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进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表征，然而鲜有研究从4类资本视角探讨其增长的动力机制。论文利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Translog-SFA)模型测度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构建自然、知识、社会、制度4类资本及外部环境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识别发展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 沿海地区平均资本要素禀赋水平稳步上升，各类资本积累速度呈现“慢—快—慢”的发展趋势，区域禀赋存在较大差异。(2) 沿海地区平均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态势，属于中等水平，但增速缓慢，区域差异明显，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3) 2000—2012、2013—2020年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驱动力分别为自然资本、知识资本；北部、中部、南部经济圈2000—2012年主要驱动力均为自然资本，2013—2020年主要驱动力分别为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制度资本，自然资本驱动力不断减小，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制度资本驱动力逐渐增强。研究结果可为各地制定差异化海洋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借鉴。
加快产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对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供需视角探究环境规制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运用2008—2020年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 环境规制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该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② 环境规制在供给端通过要素升级与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需求端通过消费升级倒逼产业结构升级；③ 环境规制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与地区资源禀赋和互联网发展程度有关，在非资源型城市或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城市，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既依靠供给优化，又依托需求牵引，但在资源型城市或互联网发展程度较低城市，仅依靠供给优化；④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并以产业转移为主要表现形式，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为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升级，应健全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供给优化与需求牵引效应；立足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加强区域协调与合作，强化环境规制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准确把握流动人口就业特征是制定相关就业政策的重要基础。论文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划分传统第二产业、高技术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等就业行业，分析流动人口就业行业选择差异，建立多层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层次和城市层次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流动人口在就业市场处于弱势地位，其就业选择仍以传统服务业和传统第二产业为主，从事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就业的比例较低。(2) 流动人口就业选择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流动人口选择传统第二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就业的比例较高，且以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半岛等发达地区最为突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流动人口就业选择以传统服务业为主，部分城市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比例相对较高，但传统第二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就业比例均较低。(3) 流动人口就业选择是流动人口嵌入城市就业结构的结果，产业结构、城镇人口规模等因素主要影响城市就业结构，而就业竞争及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则影响流动人口嵌入城市就业结构的过程，两方面因素共同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行业选择。研究结果能够深化对流动人口就业选择机理的认知，特别是流动人口就业选择与城市产业发展的关系，可为流动人口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支撑。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核心环节。基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数据库，论文综合集成组团识别、核心—边缘轮廓、视差滤波等网络中尺度分析方法，构建探索贸易网络连通性的分析框架，从节点和连边双维度揭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时空格局、拓扑关系以及连通性演化，以期能为新时期“一带一路”框架下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①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联系持续增加、网络密度不断提升、贸易规模分布空间异质性突出，逐步形成了联系日益紧密、层级结构明显、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贸易网络格局；②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形成了5个贸易组团，组团结构存在地理邻近效应，地理距离在全球及区域尺度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演化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③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核心结构和边缘结构呈现出明显分化，极化效应凸显；④ “一带一路”贸易骨干结构不断拓展和丰富，呈现出向核心国家集聚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以中国为绝对核心，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为次核心的骨干网络格局。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优化贸易发展格局以及提升贸易网络韧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物质形态、效能形态和关联形态三维度是解析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良好视角。论文基于上述三维度构建相应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河南省2010—2020年间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时空格局、变化过程及其内部耦合协调演化态势。结果表明：① 物质形态在河南全域加速优化；效能形态总体恶化，其主因在于农村居民点的生态性和实际利用效率明显削弱；关联形态稳定优化至较高水平，省会周边及西北山区的关联形态累积优化最多，省会周边的优化代表关联形态的上限开拓，西北山区的优化反映地域短板的大力补齐。② 至2020年，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综合隐性形态经有序优化后已有较佳的转型趋势，城乡深入互动的省会一带担任转型引领角色。“物质—关联”形态的优化缓解了效能形态恶化对综合隐性形态的损害。③ 三维隐性形态的耦合及耦合协调态势在时空上持续同步优化，“耦合—协调”组合状态呈现由较低水平分异转为中水平统合，再转为较高水平分异的螺旋上升转型态势。区域三维隐性形态的耦合协调发展并非均质推进，而是要先形成发展极和优势轴带，进而以“分异—统合”的交替格局及过程来带动全域发展。④ 未来研究区需警惕效能形态的恶化倾向，谋求乡村内生发展和生态建设，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人口回流，优化农村居民点的使用效能、生态属性与空间结构，同时完善城乡空间体系、设施配置和生态保育等物质层面的关联组织，追求效能与关联形态的向好转型。
乡村“居住—就业”协同是推进共同富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论文以重庆市2007、2014和2020年3期分县截面数据，基于共轭发展视角，从乡村“居住—就业”协同的量和质2个方面，构建县域乡村居业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测算综合居业协同度，从而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进而划分居业协同类型，并提出差异化的振兴路径。研究发现：① 重庆市乡村居业协同度时空差异显著，总体呈“量”“质”齐升的良性发展趋势及“中高周低”的空间格局特征；乡村居业平衡指数总体呈平衡趋势发展及“局部突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乡村居业效率指数呈平稳上升趋势及空间分布格局呈“团块状”向“西高东低”转变的特征。② 县域乡村居业协同类型可划分为高协同型、中协同型、平衡中等型、平衡中低效型、强就业中低效型、强居住中低效型6种类型，协同型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核心区域，乡村居业中轻度失衡类型主要集中在主城都市区外围区和渝东北区，乡村居业重度失衡类型主要集中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区县。③ 县域经济水平更为发达的主城都市区县域乡村居业协同度高，更能吸引本县乡村人口在县域内居住就业；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渝东北渝东南经济水平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乡村居业协同增长趋势明显快于主城都市区，乡村人口回流效应初显。最后，基于乡村居业协同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了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研究结果可为协调人地关系、激活农村内生动力、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宜居宜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示范。
地铁站域活力是反映城市空间活力以及检验站城空间协调均衡发展的重要标志。论文以西安市为例，利用多源数据，从人群活动和建成环境2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量化评价地铁站域活力，基于活力维度值的比较，对地铁站域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发展特征。研究发现：(1) 西安地铁站域综合活力不足，数量随着活力等级的提高先增加后减少，站域活力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地铁站域的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力变化都经历了“上升、稳定和衰退”3个阶段。(2) 地铁站域活力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显著的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贯穿西安南北方向的2号地铁线站域平均活力最强，各条线路首尾段的站域活力值普遍较低，地铁换乘站域、旅游区地铁站域、大学聚集区接驳站域活力值较高。功能混合度、地铁可达性、人群活动热度对营造地铁站域活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3) 西安市地铁站域可分为孕育型、成长型、平衡型、乳熟型4类。数量分布上，孕育型站域>成长型站域>乳熟型站域>平衡型站域，空间分布同样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分布特点。研究提出更加完善的空间活力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强化西安市地铁站域活力的精细化研究，可为地铁站域更新与规划、赋能城市活力提供决策参考。
植被物候是指示气候变化的重要因子，大气污染物变化对植被生长峰值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探究。论文利用卫星观测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2001—2015年的时序数据，分析京津冀地区植被生长季峰值(peak of growing season，POS)、生长期最大值(maximum vegetation growth，NDVImax)的时间变化，探究大气污染物(PM2.5)对POS、NDVImax的影响，阐明PM2.5对POS、NDVImax与气象因子响应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燕山和太行山区POS较早且NDVImax较大，东南部平原POS较晚，张家口地区、燕山和太行山区NDVImax呈显著增加趋势。季前降水(季前指POS或NDVImax与影响因子偏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值对应的时间距多年平均POS的时间长度)对POS、NDVImax的影响均较大，显著相关区域分别占研究区域的12.9%、15.2%；温度影响所占比例分别为8.7%、5.9%(P<0.1)。在PM2.5的影响下，不同季节不同地区降水和温度的反馈不同；物候对由PM2.5引起的降水和温度变化的响应同样具有空间异质性。PM2.5导致中东部平原和北部燕山地区降水对POS的提前作用被低估，张家口北部丘陵地区POS的提前作用被高估，东部、南部平原和坝上地区温度对POS的提前作用被高估；整体来看，PM2.5对NDVImax的间接作用表现为降低NDVImax (P<0.1)。长期来看，京津冀大部分地区，PM2.5的直接作用表现为PM2.5使POS提前、NDVImax增大(P<0.1)。研究结果主要揭示了京津冀地区植被生长峰值对气候变化及大气污染物的响应，对深入理解不同地区植被生长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变化的响应和反馈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气候变暖极端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近年来金沙江上游区径流变率较1990年代显著增大，出现了百年一遇的极端洪水事件，对流域水资源利用、水库调度带来了新的挑战。金沙江上游地区范围广大、观测站点稀少，基于机器学习模型进行单目标径流模拟较传统模型具有优势，但该方法在大尺度高寒山区的径流模拟研究不足。论文应用长短期记忆(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神经网络模型对金沙江上游径流年内过程进行模拟，模型由高程分带提取的日降水(GPM，0.1°×0.1°)、日均气温(ERA5Land，0.1°×0.1°)及逐日积雪面积(MODIS，500 m)数据驱动，以径流观测数据为目标进行建模，同时构建集合模型，模拟流域径流并进行模型对比。模型训练期和验证期分别为2001—2014年和2015—2019年。结果显示：2种模型在预见期15 d内模型效率系数(NSE)≥0.80，且在相邻预见期NSE接近，预见期25 d和30 d的NSE均能达到0.70以上，表明2种模型在30 d预见期内的径流模拟效果良好。以高程分带数据驱动的高程信息模型，1~5 d预见期径流模拟显著优于集合模型，7~13 d预见期优势减小，15~30 d预见期二者模拟效果相当。高程信息模型对汛期径流的模拟优于集合模型，展现出其在洪水模拟方面的优势。总体而言，高程信息模型在预见期为3 d的径流模拟中精度最高，尤其对春汛及夏汛的模拟，可为金沙江中游梯级电站水库调度提供参考，但模型对极端春季洪水模拟效果仍有待提升。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沿海地区复合洪涝灾害频发，研究相关灾害风险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的香港为例，选取自1962—2021年影响大湾区的223场台风事件作为统计样本，分析在台风影响下，香港的雨潮复合灾害风险。采用Mann-Kendall法分析台风事件的特征变化，发现大湾区近60年来的台风总体呈现“低概率、高致灾”特征。通过多种统计检验方法确定了台风事件下最大风暴增水与累积降雨量的最优边缘分布函数，并采用Frank型Copula函数拟合雨潮复合灾害的联合分布。通过对单一致灾因子以及复合灾害的风险评估和设计值推求，发现“或”重现期的风险率偏高，“且”重现期的风险率偏低，最终认为大湾区在进行海岸工程设计时，选用二次重现期下的最大风暴增水与累积降雨量设计值为最优。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湾区的复合灾害风险特性，可为相关的灾害情境构建提供参考。
在河道壅水和风暴潮致灾程度增加等变化环境下，三角洲地区极易发生复合洪水。分析风暴潮与径流共同作用下复合洪水的发生概率，明确复合洪水的主导因子，对完善洪水标准、防范复合洪涝灾害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用珠江三角洲西江、北江河网区内1961—2017年的径流与风暴增水数据，借助Spearman相关系数、Mann-Kendall趋势检验与Copula函数，探究致灾因子相关性规律并量化复合洪水重现期。结果表明：北江测站的复合洪水由径流极值主导，但向风暴增水极值主导转变的趋势显著；西江测站则由风暴增水极值主导，其中黄金站与西炮台站向径流极值主导转变的趋势显著，其余测站转变趋势与北江测站相同。测站间相关系数的洪枯季差异程度不同，径流极值主导的序列差异大，且在洪季占优，最大差值达0.35。双变量洪水联合重现期相比单变量重现期减小50%左右，在单变量10年一遇的情况下，双变量洪水发生概率最高的测站为径流极值主导的万顷沙西站(5.71年)和风暴增水极值主导的横门站(5.54年)，且径流极值主导序列中的显著相关测站对风暴增水变化更为敏感。研究成果可为珠江三角洲河网防洪减灾提供侧重于不同主导致灾因子(如风暴增水、径流等)的防护方案。
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感”在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凸显，由此产生了以人对地方的经验和情感为研究主题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情与景交叠产生“地方”，“地方”的塑造过程也是个体成长以及人类文化演变的过程。探究类似段义孚这样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如何书写地方在方法论层面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段义孚的“自我”视角出发，对其地方经验进行重新发掘和再现，聚焦地方经验与个体思想形成、生活实践及情感变化的关系，重点剖析其书写艺术，以把握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和方法要领。段义孚主要通过“5个结合”形成了别具风格的书写艺术：地理学与哲学结合、二元价值辩证结合、经验与实验结合、语言表达与文化比照结合、旁征博引与自我叙事结合。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揭示了“情”与“景”之间关联互动的复杂生动，以及地方与自我处于不断交织且共同生成的过程之中的实质。
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已经成为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近年来，在大规模跨境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热潮中，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屡见不鲜，质疑基础设施引导型发展模式的声音也逐渐强烈。论文回顾了基础设施与基础设施引导型发展模式所体现的主要内涵及特点，围绕其理论假设、依据和机制解释等方面梳理了国内外不同时期研究的主要脉络：① 凯恩斯主义时期，基础设施作为公共产品，匹配相应的国家政策，为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② 新自由主义时期，基础设施一方面作为“生产投入要素”，通过外部效应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组成部分”，嵌入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进而对其进行调整；③ 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具有复杂特性的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互相影响，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促进”或“抑制”，学者们开始呼吁从静态的机制分析转向动态的过程研究。为此，论文基于上述研究进展，借鉴共同演化理论，尝试构建“基础设施—制度与文化—产业与贸易基础”三位一体、共同演化的基础设施引导型发展模式分析框架，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实践提供参考。
在多种自然及人文因素驱动下，中国的土地系统正发生深刻变化。建模预测土地系统变化，一方面可为国土空间规划等国家重大需求问题提供决策支持，另一方面可为土地变化机理及地表综合模拟研究提供研究支持。论文针对土地变化模型展开综述，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土地变化模型的起源与发展，总结发展趋势，讨论土地变化模型的现存挑战并提出展望。研究发现，目前土地变化模型存在两大发展趋势：供需关系平衡化、模型参数的组合与优化。其中供需关系平衡化体现在从单方面考虑“供”或“需”的模拟到“供—需”平衡模拟的核心思想转变，并存在两大主要路径：“自上而下”的降尺度空间化路径、“自下而上”的科学化需求耦合路径。模型参数的组合与优化一方面体现在模型中的土地变化规则从描述性规则为主逐渐转向组合式的参数化规则为主，另一方面体现在围绕参数优化开展的一系列回归模型改进及机器学习融合研究。同时，土地变化模型仍存在一系列挑战，具体包括核心机理的数学分歧、从“非监督模拟”到“监督模拟”的起步与挑战，以及新范式(矢量数据范式和混合栅格范式)未充分弥补旧范式(栅格数据范式)的遗憾。未来应重点关注土地变化模型中的数学机制，深入评估对比现有机制并在解析式中引入复杂性机制；在新范式下耦合系列规划政策，推动“监督模拟”进一步发展。
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CMIP)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建以来迅速发展，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模拟和未来预估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数据支持。论文系统回顾了CMIP1到CMIP6的发展历程，包含理论框架、未来情景构建、国际参与情况等方面。在此基础上，论文全面总结了CMIP模式对全球及中国区域气温、降水及其他变量的模拟能力，并重点比较了CMIP3、CMIP5和CMIP6模式的历史试验模拟结果。随CMIP的不断发展，模式在物理参数化方案、空间分辨率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其模拟能力也随之不断改善。但模式对区域尺度气候特征的模拟能力仍然有限，尤其是对于中小尺度降水变化特征的模拟，并且不同模式的模拟能力存在很大差异。最后，论文针对以上问题展望了CMIP模式的可能发展方向。
进入城镇化中后期阶段，人口迁移动力愈加多元化，舒适性驱动型人口迁移现象逐渐增多并成为学术界关注热点。论文全面梳理国内外关于舒适性迁移的研究进展，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口迁移动力的转变及其与城乡发展的互动关系。舒适性的概念内涵强调地方特有性，不同地方具有各自独特的舒适性特征，城市和乡村的舒适性特征差异显著，舒适性可分为自然环境舒适性、服务环境舒适性和社会文化舒适性。实证研究基于均衡模型探讨了舒适性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发现了不同类别舒适性的不同影响作用，但对于影响机制、异质性等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舒适性迁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口迁移模式深刻影响了城乡发展转型过程，城市舒适性驱动的人才迁移对于城市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乡村舒适性驱动的城市中产阶层迁移引发了乡村绅士化现象。最后，讨论了舒适性迁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方向及其对中国城乡发展转型的启示。论文有助于拓展中国人口迁移研究的学术视角，更好地关注和解释人口迁移特征的未来变化及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