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州区的城市副中心建设在完成重塑空间格局的同时，还承担着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责任。论文采用合成控制法，使用2002—2020年的面板数据，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等5个维度识别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对迁入地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副中心建设提升了通州区的产出效率、促进了节能减排，但降低了医疗服务供给水平；对产业结构提升、利用外资、提高居民收入和增加教育服务供给没有显著影响。这种异质性结果表明，从不同维度观察高质量发展比单纯评估经济总量更全面。针对高质量发展不同维度的变化特点，可采取以下针对性的措施：① 将基础设施、人口迁移、产业规划和公共服务进行匹配，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② 尽快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为副中心产业升级提供支持；③ 充分发挥副中心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为其他地区对外开放树立标杆。
行政区划调整作为空间治理的制度支撑，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对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论文基于2013—2021年中国27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区界重组这一特殊的行政区划调整方式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以城市形态多中心为中介变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区界重组不仅有利于促进本地城市的均衡发展，而且对邻近地区的均衡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在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城市空间形态优化是驱动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路径。区界重组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形态多中心水平从而减少区域发展的不平等。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城市的区界重组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的区界重组对区域均衡发展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区界重组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未来应根据不同城市的发展条件，审慎开展行政区划调整，因地制宜地推进以区界重组为导向的城市多中心建设，从而促进城市空间优化和区域均衡发展。
高质量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是夯实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基础的重要抓手。论文运用缓冲区分析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探究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在空间分布上，上海是专精特新企业集聚的主要地区，其次是省会城市和沿江沿海城市；行业构成整体上呈“非均衡”态势，机械设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行业占比较高，但不同区域有差异。② 在集聚特征上，圈层差异和尺度效应明显。省域内，各省市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全域上，整体呈“一极多核”的空间分布格局。上海是专精特新企业主要集聚区，省会城市及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为专精特新企业次级集聚区。③ 自然地理、政府、市场及社会四大维度因素对专精特新企业的空间分布影响具有尺度效应。土地开发程度作用尺度较小，是局部变量，对不同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差异较大；高程、政商关系、市场化程度、企业数量、对外开放程度、物流水平、创新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尺度较大，是全局变量，且除市场化程度、企业数量对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其余因素对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的布局优化提供支撑，为专精特新政策制定与产业规划提供参考。
以联网收费系统为核心的高速公路新基建工程，推动了高速公路智慧化发展，也为交通流的时空表征提供了更高精度的数字底图。论文基于联网收费系统记录的交通流大数据，利用大数据挖掘、地理空间分析等方法，多尺度、多类型刻画广东省高速公路交通流时空分布格局，并通过岭回归方法探索影响交通流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高速公路机动车小型化、轻量化特征显著。高速公路旅客出行对小汽车的依赖性较强，巴士公共交通的出行分担率不高；货运结构中以轻型货车占据主导。空间分布上看，广东省高速公路交通流呈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交通流密集路段集中在珠三角城市群，以广州环城高速、广州绕城高速为核心“双环”，沿主要国家级高速公路向外围呈放射状扩散。② 广东省高速公路交通流随时间变化呈“驼峰曲线”，其“双高峰”分布在上午9:00和下午17:00。小汽车对时间变化的敏感度最高；轻型至重型3类货车，载货规模越大，日内车流量越为平稳，对时间的敏感性及变化响应最弱。③ 岭回归结果显示，广东省高速公路交通流主要受机动车保有量、社会消费水平和服务业发展等影响。研究有助于拓展高速公路数字化新基建系统在地理学领域的应用，对于深化交通空间活动规律认知、丰富空间运输联系理论等具有一定意义。
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对促进辽宁发展、东北振兴、东北亚区域合作均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论文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06—2020年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改进引力模型探讨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联系结构及引力格局，结合威尔逊模型对城市高质量辐射范围测算。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同时呈现“以大连为高地，黄海翼、渤海翼两大低谷连绵区”的空间分布格局。② 各维度指标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协调发展、深化改革和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动能转换和共享发展呈大连一核引领的空间分异，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呈渤海翼领先发展的空间分异，开放发展和深化改革呈黄海翼领先发展空间分异特征。③ 空间联系网络结构复杂，但仍需进一步创新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辽西北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升城市空间联系等级。④ 辽宁沿海经济带呈现出对外辐射型、对外依赖型、辐射依赖相当型3类城市空间联系结构；并将经济带划分为“一核引领、两翼协同、多点支撑”的引力格局；大连是唯一的对外辐射型城市，空间辐射范围也呈对外扩张趋势。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深化和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金融企业不断完善全球战略布局。金融企业通过在全球设立分支机构，为其他行业的全球扩张提供了金融支撑，推动了国际业务往来与资本流动，建构起了城际联系网络。论文以中国金融企业全球布局的时空演化为切入点，基于城市网络的分析方法，探究1979—2019年中国金融企业链接全球城市的网络塑造过程。研究发现：① 中国金融企业全球扩张的阶段性和区域性明显；② 随着全球分支机构数量和扩张范围的增加，扩张由主要世界城市延伸到全球范围的中小城市，亚太地区、离岸金融中心、欧美主要金融中心等成为网络中重要节点；③ 城际联系主要是通过金融企业“总部—分支机构”式、“总部—区域中心—分支机构”式和收购式扩张等3类扩张模式塑造而成。最后，探讨了国家经济战略与地缘关系、企业性质差异、节点城市或国家的特点等对企业扩张路径和城际联系形成的影响，为金融企业全球扩张及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建设提供了科学参考。
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文娱体验逐渐成为衡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实际需求的重要指标。科学认知文娱体验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和尺度效应，是提高消费者文娱体验质量和促进文化娱乐业优化布局的迫切需求。论文基于美团评论数据和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以西安市酒吧为例，将体验分为物理体验和情感体验，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探究不同尺度上文娱体验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和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西安市高体验水平的酒吧主要分布在莲湖区和碑林区；雁塔区的酒吧分布数量多，但其体验水平较低。② 商户属性、交通条件、商业环境和区位优势共同影响文娱体验的空间分布，但在不同尺度上，其影响强度和作用范围具有差异性。③ 市域尺度上，消费单价对城市北部地区物理体验和情感体验的负向影响最显著；格网尺度上，店铺评分、评论人数和到酒店的距离对城市西南地区物理体验和情感体验的正向影响最强。④ 文娱体验的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评论人数、到商业区的距离以及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对体验的作用尺度较小。研究结果可为城市文化娱乐业空间布局优化和消费者决策提供参考。
非粮化耕地是耕地补充来源和用途管控的重点区域，科学识别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并对其进行分区调控是落实新时期耕地保护目标的重要基石。论文以成都平原为研究区，遵循“内涵界定—潜力识别—分区调控”的研究思路，基于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系统解析，统筹资源环境适宜性和社会经济约束性构建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评价体系，明晰非粮化耕地理论和现实整治潜力阈值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借助两维图论聚类算法构建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分区并提出调控策略。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非粮化耕地理论整治潜力面积为2461.14 km2，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性；② 研究区非粮化耕地现实整治潜力约束系数对不同县(市、区)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性，规划管控约束、耕作条件约束、经济支撑约束和社会意愿约束下的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分别为2348.31、1347.89、1676.52和1292.74 km2；③ 按照“约束类型+时序引导”的规则可划分5类整治潜力分区，不同分区之间的约束类型组合与整治时序安排可为差异化调控策略提供依据。研究结果可为成都平原强化耕地“非粮化”治理和保障耕地“进出平衡”制度实施提供科学支撑。
放牧家畜与食草野生动物争草(畜兽冲突)是人兽冲突在草原放牧业中的具体体现，其涉及面广，对牧民生计影响明显。畜兽冲突强度研究对完善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制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过地面调查与模型模拟，考虑草地牧草产量、家畜存栏量和食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提出了放牧家畜与食草野生动物争草冲突强度量化方法，评价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玛多县牧草地畜兽争草强度。结果表明：① 据2022年样线调查和随机森林模型估计，玛多县藏野驴(Equus kiang)、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 种群密度分别为0.2157头/km2、0.1655只/km2，种群数量分别为5307头、4073只，折合23264羊单位(SU)，2018年末各类家畜存栏量34.2万SU，畜兽争草相对强度为1/14.7。② 玛多县高寒草甸、高寒草原的可食牧草产量分别为118.7 g/m2、88.3 g/m2，可承载密度分别为0.2710 SU/hm2、0.1532 SU/hm2，理论承载力52.85万SU。家畜承载率、食草野生动物承载率、家畜+食草野生动物承载率分别为64.7%、4.4%和69.1%。③ 国家公园内的乡镇，草地承载力盈余，家畜承载率低、野生动物承载率高，但畜兽争草相对强度较大，建议完善移民搬迁、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制度，强化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国家公园外的乡镇，草地超载严重，家畜承载率高，畜兽争草强度不高，建议减畜增效、绿色发展。
乡村性既是乡村宏大叙事的认识论，也是引领乡村发展实践的方法论，旅游要素的注入使得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具有区别于普通乡村的特性。论文基于传统乡村、快速城市化到城乡融合的乡村发展历程，从乡村区域功能、政治经济学、乡村整体建构等视角回顾了国内外乡村性相关研究。基于“要素构成—基本属性—重要特征”的概念分析逻辑，对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进行解析，论文提出：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是旅游影响乡村重构过程中“人—地”关系的地方意义所在，从需求主体角度体现为旅游者对乡村的认知与情感，从乡村发展角度体现为多元主体在特定乡村地域空间情境下持续开展的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的结果表征，具有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及景观等基本属性和空间维度的地域性、时间维度的动态性、价值维度的体验性等主要特征，需置于“我者”与“他者”、城市性与乡村性、现代性与传统性、商业性与真实性的关系中加以理解。论文构建了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概念分析框架，从研究内容和方法层面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展望。
北极日益加剧的气候与环境变化对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系列影响。从第三产业视角认识北极变化的影响，能为北极/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参考。论文通过文献综述，系统梳理了北极变化对第三产业典型行业的影响途径与效果。结果发现，以气温升高、降水增加、冰层消融、冻土退化为代表的各北极变化均以多种途径广泛影响着第三产业，并对大部分行业要素产生了利害并存的影响。这些影响为相关研究和中国提供了多项启示。未来研究需要：① 填补影响途径的认知冷点，综合北极变化的致利与致害效应；② 探究北极变化的间接和级联影响；③ 融合多源数据。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对北极规则制定的参与度，改善“冰上丝绸之路”的运输设施和运输保障，丰富北极旅游产品并创造贸易增长条件，进而把握北极第三产业变化的机遇。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持续改变城市日常生活服务供需匹配关系，对城市生活服务资源时空配置效率和公平性产生影响，也对城市生活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产生作用。论文首先对智能技术应用影响下的城市生活服务供需关系研究进展进行梳理，进而从信息时代新的人地关系、虚实空间关联以及供需匹配理论出发，构建智能技术作用下城市生活服务供需匹配研究框架，提出智能技术影响下的城市生活服务供需匹配性、生活服务供需匹配影响机制、生活服务设施空间布局效应，以及面向未来智慧城市的生活服务设施优化配置策略等重点研究方向和内容。论文对于未来智慧社会下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与空间布局优化具有理论探索意义和实践价值。
伴随着城乡融合进程的加速，乡村地域系统愈加深入地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之中，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日趋凸显。新冠疫情作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得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性得以突显。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地区的疫情扩散风险、韧性提升与防控等问题，疫情对广袤乡村地区带来的综合影响效应亟待关注。论文以新冠疫情为例，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的乡村人地关系发展与演变进行综述，通过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952篇相关文献的全面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4个议题：乡村农粮体系、乡村生计应对、居民健康与福祉以及城乡关系与治理，分别对应于乡村人地关系的4个子关系——作土关系、居业关系、人居关系和产城关系。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加剧了城乡地域系统之间存在的差异，反映出乡村人地关系的脆弱性并导致乡村地区的不稳定性增加。研究希冀能够推进全球性风险情境下对于全球乡村发展态势的认知与研判，深化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乡村人地关系的理解和思考，更好地促进城乡关系的协同与可持续发展。
城乡记忆记录并演绎了社会形态与文化结构的变迁，可以透视人地关系、地方文化精神和城乡景观变迁，是人们生活在“理想家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论文运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图谱软件，结合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的比较，探讨其重要研究进展并反思现代社会的发展。研究发现：① 该领域可细分为纪念性记忆、日常性记忆和媒介性记忆。② 城乡记忆为多学科交融的研究领域，国内以建筑、规划、旅游管理等学科为主，具有明显的应用指向；而国外则是综合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③ 国内外研究思想理论一致，将记忆视为社会遗产，国外主要沿着“文化转向产生的集体记忆—官方叙事下的纪念性记忆—地方与习俗下的日常性记忆”脉络演进，集中于地方和景观分析，重视空间感知；而国内演进脉络为“档案建设与记忆—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与记忆—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旅游与记忆”，倾向于以人的乡愁情感为切入点。未来，应界定城乡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区别，关注少数群体的记忆话语权，立足本土文化发展的实际，更全面地建构地理学视角下的城乡记忆空间范式。
地理科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自然和人文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灾害地理学则主要聚焦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孕灾环境与发生过程，为制定科学的防灾减灾对策提供支撑。随着灾害地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研究队伍力量的逐渐壮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21年在地理科学(D01)首次设立了“环境地理与灾害地理”二级申请代码(D0104)。基于此，论文归纳了灾害地理的内涵及特点，总结并分析了两年来灾害地理相关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概况，并结合关键词对灾害地理包括的11个研究方向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灾害地理申请代码的设立优化了该学科的申请与资助渠道，其申请量获得了显著提升。② 灾害地理表现出聚集特征，其中的科学问题属性契合“需求牵引、突破瓶颈”，但属性相对单一；研究力量集中分布在华北地区，科研群体则以中国科学院为主。③ 灾害地理主要关注气候变化及其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相关灾害事件，灾害类型相对单一，其关键词库需及时更新和优化；学科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较为丰富。④ 灾害地理细分研究方向的覆盖内容获得初步明晰，且申请量主要集中在 “灾害风险分析与管理”方向。总之，灾害地理应丰富科学问题属性，强化拓展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在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科研队伍的基础上，提高研究方向与申请项目的匹配度，进而促进灾害地理的学科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