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粮食储备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市场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加强青藏高原粮食储备，对巩固国防和国家安全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提出基于需求法的粮食储备规模测算方法，并结合青藏高原储粮自然条件和粮食生产消费特征，通过修订地方粮食储备人均口粮消费参数和供应时间参数，测算分析了青藏高原区域粮食储备规模，并采用道路网络分析法，进一步探讨区域粮食储备库基础设施节点空间选址。研究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区域粮食储备总规模约为81.51万t，相当于全年粮食消费总量的24.04%，储消比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17%~18%的最低粮食储备安全水平；区域粮食生产、消费和储备不平衡，且空间差异较大，仅27.19%的县可以实现粮食产消储平衡，大部分县市存在一定的粮食缺口；全区同时满足消费和储备的粮食缺口约181.73万t，其中农区、牧区及半农半牧区粮食缺口分别为124.43万t、33.16万t和24.14万t；综合考虑交通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协作条件和行政区划因素等，青藏高原粮食储备库节点空间布局体系由西宁和拉萨2个一级节点、15个二级节点以及114个三级节点构成；青藏高原实际地方粮食储备规模比理论值低26.39%，须进一步夯实地方粮食储备规模，确保区域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长治久安。研究结果可为西藏和青海粮食储备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公路可达性对西藏自治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公路建设对沿线景观生态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研究和规划实践的关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二者关系进行全局和局域的多尺度权衡，但相关研究尚不足。论文基于乡镇尺度，使用西藏自治区2010—2020年的公路数据，从全局和局域两个维度交互审视公路可达性改善和景观破碎度变化的空间关系。研究表明：① 2010—2020年西藏自治区公路总里程增加了近1倍，乡镇尺度的公路可达性显著提升；② 公路网的建设加剧了景观破碎化，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空间分异性明显；③ 公路全局可达性每增加1%，沿路景观破碎度增加0.20%，而局域可达性每增加1%，则对应景观破碎度增加0.16%，可达性改善及景观破碎在空间分布上的相关性不高。研究结果对西藏自治区在未来公路规划建设中进一步促进交通可达性与交通景观生态影响的综合权衡具有启示意义。
青海省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少数民族重要的聚居区，研究该省医疗资源配置的空间公平与效率，并为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基于人口和医疗资源数据，运用成本栅格法评价了青海省区/县尺度的医疗可达性，结合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医疗经费投入等数据，分别采用基尼系数和数据包络分析评价了青海省医疗资源配置的空间公平和效率。结果表明：青海省卫生技术人员数、医疗机构数、医疗机构床位数与医疗经费投入的基尼系数均小于0.3，公平性良好；而医疗可达性的基尼系数为0.6546，地区差异性明显。人均医疗资源的空间公平性优于空间可达性。数据包络分析结果表明，青海省有18个区/县的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为1，实现了医疗资源的最优配置，未实现的区/县中有7个属于规模效率递减的类型，需增加投入。论文建立的医疗资源空间公平和效率评价方法，可服务于青海省医疗资源的空间布局规划，为促进医疗服务均等化提供科学依据。
从居民主观感知视角的宜居性评价及影响因素解析是精准提升农牧区宜居水平、增进农牧民福祉的科学前提，对青藏高原农牧区人地关系可持续调控具有重要价值。论文构建包含基础设施、环卫设施、社会服务、政策支持4个一级指标及12个二级指标的青藏高原农牧民宜居性感知指标体系，基于877户农牧民家庭问卷调查刻画宜居性感知特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从主体需求侧和客体供给侧定量测度宜居性感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青海省农牧民对宜居性基本满意，且牧民家庭满意度高于农民家庭，各要素满意度呈政策支持、环卫设施、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依次递减。② 青藏高原农牧民宜居性感知受交通出行、公共服务与家庭特征等主客体因素综合影响。家庭健康状况和民族属性主体因素对宜居性感知呈显著影响。交通出行和公共服务两大客体因素均显著正向影响宜居性感知，且交通出行通过中介变量公共服务间接影响宜居性感知。③ 公共服务和交通出行对农牧民家庭宜居性感知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民家庭主要受饮用水供应设施、快递物流服务和基础教育服务影响，牧民家庭则对快递物流服务、生活污水处置设施、基础医疗服务、饮用水供应设施、通讯设施配置更敏感。研究结果可为精准优化农牧民宜居性感知体验、整治提升高原农牧区人居环境品质提供科学依据。
开展青藏高原少数民族聚居区家庭能源转型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升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田野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调查了青海省8个市(地州)的 1188户家庭能源消费行为，从地区清洁能源普及率与家庭能源清洁化程度两方面辨识了青海省城乡地区与青东河湟谷地区、环湖及柴达木盆地区与青南高原牧区三大分区的家庭能源转型效应特征，并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家庭能源清洁化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研究区城乡家庭清洁能源普及率存在显著差异，约有50%的城镇地区家庭主要使用现代清洁能源，而农村地区家庭能源消费亟待转型。② 三大分区之间的家庭能源活动存在一定差异，其中，青东河湟谷地区和环湖及柴达木盆地区的现代清洁能源普及率基本达到100%，而青南高原牧区的能源转型有待加快。③ 从照明、炊事与取暖3类用途来看，研究区内约有77.3%的家庭在3个方面主要使用清洁能源，而均没有使用现代清洁能源的家庭占比不超过5%。④ 家庭人口特征、区位特征、认知水平、气候条件以及民族群体特征等方面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家庭能源清洁化程度。推动研究区家庭能源转型应关注家庭的区域差异，重视家庭成员认知与行为的引导，同时加强对少数民族家庭能源清洁化的重视与支持。
居民生活垃圾排放是高寒生态功能区内自然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威胁，但现行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的收转运体系薄弱且难以适应城乡聚落分散性及当地居民产污特性，亟待基于时空路径优化与弹性调适形成高寒生态功能区零胁迫、均等化、低成本收转运体系。论文以藏东南高原边缘森林生态功能区内米林县为例，在居民逐日生活垃圾的产生量调查及收转运规模估算基础上，采用改进蚁群算法仿真模拟收转运体系的最优时空路径与弹性管理模式。结果表明：① 米林县城镇居民、农民和牧民的生活垃圾日产量依次为1.60、0.48、0.25 kg/(人·d)，现行“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体系在高寒生态功能区呈现低治理效率、高经济成本与高环境风险特点；② 改进蚁群算法可有效优化生活垃圾收转运路径，结合居民生活垃圾产生量进行收转运周期的动态调整，将显著提升高寒生态功能区收转运体系的运输效率并降低综合成本，时空优化后米林县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的总运输里程较优化前进一步减少28.53%、经济成本降低10.45%；③ 在最优时空路径下以就地分类、峰值响应、周期调节、风险管控为重点，强化高寒生态功能区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的弹性调适及风险应对。研究结果明晰了县域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的时空优化及适应性管理方案，可为生态功能区内人居环境质量整治与环境风险防范提供参考。
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随着人类在高原等特殊地理条件下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逐渐从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协调。以城镇化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以生态资产价值量衡量的生态系统服务，如何在高原地区协调互促，愈加成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核心。论文以西藏自治区为研究区，基于2000—2020年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综合水平测度，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等方法，探讨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多尺度空间关联特征，判断两者的耦合协调类型及时空演变模式。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间西藏全域城镇化呈现局部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年际变化的总体趋势为缓慢上升；而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更加分散，区际差异较大，但总体水平保持稳定。② 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关系，城镇化综合指数高的地区，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水平相对偏低。③ 以2010年为拐点，西藏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交互关系具有先扩张再收缩的变化特征。目前协调发展类型和基本协调类型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出现失调衰退的情况。④ 耦合协调关系演变在空间上体现为，以拉萨及其周边地区的单中心主导逐步转向包含其他地市区县的多中心分布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拉萨市耦合协调发展过程的空间溢出效应。论文从空间视角完善了高原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耦合协调研究，可为合理引导人地关系协调健康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景观美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体现，对于人类健康和福祉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也是基于自然旅游开展国家公园建设的前置条件。景观美学评价是国内外学术研究中公认的难题，目前尽管诸如国家公园等一些景观规划和决策都是在区域范围内进行的，国内研究仍缺乏关于区域尺度的景观美学价值评价。论文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从景观的自然性、多样性和独特性3个维度，尝试从区域尺度评估西藏自然景观美学价值。结果显示：西藏自然景观美学价值处于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等级的面积占比分别为12.2%、20.2%、32.4%、21.4%和13.8%。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总体上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高值区集中分布于藏东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和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珠峰区域以及藏北羌塘高原区域；低值区除集中分布于那曲—阿里高原高寒荒漠草原和干旱荒漠以外，还广泛分散分布于中部的东部地区。多样性、自然性和独特性对西藏自然景观美学价值的影响程度逐次降低。西藏4个国家公园备选地中，雅鲁藏布大峡谷自然景观美学价值最高，冈仁波齐和羌塘相对较低。研究结果可为大尺度空间景观价值评估以及青藏高原国家公园建设、景观规划管理与生态保护提供有益参考。
了解青藏高原草原火灾时空分布以及火灾成因对于维护高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功能、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灾害风险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以青海省为研究区，基于历史火灾资料记录和2002—2020年的MODIS火烧迹地产品MCD64A1，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等对草原火灾时空分布规律以及发生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① 青海省草原火灾呈现东多西少的格局，且泽库县、贵南县、河南县是发生草原火灾次数最多的3个县；草地类型和人类活动与草原火灾的空间分布相关性最为显著，且草地类型起主导作用，而人类活动是重要的诱发因素，即道路和居民点1 km范围内的高寒草甸是草原火灾的高发区。② 随着野外火源的增多，2002—2020年遥感和统计调查的青海省草原火灾频次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平均过火面积在逐步减小，说明灭火能力在不断提升；草原火灾发生的频次在季节上具有明显的双峰型特征，即深秋和冬末火灾频次最多，春季次之，夏季则比较鲜见。③ 高压线碰火、放牧取暖和燃放鞭炮是诱发青海省草原火灾的主要人为因素。研究结果可为摸清青海省草原火灾的底数和分析高原草原火灾的社会、生态影响，制定区域内有效的草原火灾预防管理体系提供一定的支持。
湖泊作为陆地水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碳收支有着重要作用。理解湖泊水—气界面CO2交换通量(F(CO2))及影响因素是探讨湖泊碳收支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为探究青藏高原湖泊水—气界面碳收支及其影响因素，课题组于2021年7月23日、8月8日、8月28日、9月25日、9月26日8:00~17:00采用静态箱法对更尕海湖泊水深10、20、30、80和150 cm水—气界面F(CO2)开展连续、定点监测，初步探讨了该湖泊水—气界面CO2交换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更尕海水—气界面F(CO2)变化介于-19.44~22.29 mg·m-2·h-1之间，平均值为-2.89 mg·m-2·h-1，因此，更尕海为大气CO2的汇。特别是在12:00~14:00之间，湖泊“汇”的功能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可能主要与强烈的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带来的水体pH值较高有关。此外，湖泊内水—气界面F(CO2)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水深30 cm处水—气界面F(CO2)平均值为正值，呈现出CO2释放状态；其余4个监测点水—气界面F(CO2)平均值均为负值，呈现出CO2吸收状态。这主要与水深30 cm监测点周围生长有大量黄苔，可能抑制了其他浮游植物、水生植物的繁殖有关。青藏高原湖泊水—气界面F(CO2)存在明显的时间和空间差异，未来评估其碳源汇潜力时应综合考虑湖泊内部和不同时间湖泊碳收支通量，以提高评估的准确性。
汽车制造业百年一遇的大变革带动中国兴起“造车热”，重塑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格局。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采用区位商指标比较2013年和2021年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新能源和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特点，评估中国城市汽车、电子、电气三大产业共同集聚情况；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研究影响中国汽车制造业区位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汽车制造业企业整体上趋向产业历史基础较好的城市集聚，产业布局具备延续和变化双重特征。② 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并存，一方面，传统汽车制造业集聚的城市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仍具有潜力；另一方面，深圳等传统汽车制造业薄弱的城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突破。③ 在2021年，中国只有上海市、合肥市、苏州市等11个城市实现汽车、电子、电气三大制造业共同集聚，重庆市等汽车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并未在电子和电气制造业领域取得专业化优势。④ 制造业多样化指数、制造业知识复杂性、常住人口数量、汽车制造业区位商有助于汽车制造业企业集聚。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趋向外资工业企业集聚的城市，偏离电子制造业企业集聚的城市。电子和电气制造业区位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产业区位论，并为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和政府产业布局规划提供依据。
城市群的形成发育过程中，存在城市间国际贸易的“竞合博弈”现象，具体表现为城市群国际贸易增长呈爬升形态。论文为探究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增长的时空演化及发展规律，首先通过对城市群国际贸易增长爬升规律进行基本原理分析并构建数理模型得出城市群国际贸易增长的几何表达式，其次运用CRITIC综合赋权法计算得出2010—2019年城市群整体及内部各城市的国际贸易增长综合水平，构建了城市群国际贸易的竞合强度和门槛模型，最后通过卡方拟合优度检验对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增长爬升规律进行拟合验证。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群内各城市国际贸易增长的变化过程遵循爬升规律，国际贸易增长具有空间上的不均衡性，城市群整体的国际贸易增长区位特征主要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形态。② 中国城市群内各城市国际贸易发展存在竞合门槛的限制，不同城市群的竞合强度突破竞合门槛的时间存在差异，国家级城市群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竞争优势更为明显，而区域级和地区级城市群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竞争力相对较弱。③ 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增长爬升曲线得到了实践验证，各城市群间的拟合曲线相似性较大，拟合效果良好，城市群国际贸易增长变化规律与爬升函数模型基本一致。国际贸易增长发展规律的研究可为促进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及区域贸易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人口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规律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数据精度和质量的提升，基于公里网格统计单元宏观分析该问题已具可行性。论文以公里网格为统计单元，结合WorldPop数据集和SRTMGL1数据集，分析了2000—2020年间中国人口数量在地形因子(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特征，比较了不同人口空间化数据集、DEM数据源以及网格大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人口数量分布呈现强烈且持续小幅增强的低地形指向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分布半数平衡点在2000年分别为95.6 m、50.7 m和3.01°，到2020年下降至77.0 m、46.8 m和2.88°。② 相对土地面积分布，人口数量分布呈现范围稳定且强度持续小幅增大的低地形优势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主体优势分布上界分别较稳定地位于520 m、137 m和6.84°附近，人口主体优势率分别上升了0.011、0.026和0.038。③ 除DEM数据源差异对人口数量的起伏度分布和坡度分布有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项数据差异并未产生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宏观理解中国人口分布与地形的关系提供新的基础参考。
精准识别土地城市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对推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论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本地—邻地”研究视角，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土地城市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土地城市化对本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邻地的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了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② 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会弱化土地城市化对邻地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间的吸收能力差距越小，土地城市化对邻地生态环境质量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越小。③ 土地城市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在时间维度上，长期的负向影响效果大于短期；在空间维度上，中西部地区的负向影响效果大于东部地区。因此，应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扩张，更新盘活城市中闲置或者低效利用的存量土地，进一步提高土地市场化水平，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政府等多元主体在环境治理领域的作用，建立健全的生态环境治理长效机制，以改善土地城市化推进过程的生态环境质量。
时空间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关注城市空间利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是女性主义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对构建性别友好型城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郊区就业岗位和生活设施不足的情况下，郊区女性的日常活动面临更强的时空制约。论文基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从活动地点的空间分布、数量、时间分配3个维度刻画郊区居民的工作日活动空间多维特征与性别差异，分析郊区社区建成环境对男性和女性活动空间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① 男性与女性的活动地点数量基本相似，但相较于男性，女性在工作日以家内活动为主导、活动空间范围更小且不同地点用时均衡度更低；② 社区内活动设施、公共交通可达性、主观社区环境评价与女性居民工作日活动空间的相关性更显著。论文提出，性别友好的城市规划需要关注不同群体的行为模式，重视公共交通与生活设施配套，提升居民的社区环境感知。
随着人类基础设施活动越来越频繁，有关基础设施对人地关系和人类社会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引发了人文地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广泛讨论。论文系统地讨论了女性主义基础设施地理学的研究脉络及其核心议题。首先，对地理学中有关基础设施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地理学对基础设施的研究呈现出“社会文化转向”的趋势，强调了基础设施在其功能属性之外，同时也兼具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属性。其次，从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出发，强调了以性别为代表的社会核心—边缘视角在基础设施研究中的“社会文化转向”的重要价值，指出女性主义可以为分析基础设施的空间效应提供兼具微观与宏观的绝佳视角。再次，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异质性对于其利用基础设施改造和利用环境的不同影响和路径，从基础设施生产端的性别差异以及基础设施使用端的性别差异等两个不同场域勾勒出基于性别视角的基础设施研究的主要内容。基于上述文献，论文最后搭建了一个女性主义基础设施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框架以及分析思路。论文所提出的女性主义基础设施地理研究的核心框架也可为其他广泛关注女性主义话题的学者提供在更大、更宽和更广范围内进行跨学科对话的机会。
