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已从外延式增量扩张转向内涵式存量优化，住宅作为最基础的民生功能载体，其可持续更新成为重要议题。论文以推动城市住房的可持续更新为目标，剖析了当前住宅可持续更新面临的三大障碍，即住宅规划建设体系对居住需求的适变性不足、权属制度的制约造成空间资源固化、购房成本支付模式与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脱节，继而梳理和分析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和政策实践，并从空间体系、权属制度和经济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探讨了住宅可持续更新的路径。基于此，提出构建城市空间结构的管控层级，整合空间、权属和经济层面的政策工具并进行策略匹配，形成适用于不同场景的住房更新政策模式。
智慧城市建设在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对城市空间形态形成冲击。深入理解其对城市多中心化的影响，对制定城市空间规划政策至关重要。论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6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采用多周期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多中心化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政策溢出的距离衰减边界、城市异质性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的多中心发展进程存在抑制作用；② 在地理矩阵、经济矩阵、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三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多中心化均表现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地理矩阵下影响最为显著；③ 智慧城市建设的边际溢出效应呈现试点城市—省域—城市群近距离衰减的圈层结构，且随距离增加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趋势，在200~400 km距离带最为突出，超过600 km则不再显著；④ 异质性分析发现，从经济地带、城市等级和主导产业划分来看，政策溢出效应在西部地区城市、较高等级城市与第三产业主导城市中正向显著；⑤ 市场分割水平和政府治理水平能够在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多中心化之间发挥有效调节作用。
2008年以来，随着土地开发逻辑从“商品化”向“资产化”发展，中国的城市更新模式逐步向金融化转型。既有研究聚焦土地金融化，从融资视角阐明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土地抵押与举债建设推动城市更新。论文从投资视角，以住房资产化为概念框架，探讨金融化背景下的城市积累模式。以广州为案例，基于多尺度分析，研究发现：在城市尺度，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资本化效应提高土地与住房价值，地方政府通过规划叙事塑造市场预期，为房地产开发创造更大的增值与积累空间。在家庭尺度，住房资产化强化了中产家庭的财富观念与投资动机。土地与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激励中产家庭基于对城市前景的乐观预期而购房投资，期望通过房产增值分享城市发展的经济红利。房价上涨所释放的财富效应进一步推动购房热潮，并反过来维系土地出让与财政收入。由此，金融化的城市更新模式反映了城市增长机器与家庭投资逻辑的相互耦合，共同构建了以资产增值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路径。最后，论文延伸探讨在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的背景下，如何重构资产化逻辑，以实现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推进。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理解老旧小区居民的住房决策机制对提升老旧小区改造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价值。论文基于2023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体检社会调查中重庆市中心九城区的数据样本，构建改造意愿—迁居意愿双模型分析框架，运用随机森林算法结合可解释模型，系统探究两类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关联效应。研究发现：① 老旧小区居民展现显著的留守改善行为偏好；区位、房屋属性是影响住房决策的首要因素，改造与迁居意愿在城市空间中形成截然不同的分布格局，且在10 km处出现关键空间阈值。② 住房特征方面，楼层、产权、房屋质量、居住时长及社区环境对改造与迁居意愿表现出差异化且复杂的影响模式。③ 个体特征方面，18~24岁群体改造意愿最强，而老年人迁居倾向最保守；高收入、高学历居民在两类决策上均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显示出更强的决策灵活性。此外，改造与迁居意愿之间呈现明显的替代效应。研究为城市更新政策的精准化与差异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并有助于实现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更新目标。
低效用地识别与评价研究是存量土地盘活再利用的前提。现有研究关注低效用地的综合评价，缺乏多维度特征的交互分析，忽视了具有协同效应的高价值地块的挖掘。此外，现有低效用地识别模型通常采用线性加权评价方法，对地块属性特征和低效利用程度的非线性关系考量不足。因此，论文以地块作为研究尺度，提出了一个“双维度—交互式”低效用地识别与评估框架。具体地，运用BP神经网络识别地块内部开发强度，运用熵权法评估地块外部区位条件，进而分析内部开发强度与外部区位条件的交互作用，识别具有协同效应的“低开发强度—良好区位条件”的高价值地块，并以北京市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BP神经网络模型能够更好地顾及地块内部属性特征与低效利用程度的非线性关系。通过将“低开发强度—良好区位条件”地块与北京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中的城市更新街区对比分析，发现大部分重度/较重度低效—优越/良好区位的地块分布在城市更新重点街区，吻合度较高。此外，重点街区以外也存在少量较重度/重度低效—优越/良好区位的地块，主要分布在海淀区羊坊店街道、清河街道，丰台区卢沟桥街道、南苑街道，朝阳区劲松街道、十八里店地区。研究成果可为城市更新街区的精细化治理和动态完善提供参考。
在城市化步入增存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优化提升土地利用功能，盘活存量低效空间，对城市生态宜居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当前有关城市存量低效空间的研究大多关注社会、经济、建成环境等维度，从功能角度精细化定量识别城市低效空间还有待深入研究。为此，论文从土地利用多功能视角出发，集成统计、调查、遥感、POI等多源数据，以及系统论、空间治理理论、GIS空间分析等理论和方法，诠释城市存量低效空间形成机理，建构城市存量低效空间精准识别方法及治理优化路径，并以西安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西安市存量空间效能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逐渐降低；② 生产—生活短板功能为影响西安市建成区存量建设空间效能的主要障碍功能；③ 双重功能提升区包含的乡镇数量最多，三重功能提升区次之，单项功能提升区最少。城市总体层面的结构功能完善与提升是全面提升城市低效空间效能的首要任务；未来，西安市应坚持规划引领与分区优化原则，注重提升短板功能，全面优化城市存量低效空间，进而推动国土空间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研究为西安市以及其他超特大城市存量低效空间优化提升提供理论、方法、实证参考。
作为高密度城市微更新的重要载体，口袋公园通过盘活闲置存量用地有效促进绿地资源共享、增进民生福祉、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在规模化战略发展新阶段，明晰城市口袋公园空间布局的影响机制对其科学选址与布局优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沈阳市口袋公园样本位置数据与多源地理大数据，集成重复随机采样—验证模型、多种机器学习及其可解释性方法，结合关键因素重要性排序、非线性作用关系、交互效应揭示口袋公园布局的复杂机制，以期提供数据驱动的循证参考。基于最优算法模型结果表明：① 重复随机采样—验证模型能有效缓解负样本随机抽样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机性偏差，增强了机器学习结果的可信度。② 建成环境因素与口袋公园布局存在复杂关联机制。与GDP等社会经济因素相比，绿地、公交站点距离等空间环境要素对空间布局的影响更为显著。住房价格呈弱负向边际影响，土地利用混合度的影响不显著。周围公园绿地服务重叠面积与其他因素存在显著交互效应。③ 各影响因素在阈值区间内的差异化响应机制(正向/负向/不规则)，为口袋公园的精准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拓展了口袋公园规划选址的内涵与解释效力，也为理解高密度城市建成环境与微绿地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启示。
在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治理面临着复杂的挑战。传统的治理模式依赖于行政主导与地方化管理，而新流动性的出现则突破了物理空间的界限，推动资本、人员、信息与技术等流动要素的跨界整合，形成了动态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网络。这一变化使得传统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治理需求，亟须探索适应性的治理策略。因此，研究尝试引入“空间善治”理念，在明晰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空间善治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围绕空间善治的目标、对象、主体、尺度和方式等5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空间善治体系框架，并基于此进一步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强调了目标定位、对象识别、主体协同、尺度转换与方式转型的重要性。通过超越流动性与地方性的二元对立，研究丰富了乡村旅游地空间治理的理论视角，并为乡村旅游地多元治理模式的实践探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全球化、气候变化、人口流动和技术变革为乡村系统的转型升级带来多重挑战，从韧性视角探寻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机制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外研究从“主体+空间+系统”视角建立起了乡村韧性的基础框架，成为国内从社会学、管理学、地理学等视角探索乡村韧性作用过程的启蒙，并为国内不同乡村地域系统寻找适应性转型路径提供科学借鉴。以此为基础，研究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系统与乡村韧性的关联，以此为框架探讨中国未来乡村韧性研究应遵循的范式。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系统和乡村韧性具有目标一致性、机制互补性和路径协同性，未来可遵循“基线评估—扰动识别—转型路径—效果反馈”的研究范式来深入探索乡村韧性的多维格局和动态性运作机制，并实现多方法、跨尺度、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进而厘清中国化乡村韧性提升路径，也为全球制定乡村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科学评估城市人类发展水平对于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框架基础上，引入低碳发展与社会公平两个维度，构建了融合空间效应的空间人类发展指数(spatial human development index，SHDI)。论文采用贝叶斯空间因子分析方法，对2010—2020年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SHDI进行测算，并运用泰尔指数及其两阶段嵌套分解法，解析各城市SHDI的空间格局与差异来源。研究发现：① SHDI与联合国HDI在总体趋势上保持一致，但在指标权重与城市排序上存在明显差别，SHDI显著增强了对城市发展空间依赖性与异质性的识别能力，特别是提升了对中低发展水平城市的识别精度；② 各城市SHDI呈现出“先收敛、后扩大”的阶段性分化特征，省内市间差异仍是当前区域不平衡的主要来源。研究拓展了人类发展水平测度的多维性与空间分析路径，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提供了理论支持与量化工具。
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是政府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既有关于产业园区布局的研究大多从远距离的全球生产网络或本土行政边界内的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探讨，对区域一体化中网络外部性的影响关注不足。借用规模是网络外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论文基于网络外部性借用规模视角，从借用功能、借用绩效两大层面构建区(县)尺度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布局的分析框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范围进行实证。论文首先根据产业细分方向识别企业类型与产业园区类型，再对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进行评估，最后对不同类型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提出布局优化策略与政策建议。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以广州市和深圳市为双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② 珠三角地区在“医药产业功能”“医疗金融服务”“医药人才资源”和“医疗设施服务”的借用功能，“经济发展水平”和“医药创新合作”的借用绩效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核心区域更容易受到借用规模的影响，部分边缘区县显示出较大发展潜力；③ 依据产业园区的分类，对“医药制造主导型”“医疗服务主导型”“医疗器械主导型”“医药综合型”4类园区按优先建议、一般建议、相对不建议、不建议4种分级提出了布局优化策略和政策建议。研究将借用规模纳入产业园区布局的考量框架，能更全面评估产业园区的发展潜力，可为国内其他高新产业园区的布局提供方法参考。
当今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促使富集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资源型地区，将技术创新作为区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但既有研究缺乏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时空演化的比较。论文以兼顾石油产业和风电产业的吉林西部为例，从产业链分工角度，分析两类能源产业技术创新产出、集聚格局以及空间联系特征，探究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化路径及其差异。研究发现：① 石油产业技术创新活动集中在上游勘探开采环节，创新密度呈递减趋势，空间集聚呈现出原油产区的“单核”极化。其中，技术合作占比呈倒“U”型，合作重心呈“域内—域外”交替变化，域内合作围绕石油资源密集的宁江区展开，域外合作从东北三省逐步向南拓展。② 风电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突破单一产业链环节，创新密度持续增长，集聚格局向风能分布区“多核”演变。其中，技术合作以域外联系为主并稳步增强，域外合作主要涉及东北地区的长春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地区，域内联系中松原市和白城市的竞争关系始终强于合作。③ 石油与风电产业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化路径受多要素共同作用，且表现不同。石油产业倾向于“内生型驱动”，而风电产业为“外源支撑型驱动”。基于研究结论，论文就吉林西部地区两类产业技术创新提出了差异化指导建议，以期为该类资源型地区能源产业绿色转型提供参考和借鉴。
当下传统村落保护实践依托的理论基础对物质景观保护具有重要价值，但未能充分把握传统村落的多维属性特征，引致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中浮现矛盾冲突，而作为拼装体的地方理论可为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新视角。基于此，论文在厘清传统村落保护的不同研究取向之上，援引该理论构建传统村落保护分析框架，以安徽省徽州区呈坎村为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表明传统村落作为乡村聚落、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的多重拼装体，由物质成分、表达成分以及领域化形式等异质要素互动所生成。在此过程中，地方的垂直联系与水平联系同等重要，特别是村落本身的地理环境、区位条件、历史文化等构成的存在性对于透视传统村落生成过程仍具有意义。传统村落保护是一种对特定时期点状历史的保护，注重村落的物质景观和视觉样貌，而相对忽视“看不见的景观”的重构与传承。文章有效扩充了地方拼装体理论在农村地区的案例研究，论证该理论解析传统村落不同时空异质要素持续生成机制的洞察力，有助于深化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阐释，凸显传统村落保护实践的关系性、整体性与动态性。
地方归属感及其影响因素是城市地理学与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地方归属感具有空间尺度特征，现有研究虽揭示了不同尺度归属感的差异，但对社区与城市尺度归属感形成机制的比较研究仍显不足。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建立对居住社区和城市的归属感不仅是其社会融合的重要心理表征，也是其真正融入目的地城市的标志。然而，他们在大城市中常面临居住与迁居的挑战，难以在心理上构建起对居住社区和城市的归属感。因此，从居住迁移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对于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上海市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不同户籍群体居住迁移对社区归属感和城市归属感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居民对城市归属感评价高于社区，流动人口的社区和城市归属感均低于本地居民；② 住房产权、居住区位变化和迁居原因对社区和城市归属感均有影响且存在显著差异，持续租赁会降低城市归属感，外地迁入与高社区归属感相关，因便利性迁居不一定有利于社区归属感；③ 社区和城市归属感受居住迁移影响因户籍群体而异，本地居民呈现出“正向累积”特征，而流动人口则需要“补偿性”因素获得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