蒙古国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均在10亿美元以上。对俄罗斯投资主要集中在森林、能源开采和加工制造业,其中,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增长最快,投资存量比重从2008年11%增长到2013年的35%;而资源领域直接投资增长放缓,主要与2008年俄罗斯开始对资源开发的国外股权进行控制,限制了中国在俄罗斯森林、能源领域的直接投资有关。蒙古国经济以畜牧业和矿业为主,加之近年来城市化发展较快,因此中国对蒙古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开发、建筑建材、畜产品加工等领域。
中东欧投资市场长期以来主要受德、法、俄控制,但中国抓住了欧债危机和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投资机会。在中东欧国家应对危机而鼓励非欧盟国家投资的背景下,2003-2013年期间,中国对中东欧的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了28倍。截至2013年,中国已有近500家企业在中东欧设立境外投资机构(企业)。近年来,中国除加大对中东欧交通基础设施(在塞尔维亚投资修建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和贝尔格莱德至布达佩斯铁路)和市政建设投资外,还在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家的电器、汽车、重型机械和信息通讯领域投资,并在白俄罗斯、波兰等地新建了工业园和商贸物流园区,成为中国企业在中东欧投资的重要平台。
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沿线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力、矿业资源开发领域。截至2013年,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电力热力等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的投资存量分别约占对东南亚投资总额的17%和15%。东南亚国家有超过1/5的人口仍缺乏电力供应,而中国在水电、火电等领域有较强的实力,因此,不少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投资该行业,如华电集团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的水电建设项目。同时,东南亚地区石油储产量丰富,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天然气的储量较大,有助于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成为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地区。
南亚与中国地理相邻,人口众多,市场容量大。虽然中国在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国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但由于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国对南亚地区直接投资步伐相对滞后于贸易增长。截至2013年,中国对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仅为58亿美元,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分别占42%和40%,投资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制造、纺织、能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由2003年的15万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2.8亿美元。近两年中国对斯里兰卡投资合作项目较多,但2015年受斯里兰卡政局影响,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明显上升。而巴基斯坦的政局不稳,使得近两年来对巴基斯坦的投资呈下降趋势。
中国对西亚的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5.4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91亿美元,但主要集中在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3个国家分别占中国对西亚直接投资的31%、19%和17%,直接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等。其中,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欧洲、俄罗斯和韩国企业从伊朗撤资,中国对伊朗的投资迅速增长,2008-2013年期间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率高达85%。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的直接投资主要为基础设施、城市建设、能源和制造业等领域。截至2013年,中国在沙特设立的193家境外机构(企业)中,近一半从事建筑工程类业务。阿联酋是西亚中东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中心,且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中国在阿联酋投资企业多从事建筑工程、贸易服务等领域。

4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1) 沿线地区地缘关系复杂,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宗教文化差异大,投资风险高。“一带一路”涉及范围广,国家多,多为地缘政治“破碎地带”。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阿富汗局势不稳,加之日本及西方国家在周边国家的渗透、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部分地区反华排华事件频发,严重制约了中国对沿线地区的投资。同时,沿线部分国家国内环境复杂,宗教民族冲突严重,政局不稳定,政府透明程度不高、官员腐败严重、办事效率较低,加大了对这些地区的投资成本和风险。这无疑需要中国在不同领域与不同力量进行联合,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维护中国企业的海外权益。
(2) 对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发展不均衡、投资领域单一,投资产业链短,且投资摩擦大,在东道国负面影响相对较多。从投资目的地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最多,而对中东欧、南亚等地区投资较少。投资过度集中在资源开发和初级加工领域,而资源深加工、高端制造业、商贸物流、科技研发等领域少。由于中国对外投资多为满足了自身战略资源需求,而未充分考虑相关地区的利益,对当地迫切需要实现多元化经济发展道路的愿望重视不够,加上一些国外媒体的渲染,出现了不少负面影响。为此需要转变思路,以“共享”为原则,在保障中国战略资源和粮食安全、提升中国产业竞争能力的同时,与相关国家发展规划紧密衔接,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3) 国家宏观指导不够、准备不足,企业跨国经营行为不规范,经营能力有待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涉及问题多,领域广,既需要国家引导,也需要各级政府和多部门协调。总体而言,中国企业“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既缺乏对沿线国家的系统深入研究,也缺乏战略性和系统性指导和规划。政府部门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对各自职责认识不到位,对外援助、工程建设、产业投资配合不力,支持、促进企业走出去的政策系统性不强。同时,中国企业普遍跨国经营水平不高,国际化经验不足,个别企业经营行为不规范,社会责任意识淡薄。为此,需要全面学习他国经验,系统总结中国对外投资的经验和教训,加快顶层设计和战略引导。
(4) 中国对战略性资源的需求量大,但对全球战略性资源的投资壁垒较大。一是由于中国在粮食、油气和矿产品等重要战略性资源开发投资技术不够先进、与东道国的开发条件不完全匹配。更重要的是,战略性资源的开发较为敏感,东道国一般会对这类投资有诸多限制,而早已占据当地市场的欧美和日韩等国的跨国企业常对中国的投资百般阻挠破坏。政府应在金融、税收等方面大力鼓励企业创新战略性资源开发的技术转换,并引导企业加强对供应链、销售渠道、金融资本控制,以增强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

5 空间差异化投资战略及政策启示

未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应该在尊重历史文化联系、现实产业合作基础上,根据中国需求和沿线地区实际情况,按照“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原则,实施空间差异化的投资战略,以有明确合作意向、有现实经济效益或战略安全意义的项目为切入点,形成示范效应,以点带面逐步推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并针对“一带一路”沿线6大区域制定中国的直接投资策略(表2)。
Tab.2 Differentiated investment strategy for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表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差异化战略

区域 战略意义 投资重点领域 注意事宜
中亚 保障中国战略资源安全,消化国内部分剩余产能转移 以哈萨克斯坦石油、土库曼斯坦天然气为重点,扩大在中亚能源资源等领域投资,提高资源就地加工转化比重 中亚地区政局不稳及大国争端影响,加强与俄罗斯沟通,发挥上合作组织协调作用
俄（罗斯）与蒙（古国） 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牵制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影响 在俄罗斯投资重点为航空航天、空间技术、资源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在蒙古国重点投资农牧业和矿能等领域,发展出口加工业 俄罗斯和蒙古国政策多变性影响,日美在该地区与中国的投资竞争
中东欧 欧洲东大门、消化国内部分剩余产能 以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白俄罗斯为重点,重点加强装备制造、高铁、汽车及零部件、通用航空和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投资 防范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及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过后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
南亚 人力资源丰富,转移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 以巴基斯坦为重点加强基础设施、能源、汽车、机械电子、通讯和金融等领域投资;加快对印度高科技领域投资,加强农业领域投资 需要妥善处理中印关系,同时注意俄罗斯、美国对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东南亚 能源资源安全大通道;促进中国南海安全 以马来西亚和文莱为重点加强能源投资,加快向印尼和菲律宾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海洋产业投资 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合作框架,密切关注域外势力影响
西亚 海外石油保障基地 加强资源深加工投资,加大对能源设备产品投资 关注中国经济转型和能源价格下降对能源需求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 提高中国战略资源保障能力的提高,转移国内剩余产能,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谋求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加大对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和深加工投资,提高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率,带动装备与工程服务投资;深化农业和海洋产业领域投资,加强高技术和新兴产业领域投资 发挥国家统筹协调作用,综合协调对外援助、人文合作和外交军事等力量,为对外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关注世界和地区地缘政治变化影响
中亚与中国山水相连,是亚欧大陆桥必经之地,与中国经济合作基础良好。应紧紧抓住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无暇顾及中亚的有利时机,以保障中国战略资源安全、促进中亚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国边疆地区稳定为目的,扩大和巩固在中亚能源资源等领域投资,提高资源就地加工转化比重;以工程承包带动工程装备和劳务出口,加强对中亚国家冶金、建材、机械装备、新能源等领域投资。扩宽和深化农业合作领域,积极加强棉花、畜产品等优势农产品深加工。
俄罗斯是世界重要一极,不仅具有丰富的资源,也对中亚、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有较大影响力,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合作中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应抓住俄罗斯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和“东向战略”机遇,积极扩大对俄油气资源和农业领域投资规模,加强与俄罗斯在航空航天、空间技术、资源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加强与俄罗斯重大区域规划衔接,积极参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蒙古国“草原之路”规划衔接,利用蒙古国贸易便利政策,在当地投资出口欧洲和俄罗斯的轻纺、食品等出口加工业;重点加强农牧业、矿能、旅游、交通运输和电力等领域投资。
中东欧地理位置优越,劳动力素质高,工业基础和技术积淀雄厚,靠近欧盟大市场,对该地区直接投资有助于转移国内具有相对优势的过剩产能,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为此,需要将中国装备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优势与中东欧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需求相结合,以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白俄罗斯为重点,加强与在装备制造、高铁、汽车及零部件、通用航空和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合作。
南亚与中国毗邻且人力资源丰富,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又处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对该地区投资有助于转移国内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建设中巴走廊,扩大对巴基斯坦基础设施、能源、汽车、机械电子、通讯和金融等领域投资,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加快对印度高科技领域投资,加强对缅甸、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农业领域投资。积极参与巴基斯坦建设海尔鲁巴经济区、信德工业园区、瓜德尔港和缅甸实兑与皎漂港建设,扩大在南亚承包工程,带动工程机械合作。
东南亚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与该地区的经济合作对维护中国南海安全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要充分利用现有平台,尤其是中国—东盟“10+3”合作框架,重点加强对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南海油气开发后期补给基地建设,积极推动石油化工、机械装备、建材等重大产业项目对接,加快对东南亚传统能源领域投资,有序推动水能、风能、太阳能和潮汐能等新能源投资,加快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建立服装和制鞋产业转移基地,加强海洋渔业和海洋科技领域投资与合作。
西亚既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有许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是“一带一路”的交汇之地。西亚油气资源丰富,与中国产业合作密切。未来应该加强对西亚油气资源深加工投资,探索以资源入股,共同发展石油化工产业。发挥中国能源装备制造、技术研发等优势,积极加大对能源设备产品投资。与西亚国家合作建立农业示范园区,带动节水灌溉技术与设备、旱作农业、设施农业领域投资。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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