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城市群都市圈尺度的跨城通勤现象愈加频繁。相对于国际大城市的通勤圈，国内跨城通勤特征与影响因素仍不明晰。论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基于贝壳App租房者的双城通勤位置数据，采用基于GIS的OD(origin-destination)分析与空间统计分析，考察跨城通勤现象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辅以个体通勤时间为因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模型，揭示空间变量和个人社会属性综合作用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的跨城通勤呈现出明显的廊道分布特征，集中在东部、东南与西南三条通勤廊道上；② 跨城通勤距离已经超越都市圈传统研究聚焦的30~50 km范围；③ 跨城通勤群体占租房总量20%以上的地区，位于廊坊燕郊开发区、固安县、保定涿州市等地，形成高频通勤的“环京通勤带”；④ 跨城通勤个体层面的GWR回归显示了职住两地工资差异、租房价格及居住地到高铁站距离等因素对通勤时间具有空间异质性影响。长时间跨城通勤动机存在差异，部分天津跨城通勤者主要为提高居住质量和工资，而部分廊坊、保定通勤者则为了提高工资和节省房租。研究结果可为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城市群都市圈城镇空间合理布局与综合交通协同优化提供借鉴。
传统的居民出行调查是城市交通规划的基础数据，是城市居民出行行为的最权威记录。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以手机信令数据为代表的位置大数据，在时空行为研究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然而，手机信令数据能否取代出行调查数据却存在较大的争议。焦点在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出行准确性难以评估，其识别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可信、能否较为准确地测度居民出行特征等问题有待回答。论文利用上海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及时间相近的手机信令数据，比较两类数据在出行强度、出行时间分布、出行空间分布、出行目的等出行特征的差异，并分析归纳两类数据产生偏差的程度及原因。研究揭示手机信令数据在描述出行人口人均出行次数及街道以上尺度的出行OD分布等方面准确度较高，在出行时耗、通勤出行比例方面准确度较低。研究认为手机信令数据产生偏差的原因主要由手机信令数据位置记录不完整等数据质量、停留时间阈值、基站密度不均与空间阈值的影响，以及职住地识别偏差引起。研究认为可通过样本筛选、数据链修复、识别方法改进等手段提高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的精度。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与收入的不断增加，家庭能源消费日益成为中国能源消费的重要增长点，把握家庭能源消费时空特征，判别家庭能源消费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有助于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推进能源低碳转型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基于此，论文将家庭能源消费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其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借助空间计量模型、灰色预测、情景分析等方法，对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从时空特征来看，1995—2021年家庭能源消费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城乡家庭能源消费的差距逐渐拉大，但其人均家庭能源消费呈现趋同态势。② 从家庭能源消费的占比与结构来看，家庭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10左右，且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呈现出多样化与清洁化发展趋势。③ 从影响因素来看，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家庭规模、教育水平、经济发展、城镇化率与汽车拥有量是家庭能源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④ 从未来趋势来看，至2040年中国家庭能源消费量将持续增长，且在稳健发展情景下增速较慢，表明政府政策的落实与居民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等对控制家庭能源消费增长表现出积极效果。因此，研究认为应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优化乡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完善能源发展政策与转变居民消费观念，以控制家庭能源消费过快增长。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重庆市创设地票制度的初衷在于推动城乡统筹与融合发展，但目前缺乏相应评估。论文根据1998—2020年间全国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2008—2020年地票交易数据和地票生成地的农户调研数据，通过空间分析和合成控制法系统评估了重庆市地票制度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地票制度促进了重庆市城乡融合发展，表现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非农劳动力供给、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以及耕地流失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下降。地票作为“杠杆”将城乡地域系统中“人—地—业—钱”各类要素进行耦合互动关联，助推城乡融合发展。鉴于地票制度已在全国多地试点，有必要探索如何实现城市近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远郊地票制度的联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平衡性调整；同时，政府应积极拓展地票制度服务于乡村振兴和生态修复的功能，适度增加乡村振兴用地并将农村闲置用地恢复为生态用地，协同促进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
耕地边际化的诊断识别对于建立山区粮食与生态安全间的适度平衡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边际化类型划分及传统诊断思路，尝试构建“时间诊断—显隐交互—空间分布”的综合分析框架，以“三变”改革①(① “三变”改革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旨在激活农村资源资产，增加农民收入。)发源地贵州省六盘水市舍烹村为例，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等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不同类型耕地边际化的时空分布情况及特征。研究表明：耕地边际化时间上可以“纯收益”年际变化作为关键指标进行诊断，空间上能以耕地向其他地类转移趋势进行表达；2000—2020年间舍烹村耕地出现了两次明显的边际化现象，分别出现在2013—2014年与2016—2017年，后者程度较深；2010—2015年期间舍烹村耕地边际化显隐交互特征最为明显，显性特征中耕地物理、自然及经济边际化分别发生了7.13、0.99、33.27 hm2，隐性特征中边际化程度在“三变”改革前后呈现相互融合、交替变化特征。研究围绕“粮食安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思路提出政策建议，可为促进山区耕地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提供对策参考。
深入理解淡水养殖水面结构转型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大食物观的必然要求，对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有关淡水养殖水面结构变化的研究还十分不足。论文在认识到淡水产品市场需求和河湖长制等水域管控政策对淡水养殖的影响基础上，综合运用Simpson多样性指数、地理要素重心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从类型结构和空间结构两方面研究揭示江汉平原养殖水面的转型特征，着重探索市场诱致和政策管控共同作用下养殖水面结构转型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1—2020年，江汉平原养殖水面从快速扩张转为扩张减缓，类型结构发生了“大水转小水、小水精养化、综合种养化主导”的转型，空间结构出现了“大水爬坡、小水向江”的转型趋势；② 市场诱致性类型替代叠加政策强制性结构调整共同驱动了江汉平原养殖水面结构转型。其中，前者即以追求劳动生产力最大化为养殖目标的自下而上市场诱致性类型替代，后者即以河湖长制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水域管控政策实施导致的结构调整。此外，论文提出了加强江汉平原养殖水面结构转型调控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有助于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对象向养殖水面拓展，同时能够为从结构演化视角开展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提供案例支撑。
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构成部分，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工程。论文从供需关系、产业链接、要素流动和循环载体4个维度解析城乡经济循环内涵、构建测度指标体系，并以2010—2020年为研究期、江汉平原为案例区，综合运用熵权法和障碍度模型，揭示江汉平原城乡经济循环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探寻其畅通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江汉平原城乡经济循环水平较低但持续非均衡增长，城乡经济循环综合指数及供需关系、产业链接、要素流动和循环载体4个分维度指数分别从0.2164、0.0616、0.0534、0.0641和0.0373增长到0.4095、0.1308、0.0850、0.0990和0.0947，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92%、11.24%、5.93%、5.45%和15.35%。② 同期江汉平原城乡经济循环总体呈低水平聚集、区域差异小幅增大，空间变异系数由0.2055增长为0.2126。城乡经济循环供需关系和循环载体分维指数高值区逐渐向主要交通干线及沿线城市地区聚集、空间变异系数分别由0.3166、0.5665减小到0.2636、0.4705，但产业链接和要素流动空间分布特征不甚显著。③ 江汉平原城乡经济循环障碍度呈逐年下降态势，分维度障碍度排序为产业链接(28.20%)>循环载体(27.89%)>要素流动(23.98%)>供需关系(19.93%)，分指标障碍度排序前四为夜间灯光指数(11.23%)>建成区面积比例(10.79%)>单位GDP农业服务业产值(10.65%)>单位GDP金融机构贷款余额(9.82%)。④ 江汉平原城乡经济循环畅通优化可分为单一障碍型、双重障碍型和三重障碍型等3种类型6个分区，根据各区不同障碍类型分别提出针对性城乡经济循环畅通优化发展策略。研究结果可为新时期城乡经济循环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启示。
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之中的一个新范式、新类型，对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武陵山片区71个县(市、区)为例，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anel smooth transition model，PSTR)探究2015—2020年旅游城镇化对山地片区乡村振兴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山地片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超前于乡村振兴，旅游城镇化高水平发展的山地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最大、面对外部环境冲击的抵御能力最强，乡村振兴发展步伐缓慢、任务依然艰巨。② 山地片区旅游城镇化空间极化现象严重，存在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高值区锁定效应；乡村振兴空间集聚效应显著，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小。二者重心逐渐向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和交通互补性较强的山地城市转移。③ 旅游城镇化是推动山地片区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旅游城镇化阈值2.490是旅游城镇化驱动山地片区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完全越过阈值点后，旅游城镇化的非线性驱动作用持续增强。④ 旅游城镇化对山地片区乡村振兴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旅游城镇化阈值效应是非线性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山地片区未来应分阶段、差异化、高质量推动旅游城镇化发展，走一条以政府为主导，以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为驱动，乡村居民、外来游客、旅游企业等多主体参与的乡村振兴道路。
旅游驱动下的乡村绅士化作为乡村空间价值重塑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受到极大关注。论文从乡村旅游绅士化影响效应这一视角切入，依据实地调研数据及空间解译结果，剖析徐州市汉王村在旅游绅士化发展不同时期空间所呈现出的重构特征，并结合半结构式访谈数据，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空间重构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依据旅游建设和发展历程，可将汉王村旅游绅士化进程划分为传统农业转型、观光农业开发、乡村旅游发展和文旅融合转向4个阶段，不同阶段空间重构呈现出不同特征；② 旅游驱动下的乡村绅士化过程改变了汉王村的用地分布、产业结构、人口构成和文化氛围，缓解了乡村空心化的部分问题，并对空间产生深远影响；③ 各级政府、村民、游客、投资商、艺术从业者、旅游资源等异质行动者利益目标的转变以及彼此间的联结与合作对汉王村空间重构产生作用。研究可为理解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发展、引发乡村绅士化效应与破解空心村难题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
近年来，文化经济成为城市再造的重要手段，重塑着城市转型与发展的后工业路径。论文以“东莞茶仓”为研究对象，基于文化经济地理视角解读城市地方营造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① “东莞茶仓”的地方营造经历了民间流行的茶品饮风气、政府缺位的茶文化乱象、资本赋予的茶经济价值、多主体建构的茶文化经济属性4个阶段的演变，在此过程中，“东莞茶仓”的物质环境、功能活动、符号意义相应发生了变化。② 空间维度的地域逻辑、时间维度的价值逻辑、主体维度的意义逻辑共同建构了“东莞茶仓”地方营造的机制。三个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茶仓在依托这三个维度时其文化经济属性更为凸显。③ “东莞茶仓”地方营造的本质是从文化走向文化经济的过程，茶的文化经济属性与地方营造的意义与价值相互建构，发展文化经济的过程就是城市地方营造的过程。论文将具体的个案放在更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以小见大，通过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来透视城市的转型发展。理论上创新性地剖析了文化经济地理学对于城市地方营造的解释力，实践上能够为其他工业型和资源型城市在转型时期的地方营造提供实践参考路径。
近年来，在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地理格局转型背景下，中国城、镇和乡之间的联系正变得愈发紧密，带来更加多元的人口分布格局。但目前仍鲜有研究同时涉及城、镇和乡三类地域空间分析人口分布在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演变规律及机制。因此，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论文探索了2010—2020年江苏省城、镇和乡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并揭示了城—镇—乡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2010—2020年，江苏省仍保持着“南密北疏”的梯度格局，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规模在城、镇和乡三类地域类型空间的变化已部分跳出这一格局。② 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的变化在三类地域空间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该比重在城区普遍增长，在镇的增幅明显地区主要集中在苏中和苏北，而在乡村有所增长地区主要分布在苏南。③ 对城—镇—乡人口构成的综合探查发现，尽管常住人口在城—镇—乡共同增长的趋势不明显，但超过半数县市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呈现城—镇—乡共同增长特征；苏中和苏北城—镇—乡流动人口综合吸引力指数的增幅甚至超过苏南。④ 政府公共投入和地区工业发展显著正向影响城—镇—乡流动人口综合吸引力，该影响在发达地区和工业基础优势区有更强效应，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仅在苏南有正向作用。基于人口在城—镇—乡三类地域空间分布演变和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为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建议。
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全民健康意识提升背景下，可穿戴技术得到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并深度嵌入城市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的实践中。论文首先借助CiteSpace软件探究该领域的总体研究趋势和研究方向，并从数字化决策、新时空特征、多元化体验3个方面对可穿戴技术影响下的城市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变化进行梳理，得到以下研究启示：未来需要深化对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决策机制的理解、强化休闲性体力活动复杂时空规律的分析、注重多情境下休闲性体力活动体验满意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可穿戴技术影响下的城市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研究框架，提出要重视多学科理论的交叉和融合，从研究主体、技术、活动、空间、时间5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分析的构成要素，同时创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内容，并强化以健康为导向的规划实践应用。结论可为数字健康时代背景下的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研究以及城市空间规划实践提供新思路。
音乐地理是人文地理学新兴的研究方向，相比于国外成熟的音乐地理研究，国内音乐地理研究仍然非常滞后。论文试图通过文献分析系统梳理国外音乐地理研究进展、发展历程、核心主题、理论分支与方法，从而为完善中国音乐地理研究提供参考借鉴。首先，国外音乐地理研究经历了从单一文化地理学视角到多学科交叉融合、百花齐放的发展过程。其次，国外音乐地理研究的主题大致可分为音乐区域和文化扩散、音乐产业集群与网络研究、音乐表演的时空间现象和影响、基于音乐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政治、音乐作为城市特殊声景的地理学研究5个核心议题；在理论视角方面，国外音乐地理研究可分为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及城市地理4个主要分支，分别受到新文化地理学“非表征理论”、流行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等重要思潮的影响。最后，论文在借鉴国外音乐地理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音乐地理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建议。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使信息传播与社会交往跨越了地理距离的障碍，极大地扩展了空间要素流动与交互的广度与深度，个体在虚实混合空间中的行为与移动呈现新的模式，引发关于更广阔的赛博移动性的研究。论文对海法大学人文地理学教授Aharon Kellerman基于地理社会视角的赛博移动性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Kellerman基于个体行为时空框架与网络空间的地理维度，从个体“社会人”和“化身人”的双重视角讨论个体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的空间移动模式与行为机制，并参与时空行为模式、虚拟社区、虚拟活动空间等领域的研究。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有助于国内学者加深对信息时代个体时空行为模式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解，推进个体行为机制、城市社会空间重构以及网络空间的地理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