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论文梳理并构建了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市创新发展的多维机制，基于2010—2019年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在揭示城市创新水平时空动态特征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0—2019年，中国城市创新水平呈现一定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地区间发展差异有扩大的趋势，并且呈现显著且稳定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② 全国层面，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的发展仅有助于提升本地区城市创新水平，而数字技术在推动城市创新发展方面具有更强的渗透效应。③ 数字经济多维度水平均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4个地区的城市创新水平表现出积极作用，但只有数字技术在4大区域的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城市类型异质性看，数字技术同样表现出最强的影响力和技术扩散效应。文章拓展了数字经济赋能创新发展的研究视角，并为利用数字经济推动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是促进新时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论文基于中国280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依托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且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深化数字经济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减少统计数据误差，提高数据质量对保障政府和企业的合理决策以及大量实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鉴于众多社会经济数据按企业注册地址进行统计，提出造成数据统计误差的新视角——企业实体位置与注册地址的空间分离，并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考察公司数量、公司指标、发展环境指标(地区指标)以及地理距离等4类数据在省级尺度上按注册地址统计的误差幅度。研究显示，若按注册地址统计：各省上市公司数量的误差率平均为14.23%，6项公司指标归并的误差率平均为24.84%，且不同省份、不同指标的误差率差异较大；各行业上市公司按注册地址统计其8项地区指标平均误差率为3.04%，误差率较小；许多公司在总部所在地聘用会计师事务所，造成按注册地址计算上市公司到会计师事务所的地理距离会明显高于实际值。总体而言，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的分离现象对各类按后者统计的社会经济数据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误差影响，经济地理学对此应予以重视。
泛亚铁路是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新通道，深刻影响着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区域开发水平，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1 km×1 km栅格为基本空间单元，刻画了泛亚铁路开通前后中南半岛的交通优势格局，解析了泛亚铁路对区域开发的支撑能力及其对区域开发结构的潜在影响。结果显示：① 泛亚铁路能够显著提高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通优势，形成“屮”字型空间格局，但也增强了交通优势空间分布的不均衡；② 泛亚铁路开通后，中等及以上等级的交通优势区域面积占比从10.04%提高到37.34%，人口占比从46.05%提高到73.67%，对区域开发形成了良好的支撑能力；③ 泛亚铁路有利于提高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和沿海城市对内陆地区的辐射吸引能力，形成跨国的沿海和沿海—内陆发展轴带，支撑环泰国湾区域开发结构的网络化。未来，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应以泰国湾地区为重点区域，打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支撑中国西部地区与中南半岛国家实现区域联动和国际合作。
理解城市轨道交通客流与土地利用的依赖关系有助于合理配置资源以推动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模式的实施。既有研究多以车站客流及其建成环境为研究对象揭示客流的关键影响因素，从全局视角下分析线路客流对其沿线土地利用依赖关系的研究不够充分。论文基于2019年中国36座主要城市的多源数据构建包含线路功能和建成环境两方面的土地利用以及交通服务等三类指标，并以线路功能和建成环境两类指标为聚类特征划分线路类型，采用XGBoost (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线路客运量的影响因素。案例研究表明：根据线路服务范围及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可分为市区线I型、市区线II型和郊区线。3类线路重要度排序前5的解释变量对客运量的贡献至少达到60%，其中就业岗位密度和中心城区线路覆盖率是3类线路共同的重要土地利用变量。重要度排序高的解释变量对客运量的影响具有阈值效应，且相同类型线路重要变量的阈值趋同，而不同类型线路之间的阈值存在显著差异。因此，TOD客流廊道的构建需因地制宜地统筹职住分布及其配套资源。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土地利用影响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客流的机理，可为促进TOD客流廊道的发展提供参考。
随着创客运动的发展，众创空间大量涌现，成为城市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空间载体。已有研究表明，众创空间的创新创业功能得益于其办公、社区和孵化三大空间属性支撑。论文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基于使用者的视角和重要性—绩效分析框架，从内部与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分别通过问卷调查和有序Logit模型直接和间接地测度创新创业者对支撑三大空间属性的环境要素满意度和相对重要性评价，并探讨众创空间环境要素的规划策略。研究发现：① 创新创业者对支撑办公空间属性的环境要素满意度高于支撑社区与孵化空间属性的环境要素；② 支撑三大空间属性的环境要素满意度对众创空间整体满意度均产生显著影响，其相对重要性存在差异；③ 众创空间的规划策略中，作为支撑孵化空间属性的环境要素需要得到最高优先级的重视；④ 作为支撑办公和社区空间属性的环境要素需要与创新创业者的需求相匹配。研究结果可从使用者视角为众创空间内部与外部环境规划以提升众创空间满意度，并更好地发挥其创新创业功能提供参考。
推动乡村产业绿色转型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生态振兴的重要途径。论文以湖北省大冶市为案例区，探究其2015—2020年乡村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时空特征和障碍因子并进行问题诊断，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型分区和空间优化，最后从新内生发展视角提炼出促进乡村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① 大冶市乡村产业绿色转型水平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017、2018年间提升最为明显，但内生转型动力不足，外生转型动力难以持续。各乡镇乡村产业绿色转型水平差异显著，城郊乡镇和农业优势乡镇转型效果突出，山区乡镇和街道的转型普遍缓慢。② 产业转型维度是制约乡村产业绿色转型的主要维度，反映出乡村产业链延伸不足、生产效率不高和农户融入不深的问题。绿色转型维度的阻碍相对较小，表明研究区乡村已经实现了从末端污染治理到产业源头绿色发展的阶段性转变。③ 研究区乡村产业绿色转型类型区可划分为高水平—高速度型、高水平—低速度型、低水平—高速度型和低水平—低速度型4类，针对各类型区提出了相应的空间优化策略。④ 基于新内生发展视角，应在优化调控乡村内部人、地、业要素的基础上，整合利用外部的政策、资本、市场和技术等要素，同时促进内外部要素动态互动和有机整合，以激发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新内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动力。研究结果可为乡村转型研究提供有益视角，并为乡村产业振兴与生态振兴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居住地选择是农民工回流后必然面对的现实问题，开展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居住区位的研究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22年河南省唐河县604份调查问卷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农民工回流过程中其家庭成员在居住区位上的分离、聚合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将近6成的回流农民工其家庭成员仍然处于分离状态，这些家庭部分延续了在流动过程中的跨地区生计，部分则在县域范围内产生了新的跨地区生计类型，呈现出“分而不离”的特征；② 在实现聚合的回流农民工家庭中，半数家庭居住在户籍地县域城镇，实现了家庭成员的城镇化，而居住在农村的处于“半工半耕”的家庭则蕴含着县域城镇化发展的潜力；③ 回流农民工的年龄越小、家庭人数越少、月均收入水平越高、距县城中心越近，越有可能实现家庭聚合；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人数越少、劳动力人数越多、已购房或建房、月收入水平越高、在外流动时间越久、回流时间越长，居住区位距县城中心越远者，其家庭越有可能在城镇聚合。研究结果可为地方政府制定引导农民工回流与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旅游驱动地方转型已有的研究缺乏地方转型分析框架的构建。论文基于“地方”理论研究成果，解析了地方转型的维度，探索性地构建了地方转型的分析框架；并以凤凰古城旅游地为案例，利用访谈法、非参与式观察获得一手资料并搜集文献资料、网络文本资料等，采用文本分析、比较分析、地图可视化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揭示了凤凰古城在旅游大开发前后的地方转型特征及机制。结果显示：① 地方转型可由地方维度的转型来观察，在论文构建的地方转型分析框架中，地方转型由区位、场所和地方感三个维度的转型构成。区位由静态的、有边界的转型为开放的、网络化的；场所由面向在地居民的物质环境和居民间密切的社会关系转型为满足跨地方的多群体需求的物质环境和多群体—多类型的社会关系；地方感由稳定的、扎根的、地方内部人持有的转型为多元的、地方内外部多群体持有的。② 凤凰古城案例分析结果验证了地方转型分析框架的适用性，结果发现旅游大开发前后古城的区位、场所和地方感均发生明显转型，古城地方由“马赛克”转型为“关系型地方”。③ 古城地方转型是旅游业、宏观体制和地方主体分别通过商品化、制度设计和能动性的多重机制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是多尺度过程的结果。研究有助于深化地方转型的理论研究成果，并对地方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在快速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城市边缘地区村民生产、生活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问题。论文以广州小洲村为例，采用扎根理论研究了生态保护区设立对邻近村民地方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保护区的设立在逐渐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促使村民的生计方式、社会关系和生活体验发生改变，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共同影响着村民的地方感。村民的地方感不仅受到地方变化影响，还受到其自身过往经历及人际关系产生的时空对比心理的影响。对比后产生的相对获得感更有利于积极地方感的构建，消极地方感则与对比后产生的相对失去感有关。时空对比机制的提出有利于更深入地了解村民不同地方感的形成过程，从而更好地培养和维护村民的积极地方感，进而更好地平衡生态区的保育和周边地区的发展。
以“家”为中心的安全感研究是人文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重要议题，学界提出了脆弱性模型、受害模型和破窗理论等多种理论模型分析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但已有研究鲜有综合分析住房情况和不同类型犯罪受害经历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为此，论文选取了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1568份调查问卷，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居民居住安全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体属性、社区社会环境、住房情况和犯罪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在个体属性的指标中，性别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女性居民的居住安全感水平显著低于男性；年龄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正向影响，居住安全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显著提升。在社区社会环境和住房情况的指标中，物理环境失序和社会环境失序对居住安全感水平具有消极影响；正式社会控制和拥有房屋产权对居住安全感具有积极影响，而非正式社会控制和集体效能的影响不显著。直接犯罪受害经历和间接受害经历均对居住安全感产生消极的影响，相对而言，直接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程度高于间接受害经历。研究结果可为管理部门提升居民居住安全感水平提供决策参考。
解析经济活动和环境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是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途径。环境经济地理应运而生，主要研究环境要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经济活动对自然条件的选择、适应与改造。论文首先梳理环境经济地理学科演进，构建经济循环视角下的研究框架，发现其经历了从关注外生发展时的成本外化与外部治理，逐渐转变为成本内化，将自然资源考虑为资本的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历程。论文对1996—2023年国内外经济—环境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总结出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经历起步期、建构期、腾飞期等重要阶段。结合全球价值链和物料流通理论，论文分析出环境经济地理议题对后发区域“绿色化”转向、生产部门网络重构、演化经济地理需求侧以及全球—地方互动的关注，并提出未来研究为解决生态环境治理，绿色创新与产业转型，能源、韧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贡献。
现代人类活动对地球表层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在不断变化，人地圈环境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正面临严峻挑战。人地系统耦合研究是破解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途径，然而目前对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因此，梳理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研究进展对于促进人地系统科学发展，支持人地系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乡村人地系统耦合是乡村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综合过程，形成了“过程—机理—格局—效应—调控”的理论范式。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乡村自然社会要素耦合过程格局、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反馈、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驱动效应、全球化与农业贸易的远程作用、政策管理与工程治理的调控响应5个方面，研究方法主要涉及耦合评价模型和耦合机理模型。针对多尺度乡村人地系统耦合互馈和传导机制的研究不足以及数据模型匮乏，未来研究应当注重探测结构转型和尺度延伸下的乡村人地系统耦合过程与格局，探析要素流动和效应传导下的乡村人地系统耦合机理，探寻数据驱动和模型集成下的乡村人地系统模拟和决策方法，探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乡村人地系统协调路径。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和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加剧了全球化困境。在此过程中，旅游发展受到重大冲击且发生重大转变，面临着强烈的重构与转型需求，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旅游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全球地方化视角下的旅游研究成果，基于“宏观—中观—微观”三级分析尺度对相关研究议题进行总结。研究发现，近年来相关学者密切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新冠疫情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宏观尺度的旅游研究，城市旅游、乡村旅游、自然保护地旅游和遗产地旅游等中观尺度的地域类型旅游研究，地方政府、居民、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等微观尺度的旅游行为主体研究。展望未来，需持续构建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纵深推进全球地方化视角下不同尺度的旅游研究和不同尺度之间的旅游关联研究，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为全球地方化视角下的旅游研究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基础。
提高陆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是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最为经济、绿色的途径之一。土壤颗粒态有机碳与矿物结合态有机碳作为重要的土壤有机碳组分，是精细诊断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变化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气候变暖改变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同时对植物和微生物源有机碳输入产生影响，但关于土壤有机碳组分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有统一结论。论文系统介绍了土壤颗粒态和矿物结合态有机质分组框架；阐述两种组分形成、转化和稳定过程；梳理目前学术界关于土壤颗粒态有机碳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讨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目前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制定土壤有机碳管理措施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