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析应用日益广泛，但其内在研究也逐渐因数据获取、复杂性和多元性等显露瓶颈。论文回顾了网络思维和网络分析方法，提出了网络研究可能存在的边界，系统梳理和解构了地理学网络研究的发展历程和不同层次，分析了其研究趋势和研究突破，并指出了关键问题与未来探索方向。研究显示：网络分析既是一种强调抽象思维、系统思维与关系思维的科学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分析复杂系统结构的科学方法；网络研究具有一定的边界。网络分析自20世纪60年代引入地理学，已发展出理论—对象—方法3个层次，在地理学知识生产中扮演差异化角色，并形成了以非社会节点之间的非社会联系为主的研究趋势；在认知与思维、科学理论与机理分析、方法与数据、现实视角与意义等4个方面取得突破。地理学网络研究面临网络思维和理论化模型运用与构建不充分、机制分析不足、数据收集困难与表达不充分、网络测度视角单一与方法技术落后等4个关键问题；未来可在综合性的地理学网络理论构建与整合、适合地理学网络分析的新方法研究、增强地理学网络研究数据的获取路径、地理学网络研究测度视角的改进、成果应用与实践方法的提升等5个方面探索地理学网络研究发展路径。
中国当前正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关键期，亟需高校对区域创新做出更大贡献。系统梳理西方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助于为中国进一步明晰高校在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和制定区域创新战略提供参考。论文首先从高校的教学、科研和区域发展三大职能出发，将高校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归结为人力资本、知识转移、知识中介、创业活动、参与模式和创新效应六大维度；其次，系统梳理知识溢出、区域创新系统、三螺旋、创新网络等理论倡导高校参与区域创新的主要渠道、空间尺度、影响因子及相应政策启示，并总结其对六大维度研究的贡献；再次，比较案例研究、计量经济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三种常用方法的使用情况及对开展六大维度研究的适用性；最后，从高校对外影响的渠道复杂性、区域异质性以及评估高校作用的理论和方法优化等方面指出研究前沿。
网络空间作为人类现实社会空间的延伸承载了多种社会实践活动，这种新的实践活动实现方式引发了社会范式的转变，网络空间成为新的国家战略空间。论文基于空间生产与关系地理学相关理论，秉持空间是关系的产物，采用“行为体—关系—空间”模式对网络空间生产机制进行分析，将网络空间中的行为体概括性地分为网络个人用户、网络企业与政府，由行为体间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构成了社群网络空间、平台网络空间和国家网络空间。在“行为体—关系—空间”模式作用机制下，网络设施资源是全球网络空间竞争的基础，多元实践活动是获得网络空间主导地位的关键，技术创新是巩固网络空间地位的保障。中国应探索前沿科技，创新空间生产方式，积极参与到全球网络空间相关技术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去，深化与其他国家网络空间的交流，将中国网络实践活动丰富的数量优势转化为网络空间竞争中的空间优势。网络空间繁荣与发展的基础在于行为体间互动实践所形成的关系，空间行为体应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网络空间中和谐共生，共同丰富网络空间关系，促进全球网络空间的繁荣。
全球城市间开展光伏产业创新合作是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探讨其创新合作网络时空格局演变及中国城市地位变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地位提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论文基于2000—2022年光伏产业专利合作数据构建全球1382个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结合光伏产品技术生命周期，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了全球城市光伏产业创新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及空间结构演变，并揭示了中国城市的地位变迁规律。研究发现：① 伴随着光伏技术从初生萌芽到快速生长再到成熟稳定，全球光伏产业创新合作强度呈现从快速增长到回落稳定的变化趋势。② 全球光伏产业创新合作网络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在美国东部、欧洲西部以及东亚地区。创新网络从以美国、日本城市为中心的“少核主导”向“多核互联”演变，并逐渐演化为以中国、印度、欧美城市为主的创新集群。③ 城市规模以及城市创新等级对城市光伏产业合作创新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碳减排政策初期对光伏产业创新推动作用较强，后期呈现边际效应递减效应。④ 以北京、上海、苏州、深圳等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在网络中的中介中心度和加权中心度均呈持续上升态势，表明中国光伏产业正逐步转型：从初期依赖技术引进，发展到国内外技术互惠合作，进而成为技术输出者的转变。厘清全球光伏产业创新合作网络的时空演化以及中国城市地位的变迁，有望推动光伏产业链的重组和价值链的重新配置，优化区域创新活动的空间布局，进而重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格局。
光伏发电是当今全球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之一。为促进国内光伏发电产业扩大规模、合理布局，中国政府实施了分区设置、分类执行、逐步退坡的光伏电价国家补贴政策。对该政策的实施成效进行定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针对电价补贴政策演变的全过程(2012—2020年)，以省份为单元，利用地理探测器，考察光伏发电装机的时空格局及其对电价补贴政策演变的响应特征，并剖析电价补贴政策与其他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以期加深对电价补贴政策作用机理与实施成效的理解。研究结果表明：① 逐步退坡的电价补贴政策对中国光伏发电规模产生了从“强力拉动”到“适时降温”的倒“U”型作用过程，与光伏发电产业发展的周期性特征与阶段性需求相匹配；② 分区、分类的电价政策促进了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的快速增长，使其与集中式装机增长形成一定的空间互补，推动了中国光伏发电空间格局由西向东逐步增长，并实现了东西发展并重；③ 电价补贴政策显著提升了消纳空间因子的作用，而相对抑制了资源禀赋因子的作用，促使中国光伏发电逐渐由资源供给主导型增长转向消纳空间主导的供需平衡型增长，优化了光伏发电资源的空间配置。总体上，光伏电价补贴政策及其演变通过自身作用及与其他因子的协同作用达到了优化调控中国光伏发电时空格局的目的。
区域(城市)生产空间组织变化引发制造业供应链网络重构，为城市网络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论文利用2001―2020年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交易数据，以城市为单元构建城市间制造业供应链网络，引入社会网络等分析方法研究网络演化过程，并运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研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供应链联系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演化过程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和路径依赖特征，与东部地区的供应链联系始终最强，与东北地区的联系始终最弱，与中部地区联系始终高于西部。② 网络层级性和异配性特征明显，城市间联系逐渐紧密，但核心节点竞争激烈，网络规模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③ 在网络内部关系方面，互惠性、传递性和三元组对网络的发育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网络外部关系方面，劳动力水平、技术水平、地理距离、经济邻近性也对网络演化具有显著的作用。研究有助于洞察长三角制造业供应链的动态特征，为制定相关政策和战略提供参考。
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共进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论文在建构协同发展分析框架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纵横向”拉差法、耦合协同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ing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等方法考察2012—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识别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时序演变上，长三角城市群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协同发展等级整体由期初的濒临失调转为中级协同，但等级转移具有“路径依赖”效应，短期内难以达到优质协同。② 空间分布上，长三角城市群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呈现出“沿海—沿江—内陆”阶梯递减格局，城市层面表现为“核心—边缘”与“V”字型分布；空间关联上，局域集聚特征显著，HH集聚主要集中于上海大都市圈，LL集聚主要分布在安徽省。③ SDM回归显示，长三角城市群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是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来源。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模式，于300 km达到最大值。因此，未来应加强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双向共进效应，破除阻碍数字化与绿色化要素资源流动的制度障碍，扩大二者协同发展的空间溢出边界，助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拐卖人口犯罪古来有之，且延续至今，给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破坏。基于网络开放数据，论文采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可视化等方法分析1970—2018年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探究其地域类型和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1970—2018年，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年际变化为“中间高、两端低”的倒“V”型，其与生育政策、打拐力度和观念转变等密切相关，而月份变化则呈明显的季节分异，春季和夏季是高发季节，这多受气候、农忙和假期等影响。② 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地域分异明显，其东北部的滑县、原阳县、兰考县和中部的二七区是犯罪的热点区域，而西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区县是低发区域。③ 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地域类型以拐入男童主导型、拐入女童主导型和拐出男童主导型为主。分阶段看，拐入男童主导型数量呈下降趋势，拐出男童主导型呈上升趋势，而拐入女童主导型则呈小幅增长。④ 计划生育约束下，河南省重男轻女严重、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较差的地区，面临生育受限、无法生育或儿子离世时，出于“传宗接代”和“养老送终”的目的多拐入男童，形成拐入男童主导型；而重男轻女较轻的地区则期望“儿女双全”，或部分条件较差的男性希望通过买妻进入婚姻，面临生育受限、无法生育或婚姻失配时，出于照料养老和生育子女的目的多拐入女童，形成拐入女童主导型。在买方市场旺盛、犯罪动机充足和监管力度不足等作用下，犯罪市场化选择和便利的运输条件促进河南省拐出男童主导型的形成。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不断加剧，极端事件的发生次数和强度显著上升，对生命财产造成巨大威胁，迫切需要更深入地认识极端事件的发生规律和风险。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单一极端事件，往往忽视其固有复杂性以及多个事件关联所产生的累积影响。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空缺，论文从1961—2020年中国1886个站点气象观测数据中提取高温—暴雨复合事件，利用Theil-Sen斜率估计和Mann-Kendall趋势检验等方法，从事件频次、复合事件比例等角度探究其时空分布及变化特点，并从致灾危险性和受灾易损性两个方面开展复合事件风险评估，研究结果表明：① 高温—暴雨复合事件主要发生在东部季风区，其中热带亚热带湿润区事件频次最大；② 全国及各气候分区复合事件频次在研究时段内明显上升，尤其在1990年后增长更显著；③ 复合事件在极端降水事件中的占比在1990年后显著上升，而在极端高温事件中的占比随时间变化不大；④ 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四川盆地、华南沿海等地复合事件风险较高，上述地区迫切需要优先考虑有效的预警和应对策略，以减轻复合事件的影响。
降水—径流变化对河流物质(如磷等)的输送具有重要影响。对气候变化背景下降水—径流变化导致河流极端径流事件增多究竟对大型河网尺度水质关键指标总磷(TP)浓度和通量产生怎样的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论文基于长江水系2~5级河流54个站点的河流TP每日观测数据，研究了2021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期间长江8个子流域径流变化对河流TP浓度和通量变化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极端径流对河流磷输送的影响差异。研究显示：2~5级河流大部分在极端径流事件期间TP浓度升高(极端径流期>非极端径流期)；极端径流事件期间河流输送的TP通量对年通量的贡献较大，2~3级低级别河流TP通量的极端径流贡献为66.34%~83.83%，4~5级河流TP通量的极端径流贡献为50.73%~73.19%。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极端径流对河流磷输送的影响有较大差异，表现为混合类>林草类。研究阐明了极端径流对大型河网尺度河流水质变化及物质输送的影响，研究结果将为河流水质变化如何响应气候变化以及大型河网水质管控提供科学依据。
全新世农业的起源和传播促使人类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农耕时代，人类在早期农业发展中所改变的地球表层覆被揭示了数千年来地球系统变化的深层根源，对气候系统及生态系统的长时间尺度变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动植物考古研究能够反映先民利用、改变环境获取食物的状况，提供重建早期土地利用及覆被变化的有利条件。论文利用农业、考古研究探讨了全新世中期粮食产量、先民粮食消费量和人口规模，重建了青藏高原东南缘6000~4500 a BP、4500~3700 a BP、3700~2300 a BP三个时期的耕地面积及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全新世中期先民的粮食产量及粮食消费量伴随着农业发展、作物结构的多样化呈上升趋势，三个时期年均粮食单产分别为193、297、450 kg/hm2，人均粮食年消费量分别为220、250、270 kg。② 全新世中期人口规模不断增加，三个时期分别为16222、24160、35885人，由此促进了农业的发展。③ 全新世中期耕地开垦面积在增长的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三个时期分别为36982、40620、42289 hm2。④ 耕地沿河流呈狭长条带状分布，耕地网格垦殖率以0~20%的低垦殖率为主。6000~4500 a BP和4500~3700 a BP，耕地网格的最高垦殖率分别为61.3%、69%；3700~2300 a BP，最高垦殖率达92.7%，有3.3%的耕地网格垦殖率超过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