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强度加剧背景下，中国丘陵山区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战略实施核心区和交通干线、水利枢纽工程的重点布局区，已成为山洪灾害孕灾环境最复杂、致灾效应最显著、承灾体暴露度最高的区域。然而，现有研究针对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新情势下山洪灾害防控理论技术体系框架仍缺乏系统性梳理与总结。论文从中国山洪灾害空间发育特点与国家防治政策的重大部署理念出发，对比国际研究成果，全面梳理了山洪灾害水沙过程与理论、防治技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实践成果，解析了气候变化对山洪灾害的影响与灾害风险的未来变化态势，提出了气候变化下中国山洪灾害防治的五大科学挑战，并从水沙过程机理研究、预报预警技术、综合防控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五点针对性防范对策与建议，以期持续加强中国山洪灾害的基础理论与防治原理研究，推动山洪灾害综合防御能力与体系的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化，全面提升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的新质生产力与城镇社区、工程建设的韧性水平。
旅游地是旅游研究与旅游实践中的核心概念，但已有研究对旅游地研究趋势、重点方向及理论基础的分析尚不够明晰。为此，论文基于Textometrica软件运用系统性文献综述与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对国内1998—2024年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反思。研究发现：① 旅游地研究可分为4个阶段，其研究主题的丰度和深度均在不断深化，共现网络图也随着时间序列而呈现集中趋势，其中旅游形象、目的地居民、乡村旅游等是关注度较高的主题。② 旅游地研究的元主题包含23个类别，主要可分为旅游地形象、营销与品牌，旅游者感知态度与行为，乡村旅游地主客感知与文化，旅游地格局、过程与机制，遗产旅游地治理与居民生计5个层面。③ 旅游地研究主要在旅游管理范式与旅游地理范式下展开，与之相关的生命周期、全球地方化理论与社会建构等理论在理解旅游地复杂性方面不够充分，而社会物质理论对网络、异质行动者与关系效应的强调，为认知旅游地再生产的整体性与动态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旅游地研究谱系，深化对旅游地概念化的理论探索。
数字经济是新型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优质发展的新生动力，探索其投资网络格局和机制，对于加快数字要素流动和精准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采用股权穿透方法获取企查查数据平台2000—2020年中国334个城市152万多条企业投资数据，进而运用加权中心度、优势流、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等方法从“节点—路径—社群”多层次分析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投资网络的演变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 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显著，数字经济各行业投资存在高—高、低—低集聚现象，偏远地区存在网络边缘化困境；(2) 数字经济投资路径呈现多极化，且各行业路径不断重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领头羊”效应明显；(3) 数字经济产业投资网络呈现社群化和区域化特征，网络拓展蔓延态势明显，具有爆发式增长特点；(4) 各变量作用效果因时因地而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信息化、城市化等水平相近巩固了数字经济投资网络联系，而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水平差异则强化了这一关系。
知识创新活动的发生及其在地域上的集聚，显著影响产业和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科学论证旅游知识创新网络的演化机理并揭示其对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特征，可为缩小区域旅游发展差距、破解发展障碍提供理论支持和战略导向。基于此，论文以网络资本理论为指导，在构建旅游知识创新网络影响旅游经济的理论框架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旅游知识创新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① 中国城市旅游知识创新网络密度和关联性逐渐增强，“东密西疏”的地理空间格局保持稳定，且节点的度数和中介中心性呈多中心分散化分布态势。② 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波动上升，中西部地区后发增长优势明显；同时，旅游经济发展格局呈突出的地理集中趋势，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③ 城市旅游知识创新网络中心性的提高显著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网络外部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研究旨在探索城市在旅游知识创新网络的中心性地位及其创新溢出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以期为实现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创新型企业选址研究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论文采用2019—2021年的高新技术企业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分析了北京市创新型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MGWR模型探讨了场所性因素与流动性因素的影响作用与尺度效应。研究表明：① 创新型企业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双环式与园区集聚的特征，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布的极化与集聚程度均较高；② 创新型企业选址的关键共性因素为产业基础与非正式网络，其余因素的作用强度因企业创新能力异质性而有所区别；③ 场所性因素多属于全局变量，流动性因素多属于局部变量，二者对两类企业选址作用的尺度效应与空间异质性存在差异；④ 不同类型创新型企业选址受地理集聚效应与网络集聚效应的耦合驱动。因此，应重视“场所+流动”的综合因素，根据创新型企业类型差异化施策。
粤港澳三地共同制定的跨境标准是新时期大湾区制度衔接一体化的重要体现，但现有研究对跨境标准网络的关注尚显薄弱，其网络结构与邻近性机制差异亟待考察。论文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执行标准，采用社会网络和多元二次指派模型(multiple regression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MRQAP)探讨现阶段湾区跨境标准合作的网络特征，考察多维邻近性对跨境标准合作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标准呈现以港澳—广佛深为主的“小世界”网络，参与机构兼具正式性与多元性特征，以行政部门和行业协会牵头为主。总体而言，湾区标准衔接尚处于以民生领域为主的初期阶段，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领域标准衔接仍待完善。② 由正式性网络构成的政策邻近与非正式网络构成的社会邻近变量对跨境标准合作起到“去边界化”作用，反映了跨境区域创新系统从硬设施联通到软制度衔接的阶段性演进动力。研究从跨境标准合作的视角拓展了知识创新网络的跨境案例，实证上深化跨境区域创新系统的多维邻近性理论。
金属矿产资源是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物质支撑。探究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演化，对于理解全球金属矿产生产、流通和消费格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运用中心性、网络密度、全局集聚系数、全局效率和视差滤波等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全球金属矿产贸易格局时空演化，剖析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拓扑结构，识别各国在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变化，为全面认知全球金属矿产贸易连通性、促进金属矿产贸易合作、维护全球金属矿产供应稳定提供有益参考。研究发现：① 全球金属矿产贸易中铁、铜、锌、钼和锰等矿产类型长期占据较高比重，总贸易规模呈现出波动中上升态势，局部区域贸易格局正在经历明显的空间重构。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层级特征和空间不均衡态势逐渐显现，形成金属矿产贸易大国和贸易活跃地区相互联动并辐射带动其他区域的贸易格局。② 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规模呈扩张趋势，网络的复杂化和稠密化态势明显，网络连通性和传输效率随网络扩张而显著提升。但部分国家可能会面临金属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应对冲击的稳健性仍有待提升。③ 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骨干结构特征明显，部分关键节点和优势连边在网络中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以中国为核心的轴辐式骨干结构较为稳定，以欧洲和美洲国家为主体的骨干网络逐渐凸显并具有复杂化拓扑特征。④ 中国是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的绝对核心，但进口和出口规模相差悬殊；德国和南非分别具有重要的全球金属矿产进口和出口影响力；澳大利亚、巴西和智利的出口规模以及日本和韩国的进口规模位居全球前列；荷兰、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国发挥着重要的贸易枢纽作用。部分国家在全球金属矿产贸易网络中的位置有所调整，意大利的整体影响力和枢纽功能均显著下降，美国的金属矿产进口规模和印度的金属矿产出口规模分别略有降低，秘鲁逐渐跻身金属矿产出口核心国行列。最后，论文从提高金属矿产自给率和利用效率、优化金属矿产对外贸易合作格局、增强金属矿产贸易风险抵御能力及提升金属矿产供应端控制能力4个维度，提出促进金属矿产对外贸易合作、保障金属矿产供应安全的政策启示。
碳减排背景下的可再生能源需求是促成世界各国风电兴起的关键因素，开展相关实证可为风电政策优化提供决策依据。论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和联合国Comtrade数据，以空间分析呈现中国风电产品出口格局，以面板数据模型揭示目的国碳排放强度对中国风电出口的影响，并从省份、目的国等维度检验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中国风电出口核心区，高收入国家是主要出口市场，相较于总量，出口市场增量格局更为分散；② 目的国碳排放强度越高，从中国进口风电产品越少，且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研究时段多数国家位于曲线右侧，碳排放强度降低引致从中国进口风电产品增加；③ 创新能力强的省份，能够将更多风电产品出口至高碳排放强度国家；④ 收入水平高、市场规模大、工业能力强的国家，风电产业与中国存在竞争，碳排放强度降低时从中国进口风电产品相对较少；⑤ 风力资源禀赋高的国家，推动碳减排时倾向于进口中国风电产品。研究启示：降碳产生的市场效应和竞争效应同时存在，两种效应的博弈很大程度上决定目的国从中国进口风电的态势，厘清目的国降碳进程和风电供需特征是优化风电贸易政策的关键。
乡村数字化变革对乡村经济系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扰动与冲击，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经济韧性的协同发展是乡村地区共享数字红利的重要前提。论文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TWR)等方法解析了2011—2021年中国省域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中国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经济韧性耦合协调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具有较高的上升速率，后发优势明显；② 省份间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经济韧性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异在2019年数字乡村建设战略实施后逐渐扩大，耦合协调发展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③ 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特征，政府干预、社会保障与城乡不平等是核心影响因素。在宏观尺度上，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发展逐步由新内生发展模式主导。
发展旅游业被视为促进乡村经济增长、发掘乡村特色文旅资源、激发乡村内生活力的重要途径。论文解析了旅游驱动下乡村显性—隐性转型的内涵，以南京黄龙岘茶文化村为案例，剖析了其显性—隐性转型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① “乡村显性转型”是乡村能被直接观察或测量的实体要素及其属性的转变，具有可视性与关联性特征；“乡村隐性转型”是乡村不易直接被观测或察觉、需通过深入调查分析才能明晰的转变，其特征表现为内隐性与复杂多变性。② 土地利用旅游化、建筑空间旅游化和基础设施旅游化是黄龙岘显性转型的典型特征，生产方式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彩化和生态治理协同化是其隐性转型的典型特征。③ 旅游驱动下乡村(黄龙岘)转型是显性—隐性交互的结果，显性转型早于隐性转型并影响其转型进程，隐性转型是显性转型成效的投射。④ 资源禀赋和文化内涵构成黄龙岘显性—隐性转型的基底，乡村旅游发展的外在条件、构建共享共治秩序的内在需求则为转型提供了动力。研究结论可以拓展乡村转型发展理论，更加全面、清晰、有效地解析在各类要素交织互动作用下乡村转型过程，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案例参考。
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孕育了新农人创作群体，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论文以抖音平台为例，通过核密度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探究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分析影响新农人创作者集聚与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研究表明：① 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的分布整体呈现“一主两副”的空间格局，广州为创作者数量多且质量优的主核心，茂名、潮汕分别为创作者高集聚与高质量的副核心；② 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的分布存在空间依赖性，其差异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创作者数量呈“中多东少西过渡”的态势分布，质量方面则存在过渡区与次冷点区明显、冷热区交替的分布现象；③ 基础设施、创新要素、政策支持、产业规模、经济发展、农业规模以及人力资源等要素协同作用，得出全要素双优模式、环境要素促增模式和技术要素提质模式等3种组态机制，成为影响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空间分异的关键。研究探讨了新农人创作者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为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以及乡村网红人才培育提供参考。
随着数字技术在环境活动领域的渗透，凭借游戏化架构激励日常环境友好行为的数字平台开始出现，这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媒介现象。论文基于“数字转向”下人文地理学的Nature 2.0研究视角，以蚂蚁森林为案例，采用平台功能遍历、深度访谈与日记记录相结合的混合质性研究方法，对平台游戏化架构的逻辑与功能、使用者平台实践的时空过程及其构建的“人—技术—环境”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蚂蚁森林试图通过游戏化的技术架构，以自然环境保护激励日常空间中的环境友好行为；使用者将平台实践嵌入时空活动的间隙，促成了蚂蚁森林与日常生活的融合。然而，这一过程构建的“人—技术—环境”关系却呈现“连接”与“断裂”并存的特点：一方面，平台实践建立起了使用者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心理连接；另一方面，平台实践在日常时空活动习惯、节奏与日常因素权衡基础上的顺势而为以及游戏化架构的内在矛盾性，将使用者与日常空间环境友好行为分割开。通过对蚂蚁森林案例的探讨，本研究拓展了“数字转向”下人文地理学的Nature 2.0研究内容，凸显出采用“人—技术—环境”相结合的关系性视角来理解这类现象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体现了人文地理学注重分析时空活动过程的思路在解读环境媒介议题上的独特优势，同时也启示学界、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审慎看待其现实环境意义。
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是中国推进文化强国战略和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领域，在新媒体时代，各类媒体的介入持续深化博物馆空间的媒介化进程。河南博物院是新媒体时代博物馆建设的典型代表，为特定情境下的空间媒介化探索提供了鲜活样本。论文着眼于媒介视角下的空间研究，从空间具身化、空间平台化和空间中介化三个层面构建媒介地理学视角下的空间媒介化分析框架，探索与解构河南博物院的空间媒介化实践过程与发展脉络。研究表明：河南博物院通过场景设计与各类技术媒介丰富了大众的具身体验，转换了大众对博物馆空间的感知模式；以丰富的互动活动和各类网络官媒打造优质的地方平台与虚拟平台，重组了大众与博物馆空间的互动关系；凭借古今艺术融合与世界文化交流重构了博物馆空间的时空框架，成为“超时序叙事”与“跨地域互联”的核心场域。空间媒介化是技术渗透与空间反馈的持续过程，河南博物院的空间媒介化历程验证了研究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呼吁学界提高对博物馆这一主体的研究关注，同时加强对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空间情境下的空间媒介化探索，这对进一步推进媒介地理学与中国文旅实践需求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