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京津双城的互联互动对于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提升整个地区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细致刻画京津双城的要素对流特征，论文基于“双核结构”理论构建了京津双城联动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整合传统统计数据、手机信令大数据、企业联系大数据和调研资料等多源数据，从居民层面的人口对流、企业层面的经济要素对流、政府层面的合作平台共建3个方面开展双城联动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具备了一定的业务合作规模，在各自的优势项目上互为支撑；北京在多数经济发展要素上的绝对优势造成了天津对北京的依赖程度更深，天津还需继续发力以增强其优势溢出能力；双城在功能定位和双城协同的认识上日趋清晰，但京津互联互通还需进一步细化功能协同、健全体制和机制，北京在功能疏解和与天津协同并辐射区域方面，天津在优化要素配置和产业环境、主动对接北京功能定位方面还存在改进空间。尤其是，天津作为门户城市、制造业强市和研发资源优势地区，在对北京的人才溢出、制造业承接、科技成果对接与转化、进出口货物的运输分担和对外联系功能等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研究结果可为未来京津双城的功能错位、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甚至同城化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开展黄河“几”字弯都市圈的区域社会经济联系与空间格局的系统研究，可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协同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论文将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空间动态数据与城市自身综合发展实力的静态数据相结合，构建了都市圈多层次空间结构算法，对“动—静”结合视角下的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多层次空间格局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①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内人流、物流和信息流联系强度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信息流联系最强，且信息流与其他要素流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②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形成了以鄂尔多斯为主导城市，以银川、呼和浩特、太原等为次主导城市的多层次空间格局，并形成了以这些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内小型城市团。未来，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应着重发展鄂尔多斯、太原、呼和浩特、银川等核心城市，加强核心城市辐射能力，并强化各城市间联系强度，推动“几”字弯都市圈由“点”到“轴”再到“面”的城市网络进程。
数字经济时代，虚拟网络空间和现实地理空间并行交融，导致实体商业空间的盛衰与重构。论文以天津西青姚村商业街为例，对比分析自媒体传播影响下传统商业街区的业态格局与活力演变特征，定量测度自媒体传播因素对商业街区活力演变的影响程度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 自媒体传播下姚村商业街空间扩张明显，同业态集聚度明显上升，交通节点处形成流动摊贩集聚区。② 自媒体传播下姚村商业街活力大幅提升、活力更趋稳定、活力热点区显著扩张；活力热点区在空间上沿交通主干道呈轴向扩张，在时间上大规模人流持续时间延长3 h。③ 自媒体传播因素对商业街区发展活力的影响显著，其中消费者—自媒体兴趣互动需求是核心要素，消费者—商业街自媒体感知能力是基础要素，消费者线下连锁决策行为是潜在力量，消费者自媒体体验分享率的作用微弱。研究丰富和完善了虚拟网络空间与实体地理空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可为激活传统商业街区活力、促进转型升级提供决策依据。
随着5G、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视频社会化时代。论文以抖音数据为基础，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网络特征，并利用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基于本地与非本地联系划分的不同类型城市的不均衡分布模式与长期存在的“东—西”差距基本吻合，基于抖音社交平台的城市等级并不完全遵循传统的城市等级体系；② 整体网络呈现出了“三棱锥结构”，与“十四五”规划中城市群的发展格局具有极大的相似性；③ 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主要影响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发展水平，次要影响因素为物流发展水平和旅游发展水平；④ 不同地区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出了较明显的空间差异，西南地区受物流发展水平影响更大，东北地区除此之外受旅游发展水平影响较大，西北地区除此之外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研究结果可为大数据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且对不同地区的城市中心性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提升建议。
伴随着智能手机在山区乡村的快速普及，使用短视频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村民重要的休闲方式，这促使乡村闲暇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产生了一系列变化。论文以秦巴山区的蒲陈村为例，采用统计分析、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对短视频社交媒体迅速发展背景下山区乡村闲暇生活的时空变化进行了分析。从时间维度来看，首先，使用短视频社交媒体造成乡村闲暇生活群体化的沉溺，村民绝大部分闲暇时间都被使用短视频占据；其次，由于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可选择性与可逆性，乡村的闲暇生活呈现舞台化的时间展演，真实的生活被在线重置；再次，由于内容制作与播放技术的变革，闲暇生活的时间被压缩，乡村生活的焦虑感增加。从空间维度来看，这种影响使得闲暇生活出现从“在场”到“缺场”，闲暇空间虚拟化；从“熟人圈”到“生人圈”，闲暇交际扩大化；从“群体”到“个体”，闲暇生活个体化等一系列空间转向。这种闲暇生活在时空上的变化，带来村庄发展凝聚力下降、责任伦理弱化、空间规划重整等一系列改变。研究对信息化背景下如何提升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提高群众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明确非粮作物空间分布格局、演化机制及包括土壤质地类型在内的影响因素，不仅是对人地关系的解读，也可为限制“非粮化”的盲目扩张提供决策依据。论文以河南省宁陵县14个乡镇339个样本村为例，以时间为轴线，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对县域内非粮作物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发现，非粮作物始终在土壤质地粗、养分含量低的“西北—东南”方向的带状区域内演变。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法，对这一现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土壤因素决定了非粮作物“带状”分布的初始格局，“邻里效应”逐步扩展了该带状区域，区位交通条件及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得这一格局得以强化；虽然地方政府早期的非粮激励政策扩展了“带状”区域，但之后的非粮整治举措有望收紧这一趋势。研究认为，土壤质地类型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不容忽视，它不仅发挥着基底的作用，而且始终与其他因素产生交互作用，时刻影响“非粮”作物格局。因此，“非粮化”治理工作需要重视包括土壤质地类型在内的更多自然地理要素。
城市旅游舒适性是城市舒适性的拓展性外延与创新性视角，亦是衡量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市场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论文从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出发，构建由气候适宜、环境优美、要素完备、资源丰富以及社会氛围五大维度组成的城市旅游舒适性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使用熵权法、综合线性加权法、莫兰指数、热点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探究2019年中国城市旅游舒适性的空间分异、障碍维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旅游舒适性两极化现象显著，旅游舒适性较高的城市多为省会城市和传统旅游名城，“旅游双城”现象显著。② 中国城市旅游舒适性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性空间分布特征，在长三角、京津冀、环渤海以及成渝经济圈范围内形成热点集聚。③ 通过瞄准各城市较低与低等级障碍维度，得到25个障碍维度组合，其中二维及三维障碍的城市数量占比最大(69.59%)，且分别有254和209个城市存在要素与资源维度障碍，说明中国城市旅游舒适性普遍受这两大维度的制约。④ 整体上，中国城市旅游舒适性的空间分异主要受供给和地理环境变量影响，其中供给变量的影响最大；分维度上，气候适宜主要受地理环境的影响，环境优美受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影响，要素完备主要受供给因子影响，资源丰富和社会氛围受供给和地理环境的双重影响。研究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城市舒适性研究体系的外延与视角，可为瞄准和优化城市旅游舒适性障碍维度提供科学借鉴。
机动车限行政策被视为交通需求管理的即时有效措施，已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广泛实施，但对于该政策的长期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为科学评估限行政策对城市私人小汽车保有量的影响，论文以中国22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使用2009—2018年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限行政策对城市私人小汽车保有量的影响，并探讨了不同类型限行政策和不同区位城市影响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限行政策的实施短期内刺激了城市私人小汽车保有量的增长。无论是一般限行还是特殊限行政策，都对城市私人小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产生显著正效应，但与特殊限行政策相比，一般限行政策的影响更大。② 限行政策对城市私人小汽车保有量的影响具有时间动态效应，政策实施后的第一至第三年促使了城市私人小汽车保有量的增长，政策实施第四年后，作用基本消失。③ 限行政策对城市私人小汽车保有量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对于东部地区的城市而言，限行政策促进了私人小汽车保有量的增长，但对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却并不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可为城市规划、公共管理和交通需求精细化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教育资源可达性的精准评估是衡量教育资源配置合理性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推进公共教育均等化的重要途径。针对前人在教育资源可达性研究中对设施综合服务能力研究不足和交通模式单一等问题，论文以东莞为例，结合多源数据、综合服务能力和多出行模式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测度东莞市小学空间可达性，并评价其公平性。研究发现：① 东莞市小学可达性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特征，高可达性的格网主要在中心城区4个街道及虎门镇、厚街镇等；低可达性的格网主要在水乡地区、大岭山和银瓶山等地形复杂地区。② 从公平性视角看，东莞市域和91.18%的镇街小学空间分配处于绝对公平水平，茶山镇、东坑镇公平性最高，麻涌镇、松山湖高新区、虎门镇公平性最低。③ 学龄人口规模、人均GDP和教育经费支出是东莞市小学空间可达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可为实现东莞市教育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和构建更公平的教育发展新格局提供决策参考。
认知登陆台风的特征规律并分析其致灾危险性，对于科学提高台风灾害风险防范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基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和中国台风网资料，对1949―2021年登陆海南省的台风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基于频率、强度和路径三要素开展海南省各市县台风危险性评估。结果表明：73年来海南省年均登陆台风约2.3个，登陆频次总体呈下降趋势；年内台风登陆时间集中在7―10月，其中8月和9月登陆台风数量约占全年的48%。台风登陆点主要集中在海南省东部沿海市县，以文昌市和万宁市居多；台风过境高频次地区主要位于海南省中部沿“东南―西北”呈带状分布。海南省台风危险性等级空间格局与台风过境频次相似，整体上沿海市县台风危险性高于内陆市县，东方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和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处于台风高危险性等级。研究结果可为海南省台风防灾减灾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和依据。
全球变暖背景下增温导致区域气候要素变化组合与气候风险类型复杂多样。南亚—东南亚因其热带季风气候特征而受到更多关注。探索南亚—东南亚温度和降水量变化规律，对评估其对区域人类活动(如活跃火发生发展)的影响意义重大。论文基于1980—2018年全球气候要素数据集CHELSA V2.1(30″×30″)，采用线性拟合、Mann-Kendall检验等数理统计方法，从整体变化趋势、区域差异特性等方面揭示了南亚—东南亚温度和降水量的时空特征与演变趋势。主要结论有：① 近40年南亚—东南亚降水量呈显著增加趋势，降水量变化趋势于2005年发生突变。② 南亚—东南亚降水量变化呈增加趋势区占近2/3。南亚与东南亚雨季降水量变化显著性相近，但东南亚旱季降水量变化的显著性较南亚更突出。③ 近40年南亚—东南亚温度呈显著上升趋势，月际升温较均衡。④ 南亚—东南亚温度变化呈上升趋势区占到99.13%。东南亚雨季温度变化较南亚更显著；南亚旱季温度上升显著性大于雨季，而东南亚则相反。⑤ 南亚—东南亚近40年气候变化表现出暖湿化发展特征，且东南亚温度与降水量变化的显著性与幅度均要高于南亚。
海底光缆网络是后福特制生产体系下关乎国际电信、社会经济乃至国防安全的关键基础设施。海底光缆网络的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前沿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对学科体系发展和国家政策引导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文献综述融合海底光缆网络多学科知识并开展系统讨论，形成以下几个基本认识：① 海底光缆网络的研究成果较少，但呈加速发展趋势；研究内容以其自身的设施属性为主，并逐渐向其所关联的社会经济部门传导，基于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深入讨论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导向。② 海底光缆网络的研究可以从交通运输地理学、基础设施地理学、信息与通信地理学和网络空间地理学等多维视角进行展开，促进各细分领域研究的深化与泛化，从而丰富和完善新时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学科体系。③ 未来海底光缆网络的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应重点关注面向全球互联互通地理研究、区域发展的时空交互机制、地缘政治博弈的新叙事内容以及流空间与世界城市网络体系。
政府引导基金现已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政府普遍使用的一种促进区域发展的政策工具，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论文基于区域发展的视角，从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原因、政府引导基金的扩散与分布、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以及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发展的影响4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发现有：① 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原因在于缓解融资缺口，实现区域发展目标；② 政府引导基金经历了不同地理尺度的扩散，形成了不均衡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可以分为募资、投资、管理、退出4个环节，公共资本的参与和政府干预是其区别于一般私人风险投资基金的主要特点；④ 总体而言，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的风险资本供给、创业创新、产业升级有正面影响，但也可能扩大区域发展差距。最后，论文提出地理学要加强区域发展视角下政府引导基金的研究，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市—县单元碳排放核算是空间降尺度开展碳减排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因市、县级能源数据缺失，国内外学者对市—县尺度碳排放核算方法提出各自见解，但不同核算方法优缺点和适用范围未有归纳和总结，不利于研究人员选用。论文基于文献综述，梳理国内外文献，系统归纳市级和县级尺度碳排放核算方法，发现：市—县尺度形成了清单算法和夜间灯光反演两大类核算方法。① 清单算法包括：“自上而下”分解法，按照市/县各部门产值占省级对应部门的比重，将能源消费量分配到目标单元；“自下而上”调查法，逐部门调研获取能源数据并核算碳排放；“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法，将可获取的部门能源数据和能源数据分解结合使用。② 夜间灯光反演法包括：方程参数降尺度传导法，假定省级单元内部灯光亮度与碳排放函数方程关系一致，沿用省级拟合方程参数、构建省内不同尺度单元灯光亮度和碳排放总量回归模型；降尺度分解法，以夜间灯光亮度总量占省级比重作为权重，将省级能源消费(或碳排放量)分解至下层级行政单元。从空间尺度和研究内容两方面，归纳了不同核算方法的适用范围。立足当下研究需求和核算方法难点，提出在全域范围内基于市—县单元开展碳排放核算，调查典型单元能源消费量并以之为样本，构建灯光亮度和碳排放量反演方程模型，是未来碳核算方法的重要发展方向。
电子废弃物已成为全球增长最迅速的固体废弃物类型。论文首先系统梳理了“电子废弃物地理学”国际研究进展，归纳总结出三大相互关联的核心议题：电子废弃物跨国贸易、空间流动与全球环境正义；电子废弃物的“全球拆解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之间的物质循环、价值流通及地理联系；电子废弃物跨国贸易的“政治生态学”研究。其次，基于国际研究梳理与实证总结，揭示中国电子废弃物回收实践由草根阶层主导的“全球拆解网络”到国家权力主导、市场协同作用的“循环经济”的制度演化过程。国际研究为剖析国家尺度的制度演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这包括深入理解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拆解网络的过程与机制、国家政治经济与环境治理模式对于“拆解中心”污染景观的生成与重构、环境整治过程中环境正义的复杂争论。最后，对现行废弃物治理的政策实践进行反思，提出将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纳入政策考量的实操建议，通过保障社会—生态正义，实现更高质量的生态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