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对乡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论文以CNKI和Web of Science为数据源，对933篇中文文献及71篇英文文献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借助CiteSpace软件梳理研究概况，分析文化和旅游视域下中国乡村振兴研究热点。结果显示，中国文化和旅游视域下乡村振兴的研究具有显著的政策导向特征，研究热度逐年增高；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论文提出了乡村文旅资源与景观、乡村文旅融合、乡村文旅富民、乡村产业发展与融合、乡村生态旅游、文旅乡村治理等研究热点内容；研究内容较为丰富，但缺乏对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进一步探索；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占比低；研究区域较为分散，集中在西南地区，大多基于村落和乡寨等区域、省和县的尺度。最后，论文结合现有文献内容提出未来研究要从研究理论、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区域等维度进行创新，以期推动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论文基于企业数据构建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以前3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测算并分析乡村产业振兴水平，采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分异，总结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模式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10—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呈现波动增长态势。产业振兴水平较高的乡村集中分布在都市圈周边及旅游资源富集型城市。②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的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和空间异质性。交通区位、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呈现全域影响，地理区位、旅游经济水平具有局部效应。③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类型分为资源主导型、区位辐射型和综合治理型，产业内生发展机制、区位主导的辐射带动机制、治理主导的利益协调机制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驱动机制。研究结果可为丰富乡村产业振兴理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实践提供参考。
发展旅游业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作用机制赋能，旅游发展与城乡融合的协同发展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路径。论文通过分析城乡融合理论及战略实践，剖析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发展和城乡融合的内涵要义，探讨二者的协同演化机理，并以欠发达地区湘西地区为案例，借助哈肯模型、泰尔指数及面板灰色关联模型探究旅游发展与城乡融合协同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12—2020年湘西地区旅游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表现为小幅度波动演化特征，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旅游可持续性>旅游发展性>旅游共享性；城乡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② 2012—2020年间，湘西地区旅游发展与城乡融合系统协同演化的序参量为旅游业，主导整个复杂巨系统的演化方向，且协同值随时间演化存在较大波动，协同关系未发生等级跃迁。③ 旅游发展与城乡融合协同值的空间差异显著，总体差异源自地区内差异。其中，怀化市协同值差异减小，湘西州和张家界市协同值差异扩大。④ 湘西地区旅游发展与城乡融合协同关系受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程度依次减弱，以上3个因素对地区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特征。
在亟待增进民生福祉的背景下，揭示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对于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厘清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机理，利用区位商测度旅游产业集聚，构建民生福利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湘西地区24个区县2006—2020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旅游产业集聚的民生福利效应进行深入探究。结果表明：① 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略微下降，呈现波动发展趋势；民生福利水平大致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仅在2020年受疫情影响较大出现下降。② 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空间错位特征显著，前者较为突出的是永定区、武陵源区和凤凰县，而后者较高的是鹤城区、吉首市、永定区、慈利县、沅陵县和溆浦县。③ 民生福利各维度的障碍度排序整体为：社会有序>文化繁荣>经济宽裕>政府有为>生态文明；而各区县存在一定差异，尤以鹤城区政府有为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显著。④ 总体上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具有负向作用，但其存在区域与时间异质性。区域上，怀化市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提升具有正向效应；时间上，2016—2020年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转为正向。湘西地区应推动旅游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同步增长，持续激发旅游产业集聚的积极效应，从而有效增进民生福利。
防止规模性返贫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武陵山区恩施州为研究区，提出脱贫地区4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资源驱动型、产业推动型、文旅联动型及企业带动型。依据可持续生计理论和风险—适应脆弱性分析框架，构建乡村旅游地农户返贫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有效识别差异化发展模式下乡村旅游地农户返贫风险，并提出阻断路径。结果表明：① 案例地农户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返贫风险较高，人力资本和生计适应力返贫风险较低，总体上呈一般水平，即具有一定返贫风险。② 不同发展模式的案例村，返贫风险各维度间内部差异明显。资源驱动型和企业带动型返贫风险高于文旅联动型和产业推动型，资源驱动型乡村生计背景和自然资本风险较高，企业带动型乡村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风险最高，返贫风险两极分化明显。③ 提出差异化返贫阻断路径，针对4种模式，分别应注重提升人力资本、增强社会资本、盘活自然资本及均衡物质资本等策略。同时，充分发挥资源、产业和企业优势，扩大返贫风险人群防治范围，尤其关注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研究旨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已脱贫地区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主观幸福感是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表征，探究旅游地“幸福拐点”的形成机理可为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论文基于社会表征理论与唤醒激活理论，分别选取处于旅游发展期(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恩和村)和巩固期(额尔古纳市室韦村)的两个相似村落开展同时性横断设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考察价值观与旅游感知价值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组态路径。研究发现：① 居民主观幸福感受感知价值与价值观的共同影响，其既源于外在旅游影响刺激，也受居民内在社会表征系统调节；② 旅游发展期和巩固期居民主观幸福感前因条件存在差异，感知价值驱动因素由“经济+传统文化生活”向“经济+外向社会关系”转变，水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作用在经营大户中有所减弱；③ “幸福拐点”的产生源于第I阶段居民“物质+独立自我”的价值追求对主观幸福感作用有所减弱，而第II阶段“非物质+互依自我”的价值追求未被充分唤醒和支撑。研究认为打造文化价值共振核、拓展价值共创圈、提升旅游价值功能和遵循现代化价值转型规律是乡村旅游治理中超越“幸福拐点”的有效途径。
地方性是民族村寨发展旅游的根本所在。论文立足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重构及其强弱水平的影响因素，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及多要素路径关系出发，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索由物质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与功能、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企业运营与生产、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组成的民族村寨地方性强弱影响的前因条件构型。研究表明：① 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与其前因条件之间具有复杂机制效应，单一条件变量均无法构成影响地方性水平的充要条件，需要通过条件组态发挥作用；② 影响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水平的因素组合路径共8条，总体一致性为0.900，总体覆盖率为0.890，居民、社区、企业及游客共同构成的组合产生了原始覆盖度和一致性最高的路径；③ 从路径类型看，影响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过程及其强弱的8条组态路径呈现出4种类型，分别是传统氛围驱动型、主客互动驱动型、旅游生产驱动型、价值共创驱动型，它们共同在地方性重构的历时态和共时态机制下解释了各条件要素组合如何影响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重构的过程与效应。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地方性研究的内容，可为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特质的深度挖掘和旅游地的可持续实践提供参考价值。
旅游竞争力评价对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多源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能够从地理空间角度高效揭示相关要素特征，为乡村旅游竞争力的科学评价提供新视角与新手段。论文以杭州市临安区为例，基于多源遥感与互联网数据，构建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逻辑回归、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极限梯度提升树共4种机器学习模型在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上的精度，并选取最优模型以揭示临安区村域尺度的乡村旅游竞争力格局。结果表明：① 运用随机森林模型进行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其预测精度优于其他3种机器学习模型。② 旅游资源、服务设施、交通可达性、政策条件是影响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的主要指标。③ 高竞争力类村庄以条带状分布在临安区北部、西部地区，发展条件优越；中竞争力类以团块状分布在临安东部、中西部地区，在旅游资源品质、服务设施等方面存在欠缺；低竞争力村庄以斑块状分布在临安区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优越、土地禀赋较好，但缺乏资源开发与政策支持。研究可为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与方法借鉴。
旅游活动是乡村旅游地景观变化的重要干扰因素，研究旅游干扰下的休闲农业景观格局演变规律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休闲农业景观是婺源乡村旅游的核心要素之一，论文从旅游驱动的视角，利用景观转移矩阵及景观指数法研究分析了2000—2020年间婺源县休闲农业景观格局的演变规律，并通过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自然、社会经济及旅游因素等驱动力。研究发现：① 婺源县的休闲农业景观与旅游地分布高度契合，休闲农业景观面积呈先增后减特征，但总体上休闲农业景观面积减少。② 在景观尺度上，景观破碎度与分离度呈“N”型波动起伏特征，景观优势度与干扰度呈先增后减特征。在类型尺度上，水田景观破碎度、分离度较为稳定，草地和沼泽地破碎度、分离度呈先增后减特征，其余休闲农业景观总体呈增长特征；旱地、有林地及其他林地最大斑块指数(LPI指数)呈先增后减特征，河渠、湖泊、水库坑塘景观LPI指数总体呈上升特征，其余休闲农业景观总体呈下降特征。③ 旅游综合收入、游客接待量、门票收入、A级景区数量、农家乐数量、旅行社数量等旅游因素是各项景观格局指数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对景观优势度与干扰度产生重要驱动影响，自然因素驱动力较弱。研究结果可为婺源县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优化布局及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这将有助于推动婺源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在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森林康养旅游在满足人们对自然需求的同时，为乡村旅游转型发展提供新思路。论文从舒适度、生态敏感性和开发条件3个维度构建了森林康养旅游空间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森林康养旅游市场需求及发展潜力较大的北京市为例，结合多准则决策AHP方法与GIS空间分析工具进行定量评价及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① 森林康养旅游空间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中，舒适度的重要性权重最高；二级指标中，重要性权重最高的是植被质量，优良的森林资源是森林康养旅游的首要条件。② 北京市森林康养旅游空间适宜性水平由低到高分为I级、II级、III级和IV级共4个等级，其中，III级和IV级区域面积占适宜性等级区域总面积的53%，主要集聚在西北部山区。③ 从自然分区尺度分析，浅山区以III级、IV级区域为主；深山区以Ⅱ级、III级区域为主；就山区整体看，75%的III级、IV级区域分布在深山区。平原地区为居民提供日常森林游憩空间，浅山区以标准化森林产品为主，深山区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④ 从行政区尺度分析，各行政区森林康养旅游空间适宜性等级分布不均衡，空间上呈现从西北向东南适宜性等级逐渐降低的趋势，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可作为北京市森林康养旅游的优先发展区域。⑤ 在发展策略上，参考旅游资源对森林康养旅游空间分布的影响，延庆区探索“乡村民宿+冬季滑雪+长城文化”特色发展模式；怀柔区森林资源位居全市首位，打造“生活在森林中：绿色养生膳食+山居小镇+森林氧吧”的深度体验与“标准森林产品”结合的特色发展模式；密云区围绕密云水库打造“亲子游+山地温泉”的发展模式。研究结论可为森林康养旅游空间优化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耦合。尽管村集体企业是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关键主体，但其生成路径有待进一步探究。论文以行动者网络为理论视角，以浙江省衢州市余东旅游公司为案例，综合实地调研、政策分析、半结构访谈、网络文本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村集体企业促进行动网络搭建的动态过程及主体间互动关系，进而探究村集体企业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本土路径。研究发现，余东旅游公司通过建立共同目标、利益征召与动员、转型与优化等步骤初步搭建起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该公司通过文化空间强化、社会空间更新2个补充路径的构建，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研究结果归纳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本土路径，解析村集体企业的功能和作用机制，拓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应用，为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拓展和经验借鉴。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乡村文明变革成为备受关注的时代议题。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明变革和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载体，而祠堂是其中传统而典型的类型。论文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质性方法，探究当代祠堂空间的再生产及其映射的乡村文化治理方式。研究发现：① 当代祠堂的再生产是嵌入在乡村文化治理的情境之中，乡村文化治理的视角为理解当代乡村祠堂的再生产提供了一种共时性的解释力；② 当代祠堂主要通过空间、主体、实践与价值四位一体的方式实现空间再生产，四者之间相互支持，缺一不可；③ 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践行“以实化虚”，包括紧紧依托具体的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治理载体、合理划分多元治理主体职责、使用经验性治理技术、强调乡村治理目标，以激发乡村文化治理内在活力与效力，实现传统村落的文化振兴，进而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研究结果对中国乡村文明变革具有理论与现实价值。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突显传统村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重要。论文以湖南省通道县皇都侗文化村为例，基于景观符号概念、景观基因理论与空间生产分析框架，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探析其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过程与机理。结果表明：① 景观基因从多原则多层次识别传统村落整体文化风貌的过程，也是对传统村落景观符号归纳、提炼的过程；② 皇都侗文化村分别通过空间编码、景观修复、文化塑造，将其由农耕型传统村落转向文旅融合型传统村落，构建出满足多元主体需求的景观化、艺术化、生活化、地域化的景观符号，实现对景观符号的情感联系与互动和景观本身的符号化；③ 皇都侗文化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推动机制，将村民文化自觉、旅游市场需求与政府政策支持等内外驱动力连接至皇都侗文化村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节点中，实现现代多元生活需求功能与侗民俗文化的融合，推动皇都侗文化村景观符号的空间生产。研究以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探究传统村落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过程与机理，以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科学参考与实践借鉴。
提升旅游者的乡村依恋之情，形成正面口碑和重游意愿，是旅游型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论文以情感凝聚理论为视角，基于3个实验探讨旅游者与乡村居民之间的情感凝聚对其乡村依恋的影响，以及地方温暖感知的中介机制和旅游者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 旅游者感知与乡村居民间的情感凝聚有助于提升其乡村依恋水平，旅游者感知的乡村温暖属性是这一效应的关键心理机制。② 旅游者的自我构念类型会调节情感凝聚对其乡村温暖感知和乡村依恋的效应。具体而言，在高情感凝聚下，依赖型(vs. 独立型)自我构念的旅游者感知到更高的乡村温暖，进而形成更高水平的乡村依恋。不同于以往研究认为地方依恋是情感凝聚的前因，研究发现，在中国乡村旅游情境下情感凝聚可以是旅游者乡村依恋的前因。理论上，研究拓展了对情感凝聚和地方依恋之间因果关系的认识，说明二者之间依情境可以互为因果；实践上，研究启示乡村目的地借助旅游者与乡村居民间短暂的情感凝聚，提升旅游者的乡村依恋水平。
以抖音为代表的现代新媒体技术工具为“新农人”参与乡村文旅和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手段，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新农人”的空间分布特征，对“新农人”主播的文旅转化潜力也缺乏合理客观的评判。论文以蝉妈妈网站的抖音“新农人”主播数据为研究基础，从指向度、认可度和传播度3个方面综合测度“新农人”主播的乡村文旅转化潜力；并运用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新农人”主播的数量规模、粉丝量、主营产品等基本特征，及其文旅转化潜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新农人”主播的文旅带动模式，从空间维度揭示了“新农人”主播及其文旅转化潜力的区域差异，以期为更好地发挥“新农人”主播的文旅带动能力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① “新农人”主播呈现明显的南多北少、男多女少的特征，主播规模与文旅转化潜力的空间布局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河南、山东2个主播大省的文旅转化潜力十分有限。② 以川渝为中心的西南片区，在“新农人”主播的数量规模、直播带货与文旅转化潜力等方面都具有较突出的优势。③ 普通新媒体用户中具备文旅转化潜力的主播数不足40%；“乡村守护人”尽管规模有限，但带来了显著的文旅转化潜力。④ 乡村文旅转化潜力的优势特征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西南片区的“新农人”主播具有较强的文旅宣传理念，其短视频对文旅内容的指向度更高；而东南片区的文旅视频在认可度和传播度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文旅视频的内容质量更胜一筹。⑤ 不同身份的“新农人”主播，在创作动机、叙事方式及叙事内容方面均存在差异，其文旅的带动模式可以划分为基层干部—直接带动型、乡村守护人—间接带动型、普通自媒体用户—潜力带动型。总体来看，抖音“新农人”主播以个体创作为特色，在突破东中西部差异，促进中西部与东部并重发展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显著的南北方差异和有限的文旅转化潜力，仍需要进一步关注。
乡村旅游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是提高乡村居民收入、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从微观视角分析乡村旅游示范县创建背景下农牧户参与旅游适应性效果，能够为乡村旅游示范县建设提供决策支撑。论文以内蒙古五原县和伊金霍洛旗为案例地，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乡村旅游示范县效果评估体系，在乡村旅游示范县创建背景下，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乡村旅游地农牧户参与旅游适应性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并进一步将案例地分为景区景点依托型和生态休闲农业型2类，农牧户分为旅游专营型、旅游参与型和纯农牧户3类，对2类乡村旅游地、3类农牧户参与旅游适应性的效果进行对比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乡村旅游示范县创建过程中，农牧户参与旅游适应性的总体效果达到了“良好”水平；② 将案例地分为景区景点依托型和生态休闲农业型后发现，前者农牧户参与旅游的适应性高于后者，即景区景点依托型>生态休闲农业型；③ 将农牧户进行分类后发现，旅游专营型参与旅游的适应性最高，旅游参与型次之且与旅游专营型差距很小，纯农牧户最低且与旅游专营型、旅游参与型差距较大，即旅游专营型>旅游参与型>纯农牧户。论文将乡村旅游地农牧户作为政策利益主体纳入效果评估体系中，拓展了绩效评估的理论模型和参与旅游适应性的研究视角，并可为乡村旅游示范县的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